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剑下的忠良（2）
没想到，召他上殿，他却穿着孝服来了，并且坐在大殿上就哭。把大殿搞得像个灵堂。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千古流传的对话。
朱棣首先表白，“先生勿忧，我只是效仿周公辅成王而已。”
方孝孺跟进，“成王安在！？”
“自焚而死。”
“何不立成王之子？”
“国赖长君。”
“何不立成王之弟？”
“此乃朕之家事，先生不必操心。”
同时朱棣让左右递上纸笔，连逼带劝，“诏天下，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倔劲上来了，把笔一扔，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再逼，方孝孺写下了四个大字，“燕贼篡位”。
倔种！但倔种倔出来的是朱棣的愤怒，丧失理智的愤怒：你就不怕诛九族吗?
“便诛十族又奈我何！”
好！好！好！十族就十族！朱棣彻底疯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范围的一次灭族行动，就此载入史册。
现在的黑社会最狠的一句话就是灭你全家，朱棣明显比黑社会更黑。
诛九族就把这人上到高祖、下到玄孙，砍了个遍。这十族从哪找啊？朱棣还真给找出来了：学生朋友——“门生故旧”。
十族，一共八百七十三人，全部被杀。整个行刑过程持续了整整七天。同时受株连的一千多人被发配充军。
十族杀完，朱棣对方孝孺下手。先割开方孝孺的嘴，直割到两耳。也就是说把脸豁烂了。然后腰斩。
据说腰斩后，并没有立即死，而是蘸着血，写“篡”字。一直到死前，心里仍认定朱棣篡位这档子事。 再交代一下其他建文忠臣的归宿吧。
兵部尚书铁铉，被割了鼻子，煮熟后又被塞进嘴里。朱棣问：“甘否？”答曰：“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最终被凌迟，杀其子。
黄子澄，凌迟，灭三族。齐泰，凌迟，灭三族。
练子宁，凌迟，灭族。 卓敬，凌迟，灭族。
陈迪，凌迟，杀其子。
此外，铁铉妻女、方孝孺女、齐泰妻、黄子澄妹没入教坊司，成为国营妓女。
不过，让人感到吊诡的是，朱棣费了这么大劲把方孝孺一干人等打进奸臣的行列，他的子孙们却跟他唱着反调。
他儿子朱高炽一上台，就宣布建文时代因靖难而被杀的人都是忠臣。全部免罪，当老百姓，好好过日子吧。还大慈大悲的为齐泰、黄子澄等人找起了后人。竟然还问起了方孝孺的后人。
这些人不都被你老子灭了族了吗?方孝孺还是被灭了十族呢。现在再找后人，真有你的。
而到万历时代，大明朝还在为那帮子建文忠臣平反追悼呢。受老朱家祸爱最惨的方孝孺，还得到了一个“文正”的光荣称号。
“生晋太傅，死谥文正”是古来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美事啊。可这代价也太大了。十族啊！
大明朝不仅杀不开窍的书呆子，就连真正有功的功臣，也照杀不误。

三尺剑下的忠良（3）
像于谦。土木堡之变，五十万明军全军覆没，英宗皇帝自己也“北狩”了。关键时刻，要不是于谦力挺景帝上马，死保北京城。大明会不会就此变成南北明，还真不好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才能品格几乎无双的大臣，在英宗复辟、重新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于谦。
原因很简单，英宗觉得于谦不是自己人。
似乎成了铁律。
英宗死后，他儿子宪宗成化皇帝上台头一年，就给于谦平了反，赏了一个“忠肃”的嗜好。还给他的儿子于冕封了官。
真周到啊！
老子杀人，儿子做法事的事，老朱家没少干。而且越到后来干的越多，玩的越狠。甚至矛头不是对着皇帝，只是皇帝手下的宠臣，也照样被皇帝玩死。
如铁血硬汉杨继盛，给当时的著名奸臣严嵩，总结了“十大罪”、“五大奸”。把严老奸狠狠的弹了一把。
这还了得！嘉靖皇帝常年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道教。二三十年来，就跟仙丹道士打交道了。国家的大事小情全指着严老奸呢。偏偏嘉靖朝的事这么多，什么南倭北虏，一个也不让人省心。这些都是靠严老奸上下糊弄，才使得嘉靖两耳不闻百姓事，一心只谈不老经的。
更要命的是，杨继盛的奏折居然把嘉靖的两个儿子——景王和裕王，全都拉进来了。这可是嘉靖当时仅存的两个儿子了。
藩王加重臣，直接打中了嘉靖的要害。虽然嘉靖不爱管事，但权力是绝对不能放松的。
于是，在严嵩一番诬陷式的辩白之下，大明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
一月十八日，弹劾严嵩的奏折才递上去。一月二十日，结果就下来了，“拿送镇抚司打问”。
拿问的对象不是被告严嵩，而是原告杨继盛。
杨继盛的狱中待遇，本来外人是难以搞清楚的。但杨先生还有一个爱写东西的好习惯。自己编过年谱，十分清楚地记录了在自己的“监狱岁月”:拶手，拶到绳断；夹棍，夹到胫骨出；敲52下，再夹棍；打40棍，钉肘镣；关进来的第三天（二十二日晚），就赏了100棍。
就这么打，“其答问之词甚多，予始终不屈”。
这杨继盛真是大明第一硬汉，比美国佬施瓦辛格那厮强多了。
但硬汉有硬汉的代价。
由于打得太重太多，伤口已经化脓腐烂。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没有消毒设备、没有医疗器械的情况下，他竟然给自己做起了刮骨手术：先用针刺透腿皮，再用刀刺入，割出铜钱大小的一个孔，让脓血流出，最后还要一刀刀割去腐肉。
这个场面，就连在一旁观看的狱卒也肝颤胆颤。
然而硬汉再硬，也硬不过皇帝的刀。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已在监狱读过两年春秋的杨继盛，仍被终极法官嘉靖亲自批准了死刑，立即执行。

三尺剑下的忠良（4）
死前，杨继盛怀着对大明王朝的无限眷恋，写下了这首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
生前未报恩，留待忠魂补。
忠魂？见鬼去吧！严嵩依旧逍他的遥，嘉靖依旧恋他的道。
当然，嘉靖死后，他儿子上台。固定的程序一样不少。平反、赐谥、追封。同样是在儿子改元的第一年，就全办齐了。杨继盛捞到了一个“忠愍”的谥号。后来，为了纪念他，在他的老家保定专门修了祠堂——旌忠祠。北京也修了纪念堂——松筠庵，成为读书人心中的圣地。一旦朝廷有奸臣出现，一群之乎者也的人就聚集在这里一通纲常气节，然后该干嘛干嘛。
把大明最硬的硬汉都整没了，还能整谁啊？
事实证明，能整，大大的能整，整的让人触目惊心。而且整个大明朝最能整的出现了。就是天启朝的魏忠贤。
天启总共七年，魏老头不过也就抓权四五年，却一下子整出来300多人的冤假错案，同时拉出来一个拥有270多人的阉党集团，（此处数字由后来的特别统计员崇祯皇帝亲自统计）。
工作成就真不小啊!
对于敢冒犯魏公公权威的杨涟、左光斗一干人等，管他什么六君子、七君子，统统打进监狱。什么铁钉贯耳、土囊压身，没人性的招都使出来了。铐钮、拶棍更是家常便饭。目的只有一个，全部往死里整。
魏公公的目的达到了，杨涟左光斗这一大堆君子都被整死了。
魏公公却连尸体也不放过，竟然挑出了他们的喉骨（杨涟等人是言官，以挑别人毛病为主要工作），磨成灰，下着酒，喝了。
我真不知说什么了。
但更无耻的还在后头。魏公公连君子们的尸体都特别关注，君子们的家人就更不会放过了。魏公公无比“高明”的为君子们安上了“贪污”的罪名。既然是贪污，就要追赃。要追赃，就要抄家。家里抄完了，就抄族里的吧。
像杨涟死后被抄家，白银总共不足千两。杨涟的母亲老婆被逼得没法，只好由两个儿子讨饭生活。左光斗死后抄家，他哥哥左光霁被逼死，老母亲哭死，整个家族都完了。
而“后七君子”的周宗建，只因骂了一句魏忠贤目不识丁，就被扣了一个“贪污一万二千两”的帽子。
还有周起元，魏公公的死党李永贞说他贪污时，只是随手写下数十万两白银之数。魏公公的得力干将、五虎之一、锦衣卫指挥使许显纯就按这个数追赃。把周起元全部家产抄完还远远不够，就连周起元的亲戚也抄了个遍，直抄的全部倾家荡产，惨不忍睹。
只是要说明一点的是，周起元曾任苏松巡抚，管的是大明最富的地方，每年流的油就有成千上百万两。只要稍微捞一点，数十万两根本不在话下。
可这个周起元官清的比水都清，鬼知道这数十万两白银从哪冒出来的。
忠臣直臣都被打趴下了，魏阉党的势力，气焰熏天、不可一世。

下一章：强权下的士子文风

强权之下士子文风（1）
说实在的，中国的读书人是十分讲究忠义气节的。苏武老爷子宁肯赶着一帮公羊，在贝加尔湖当了十九年牧民，也没向匈奴头头低头。这事写进书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对国家（其实是皇帝）的高度认同感。
但汉人的窝里斗和少数民族的爱凑热闹，总让读书人能找到试验自己忠诚度的舞台。
只是遗憾的是，演员的表演越来越差。自宋以后，儒家被称为“腐儒”。大宋的灭亡，也让腐儒们看到，异族的铁骑也可以完全踏破中原汉家江山，再高傲的头颅，也要拜倒在弯刀骏马之下。
老朱家的大明朝是汉家江山。对待士子们，打屁股、关牢房、充军、杀头。打完棍子，再给甜枣。
文人们也相当配合。虽说以前溜须拍马的事也没少干，但明朝文人的奴颜婢膝，与皇帝手中的权力一样，空前强盛起来。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太监的猛拍。虽然汉唐时也出现过太监专权，有些玩的狠的，连皇帝也敢废。但在明朝太监专权时，文人们还开拓创新，形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阉党。“士大夫趋势附膻，惟明人为最夥”。
为此，《明史》特意新开了《阉党传》，以示纪念。
《阉党传》中光荣上榜的有四十六人，大太监刘瑾首先占了七个。
据说，刘瑾每次请示，都是趁正德玩兴正浓时（这招好像魏忠贤也爱用，效果明显）
正德一烦，“去去去，要你干什么，拿这些事来烦我”。
有了正德的金口玉言，刘瑾自然壮胆。不服的，一道圣旨，罢的罢，关的关，杀的杀。几年下来，栽在他手下的像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漕运总督、平江伯陈雄，御史涂桢等一大批人。管你阁部要臣、勋侯命官统统完蛋。
剩下的那帮软骨头，统统成了“刘皇帝”的跟班。像内阁官员每次拟旨，都先探探刘瑾的口气。后来刘瑾干脆把文书带回家，真把自己当成皇帝看。
大臣也把他当皇帝捧。刘公公读书不多，大学士焦芳就代为润色，当朝著名阁臣李东阳也只有照办的份了。
至于捞钱更是刘瑾的看家本事。据说当时有这么一条规矩。大小官员出差回京或是外地进京的，见完正德后，必见刘瑾。目的只有一个：送礼。
至于送了多少，不好说。反正在刘瑾抄家时，总共抄出黄金24万锭又57800两，元宝500万锭又1583600两，宝石两斗，金甲两副，金钩3000，玉带4000.连正德也算开了眼界。
这么多金银珠玉该连着刘瑾的多少死党啊！
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刘瑾抄家后，原来不断拍马屁的大小官员（很多是之前还送过礼的），一下子都成了反腐斗士。他们齐心合力给刘瑾凑了十几条大罪。从贪污腐败到任人唯亲，从钳制言论到结党营私，甚至还有谋反篡位。反正那条死得快，就往那条上靠。

强权下的士子文风（2）
刘瑾被千刀万剐了（真割了3000多刀），但游戏并没有结束。当权时千人逢迎，失意时落井下石。成为政治游戏的铁律。
像大学士严嵩当国，有干儿子三十多人（都是朝廷要员）。就是后来的万历首辅张居正，在严嵩七十岁时，还作了《寿严少师三十韵》。“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狠狠拍了一通。
而到了嘉靖三十年（1551年），严嵩家出现了瑞竹、瑞芝、瑞莲。居正再次施展马屁神功，专门写诗祝贺。“扶植原因造化功，爱护似有神明持。君不见，秋风江畔众芳萎，唯有此种方葳蕤。”
此时夏言倒了，徐阶还猫着呢，也只有严嵩 独得嘉靖的“神明持”，在这“葳蕤”呢。
须知这个时候，庚戌之变已经发生。鞑靼首领俺答带着一帮大手，到北京城武装旅游，烧杀抢掠，干尽了坏事。而身为内阁首辅的严嵩，却抱定“恶贼抢劫，抢饱就跑”的思想，坚决不抵抗，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淡定心态，名声臭到了极点。
等张居正当了首辅，揽权比严嵩更甚，自然拍马屁的也就更多。 　张居正卧病，六部阁老九卿 、五府公侯伯都争先恐后的设醮祈福，翰林科道跟进，连京中的芝麻小官、杂职差役也凑了把热闹。
中央做出榜样，地方也积极响应。南京、楚、闽、淮、漕，都争风吃醋似的折腾。
张居正曾公开作出廉政宣言，“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并多次做出实际行动——两广将帅所赠财物不下万金，都被拒之门外。
但有心眼的官员，不向京师相府送礼，而是直接送到江陵的张府。据当时的大文豪王世贞爆料，他的亲信蓟辽总督谭纶曾传给他房中术。为了增加分量，他还把当时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拉下了水，说他送给张居正10个美女（千金姬）。其实这个王世贞跟张居正一年中进士，可以说是同年。为了当官，也没少拍张居正的马屁。替张居正的父母做寿序，又赠送礼物，其中还有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书法。但始终没能如愿，也就在其所作的《张居正传》中以牙还牙了。
不过张居正与戚继光的礼尚往来，却出现在张居正本人的书牍中。
光金银美女明显太俗气了，还就有的玩起了文雅。有人就送过张居正这样一幅对联：
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
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下。
上联吹捧张居正辅佐嘉靖、隆庆、万历祖孙三代，功劳大大的。下联恭维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分别考中状元榜眼，学问大大的。
说起张家中举，还有一个故事。万历二年（1574年）甲戌会试，张居正的长子敬修落第，张居正大为生气。据说甲戌科不选庶吉士，就是因为敬修落第。而到万历五年（1577年）丁丑科会试，张居正的次子嗣修上榜，原定二甲第一名（全国第四名），万历却把他提为一甲第二名，成了榜眼。

强权下的士子文风（3）
还有一个叫丘岳的礼部侍郎，送了这样的对联：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号，居然敢跟大明天子并列。文人的马屁，拍的真叫人叫绝啊。
但马屁拍多了，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马被拍死了。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去世。
万历十一年（1583年），陕西道御史杨四知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御史言官一拥而上，恨不得将张居正抽筋扒皮。
三月，万历下诏夺张居正的上柱国、太师封号，又夺了他“文忠”的谥号。还把锦衣卫指挥使张简修（张居正之子）变成了老百姓。
此时张居正死了不过九个月。
但还没完，因为万历下令抄家。
万历十一年（1583年）四月，抄家开始。查抄大员、刑部侍郎丘 还没到江陵，荆州府、江陵县就亲自到张府封了大门。还打出旗号：防止财物转移。
就在一年前，当张太师相公的棺材运到江陵的时候，这帮官员哭得比死了亲爹还难受。
到五月初五，丘副部长到达江陵。打开大门一看，已经饿死了十几口。接下来的搜检拷问，逼得张居正的长子敬修自杀，懋修投井不死、绝食又不死，好歹捡了条命。最后多亏张居正当年大力提拔的申时行、潘季驯出面求情，才没能把张居正从棺材里扒出来戮尸。但其子孙充军是免不了了。
最后，万历下诏，留下空宅一所，田地十顷，赡养张居正的老母（他老娘还活着）。总算没有赶尽杀绝。
要论权力的巅峰，张居正还没有达到。他达到的只是一个正常人的权力高峰，但大明朝还存在一批非正常人——太监。钱穆就说过“明代司礼监（太监的势力范围），权出宰辅上”。
太监权力的集大成者当然无可争论的公推魏忠贤魏公公了。
魏公公全盛时，不仅控制着太监的传统疆域：司礼监、东厂、锦衣卫。还通过与东林党人的战争，将殖民地扩展到内阁、翰林、言官。总之，“生杀予夺，尽握其手”。
与之配套的是，此时文人的无耻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像内阁成员魏广微，由于在天启四年（1624年）出了点小差错，受到大臣们弹劾，于是便一头扎进魏忠贤的怀抱，帮着魏忠贤使劲整人。他编了一本叫《缙绅便览》的小册子，专门摘取仇家姓名，逐一用墨笔进行圈点，深仇大恨的来三个点，少一点的两点，再少一点的一点。当时的一些风云人物如叶向高、何如宠、钱谦益、成基命，缪昌期、高攀龙、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等六七十人都被点到。点完之后，魏广微便把它秘密交给魏忠贤，你就按着点来整吧。
同时，魏广微又写打算起用之人，凡是自己门户之人准备起用的如霍维华、王绍徽、王永光、阮大铖等，当然不点点而是加圈。最为亲密的，三个圈，然后两个圈，一个圈。圈完之后，就交给魏公公，这些人都是死党，赶紧用。

强权下的士子文风（4）
还有内阁首辅顾秉谦，七十多岁的人了，却让自己的儿子给魏忠贤当干孙子。自己当然成了魏公公的干儿子了。魏公公这时才五十来岁啊。
无耻!
中央干部无耻，地方领导更有创新。天启六年（1626年），浙江巡抚潘汝桢上书，要求只有一个，为魏公公立生祠。
生祠是专门表彰死人的，但魏公公活着就供上了，绝对开了先例。
此例一开，天下响应。效率之高，让人难以相信。苏杭织造太监李实，立即请令杭州百户卫守祠。
蓟辽总督阎鸣泰在他的地盘上，修了七所生祠，花了白银几十万两。当时后金连年进攻，蓟辽成了全国最吃紧的地方。军费开支连年不够，大头兵们时不时因为缺饷闹兵变。现在修起生祠倒大方了。更可笑的是，生祠匾额上还来了一句，“民心所归，即天心所顺”。
开封为修生祠拆毁民房两千多间。造出来的生祠，仿照帝王样式，有宫殿九楹。延绥巡抚朱童蒙造生祠，用了琉璃瓦。刘诏在蓟州修生祠时，还给魏忠贤立了一个金像。
而且还有一些社会名流，像楚王朱华奎、武清侯李诚铭（慈圣太后侄子，万历表弟），保定侯梁世勋、尚书邵辅忠、庶吉士李若琳、通政司经历孙如洌、郎中鲁国桢、上林监丞张永祚等，统统上书，强烈要求建生祠。
生祠选址也特别有意思。杭州的生祠在西湖边上，紧挨岳飞。凤阳的生祠在朱元璋的祖坟旁。最雷人的是南京的生祠，则修在了孝陵边上——想想朱元璋为了防这些太监而制定的种种铁血家规，不知此时会不会气的活过来。
不过也有建生祠而倒霉的。江西巡抚杨邦宪为建生祠，竟下令拆毁三贤祠（供奉周敦颐、程颐、程颢的）。不破不立嘛。但祠还没建成，天启就崩了，魏忠贤也很快倒台，杨邦宪也就跟着被整。谁让你下手不趁早啊！
当然更倒霉的是反对建生祠的正直之士。工部侍郎叶宪祖看到京城内生祠遍地开花，连东华门外也建了一所，就唠叨了一句：“天子临辟雍道，土偶（魏忠贤像）也能起立吗？”结果叶副部长立即被革了职（削籍）。而蓟州道胡士容不愿给生祠写颂文，遵化道耿如杞入生祠不拜，都直接被革了命。



有了这样的正反榜样，官场滑头们拍起马屁来自然不遗余力。督饷尚书黄云泰首先喊出“九千岁”后，魏忠贤的大名便被“九千岁”所取代。据说后来有人加到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岁”，离万岁也就只差一点点了。
还有更无耻的，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有一位叫陆万龄的国子监监生，竟然给朝廷这样一个建议：把魏忠贤供祠与国子监，配享孔子；而把魏公公的老爹，配享启圣公（孔子老爹叔梁纥）。理由如下：孔子作《春秋》，厂臣（魏忠贤）作《要典》（《三朝要典》，主要出版目的打击东林党人）。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东林党。礼宜并尊。

强权下的士子文风（5）
先解释一下，国子监创于洪武时代，相当于中央大学。是读书人除了科举以外当官的又一条门路。
也就是说，国子监监生都是读书人，讲廉耻的读书人竟然连自己的至圣先师都豁得出去，还真是败类。
但有一点，国子监监生不是官，没有资格直接上书。陆败类只好请国子监司业（副校长）代奏。这位副校长一看建议，差点没背过气去。孔子活的时候连跟太监一块坐车，都十八个不愿意。死后却跟太监一块被供着，不知会对这帮门徒们说些什么。
林副校长不愿代奏，但这马屁是拍魏公公的，惹不起，当天就辞职走人了。然而还有另一位副校长朱三俊却屁颠屁颠的愿干。
天启居然同意了。
据说，天启在临终前，留下遗言：“魏忠贤、王体乾（也是太监，魏忠贤死党），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天启的接班人还真给魏公公计了大事。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十一日，接班仅两个月的崇祯，就下旨公开魏忠贤罪行，打发他到凤阳去给朱家老祖宗们上香守陵。刚刚还在猛拍魏公公马屁的大小官员立即改腔换调，把魏公公当落水狗一顿痛打。一副大义凛然、伸张正义的模样。
像那位帮陆万龄上书请祠魏忠贤于国子监的国子监司业朱三俊，就首先跳出来弹劾陆万龄，理由居然就是请祠国子监这档子事。
当然，魏忠贤最后自缢，死后戮尸。崇祯一口气把二百六十多人全整成了阉党。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革职的革职，大快人心。成为崇祯朝唯一让人称道的事。
但问题的根源根本不在于杀了多少人，罚了多少钱。而在于浸入文人骨子里的谄媚之风。
“士之无耻，是为国耻”。当一次次的国耻降临到这个本就病入膏肓的王朝后，内心的麻木，就无可救药的拜倒在弯刀骏马之下。
悲哉！
大明皇帝为了自身考虑，培养了一大批奴才，最终为奴才所毁。大清朝接着培养，奴才文化终于发扬光大，不仅毁了大清，还差点毁了整个中国。
啊，呸！

下一章：甲午与抗战

甲午与抗战 （1）
也许上天害怕中国太寂寞，就给中国安排了一个十分特别的邻居——日本。“中国强，则日本为妾；中国弱，则日本为贼”。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百多年的屈辱岁月里，欺负中国的英美等西方国家，或多或少给中国带来些正面东西。惟独同是黄皮肤的日本人，给中国带来的是深深的刺激。也唯独是日本，一直想着完全吞并中国。中国人也对“日本”和“日本人”做出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现在热播的战争剧，中国跟别的国家很少开打了，惟独对日本一路猛搂火，动不动就“打鬼子”。其实，“鬼子”最早的时候并不是属于日本人的。清代画家任伯年在画《钟馗打鬼》的时候，就把鬼画的蓝眼睛、高鼻梁。中国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画的洋人，于是就管欺负中国的洋人叫“洋鬼子”。但后来日本人在欺负中国方面太卖力气了，“鬼子”干脆就成了日本人的专用称号。
五十年间，中国跟日本发生了两场大战。前一场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后一场抗日战争，中国惨胜。对于这两场战争，中国败是败得稀里糊涂，胜是胜得悲昂壮烈。
先说甲午战争。清末状元张謇主战，因为张謇当过吴长庆的幕僚，去过朝鲜，知道日本对朝鲜的狼子野心。而且日本得寸进尺，不狠狠打他一顿绝不会收敛。而范当世主和，因为范先生当过李鸿章的幕僚，知道只要跟日本打仗，必定是北洋打主力。但北洋就是个花架子，根本不禁打。
先说一下，这两个人考虑的都是事实。
其实，这也正代表了当时朝廷的两派。一主战派，代表人物：光绪皇帝，光绪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和。二主和派，代表人物：慈禧太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先说慈禧与光绪这对冤家吧。慈禧反战的理由——过寿。甲午之战爆发的那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赶上她的六十大寿。大清国上下一片贺寿拍马之风，慈禧当然不希望这个时候跟日本人掐起来，把自己的大寿给搅了局。
说起来有点冤。二十年前，慈禧过四十大寿，正赶上同治帝驾崩。自己的独苗没了，还差点危及自己的政治地位。十年前过五十大寿，正赶上大清与法国掐架，掐的自己一点也没敢大操大办。也许是苍天有眼，等十年后，她在过七十大寿的时候，又赶上了日俄战争。本来是两个外国人的仗，却偏偏在中国的土地上掐。大清连个屁也不敢放，还划出了“交战区”。这不是诚心添堵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赶对时候，立刻就报”。
而这光绪主战，不是因为清军能打，而是因为他认为清军能打。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大婚。大婚就意味着成年，成年就意味着亲政。这年的二月，慈禧太后归政，年轻的光绪很想大展一番拳脚。现在日本敢来挑事，正好教训教训，长长自己的威风。这时包括光绪在内的绝大多数大清国民都没把日本放在眼里，都认为日本是“蕞尔小邦”、“东洋岛国”。况且，就是十年前跟欧洲强国法兰西掐架时，战场上也没丢面子啊。

甲午与抗战（2）
有必要提一下的是，慈禧退居二线后，光绪和他老爹醇亲王奕譞为了哄着慈禧，让她少给自己找麻烦。就动用了海军军费，给慈禧整修了清漪园，当做慈禧的游玩散心之地，并改名为颐和园。
后来甲午战争失败，人们就大骂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园子，过寿。把屎盆子统统扣在了她身上。
用海军军费修园子，自然限制海军发展。不过，限制海军发展的最得力干将却是翁同和。翁老师曾经上奏，要求海军在十五年之内，不得添置一枪一炮。即使有经费，也不能用于海军。
翁同和是户部尚书，管着大清的钱袋子。果然，自北洋水师正式成立后的光绪十四年（1888年）到甲午之战爆发前的6年间，中国再未添购一艘军舰。原有的老军舰也因为长期缺钱维修，战斗力大减。
当然，翁同和不拨钱办海军的理由当然不是希望国家不强大，是个人就能欺负。而是说北洋水师的军费账单是在太乱，每次军购总会吃私贪污，弊端丛生。
其实，还有一个不好说的理由。翁同和与李鸿章政见不合，是一对政敌。拨款发展海军，首先发展的就是北洋水师。而北洋水师基本上就是李鸿章的私家财产，也是他在朝廷中耀武扬威的资本。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也就跟着没了威风。给他拨款，不就是给自己找别扭吗？
而甲午战争一来，原来的“限制海军派”一下子全都变成了“主战派”。原因也很简单，大清国要打日本人，拉出来打仗的一定是北洋水师。只要打，北洋水师就一定会受到削弱。只要北洋水师被削弱，李鸿章的实力也就一定会跟削弱。
看到自己人失败比看到敌人失败更过瘾啊！
只是后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人狮子大开口，几乎将中国逼上绝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
另外说一下，张謇就是翁同和的门生。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殿试，成绩并不理想。翁同和极力想提拔张謇当状元，仗着自己光绪老师的身份，一番周旋运作，终于如愿以偿。张謇此时极力主战，就跟他恩师翁同和不无关系。
当然，李鸿章也不傻，主战派的那点小九九他是一清二楚。所以一开始，他就想通过谈判来避战，而不是认真备战。而战争开始后，又不敢真打狠打。也就是因为只有保住北洋那几条船，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才能谈别的。否则，一切扯淡！
这也就好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步步失机。
朝鲜一直是中国的属国，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一直想着征服中国，要想征服中国就先要征服朝鲜。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与日本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务大臣西乡从道在天津订立条约。
这就是中日《天津条约》，既不割地也不赔款，但要命的却有一条：将来两国（中日）如果派兵到朝鲜，须先行文知照。

甲午与抗战（3）
这也就是说，朝鲜由中国的藩属国变成中日共同保护国。朝鲜有事，日本将会积极参与的。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压不住了，请求宗主国大清派兵援助（此时并没有邀请日本派兵）。李鸿章派叶志超、聂士成率兵入驻朝鲜。援兵人数一千五百人。
此时大清有一个遵守条约的好习惯，派兵之前就通过驻日公使汪凤藻通知了日本。
但日本的反应明显比大清快。先发表声明，不承认朝鲜为中国的属国。再由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率四百余人进入朝鲜，比叶志超还早。不过，这四百人不是以作战部队的名义入朝的，而是以使馆卫兵的名义进去的。日本人狡猾大大的。
随后，又派兵八百抵达仁川。
此时，在朝鲜的日军与清军已相差无几。
东学党被打下去了。李鸿章想同日本商量，共同撤兵。中国不在添兵，日本开来的兵船原路返回。
但日本人一边哄着李鸿章，假装谈判，一边继续增兵。日军进了汉城，一进还就不走了。为了赖在朝鲜，还拉出来朝鲜的内政问题。
一边拖，一边大作准备，就准备打。
在日本的汪凤藻，在朝鲜的袁世凯都劝李鸿章往朝鲜调兵。但李鸿章就是不调，“我再多调，日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
从开始商量撤兵的五月初九到后来的五月二十一，前后不到两个星期，日本就在汉城和仁川分驻了六千兵马，并且还有大批日军接着往汉城开来。朝鲜中央政府已实际为日本人控制。一开局，日本人就占了上风。
其实，这个时候，中国仍占有优势。要是中国从山海关沿陆路过鸭绿江，或者从大沽口运兵到仁川，只需要十二三个小时就能到达。而日本从广岛宇品港直航仁川，至少十四个小时。要是中日两国同时派兵，日本仍然落后。
但此时的李鸿章只想谈判，息事宁人，根本不想做战争打算。
但息事未必能宁人。日本一直做着准备，就是要开战，还制定了三大战略方针：
甲，如海战获胜，夺取制海权，则陆军长驱直入，进攻北京；
乙，如海陆胜负未决，则陆军进占平壤，海军则控制朝鲜海峡的制海权；
丙，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并以海军防守日本沿海。
如此谋划，让人心颤。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日本完成战争准备，不宣而战，海陆同时下手。海上攻击清军运兵船，陆上攻击清军牙山阵地。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日军攻占平壤，大将左宝贵殉国，统帅叶志超狂奔五百里，战火烧向中国本土。
几乎与此同时，大东沟海战，日本舰队击沉北洋水师五艘战舰，“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殉国。北洋水师受创，但实力仍存。北洋舰队先驻旅顺，后移威海卫，不再出海接战，日本取得黄海制海权。

甲午与抗战（4）
日军两路进攻辽东，各地守军非降即逃。日军攻占大清辽东要塞旅顺，日本人进行旅顺大屠杀，遇难人2万。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日军攻占北洋水师驻地威海卫，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同时，日军南下攻占澎湖，为进攻台湾做准备。
至此中国败局已定。辽东、山东都被撕开了口子，京畿重地直隶险矣！
再打下去，大清国就可就不好说了。
其实，单以武器而言，清军不比日军落后，有的反而比日军还强。中国海军当时在世界上排名第八，日本则为第十一。就是在实战中的实力对比，北洋水师与日本舰队也是相差无几。
但败就败在人上了。水师提督丁汝昌，原本是陆战将领，不懂海军。但因为是李鸿章的自己人，还是当上了海军司令。这李鸿章也真把北洋水师当成自己的私家财产。
丁汝昌不懂海战，一切都交给了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刘步蟾是留学生，在英国专学海军，文学及英文都是顶呱呱的，但就是胆小，不能任事。大东沟一战，指挥的一塌糊涂。自己沉了五搜铁甲战舰，愣没打沉日本一艘。中国人有一个比较有面子的说法：重创五艘。
说起来可笑，之所以没能狠揍日本舰队，不是因为人不敢拼，而是因为拼出去的炮弹根本炸不了。炮弹里装的不是炸药，而是煤灰。“故中敌船而不裂”。
这当然是人的问题。有炮弹就有买炮弹的钱。当年，北洋的头头脑脑们在外国选购军火，不知捞了多少银子。有资料说，从买炮弹中捞银子的就有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方。
另外提一点，日军攻破威海卫后，水师提督丁汝昌服毒自杀，很是壮烈。但这位大清海军司令服的毒不是砒霜，而是鸦片。据说，在北洋水师驻地威海卫周围，鸦片和妓院的生意很是火爆。
但日本人就不一样了。为了跟大清国叫板，大搞军备竞赛。天皇明治自己就捐出30万日元，用来购买战舰。还放出话来，造舰的资金一天不到位，自己就每天只吃一顿饭。
天皇带头，各级官僚也不含糊，一律拿出自己俸禄的1/10，跟国家一起“和衷共济”。
老百姓更是疯狂。据说，有的青春少女为给日本海军造军舰，竟自愿卖身筹款。
日本后来购买的主力战舰“吉野”号，无论航速、火炮都超过了北洋主力舰定远、镇远。
日本人更是将间谍功夫做到了家。大清北洋水师驻地炮台配置，舰队的数量、种类、火力，都被日本掌握了。战前的日本间谍几乎走遍了中国，实地调查。根据他们的情报汇编而成的《清国通商综览》，出版后竟然有2300页之多，比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更了解中国。他们甚至比清政府更清楚，两国一旦掐架，清朝能从各省抽调多少人来参战。
更绝的是，日本人竟然巧妙地得到了大清国的外交密码。

甲午与抗战（5）
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中日两国为了从朝鲜撤军的问题，来来回回谈判已经二十多天了。日本不但不撤兵，还不断增兵。同时，还给了大清驻日公使汪凤藻一份“绝不撤兵”的照会。这也就是甲午战争史上赫赫有名的“第一次绝交书”。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绝交书”还十分周到的翻译成了中文。
公使汪凤藻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在朝鲜地面上，无论是军队数量还是装备，日本人都占了优势。在北京的总理大臣衙门和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都在焦急的等待着日本方面的消息。
汪凤藻将这个照会交给译电员，由译电员译成密码拍发。不过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密电都是各自译成密码后，交给电报局拍发，各国都这么干。当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将密码电报送交东京电报局后，日本照例抄录了一份副本。
这下坏了。日本人只要拿出自己写的那份中文版的“绝交书”，一比照，中国的外交密码立刻现了原形。
而主持“绝交书”中文翻译和密电破译的，正是日本外务省电信负责人中田敬义。因为立此大功，中田敬义后来官居外务省政务局长。
更可怕的是，直到1938年，中田敬义亲自爆料这件事前，中国方面竟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等到中田敬义揭秘时，大清国已经灭亡了27年，鬼子的铁骑也已经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日本掌握了密码，也就掌握了中国使馆与国内的全部通讯。从中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再与庞大精密的间谍网络相配合，日本舰队总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集结优势兵力，对抗中国的北洋水师。
更要命的还不仅在于此。在战后的谈判中，日本人仍然利用掌握的密码，探得了中国的谈判底线，来了个狮子大开口，寸步不让。最终获得了最大的战争收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大清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中日《马关条约》。规定：一，大清国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割给日本；二，赔偿日本军费两万万两；三，……
有人说，甲午战争是整个日本国与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因为战场上日本人的主要对手就是北洋水师。不过有一个小插曲，南洋水师的三艘战舰，因为有任务来到北方，正赶上双方掐架。掐完后，这三艘战舰也被日本人当战利品拉到了日本。南洋的头头居然给日本人写信，要求归还这三艘战舰。理由很简单，并且可笑。你们日本跟北洋打仗，关我门南洋什么事。还给我们吧，我们好过日子啊。
还有一个事。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损失的总兵力不过两万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不是被打死的，而是得传染病病死的。而在日本攻打台湾的五个多月内，台湾人就打死了日军三万多人，还干掉了日本一个亲王北白川宫能久，一个旅团长山根信成。
这时的台湾自己可不会造军火。

甲午与抗战（6）
甲午战争日本是赢了，彻彻底底的赢了。但日本却输了和平，从此日本人的战争野心急剧扩张。十年后就与俄国人掐架。三十年后，选择吞并整个中国。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几乎选择了与周边所有的国家为敌，彻彻底底成为战争机器。只是日本这个战争机器在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设计刹车装置，不到最后撞个粉身碎骨，绝不急停。
而中国更惨，不仅输了战争，更输了和平。此后50年，中国成了日本的主要欺负对象。中国不能在朝鲜挡住日本，就要在东北挡住；不能在东北挡住，就要在华北挡住；不能在华北挡住，就要在江南挡住；不能在江南挡住，就要在西北挡住；西北再挡不住，只好到西南了；要是西南再挡不住，就只能组织流亡政府了。
其实，日本人敢于对中国全面下手，叫嚣“三个月结束战事”，还是有资本的。那就是两国的实力相差太大了。
1937年日本工业产值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日本钢产量580万吨，中国仅4万吨；日本年产弹药50万吨，中国仅几千吨。日本作战飞机2625架，中国作战飞机305架。日本能自己造飞机，前边被干掉了，后边又能造出来。中国全靠进口，打一架就少一架。
日本海军吨位为190万吨，中国自甲午海战后就几乎没了自己的海军。
中国唯一的优势就是陆军的数量。1937年中国的总兵力202.9万人，日本60余万。但是有训练的后备兵源，中国是50万人，日本却有409.7万人。开战之初，日本一个师团的装备实力，就相当于中国一个师的3倍。到抗战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8～9倍了。
至于情报工作，更是使出了看家本事。对中国正规军师级以上的干部都做了详细档案，军官的姓名、籍贯、履历甚至是个人嗜好都一丝不落。甚至日本人还绘制了中国最详尽的地图，1：50000，绘制之精细甚至超过了中国人自己手里的。
况且，此时中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南京的国民政府也就是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西南有桂系，西北有马家，山西有阎家都是不打听招呼的。陕甘宁还有一个国民党的死对头共产党。至于东北，则早就在大日本帝国的控制之下了。
但是等他们打进来才发现，中国人并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好欺负。
比如惨烈的淞沪会战，中国就调集了40万军队，大部分是精锐的中央军。中国军人以死相拼，铁血抗战。当时战场上整营整连阵亡并不罕见。每天由兵站送往后方的伤员常在万人以上。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中国军队每天都要消耗一个师。
据统计，仅中央军校1929年至1933年毕业的25000名年轻军官中，就有10000名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里。阵亡比例高达40%。
而内战时与蒋介石掐的死去活来的地方军阀，此时也“枪口一致对外”。四川刘湘就曾许诺，要是打日本，四川可出兵30万，并出壮丁500万。整个抗战，四川就派出了100多个师参战。1941～1945年送出的粮食就有8443万市石。

甲午与抗战（7）
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最大的一个胜仗就是台儿庄战役，其指挥官就是桂系将领李宗仁，手下全是地方杂牌部队，硬是打死鬼子一万多人。
而与国民党有深仇大恨的共产党，也放下了党派与主义之争，并作出重大让步，服从国民政府，将枪口调向日本人。而且一出马就给了日本人一个下马威：平型关大捷。此战，歼灭板垣师团21旅一千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的呢子大衣，足够一一五师每人一件”。
尤其共产党在绝对劣势的条件下，展开敌后游击战争，成功的牵制了整个华北的日军。鬼子也真正感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一个人抱定了必死之决心，就不容再侮辱，国家亦然。
其实，日本人也认真研究过中国历史，尤其是蒙古人、满人以少数民族身份征服整个中国的历史。他们发现，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满人都是先分化汉人，拉拢引诱一部分汉人，以汉人打汉人，发动大规模战争兼以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如蒙古人屠四川，清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瓦解汉人的斗志，最终征服汉人。
所以，1898年，明治天皇就密令东京十万户人家资助十万清国留学生，结成“一帮一”的对子，妄想以此拉拢一大批中国年青一代的心，为培养以后的“亲日派”做准备。


日本人的一顿折腾，也还真有点效果。拉出来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王克敏等一大帮民族败类，屈膝投降。心甘情愿给日本人舔脚丫子，一边舔，还一边说：“太君的脚丫子，不咸不淡，正合适。”
但是，更多的人选择了宁死不降。张自忠、左权、佟麟阁、彭雪枫、杨靖宇、王铭章、姜玉贞、郝梦龄、赵尚志、戴安澜……血染抗日战场的中国军人超过150万，包括250多名旅以上将领。
一个人数少的小民族，要想征服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民族，无论它多么凶残，多么强大，都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个民族同时有两个至死不改的毛病：一是内讧，二是投降。
幸运的是，在整个抗战中，这两个毛病中国人都犯过，但都没有严重到影响抗战大局的地步。
投降前面已经说了，就重点说说内讧吧。
无论抗战前还是抗战中，中国一直有内讧。蒋军阀与阎军阀、白军阀之间的混战，国共双方的十年内斗都是内讧。但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却让所有抓枪杆子的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再不停手，就全让日本人给灭了。
抗战中，共产党是弱势一方，自然不想打内战。但国民党为了将来打算，也确实想在背后下刀子，捅出了一个“皖南事变”的混账玩意。但终究没敢跟共产党大打出手，就是因为一样此时内战，全国人民不答应。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至少说明了一点，出去掌权的政客，至少还有一帮穷学生在关心国家。而从“九一八”到“七七”之前的六年间，撼动全国的抗日呼声，也表明了此时的中国国民也绝非四十年前，麻木不仁、不闻不问的大清国民了。

甲午与抗战（8）
“胸怀大义，却难舍小利”是对中国人的传统评价。被逼到了份上的中国人，还有什么小利不能舍？
中国的实力虽然不如日本，但中国的战争战略却比日本人高明得多。中国成功地将日本人的闪电战变成了消耗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拖住了日军的进攻速度，将东南的战略物资转移到四川、云贵的大后方。中国的有生力量却并没有被日本人消灭。
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的四大要害，只被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和江南。就是着两个地方加上之前的东北，就把日本的兵力撑到了极限。而中国政府控制的西北和巴蜀西南，地势却更为险要，日本人要进攻，武器上的优势就大打折扣。事实上，到整个抗战结束，日本人也没能进入四川一步，当然也没能西渡黄河，进入关中。
说句实在话，与其说我们把日本人打垮了，不如说我们把日本人拖垮了。
那些陷在中国战场里拔不出来的日军就不说了，单说日本的经济压力就不是一般的大啊。1940年以后，日本人的食品、日用品衣服等生活必需品被迫实行供给制。1941年，成人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为330克。到1943年，这个定量也难以维持，不得不掺以杂粮。蔬菜、肉、鱼不是一般的少啊。1945年7月，日本人每人每天供应粮食定量仅有280克，其中还有17.8%的杂谷、薯类。
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没有无数人（不是一个两个）的，不分党派的团结合作（至少是表面的），对战局的准确把握，老百姓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所有的持久战、消耗战、游击战都会变成扯淡战。
甲午已经过去了两个甲子，抗战也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其间的胜败荣辱离今天似乎渐行渐远。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只要背叛，历史就一定会重演。

下一章：储君之累（上）

储君之累（上）（1）
古代权力最大的就是皇帝了，而最有潜力的位子就是太子。太子是储君，也就是后备皇帝。这也是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按说在父传子、子传孙的世袭王朝里，选谁当自己的接班人是皇帝的家事。但皇帝的角色太特殊，家国不分的年代，无论后宫还是外廷都争先恐后的押宝下注。毕竟皇帝是要死的，皇位却不会出现空缺。不管是为了名义上的传统礼法，还是实际上的权位利益，都是值得豁命的。
其实，皇帝立太子无非就是三立：立嫡（无嫡立长），立贤，立宠。但周公他老人家在三千多年前就定下了规矩：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排好队，别乱来。后来又经过山东孔老头一顿横吹竖捧。这嫡长制就成了历代王朝选太子的金科玉律了。
对此，康熙就很不客气的评头论足了一番：历代王朝中，最坚持嫡长制的就是汉、唐、明。但汉朝有吕后专权，唐朝有玄武门之变，明朝有靖难之役。本朝决定认真吸取经验教训，立贤不立长。所以，清朝入关后的十个皇帝，除道光一人是嫡出外，其余九个都是小老婆生的。而且都不是长子（咸丰就同治这一个宝贝疙瘩，算例外）。
说说也是，看看汉高祖的儿子惠帝刘盈，唐高祖的太子李建成，还有明太祖的太子朱标。一个个不是懦弱无能就是超级混蛋，要不就是命比纸薄，过早崩了。总被后来的强者踩在脚下。好在这是开国之初，血腥斗争的胜利者，雄才大略不逊乃父，甚至开拓进取，创造一代之盛。
但在王朝末期，再在立储这档子事上折腾来折腾去，浪费大把精力，可就得不偿失了。在这方面，万历朝的君君臣臣们可作出了榜样。
本来，万历六年（1578年）万历皇帝就有了自己的大老婆王皇后。注意，此时张居正还活着。可是，不知怎么搞得，这对夫妻在以后四十多年的时间了，竟然没生过一个孩子。
但万历九年（1581年），正值青春期的万历不知发了哪根神经，竟然临幸（皇帝专属名词）了慈宁宫的一位王姓宫女。这慈宁宫是万历他老娘慈圣太后的地盘。这事自然瞒不住。
万历十年（1582年）这位宫女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万历的长子朱常洛。另外补充一句，就在朱常洛出生前两个月，万历首辅张居正去世了，万历内心唯一顾忌的人不在了。
由于这位宫女的地位实在太低，估计万历当时也是一时脑袋发热，所以连这位宫女老婆带大儿子一起不受万历待见。偏偏万历十四年（1586年）自己最宠爱的妃子郑氏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皇三子朱常洵。
万历高兴坏了，皇三子一降生，万历就封了郑氏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想当年，那位王姓宫女是大着肚子，万历才给了一个恭妃的封号，离皇贵妃还差得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