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劳动营
卡车从清晨出发，直到下午很晚才到达伊尔库斯克。伊尔库斯克号称西伯利亚最大的城市，看上去的确壮丽。我以前只在乌索利耶和色楞金斯克呆过，对比下来马上觉得自己就跟个乡巴佬进城一样。
卡车开过横跨安加拉河的大桥，在市区内行驶了一会儿才在一栋建筑前停了下来。我也记不得具体到底是什么地方了，只觉得像是处集中管理劳动营的办公楼。
带我过来的那名下士官让我在外面等着，就径自跑进了楼里，过了好长时间也没出来。报不容易才等到他露面，可他却一脸愤愤的样子对我说：“他们说捏纳哒（不要人）。”
也没搞明白他什么意思，到底为啥事儿对我说捏纳哒，但自己估计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大概他们打算从各个劳动营里抽调会画画的人集中到伊尔库斯克的这个楼里，只可惜现在人员满了，所以就不要我了吧。
至于他们为啥要集中会画画的人，苏方的意图我自然无法理解，不过这种是常事儿。可能因为他们指挥系统有欠缺，所以基本上各部门间没有横向联络。
如果把苏联比作木匠的话，就好像他干活时从不量尺寸就开始锯木头，如果发现长了就锯短，短了就干脆重做一样。
只是有些担心来了伊尔库斯克，事儿没办成接下来又会拿我怎么办呢？
再次坐上卡车后，原本以为会按原路过安加拉大桥，结果却是反方向走了没多久就往左转向，之后在一座建在高地上的巨大红砖建筑前停了下来。从建筑里也出来个下士官，和伴我同行的下士官说了几句就把我转交给他，自己则坐上卡车走了。交接手续非常简单没有任何文件，这下反倒是我这个被交接的人感到奇怪了。

就这样我被带到了伊尔库斯克的第9劳动营里。
这里原本是所女子师范学校，其中分出半所用作我们日本兵的劳动营。这对苏联来说真是非常的随意。和之前的臭虫集中营以及色楞金斯克比起来这里简直就和宾馆一样——一座用红砖砌起来的漂亮的2层楼房，外面怎么看都不像是劳动营。甚至连其他劳动营都有的步兵岗哨、瞭望塔都看不到，这就更让人无法联想起劳动营来了。
这里的住户以满洲原独立步兵389大队为主共计600人，负责市内的道路施工作业。虽然这里人数多大600人，但却一个我认识的日本兵都没有，感觉就像自己一个人被丢在这里一样。不过既然大家遭受的命运都一样，那么互相亲近也就没花上多少时间。
我的房间安排在2楼。这里是负责沥青铺装的作业队的房间，很多人衣服上、脸上都是煤焦油，一开始还吓了我一跳，但其实他们都是些好说话的人。
这所劳动营位于高处，而且房间又在2楼，所以风景很不错。南面可以看到安加拉河静静流淌，对岸就是伊尔库斯克市区，水面上倒映着教堂及其他建筑非常美丽。
北面则是剩下半所没被当成劳动营的校舍。校园里整整齐齐铺设着地砖对面的学校里可以看到年轻姑娘们读书的身影，甚至能听到她们打排球时的喧闹。
一到这里首先就注意到此处没人佩戴军衔领章，所以外观上看不出是军官还是士兵；而且他们之间只以“某某人”来互相称呼，以前部队里的军衔在这里根本行不通。

我之前呆在自从北支起就一直共处了数年的部队里，虽然被关进了劳动营，而且军衔章也给去掉了，可互相称呼时依旧以某某长官来称呼，比如“某某中尉阁下”，“某某大尉阁下”，没法一下子就切换成某某人的称呼方式。而在这里却是无论是大尉还是大队长都一律称为某某人。
像我这种经历了长期军营生活，已经养成对长官称呼时必定会带上“阁下”后缀的人来说，突然要直接呼名喝姓反而会不习惯。不过再一想，既然这劳动营里已经没有帝国陆军了，那么比起尊称来说直接叫名字似乎更加符合现状。

在那种情况下对我伸出橄榄枝的民研成员的善意，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
既来之则安之，我每天和他们一样出来参与市内道路施工及其他打杂的工作。其中有些活儿会随着季节变得越来越难做，不过和之前的劳动营切石头比起来，这里则在所有方面上都优越得多。
所以不由得让我觉得自己的运气也实在好得不可思议。因为以前在北支的时候，就曾经因为部队编成而被调到一处较小的阵地去，可马上就又接到去司令部的指令。
后来就在我抵达司令部当天，先前那处阵地就被敌人攻陷了，也多亏这条命令我才保住性命。而当时要我转去司令部的理由正是打算利用我绘画的特长。而这次同样也是因为绘画的原因把我从火坑里捞了出来。
由于这次事情和在北支的那次一模一样，所以才觉得不可思议。到了采石场劳动营没多久就被叫到伊尔库斯克，其原因也正是绘画。
虽然不至于像在北支那样可能丢掉性命，但至少也能摆脱采石这种辛苦的工作。
无论在北支还是西伯利亚，最后扭转我命运的都是绘画，此外就只能说是我自己的运势实在太强了。虽然比较拙劣，但毕竟还能画上几笔，也多亏这点才能让我到这个劳动营来结识了这么多人。
在制盐厂的时候，曾和乌克兰姑娘和俄罗斯大妈有过深刻的交流，但在这里主要是户外作业，因此与苏联人交流的机会没工厂那么多，反倒是劳动营里的一些日本人倒是给我很深的印象。
不管怎么说，在这里也可以上班打马虎眼，混日子混到回国为止；不过即便如此依然还是发生了许多事情。

工作轶事
我刚从其他劳动营过来，本以为可以让休息一天，可惜第二天就不得不去上工了。
上班地点位于一家生产道路施工用沥青工厂内。说是工厂实际上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建筑，就是在场地中央放着些搅拌煤焦油和沙子的机械和碎石机，它们整天开动发出咔咔咔的噪音。一旦碎石和冒着热气的沥青完成后就立即用卡车运往市区道路施工现场去。
我一开始是个杂役，就负责运写沙子和整理石头什么的。凡是在这里呆过一年的人都作为熟练工，就会和苏联人一起负责操作机械设备。
我们这些打杂的工作自然没那么辛苦，只是这焦油经常会飞溅出来黏在脸上和衣服上这就有些头痛了。脸上的话还能洗洗对付一下，可一旦粘到衣服上怎么洗也洗不掉。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会注意一下经常会洗把脸，但每天都这样太麻烦了，最后干脆不洗了，所以脸也就变得乌黑一片。
我不管去哪里干活都是吊儿郎当的，过了两三天他们就让我转到其他地方干活去了。那地方就是安加拉大桥的铺装工地。这是座横跨贯通伊尔库斯克市的安加拉河上的大桥。我就在这里和其他杂役共通工作。工作内容是由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种俄语叫“纳幸基”的运输板，搬运沙石和木料。
桥上的人行道上铺的不是沥青，而是木头。从下往上先是1米厚的沙子，然后在上表面埋上红砖一样的木块。听说是因为人走在木头上比在沥青上更舒服。也可能一到冬天这种方法更有优势。北方国家自有北方人的生活智慧。
从桥上可以很好地望见伊尔库斯克火车站。看到站内出入的列车和货车每个人都会不由地想说：“啥时候能坐上那火车回国啊……”。若是看到有日本战犯搭车往东走（哪怕他们不是回国，单纯就是从一个劳动营转移到另一个。），那就更让人想立刻要把“纳幸基”丢进河里跟车跑过去了。
听说有人甚至把持不住直接从桥上勇敢地（？）往河里跳，结果正好撞上下面路过的船，发出一声闷响而收场。——这还是我来这里之前发生的事——
在苏联，无论干什么活都有个定额。这里的监工嘴巴里老是罗哩罗嗦停不下来，而我们则都把他当耳边风。
在这座安加拉大桥上，有次负责我们作业的队长池田和苏方监工的争吵我一直都没忘记。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日本人为啥不干活？”
“你看不都在好好干着了吗？”
“我不是说这里。所有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都没干活。”
“那我得问问你，如果俄罗斯人被日本扣押的话，你觉得他们会好好干活吗？”
“苏联人不会为天皇干活的。”
“那么我们日本人也不会为苏联斯大林干活的。”
“你这个法西斯反动派！”
一跟苏联人吵架，他们马上就会往我们身上扣法西斯，的大帽子。

当时对被扣押人员来说没有比法西斯分子、反动派更让人讨厌的词了。因为每个劳动营都提出口号说：“别放法西斯分子、反动派回日本！”，而且据说苏联方面也正是这样做的。
所以每个人都相信一旦被苏联人称为法西斯分子、反动派，就意味着再也无法回日本了。但其实即使被叫做法西斯分子、反动派的人他们回国的时间虽然有早有晚，但最后还是都给送了回去。
虽然没过多久我就又被转到其他劳动营去了，但听说这位被称为法西斯的池田也在不久后给转走了。
我下一个工作是挖坑（卡巴依）。这项工作是为了准备将自来水管道埋在地下而做的准备。但由于位于冻土地带，所以要挖上3米深还是非常不容易的。
依凭的工具只有铁钎和铁锹，在苏联是不用鹤嘴锄的。一人拿铁钎，一人拿铁锹，2人编成一组，就在冻得和混凝土一样的地面上挖起洞来。与其说是挖，还不如说是用铁钎戳出个方的孔再一点点把土剥开才比较正确。
如果挖得太深，再要把土掏出来可就麻烦了。所以要在半当中做一段土台，然后再往下挖才行。
这活儿最辛苦的还是在冬天。地方又小再加上穿着厚厚的修巴（翻毛外套），干起来碍手碍脚的。如果碰上下雪，那么周围就会变得一片雪白，而在洞里也会被冻得直跺脚。在这种条件下，哪怕干上一整天也不会有什么进展。
到了夏天则会变得轻松许多。西伯利亚的夏天一般都挺热的，但移到树荫下就会变得凉快，要是在洞里的话那就更凉快了。
而最让人感到爽快的则是呆在挖出的洞里，上面正好架着块木板，就可以从下往上观赏路过的女人们裙下风光了。

“俄罗斯****怎么啥都不穿啊。”“光屁股的可真多”我们边从下面往上看女人们，边发表评论说。的确有很多女的裙子下面啥都不穿。
不仅下真空，而且对我们从下往上偷看似乎她们也不怎么在意。
在哈尔滨的时候，神田曾和俄罗斯女人玩过。他这时虽然大谈特谈当年勇，但大家还是觉得：“呆在洞里开黄腔真没劲……”于是话题最后还是转到回国、吃饭上去了。
虽然我的工作是挖坑，但只要不是给同伴挖坑埋了就行。由于我实在太懒，所以接下来去一个地方就马上被人踢走，最后到列宁大街上铺路去了。

下面则要讲讲好客的俄罗斯人和小流氓一样狡猾的我们之间的故事。
那天工作的内容是挖下水道，地点在集市旁边的一条坡道上。
在集市上农民们可以自由买卖自家田里种的作物，所以进出这里的人们身上就能多看到些生活的气息。
从集市上买完东西出来的人一开始都把我们当成了乞丐，但最近时间一长就在没什么人施舍给我们东西了。虽然这看起来有些不太像话，但他们的施舍却又的的确确改善了我们的物质生活。
但即便如此腹中依旧空空。看到来往的人怀中揣的黑面包，闻着面包的香气，肚子里的馋虫就更是闹得欢啦。
斜坡顶上是座教堂，而半路上有家卖面包的“玛卡金恩（商店）”，买面包的队伍一直延伸到我们工地前面。
当时我们手上还有一点点钱，于是就两三个人凑起来点钱派我去排到队伍后面买面包去。
排队的几乎达到了一百人，队伍等待时间长的可怕。因为卖面包时售货员得一个个称过去，重量不够要添些，重量多了又得切掉些，所以非常花时间，自然后面等得就长了。
对我来说反正不用去干活乐得清闲。就这么慢慢挪到了队伍中间位置，有个巡警却把我给揪了出来带到队伍最前面。他说日本兵还要干活，不必排队，快点让他买面包吧。

刚被从队伍中拉出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们发现我偷懒，打算教训我，所以吓得不知所措。没想到不仅没挨骂，反倒还帮我和店里的大妈商量让我优先去买面包，我真是又感激又意外。
这到底是为什么？一般来说我们作为俘虏和普通人排在一起买东西就已经很可疑了，甚至是不被允许的行为，可他却完全不在乎。
我以前在北支的时候，凡是被俘虏的日本兵都会被八路称为“国际友人”并受到优待。虽然苏联和八路军都是红军，但对俘虏的处置却是天差地别。可这位警察的做法却和八路一样，可能他也把我们当成了“国际友人”吧。如果西伯利亚全都是这样的人的话，那我在这里的生活印象就会完全不痛了吧。
只可惜对这种善意却被我们滥用了。正由于公众认可我们卖面包无需排队，总能跑到最前头去买，所以反过来一些普通市民就开始托我们帮他们买起面包来了。
一开始我们只是简单答应帮他们去买，可后来逐渐地变了味，非得让他们分些面包、金钱过来才答应……乘机捞上一把才满意。
于是有人就开始称这儿为“摇钱坡”，听说有些同伴确实靠这家面包店赚了钱。但我却对此没有善加利用，又给转到其他地点干活去了。

那看守正在等我的消息，就把事情前后报告了一番，再把赃款10卢布拿了出来。结果他只说了声哈拉少，就把钱那走了，我那5卢布他根本没有要给的意思。我催了好几次结果还是没能拿到。这算什么事儿，把我气得目瞪口呆。
虽然之前经常听人说苏联人说话不算数，不过这次我才算真正领教到了。
所谓“犹言在耳”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
要说苏联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国家呢？就比如刚才说的推销吧。我这个日本俘虏兵（一看就知道）为了卖偷来的灯泡跑到苏联平民家去，结果那户人家却一点也不感到意外。甚至还和我讨价还价，完全就把我和普通苏联人一样对待，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能理解。
可那个看守为啥要指使我去偷灯泡，再卖掉呢？明明除我以外还有四五十人可以选啊。可能是他看我太闲才指定叫我过去的吧。
总之我感觉当时的苏联是极端的阳光和极端的黑暗互相搅合在一起的另类国家

由于目前这个劳动营是我孤身一人过来的，所以里面的人在过去旧军队里的经历一概不清楚。况且这里的人都是特意不去提起在过去军队中的事情。
这种事情不知道的话反而乐得轻松。曾和我一起搭档前后挑过渣土的人里居然就有个前陆军大尉，还有担任过战场指挥才半年的前陆军二等兵。我知道后真是非常吃惊，我的这种惊讶可能也正说明我觉悟还是比较落后的。
由于这里已经不是军队，和一般社会形态非常接近，所以以前军队里的军衔军阶也一概不起作用。这里从人数来看应该有个正式任命过的大队长，但我却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战争早就结束了，在日本已经没有像以前那种军人了；假设在这个西伯利亚劳动营里却还残留着军官，而且还像过去那样作威作福的话，那会是种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会被士兵们反抗啦。
军队的干部层中也有各式各样的人，既有好人也有坏人。可是过去无论对方怎么坏，士兵们只能默默忍受。可如果他们继续变本加厉，借着军阶视士兵为草芥任意欺压凌辱的话，那又会如何呢？那么那些被视为草芥的人就会站出来展示自己不是任人欺凌的证据，这就是所谓的“逼宫（很多人集中起来向对方施压，让其承认错误——译）”。
有的人实在太坏，真想一枪毙了他。就像以前制盐厂劳动营的时候就有个军官老是迁怒到士兵身上，最后被士兵们警告“迟早弄死你”。后来他被调到其他劳动营去，最终避免了一次事故。所以主要问题在于坏的程度，凡是被“逼宫”的都是些非常招士兵痛恨的人。
那么话归原题。在现在这个劳动营，听说也有过“逼宫”的情况。我刚来的时候，则已经没有了；就是因为民主化获得了一定进展，让所有人都变成了“穿军装的普通人”。
还有个变化就是我们干活的时候不再会有看守监视了。我们自从战败被解除武装后，就一直被苏军的哨兵、看守监视，这也就不断提示我们的身份是俘虏，并从中体味到自己命运的悲惨和可怜。
可一旦撤除看守，那么俘虏的身份就消失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中心理上的鼓舞。从而工作绩效也得以提高。
与撤除看守的同时，作业现场也不再有人训斥，反倒是有很多时候干脆让我们来主导整个施工进程。
可能他们和日本人一起工作了三年，终于了解到我们的优点；也有可能他们知道最近会安排我们回国，所以就不再对我们挑三拣四的了。不过我估计更多的是第一个原因，这点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随着这些外部条件的改变，我们自身也起了变化，那就是不再对苏联人采取卑躬屈膝的态度。比如争吵的时候，之前无论对方说什么我们都回答：“普拉伊纳（您说得对）”，但现在根本不会顺着对方说话，反倒是常会立即反驳。
可是也不知道苏联人怎么想的，当我们以这种态度对付他时，也不生气。所以我们就摸透了他们的脾气，借此蹬鼻子上脸。
其中最让我惊讶的就是以前一直和我一起进行道路施工作业的宇贺神君。不知道啥时候起他居然就成了现场监督，甚至指挥起苏联劳工来了。虽说他俄语不错，但毕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可居然硬是能当上现场监督，我可真是服了他了。像类似情况的日本人除他以外还有好几个。
苏联人干活的时候都很随性，干到哪儿是哪儿。先干起来再说，如果行不通再从头做起。但是我们的话就会先思考一番。如何做活最合理……
比如说切砖头，一行35块，切上20层就要700块砖。这种心算我们谁都能行。可要放到苏联劳工身上那就不行了。他们以为我们心算结果是随口胡说的，所以一开始不相信；直到后来理解了他们的脑袋和我们的脑袋的区别后才放心大胆地放手让我们自己干起来。

当时苏联人包括看守算术都不行，曾经出工时让我干等好长时间，所以普通人更是不行了。
我就听说过在伊尔库斯克市内曾有支日本人施工队从设计开始直到完工全部靠他们自己的双手，这当然是毫无问题的事情。
总而言之，到回国前的那段时间里，第9劳动营的生活是我在西伯利亚这三年里最好混的半年时间。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对我在西伯利亚扣押生活的理解产生了一些变化。
如果当初刚被扣留的时候就能被这样对待的话，那么我对苏联的认识和评价也会发生非常大的区别吧。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想法，所有其他被扣押的人员也都是一样的。

11月的某天下着雪，天气非常寒冷。那天的工作依旧是铺设路面，但由于天太冷以至于路面都冻上了，所以我们就改成除冰作业：用铁钎敲开冰块，然后搬上卡车运到河边丢掉。
这工作无论做多少次都没用，因为冰又会马上结上，完全是白费力气。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份美差。因为每天只要重复去做这种无用功就能混日子。
11月的温度已经降到零下10度，所以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跑到火堆旁取暖，恢复冰冷的手脚。
有天中午前后。突然听到从火堆旁传来“当啷”一声响，回头一看，只见有个小子用脚把我们放在火堆边加热的饭盒给踢飞了。
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我的饭盒。虽然里面的粥稀得和水一样，但毕竟是我最最看重的食物啊。于是我怒火攻心，抓起一旁的冰块就朝着正在逃跑的坏小子丢过去。只可惜不但没打着，反倒是让那小子一溜烟给跑了。
还好这饭盒盖子盖得很牢固（我觉得是被冻牢了——译），就算被踢了一脚盖子也没松开，所以里面的粥也没给洒出来，不过就是自己实在气不过一点东西都吃不下。
“巴夏鲁斯塔（请吃吧）”这时有人对我一边说着一边塞过来块黑面包，一看原来是位60岁左右的俄国大妈。大妈对发着愣的我说：“刚才的事情我都看到了，都是那孩子的错。这面包算是替那孩子给你赔罪的。”
虽然给我的黑面包不算大，但此时我心里却感到很高兴。于是就向着没入人群中的那位大妈敬礼，并感谢她道：“斯巴西巴（谢谢）”

码头扛大包
在这所劳动营里最累的活儿就数在安加拉河边给船装货了。从河岸边的仓库里用肩膀扛出各种物资装载到停靠的船上，也有反过来从船上卸货的。
从岸边到船上的路线中有30米是两块宽30公分的木板架起的悬空桥。要从仓库扛起重重的货物经过这么一座木板桥后运到船底的船舱，多我这种二等补充兵体质的人来说自然是非常艰苦的。（比大同矿工可好多了——译）
具体货物虽然每天都有变化，但基本都不会轻。不过如果里面装的是吃的的话那就另当别论，重就重点吧，忍忍就过去了。奥妙就在于在搬运途中可以悄悄在袋子上挖个洞，从里面偷些吃的出来。虽然下流了点，但那时候肚子饿就管不了了。
不过要是搬的是煤炭、石灰什么的话，那就只能闭上嘴巴。散装的煤炭和石灰都是用手推车推进仓库的，所以干活时我们都会沾上一身的粉尘。
我们每天出门干活的时候如果获悉“今天的货物好像是砂糖”的话就会高高兴兴上班去。砂糖虽然好吃，但一袋也得有60公斤。
这么重一袋必须自己一个人担着从仓库运到船舱。
光是能扛起来站着不动就已经不容易了。工友把东西放到我肩上，一个人步履蹒跚走在晃晃悠悠的木板桥上可吓人了。

数米以下就是安加拉河。其他人走路的时候晃动木板，如果一不小心跟不上节拍就有可能和砂糖包一起掉下去。万一真的掉下去那又该怎么办呢？自然是马上抛开那袋可恶的砂糖断尾自保啦。
如果只要运一个来回那还可以忍受，但实际上却是要往返无数次才行。所以一旦进入船舱，人就不会立刻返回仓库，而是在舱里偷个懒。
这时监工就会大喊“贝斯托利，贝斯托利（快点，快点）”在甲板和船舱里到处赶人去工作。
我们不愿意出船舱也并不都是因为偷懒，其实是在里面捡漏。
船舱里除了运进去的砂糖外还有其他各种物资。我们就在上面挖个洞看看里面装的是啥，看看有没有可以吃的东西。
由于里面漆黑一片，所以一方面正好给我们偷懒，另一方面太黑找东西就有些不太方便。
我卸完砂糖到上甲板前也在黑暗中摸索有啥好东西可以捞一把。结果摸到一个袋子，里面软软的好像什么点心，于是就从里面取出一个来一咬，结果让我恶心得吐出来。马上跑到甲板上照着一看，原来刚才咬的怪东西居然是姆啰（肥皂）。（在苏联都把肥皂做成骰子大小）
能把肥皂当成点心给嚼了，还真是贪心啊。正当我在甲板上“呸呸呸”地吐肥皂时，周围也有好几位同样也在吐肥皂。看来心急的可不只我一个。
虽然那时候乘机吞了相当于劳动营2、3个月配给量的砂糖，但第二天依然无法缓解疲劳，腰痛得连上下楼梯都不行。
我就想到自己在河边运煤、豆粕的模样就和以前在中国我们用鞭子驱使苦力（中国劳工）一样。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也曾经让中国人吃过同样的苦头，如果现在是由中国人来让我们自己也受到了同样的劳役的话，那还可以用因果报应来解释；但作为苏联人为啥要跑过来让我们来吃这个苦头？我们既没对苏联打过一枪，也没踏入苏联领土一步。可苏联为啥还是让我们当苦力来使唤？想到这些，我装船回来后晚上怎么也睡不着。
可惜不管我怎么生气也没办法，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下去。除了偷懒怠工，以节省体力外也没其他办法了。

巧遇《圣母颂》
初夏某天，我们正从安加拉河里取沙以用作道路施工。
挖出来的沙子会通过好几台卡车直接运到市区内的施工现场；但装载沙子的工作却不像现在使用机械，而是全靠一把铁锹人工铲上卡车，可辛苦了。
铲沙子的工人有30名，装完一台车下一辆就立刻接上来，甚至有时候车子会还排队等候。
安加拉河里的沙子到处都是，但也不是随便哪里都可以取用的，采砂地点都有指定。所以有时候地点没选好就无法一次性把卡车装满。所以为了防止这种问题的出现就采用了两步施工法：先把沙子运到集中堆场去，然后再撞到卡车上。
苏联的卡车司机貌似都有工作额度，要求一天要拉多少车次才行，所以一直催着我们：“贝斯托利，贝斯托利（快点，快点）”，可自己却站在一边绝不会帮忙铲沙子。也不管我们已经累得四肢无力头重脚轻，只会一门心思想让我们快点装。
他们只负责开车，所以只想保证完成车次，其他啥都不管。
从市区工地到这里距离不远，所以过去卸下沙子后，空车马上就又能开回来。
“这破车干脆让它爆胎吧”我们每个人都抱有这种想法，于是有的人就往轮胎上钉钉子、往路面上洒钉子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对付它，可惜对美国造的车胎来说根本没啥用。
甚至有人说：“给它挖个陷阱算了”，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
不久不知出了啥事儿，卡车突然不过来了；于是我们总算松了口气躲到树荫下休息。就在这时，一阵美妙的女高音从稍远处的金合欢树方向传了过来。
这歌曲不就是是舒伯特的《圣母颂》吗？这勾起了我的怀旧心情，于是站起来跟着歌声走了过去。
入伍前我曾经非常喜欢这首歌，还听过好几次。在德国电影《我的歌在轻轻祈求Leise flehen meine Lieder》的最后一幕中就由女主角玛莎·艾格丝(Marta Eggerth)那完美的歌喉演唱出来。真没想到这首歌还能在安加拉河岸边的工地上再次听到。
只是这声音肯定不会是玛莎·艾格丝，它的主人竟然是一位年近60的大妈。这位大妈到底何许人也，怎么会唱得出如此清亮、宛若维纳斯般的声音来呢？我感到非常诧异。

“奥奇哈拉少（太棒了）”
我说着拍起了手，那位大妈显得非常高兴。
通过半生不熟的俄语才了解到她在革命前的双帝制时期，在德国经常演唱这首《圣母颂》。
大妈没看过《我的歌在轻轻祈求》，于是反过来要求我来唱几句。可我这人五音不全，一开口肯定让人笑掉大牙，所以只好边打哈哈边逃跑了。
俄罗斯人喜欢唱歌，而且还唱得不错。无论男女，只要聚集起几个人来就马上开口唱歌。如果来了兴致甚至还会弯起膝盖跳起哥萨克舞来。
我们经常会被问：“日本人为啥不唱歌？”自打到了西伯利亚哪儿还有力气唱歌，甚至都不愿意费点气力大声喊“饿死啦”。另外考虑到我们现在低落的情绪，哪怕命令我们唱歌恐怕都唱不出来。
不过在劳动营里蹲了2年，可能干脆放弃了回国的念头心里也算是安分下来，偶尔也会开始哼两声。
在唱歌上扯了那么多，让我们再回到工地去。已经有两台卡车要装沙子，大家都忙得团团转。甚至连在市区监督作业现场的工头都来了，看到我偷懒气得直冒火。
而负责带队的前军官池田自然也挨了批。但他无论工头怎么发火都一副不为所动的表情。这个池田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被牵连了多少回了，但每次他都不会对我们多说一句责怪的话。（反之如有人对他发一句牢骚话，旁边人就会斥责“你小子……”）
工作完成后搭上卡车正要回去，这时先前唱过《圣母颂》的那大妈就带人在前面向卡车挥手欢送我们，不久还能听到她们合唱《喀秋莎》的歌声。
“好久没听《圣母颂》了，真是太好了”坐上卡车，池田对我恳切地说。
“《我的歌在轻轻祈求》这电影也不错，我上学的时候也经常去看。”真没想到在这里能遇上《我的歌在轻轻祈求》的影迷。
接着我们就一直谈论《我的歌在轻轻祈求》电影的话题直到到达劳动营。什么当铺的女孩真漂亮、麦田里汉斯*亚雷(Hans Jaray)和玛莎·艾格丝热情拥抱，让披肩滑下的镜头拍的真好等等。
第二天又想去大妈那儿听《圣母颂》，打算好好欣赏下；可惜不知什么原因我们队突然被调去市区挖土方去了，以后也没再被派去铲沙子。能听到《圣母颂》的机会于是便只有那么一次。

看守
自从满洲战败，在奉天被解除武装以来，我们就再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活动了。一切行动都必须遵照苏军的命令进行。而看守（堪波伊）则负责监视我们是否在按照命令行动。
到了劳动营后，看守们又站在四个角落的瞭望塔上一天24小时监视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在路上也是一前一后跟着队伍走动。
看守肩上背着配有苏军特有的细长尖刺形刺刀的步枪，把我们像牛马一般来回驱赶，真是一副落魄相。

从看守本身的工作目的来看，应该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亲近的感情；不过随着相处时间的延长，他们便开始逐渐开始理解了我们。看守也分好几个人种。其中对我们展示善意较多的是蓝眼睛的欧罗巴人种。而在我们看来黑眼睛的所谓“东洋人种”……实际上却并不是东洋人。
每当要在工厂等室内作业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我们押送过去后就跑到其他地方去，直到下班时间才再次出现把我们带回劳动营。如果是户外作业的话则会一整天呆在我们旁边。也不吃午饭（从没见过他们吃过饭）所以这活儿也不轻松啊。
每位看守又各自不同；既有夸张到如前文提到过的那名让我去从电灯柱上偷灯泡卖给住户的看守，也有更厉害到敢对将官（吉内拉尔）开枪的看守。
那是在伊尔库斯克道路施工时发生的事情。由于路面正在进行沥青铺装作业，所以该路段自然就被禁止通行。而我则和神田君搭伙一前一后抬着块纳辛基（搬运板）搬沙子。
有个长大胡子的将官（吉内拉尔）可能是想抄近道，想从禁止通行的施工路段穿过去。他不顾看守的阻止，独自硬往里闯。看守命令这名将官赶快出去，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于是看守就怒了。
突然抬枪就往将官脚边“砰砰”开了枪。将官被他的枪声吓了一跳，急忙回到原路逃跑了。我们正好在旁边看到这一幕都给惊呆了。

就算对方有错，可毕竟是名将官，而他不过是个无名小卒。如果放到旧日军队里那肯定是问都不用问马上就会被带上军事法庭枪毙了。
不过这里是苏联，体制和日本完全不同；所有组织、指挥系统都按条块分割，所以没必要听从除直属上级以外人的命令。只要不属于本系统，哪怕级别比自己再高也不必敬礼。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看守就能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凡是破坏规定闯进来的人，不管他是普通市民也好，军官也罢都一视同仁。
苏联士兵身上基本上看不到有向下士官、上级军官敬礼的行为，对此我还经常感到不可理解，但一想到他们的制度便释然了。
反之，我们日军刚到劳动营的时候还是和过去一样对上级军官敬礼，也包括对苏联的军官和下士官认真地敬礼。
凡是有当兵经历的人都会对这种繁复的敬礼感到厌恶。而苏军在如无必要则不必敬礼这点上的确要比日军合理得多。

接下去我要讲一件在距劳动营2公里远的大米精制厂里发生的事情。
虽然名称上写着“大米精制”，但实际上却并不是日本那种把米磨白精制的意思，充其量不过就是脱壳而已。我们还奇怪为啥要在这地方设立大米精制厂？苏联人也吃大米吗？（后来才知道他们用大米做粥或者米汤）
我们在那儿的工作包括搬运袋装大米和给大米换包装。虽说这里是大米精制厂但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吃上大米。所以既然不让吃就只好自己偷偷动手了。
出大米精制厂的时候会有个老头和看守来检查是否夹带物品。其中有个蓝眼睛白皮肤的看守被我们戏称为“小白”，他总是对我们的夹带行为睁眼闭眼。但看守也并不都是像他那样好说话的，反倒是惹人讨厌的家伙占了大多数。
那么下面就讲个被日本兵摔了个大马趴的看守的故事。
那是在半夜里去制盐厂工作的路上发生的事。负责看押的是一个长得像东洋人的罗圈腿看守，这个人对我们特别会来事儿。
总是从队伍后面呵斥：“贝斯托利，贝斯托利！”如果有人走慢了就会用枪托去砸他的背，然后嘴里不干不净“哟波伊玛驰（奴隶）”地乱骂一气。所以每次我们出劳动营后一遇上这个罗圈腿就会被他破口大骂“哟波伊玛驰（奴隶）”，搞得每个人都火气很大。
有次谷君正好拍在队伍最后面。于是罗圈腿就在他背后骂了声“以比特伊玛驰”接着就用长筒靴踹上谷君的腰。可惜这次他搞错了对手。这位谷君是个柔道四段的高手。终于被惹急了，一把抓住罗圈腿的领子“嘿”一下就丢了出去。罗圈腿呼地就滚落到3米开外的沟里去了。
这事儿发生得太快，就一眨眼的功夫，我们一下子就把心给提起来了；都担心接着会发生什么事。
罗圈腿被人摔了个结实气得发疯，但谷君这时已经混到队伍里去，而我们也绝不会把他交出去。
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罗圈腿从沟里爬上来后一边嘟囔着“哟波伊玛驰”，脸上却摆出个无所谓的表情，继续跟了过来。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无法理解。
这件事情以后，哨兵就变得老实多了，也不再罗哩罗嗦。过了不久也不知道啥时候他就再也没出现在劳动营里。

通过这些事情我们才逐渐了解到，原来他们并不是在蔑视我们，而是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和我们平等的姿态。
就这样直到扣押的第三年起，原本一直跟着我们的看守这才从我们的队伍中消失了。刚战败的时候苏军抱有一种：“绝不能小看日军”的态度，对我们戒备也很严；但在这3年期间可能也逐渐摸透了我们的脾气这才放手的吧。
另外还有个原因，可能与苏军大量复员导致兵力不足也有关系。
总之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撤走看守后，我们也终于感到从俘虏的身份中解放了出来。

取代看守来带队的则换成了从我们中间挑选出的积极分子（积极从事劳动营民主化的人）。这些积极分子也算是我们的同伙。去工作现场的时候也只是说声：“尽力而为”根本不提工作定额。
工作完成后唱的也不是军歌，而改成合唱《劳动歌》、《红旗》或者《国际歌》，一路回营地。
但没了看守有时候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例如，快到收工的时候现场负责人就会以工作定额未达到为理由强制要求加班。这时如果有看守的话就会说“到时间了”，强行走人；这方面日本人确实气场不足，也就容易惹上麻烦。
如果实在拖得太长的话我们就会说：“巴洛斯基，捏别**友（听不懂俄语）”然后逃之夭夭。
还有就是如果工作的时候有醉鬼过来侮辱我们的话，也只能忍着没法把他赶跑。
尽管也有些不方便的地方，但比较起来去掉看守就如同卸下了枷锁还是好处多些。
一转眼就过去了40年，那些看守们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都和我们一样成了老头了吧。甚至有可能正抱着孙子讲以前“日本鬼子”的故事。

劳动营的运势
在部队里从过去就一直流传一种说法叫“部队好坏全靠运气”，意思是对士兵来说被分配到哪支部队其实都一样，只不过你所属的部队被派驻地点的不同则会决定士兵们的命运好坏。
有的部队会被派遣到战斗激烈的地方以至于全员战死，相反也有的部队会被派到后方全程根本吃不到一颗子弹。所以对士兵来说这只能用运气来解释了。
这种情况在当时同样驻守满洲的部队中也有出现。有的部队在满洲边境和苏军交火，结果被打得近乎全灭；也有的部队在满洲广阔的原野上被苏军在屁股后面追了足足一个月。还有的部队就呆在后方一枪都没放过。
这些队伍要么在边境激战被打得支离破碎，要么只剩身上的军装被人追着四处逃窜，要么躲在后方衣食无忧，命运虽然各自不同，一旦战败便都一股脑儿被苏军俘虏并给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这西伯利亚过去就一直都是流放犯人的苦寒之地，一下子给塞进去10万日本兵，自然就没有足够的劳动营来接纳他们。
所以有的地方为了凑数就在野地里支个帐篷，地上挖个坑临时整出来个劳动营。
由于当地温度能达到零下四五十度，对不幸入住这种纸糊的劳动营的部队来说那简直就是场灾难。
如果入住这种地方的部队正巧是前文所述的被打残的部队的话，那就只能让他们自祈多福了。

接下来说说劳动营指派的工作。
工作分为工厂一类的室内作业和伐木、挖煤一类的室外作业。哪怕这两种工作工作量都一样，但考虑到天气寒冷的因素，后一种效率肯定会下降。
此外劳动营管理当局苏联方面的管理水平也有差异。
有的地方为了提高业绩，故意指派较高的劳动定额，有的地方会故意克扣给我们的食物私下里倒卖，所以如果被送到这种劳动营去的人只能算他倒霉。
还有一点，就是日方负责人的素质问题。有的大队长一味讨好苏联人，而对我们却使劲打压。凡在有这种大队长的劳动营里，士兵们必将承担很多额外的辛苦。
这些都是不太好的劳动营的例子，凡是被送过去的人都只能算是运气太差。
那我自己运气又如何呢？在苏联的3年时间里，一次都没进过那种劳动营。这也算是在苏联扣押期间不幸中的大幸。
我回国前辗转了4所劳动营，和其他地方比起来可以说还是不错的。
在一开始制盐厂的劳动营里，昼夜三班倒做起来虽然辛苦，但死在这里的只有13人，在所有603人中只占2%。这数字比在北支部队战斗死亡人数还低得多。
后来到伊尔库斯克修路虽然也很辛苦，一点也不轻松，但比起伐木、挖煤来说实在是好的太多了。
此外在住宿上虽然制盐厂劳动营臭虫多得被我们称作“臭虫营”，但毕竟还是配备了防寒保暖设施，也因此死亡人数上就非常少了。
换到伊尔库斯克劳动营后，宿舍甚至便成了两层砖房，设施也更进一步完善；如果让伐木营的人来看的话这简直就像宾馆一样豪华。
同样都被扣留在西伯利亚，不同的劳动营条件差别也是非常巨大的

飞散的樱花
春光惜日短 待到明年还
花散践为泥 只等二度开……
这首歌来自一部战前的流行电影《少妇椿》的主题曲，这首歌在我们劳动营里也是大受欢迎。其原因除了歌曲本身好听外，歌词也非常贴合我们期待回国的心情。
不过最大的起因还是要数当时劳动营里的“建设剧团”的当家花旦——伊东，在舞台上高歌此曲技惊四座。
和我以前劳动营中的“乌索利耶剧团”中全是职业演员聚聚一堂不同，这里全体成员都是业余选手。于是就让学生时代喜欢话剧，经常去新宿的木兰剧场、浅草的榎本健一剧团、日比谷的欧洲剧团看演出的神田君写剧本和组织表演。
节目基本都是些“东京进行曲”“东京狂想曲”“无法忘却”等风格明快的都市风格的歌曲和笑话，而且广受欢迎。
可能是因为这里有很多人都是东京人，故而才特别认同演出。
其中最让他们着迷的还是歌谣曲（当时的流行歌曲）。
《边境小镇》《谁能不想家》《人生行道树》《旅人夜来风》《19岁的春天》《心存爱慕》等等，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听到有人哼唱。
但最让人欢喜的还是伊东君表演的《少妇椿》。因为不仅歌美，而且女装的扮相也靓，让人看了就有保护欲。

一旦伊东君穿上和服带上日式假发登上舞台，我们就会被他的美貌惊得停止呼吸。随着伴奏唱起悠扬的歌声，那感觉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我们在下面拍手拍得都肿了。
通过伊东君表现的女子形象，让我们回想起家乡的恋人和妻子，期待着能有一天再次与她们重逢。
伊东君表演过得曲目有《隅田川》《少妇椿》《沙滩浪》等，但最有人气的还属《少妇椿》。他本身个子较小、鼻梁挺拔、眼神忧郁，一旦化起妆来就成了个大美人。
那么化妆用的白粉和服饰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和服和白粉都是从劳动营里的军官他们提供的，假发则是割了马尾巴做的。日本人本来就心灵手巧，基本上所有的道具都能做出来，甚至乐队用的吉他都是手工制作的。
材料都从工作地收集，发现马缺了尾巴后，工厂方面不久就过来投诉我们。
那时候表演的都是些革命题材，例如隔壁劳动营里的剧目就是高尔基的《母亲》；但我们这里除了按青年部的意见最后由乐队高奏一曲《国际歌》来搪塞一下以外，其他都是传统节目。从这点来看感觉我们劳动营比旁边那家觉悟上还是有些落后。
除了伊东君的《少妇椿》外，还有一个令我记忆深刻的场景就是《月色朦胧夜》。
那是以国内油菜花和樱花盛开的景象为背景，由劳动营好声音因幡君纵情演绎的一曲《月色朦胧夜》。
就在他唱到一半的时候，舞台为忽然从上方飘落下无数樱花花瓣（其实是用报纸的白边剪的）。于是观众席上立刻充满惊叹声和鼓掌声，甚至还有低声哭泣的声音。

为何会如此让人感动？除了因幡君个歌声外，其最大作用的就是这些散落在舞台上的花瓣了。这勾起了我们对故乡深深的回忆，更何况我们此时身陷异国思乡之情更是刻骨铭心。
我曾看过一部电影叫《南岛上的雪片》，有个镜头说的是驻守在某南方岛屿上的日本兵在表演剧目的时候以纸片代替飘雪纷纷落下，这让台下思念故土的士兵泪流满面。而在我们这个劳动营里，出来将雪片换成花瓣外，其他简直一模一样。
总之拘留在西伯利亚期间，忍受这空腹和思乡双重折磨；对于空腹只要有东西填下去马上就能恢复。但思乡之情除非能回国，否则怎么也不会消除。正因为如此，一旦有什么能引起对故乡的回忆，就会立即如星火燎原班扩撒开去。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会将劳动营简陋额舞台上女装打扮唱着《少妇椿》的伊东君、以及在樱花花瓣雨中泣泪歌唱《月色朦胧夜》的因幡君的样子一直记忆到现在，对西伯利亚悲惨的生活念念不忘。

国营浴场
伊尔库斯克是西伯利亚地区的文化中心，所以大学等各种学校特别多。其中有一所女子师范学校位于车站附近的高地上，此处也正是我们第9劳动营的营房。
并不是整个学校都归属劳动营，劳动营只占其中一半；剩下的那半依旧是学校，女生们就在里面学习上课。
学校和劳动营之间只有一面木板墙隔开，所以从劳动营二楼就可以将对面校园尽收眼底。
年轻女生们经常会在校园里打排球。一提起学生，我们就会立刻联想到“校服”，然而苏联却并没有这种校规。所以穿的都是便装，基本和普通人一样。
听说苏联的学校都是公立的，所以学费一律不用交。对某些哪怕脑子再聪明只要没钱就上不了学的国家的人来说真是太令人羡慕了。
这所学校隔壁就是巴尼亚（国营浴场）。我们也能每月一次过来洗个澡灭灭虱子给衣服消毒灭菌什么的。

苏联的澡堂和日本不同，里面是蒸汽浴。浴场的面积很大，能一次洗五、六十人。入浴的时候也不进浴池，而是进入浴场最里面的蒸汽室，做到木质长凳上，通过四面八方涌来的蒸汽先来个热身。
苏联人就会趁这个时候用白桦树的小枝条轻轻抽打身体。听说是因为更容易热身，但我却一次都没试过。
曾在浴室外经常看到俄罗斯大妈们肩上扛着白桦树枝就是为了洗澡而准备的。这和日本去洗澡时大家都拿脸盆和毛巾的情景完全不一样。
用蒸汽热完身后接下来就要开始清洗身体了。不过热水并不像日本那么多，而是只有一点点，所以洗起来就只能沾一下搓搓而已。就这么洗完后就去灭菌室里拿各自的衣服。
这衣服（皮衣另外处理）要在进入浴室前自己脱下来整理好后放进消毒室里，在我们洗澡的时候进行灭菌消毒。
对于灭虱来说可能采取这种方式效果最好，只可惜过不了多久又会染上虱子，所以每次都要这么弄一下反倒麻烦得很。
为了对衣服灭菌消毒，劳动营里会派出几个人手专门进行消毒作业。由于他们都是日本人，而且都是男的，所以就算光着身子被看到也无所谓。顶多也就是开个玩笑说：“你的挺大嘛。”
可有次不知为什么我被叫去帮女子师范的学生妹们进行灭菌消毒。作业流程和前面写的一样，女孩们脱下衣服按人头挂到金属环上，将号码牌交给她们后把衣服放进灭菌室。还衣服的时候则将顺序反过来就行了。

实际操作时，眼前尽是一群群年轻姑娘的，金色、银色、棕色、黑色真是五彩缤纷。可能你们会认为我当时一定一柱擎天了吧？但实际上我看着眼前的裸体却一点感情波动都没有。
当时我们的确就是这样，哪怕眼前站着位一丝不挂的年轻姑娘也根本就兴奋不起来，更别说在浴室里搭帐篷了。

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愿意像我这样去巴尼亚（国营浴场）帮忙的。但如果换成到科尔霍斯（农场）去挖土豆的话那么就会大家都抢着去。
那时在西伯利亚散布这好几百个劳动营，但从没听说向我们这样把一所学校一分为二当作劳动营，而且双方依旧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地方。
此外有这种到巴尼亚（国营浴场）女浴室帮忙经历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个吧。

苏方偶尔也会发发善心照顾我们去看场电影。电影名字叫《宝石花》，而且还是部在当时难得一见的彩色电影。（貌似这部电影挺有名，还得过个劳什子奖。——译）
电影讲的是高加索地区一个关于在森林里刻石头的石匠的民间故事，主题为人哪怕死了，但经他手所雕刻的石头花依然能永远存在下去。主要角色包括石匠“达尼拉”以及他的恋人“卡恰”，还有用财富与美色诱惑石匠的铜山女王。全片都是彩色的，特别是在表现用各种美丽的矿石堆起的铜山的镜头真是非常出彩。
听说这片子在二战刚结束就拍出来了。真不明白为啥他们偏要在那种食不果腹，物资严重不足的时候还要花这么多人力物力去拍这么部电影。不过后才才知道这是采用了德国缴获的技术才拍出来的。
电影放映地点在劳动营一楼走廊，我们也经常会在那儿开文艺晚会。虽然名字叫“走廊”但其实非常宽敞，光是二楼楼梯下面的那块空间就足够容纳我们所有人了。
放电影的时候看不看都有自己决定，但考虑到放映前苏方点名时可能会注意到没来参加的人留下坏印象进而影响到回国，所以大家还是都出席了，但至于看不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啦。因此很多人边看边打盹。
虽然故事梗概事先已经通过翻译大致了解了，但由于语言不通所以连我都看到一半就睡着了。
真不明白苏联方面为啥要让我们看这电影，可能他们是想对我们夸耀他们国家文化水平很高吧。
只可惜当时我们根本没心情去欣赏苏联的电影，这媚眼算是抛给瞎子看了。
那时候劳动营的生活条件比起刚到苏联时已经大为改善。但依然还存在“西伯利亚病”（指饥饿、思乡、被判同伴、发呆、偷东西等在扣押期间发生的各种事情的通称。），只有每个人发病严重程度的区别而已。
如果电影能有字幕的话还好说，可我们偏偏不得不对着不知所云的电影大眼瞪小眼看上一个多小时。哪怕是正常人估计也早就看烦了吧。
可苏联方面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即他们根本不会去管对方的感受。如果真打算安抚我们的话那还不如给放几部日本电影更好。
按当时苏联的兵力，从东京搞10部、20部电影过来还不跟玩儿似的，比拍这么一部新片可省力多了。把这些影片在西伯利亚各个劳动营里放上一圈儿估计也得花上一年时间。如果苏联方面真有这个意思的话，那效果可真比《宝石花》好出几倍。
我第二次去看《宝石花》是在从西伯利亚回来复员后不久。日本从苏联引进这部片子后反应热烈，于是我也就在丸之内电影院里和它再次碰面。
这次我不再以俘虏的姿态，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自由人，而且还是自己掏钱卖票的客人的身份入场。
可不知为何看的时候不由泪流满面。这并不是被电影本身感动，而是让我回忆起第一次看这电影时曾经渡过的扣押生活，情不自禁流出了眼泪。
除我以外可能也有其他怀有这种心情的观众。就在我身边就有好几位采用了和我一样的方式表达了对这部片子的褒扬。这些人中就有可能当年一样也当过俘虏，也被要求看过这部片子的。
我可真想过去问问，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万一被人回复说：“没想到苏联对日本俘虏还挺照顾的嘛。”那恐怕就会立马变成无名之火了吧。
第三次看的时候就在不久前的电视上。
这次可没像第二次那样在电影院里流眼泪。
而是想起过去以前辛苦劳动过的老伙伴现在过得如何，身体还好不好。因为那时候的同伴已经接连不断离开人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年，毕竟人都是会变的。

估计以后我也没啥机会看上第四遍了。不过假设真有那种机会的话，我又会怀着怎样的心情欣赏呢？

公布回国
自从莱金中尉向我透露说：“第9劳动营即将关闭，并与第1劳动营合并，到时候会有人回国。”后不久真的就如同他所说的那样，劳动营所有人全都转移到第1劳动营去了。
每次迁移的时候都会流出很多传言，要么是“这下要回国啦”，要么是“他们会把我们送去挖煤吧”等等。这次也是这样，营区里变得像蜂窝似得到处都是小声议论。
苏联每次都这样，凡是有什么行动前绝不透露一点消息也没有任何计划发表。包括这次大家去第1劳动营集合也是，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只是把我们像牛马一样驱赶过去，一路催促：“达瓦伊，贝斯托利（快点，快点）。”
我们所有人集合以后，接下来的事情一如莱金中尉所说的那样。如果能事先说明：“到第1劳动营集合，之后你们将分为两组，一组回国，一组留下。留下的人迟早也会回去的，所以请暂时忍耐一下。”的话效果肯定会更好，只可惜他们一点也没披露。
这次的事情我事先已经从莱金中尉那边听说了，但其他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对于他们本来也想给他们解释一下，但后来又想他们迟早会明白的，于是也就没多说什么，而且也没这个必要。
如果第9劳动营全体人员都回国的话那还好说，但毕竟还是会有部分人留下来；考虑到他们还是别挑明了比较好。还有一个理由让我不想说出真相，那就是对保证能让我回国的中尉的信任。
第1劳动营位于安加拉河对岸，卡尔马克思大街上的古比雪夫工厂内的一角。我们则被安置到工厂内由一栋损坏的建筑物改建的收容所中。
第1劳动营收容有2000名日本兵，工作内容大多都在机械厂里。听说这里总共有1万名苏联工人，是家相当规模的工厂，之前我呆过的制盐厂与此相比不值一提。
不过他们却没让我们去竖着高大的烟囱整日冒黑烟的工厂上班，顶多就是让我们去门口的卡尔马克思大广场扫大街一类的活。
白天空闲时间则由当地较为积极的讲师来给我们讲述唯物辩证法、苏共党史等，讲完以后就学唱革命歌曲。
比起干活来，唱唱歌简直就是小意思。就在这里我学会了很多新歌（《我的莫斯科》、《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还学会了第1劳动营创作的《杏花》。
上上课唱唱歌，每天我们过得就跟做客一样，就这样过了一周却根本没有安排回国的意思。不仅如此甚至还有几个原本属于我们第9劳动营的同伴被派到其他劳动营去了。
这让我心里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于是便到劳动营出入口仔细辨认进出的军官，想找到莱金中尉和他确认一下事情真相；只可惜一次也没看到他。
接着又过了十多天，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这时无论是那些认为“这下说不定可以回国啦”还是不这么认为的人都没了精神，去上课和练习唱歌的人也不断减少。说真的连我都有了“难道真的没戏了……”这种不安的想法。
不过没过多久就传来了“全体集合”的命令，把我的忧虑一下全打消了。我们在建筑物之间集中列队，有一名苏联中尉手拿花名册，通过翻译向我们说：
“下面点到名字的人全都站到右边去。”
“终于发布回国名单了”我站在中尉跟前，心砰砰直跳。
我们的名字依照苏联字母表排列，从字母A开始喊名。凡是被叫到的人就会大声回答“是”接着出列，由军官、下士官以及翻译确认后集中到右侧广场上去。
我的名字“齐藤”按日文发音应该是S，但按俄语写就是C，按照字母表会排在后半程里。这是我在很多劳动营中经历无数次点名后总结出的经验。
军官一个个叫名字，终于到了H。下面就该轮到C了，也就是我。我聚精会神身长耳朵仔细听着。
“且藤邦用！”“到！”我等不及翻译纠正发音就立刻大声回答着从队伍里跑了出来。
此时被叫到名字的和没被叫到的人正好一半对一半。
等念完名单后中尉来到我们面前，正式宣告回国的消息。而且说2日后就从伊尔库斯克车站出发。

听到这消息有人高兴地跳起来，也有人呜呜流下了眼泪。自从被送到西伯利亚以来，这一天我们可等太久了，每个人都高兴得想哭。
虽说我之前就从莱金中尉口中打听到了今天回国的消息，可真当听到回国的命令还是高兴地双腿有些无力。
与我们这些终于能回国心中充满喜悦的人相反，那些没被叫到名字第9劳动营的人则被立即送往别的劳动营去了。
由于我1年前也曾有过在制盐厂里含泪送别占我们一半的人回国去的经历，所以也能明白这些人的心情。但当时我们这些人却只顾着为自己终于能回国喜极而泣，根本没空管其他人怎么想。
当天晚上每个人都因能回国而激动地无法入睡。而我也睡不着就拿着毯子跑到外面去。西伯利亚的夏天是白夜，到了晚上10点依然像傍晚一样明亮。
我望着明亮的天空，看大雁排成一排飞过。大雁是候鸟，对于我们这种囚犯来说也仿佛寄托了一丝乡愁。“大雁回到日本后一定能够自由飞翔。”“要是我也有翅膀就好了。”每次见到大雁都会这么想。不仅是我，其他又被扣押经历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
不过这次看到大雁的时候却再也没了那份乡愁，而变成了“喂，大雁，我们在日本见吧。”人心毕竟比较现实，既然自己马上就要回日本了，自然也就不必要再去羡慕大雁了。
经过4年，西伯利亚的生活终于快要结束了，虽然伊尔库斯克出发还差1天，但却一点惜别的心情都没有。透过毛毯从地面传来一丝丝凉气真是太舒服了。
“德拜衣，斯巴切（快点睡吧）”劳动营里的下士官看到我一个人在外面就把我叫了起来，我赶忙掸掉毯子上的土回到房间去。因为我这时候还是个俘虏啊。

父亲坐上人力车
火车抵达了新町车站。老家的火车站还是和以前一样没啥变化。
我踏上站台首先就向赤城山鞠了一躬。8年前正是从这里出发走向战场，那时候我向赤城山挥手告别，同时心中发誓说如果能再回这里的话一定先要给它敬个礼。
车站闸口处父亲和姐姐妹妹三人都在等我。
“真不容易啊”看到我隔了8年终于从西伯利亚回来了，父亲说着就老泪纵横。总感觉这几年父亲突然老了很多。
由于这场战争他膝下3名男性子嗣都被招入军队，其中一个永远回不来了，另一个小儿子又被扣押在西伯利亚。父亲当然会整日忧心加速衰老。
父亲特地从家里拖了辆人力车在门口等我。因为他担心万一我从西伯利亚回来身体衰弱到无法走路，就可以用这台人力车把我拉回去。

不过还好，本人身体状况比他们想象得要好得多。所以最后反倒把父亲装上人力车给拉了回去。
从车站到老家有8公里远。这点路对我来说小意思。和当兵那时候的辛苦，还有西伯利亚的苦役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我腿上打着绷带、脚上穿着帆布鞋、再加上身上的海魂衫（海魂衫是在鹤舞发的）一路拉着父亲往家里跑，父亲看着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出汗还是眼泪，不停擦拭着老脸。
穿过藤冈町，平井村就不远了。桑田的对面就能看到老家的御荷鉾山和向山。
家里的老母亲等待这一天真是等得望眼欲穿，如今马上就要成真，想到这个我心好像已经飞过去了一样。
在夏天的蝉鸣中，父亲坐在人力车上被我拉着一路小跑急急往家中赶去。
回想起来真是巧合，自从被红纸征召离开故乡到我复员整好八年。那天正是昭和23年（1948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