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历史见闻与趣事。
是的，我全知道了，只有你们哥俩还蒙在鼓里。 李渊随即宣布起兵造反，史称晋阳宫兵变(晋阳起兵)。 直到现在我依然相信，参与晋阳宫兵变的所有人，他们的演技绝对不逊色于现在的任何一个大牌演员，而李渊绝对就是张艺谋！ 李渊宣布起兵造反，很多人终于等到了这个时刻，文武众将一致拥护。
【唐朝宦官掌权原因：宰相皇后不如家奴放心】
所谓“宦”，本来只是指在政府里学习办事。战国时贵族多养“门客”，“宦”又成为充当门客的意思。这种门客不仅贵族门下有，国君也有，专门蓄养着充当近侍随从，就叫做“宦官”。因此宦官本来并不都是阉割过的人。但既成国君的亲随，经常穿宫入户，弄得不好会和后妃们搞不正常男女关系，总不如阉割过、丧失生殖能力的人来得保险。
所谓“宦”，本来只是指在政府里学习办事。战国时贵族多养“门客”，“宦”又成为充当门客的意思。这种门客不仅贵族门下有，国君也有，专门蓄养着充当近侍随从，就叫做“宦官”。因此宦官本来并不都是阉割过的人。但既成国君的亲随，经常穿宫入户，弄得不好会和后妃们搞不正常男女关系，总不如阉割过、丧失生殖能力的人来得保险。
正好，古代本有对男性俘虏施加“宫刑”的办法，即阉割后到宫室里来服役，于是宦官中也常选用这类受过宫刑的人来充当以上都根据吕诚之（思勉）师的考证，见所著《三国史话》，民国三十二年开明书店本。。最受秦始皇宠信的宦官赵高，就本系赵国“诸赵疏属”，国亡后受宫刑当上宦官的（《史记》卷八八《蒙恬传》）。《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可见直到前汉宦官还不都阉割，要从后汉起才都用受过宫刑的阉人，当然也包括许多自行阉割以投效谋生的现在又通称宦官为“太监”，这是因为明代的宦官办事机构分设十二监，每监各设太监一员为长官，以后宦官权势大了，人们也就把非太监的宦官混称为“太监”
正好，古代本有对男性俘虏施加“宫刑”的办法，即阉割后到宫室里来服役，于是宦官中也常选用这类受过宫刑的人来充当以上都根据吕诚之（思勉）师的考证，见所著《三国史话》，民国三十二年开明书店本。。最受秦始皇宠信的宦官赵高，就本系赵国“诸赵疏属”，国亡后受宫刑当上宦官的（《史记》卷八八《蒙恬传》）。《后汉书》卷七八《宦者传》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可见直到前汉宦官还不都阉割，要从后汉起才都用受过宫刑的阉人，当然也包括许多自行阉割以投效谋生的现在又通称宦官为“太监”，这是因为明代的宦官办事机构分设十二监，每监各设太监一员为长官，以后宦官权势大了，人们也就把非太监的宦官混称为“太监”
古代门客之于主子多少有点人身依附关系，发展成为宦官制度以后，宦官更统统是奴隶身份。唐末以昭宗名义所下诛戮宦官的诏书中就说过，“此辈皆朕之家臣也，比于人臣之家，则奴隶之流”（《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用现代科学语言来讲就是皇帝的家内奴隶。家内奴隶通常和从事劳动生产的奴隶一样，都是被奴役受压迫的；但如上升为奴隶头儿，奴隶总管，成为高级的宦官，那就转而站到主子的立场去压迫奴役别人了。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提一下史学界老前辈陈寅恪先生的观点。陈先生在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唐代阉寺多出自今之四川、广东、福建等省，在当时皆边徼蛮夷区域。其地下级人民所受汉化自甚浅薄，而宦官之姓氏又有不类汉姓者，故唐代阉寺中疑多是蛮族或蛮夷化之汉人也。
”案奴隶本多是俘虏来的，也有是买来的，唐代北方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比较厉害，即使战败也多不愿受阉割当家奴。皇帝家奴只有从当时从事农耕的南方少数民族中选用。但这些皇帝家奴得宠掌权后阶级地位就起了变化，不再代表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利益，而只能是代表皇室的利益，成为皇帝的得力爪牙了。这点务请读陈先生《述论稿》的读者们注意。
我国封建社会的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贵族势力大，能够分掌中枢大权时轮不到宦官掌权；必须皇帝有较大权力就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
历史上宦官掌过权的朝代，如秦、汉、唐、宋、明等莫不如此。战国以前照我看是封建领主制社会，贵族和国君共同掌权，魏晋南北朝出现的门阀制度是领主制残馀在地主制社会的回光返照，皇帝得靠世家大族撑腰，皇帝家奴更没有资格多说话。少数民族皇帝的金、元、清等朝在内廷基本上不搞汉人那一套，即使有个别宦官作点威福也形成不了制度。
再就中央集权的朝代来说，也并非一开始就让宦官掌权。因为开国皇帝身边总有一批同过患难、经过考验的功臣元勋，即使他们贵为宰相，和皇帝仍是休戚与共，皇帝用不到另外培植贴身亲信。如唐开国时高祖有他的“太原元谋功臣”，太宗有参与“玄武门之变”帮他夺取政权的功臣。高宗即位时，宰相长孙无忌、褚遂良都是先帝太宗的旧人，为了从他们手里夺回权力，转而依靠“素多智计，兼涉文史”的昭仪武氏，形成了在皇帝身边的另一个中枢机构所谓“内朝”，而和宰相为首的“外朝”相抗衡。
武氏当上了皇后、太后，最后改唐为周当女皇帝，先是自己掌权，晚年信任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又形成了女皇帝的内朝。中宗复周为唐，又宠信韦后形成内朝。这几个内朝都还轮不到宦官参与。
开始让宦官组成内朝，是在唐玄宗时候。玄宗吸取前此皇后擅政的教训，在废掉王皇后后不再立皇后，不让所宠爱的武惠妃、杨贵妃凭借皇后名义插手政治。把政权全部交给外朝宰相吧，当然更不放心。于是挑选了身边的大宦官高力士协助他处理政务，“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力士也就此“常止于宫中，稀出外宅”（《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这样就出现了由宦官组成的和外朝宰相抗衡的内朝。原先，唐宦官机构“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长官“内侍”只是四品，这时设置正三品的“内侍监”为长官，抬高到和外朝正三品的宰相同一级别。
唐玄宗之所以让宦官组成内朝，当然是由于宦官都已阉割过，按照习惯这种阉割过的“刑馀之人”是没有可能当皇帝的，不像宰相权势大了有可能篡位当皇帝，皇后也有可能当女皇帝；同时，也由于宦官是家奴，既贴近，又恭顺听话，不像外朝宰相有时要摆官架子，装得严肃可怕。至于宦官中选用高力士，则是因为高力士给他出过大力，“玄宗在藩，力士倾心奉之”，玄宗剪除太平公主从太上皇睿宗手里取得全部政权时，力士又积极参与军事行动（《旧唐书·高力士传》及卷八《玄宗纪》），可说是经得起考验的干才。
以后各个皇帝宠任的宦官就两《唐书·宦官传》所记，如李辅国、窦文场、霍仙鸣、吐突承璀、仇士良、田令孜等，都曾是皇帝在东宫当太子时的亲侍，程元振、俱文珍、王守澄、梁守谦等都以拥立皇帝建有殊勋，总之多数是皇帝心目中最亲近最可信赖的人物。要知道，“任人唯亲”本是旧社会的通病，唐代某些宰相也是以东宫旧人的身份被擢用的，何况宦官！
【李世民为何向突厥称臣纳贡十二年】
突厥是我国北方境内一个古老而又显赫的民族。早在南北朝时期，突厥族就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建立了人数多达数十万的军队。到了隋朝初年，突厥族却因内讧和斗争，统治集团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其中东突厥不久被隋朝军队打败，西突厥也因为内乱而一度衰落。隋末天下大乱之际，东西两大突厥部落趁机迅速统一，重新振作，势力迅速发展，一跃成为雄居漠北、力控西域，甚至对中原地区也造成严重威胁的强大军事力量。
突厥是我国北方境内一个古老而又显赫的民族。早在南北朝时期，突厥族就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建立了人数多达数十万的军队。到了隋朝初年，突厥族却因内讧和斗争，统治集团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其中东突厥不久被隋朝军队打败，西突厥也因为内乱而一度衰落。隋末天下大乱之际，东西两大突厥部落趁机迅速统一，重新振作，势力迅速发展，一跃成为雄居漠北、力控西域，甚至对中原地区也造成严重威胁的强大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隋末农民起义的风暴已逐渐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从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开始，全国各地先后兴起的反隋起义军大小不下100支，参加的人数达数百万，其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农民革命队伍有三支：一支是河南李密、翟让的瓦岗军，一支是河北的窦建德军，一支是江淮地区的杜伏威军。起义军经过七年的浴血奋战，到了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的时候，隋朝政权的崩溃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各路起义军也遭到了严重创伤。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一直在等待时机的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时机成熟，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率军三万誓师，正式起兵，试图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
据《旧唐书》记载，在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突厥军队趁机袭击晋阳，大肆掠夺一番而去。突厥的袭击，使李渊、李世民父子意识到突厥不但是一支可怕的力量，而且也是他们争夺天下的后顾之忧，如果不与突厥搞好关系，自己刚刚形成的势力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为了消除突厥的威胁，李渊、李世民父子与心腹刘文静商议，由唐公李渊亲自给突厥国始毕可汗写了一封卑辞修好，并许以“称臣纳贡”的书信，又带上一份厚礼，派刘文静前往突厥谈判。
刘文静到达突厥时，始毕可汗问：“唐公起事，今欲何为？”刘文静回答：“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可汗听了大喜，立即派遣大将康鞘利率领二千骑兵，随刘文静前往太原，又献上马千匹表示友好。刘文静这次出使突厥，秉承了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意图，抓住了突厥始毕可汗贪财图利的弱点，许诺攻下京师长安后所有财帛金宝归其所有，正中始毕可汗下怀。这件史实，唐代历史学家杜佑在他的《通典》中也有所记载：“（突厥）又更强盛……。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打通了突厥这一关，向突厥称臣纳贡，引以为援，消除自己争夺天下时来自突厥的巨大威胁，消除后顾之忧，这对于刚刚起步的李氏集团来说，是非常值得的。
随着李渊势力的发展壮大，突厥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始毕可汗经常寻找各种借口，要李渊进贡财物。“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赏赐”这词用得很妙，下级给上级应为进贡，上级给下级才为赏赐。李渊是臣子，突厥始毕可汗是君王。虽然唐书颠倒主次混淆黑白但掩盖不住李渊称臣纳贡的事实。“优容”，实际上是由于实力不如突厥，而不得不满足对方的贪欲，对突厥的各种无理要求不敢有违抗。始毕可汗去世后，为了表示哀悼，李渊“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这是中国古代只有国君死时才能举行的隆重礼节，而李渊、李世民父子认识到由于唐朝在实力上与突厥相比仍处于下风，与其他集团争夺天下的局面还没有结束，所以只能稳住突厥，强忍怒气，与突厥新任可汗处罗搞好关系。处罗可汗死后，李渊、李世民父子仍以“臣礼”致吊，仍诏百官到其使者处吊丧。
唐朝统一全国后，突厥人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之际，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内蒙部分地区），掳掠男女5000余口；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更于626年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表示臣服，才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的“渭水之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