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似乎学者都希望自己好的作品被拍成电影，我印象中上一个在讲座中提到类似话题的是黄一农。（众笑）

回到正题上，其实藩镇是一个非常旧的题目，或者对于一个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来说，难免要面对的挑战是，由于中古史领域中相对材料少而研究者众多，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会遇到找题目的问题。比如藩镇，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中晚唐研究的热点，特别是从80年代以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对藩镇有大量个案研究，几乎每个藩镇都已经有相关的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这在短期内缓解了对题目的焦虑。但是在个案研究的浪潮下，很多问题都被遮蔽了，就像李碧妍刚刚讲的，每个个案都是差不多的面貌。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想法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强的预设，觉得中央权力衰弱的时代是一个糟糕的时代，所以在任何一个对地方的研究过程中，往往不是关心这个地方本身，而是关心它和唐王朝的关系。于是任何一个藩镇都会有恭顺期、跋扈期、叛乱期，这些对应的研究对象就是藩镇节帅，或者其一些手下的骄兵悍将。在这样的研究下你会觉得每个藩镇的脸都长得差不多，似乎每一个藩镇都有从恭顺变得跋扈，然后被唐廷镇压或进一步自立等等类似的戏码，尽管每个个案都不一样，但事实上观察问题背后的思路其实是一致的，这是我们研究时需要反省的。

另外一个我觉得这本书很不容易的一点，就是完整处理了一个时代的断面。对于一个研究的初学者来说，相对容易入手的是个案研究，因为个案容易把握，材料也比较集中，比较难处理的就是所谓“截断众流”，在一个横剖面对一个时代进行观察，但这就要面对非常庞大的先行研究，还有对于如何来理解这一时代及其意义这样大的设问。个案当然可以做出很精致、精彩的研究，但是真正重要甚至了不起的研究恐怕还是需要有一个“截断众流”的取向，回应一些重大的问题。而且在一个横向的剖面上，它可以展示出在历史转折的时代，面对这个危机，整个藩镇的体系是如何建立、分合和调整，这样你就能感受到在历史剧烈变动时，所缠绕着复杂政治和人事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纠葛，把握时代的脉搏。当然这从研究过程本身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也可以说是最具有挑战性和最具有魅力的题目。

就中古史的研究来说，既有容易的方面也有不容易的方面。不容易就是既往的研究积累非常丰厚，现代学者往往面临着似乎没有题目做的困境，但是反过来我们的前辈为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刚刚说藩镇是一个旧题目，包括李碧妍提到的日野开三郎等日本学者及大陆、台湾很多学者都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在过去的学术脉络下，对藩镇的制度和构造作了非常精细的研究。我个人感觉过去对藩镇的研究主要是政治及制度面向的，对于藩镇的政治体制、军事体系、财政结构等方面研究得相当透彻，但相对来说对于藩镇动态变化的过程把握相对欠缺。但中古史研究的好处就是，由于之前很多优秀的学者做了很多基础性及相关性的研究，一旦你寻找到新思路，能够打开新的方向时，你觉得过去很难跨越的前辈学者的高峰，现在反而变成了你研究的重要支撑，你能很快找到各种各样的基础性、考证性的研究，为你的研究工作提供大量的方便，真正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使得之前讲的“截断众流”成为可能。

第三点我想说，对于一般历史学出身的同学可能注意不够，是李碧妍对空间这一分析工具的利用。其实历史学两个最主要对话的对象，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李碧妍读的是历史地理学，对于空间具有敏感度，某种意义上这本书能被归入周振鹤老师提倡的政治地理研究的脉络中。周老师有一个著名的论述，他认为中国的行政区划是按照两个基准来设计的，一是山川形便，就是按照山和水这些天然的界限来设立行政区划，这个大家都容易理解，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所谓犬牙交错，故意把天然的界限打破，形成互相制衡的局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从汉代到现在中国县一级的规模基本上是不变的，数量也较为稳定，但越是高层的政区变化越大，因为高层政区的设置更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而藩镇恰恰是在应对国家的危机时设立的一种准高层政区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藩镇的兴废、分合、调整、合并背后都有或隐或显政治原因的推动，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和空间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

另外，尽管我们一直都把安史之乱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加以讨论，但是我们对这个事件过程的理解往往是单线式的，把安禄山等人和唐王朝作为对立的双方，把战争看作双方围绕长安、洛阳地区的拉锯，我们基于这些“典型”或者“重要”事件（比如之前碧妍提到过的张巡）所构造出看上去清晰而明确的历史画面，但实际上这个画面应该是复杂的。我们过去习惯于把古人想得比较简单，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喜欢给政治人物贴上标签，并把这个标签就作为贯穿这个人物一生的主要线索，比如某党、某派。但事实上，人物应该也是复杂的，你不能把一个人视作标签式的人物，他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但在政治立场背后他会有实际的政治利益与交换，这些会影响或决定他政治立场和态度。

就像我开始时候说的，历史需要被充分的展开，从这个程度上说，历史的魅力就在于细节的呈现。如果你要做解释的话，某种意义上而言社会科学在解释能力方面要远远超过历史学，这时我觉得呈现出复杂性某种意义上是史学家的责任。

第四点可以讲一讲对于中晚唐的观察。我感觉唐代的前期和后期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变化，唐代前期是一个比较均质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中央对每个地方的控制力是均等的。所以对唐前期的观察，我们依据《唐六典》、《通典》等对相关制度的记载，容易得出唐代前期是整齐有序的印象。但是唐代后期，其实并非没有材料，而是材料零碎和散乱的，从我最近几年的工作来说，认为唐代前期和后期政治的区别在于，唐代前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是基于制度性的规约来展开运作，但唐代中后期更多是依赖于政治的惯例或政治的默契，这些并不行诸文字，这时需要研究者通过对于政治行为的分析来勾勒出线索，发现这些默契与惯例是如何起作用的，难度当然更大一些。

比如书里相当篇幅讲到唐德宗，如果我们不站在后见之明的立场，从生活在历史情境中的人物来说，德宗安史乱后首选自然是要努力恢复盛唐的格局，再造盛世，所以在代宗、德宗、宪宗时期中央和藩镇会有这样激烈的冲突，而冲突的结果是对峙的双方都认识到了，互相力量的边界所在，所有的政治惯例、政治默契都是在不断的博弈中形成的，最后这就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运作。而这种默契和以前那种载于史册的制度来比较的话，它有非常复杂而微妙的面向，只有在政治的过程中才能发现问题的所在。我想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最后我想从我们现在的工作来说，我们应该去试着回应一些重大的问题。在最近二十年，不仅是中古史，整个中国史都迎来新史学的兴起、传统史学的研究衰落，当然这也受到西方包括港台一些研究风气的影响。确实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说，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了解一般人的历史，按照年鉴学派的说法，一般人的历史是沉默而恒定的海洋，而政治事件只是海面上的几朵浪花而已。这话当然很有道理，而且我对于新史学也非常有兴趣，但是回到中古史的立场上来说，我们要考虑的是那些重大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

在过去的研究中，那些重大问题似乎已经有了结论，但是正如我一开始所讲，这些结论更多只是一个性质的判断，但对于结论背后的支撑它的史实，包括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其实是缺乏研究的。而且我们现在提供的结论往往带有不小假说的性质，但现代有些研究干脆是站在这些结论上展开的，但对于这些假说本身是不是足够可靠，在我看来都是需要加以反思和回应的。在我的观念中，学问没有新旧的，只有好坏，套用胡适的话，我是一个“好研究主义者”。只要在研究的过程中，在充分地掌握史料和前人对话的基础上，揭示出不同的历史层面的研究都是好的研究。从目前而言，我觉得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应该到了需要重新加以检讨，至少对于重要的假说都需要有所反省。

所以我觉得李碧妍这本书填补了一些空白，对于安史之乱这样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到底能不能提供一本比较好的专著，构成将来进一步讨论难以绕过的基石，我觉得她比较好地完成了这样一份答卷。

诸君品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