度娘

战争具有对抗性，部队的强大与否、武器的精良与否、将领的优秀与否均只能在对比中进行探究。无论自身存在多少缺陷，压倒对方就是胜利，因此对比就是不可缺少的。若要进行对比，就应当采取统一标准，而则双标就是一种恶意论述手段。但这一论述手段却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二战东线战场的讨论中。

研究苏德战场上的兵力问题并非易事。苏德双方均有复杂的标准，许多项目需要拆解分析，这在给研究带来困难的同时也给许多恶意论述者可乘之机，以双重标准为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德军一方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人员可能纳入了德军“兵力”数据。他们包括：武装党卫军、空军地面单位、后方守备单位、8周内可归队伤病员、外派休假人员、俄国“志愿”辅助人员（Hiwi）、临时加强单位、劳工、平民、战俘等。
德军本身拥有种类繁多的兵力统计口径，泽特林对这些术语有如下解释：
Verpflegungsstärke：“口粮力量”，即部队奉命供之以必要物资的人数。因此，它可以包括病号、伤员、战俘、非军事人员和来自其他军事组织的人员。
Kopfstärke：这是一个少见的术语，但是似乎用来描述和Verpflegungsstärke同样的兵力。
Iststärke：实际力量，包括单位中的所有人员，除此之外号包括休假与暂时隶属于其他单位的人员，还包括那些被认为在8周内可以归队的伤病员。因此，尽管有其名，但这一兵力类别并未阐明在特定时间内可供该单位调配的实际人数。
Tagesstärke：日常力量，这包括所有随时可以供单位调配的人员。临时的附属人员也包括在内。
Gefechtstärke：作战力量是作战类单位里做好战斗准备的人员，如：装甲兵、步兵、战斗工兵、侦察兵。
Kampfstärke：前线力量指在一线的战斗类人员，例如坦克车组、步枪兵、反坦克炮成员等。

容易造成困扰的是武装党卫军和空军地面人员，其是否计入总兵力并非可以一概而论，即便是同一集团军也可能出现时而统计时而不统计的问题。
一份OKH的报告对1943年11月1日东线各集团军群的Iststärke给出以下数据：A集团军群307882人，南方集团军群722376人，中央集团军群808463人，北方集团军群694027人。这一数据包括直属单位，含师级以上后勤辎重单位、保安师等，但不包括武装党卫军和空军野战单位。算上二者东线德军地面单位共2641000人。但是同一时期也存在德军东线集团军的人力统计计算了空军野战师的实例（如第六集团军）。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德军的Iststärke这一术语。泽特林认为这一概念包括全部隶属人员，包括8周内可归队伤病员、外派休假人员。但是这一术语的定义在德军内部并非一成不变，一份1943年秋季陆军组织处的报告在使用这一概念是就明确其中的伤病员为4周内可归队，且并不包括外派休假人员。
Hiwi也是容易引起混淆之处。一份1943年底陆军组织处的报告在陆军Iststärke之外单独统计Hiwi。但是一份1944年初的第八集团军的报告将Hiwi列入Iststärke之中，而也有德档在确立标准时明确指出Hiwi不仅应当纳入Iststärke，而且还是Tagestärke的组成部分，霍利汉在Kriegsprache一书中指出Hiwi应当纳入。而OKH的一些档案中也将Hiwi纳入编制之中。以BA-MA RH10记载的第8装甲师架构情况为例：

而劳工、平民、战俘等虽然根本与德军兵力无关但是经常出现在各种德军兵力数据中，因为战争早期、中期德军大量的兵力数据采用Verpflegungsstärke，例如台风行动的192万兵力就是口粮力量，而这似乎包括了之前抓获的大量俘虏，库尔斯克战役的90万德军兵力数据同样是这一口径。
苏军同样存在类似问题。大本营直属单位、NKVD单位、守备单位等也会给苏军兵力计算带来麻烦。苏军暂时没有挖掘出入德军那般名目繁多的兵力口径，其兵力往往以所谓的“总兵力”给出。但这绝对不代表在计算德军兵力时我们可以拿着各种名目加加减减而对于苏军一个总兵力就想蒙混过关。
以克氏数据为例，苏军战役数据往往是方面军的兵力相加，这就意味着数量不少的大本营直属部队甚至是友邻方面军的部分成集团军的参战部队都不会进入战役兵力之中。如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第四次哈尔科夫战役），克氏数据给出的兵力为1144000人，而核对明细后就能发现这并不包括实际参战的近4集、47集、57集。克氏数据在内的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苏方兵力数据6集、空2集一般也不计入。而一些全局性数据上有的苏方数据因不计算总预备队，有时甚至没有计算整方面军的兵力，如苏官史给出的1943年7月苏德前线苏军各战线兵力数据中任何一个地区都无草原方面军的身影，该部似以总预备队的身份消失在了兵力表中。而苏官史给出的1944年初用于对比轴心国兵力的630余万的苏军兵力数据也是不计算总预备队的。

除此以外，苏军战役兵力中还经常遗漏一些单位。如在莫斯科防御阶段战役中，通常苏军给出的总兵力为125万，但泽特林、洛普霍夫斯基等人认为这不包括一些NKVD单位、防空单位、地方警卫单位、建筑单位、部分后勤单位。
同时也从来没有证据指出苏军的总兵力包括的轻伤员、病号和外派人员、休假人员，更没有任何可靠的依据可以认为苏军这些兵力中夹杂了那些不是红军正式在编人员但是却参加了战役的人。另外即便是方面军本身下属的单位苏方文献也经常无法给出统一的数据。
在统计口径难以统一的情况下一些战役的兵力就出现了非常多的版本，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例：

对于这些林林总总的数据，格兰茨就直接指出“大多数资料并未统计在该地区参加行动，但直属于最高统帅部、NKO各总部（诸如铁路和修建部队以及当地防空地域）、其他人民委员部（如NKVD）、斯大林格勒和其他军区人员”。
由此可见，无论是德军兵力还是苏军兵力的计算都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即便是同一术语在不同时间、不同部门也可能存在不同的统计口径。此时典型的恶意论述就是一方数据以一个笼统的概念按住不动，另一方数据拿出各种名目加加减减，例如在论述德军时大谈武装党卫军、空军地面单位、Hiwi、后方警卫单位等问题，而假装不知道苏军还有NKVD单位以及庞大的隶属以各种中央、地方部门的单位，对苏军兵力一“总”了之。此等论述参考资料越多，论述越复杂往往还越为荒谬。

伤亡统计——漏报和滞后是苏德双方各单位战时统计均存在的问题

伤亡统计无疑是一难题，无论是权威著作还是原始档案均不能保证相关数字的完全准确性。尤其是在短期内，伤亡报告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以第四次哈尔科夫战役为例，德军十日报告统计的第四装甲集团军8月1日至20日的伤亡为11366人，第8集团军为13702人，而往后10天的数据为第四装甲集团军为14545,人，第8集团军为12111人，可是战役是在8月23日结束的，最激烈的战斗也正是发生在8月前20天，似有延报的痕迹。而这一问题苏军同样存在，此役沃罗涅日方面军8月1日至20日统计的损失仅仅有79313人，而克氏数据的方面军整场战役损失就达157293人，区区3天的战斗显然不能解释如此大的差异。

但是这一问题不能无限放大，当时间线拉长后就能发现这些数据总体问题不大，以1943年夏、秋德军东线数据为例：

当单个考察7月与8月数据时感觉似乎难以对应，而7月至10月补充与损失差额52万人，而实际力量差额为51万9千，基本吻合。此时典型的恶意论述就是以个别片段的损失数、补充数难以对上为由否定整个时间段的伤亡统计，最后甚至借机采用敌方宣称战果，而另一方的伤亡统计按住不动，更有甚者在同一阵营内部，其中一支部队的战时统计基本采信，而另一单位的同口径数据以各种理由大肆批判，以贬低其指挥官。

影响战力的不利因素常常是双方都存在的

战争中常常存在使得部队的战力低于其从单纯数字上看起来的实力。例如补给问题、泥泞问题、天气问题。但是许多因素是对双方均存在不利影响的。可惜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许多恶意论述，单方强调一方的不利因素，至于另一方是否存在则根本不问。而战争的对抗性就决定了考察战局是并不是看某一方的绝对实力，而是看双方的对比状况。
最近引进国内的一部著作就存在此等问题，该书在评论库尔斯克战役的双方损失时认为，不应当以苏军坦克的不可恢复损失数对比德军全损的坦克数，理由是德军的车辆在修复后，尤其是战伤后修复其战斗力会微乎其微，因此仅仅看全损数是不够的。
然而，战伤修复的坦克并非只有德军单方面存在，苏联方面同样存在这类车辆。而从苏方数据看在维修车辆中战斗损失时多数，而在损失数中不可恢复损失的比例远不及可以修复的车辆，例如奥廖尔战役中坦2集可修复的损失数是不可恢复损失的四倍，而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中坦1集可修复的损失数超过了战役初始的保有数，也就是说苏军在战斗中使用的坦克多数都是维修过的，其中战斗损失的比例还不小。而进行战局、力量对比分析时单方面考虑德军的维修问题，对苏军的维修问题视而不见就是典型的恶意论述。

将领评价不存在绝对性标准而是在对比中评价

然而类似的恶意论述在国内却极其普遍。例如对于莫德尔和劳斯的评价就是如此。许多不负责任的观点称莫德尔在1941年底知道要稳定战线，会弹性防御，会用战斗群，懂得牢牢掌握部队，因此就是德军的防御战将第一人。然而在1941年底知道需要稳定战线的人至少还包括克卢格、海因里希、莱因哈特，弹性防御经过一战的实践与间战期间的总结德军将领更是人人都会。虽然莫德尔是德军中杰出的防御战将领，但要稳坐德军第一的宝座还有许多人拦在他前面。而在中文文献中详细介绍了“区域防守”的著作基本只有劳斯回忆录，因此就有人认为“区域防守”是劳斯总结的，劳斯在某些人眼里又成了前驱性人物。然而“区域防守”这一战法德军在一战中就广泛实践过，间战期间装甲兵上将赫尔曼·巴尔克的父亲威廉·巴尔克就出书系统总结过，这又是一个几乎人人都会的东西。

负面评价上也是如此，隆美尔长期被抨击不动后勤，且只知道要兵不看全局，只配当军长。且不说隆美尔是否真的对后勤一无所知，但是正如格罗斯、奇蒂诺等知名学者指出的那样，至少自毛奇那时起德军将领就普遍对后勤不精；而向自己战区争取兵力更是德军将领的普遍做法，莫德尔和曼施坦因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即使是就地中海战场而言，意军在1941年就正式向德军提出攻占开罗的问题，两国也喊出了“墨索里尼在开罗”的口号。就具体人而言，被拉来的庞大的空军资源显然更多应当归因于凯塞林，而无论地中海战区的战略选择多大程度上被隆美尔或其他人影响，就凯塞林个人态度而言他总乐见更多的空军资源能集中在自己手上，且明确抱怨过自己的空中力量不足。而凯塞林本人在获得对陆军的控制权后，在随后的应对“雪崩”行动前也曾不负责任地夸大意军战斗力与抵抗决心并声称自己可以守住南意大利，以此为由以要挟的口吻上级要求增兵，这样也不难想象到1945年3月苏军都杀到柏林门口了他还觉得西线应该得到补充。然而不知基于何种动机，国内网络上对对于在同一战区呆过的凯塞林的这些言行却基本视而不见。

即便不在指挥官岗位上，弗洛姆也是经常不顾前线战局在后备军的问题上往后方单位压资源。而炮兵和装甲兵在争夺资源问题上也发生了许多怪事，装甲兵后期还通过打报告贬低突击炮战力、弄出Stumpanzer的分类、调整坦歼的定义甚至通过总参谋长限制突击炮部队的规模来为自己夺取更多资源，其中一些做法甚至令资深德军装甲部队研究者托马斯·安德森直呼“不可理喻”。如果因为这两点他就只能当军长那么德军就不应该设置集团军以上的指挥官岗位，那些个行政岗位上的人更应该拉出来重新审视一遍，可惜依旧有很多人在“选择性执法”

人品的评价同样如此。整个二次大战欧洲战场，人品问题上在国内遭到最猛烈批判的恐怕要属曼施坦因。海量人指责他过分批判元首，对同僚也极少赞赏。然而就批判元首而言，二战结束后的政治环境就决定了德国人会普遍跟他划清界限，没有多少人有胆子去称赞他。而对于同僚曼施坦因虽然不是夸了每一个人但也是经常称赞。例如对于和他有过节的哈尔德他都称其为“一流的军人”“精通所有部门的总参谋部业务”“哈尔德大将如此长时间地坚守在总参谋长职位上，是为了事业，绝不是为了个人”。对于被解职的施彭内克将军，他指出“凭良心说，应当承认，施彭内克伯爵在当时巨大的困难下，除了那样做，别无他途”。而对于在堡垒行动中磨洋工，随后还将曼施坦因取而代之的莫德尔，曼施坦因更是以成段的篇幅称赞莫德尔。即便现在一些莫德尔的传记认为莫德尔自杀存在畏罪成分，曼施坦因依然认为“他肯定不是想逃避责任，而是想让他的集团军群免遭浩劫”。
不可否认曼施坦因没有给所有人正面评价（比如元首和戈林，但即便是元首也不是完全没有正面评价），但是就德军内部而言他绝对不是一个喜欢诋毁同僚的人物。反而是对一些大肆诋毁同僚的人国内的观点往往视而不见。例如古德里安，他对贝克的诋毁可谓丧心病狂，现在贝克主持编写的《指挥作战》引入国内后，可以有中文资料证实贝克根本就不是一个不重视无线电、反对大规模装甲部队、拿坦克当步兵支援单位的人.而外文文献如General Ludwig Beck. Studien und Dokumente zur politisch-militärischen Vorstellungswelt und Tätigkeit des Generalstabschefs des deutschen Heeres 1933-1938 更是在几十年前就挖掘出了海量贝原始资料反驳这些观点。而巴尔克也是在一次访谈中诋毁了整个突击炮部队，然而从现在挖掘到的档案看，突击炮部队在东线的出勤率和战绩比坦克部队而言丝毫不逊色。然而这些人却未被如此广泛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