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洛肖恩大妈
俄罗斯大妈马洛肖恩是我在工厂里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个人。马洛肖恩当时年近五十，是个满脸褶子的老大妈，但不知为啥她却对我非常疼爱。那时我才26岁，年龄正好和她像一对母子。
马洛肖恩的家在乌索利耶镇上，每天徒步来工厂上班。她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可惜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现在一个人过日子。
每天都在工厂干同样的活儿，时间长了自然会偶尔说上几句。不过内容都是“你几岁啦？”“父母身体好吗？”“想回东京吗？”一类没营养的话。
不过马洛肖恩和其他大妈最大的区别就是：看到我除了打招呼说“兹德拉斯奇（你好）”外一定还会塞给我些面包、土豆什么的。我每天都饿着肚子，所以这些东西真是雪中送炭。车间里除马洛肖恩以外，还有乌克兰姑娘和其他大妈，但会主动给我带吃的的只有马洛肖恩一个。
俄罗斯大妈大多都长得比较粗壮，但马洛肖恩却身材较小，穿的衣服也非常简朴。由此可见她生活得并不好。接下来我就要写两三件有关这位贫穷的俄罗斯大妈和身为战俘的我在工厂里发生的难忘的故事。



（二）莫列卡布斯塔（海带）
我们经常自带午饭（西伯利亚当地称为“阿别特”）去工厂上班。
至于那个午饭其实也就是些像水一样稀的菜粥，而且还装不满半个饭盒。我们倒是希望这菜粥能越稠越好，因为越稠越说明里面放的米多。
所以每次下班交接的时候，下班次的人和上班次的人在厂里一碰头就肯定会问：“稠不？”这自然是在问粥（喀夏）怎么样。“今天挺稠的。”“多稠？能立起来吗？”这里的“立起来”是指往粥里插勺子能不能立起来的意思。
只要听说稠到可以立起来我们就会心花怒放，工作一结束立刻大步流星地往劳动营赶回去。让我们把话题回到午饭上来。
工厂的汽笛（休息的信号）一响就到了午饭的时间。休息点设在工厂二楼的房檐下方。乌克兰姑娘，俄罗斯大妈都一样在那里呆着。
按军队的规矩大伙围都成一圈吃饭，实际上应该说都在喝粥。有的人啥都不管把午饭和早饭一起都吃了，中午就干脆不吃。所以这会儿也只能听着旁边人吱溜吱溜喝粥的声音，在一边躺下睡觉，不过我想他们这时候肚子一定咕咕直叫吧。
当天的盒饭除了蔬菜外里面还有海带（莫非这海带也是从满洲搬到苏联来的吗？）。我把海带特地挑出来放到饭盒盖子上正准备吃，旁边马洛肖恩大妈看到后说“莫列卡布斯塔（海里的卷心菜）”表情很稀奇的样子。这东西西伯利亚可找不到，大妈也从没吃过，所以我表示可以让给她尝个鲜；可她却说：“日本人吃得这么少，我可不能要。”怎么也不肯收。

这时正巧马塞尔走了过来。“日本人比我们吃得都好。可为啥老是捏拉伯塔（不好好干活儿）？”还说他要一口把盒饭盖子里的海带全吃了。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先前偷土豆事件也是这样，所以对他没有任何好感，自然也不会愿意让他吃。
然而就在他动手拿饭盒前，大妈立刻开火了：
“不准拿日本人的午饭！”
马塞尔一下陷入尴尬之中，丢下句“午饭吃完了，快点干活，干活去！”，然后就气急败坏地往工厂里走去。
第二天马洛肖恩大妈带了颗卷心菜给我。西伯利亚的卷心菜即使直接生吃也甜甜的很好吃。我就和战友一起网上撒点盐分着吃了，这可比比海带美味多了。可能是马洛肖恩大妈给的才会那么好吃。

（三）牛奶和绑腿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马洛肖恩大妈照例拎了个装着土豆的袋子进了工厂。一看到我，她就说：“这边来。”
“兹拉斯奇（你好）马洛肖恩大妈”，说着我走了过去。大妈从袋子里拿出个圆盘一样冻得白白的东西出来，掰成两半分了半块给我。刚拿到手时我还觉得奇怪：这是啥东西？再仔细一看原来是冻成硬块的牛奶啊。
原来在寒区，只要把牛奶冻成这样就不必装进瓶子，携带起来非常方便。

于是我就咯吱咯吱啃起牛奶来。那味道好吃的不得了，到现在我都没忘。在苏联的时候，牛奶不用喝的而是这么啃着吃还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在西伯利亚，一到冬天无论男女都会穿上野外作业专用的靴子（喀通奇，毡靴——译）。女的会用厚布把头裹好，穿上名为“咻吧”的毛皮外套，在雪地上喀喀喀地快速走动。之所以要快速走动大概还是因为太冷了吧。如果是年轻姑娘的话，那走路的姿势真是帅极了。
但这对马洛肖恩来说就太难了，没法跑得快。本来穿的就很粗陋，而且人个子较矮又上了年纪就更没法跑了。
记得有次她坐在火堆旁边把长靴脱了烤火暖脚，这才发现原来靴子底上还有个洞。也不知道她是买不起还是因为配给什么的原因弄不到新的，虽然那时候我们的处境也和她一样但看到这个样子还是让我挺心痛的。
大妈们没有穿袜子的习惯。取而代之的是用布来把脚包起来。从脚趾开始包，直到把整个脚都包好了才把长靴套上。
马洛肖恩的裹脚布已经给用烂了，所以我就想把部队里用过的绑腿给她，可她确认为自己不值得去用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也不肯要。我强调说这东西已经用不着，硬把它塞给她，这才接了下来。
这绑腿其实是在刚战败混乱的时候从满洲被服库里偷拿出来的。东西完全还是新的，我一次都没用过。就算我把它留下来其实也没啥用处。
可后来马洛肖恩大妈貌似也没在用给她的新绑腿。东西既然已经给人家，那么如何处置我自然也不会去多管了。

（四）绑腿又还回来了
那之后不久，某天马洛肖恩大妈拿了一张旧照片到正在铲盐的我这里来。照片上是一名5、6岁的男孩。我马上紧张起来。莫非这就是大妈曾对我提起过的那个小时候就去世的孩子吗？
正如我所料，大妈说想把这照片画成大图。她从女事务员、乌克兰姑娘聊天时得知我虽然画得不好，但毕竟还是会画几笔就托我画画。
在劳动营里哪怕就是画一张画也会让人累得精疲力尽。要对一般人会事先约好画完以后给些黑面包，但对马洛肖恩大妈免费给她画也行。
交画的日期也没限定，要等我身体条件好些的时候再打算给她画的，所以照片也就给留了下来。
就在这段时间里，劳动营的气氛开始有些变化，逐渐有个传闻在我们中间散播开来，说是我们中间最近会有一批人可以从劳动营回国。
这种流言蜚语也不知什么时候就传得劳动营里到处都是，不过要万一是真的的话剩下的时间可就不多了，于是就把马洛肖恩大妈拜托的照片绘画赶紧赶了出来交货。大妈拿到画非常高兴，约好明天就把报酬——一条黑面包给我带来。
没想到这却是和马洛肖恩大妈的最后一面。第二天，突然发布回国的消息，工厂的工作也暂停下来，我们所有人员都必须准备回国，所以没人去工厂。
在苏联，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突然，火急火燎的。
在劳动营里一直梦想能够回国，没想到真的变成了现实，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但后来才知道真正能回国去的都是些身体不太好的人，而且人数也只有一半，于是剩下的那半人自然非常失望。我也属于那批剩下来的。
送走回国去的人后，我们第二天也离开了劳动营。
从劳动营到乌索利耶镇的路上看到一名平时一起工作过的大妈在往工厂方向走去，就对她喊：“达斯维达尼亚（再见），替我向马洛肖恩大妈问个好！”对方于是就跑了过来说：“哈拉少，达斯维达尼亚，斋藤。”和我握了个手。
在乌索利耶车站上，之后过了三个小时装载我们的货车就出发了。
在伊尔库斯克停车的时候；
“斋藤在哪儿？”听到有人从列车外面喊我，就打开车窗一看，外面站着的是制盐厂的作业负责人——见习士官。怀里还揣了个用报纸包着的包裹。
“今天我去工厂收拾行李，碰到马洛肖恩大妈，她让我把这给你。”
说着见习士官将报纸包裹递给了我，然后转身就回自己的车厢去了。
拿到包裹就闻到一股黑面包的香味。
“哦，这是画画的报酬啊。”
马洛肖恩大妈不但没忘记约定，而且还特地把面包托队长送到我这个可能以后都不会再见上一面的人手里。还真是挺有原则性的一个人。

其实还不止这些。在包裹了还有我给她的绑腿，看来她还真的无法接受我给她的东西啊。
“马洛肖恩大妈这人还真不错。”“嗯，人人都夸她的面包做得好。”
战友们吃了大妈的面包后一边说笑一边躺倒列车地板上睡着了。可我却一直还在回忆大妈相处的日子。
之后又过了一年多的扣押生活，却再也没能遇见一位类似马洛肖恩大妈那样让人感到情切的俄罗斯人。
现在每当我怀念起西伯利亚的日子，总是会有马洛肖恩大妈的影子在里面。如果她能健康活下来的话，估计现在已经是个80多岁的老太婆了

五十当大兵，一百充士官
我们每当需要外出到其他劳动营去的时候，当天负责带队的日方领队就必须先与负责守门的苏联下士官（俄语“塞雷将多”）及哨兵（俄语“堪波伊”）三方面共通清点出行人员数量，全都符合以后才能“阿克罗伊瓦特（开门）”放行。
一般来讲清点人员数量这种事情花上5分钟就足够了，可实际上即使清点人头这个事情每天都要重复做，却依然还是得花上30多分钟的时间才能搞完，真让人无语。
如果放在夏天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去管他要用多少时间呢；因为时间花的越多那么工作的时间相应就会减少。但如果是在零下30度的冬天的话那就够受了。要在在室内还能暖和些；可一旦在户外站上30分钟，不管你再怎么努力“跺脚”取暖全身也都还是会像掉进冰窟一样冷。
一开始我们还搞不明白为啥要花上这么长时间。可后来知道是因为他们（苏军下士官、士兵）的算术太差，特别是乘法根本算不来造成的，我们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每天外出工作的队伍排除偶然情况一般都在200人左右。如果在日本，连小孩都能很快计算出这200个人头，算不出来的人反倒是很少见。可是，在这所劳动营里对算术一窍不通的人却是不在少数。
旧日本军队里行军时候都是四列纵队，进入苏联辖区后就全都变成五列纵队了。我们去工厂上班的时候自然也是走五列纵队。连哨兵都会用日语说“五列”。虽然不知道苏军自己是走几列纵队的，但排成五人一排可能是为了让他们计算起来方便吧。结果哪怕就是这么个计算简便的五列队伍他们算起来也得花上老半天功夫。

我们排成一排5个准备去上工，走到大门前，下士官和哨兵就会从旁边开始“拉斯，得拜，特里（一、二、三）”数起来。200个人5个一排就是40列。可他们由于不会乘法，下士官和哨兵于是就在我们队伍里跑来跑去，一个个地数过去。本来他们乘法就不太好，跑来跑去也还是数不清楚。

天气太冷，我们实在等得不耐烦了，自然心里就会忍不住想大骂“搞什么鬼慢吞吞的，八格牙路。”
“八格牙路”这种骂人话很容易就会被人记住，如果碰到对方哨兵是个坏脾气的话马上就会倒大霉；所以结果还是不敢随便说出口。
总之，那时候他们的算术水平要放到日本只能算是小学生还不如。凡是在西伯利亚有过扣押经验的人基本都见识过，这可不是我胡说八道的。
记得曾经亲眼看到过哨兵记录我们人数的草稿纸，上面写着“5*40*3”这几个数字。那天人数应该是203人，一般来说直接写上“203”不就行了嘛。可是哨兵怎么也没弄清楚总数是203人，所以就把自己清点的结果5列40以及余数3人写成“5*40*3”的形式。
“如果能算到100以上就能当下士官，如果只能数到50的人只能当大兵了吧。”我们当时对苏联兵背地里都这么评价，这绝对不是夸张的说法。

随着滞留苏联的时间越来越长，苏联兵算术差的弱点也被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也许后来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对比较难的计算干脆就给放弃了。
后来只要我们列队走到大门前，他们就会简单数一下然后直接“哈拉少，伊基（行了，走吧）”给放过去。莫非突然脑子变好使了？这自然又成了一个谜。
也有可能那段时间劳动营哨兵大幅轮换，新来的人比前任计算能力强了些也不一定。
日军采用的是征兵制，只要体检合格就能入伍，智力方面不会检查，但也不会有士兵因此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背的。
也不知道苏联的教育体系是什么样的，反正战后和我们一直有接触的苏联兵基本都是这副模样。

“普咯霍拉波塔”
“普咯霍拉波塔”是俄语，意思是工作效率低，也有不好好干活的意思。我在西伯利亚的那三年间这句话从苏联人口里听得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本来就是被人用“送你回日本”做幌子骗到西伯利亚来后被当成囚犯强制劳动，换谁都不会愿意好好干活儿。如果真能有人认真干的话苏联方面肯定会对他采取破格优待的吧。
在我们劳动营里反正找不出这种怪人。只听说过有一部分军官制订了一份工作效率提高周计划的东西想提交给苏联人，结果被其他军官抱怨后就停止了。你自己不干活却还弄出这么个东西出来，这算什么事儿？！我们现场工作的人知道后都很激动。万一这东西真被实施下去的话，真不敢想象那群日渐消沉的士兵们又会惹出什么事情来。
其他地方我不清楚，但在这个劳动营里凡是军官都被免除了劳动义务。所以大概是他们太闲了，尽捣鼓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与其去弄这些还不如给我去拿把铁锹过来好好体会下我们的辛苦才对。
牢骚到此为止。在当时工厂里正在搞斯塔汉诺夫运动，凡是劳动成绩优秀的苏联人，他的照片就会被贴在墙上以示表彰。工厂里的工人也对我们说：“你们日本人如果能提高工作额度就能多得面包。”于是我们就有了个馊主意，最后还是被人揭穿给狠狠教训了一顿。
那个馊主意就是把盐装到矿车上推进仓库时，在矿车底部装进几块冻成整块的卤水，然后再在上面盖上盐来“给盐掺水”。负责运盐的兄弟也是我们的共犯，直到称重的老婆婆那边为止一切都还算顺利，但到了仓库就不行了；我们被马塞尔（监工）一下就给看穿揭发了出来。

自然额外的面包肯定飞了，而且还得被马塞尔骂：“普咯霍拉波塔 捏哈拉少！（不好好干活 不好）”，差点闹到要把食品减量的程度。
这已经不能算是“普咯霍拉波塔”，而成了消极怠工了。类似的取巧我们以后又做了好多次，幸好大多数都没被发觉。
就算运气差给发现了，我们也全都不认错。
那么在制盐厂工作的约2年时间里，我们生产的盐到底有多少？估计只有正式定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吧。每天的粮食定量只有黑面包350克和各种谷物450克，能给干那么多已经不算少了。
可是每当我想起那些在半夜里还在踏踏实实努力铲盐的战友，我就觉得心里有些对不住他们。

友栗原君（一）
制盐厂的劳动营里，有约30人曾和我同样在第79大队服过役。他们第79大队所有人员本来全都应该被送进乌索利耶的第11劳动营，后来因为人员安排不过来就转到我们第12劳动营里来了。
虽说是我部队里的人，可我已经离队有2年多了，所以他们里面我一个都不认识。可在工厂里整天一起干活，这样大家也就慢慢熟悉起来。
他们中有位叫S的和我一样都是1中队过来的。S和我还是老乡，入伍比我晚了两年。在工作间歇里他慢慢把我离开后的那2年中，1中队里的事好好跟我讲了一遍。
每当我没有工作的时候就会到S的宿舍去，听他讲中队里的事情。S也把他所知道的中队里的战死者姓名告诉了我。牺牲者人数比我估计得要多得多，这些名字中既有我非常熟悉的人，也有和我同期入伍的友人。每当听到曾共同在北支山区一起辛苦战斗的人死去，心想当时那种环境果然非常艰苦。
有次S问我：“你认不认识在太田来的栗原？”
“岂止认识，我和他可是同期入伍的兄弟加战友啊。听说已经回国去了……”
“他是回国去了，也多亏了他我才能保住这条小命。”
真没想到S竟突然提起我这位好兄弟栗原君，即吃惊也同时感到非常怀念他。
那么栗原君到底怎么会救了S一命呢？接下来就要说说这个。
当时步兵第79大队第1中队负责防守的区域是在北支河北省的易县往西南40公里的一个叫独乐的地方。中队总部设在东独乐，以此为中心四周设有5块阵地都由中队来守卫。这附近的敌人是八路军，而且是一直以精锐而著称的八路军。
中队阵地正面就是狼牙山，那里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
昭和16年（1941年）秋，按照北支军的冀西作战计划，日军派大部队进攻这座山。有5名八路军在山上为了防守己方人员，他们就沿着一条细细的山路抵抗日军蜂拥的进攻；后来这5个人子弹都打完了，就丢石头来抵抗，最后这五人一起跳下山谷壮烈牺牲。这个事情在当时日军中间也非常有名，称之为“狼牙山的五勇士”。
为了称赞这5位勇士还特地立了块气派的石碑（可能是日军为激励自己人向他们一样勇敢和自我牺牲——译）。后来我也在某份文献中读到过在狼牙山上曾建过一块碑的内容。总之一中队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敌人。

S被栗原君救了一命的事情就发生在中队参加扫荡行动的过程中。（所谓出去扫荡，据我所知也就是派出四、五十人的兵力到附近的村子里当天来回跑一趟而已，相当的马虎。那时候部队里已经没有集中大股兵力向敌根据地进攻的力量了。）
在扫荡部队完成任务撤回阵地的路上，通过一条偏离村落的狭窄小路时，发现有根木头横躺在路上把路给堵死了。
S正好是扫荡部队的排头兵，发现这根木头后为了不妨碍后面人走路就想把它搬到路边上去。就在他手刚接触到木头稍微移动了下的当口，从身后传来了一声怒吼：“危险，快趴下！”。栗原君立刻把S往地上按来掩护他。
两个人趴到地上的同时，木头那边就轰隆一声随着一股扬尘爆炸开来。

敌人的地雷被巧妙地设置成只要动一下圆木就会爆炸。
S战场上的经验不足，所以不知道敌人还有这般花招；但栗原君身经百战，所以一看就明白“这上面有地雷”。
多亏了栗原君将他掩护下来，才让S从被地雷炸死的边缘上给拉了回来。可栗原君自己却因为地雷的弹片光荣负伤，被送到保定陆军医院去住了1个月。
@晓攻夜习

战友栗原君（二）
栗原君虽然是和我在同一年进入高崎联队（115联队，当时称为东部38部队）的同年兵，不过他负责的是速射炮（反坦克炮），而我则是重机枪，所以在高崎的时候互相没有交集。直到高崎的初期训练结束后，我们作为补充兵员被派到北支山区某警备队时才开始认识他。
有一回看到他脸被打肿了，就去问为啥挨打，他说队长交代过：“如果有啥想问的就去找他，什么问题都可以。”，于是他就过去问：“我啥时候可以回国？”。正巧这时候班长也在旁边，一听这话就说：“这么个吊儿郎当的兵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于是就被狠狠刮了顿耳光。
当时军队里，特别是对新兵凡是这类要回国的言论一律都是禁止的。像他这样敢站在队长跟前直言不讳地询问的新兵，在北支所有部队里恐怕没有第二个。

这之后栗原君就被穿了小鞋，在房山县（现在的北京市）大山某个警备队里呆了两年多。栗原君就是这么个人，认识他期间发生的事情要写起来还真是没个完。那我就先写一件被栗原君救命的事吧。
那次是我们部队为进攻八路，特地翻越了好几座山头跑到拒马河附近战斗的时候（那时日军还有一定的战斗力）。我在战斗中犯了错误逐渐就在农田里掉了队，雪上加霜连脚也给崴了。
那时候也有其他人负了伤，为照顾他们还得安排其他很多人手来照顾，所以像崴脚这种挫伤队长根本就是一副不愿搭理的脸色。
“挫伤也和中弹一样是光荣负伤。”栗原君说着就把我背到后方村子里去了。
后来又有这么一件事。
依旧是扫荡作战，在山里行军过程中的发生的事。我们疲劳到了极点，一边走着一边睡觉，一到小休息不管什么地方随便一躺就能睡着。如果说在白天出发的话，哪怕有人睡过头也能立刻发现并被叫醒。
但如果到了晚上，由于天太黑，万一有人睡过头就有可能被错过，这种事情在扫荡过程中经常发生。每到这个时候，如果队伍里能及时发现并派人接回来的话那还好说，如果没人来接会怎么样呢？多半会被附近的村民发现后直接杀死。

我那次也是在小休息的时候睡着了，等醒来才发现周围已经一个人都不在。我一下子慌了神。环境漆黑一片，连方向都搞不清楚，不管怎样先追上自己部队再说。于是我沿着友军可能通行的一条山路拼命赶路。路上只要被村民发现或者碰到敌人那就全完了。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东面山上的天空刚好有些发白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喊：“斋藤！斋藤在吗？”原来是栗原君过来找我来了。“斋藤，吓死我啦”他看到我后很高兴，还帮我拿下重重的装具。
当发现我掉队的时候，中队已经走出去很远了。在山路上走就不能维持原来的队形，必须排成一列纵队，所以队伍就拉了很长，一不小心就会搞错人数。
这事的肇事者就是我，因为一睡下就起不来；可分队长还是被队长狠狠骂道：“你想丢下部下不管吗？”
为了找我他们就往回走，走到一半分队长说：“估计斋藤怕是再也找不到了，还是回去吧。”就往回走，栗原君看到后就说：“那我一个人去找。”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山腰上发现了我。
就这样栗原君救了我的命后又在山上的阵地里呆了2年多；后来部队改编，我们中队就被转移到了易县的独乐去了。
我虽然没去独乐，但马上就被叫到保定某旅团司令部去当差。后来栗原君居然也千辛万苦跑到司令部里来了。在司令部里我的工作是在情报室，基本上都是些打杂的工作。而栗原君则在副官手下执勤。“要在国内德国，在工厂里你可就是个佐官待遇（少佐，中佐，大佐），可现在才是尉官待遇（少尉，中尉，大尉）可真是屈才了。”我和他这么开玩笑说，他回答：“部队就是部队，随便混混就好。”

栗原君入伍前是在当时位于太田的一家叫中岛飞行器的大军需公司的工程师，负责“零式”战斗机、重型轰炸机“吞龙”。
那时候日军在太平洋方面的战况一天不如一天，可让栗原君这样的工程师去做副官的值勤也太不合理了。这种事情我去倒是挺合适。所以栗原君不久就接到了陆军命令“解除栗原的征召令，立刻返回太田工厂。”我觉得这是必然的。
离开部队的那天，他把新的军服（军帽，军装，靴子等）和我穿旧的换了过来。一般人要回国内的时候都会尽量穿些比较好的衣服，而他却说：“反正到高崎后都得上交，所以旧点就旧点吧。”
我很羡慕他能回国去。
“斋藤兄弟，我们一起来到战场成为战友，如果再能一起回国这自然再好没有……可我还是不得不想你告别，希望你好好活着，别死啊。”
出司令部的门卫室，栗原君说着就紧紧我住了我的手。那天好像是昭和19年（1944年）9月初。
回到国内后，栗原君想办法给我送了封明信片过来，说太田工厂连日遭到美军的轰炸，工厂已经被毁，出现了大量的死伤。那时我们也正好处在部队被重新改编，往满洲转移大家忙得手脚并用的时候。再后来就是战败被扣留到西伯利亚来了。
我从西伯利亚回来后立刻往太田市写了封明信片给栗原君，可惜明信片由于找不到收件人给退了回来。
另一方面栗原君也一直向战友们打听我的情况，后来获悉“他好像死在西伯利亚了”。
后来他还是把我这个“死好像在西伯利亚”的人给找到了。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之前我写的《陆军步兵漫画物语》。栗原君在书店里发现这本书后非常高兴“他果然还活着”
之后我们经过联系马上就跑到高崎车站碰头。自从保定一别，已经过去40多年。我们互相握紧双手，老泪纵横，互相都已经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乌索利耶理发店
劳役开始后没过多久，劳动营里就开出了一家理发店（俄语“帕里茨克马赫鲁”）。地点就在厨房隔壁的一间房间，大小约6贴（1贴大概换算2平米——译）经过特别装修。老板则是南君，他入伍前曾在东京开过理发店。
理发店里工具只有电推子和剃刀。这些工具还是南君好不容易才瞒过苏联兵给带过来的。
开这家理发店的缘由是这样的：苏联方面非常厌恶我们留的长胡子。除邋遢胡子外，最讨厌的就是军官和下士官们的所谓美髯了。
劳动营里的女军医每次看到胡子不管是谁都会对他说：“气死她那达（请清理干净）”。对他们来说胡子就跟某种不干净的东西一样。于是我就反驳女军医说：“那为啥斯大林就能蓄这种不干净的胡子了呢？”结果他们就不回话了。可能斯大林是神，所以要特别对待吧。
由于在理发店有很多事情要照料，所以店主就被免去了工厂的工作。不过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天都要站在店里给我们剃头、刮胡子，其实也不是件看上去那么轻松的事。
理发钱自然是免费的。整个劳动营里有500人，如果真能当作开店经营下去的话，也不知道是不是真能行得通。理发店一开张就热闹非凡。一方面因为手艺确实不错，另一方面也因为店主本人人品也好，所以连续好几天都爆满。
一开始客人都是我们自己人，后来劳动营里的苏联军官和下士官们听说这里评价不错就也都过来了。我不清楚在苏联是不是也有理发店，如果有的话估计这活儿的精细程度应该比不上日本人的吧。
不过这理发店有些古怪，不仅剃上面的毛，连下面的也剃；因为只要劳动营里有了虱子，女军医就会命令我们也把下面的毛给剃掉。苏方对臭虫、跳蚤的问题一点也不关心，只对虱子有种神经质一样的敏感，就好像长在自己身上一样。
听说是因为他们曾在苏德前线上因为虱子而爆发过伤寒，结果造成了重大损失。
每次灭虱运动都得把衣服消毒，把头剃光，连下面都得剃掉；店主也会给忙得手舞足蹈不可开交。每次碰到这种情况南君就会抱怨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连那种地方都要剃毛的倒是头一次碰到。”

南君说他要是回国了，还是回去开理发店。我开玩笑地说：“那就取名叫乌索利耶理发店吧。”，结果他认真地回答：“那是肯定的。”
南君最后比我早了一年回国。听说他在千叶那边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也不知道他门店的招牌上是不是真的写成了“乌索利耶理发店”，不过我倒是很想到他店里去一边理发一边聊聊以前的事情。

西伯利亚病
战败后被带到西伯利亚，长期生活在劳动营里，不管什么人在这种剧烈变化的环境下都会发生一些改变。有人像得了老年痴呆一样整天在劳动营里晃来晃去；有人想得太多的了抑郁症；有人像乞丐一样到处讨东西；还有人甚至会向生死与共的战友下手偷东西……。人的变化真是各种各样什么都有，我们把这些毛病一律称之为“西伯利亚病”。

正如同疾病症状有轻重缓急，这得了西伯利亚病的人同样也有轻重程度的差别。如果不分严重程度全都算上的话，那恐怕在我们这些被扣押的人中得占上一大半。
在我所在的劳动营里甚至有军官直接自我了断的。这样的人恐怕就是西伯利亚病的重症患者。
但全体人员都患有西伯利亚病明显不可能。有人完全看不出得病的样子，也有人即便得了病也很快就恢复过来的。那么哪些人不会得病呢？他们都是些电工、钳工、焊工等有一技之长，以前被称为技术工人的人。
在苏联对这些现场从事劳动的技术工人采取优待政策。对于我们这些劳动营里的人也是这样，凡是带个“工”字的专业人员都会和普通苏联人一样在工厂里获得优待。
举个具体优待的例子（我认识的一个焊工）。每天早晚都有人接送到工厂，午饭是由工厂提供的白面包300克，还有工作定额算为120%所以他在劳动营里的食品配给量也要比其他人多一倍。这可真把我们羡慕死了。
这些人数量很少，当时感觉他们简直就是被上天眷顾的一样。所以他们到现在还一直再说：“被扣留在西伯利亚也没啥了不起的。”因此西伯利亚病自然与他们是无缘的。
症状较轻的，很快就恢复过来的患者是些从军时间不长的年轻人。这些人直到战败为止都还是新兵，是部队里最受欺压的一群人。他们到了西伯利亚后，发现不再受人欺负，当然就会很快恢复过来。“当什么兵，还不如做个俘虏呢。”类似惊人的话语我都听过好几次了，由此可见日本军队是多么可怕，所以这句话我至今都没忘记。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那些年轻的新兵们把意识形态丢到一边，在劳动营里工作起来简直不要命一样。
西伯利亚病症状最重，而且恢复最慢的就是知识分子（苏联称之为“英特力戈恰”）。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教育程度比较低，大学毕业的都能称为知识分子，100人了才有10个，比例为10比1.
那时候能上大学的都是出生于有钱人家庭里，所以这些大学生知识分子全是有钱人家的少爷。
这些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们（当然不是全都已经毕业）一旦陷入这种境地，就会第一个得上西伯利亚病，而且症状还不轻。病得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些“无节操（原文如此——译）”的并发症，结果情况就会更加恶化。

我去过好几个劳动营，身边总会遇到偷旁边人的面包或物品的事情，做出这些事的犯人结果都是知识分子。哪怕被当场抓住，被队友无论怎么批评都不会有任何反省的意思。他们的态度就是：只要自己过得去，其他人会怎么样才不去管；这都是知识分子的通病。
每次撞到这种情景时，都会让我陷入沉思：这些人到大学里到底都学了些什么东西啊？
到了西伯利亚后依旧没学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也太让人无法容忍。虽然每个人饿得都想去偷别人的东西来吃。但却并没有真的这么做，因为每个人都能克制住自己。如果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干出这事儿还情有可原；由此可见在西伯利亚学历什么的根本就是一点用也没有。
如果说少爷兵们无法适应西伯利亚的暴风雪是因为过去生活衣食无忧造成的，那么对于这些行为那只能用个人素质问题来解释了。例如我在的劳动营里没有读过旧帝国大学的学生，结果相应的也没有人出现重症西伯利亚病。也可能是个特例吧。
话说回来，那我自己的症状又如何呢？我感觉即不算严重也不算轻，大概中间程度吧。不管怎么说虽然过去了40年（本文作于1988年——译）但对当初度过的每一天都没有忘记，可见我这西伯利亚病依然没能治好，可能属于慢性患者吧。

多盐浮肿病
以前每当有人倒了霉或者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会说“真是光脚踩盐巴”“泡在盐水里”。对于我们这些被抓到西伯利亚制盐厂服苦役的人来说，正是每天体验着的真实生活。我就在这家破烂盐场里干了近2年时间，期间完全就是按照字面上的意思“踩着盐巴”过来的。
在工厂里虽然规定不准穿鞋进入盐堆，但其实只在一开始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随便穿着鞋踩进踩出了。一旦手脚上有个小伤口，盐就会渗进去产生一阵刺痛。可能以前的人说的“光脚踩盐巴”就是指这个意思吧？
在这破工厂里日夜不停地劳动真是非常辛苦。特别是吃也吃不饱饿得直打晃的情况下还得在半夜里搂盐更是让人受不了。
就是再缺乏食物，也不可能靠吃盐来填肚子。可我们这边实际却是要多少盐就有多少盐，所以不知不觉就开始越来越多往粥里、汤里加盐。虽然大家都知道盐加进去只能越来越咸，根本不可能让肚子吃饱；可心理上还是希望通过这个办法哪怕能减低一点饥饿感也是好的。
人体盐份如果摄取过多的话就会导致高血压，但在当时我们没人知道。哪怕就算有人告诉我们这个恐怕也不会有人会听进去吧。
不过，盐吃多了身体就会产生浮肿，所以劳动营里大部分人的脸和手脚都异常地肿大。乍一看显得还挺健康的样子，所以其他劳动营里的人就羡慕地说：“12劳动营看样子吃得不错啊。”对不知道实情的人看来就是这种感觉。
当时劳动营里最能放开吃的就只有这盐了。一开头大家都不花钱似得拼命从厂里往回带盐。带回来的原盐没经处理过，就放在红砖上烤了做成焙过的精盐后当调料用。
此外，我们还用这烘烤过的盐做成其他各种东西。其中正月里供奉的年糕（日本流行在庆祝新年（明治维新起日本新年改为阳历元旦）时吃年糕。日式年糕是白色淡味，传统是把饭团放在大木桶中，以锤子不断击打而制成。——百度）就是一种每个人都会做的东西。只要把盐块用木片削一下就成了。一边做大家一边异口同声地说“希望明年正月会在老家过节”。我那时候都不知道做了多少块“年糕”了，甚至还会用盐做成兔子、不倒翁玩。

就这样，我们在盐场里随意挥霍盐。但对苏方来说这些盐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国家财产，因此如果有人把盐带出工厂就等于违法，哪怕只拿了一把出去，一旦被苏联人发现就会被带去警察那里。听说一般都会被判十年。
不过我们本来就是俘虏，所以也就特别处理，就算被看门的抓到也没办法拿我们怎么样。即使带了人头那么大块盐出去，只要说声：“是拿回去吃的”就能一走了之。
只要还在这厂里干活，盐对我们就根本算不上什么珍贵物品。如果手头上没有了，随时都可以去工厂拿回来。
有些头脑活络的人会趁着去集体农村或进镇子办事的时候悄悄把盐拿出来换成食物。
对方即便知道是从工厂里拿出来的，也根本不会怪罪我们，甚至会说明天多拿点过来。真不明白这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假设一个人手里能拿300克盐，那么500人就是150公斤。我们平时私藏下来的盐就有这么大的量。和其他缺盐的劳动营比起来，能称得上奢侈享受的只有它了。
在劳动营里虽说我吃盐吃得身体都浮肿了，可到现在这把年纪却依然血压没有任何异常。可能我们比常人多吃几倍的盐幸好只维持了2年而已，称不上长期。

画宣传板
在工厂里每个人的岗位基本都是固定的。不过有天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厂长叫去给一个专门在厂里画宣传板的老人打下手。这里的宣传板上画的不是宣传画，都是些用来竖在厂区里的标语、工作成绩表一类的东西。只要在红色的背景上用白漆刷上俄语字母就成了。
给人帮忙画这种宣传板，这种工作对我来说真是小菜一碟。工作只须切割胶合板、清洗板上的污迹就行了，轻松无比简直没有比这更好的活了。龙腾网http://www.ltaaa.com
负责刷写宣传板的俄罗斯人说老不老约50岁的样子，模仿斯大林留着大胡子，身材高大看起来很有男人味。刷字的时候总是非常得意得说：“塔库，塔库（要这样，要这样）。”但实际上他的字和他本人长相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完全捏哈拉少（不好）。
我入伍前也曾画过电影、剧院的宣传画；虽说这里文字不一样，但写得是好是坏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说实在的，就凭他那水平还不如我呢。
不过虽然心里这么想，但我还是遵照马塞尔（督导）——别人都这么叫他——的要求在他手下继续打杂。

有次沼尾君碰巧到我工作的地方来看看。这个沼尾君是我自北支保定开始一直都呆在一起的同期兵，非常清楚我的能力，因此他还以为我在这里独当一面画宣传画。结果一看我居然是个打杂的，所以稍微有些气恼，于是就对我身边的马塞尔说了：
“你让斋藤写写看，不会差的。”
自然他是手舞足蹈比划着说的。马塞尔对此半信半疑，就说：“你画画看”接着把笔递给了我。
“斋藤，露两手给他们瞧瞧，给我们日本兵长长脸。”我本来都没怎么想画画，可一听到要给日本兵长脸就突然来了精神想画了。
接过马塞尔的笔，一边算好字数一边就画起来。说起来也怪，明明自己根本就不认识描下来的字，可却依然能画得下去……
长3米，上下50公分大小的宣传板大概花了1小时才完成。刚写完几乎同时就听到马塞尔和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的厂长说：“哈拉少”
“你这不写得挺好的嘛，为啥之前不说？”马塞尔看来对我的作品评价相当高。又说“明天起就一起干吧”，这破工厂里实际上用不了几块宣传板。
过了没多久，马塞尔说他要去其他工厂便离开了，走前对我说：“我肯定还会再去找你的。”可是，最后还是没来找我。
专门画宣传板的马塞尔走了以后，我想这厂里画画的工作应该结束了吧，可没想到紧接着又有一项新工作在等我去做。
这份新工作就是要在一块直径1米的圆形胶合板中央画上锤子和镰刀，再用月桂树枝条环绕起来（实际上是两束麦穗——译），写上C.C.C.P，最终就成了在苏联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块宣传板。这样的要做两块。

因为前几天厂长看到我画的宣传画后，就给了我个样品命令我来画。
和在厂里铲盐、搬煤比起来，这画宣传画的工作真是太轻松了。但我还是摆出了副很为难的表情：“给我一周时间才能出来。”厂长一听就准了。其实我估计只要两三天就行了，还真是狮子大开口。
工厂提供的材料非常简陋，但工作还是依旧按计划进行。厂长每天都会过来露个脸，只看看一句话都不多说。这是我在西伯利亚三年中，苏联方面没有任何要求，我最能自由工作的一段时间。
我也能乘机偷个懒，最后正好用了一周完成工作。厂长看了我画的宣传画后一个劲地说：“哈拉少”非常高兴。接着又对我说：“你就干脆留在苏联吧？”，当然这是他开的玩笑…

纸币当便纸
在劳动营里什么都缺。不过最缺的还是卫生间用的纸。这卫生间听起来挺高大上的，其实就是在地上刨个深坑，然后在上面搁块木板而已。
我们在满洲没有与苏军交过火，可能因此对方就允许每个人手里保留不少私人物品。但没人会想到自己会被弄到西伯利亚来，所以也没人要多带些厕纸。俗话说“坐吃山空”，我们虽然没那么夸张，但由于无法得到补充所以存货只会越来越少。就算是有厕纸不够用的实际问题，可一想到用手——那时肯定不行的（参照印度模式——译）。所以为了弄厕纸，每个人都竭尽全力。
我最常使用的是白桦树皮和树叶。
在厂区里露天堆放着白桦树和松树圆木，所以我只要过去把白桦树皮给剥下来就行了。
那么苏联人又是怎么如厕的呢？大家可别惊讶，他们认为厕纸是奢侈品，所以根本就不用。在卫生间里他们常常就这么光着屁股并排蹲着，完事儿以后把裤子唰地一提就康恰伊（结束）了。女人也是这样。不管大号小号，上完以后就放下裙子搞定收工，连手也不洗。真是干脆彻底。
所以每次我们问苏方要求提供厕纸时他们都会回答：“捏那达（用不着）。”
而我们日本人从小就被要求使用厕纸带手绢，所以大家都没有第二种想法了。
比如，在别人面前要擤鼻涕时，按照常识应该特地去没有人的地方，或者朝身后擤。但在苏联根本不会用纸，全都用手来擤鼻涕。把手指按住一边的鼻孔，然后用力“哼”一下给吹出来的方法。

从所长大尉到看门小兵，甚至工厂厂长都是这么“哼”出来的。连那位美女办事员也都是用手来擤鼻涕，每次看到这个景象就会让人感觉一下从热恋的美梦中跌落到现实里。
另外再提一下我在北支的时候。我所在地方的中国人上厕所也不用厕纸。而且从村长到镇长所有人也都是在我面前和苏联人一样“哼”一下用手来擤鼻涕。不知道现在苏联人和中国人还是不是这么干，可能是因为他们为节省物资才养成的习惯吧。
从制盐厂转移到其他劳动营后，白桦树皮就断了货，这下可碰上大麻烦了。结果闹到最后用什么擦屁股呢？居然是纸币。如果现在有人用纸币来擦屁股的话就会被人说：“小心遭报应屁眼长歪。”，可当时却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

不过，当时用的纸币并不是日本的，而是满洲国的纸币。这个纸币是我在战败的混乱期间，在满洲奉天搞到的。觉得可能还会有用就塞进杂物袋里带到西伯利亚来了。

纸币从1元、5元到10元有一百多张。擦屁股的时候1块和10块也没啥区别。国家灭亡，这可怜的纸币就成了比废纸还没有用的东西。要在以前这10元纸币买来的樱纸（小张柔软的纸，用来擦屁股。——译）足够我用上一整年的。
纸币只有在发行的国家最强盛的时候才会被大众接受。跟我们这些士兵一样，沦落到这里就变成了一文不值的**。有的人连这个也没有，就只能用棍子、绳头来凑合了。
现在，无论货币再怎么贬值也不会有人拿去擦屁股的吧。用分文不值的纸币去擦屁股这种事情，恐怕只有在扣押这种非常时期才会发生的事情。

在我工作的制盐厂里经常会有同在乌索利耶的第11劳动营派出人手过来支援。这第11劳动营里收押的都是我以前在北支的时候呆过的部队（独立步兵第79大队）里的士兵，所以经常会从他们派来的支援人手中发现熟面孔，有时候甚至会遇到令我一直挂念的同期入伍的战友。
有一次在制盐厂里往矿车上装盐的时候，恰巧遇上了我同期入伍的战友——须永君。当天我正从沥池中将盐铲到下面的矿车上，一不小心就把盐块甩到负责运盐的人身上去了。“疼死啦，给我当心点！”没想到为此动怒的竟然是须永君。
“哎呀，这不齐藤么？”“哈哈，原来是须永君啊……”我们隔了好久才在这里再次意外碰面，两个人都老长时间说不出话来，只能互相把手紧紧握在一起。

须永君是在昭和16年（1941年）春天被一张红纸征召到高崎联队的重机枪中队里来的，打那以后我和他这个同期兵就在同一个班组里共通分担苦乐。高崎训练结束派到北支后，虽然依旧所属同一个部队（79大队），但却连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过。
后来在北支的涿县分别，想来应该已经过去5年之久。5年之后居然又能在西伯利亚的破工厂里再次见面，这可真是次难得的会面，可我当时能拿得出手招待他的只有一个土豆而已。
工休的时候须永君聊了很多老部队里我不知道的事情。下面这一章我就写一下关于日军和八路军之间激动人心的战斗故事。
我原来服役的部队（独立步兵第79大队）直到昭和20年（1945年）6月才转移至满洲，这之前一直驻扎在以北支河北省易县为中心的山区阵地上。当时日军直接面对的敌人就是八路军。虽说无论哪处的八路军都挺能打的，但在这附近（冀西军区）的八路的部队尤其精锐，所以给负责防守该地区的日军来带非常大的麻烦。
在昭和18年（1943年）日军力量正处于高峰，所以还有能力离开防区反复出发清剿八路；可到了昭和19、20年（1944~45年）随着日军实力下降，就再也没实力主动出击，连防守都感觉捉襟见肘。
在易县西面月30公里，沿拒马河有个村子叫“紫荆关”（长城的关口之一。位于中国河北省易县城西40千米的紫荆岭上。为河北平原进入太行山的要道之一。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之险。——百度）。当时此处设有日本国策会社“华北电业”的一个发电站。在此负责防卫的是独立步兵地79大队第3中队，他们在这紫荆关一直呆了近2年时间。但最让我感动的并不是他们和八路的战斗，而是中队奉命从此处撤离时的故事。
昭和20年（1945年）6月，我们地63师团（“阵”字）即将从一直负责防守的北支河北省调配到满洲进行接替。而在最前线的阵地上却并没有派去轮换的兵力，所以就须要在这种情况下从阵地上紧急撤退。但此处四周都已经被敌人包围了，要想撤退下来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
第3中队要从紫荆关下撤回来也面临这同样的问题。到79大队总部所在地易县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被两侧大山夹持，是条沿着山谷伸展的道路。八路军为吃掉撤退途中的日军中队，特地在两侧山上重要地点设下伏兵。一旦发生战斗，地形上绝对是对八路军非常有利。
如果是去进攻敌人的话，受些损失还能接受；但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却是撤退，所以希望尽量不发生损伤，所以队长以下人员行动时都如履薄冰。
我们一从阵地出发，敌人就已经等在山上了。一旦遭到从山上往下的攻击，要逃跑就难了。所以大家都做好交火的准备，须永君则特地将重机枪自己抬着，以便随时可以射击，而不是像平时那样放在马上驮走。
可奇怪的是当中队开始撤离阵地的时候，八路军却没攻过来，甚至连枪都没打一下。
这种情况对早已做好全员牺牲准备的中队所有人来说真是太意外了。

直到中队所有人抵达总部易县后才松了口气。同时密探也终于报告了敌人为何不攻击中队的理由。
在中队撤离紫荆关的时候，附近村子的村长们集中到八路军那边说了这么一番话：
“这里的日军对我们村民没干过一件坏事。所以希望你们也别去攻击，就让他们这么走吧。这就当是我们这些村民对他们日军没做坏事表示的最后感谢。”
八路军听从了村长们的要求，就没对日军发动进攻。
当他们在易县总部里得知这个消息后，中队里每个人都感觉“我们这次是被村民给救了。”，所以就面对紫荆关的方向低头致意。
我也不清楚这中队具体在附近村子里到底怎么处理关系的，可能是他们和之前驻守的部队相比没干什么坏事的缘故吧。从这点来看比起士兵素质，指挥官的素质才是问题的关键。
不管怎么说，这个故事还是挺温馨的。当从须永君口里听到的时候，我突然胸中涌出一股热流。村长们自然都是些好人，但八路军能尊重村长，听从他们的劝告这点也很了不起。如果换成日军的话，又会如何呢……
“尽管捡了条命，但我们的境遇还是太惨了，还不如去当八路的俘虏呢。”须永君用这句话做出了总结，我对此深表赞同。
我们到处烧杀，最后还是在北支战败了。如果是被八路军俘虏服苦役的话，估计也就自己认了。但当时留在中国的部队实际上根本没被当作战俘对待，反倒被当成客人让他们很快就回国了。
——当时我们在西伯利亚根本就没被告知这个事情——
后来我还想听须永君谈部队里的事情，但可惜之后他就在没出现在制盐厂劳动营里了。
直到信州战友会上我才和须永君再次见面，那时自乌索利耶告别以后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的岁月了。见面会我们互相握着手，好久没说出话来。须永君在制盐厂和我分别后，第二天就转移到其他劳动营去了。只有又在好几处劳动营之间辗转，最后回国比我还晚了一年时间。
“记得以前在盐场和斋藤两人一起一边听着工厂呜呜的汽笛声，一边聊天。”40年后须永君终于可以和我在信州的宾馆里继续聊当时的事情。
他现在前桥（日本城市，位于群马县中南部的一个中核市，是群马县县厅所在地。——译）健康地生活着。

偷煤的
劳动营里的取暖设备就是一个壁炉。其实一般都该叫成暖炉的，可在西伯利亚都被叫成壁炉。
这壁炉是通过向砖砌的墙壁内送入煤炭、木柴燃烧后的烟气来加热墙壁，通过热辐射加热室内空间。另外在其加料口上方还有个可供烧煮食物的凸台，所以使用起来非常便利。
等天冷时候，就会不分日夜整天烧着壁炉取暖。那么，要是燃料不够用了怎么办？我们就会从工厂下班的路上顺手给“取”回来。这“取”字听起来貌似没啥问题，但实际上就是偷。
劳动营里各个宿舍里都设有用来存放壁炉煤炭的地方。只要那里煤炭变少了我们就会在出工前商量好：“今晚大伙带些煤回来吧。”
于是工作完成后，大家就会从好几处煮盐的车间里拿上大块的煤炭揣进自己大衣下面，然后到工厂正门出口处集合。
出口处有个门卫，长着一副斯大林式的大胡子，每次出门对我们都会严格检查。我们藏得再好也会很快就被他发现问题。
煤块一旦被发现就会当场没收，而且还会审问俘虏的编号。“卡口伊诺梅璐（你是几号）？”（我们一进入苏联就被编上俘虏编号。）
接着他又会用两手做出监狱的手势比划着表示“一块煤等于十年牢”。我虽然在出口处被他发现好几次，而且自己的编号也报了好几回，但却连一次都没被关进去过。即便如此，要想顺利把煤带出大门依旧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于是我们就像出了个办法：派2、3个人去当诱子。
出大门的时候，特地让诱子们揣着煤块走在最前头，故意做出一副“我偷了煤”的模样。门卫看到后就会上前阻止，接着诱子们进行反抗来拖时间。乘着混乱期间其他真犯人就能跑出大门去了。

一人一块煤，一百人就一百块煤。每块煤有人头那么大，所以劳动营的堆煤处马上就给放满了。
这种行动要放在白天肯定太惹眼，所以为了保密特地在夜里偷。
恶人自有恶人磨，每天押送我们上下班的“堪博伊（哨兵）”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就说：“给我些煤，我就当没看见”
本来就是白拿，所以我们也没多罗嗦。往他的哨所里丢了10块偷来的煤，就把他变成了我们的共犯。
如果是他来偷的话，可能就会真的像门卫所说的那样一块煤判十年吧。那我们又该判多久？怕是得几十年上百年了吧。
除了煤以外，在西伯利亚呆久了也顺过很多其他东西，可斯大林那边却根本没有向我们下手的意思，真是太奇怪了。

卸煤和扒货车
我们劳动营前面就有条铁路支线。沿这条直线进出的货运列车是用来运走制盐厂产出的盐，同时运进工厂必须的煤炭和其他物料。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每次运煤的货车都在半夜开进来。一旦有车过来，接着就会拉起汽笛用“啵——啵——”的鸣笛声来催促我们去干活。我们本来就被白天的工作折腾得精疲力尽，这时候往往都在做着美梦想着自己正在回国的路上呢。
挂在劳动营广场上的一段铁轨被人敲响，意思是“集合，去卸煤！”。货车有10节车厢，每节要10人负责，这样一共就要100个人手。
不同车厢可能会有些区别，但基本上要处理一整节车厢的煤所花的时间非常长。我们被从美梦中叫回来，去参加这种临时性的工作，所以手脚都不可能快得起来。看守他们情况也一样，总是在一边急着催促：“贝斯托利，贝斯托利（快点，快点）！”。最恼火的还是我们，连干活都还得在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下。
有个柔道4段的猛人被哨兵催得火了，突然就把哨兵抱起摔进了煤堆里，我们一下就给吓呆了。掉在煤堆里的哨兵也火了，然后就逼着我们问：“到底是谁干的？！”，但我们没人肯说。
每个人脸上都被煤给弄得黑乎乎的，再加上又是晚上，所以哨兵也分不出个一二三来，最后他还是放弃了。本来以为他这以后还会找我们的麻烦，可后来半夜卸煤的时候他却在没有催我们了。
在劳动营里最让人不快的事情就是这种半夜里卸煤的活儿。每次都是突然在半夜里被人叫起来。如果第二天能休息一下的话还好说；可惜这活儿总是临时发生，第二天还得照常上班。对我们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啊。

也向苏方交涉过好几次，可每次都石沉大海了无音讯。既然他们不仁，那就别怪我们不义了。那么该怎么从这种活儿里捞些好处呢？我们想了半天最后想出了个办法，就是扒货车。
所谓“扒货车”意思并不是要把整个车厢都给扒走，而是偷偷钻到货车下面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然后从地板下面用巴尔（铁棒）一点点挖出个洞，在从里面偷东西。
也许有人可能会问：光靠这样就能偷到车厢里装在袋子、箱子里的东西了吗？要放到现在可能这么问还情有可原，但在那个时候苏联的货车大多都是散装的。
谷物类自然如此，连砂糖都是直接往货车车厢里装，连个袋子也不用。往到处都沾满煤粉的车厢里连个包装都没有就这么直接装小麦，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简单粗暴不动脑子。
每次运煤的货车过来的时候，都会顺带两三节装载其他物资的货车车厢，但却从不让我们接近它们。所以我们就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好东西在里面。于是我们事先安排好了一支别动队，趁着夜色钻进那些车厢下面，瞒过苏联的押运员和哨兵偷偷开始了行动。
可是，好不容易才挖了个洞结果里面却是煤，真是太失败了。后来经过好几次踩点以后，总结出了可以通过气味来确认车厢里的货物的方法。
这么一来，他们的动作和白天磨洋工判若两人，行动起来迅速敏捷。通过分头行动我们就能搞到外套一类的物资，然后带回劳动营里去了。
这种事情不仅在我们工厂里，伊尔库斯克的其他劳动营里的战友们其实也都在做扒货车的事情。
有时候在车厢下面打孔，能顺利偷到大米；也有时候洞开得太大，米就这么哗哗全都流了下来，就这么逃跑了。后来我们也会担心下那个货车会被怎么处理。
货车里经常会有老鼠，其实我们才是最大的那只。

“一面日之丸旗（日本国旗）才换了5颗土豆，也太那个了。”晚上下班路上在我身边的高桥心有不甘地说了这么句话。因为今天在工厂里一位大妈看到他的日之丸旗到后就提议：“我用土豆和你换不换？”汇率是5颗土豆换1面，他觉得太少了。
“仗打输了自然这日本旗也就不值钱了嘛。”高桥还想从我那儿用5颗土豆换上一面，只可惜我在没这个心情拿土豆。
那时候的汇率固定在大约1面日之丸换10颗土豆。但实际上却是随着对象的不同而定，如果卖给个小气吧啦的大妈的话就会遇到和高崎一样的事情。

以前我们入伍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带上一两面日之丸旗。
这旗并不是普通的旗子，一般上面都会有亲人、朋友以及同事们写下的寄语。所以每个人都对它格外珍惜。
我入伍的时候也带了2面。一面是当时的女明星亲笔签的“祝武运长久”字样，还有一面是20位同事一起写给我的。
有女明星签名的那马旗还曾在北支战场上被敌人子弹打了个洞成了面光荣日章旗，一时间出过名；但最后还是在北支遗失，于是手上就剩下了另外那面。
现在战争失败，我成了俘虏也就再也没什么长久的武运了。有很多士兵为此大光其火干脆把这旗子一把火给烧了。
我则觉得一面旗子也占不了什么地方就把它一直带到了西伯利亚。本来带着它也没想到能用来填肚子。结果发现这东西还能用来换面包土豆真是喜出望外。所以每个人都觉得应该换掉。
就这样旗子一面面地从原主人手里离开，落到工厂大妈们的手里。那么那些大妈们用这旗子到底来干嘛呢？居然是用来当成裹头发的围巾了。不知道她们苏联女人觉得这玩意御寒还是好看，总之就是都把它裹到头上去了。日之丸旗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工厂大妈们纷纷把我们放出去的日之丸当成头巾来用，每个人头上都包上一块来上班。再仔细一看这旗子还写着“愿某某君武运长久”什么的，所以马上就明白了原来那家伙也拿出来换土豆了啊。
不只是在工厂里，去镇子上也经常能看到日之丸；也真不知道亚颇斯基萨鲁达特（日本兵）到底出了多少货在外面。
不过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是苏联妇女们竟然能把敌国——资本主义日本的国旗像没事儿人一样当成不拉托库（头巾）随意使用。（大概她们根本不知道这是啥东西，只觉得是块挺好看的布料吧。——译）
我又仔细一想，如果反过来会怎么样呢？日本妇女能把带斧头镰刀的苏联红旗当成围巾、头巾来用么？我虽然知道当时苏联物资严重不足，但还是搞不明白这些女人神经到底有多大条。
无论我们怎么解释这旗子的含义，但这似乎已经成了当地的流行饰物，所以女人们对此也根本不在乎。
不过也多亏这些女人，我们才能用这个多少换得些土豆来救救急。
可即便如此，眼见这些跟随着我们入伍直到现在的日之丸旗，沦落在这西伯利亚的乡村妇女头上；哪怕是因为战败不得已，但还是越看越觉得可悲。比起这个来，我们这些吃了败仗被送到西伯利亚忍饥挨饿的小兵们也许更值得同情。

漫画与恶梦
发行日文报纸本身是件好事，但我却曾因这报纸的缘故挨了人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某天政治部的莱金中尉叫我过去，说：“我想送幅漫画到日文报社去，你能不能画张试试？”（劳动营里身份调查的时候中尉就获知我会画漫画。）由于是在报纸上刊载，所以题材也会有限制，内容基本上要么是赞美苏联的，要么是反对旧军队的。我一开始还不确定能不能接受，后来考虑到如果拒绝的话，往后就有可能会被人另眼相待，所以暂时答应下来。

谈到当时劳动营里的政治形式其实是这样的：旧军队组织依然保留着，人人领子上还佩戴有军徽，且以某某少尉阁下，某某班长阁下来称呼对方；也就是说基本和旧军队时期没啥区别。
但同时士兵间也涌动着对旧组织的不满，着手建立新秩序的趋势，并且在劳动营内日益扩大。
我本来就对军队看不惯，自然也希望给这股运动助力。也正因为如此，从旧军队集团方面来看我也就成了“那**”了。
这次我被莱金中尉嘱托画的漫画题目叫“军队”。内容是士兵像奴隶般伺候胸前挂满勋章的军官的场面。这在旧军队里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公开以此为题材画成漫画，在当时却是需要巨大的勇气才行。
要说时间还真是可怕，放到现在基本啥事儿都不会有……
中尉看到漫画完成后非常高兴，马上就送到哈巴罗夫斯克的日文报社去了。
问题是当天晚上出事了。有人从位于劳动营一角的下士官室里叫我过去。“倒底什么事情？”我一边感到奇怪一边去了下士官房间。
“你就是斋藤？”一进门就被一个从没见过的下士官发问，可能他是其他队里的人吧。之后他又说：
“听说你今天给莱金中尉送了幅漫画，有没有获得长官的许可？”
我吃了一惊。哪儿会有什么许可啊，就是被莱金中尉这么一说就画好了送过去。给他这么解释后，
“还敢回嘴？！这地儿可还归军队管，在军队里就该按军队的样子办！”还没说完就往左脸啪一下，接着右脸又是一下，打得我差点跌到炉子上面，真是好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算我想去找上级许可，那又该去找那位上级？首先当时就已经没有所谓上级了，剩下的全都是些平时不去上工，只会仰仗苏方鼻息过活的所谓长官而已。
我气得头都快炸了。打我的人是个从其他部队过来从没见过的中士，可他为啥要特地过来找我麻烦？
他的理由是没征得上级许可，可见这事儿应该是我同一个部队的下士官或者上级干的。当时同一个部队里的下士官有好几人在场，可他的都当没看见。可能就是他们唆使下士来打我。这事儿真让我恨得要死，对他们彻底绝望。

真正的理由应该不是上级许可什么的，而是我反对旧军队的言论，他们这是对我的一次警告。
我嘴角流着鲜血回到自己房里，室友看到后都关心道：“你怎么啦？”。我就把经过说了一遍，“胡扯什么归军队管，居然还打人！”“被他们看扁了可不行，大家集合去！”说着就有人跑了出去，房间里充满一股杀气，大家都愤愤不已。
金子君和我平时比较亲近，而且还在给所长打下手；听了以后就到所长那儿去要把这事儿告发。田中君则去翻译那儿，拜托他去请莱金中尉马上过来。虽然外面已经是晚上了，但其他房间的士兵们听到这个事情后自发聚集了好多人围着我站着。所长因为不在，只有莱金中尉马上就跑了过来。“把赛列下特（下士）叫来！”中尉全身气得发抖。
后来听说那个被莱金中尉叫去的下士官，对着中尉双膝下跪五体投地，祈求他的原谅。
当时中尉也叫我过去，但我还好没去。那个打我的下士官若能在中尉面前堂堂正正站直身子，辩称这是日军的通行做法的话那还算他有种。至于那种贪生怕死摇尾乞怜的样子我根本没兴趣看。
只是我还是觉得奇怪，他们明知一旦打了我就会立刻告知苏方，可为啥还是对我下手？莫非他们真以为我不敢通知苏方么？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由于这事情牵涉到莱金中尉自己，所以他特别愤怒。而那个下士官也被转到一个再也无法回国（据说是这样）的劳动营去了。
自从这事儿以后，劳动营里旧军队的色彩急剧消退。
算下来这是我入伍后在第五个年头挨的巴掌，而且还是在西伯利亚的劳动营里。到劳动营后还会吃到巴掌的恐怕就只有我一个了吧。无论挨巴掌的还是打巴掌的人恐怕都是些让人讨厌的货色吧。
今天回想起来，这依旧是在西伯利亚做过的一场恶梦。

坑式厕所
苏联普通人家的乌波璐娜亚（厕所）都是远离住屋的。这与日式农家将厕所独立设在庭院一角的做法正好相同。可这里是西伯利亚，寒天雪地的为啥要把厕所分那么远？我对此也没特地问过人家所以也不知道。
那么我们所在的劳动营里的厕所又是什么样的，在这里就给大家写一写。
无论哪个劳动营的做法都一样——在营区一角集中人力挖个大坑，然后就把它当作厕所使用。
盐场劳动营收容了约600人，所以这坑也非常大：深2米，宽2米，长10米。在坑上每隔20公分铺一块厚达30公分的木板。当然坑上还带个棚，周围1米远设有栅栏，所以从外面看不到。
坑位基本上有好几十个，每天早上特别热闹，队伍都摆成了个长蛇阵了。同时有几十号人光着屁股出恭的景象真是蔚为壮观，这种情景恐怕只有在俘虏营才会看到吧。
夏天挖的坑，到冬天基本就装满了。满了的话又该是怎么个情形呢？板子之间堆起来的大便冻成一坨坨的就跟金字塔一样积着，而且尖部超出板子高度，晚上一不小心就会戳到屁股。因为冬天温度都在零下三、四十度，一拉出来马上就冻得硬梆梆的。
每到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这金字粪塔用铁钎戳碎丢到安加拉河里去。这活儿我干过好几次，其实并没有真的丢进河里，而是在途中就给撒到路边了事。这种臭烘烘的东西哨兵们自然是不愿意一路跟到河边监视我们的，所以正好偷懒。

就是干完活儿后回屋比较麻烦。因为用铁钎戳碎粪堆时有些小冰渣飞溅到衣服上，回到室内后被高温融化就会散发出异味。要是正巧碰上吃饭就会被人捂着鼻子嫌弃：“臭死啦，别过来，滚那边去！”
虽然我们吃不着什么东西，但该出来的还是会出来。只消一年就能把这种原始的茅坑给填满。
于是便又不得不马上去挖个新坑，每次挖坑的大小都由苏方指定。
所以如果要求挖的尺寸比原来小的话我们就会很高兴认为：“大概说明我们近期就能回国了吧？”；反之如果要挖大些的话就会失望：“看来暂时是回不去啦。”

不仅是坑位大小，劳动营里用的煤炭、厨房的粮食等如果出于某种理由晚到了，我们就会立刻瞎猜：“大概快回国了，所以也不怎么发补给了吧。”那时候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只有回国了。
后来才知道这和回不回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有次回国的消息就是在我们挖坑的时候突然发布的。
劳动营里有数幢楼房，我们则分散住在各个楼里，不同楼房离厕所距离基本有2、300米之远。
离得这么远白天还好说，晚上可就麻烦了。
来回路上得有零下40度，就算套上修巴（外套）也会被冻个透心凉，回来躺下就再难睡着。好不容易才睡着了又会接着被人吵醒，就这样一晚上得折腾好几回，最后导致是睡眠不足放谁身上都受不了。
所以就想了个办法，晚上在房间里放了个马桶来解决。这下就不用特地跑到外面可省事儿了，但缺点就是一整晚就会被臭气熏着，有人甚至迷迷糊糊在床上就拉了出来。第二天打扫起来可麻烦了，所以这个办法没多久就停了。
不过有趣的是这个劳动营的厕所连苏方的人也经常来用。有时候我们正在用便，突然隔壁就跑过来个苏联下士官或者士兵，脱下草绿色的裤子，光着屁股就下炸弹。
他们完事儿后也不用纸，直接提上裤子就出去。自然要他们洗手也是指望不上的。
除了那个女军医没见过以外，所长大尉以下的人都一样来这儿上厕所。本来我们还觉得特地再开辟一处专供苏方使用比较好，但不知为啥他们根本没这个打算。
以前的日本军队里，即便是厕所也会被分成军官用、下士官用、士兵用区别对待。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过来的，这点和苏联军队完全不同。
我在这劳动营里被使唤去挖茅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比起去挖埋战友的坑，还是挖这种厕所用的坑更让人感到轻松愉悦。

臭虫集中营
在西伯利亚，没有一处劳动营里没有臭虫的。我辗转过好几家劳动营肯定会发现臭虫。要说闹臭虫最厉害的还是制盐厂劳动营了，所以我们也把这儿称作“臭虫集中营”。
话说那臭虫最喜欢新人的血了，我们一路风尘到了这儿立马就被狠狠叮上。下班回来一躺下它们马上就从柱子壁板缝隙里爬了出来，猛吸我们那本就瘦成人干躯体上的血。
咬得最狠的地方就数脖子和手脚上的软皮部位。一旦被叮就会发痒，用手挠挠却又会疼起来变得又红又肿。在劳动营里，每个人脖子和手脚上都会有这种红色的肿块。
半夜里要是睁眼一看，就会发现大大小小无数的臭虫血吸得饱饱的鼓成个小球，成群结队和蜘蛛一样受惊后一下散开逃进柱子壁板缝隙中去。
要是一不小心用手把它压死了，那么臭虫的那股独特的恶臭就会黏在手上怎么也去不掉。
刚来的时候，它们只敢在熄灯后的夜幕下出来活动，可之后胆子越来越大连光亮处都会没事儿人一样跑出来。
臭虫多集中于柱子、墙壁附近。所以为了避开这瘟神，我们都往房子中间集中过去，在泥地上铺上稻草睡觉；可还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它们会爬到天花板上从上往下避开人的眼睛空降下来，从而达成目的，真是防不胜防。

我们实在受不了了，就向苏方抗议“想想办法解决下吧”或提出“消灭臭虫”的申请，可他们总应付我们说“捏奇奥（不算啥）”。
听说臭虫怕烟熏，我们实在被逼急了就从科尔霍兹（集体农场）干活回来的路上采集松针拿回屋熏一下，结果屁用也没有。
这里也曾闹过虱子，可真够受的。不过要灭虱，办法倒也简单。虱子吸完人血后不会逃跑，直接躲进人的衣服缝隙里，只要用热水一烫，一煮就行了。
但臭虫叮完就跑，所以如果真要彻底消灭除非把房子烧了。这虫子可真够坏的。
可要说坏，最坏的其实还是一种会散播叫伤寒的传染病的虱子。所以对这种虱子苏方简直是神经质一样每月都会对衣物消上好几次毒，而且还一定要强制去巴尼亚（洗澡）。
还好，被臭虫叮了却没人会得病，更没听说谁死被臭虫咬死的。人类可真是种奇怪的动物，睡在这种无法无天的臭虫窝里，不一定是所有人，但大部分好像对它有了抗体一样，都产生免疫了。
也有可能苏方早知道会这样，所以对我们的抗议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不过对我来说，对付这臭虫方面还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我入伍前住在东京的神田、银座、新桥一带，早就被臭虫狠狠整过了，事先具备这种免疫力。所以一进劳动营，其他人脖子手脚都被咬得又红又肿，以至于睡眠不足，可我却一点不在乎，根本没有什么痒或者痛的感觉。
也有可能臭虫们故意避开我去找新鲜的猎物吧。
“斋藤，你怎么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呢？”战友们看到我对臭虫一点感觉也没有，都会这么问；于是我就用“大概是我的血太难喝了”来搪塞，故意掩盖真相。
战前我住的地方就有臭虫。一开始被咬得满身通红，羞得不敢出大街走路。就这样给咬了两三年后，身上除了臭虫咬过的那两处伤口偶尔有点痒外，身上其他地方就没啥反映了。
东京臭虫最活跃的时候是在夏季，但西伯利亚的劳动营里则可能是由于壁炉的原因一年四季都闹臭虫。
日文里臭虫被称为“南京虫”，可能是因为这东西是从南京过来的吧。（古时日本人把南京当成中国的代名词，把中国货乃至来自东南亚的货物都称为“南京物”，而臭虫自然就是因为从外面输入的，所以被称为“南京虫”。
东京也可能是因为被战火烧过一遍臭虫都给烧死了，所以我回国以后也从来没见到过。以至于我现在对那虫子都有些怀念（？）啥时候反倒想会会它们了

奔赴伊尔库斯克
滞留的人又分成两组，一组去第16劳动营，另一组则被调去第13劳动营。
我被分配的去处是第13劳动营。这地方位于伊尔库斯克往东第四个叫色楞金斯克（原文是セルジャンカ地名不太确定——译）的车站再往西南2公里。所收容的人员以独立步兵775大队以及130旅团的人为主，约有1千名。我们第12劳动营剩下的这200人就被补充进他们中间。
和之前的劳动营相比，这里物资供应更为恶劣。另外可能是因为我们还不习惯的缘故，这里的工作条件也比制盐厂差了许多。
这里的工作内容就是将石头从山上采割下来。作业地点距劳动营有3公里远，哪怕赶着走路也得花上约莫1小时的功夫，一去一回就是2个小时。和之前就设在工厂隔壁上下班根本不花时间的劳动营相比时间上的损失非常大。因为往返两个小时就意味着我们休息的时间被缩短了。
早上5点起床，6点就必须出营门。在前往工作地的路上，我们的脚步就如同被从牛棚里牵出来准备去拉犁的牛一样慢。而看押我们的哨兵由于还不太熟，所以就在后面对拉下的人一边呵斥“哟泼伊马驰（奴隶）”一边用脚踢。这待遇也就和牛马差不多。到这儿以后连哨兵都不给好脸看。
当时那副腰上缠着草绳，背着专用来装拣来的破烂的空罐子和袋子，晃晃悠悠步履蹒跚的可怜相到现在还浮现在我眼睛里。
就这样到现场后，马上就的投入工作。每5人分作一组，其中3人用鹤嘴锄、铁钎采石，另2个把采下的石料搬到堆料场去。
整个过程都是手工作业，所以进度非常拖沓。每个人还有定额：一人一天一立方，5人就是5立方（1立方的水是1吨，换成石头得有3吨吧？——译）。这可真是要人老命。
不论是从山上切割石料还是2人把石头抬下山去都是非常辛苦的活儿，不久大家都累得直喘气。
到了中午也没人给发盒饭。劳动营只给发些稀得和水一样的粥当作早、午饭用，这些在早上就全给喝光了，因此也没人会把“午饭”带到作业现场来。
于是大家就都不吃午饭了。可是，不吃午饭又饿得慌。所以一到中午休息时间，就会争着去为找些可以填肚子的野草在山里转来转去。
如此这般，和我们过来前的工作比起来事故也多发。脚下一滑就掉到山谷里去的，一个人跑进山里从此失踪的等等。
不过最要当心的还是从高处滚落的石头。由于我们体力衰弱，一旦碰到紧急情况身体往往会跟不上意志来反应。我就曾经在自己坐的地方差点被从上方落下的石头砸破脑袋，还好捡了条命回来。
工作累了以后效率就会下降，为了满足定额我们就想出各种办法来对付。不久监工就会跑过来检查，让我们重新堆好。当时和监工也不熟悉，所以也没法通融一下。

工作本就辛苦，若有雨的话那就更是雪上加霜。小雨是不会停工的，即便停工也没地方给我们躲雨。就只能像牛马一般站在原地挨着。
总之这里和制盐厂一比什么都差了许多。既没有乌克兰姑娘也没有俄罗斯大妈来同情我们。围绕四周的只有大山和石头。
如果到了傍晚依然无法达成定额的话，监工就怒吼着要求加班。不过这样一来哨兵可就不同意了。
“我的工作就是8小时看守日本兵，现在时间到了我要带走。”
“那工作怎么办？”
“关我屁事。”
吵着吵着哨兵就会大喊“五列！”（排成5列纵队）然后踏上回去的路。虽然不是每次都能这样，但只要能遇上这么一位哨兵我们就会暗自庆幸。实际上他们在警戒期间也是不吃不喝的。
回来的路上倒是走得很快，和牛马赶着回窝一样道理。本来早上还在后面踢屁股的哨兵，这次反倒是得追着我们跑才能赶上。匆忙赶回来一看，锅子底部还残留一些水一样的粥，喝完以后往地上一躺，接下来的话题都是千篇一律：
“这活儿我们得干到什么时候？”
“那种满是臭虫的劳动营也比这里强多了。”
“现在回国的那帮人大概已经上船了吧，好羡慕！”

就这样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第二天还得继续劈石头。
要说抱怨这种无聊的工作到底得干到啥时候才是个头，我和他心里完全一样。
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只能和一起过来的伙伴们一起不死不活得撑下去了。
就这样过了一个月。突然就我一个人被要求调去伊尔库斯克。战友们猜测“斋藤一定要回过了。”，可怎么可能只安排一个人回国呢。反正也不知道是祸是福，既然有命令过来那就必须过去。
其他人出去干活后，我就坐着卡车出了劳动营。同行的只有一个下士官。也不知道叫我去伊尔库斯克干嘛，但总归不会比在这里采石头差吧。
我定下决心，就开始欣赏西伯利亚初夏的风景来。当时正好是6月，这在西伯利亚是最美丽的季节。金合欢花开正盛，柳树也吐出白色的花粉飞雪般漫天飘舞；伴着这贝加尔湖右岸宜人的风光，卡车笔直地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