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意识盲区。从某个角度来说，恒定的真理不可能存在，被大家接受之后的真理往往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一旦存在，世间就会呈现统一的状态；存在一个真理，就会马上失去另一个真理，趋向真理才是真理，追寻真理才是真理的价值。一成不变的真理和永恒是不存在的，否则时间早就将一切进化成单极的现象，那么，这宇宙还有意义吗？

人类的思维方式总是坐落在历史文化的轨迹之上，这一切使得人类得以快速发展，同时却桎梏了自己的思维，在享受前人劳动成果的同时，也接受了他们的窠臼。哲学的思考很难打破这一点，起心动念之间会带着这样的烙印，解剖这些太难了，我也只能尽力揭开一点点洞见。

我认为，人类已经习惯在前人的意识下思考：崇拜权威、尊重习俗、热爱知识。善于学习是人类高度文明的标准，同时也阻碍着我们的脚步。老子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前人建立了知识经验，同时也制约了后人的创造能力（很多文化人就“死”在了前人的道理上）。尼采说过，“一个创造者同时也是个背叛者”，这才是哲学的真理。

在感知的世界里，如果说没有真理，一切是否都是空中楼阁、永远没有参照系？答案既是又不是。说它不是，是因为仅仅从文字上通俗理解“真理”，也只能是一种主流的认识形态，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规律和趋势。可是穷极思维的尽头，我们需要对所谓的“真理”保持时时刻刻的警醒，避免一不小心堕入惯性的意识陷阱里。也就是说，最高的哲学智慧需要“镜像的超我意识”（裂变一个“超我”来内省“本我”）。

第二部分：“镜像的超我意识”如何可能？

世界是超我，是“我”的良心的发现。“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夫外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忠与孝之理，在君亲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穷其心之理矣。”“草木瓦石无人之良知，不可为草木瓦石矣，岂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之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天下若心外无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你未见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良知是心的本质，是先天固有的认识，良知也就是天理，一切事物极其规律都包括在良知之中，达到了良知也就达到了对一切真理的认识。但是人的良知总是被我们的欲望或本我所蒙蔽，因此要达到良知，要达到超我，必须去除这层蒙蔽，而“格物”就是驱除这层蒙蔽的过程，所谓“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所谓“存天理，灭人欲”。

几千年来，凡是经过“教条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的木乃伊”。理性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把流动的历史僵固化，用一些永恒的概念去框定活生生的现实。结果是扼杀了事物的生灭变化过程，扼杀了生命。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偶然性的，动荡不定的，从而无法捉摸及不确定的世界。实况、动机是没有的，一切都是流动的，抓不住的，躲闪的。哲学家的“主义拒绝了感官的证据，颠倒了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

自我的感性和激情是真实的证据、也是可信的本质直观，只是对它们加工时才塞进了谎言。从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史上说，唯理派哲学家独断的错误是混淆始末，他们否认生长过程，进化过程。他们运用语言中的“理性”强制人们犯错误。“是”与“存在”混为一谈，弄假成真，弄真成假，蒙骗无知的人们。从苏格拉底到现代人都狂热的诉诸理性，是很荒谬的。人类之所以崇尚理性，是指望它给人带来自由和幸福；然而结果恰恰相反，理性处处与人的本能为敌，造成人的更大痛苦。

批判“工具理性”（功能理性）的“反身性”（反作用）和“异化性”（自由让渡）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否定“纯粹理性”的逻辑性存在，“纯粹理性”的自然规则和行动规律是具有实在的地位、道义的作用、知识的德性，那么这样的理性才是合乎实用、合乎价值、合乎观念；由此，“纯粹理性”是不能被（政治）目的所抹煞、即也不能被（经济）生产所绑架，它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硕果。历史上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就是用“纯粹理性”来同化世界、认识世界。所以我们说，理性本身没有错，理性是不能否定的。没有理性，人类就不能正确的认识世界，认识“超我”。没有理性，人类将落入迷茫可怕的境遇。

孔夫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孔子的意思是说，一个真正想明悟（宇宙）实在真相的人，务必要知道根本，根本确定之后所有的道理就会明白。严格说来，“本己”（主体性）通解的一切原理在于对（宇宙）实有的一个清晰认识，这是作为生存的绝招，也是任何一个觉知者的底线，没有这个做基础，就无法彻底读懂任何一本哲学思想类的文献。通往最高智慧的捷径，就是学会思索（宇宙）存有的“法则”（自然规律），学会在眼前的任何瞬间认识一切。无论是否可以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只要带着这个目的，就一定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真正的“超我”。

柯林武德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关于他自己的知识，他关于其他事物的知识就是不完备的。”
“超我”既是一切超越自我可知的“对象视域”。当“个体”（本我）刚刚诞生的时候，他在人的意义上从头到脚只是一个白板一样的东西，他仅仅具备了人的胚体，而没有人的内容；同样地，作为成年人，当他还没有接受某种对象的时候，他在这个方面也是一个白板。正因为这样，人实际上是在其与对象世界的相互作用中成长并壮大起来的。帮助个体成长并壮大的这个对象世界就是广义的自然界，它在动态的意义上表现为原始自然、人化自然、能动自然和“镜像”（虚拟）自然等不同阶段的演进过程。对人的中心而言，对象不同，发生改变的结果就会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一个人设定了低级的对象，他就可能变成仅仅具有低级追求的人；如果一个人只是获得了片面的对象，他就可能成为一个片面的人。显然，只有历史地、全面地把握对象，人才是崇高的、完善的。

大主教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佛学也说：“万法唯识”，这些话想说明什么呢？任何的存在都是被感觉出来的，是被人类用感官感受出来的意识。人们总是用时空观来观察世界，总是建立时空的存在感以解析宇宙，可是我们被骗了，被时空感给骗了。因此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人的主体性是对象所给予的，对象先于人而存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对象的人不是人，他只是一个简单的、虚无的、没有意义的存在。

然而，柳艺城认为生活世界的交往形式是居于自主性能动作用的文化进程而带来价值观——价值观所能承认的自我进入与其他文化不同的临时秩序。这同样适用于主体的身份认同所能构建的理念共相。
产生交往的模态实践下，能够幸福的或成功的生活等存在问题只能从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回答。但是，道德普遍主义争议关心的是正义问题；这些问题在原则上只有在所有各方都准备好假设一个第三人称（他者）的视角，才能在平等照顾所有各方利益的情况下解决冲突。稍微有些不同的是你有关工具理性（我更愿意说功能理性）的批判问题。这个问题当今出现是因为金融的“可被用于诚信买卖”的所谓“创新资本市场”已经败坏和疯狂，完全失去政治和社会控制。从根本上说，从长期的历史视角看，随着数据化资本经济的崛起，社会内部出现了一种浓缩自私逐利的“第二本性”——既而贪欲的遵循数字化的资本（股票、期货、债券）追逐利润和自我功利化的逻辑而管理自身的经济制度。但与此同时，物欲利益下的社会公民凌驾精英索要民主的时候，不断离弃了自由意识而去嘲弄独白式的自我心灵。

当我从哲学史考察的时候，我想到是怎样“镜像出超我意识的行动如何可能”（这就是说，我在这个部分意向的中心是如何能够裂变出哲学超验精神来内省自在的人格致知）。
当我试图这么做的时候，我发现“实践理性的本体”既是对形而上的经验产生“物象化”的秩序，自从亚里士多德起，人们将存在的生命本质代入到秩序设想中——实为对象化的“体”，虚为语言化的“质”。如此关于这样的“体质”的本真文本和理论知识，引发了我对“理性教条的批判”和“工具数理的反思”及其“功能认识的扬弃”。从而体现了本篇论文的主题——“人文中心主义”（现代性的人性）。

“人性”的现代性舞台是由马基雅维里奠定基石的。马基雅维里放弃了“人应当如何生活”的古典政治哲学问题，而将关注点聚集于“人实际上如何生活”，这等于彻底告别“人性”视野之外或之上的价值目标、超越维度和彼岸性关怀，仅只关注“此在式”（对象化）的“生存”（在场性），为“人性”的出场做好了准备；霍布斯将人的自然性和“自然状态”看成是某种需要被克服的低级的野蛮性，某种无辜的动物性，由此而来的人性内容只是一种“自我保存”欲望和权利，所以，霍布斯进一步抽空了“人性”的道德内容，压低了“人性”的价值标尺；卢梭好像是以某种对于“自然状态”的返回的方式，赋予了“人性”以一个空洞的“无限可完善性”，但实际上却一方面彻底隔断了人性与自然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消解了人性之实质性的善、恶区分，将人性之善仅仅归之于理性的普遍性（普遍意志）；康德陶醉于卢梭的这个思路，实现了自然律令与道德律令的彻底分立，道德和政治法则彻底取决于一个“理性”的形式普遍性或普遍性形式……关于“人性”的这种现代理解方式，终于在黑格尔这个现代性思想集大成者这里也达到最高潮——作为自我信仰的“理性”体系，达成了自我循环的现代“人性”观念。原本属于“外部”性的启蒙理性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进展”：黑格尔虽然处处指责康德的形式主义，但他自己不过只是以理性的形式本身为“内容”，以理性自身的形式作为理性思维的思想内容、思维客体。黑格尔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首先就在于他的体系在形而上学的基本前提上登峰造极，这一前提就是理性与世界的根本上的同一性：黑格尔不仅像古希腊哲学那样认可这一同一性的本体论层面，而且也毫不犹豫地将它做成认识论层面的同一性；或者说，黑格尔是“批判”地接受了康德等人代表的近代哲学“成就”，将“同一性”的本体论层次和认识论结果既区分又统一在起来，认识论所认知的存在就是理性和思维的“自身”（实践理性的‘自在’），而所谓认知性的理性和思维本身就是世界的“实体”（实有的本体）；然而这种区分，总体上又只是“理性自身”（人性自在或物自体）的内部区分和环节，实际上黑格尔如此的扬弃和异化在他的理论中，早已被吸收到理性和思维“实体”的内部自身——所谓的绝对精神。但是，柳艺城认为这种辩证的实质仅仅是思维与存在的区分契入了思维实体内部之语言的情境表达。并没有做出“哲学超我意识”的指导方法和实践行动。

理性之所以被“异化”，其根本在于“自由让渡”。准确的说，哲学家缺失了“生活世界”，只能通过“彼岸的镜像隐喻”，这种情境就是现实世界的寓言——用“工具理性”和“功能思维”产生的自洽并自蔽的形式编织着一个现实世界的寓言或戏剧。于是乎只有理性思维本身的“辩证”循环，留给我们的，仍然只是一个“有可能”是实质人性的“道义或德性”的概念。柳艺城就是根据如此的“模态辩证”的范式表达着这篇作品。

在我个人的印象里，哲学疑问需要有正面的回答；批判功能主义和工具数理是一种心灵的转向。怀疑理性的作用是建立在我们知性先验的范畴——即关于心灵的“超我”对经验镜像的“范式把控”和“格式塔自知”。显然，感性直观的固有形式是对实有的印证做了有效的辩解。

@莫名glz2：
关于哲学止于“说和写”，及其关于“存在者存在歧见”的问题。我可以从下面四点来回答你：
第一：关于言说的性质和哲学意义的问题：奥古斯丁说：“声音与意义是两回事，声音方面有希腊语、拉丁语的差别，意义却没有希腊、拉丁或其他语言的差别。”也就是说，语言不管是日常言说、方言交流、自然语言、书面语言都仅是个体世界的环境所固有的观念而形成的约定俗成。所以，我认为经验依赖于“约定论”，我们的思想具有对象普遍性的交互，也就是说，语言是因人而异随时而异的，而意义却是同一的。例如，“幸福”这个词在各种语言中不同，“文盲者”（不懂这种语言），你听到这个词就会无动于衷，但对幸福本身的追求却是说各种语言的人共同的。意义的这种同一性是怎么获得的？实际上就是现象学要告诉我们的“教化”——内在自明的体验，自有的意向性或者叫做把握直观赋予事物“内在的言语”（言而不及、洽如其分的禀赋）。“内在的言语”是无须通过声音的表达而存在，外在的言说却总是依赖于“内在的言语”的预先存在而存在的。然而，我们经历了从“内在的言语”到外在的表达，其中发生了一些变化：思维在最终的表达中成为清楚的东西。也就是说，有意识的行动没有先后之分，对于我们心智来说，内在的言语已经是清楚的。所谓的“唯名和唯实、专名和通名、摹状和抽象、自述和类别”……，它们的对立、矛盾、相悖并不是意义问题，而是一种“在场性”规则。也就是说，哲学语言试图辩证的是关系的统一，是居于中心化的“为真、为善、为美”的共识观念和教化主导。所以，柳艺诚认为哲学并没有发现的东西，而只提供意义的模型。

@莫名glz2：
第二：“意识”和“物质”不存在分裂二元的形态，我们“说写”和“实干”都是现实的，必然同一的。柳艺诚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意识和存在（物质）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是抽象存在，而不是现实存在。然而，在现实存在中任何事物，只要是相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东西，思维和存在、意识和存在（物质）是不能分离的。为什么不能分离呢？因为，在现实存在中的思维既在存在中、也在物质中。因为，在现实存在中的存在（物质）既在思维中、也在意识中。它们不矛盾，何须一种“凌驾”（决定）于另一种呢？显然，分离思维和存在的对立、分离意识和存在（物质）的对立，只是在“梦幻”（想像）中的存在，实际上，在现实中的这种对立，它是不存在的。所以，这种抽象存在是虚假存在。其实，在现实存在的“理论”（说写）和“体验”（实干）的任何对象和任何内容，都是包括着思维和存在、意识和存在（物质）。也就是说，在现实存在中的思维和存在、意识和存在（物质）是反映在一个对象中、一个内容中的自身存在。由此可见，只有重建现实的和现存的现实关系，才能确立所谓哲学“立场”（意义）；也就是说，只有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然后再确立哲学的根据，才是哲学意义的指导和方法的创新——内容决定形式，实践造就真理嘛！

@莫名glz2：
第三：“自知的可以言说，未知的不可言说”。也就是说，我们把科学看成是认识论的标准，那么首单其中就是要确定哪些东西是我们能认识的，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些东西的。从哲学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到逻辑经验的认识论，可以看做是一种知识的进展，我们不再独断什么东西存在，而是通过对人类怎样认识世界来确定什么东西存在。沿着这样的线索，我们也可以把言说的观念（意义理论）看做是一种进展：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认识存在——而“意义”的首要载体就是语言。所以，“可说的“”既可以看做一种描述，也可以看做一种主张：哲学归根到底是对语言的思考。我们现在应该把语言的思想践行而不需要再把科学认识和技艺发现置于哲学的中心。当下哲学创新理应对命题意义的研究而取代对认识能力的研究，传统的独断的知识论将从哲学中消解，哲学将不再纠缠于那些不清不楚的问题，凡是可以表达的，就可以表达清楚，“原则上没有什么不能回答的问题”，所谓回答不了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问题，而是一些无意义的“言说方言”而已。当今哲学不仅发生了革命，而且是一场最终的革命，一场一劳永逸的革命。在哲学世界之外，我们经历过同样的激情。当然，也经历过“革命之后”。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依其本性，进步看上去总比实际上更为伟大”，显然，柳艺诚认为当今哲学攻击逻各斯独断的方式为这种革命热情浇了几滴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