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认知语言学导论——考察西方语言学史》
可是，要让我们根据视觉给看到的事物起名字，就复杂得多。拿一棵树来说，在汉语里面我们把它称作“树”，是因为它是“竖”着往上生长的，但竖直向上只不过是我们对树木获得的视觉印象之一，而未必是一棵树或所有树木的本质特征；草本植物大都也是竖直生长的，却并不叫“树”。一个名称很难全面、确切地反映某一事物的本性。也许正是类似这样的思度，使得高尔吉亚对语言能否正确地传达认知所得产生怀疑。不过，对语言心存疑虑的大有人在，就连巴门尼德也怀疑词语是否总能真实可靠，以为语言具有欺骗性，这是除开人类所有的“物种”都无法做到的。
由于思想始终走在词语的前头，语言永远跟不上思维的步子，人们很自然地会对语言产生这样那样的不满。而在哲学家、思想家身上，这种情绪就更经常、更自觉地表露出来。所以，当代哲学研究，仍然是对“语言”的分析。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起，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有几点转变：一方面，更多地借助理性思维，运用逻辑推论，使话语减少了神秘、含混的成分，概念更为清晰，论述晓畅而明白；又一方面，开始用词语实例来支持形而上的抽象思维，为语文学的研究开拓了思路；再一方面，把语言问题提升到哲学论题中来，使之成为专门的思想话题，换言之，语言不是在谈论世界和存在的时候顺带谈及语言，而是专门就观念问题展开“对话”讨论，并且撰有相应的专题作品。
柏拉图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语言学思想家，因为他的作品全部都是以“对话录”的内容来解蔽实践问题。
而《克拉底洛篇》更是一部以语言专论“命名”问题的著作。它以论辩的方式逐步展开话题，体现了古希腊哲人重视自由讨论的学风，在西方语言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而《克拉底洛篇》更是一部以语言专论“命名”问题的著作。它以论辩的方式逐步展开话题，体现了古希腊哲人重视自由讨论的学风，在西方语言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克拉底洛篇》的署名作者是柏拉图，载录了其师苏格拉底的言论，当然内中也包含柏拉图自己的思想。书中说，有个名叫克拉底洛的学者，申言命名是天然自成的，与社会规约没有关系；一个命名正确与否，取决于某种普遍的真理或原则。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自然论”或“本质论”。而相反的观点，认为命名是约定俗成的，则称为“约定论”或“规约论”。另一位学者赫尔墨根很不同意克拉底洛的说法，反驳道：
“那你为什么叫‘克拉底洛'，苏格拉底为什么叫‘苏格拉底'，而不叫别的？这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叫，才有这样的名字啊！这不是社会大众约定而成的，又是什么呢？”
克拉底洛的回应却给人答非所问的印象。他既不肯详细解说，语调还颇带一些讥讽：“哪怕全世界的人都叫你赫尔墨根，你也不叫这个名字！”
赫尔墨根又生气又迷惑，就跑来向苏格拉底讨教，想知道一个名称的真实性和正确性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于是就有他跟苏格拉底之间的这场对话。而苏格拉底的答话饱含谐趣，一边轻松说理，一边指出问题的复杂性：
“你明明叫赫尔墨根，可是克拉底洛却说你不叫这个名字，我想他大概是在取笑你吧？意思是，你不能算是赫尔墨斯之子，因为你虽然一心想发财，却从未成功过。不过，名称是否有真实性和正确性可言，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牵涉到许多知识，所以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得考虑。”
赫尔墨根支持约定论，首先摆出两条理由：第一，给奴隶起名字或者换名字，新名、旧名是同样合适、同样正确的，并无所谓天然的名字；事物也一样，其命名取决于使用者的习惯。第二，在不同的城市和国家，在希腊或蛮邦，或在希腊各部族当中，同样的东西会有不同的叫法，这完全是由社会习俗决定的。
苏格拉底反问道：那是不是意味着，事物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有不同的命名？普罗塔哥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照这一说法，难不成人人都能给事物起名字吗？倘若都这样，命名行为也太随意、任意了！事物难道就没有自身恒在的本质吗？
要知道，事物应该有自己恒久而适当的本质，其存在并不取决于个人，不是我们凭想象就能决定的。（这一点赫尔墨根也不能不同意。）事物是如此，行为也一样，因为行为像事物一样真实，有其客观、自然的性质，不为我们的看法所左右。而只要是自然发生的行为，包括说话、命名一类的语言行为，都是正确的；以自然的方式，像事物所要求的那样说话和命名，就是适当的。“概念”（名称）无非是一种工具，人们用它来处理事物，就像用梭子来织布一样。用“概念”（名称）来指称一个事物，就是根据该事物的本质，把它跟别的事物区分开来。“概念”（名称）是一种区分事物自然本质的工具，就像梭子是织布时区分织线走向的工具一样。
再进一步看，并不是人人都能打造并提供工具：只有合格的木匠才能制造梭子；只有“立法者”（自然和道德形成规律法则的‘发言命令者’）才能设定“概念”，或者说“制名者”（单子和实体的发现或发明者）才能制定“名称”。而世上这样的“立法者”和“制名者”只有寥寥几个（简单说就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制名者怎样来创制适宜的名称呢？仍以梭子来类比（类推）：木匠当然不会胡乱拿一块木头就来做梭子，而是要寻找一种适当的质材。其实，只要是人所使用的工具，都要具有某种自然的性质和形式，才能适合一定的目的。名称也一样：制名者先得了解每个事物的本质，然后才能为它们逐一配备合适的发声和音节。而不同国度的制名者，会采用不同的音节，这就像铁匠们打造同一样铁器，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就功能上说，名称必须服务于同样的目的，满足同样的适用性，但名称所用的质料可以不同；而且，这工具在哪里造的，在希腊本土还是在异邦，并不特别重要，也无所谓好坏。
再说，谁有权来决定一个名称适当与否呢？当然是使用者。适当不适当，毕竟要用了才能知道。木匠造出了船舵，这舵是否好使，得问舵手；同样，命名虽然是由“立法”者制定的，但是，判断一个命名是否合宜，从而起到引导作用，则是“辩证家”（逻辑学家）的工作。总之，苏格拉底站在克拉底洛一边，认为事物的命名是根据它们的自然本质获得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明“概念”（名称）；只有那些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特性，并且用适当的音节和字母（也就是音素）来予以（语法）表达的人，才能成为“立法制名者”（真理思想家）。
苏格拉底这一番雄辩的言辞，并不能让赫尔墨根服气，他希望苏格拉底能举些例子来说明，究竟什么才是一个名称“天然的适当性”。于是苏格拉底说，实际上荷马已涉及名称适当性的问题，比如他经常提到，神和人给同样的事物起不同的名字。像特洛伊的那条河，神管它叫Xanthus，人管它叫Scamander；或者鸟儿，神管它叫Chalcis，人管它叫Cymindis。类似这样的例子，荷马的史诗里面有很多。诸神起的名字当然是正确的，更合于事物的本质属性。
而如果名字是由人来起的，那想必是聪明人胜过蠢人，男人胜过女人。苏格拉底这么说，也未必是他个人有鄙视女性的倾向，因为《创世记》里就说，夏娃的名字是亚当给起的，所有人间的事物都是亚当独自命名的，不干女人的事。底下一句话才是关键，苏格拉底认为：其实，只要按照生活常理来给事物定名，就能确保“概念”（名称）的适当性。
比如，我们很自然地把狮子的幼崽称作幼狮，把马的幼崽称作马驹。但假设发生了逆自然的事情，马儿生下了牛犊，那我们也不会称它是马驹。兽生兽，人生人，树生树，因此分别叫不同的名字，是同样的道理。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决定了很多事物的名称可以延续使用。这意味着，在名称和事物的类别之间有相应的对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