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偶像——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
尤其哲学经常涉及一些理性难以把握的终极问题（比如您先想象一下“无限大”是什么感觉，然后能用文字来描述这种感觉吗？），再加上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受过严格的逻辑训练，所以哲学作品常有词不达意的问题，用词混乱的情况就更普遍了。
金庸的《侠客行》里就说过这种情况，说侠客岛上刻着一首包含了天下最强武功的诗。那些特有学问的武林宗师都猜不出来这首诗是什么意思，便从里面一个字一个字地考证辩论，研究了好几十年啥也没研究出来，搞得家人都以为他们被绑架了。
你看，要是没有准确扼要的学术语言，这多耽误事儿啊。
逻辑实证主义者也是这么想的。他们要做一项伟大的工程，他们要用严谨的逻辑符号代替之前所有的哲学观点，用逻辑的方法分析前人的一切命题，最终把整个哲学世界都用逻辑符号重铸一遍。
逻辑实证主义者也是这么想的。他们要做一项伟大的工程，他们要用严谨的逻辑符号代替之前所有的哲学观点，用逻辑的方法分析前人的一切命题，最终把整个哲学世界都用逻辑符号重铸一遍。
前面说过，逻辑强调的是演绎推理，即从一个真的前提，推理出一个真的结论。可是，光有演绎推理的话，那得出的只能是重复的命题，得不出新的知识来。要扩展知识，我们要从经验中吸收。“实证”的意思就是说，逻辑实证主义得出的新结论，必须能有经验实实在在地证明。
也就是说，这回哲学家们可是真的为了理性下了狠心，他们一只脚踩着逻辑，另一只脚踩着经验证据，保证两只脚都踩得稳稳当当，一点含糊的地方也没有。然后一步一个脚印，每步脚印都踩稳了。保证每一个结论都绝对严谨，绝对有依据，这样得到的就是一座完美的哲学大厦了。
他们的工作效果怎么样呢？
失败了。
逻辑实证主义者想得不错，他们要发动一场继承苏格拉底、笛卡尔和休谟怀疑精神的运动，他们要用逻辑工具去一一考查所有的哲学命题，把所有没有意义的、不可证实的命题都剔除出去。
失败了。
逻辑实证主义者想得不错，他们要发动一场继承苏格拉底、笛卡尔和休谟怀疑精神的运动，他们要用逻辑工具去一一考查所有的哲学命题，把所有没有意义的、不可证实的命题都剔除出去。
一种是重言式命题，就是类似于“桌子是桌子”这样的话。这样的话当然是绝对正确的，可是这样的话不包含任何有用的信息，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之前的形而上学家们找到的那些所谓终极真理就多半属于此类。因为重言式命题绝对正确，所以就会被误以为是终极真理。这些终极真理一点用也没有。
这样一来，逻辑实证主义者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争论了那么久都没有结果呢？因为他们争论的全都是没有意义、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人们没办法靠实证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写完这本书以后，维特根斯坦以为自己解决了所有的哲学问题。语言都被他用逻辑工具分析光了，他觉得所有用语言能表达的句子他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凡是可说的事情，都可以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事情，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对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凡是符合逻辑实证规则的语言，内容都很清晰准确；凡是不符合逻辑实证规则的语言，说了也是没意义的，就不用说了。
这么一来，维特根斯坦觉得他没有困惑了，就去乡下当小学老师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当老师时他学生的课堂笔记，以及他留下的那些思考笔记，都在他死后被他的学生整理集结成
出版了。这本书显示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之后的哲学思想和逻辑实证主义完全不同。
出版了。这本书显示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之后的哲学思想和逻辑实证主义完全不同。
维特根斯坦发现，原先用逻辑去分析语言的想法太天真了。
比如生活中有人说一句：“我还是我吗？”这话如果用逻辑来分析，那么显然是一句没什么用处的话。然而我们知道，在生活中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有自己的意思，而且不同的情景下还可以代表不止一种意思。
比如生活中有人说一句：“我还是我吗？”这话如果用逻辑来分析，那么显然是一句没什么用处的话。然而我们知道，在生活中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有自己的意思，而且不同的情景下还可以代表不止一种意思。
如果我们掌握了逻辑分析的方法，到生活中一看，没意义的句子比比皆是。然而老百姓谁管你什么逻辑哲学呀，人家是觉得这话有意义才说的啊。
维特根斯坦发现，语言并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逻辑分析上。同样的一句话，说话的情境不同，说话人的语气、表情、手势不同，常常会表达出不同的意思。换句话说，每一个情境都给语言制定了不同的规则，语言得和规则结合在一起，才能显示真正的意思。而这规则又是没有逻辑可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