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中兴（5）
所以，张居正为了开财源，大规模的清丈土地。一下子比号称“中兴”的弘治年间多清了三百多万顷。这些土地的主人自然都是富豪强绅、天潢贵胄，谁也惹不起的主。但张居正就惹了，尽管这些人也喊冤告状，但就是没能扳到张居正。
再如，张居正为了省成本，下令裁汰冗员，一下子砸了一百六十多人的饭碗。这些人都是官啊。但这些人除了口头抗议外，也没耍出什么好手段。据说又一位侍郎被张居正免官后，就一直教育他后世子孙这样一个“真理”：张居正是一个大奸臣，十恶不赦。直到四百年后，新中国都改革开放了，他的子孙还坚持认为张居正是奸臣。
对于张居正这么干，喜欢他的，把他捧为“圣人”，比成伊尹、周公。恼他的，把他骂成“禽兽”，又比成王莽、朱温。关于对他的评论，著名学者朱东润讲的最为精辟，他是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又想陶熔时代的人”。
这因为如此，张居正的成功离不开当时的那个大环境，而张居正身后的种种不幸同样离不开那个大环境。
如张居正为了讨好冯保，让他少捣点乱。一次就送给冯保黄金3万两，白银10万两，夜明珠9颗，珍珠帘5副。还特意写了一篇马屁文章《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还在万历元年、六年两次赞成冯保收进宦官六千多名，据说万历中后期太监势力的恶性膨胀就跟此有关。
张居正对待贪官们的态度也不是赶尽杀绝。明朝的俸禄太低，当官的光靠那点，基本上就养活不了全家。当官的自己都活不下去，张居正的抱负就更能实现了。况且张居正自己的屁股就不干净，张居正死后抄家，就抄出了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虽然算不上巨贪，但仅凭他那点俸禄、赏赐，就是不吃不喝也攒不了这么多的。
所以，张居正对贪官的要求就是贪是要贪，但要少贪点。把事办了，把税收上来，也要让下边的老百姓活下去。
这就是张居正时代的中兴。
几乎所有的中兴，都不能超过一代人的时光。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后，新政几乎全被废除，居正家族也被抄家、充军，张居正自己也差点被开棺戮尸。大明重新走上了“失去重心，步伐不稳”的道路，印证着中兴的短命。
其实原因很简单，所有的中兴都是靠着一个或者几个人的力挽狂澜，而不是原有制度、主流思想的根本改革。一旦人走，茶立即凉。回光返照立即消失。然后绝症、打击一起袭来，一个跟头栽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
唯一例外的就是“光武中兴”。汉光武帝刘秀给汉朝来了一把中兴，居然又延长了近二百年的国祚，可谓是最成功的中兴。
但例外却是在根上就例外了。光武皇帝的中兴不是朝廷的改革改出来的，而是打天下打出来的。
刘秀虽然顶着一顶皇室子孙的帽子，但皇室血统传到他这一代，除了与刘邦有点血缘关系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据说，刘秀刚起兵时，连马都没有，只好骑着牛上阵，被称为“牛背上的开国皇帝”。因此有人把他和刘邦并称为“布衣皇帝”。
还有东汉王朝的建立与统一，也是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战争，加上之前的灾荒、瘟疫，已经造成了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荒地也大量出现了。前朝的种种不堪就一去不复返了。
这跟新开一个王朝没什么区别。
所以，两千多年的封建史，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中兴。所谓的“中兴”不过是维持。维持不下去了，就一脚踹开，开始新一轮运行。

下一章：正德与万历

正德与万历 （1）
提起昏君，大明朝绝对跑不了。“昏君屡出”这句我上学时教科书最恨的评语，就是献给大明朝的。而大明的昏君，正德与万历也绝对跑不了。
先说正德。这哥们上台后干事就一个特点：荒唐.。
他不好好上班（皇上叫上朝），却喜欢骑马划船，舞枪弄棒，尽干危险动作。大臣一劝，还劝出了反作用。正德干脆什么事都不干，一股脑全丢给了身边的太监。捎带脚培养出了大明朝有史以来最专权的太监——刘瑾。
当皇帝还没满两年，适应期还没过呢。正德就搬出了紫禁城，进了自己精心设计的"豹房"——专门养豹，兼养美女和乐工美女和野兽都有了。正德就转干那些皇帝不能干的，至少是不能公开干的事。
什么训练内军（太监掌握），拆房圈地，搭建帐篷，驯养狮豹。一次，正德在宫内玩烟火，玩过了，将宫殿烧的一塌糊涂。正德没着急灭火，却来了一句：“好一棚大烟火也”。成为千古名句。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对女人的态度。有一个叫马昂的延绥总兵，犯了点事，就要被免官。他就把自己的妹妹送给了正德。他妹妹自然漂亮，可问题是她已经结婚了，丈夫还活着，而且是大明的国家公务员呢。更要命的是，他妹妹此时还怀着孕呢。要是换了别的皇帝非把马昂千刀万剐不可。
可奇就奇在正德居然笑呵呵的照单全收。马昂不仅免了罪，还升了官，成了右都督。顺便收了一群太监外甥（太监以舅呼之）。马家还得了一幢豪宅，靠个孕妇发了家。
更无耻的还在下面。
一日，正德找马昂喝酒，随口问了一句：“让你小老婆出来。”马昂不愿意（当然得编理由）。正德一甩袖子，走人了。马昂可吓坏了，第二天就把自己的小老婆送进了宫。正德也知道投桃报李，把马昂的两个弟弟都封了官。
正德还有一个让所有大臣心惊肉跳的嗜好：领兵打仗。自己不愿当皇帝，却愿当将军。给自己弄了一个“总督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的称号。还下旨给自己加封，“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
这回大臣们死活不敢奉旨了。因为封镇国公就要追封祖上三代。正德的祖宗一定不肯跟着降格，去当什么镇国公的。
其实玩玩文字游戏也就算了，但正德这主偏爱干真格的。他多次冒险逃（似乎用词不当，但永乐以后的明朝皇帝确实有种“笼中鸟”的感觉）出北京，去塞外边界纵兵驰骋，想与蒙古铁骑一较短长。虽然很多时候，计划未遂。

正德与万历（2）
最险的一次，发生在正德十二年（1517年）。鞑靼首领伯颜猛可（此人很能打，多次到明朝抢劫，很少遇到对手）领了五万人，组团打劫来了，还围了明朝的一营官兵。
正德决定抛开一切，维护大明尊严——御驾亲征。
大臣们自然是哭天抹泪的劝谏——土木堡的教训，谁敢忘啊。
然而正德有正德的办法，所有文武百官统统留在北京。
出征前后整整四个多月，大臣们几乎完全失去了和皇帝陛下的联系。据说，大臣们送去的奏章极多，但带回的批示极少。
大臣们盼的花儿都谢了，终于等来了正德的胜利凯旋。这次正德还带来了不少战利品，在故宫门前来了一个胜利大展览。皇宫的银作局还专门发行了纪念品——银牌。
皇帝的虚荣心正热火朝天的时候，大臣们却狠狠破了一盆凉水。
靠笔杆子吃饭的翰林们没一个表示祝贺，有的还提出了严正抗议——辞职。文官们坚决不承认这次战争是胜利。据他们统计，此战大明朝伤亡六百多人，而鞑靼战死十六人。
据说，这十六个中还有一个是正德亲手打死的。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战争的胜败，而是皇帝与大臣的不合作。皇帝不鸟大臣，大臣不鸟皇帝。
荒唐胡闹成了正德的唯一标签。相比之下，万历则创造了另一个记录——罢工三十年。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以后，万历皇帝就基本上不上朝了。养在深宫里，当起了宅男。对与大臣的奏章，也是爱批不批，甚至连内阁大臣（这可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见国策顾问）也不愿见了，后期干脆不见。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他被人抬着去了定陵。
三十年间，党争不断，边事迭起，天在人祸也不断凑热闹。他统统不关心，只是一味躲在深宫里。后人实在猜不出他在干什么，干脆把能想到的，抽大烟，玩娈童，赌钱，统统给他安上了。甚至把大明朝灭亡的帽子也给他留了一顶。“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
其实，无论正德与万历，毁就毁在教育上。
众所周知，弘治和隆庆乃至万历时代，是内阁大学士权力比较大的时候。而正德尤其是万历从小就接受的是最正统的儒家教育。
那时皇家儒学教育就一个特点：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别出一点错。孔圣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吧。
把小孩子当圣人一样要求，只会出现两个结果。一个是玩命似的对着干，不管对错好坏。另一个是蔫头耷拉脑，死活不管，爱咋咋的。当过老师的都知道，就这两类学生最难教。
只是不幸的是这两类人大明朝都赶上了。正德他老爹弘治，就他这么一个宝贝嘎达，有点溺爱，把他整成了前一个。而万历的老爹隆庆死得早，张居正又不是一般的牛，加上后来的那一帮鸟官，又把万历整成了后一个。

正德与万历（3）
儒家的说教加上现实的教训，充分暴露了这些圣人门徒的一个特点：虚伪。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像张居正。万历想给下边的宫女太监一些赏赐，张居正说不行，现在国家还很困难，要节约。万历表示同意。但后来万里才知道，张居正坐着32人抬的大轿，从北京到江陵（张居正老家）结结实实逛了一圈。
而且这帮鸟人还有一个嗜好——骂皇帝。要是皇帝错了，骂骂也可以。但问题是皇帝往往没错，还是要骂。
像正德的祖母死了。百官按规矩，要行跪拜礼。正德看到地上满是泥水（才下过雨不久）。就说了一声：“百官不用磕头了，鞠躬代替吧。”原想一片好心，即使没有好报，也不该当成驴肝肺啊。没想到引来骂声一片。有一个翰林修撰（六七品的小官），竟然上折子骂开了。理由竟是：皇帝陛下怎能因地上有泥水就不让臣子尽孝啊，臣子不尽孝皇帝也是不孝啊。
什么帽子都敢扣！
其实，他们考虑的根本不是什么孝不孝。而是自己的名。
敢顶撞皇帝，本身就出了名。也不怕皇帝震怒，反正道德制高点一直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皇帝越震怒，处罚越重，名扬的越大，效果越好。
其心态，与现在某些星，走光、绯闻、官司不断是一样一样的。
婊子也当，牌坊也立。无耻！
正德和万历都是聪明人。万历给了这类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沽名卖直。
但这类人，也确实赢了。上面提到的那位翰林修撰，就叫舒芬。此事过后，名声大噪，《明史》上也特意个他来了几笔。
其实，那个皇帝上台，不想好好干一番，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好皇帝呢？
据著名学者黄仁宇研究，万历本来是有机会走上传说中的贤君之路的。那是在万历十三年到十四年之间。这个时候张居正已经被打倒，万历树立了自己的权威。皇三子朱常洵还没有出生，导致后来君臣之间彻底撕破脸的国本之争还没有露头。
这时的万历，就像刚上班的年轻人，积极表现自己。仅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春到十三年（1585年）夏的两年内，他就四次给自己的祖宗上坟（学名“谒陵”）。十二年（1584年）夏，天气相当炎热。万历亲自观看御林军射箭比赛。从早到晚，皇帝感觉怎么样没说，但太监就被晒晕了好几个。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万历十三年（1585年）的祈雨。
这年夏天，大旱。据说河见了底，井也见了底。地方官不断祈雨，无效。万历决定亲自出马，去天坛求雨。

正德与万历（4）
五月十六，万历从皇极门出发，前往天坛。
万历决定走着去。不仅自己走着去，还让手下的两千文官，两千武官同样走着去。而且一律从简，全部蓝衣布袍（不是龙袍蟒袍），系牛角带（不是金带玉带），旗帜仪仗全免。最亲民的还有，没有戒严清道，平头百姓也有机会一睹这位年轻的大明天子的天颜。这恐怕是唯一一回。
万历亲自祈雨，祈完再回故宫，仍然步行。这时节正是北京最热的时候。万历回到大明门是下午两点多，正是这天最热的时候。据说，祈雨队伍回到大明门，刚刚解散，就有一位兵部主事猴急的从袖子里抽出一把折扇，使劲扇起来。这事也被御史知道，狠狠参了一把。
据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交代，他随万历到皇极门退下时，已感到又饥又渴，真是累坏了。但万历还有一项任务——去奉先殿，向列祖列宗汇报。完后还要向他老娘（慈圣太后）汇报。
最后说一下这次祈雨的效果。六月十二，一场大雨终于降临，一直下了两天才停。
万历似乎又朝贤君之路迈出了一大步。
但很快，万里就发现他错了。
他要训练军队，大臣说不行，不合祖制。他要出巡，大臣说不行，不合祖制。他要立自己心爱的儿子为太子，大臣说不行，不合祖制。
其实，对于万历来说。所谓的祖宗不过是奉先殿里一个个不会说话的小木牌牌而已。然而，他们的话却一代一代传下来，成为万世不变的铁律。只是越到后来的皇帝，祖宗越多，祖制也就越多，皇帝们也就被勒得越紧。
就是这个立太子的事，万历想立老三，大臣坚持立老大。两边拔河似的互不相让。万历渐渐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因为他对抗的不是几个官员，而是整个的文官集团，是实行了二百多年的政治习惯。
这远远不是杀几个、关几个就能解决的事。
最终，文官们胜利了。但万历却认为，文官就是混蛋，至死未改。对于混蛋的扯淡文章统统不批，谁看不惯谁滚蛋，滚完最好谁也别回来。
同时，还产生了另一个副作用：万历不相信大臣，只相信金银。拼命似的从老百姓身上捞钱，“矿监税吏遍天下”。还赌气似的花钱，给儿子办婚礼，竟然开出了两千四百万两的天价消费。当时国家一年的收入不过四百万两。最后互不的人拼命节省，还是花了一千多万两。还惹得万历直发毛，甚至派太监查户部的帐。
说实话，正德与万历都不适合做皇帝。因为他们都太聪明又都太任性。他们把官僚之间的虚伪与奸诈看得透透的，却又无力改变。只好通过不合作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正德与万历（5）
但正德与万历是否就真的义无反顾，一条道走到黑的与那些精得不能再精的书呆子们作对呢？双方就没有和解的可能了吗?
其实，和解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像弘治那样，一切听从文官们的安排。就是因为救火一夜没睡，第二天想请个假，也要找大学士们商量一番。大学士们商量后同意，才敢请假。越是这样，传统的史学家们越恭维他为好皇帝，还给了他一顶“中兴”的帽子戴。
但黄仁宇却给了他一个很低的评价，“看不出此人有任何值得夸异之处，看起来也不过是一位胆怯而缺乏安全感的人”。而他对正德的评论却更有意思了，“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
看来，这么强的个性，活的时候是没法调解了。死后再说吧。
没错，正德皇帝死后在遗诏中就毫不客气的把自己骂了一顿，死了才认错。有人说，这份遗诏是杨廷和（时任内阁首辅）伪造的，反正正德死了，也不会跳起来与你对质。
但对万历，上天还真的试验了一把。
万历三十年（1602年）二月，万历突患重病，感觉自己不行了。就把大学士沈一贯等一帮大臣全召来了，太后、太子夫妇还有好几个亲王也都来了。万历动了真情，主要讲了三件事：一当了三十皇帝，死了也不亏了。
二跟大臣们说，太子（拖了十九年才立，此时还不到一年）可以当皇帝了，好好干，要勤政，望你们好好辅佐。
三矿监税吏都撤了吧，扯淡的税也别收了。因为得罪我而下监狱的大臣也都放了吧。
还真是一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架势。
但第二天，万历就活蹦乱跳了。说过的话一句也没算数。太子该虐待还虐待，扯淡的税还扯淡的收，有敢顶嘴的照样废。
原因很简单，皇帝的德性，百官的德性，一个都没改。政策怎么能改呢？
于是，几乎所有的史书上都对他俩骂声一片。
要是反过来，他俩只是一个王爷，这些事也就不是事啦。
明朝的王爷可是真干坏事啊。
有一代辽王专爱强奸别人的妻女，打死国家公务员，还没出息的夺人家橘子，逼的三十人集体自杀。楚王的世子朱英耀为了王位，又下毒又动粗，终于把自己老爹害死了。自己还没当上，倒便宜了自己的小弟。齐王被废，但后代还有粮食领。却还爱占便宜，店铺、妓院，拿了东西，就是不给钱，甚至连和尚庙也不放过。
只是王爷干的事再坏，记上一笔就没事了。
但皇帝就不一样了。他这么一干毁的就是整个国家啊。
皇帝不适合当皇帝，大臣又不可能改变。君臣彻底不能合作。大明朝就在这样的内耗中，迎来了自己奄奄一息的时刻。
只是可悲的是，直到大明灭亡，双方当事人都没能明白这个道理！

下一章：农民战争

农民战争（1）
盛世的隐忧发展到最后阶段就是末世的农民战争。盛世之后的衰败几乎成为每个王朝的宿命。衰败之后的农民造反运动也如火如荼的搞了起来。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历来为教科书大吹大捧的农民起义，最终给这个五千年的华夏古国留下了什么回忆吧。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西汉人口达到6000万，中国人口首次达到高峰。然而接下来的水旱瘟疫、绿林赤眉大起义（前期主角）、军阀混战(后期主角）、匈奴添乱。到东汉建武26年（公元50年），中国人口遭遇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的最大损失。“及莽被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从6000万的高峰一下子跌到了3500万的谷底。损失42%。
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有户口8914709户，人口52919309.但这个统计数字是相对保守的。有人估计，此时大唐人口接近9000万。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长达百年的藩镇混战，人口再一次滑坡。而游击全国的黄巢王仙芝大起义，“天街踏遍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虽然古史书的记载，公认有所夸大，但另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人口的确大规模减少。唐朝后期的人口最多（注意，这是最多）只有6000万。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国人口达到了空前繁盛的4.3亿。也就是在这一年，爆发了太平天国造反事件。前后14年，波及18省，把中国最富庶地区毁得一塌糊涂。中国人口减少了1.12亿，如果算上因此而少出生的，约有2亿。成为中国人口史上的空前劫难。直到清朝灭亡，都没能恢复到战前水平。
这就使农民战争，以杀人开始，以杀人为主要过程，最后再以杀人结速。杀的都是自己人啊。无论成败，都达到了一个目的人口锐减。
国家不能承受之重已大大减轻了。
提起农民战争的起因。大家脑海里自然而然地蹦出这样几个词：昏庸腐败、横征暴敛、土地兼并、天灾人祸。整个一个传说中的人间地狱。
不错，这些在末世一样不少。但末世还有一个特点—国家GDP最高。
也就是说，天宝时大唐GDP比开元时更高，万历时大明GDP比永乐仁宣是更高，道光时的大清GDP比康熙乾隆时更高。
原因很简单，大战爆发之前的人口一直是增长的。
在以人口为主要生产动力的古代社会，只要人口有增长，国家GDP 一定会增长。
而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群众，不会因为上台的是昏君或者朝廷中出现了奸臣，就集体约定不生孩子了。只要人民群众还生孩子，只要天下还没有彻底乱起来，国家的GDP还是会稳步增长。
例如嘉靖、万历是有名的昏君，但资本主义萌芽也正是出现在在这一时代。
但GDP不能决定一切。

农民战争（2）
1840年时，清朝的GDP是英国的6倍，当时英国的GDP占世界的5%，而清朝占世界的33%.可《南京条约》却规定，大清帝国向大英帝国割地、赔款。
1894年，大清的GDP是日本的9倍。北洋水师却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最后大清把自己的发祥地—辽东也割给了日本人。要不是俄国人参合了一把。估计，大清皇帝再想给自己祖宗上坟时，还得申请日本签证。

虽然GDP决定不了一切，但畸形的GDP 却可以毁掉一切。
因为决定一国命运的不是GDP的数量，而是它的质量。
而末世的问题偏偏就是GDP的质量出了问题。通常的情况是，老百姓被搜刮光了，国家没有钱。国家越没钱，越需要花钱。至于原因，我在《盛世下的隐忧》中已经坦白交待了，这就不罗嗦了。
但有一点需要说明，是国家没钱，不是皇帝没钱。
像万历皇帝，上台后不久就开始修他的坟，一直修了二十多年。1950年代，他的坟被考古了。出土的东西就一类货色—金银珠玉。数量之多、做工之精，让人咋舌。有一件万历的豪华晚礼服—“福寿如意缂丝衮服”。工艺之精湛，色彩之绚丽，用料之奢侈，令人叹为观止。
据说，当时为了制作这件礼服，工匠们用了整整13年的时间。幸好万历能干48年，要是换了天启，只能干7年，还只能见个半成品呢。300多年后，人们为了搞个复制品，就用了彩色丝线6斤，金线10万米，孔雀羽毛6000余根。
而万历皇帝被抬进坟后不久，大明朝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打努尔哈赤没钱，打农民军没钱。在农民军与清军轮番折腾下，万历孙子崇祯毅然决然的吊死在那棵歪脖大槐树下。
有意思的是，崇祯死后，李自成却从他的内帑（皇帝的私房小金库）中，搜出的东西让所有人惊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
这段记录出自民间史书《明季北略》。就连后人也大发感慨：这么多银子，即使去个零头，也不用那么拼命捞啊。弄得大家都想反，该用的银子却没用，何苦啊。“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
要说农民造反一开始就想着打江山坐天下，那纯属扯淡。其实农民造反的动机很简单：混口饭吃。
正是有这样的动机，农民造反一开始做的工作就是， 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刨开心肝肺，再造三碗醒酒汤的勾当。
山大王当久了，地盘大了，有了争天下的资本，才摆出一副仁义道德、救苦救难的假面具。
不过，这时候的山大王已经升级换代成为土皇帝了。

农民战争（3）
教科书一直猛拍农民战争的马屁，其实就是因为伟大领袖一段“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的经典理论：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正在压迫，迫使农民多次的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你，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主席语录
围着政治转的教育，自然对农民起义青睐有加了。
但这又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贪官有功论。大意是说，由于清官爱民如子，为民做主，缓和了阶级矛盾。从而延迟了农民战争的爆发，阻碍了社会进步。反过来，贪官心黑手黑，不择手段，拼命搜刮，翻到计划了矛盾，引爆了农民战争，推动了社会进步。
贪官成了历史进步的大功臣了。
扯淡！
其实无论怎么战争，怎么改朝换代，都是那一套。哪有什么进步啊？有的是动乱—安定—繁盛—腐败—动乱—安定—繁盛——腐败——动乱，一圈一圈的轮回。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没有一个王朝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
更遗憾的是，一个王朝其GDP达到最高值时，往往也是其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
而身为社会最下层的劳苦大众，连肚子都吃不饱，更别想读书了。指望他们去思考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三权分立。那是扯淡中的扯淡了。
他们反抗的最高形式就是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通过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来缓解社会矛盾吧。然后重走上个王朝的老路。
至于偶尔有几个喊出什么“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高论，也很快被四书五经的朗朗读书声所淹没。
也许中国人内部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让西洋人的坚船利炮去解决了。

下一章：难言诏书

难言诏书（1）
自打上学开始，我就特别害怕一样东西——写检查。且不说搜肠刮肚的把所有的错误无限放大，使劲往身上扣。单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自己数落自己就够让人挂不住的了。当时就想，要是我当了大官，看谁敢逼我写检查。很快我发现我想错了，因为即使做了皇帝也是要写检查的。皇帝的检查叫“罪己诏”。
最早写检查的是汉武帝。武帝早年改革官制，削弱宗藩，横扫匈奴，威服西域，也算是一代雄主。但晚年仗打得太多，太狠，变成了穷兵黩武，但胜仗就打得不多了，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的小舅子）还投降了匈奴。又相信小人江充，大搞“巫蛊案”逼得自己的儿子刘据都动刀动兵的。等把自己的儿子逼死以后，汉武帝才发现自己错了，冤枉了儿子。自己为了长生不老，忙着找仙丹，炼不老药，把国家家底也给折腾得差不多了。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政府就拼命捞钱，逼得老百姓光造反。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终于写了一份检查，承认自己做得不对，表示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下这份罪己诏，并不是说他真能把自己怎么样，而是糊弄糊弄老百姓，给大臣小民一个安慰。只不过汉武帝之后，汉朝的江山并没有马上玩完，而是又兴盛了相当一段时间。汉武帝也就被塑造成知错能改的好皇帝了。
但有一个皇帝就没那么幸运了，在位十七年，下过六次罪己诏。不仅没能挽回颓势，还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江山，一步步滑向灭亡的深渊而束手无策，徒呼奈何。最后以身殉职，吊死在大槐树下，完成了大明王朝的谢幕之作。这就是大明的末代皇帝崇祯。
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他颁布了第一个罪己诏。诏云：
“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不期倚用匪人，遂致虏猖寇起。夫建州本属我夷，流氛原我赤子。若使抚御得宜，何敢逆我颜行。以全胜之天下，文武之多才，无奈夸诈得人，实功罕觏，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师徒暴露，黎庶颠连。国帑匮讪而在调未已。闾阎凋敝，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不胜愧愤。今年正月，复致上干皇陵。祖恫民仇，责实在朕。于是张兵措饷，勒限责成，伫望执讯歼渠，庶几上慰下对。又不期诸臣失算，再令溃决猖狂。甚至大军辱于小丑，兵民敢于无上。地方复遭蹂跞，生灵又罹汤火。痛心切齿，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剿除，宇内何时休息！已再留多饷，今调勍兵留新饷，立护元元，务在此举。惟是行间文武吏士，劳苦饥寒，深切朕念。念其风食露宿，朕不忍安卧深宫。念其饮水食粗，朕不忍独享甘旨。念其披坚冒险，朕不忍独衣文绣。择兹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非典礼事，惟以青衣从事，与我行间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为止。”

难言诏书（2）
说实话，崇祯能下这么一篇检查，也真难为他了。自打上台以来,崇祯就希望自己以中兴之君的面貌出现。为此，他逐杀魏忠贤，换血内阁，肃清阉党，一个劲的卖力气。为了解决自己的爷爷万历就留下来的辽东问题，他还直接拉出了袁崇焕——大明唯一一个大败努尔哈赤的人。
本指望他一出马就搞定辽东，却没想到就在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绕过关宁防线，打到了北京城下。这个丢人!崇祯连气带恨，外加皇太极的忽悠，深信袁崇焕是投敌卖国了，竟然把袁督师千刀万剐了。可是，“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
皇太极撤兵是撤兵了，但一点也没消停。就在撤兵的第二年，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兵围大凌河。击败前来救援的张春，四万余人。逼得大凌河守将祖大寿杀人充饥，最后不得不以假投降脱身，逃回锦州。大凌河城也被皇太极拆了，从此明军完全龟缩锦州，不敢踏出一步。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派兵攻入大同、张家口。一时间，宣府、保宁、朔州、浑源、代县警报连连，河北、山西诸要塞接连失守。皇太极甚至夸口说：“朕入境两月，蹂蓠禾稼，攻克城池，曾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就连在跟农民军掐架时的狠角曹文诏，也难挽败事，差点被崇祯充了军。
这就是“虏乃三入”。
然而，真正让崇祯头疼的还是“寇则七年”。
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的五六十年间，西北尤其是陕西天灾年年光顾。像万历四十八年间，陕北有记录的旱灾年份有二十五年；天启年间，旱灾、蝗灾不断；崇祯改元初期，陕西年年大旱。这时期凡能见到的灾害，旱、蝗、水、雹、地震、山崩、瘟疫像赶集似的，全都来了。赶集的后果就是，老百姓没吃的了。只好吃草籽，草籽吃光了，就吃树皮。到冬天，树皮也吃光了，就吃粘土。粘土毕竟还不是馒头，吃下去没几天，肚子就涨死了。
有实在不想死的，干脆就上山当起了土匪，成为农民军的前身。
底下老百姓连死带抢的，父母官们却毫不关心。像崇祯初年的陕西巡抚胡廷宴，每次听到下属报告“盗贼猖獗”，就勃然大怒，先给了一顿板子，然后给出分析：“此饥民也，至明春自定耳。”还有更缺德的，不管天灾，钱粮照收，不准拖欠。
这下真活不了了。陕北本来就是明朝的国防前线，老百姓本来就很彪悍，自然敢造反。崇祯元年（1628年），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战争首先在陕北爆发了。
农民军的造反很快超出了崇祯的想象。崇祯二年（1629年），陕西造反的农民军有名可查的就有几十支，还有不少新生力量加入，像明朝的官军。这些都是职业军人，经验丰富，熟悉地形，战斗力相当强悍。

难言诏书（3） 崇祯三年（1630年），农民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山西又大乱。
面对这样的乱局，崇祯还是做出了应对措施——招抚。他派出了杨鹤干这份差事。杨鹤时任左副都御使，崇祯为让他名正言顺，特意让他出任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全权处理陕西军务。
杨鹤到任后，连招抚带接济，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拉过来十多支农民军。据说，杨鹤本人还曾先后两次成功招降过大批农民军，包括当时闹得最凶的农民军神一魁。
但朝廷的麻烦却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大批农民军投过来就是要吃饭，要吃饭就是要花钱。朝廷确实拿不出足够的钱来，像崇祯就掏出了私房钱（内帑）10万两白银，派人去安抚。但当时陕西的米价是七钱白银一斗，每人一两银子买米，最多可支撑五十天。也就是说，这十万两白银即使全到了百姓手中，至多也只能支撑十万百姓活五十天。当时的陕北，无论是灾情的严重程度还是造反的百姓数目，这十万两白银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这么一来，刚投降的又造反了。像神一魁，崇祯四年（1631年）四月投降，七月就又造反了。据说，这个时候造反的有“三十六营”，拥兵20万，专门与杨鹤作对。
杨鹤也真顶不住了。他在给崇祯的奏折里直为自己诉苦“焦头烂额”，“贼无平日”。
更冤的是崇祯，自己花了钱，事还没办成，还越闹越大。崇祯决定祭出屠刀，改抚为剿。在以后的崇祯朝中，对农民军的政策不是剿就是抚。但剿，剿不尽；抚，抚不通。剿抚并用，却是剿抚皆败，最终大好河山也玩完了。
首先操刀的就是陕西参政洪承畴。之前洪承畴就是个狠角，还亲自杀降，一次就干掉了降卒三百多人。原延绥巡抚张梦鲸被农民军吓死之后，洪承畴就成了延绥巡抚。到崇祯四年（1631年），杨鹤的招抚方略彻底破产后，洪承畴就成了陕西三边总督，成为剿办陕西农民军的主力。
别说，经过洪承畴的猛烈攻势，陕西的农民军竟然很快被打下去了，连最大的一股——“宁塞遗贼”也给打没了。到崇祯六年（1633年）底，陕西的局势基本稳定了。
陕西稳定了，山西却乱了。自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的农民军像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就杀进了山西。之后，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也都纷纷渡河，跟了过来。直接把山西搅了个天翻地覆，甚至有一路占据了交城，威胁太原。
崇祯为了应对山西危机，拉出了猛将曹文诏。曹文诏打得比洪承畴还好，连打了十几场，场场皆胜。
由于曹文诏打得太狠太猛，山西的农民军纷纷出逃，窜到了河南。

难言诏书（4）
崇祯六年（1633年），大批农民军进入豫北。崇祯立即调集大军进行围剿，曹文诏、张应昌等山西战将也被调了过来。为了表示重视，崇祯还特派了京营总兵倪宠、王朴率兵六千、马五千，昼夜兼程，参加会战。
到十一月，农民军被官军压缩在豫北，眼看就要被消灭。农民军使出奇招——诈降。京营总兵王朴的家丁不少都是关中人，跟农民军算是老乡。农民军通过这层关系，大大收买了王朴。然后，乘官军不备，杀过黄河，跳出包围圈，全跑了。河南空虚，一片大乱。
十二月，高迎祥率部杀入湖北郧阳，数万农民军先后涌入，郧阳天翻地覆。
至崇祯七年（1634年）初，“叛贼之祸害越来越深了！自秦至晋，又自晋至豫、至楚，几乎半至天下了！”
面对危局，崇祯决定用猛药了。他升任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五省总督。这五省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都是农民军最主要的活动地区。陈奇瑜的任务就是“视贼所向，随方剿抚”，权力极大。
陈奇瑜果然有两把刷子，上任仅半年，就把农民军赶进了车厢峡，还封锁了进出口。农民军一进去就被明朝的地方军火烧刀杀，又赶上连日阴雨，一下子死亡过半。
如果此时陈奇瑜能合兵进击，这股农民军非灭不可。但农民军还是使出了老法子——投降。当然是假投降，脱离险境后就立即重操旧业，造反去了。
而且此时，皇太极正在大闹山西。山西的曹文诏、张全昌，陕西的洪承畴，河南的左良玉等能打的全被崇祯调到前线防皇太极去了。河南、陕西全空了。农民军一来，陕甘大乱，河南再乱。
幸好皇太极没有常住的打算，抢了一阵就走了。洪承畴回师陕西，拼命打压，才把陕西的局面稳定住。
陕西不好待了，农民军又全都跑到了河南。崇祯七年（1634年）底，农民军大小七十二营，二三十万人（都是主力）全在河南集齐了。
崇祯七年底到八年初，朝廷开始了七八年来对农民军最大规模的一次围剿。
崇祯命令洪承畴（此时代替陈奇瑜，成为五省总督）东出潼关，进剿河南，将在河南本地的左良玉、陈治邦、乔国柱、张嶷、陈永福各部归洪承畴统一指挥。不久，又将张全昌、曹文诏、秦翼鸣等部，甚至辽东的关宁铁骑祖宽也全都被调到了河南。
而且一向抠门的崇祯这次也大方起来，自己就拿出内帑二十万两，户部备饷七十八万余两，另留湖广新饷十三万两，四川新饷二万两，总共百万，全押上了。
崇祯下了血本，就一个目的：把农民军统统灭掉，一个不留。
而这个包围圈也几乎圈住了整个崇祯时代造反的主要头头：闯王高迎祥、老回回马守应、革千里贺一龙、混十万马进忠、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还有后来将大明朝折腾的天翻地覆的八大王张献忠、闯将（后来称闯王）李自成。总共“十三家七十二营”，十几万人。

难言诏书（5）
如果官军能在这次大围剿中取得全胜（其实很有可能），明朝的历史绝对会改写。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本来官军的布置是这样的：洪承畴东出潼关，堵住农民军的西部；左良玉把住新安、渑池；张全昌、曹文诏带的山西兵，正堵着农民军的北部；明军精锐关宁铁骑、天津兵则从畿南、山东开来，正对着农民军的东北，而卢象升刚把湖北郧阳的兄弟赶过来，西南更是死路了。
看起来真是十面埋伏，但偏偏就有一个漏洞：东南，河南东部及南直隶的凤阳、庐州、安庆等地。
兵法上是有“围城必缺”一说，但“必缺”的前提是在缺的必经之路上，设下重兵，杀他个干干净净。但崇祯就像脑袋短路似的，偏偏没在这下手。
本来，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老朱当了皇帝以后，凤阳的政治地位也跟着升了起来，成了中都。朝廷在这设有留守司，以及班军、高墙军、操军和护陵军六千余人。凤阳巡抚督漕驻淮安，兼护泗陵（皇祖陵），太监驻凤阳。但太平日子过久了，军队战斗力也就难说了。
还有一点，凤阳是南京的北大门，如果凤阳丢了，南京也就险了。如果南京糟了兵灾，那东南也就险了。东南可是大明的钱粮重地，没了它，大明可就没指望了。
但不幸的是，农民军突围的主攻方向就是凤阳一线。
在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的招呼下，农民军经河南汝宁先攻下固始，再攻占了凤阳府霍丘县。同时，另一支农民军在扫地王的率领下也攻占了凤阳府颍州城。
在攻破颍州、霍丘后，农民军一部杀入庐州，另一部就杀像寿州、凤阳。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农民军攻占凤阳。凤阳的几千人马，几近全军覆没。留守朱国相、指挥袁瑞征战死。凤阳知府颜容宣被抓后，活活给打死了。推官戴文英等六位文官及四十一位武官，也被处死。据说，士民被杀的多达数万。
然而，最丢面子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崇祯的祖坟被烧了。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当年老朱家太穷，爹妈死了都没法埋。朱元璋发达后就在此大兴土木，建起了自己的祖陵。朱元璋的祖坟当然也就是崇祯的祖坟了。
据说，祖坟被毁得相当彻底。皇陵、享殿以及陵区内的三十万棵蟠松全都烧了，守陵太监六十多人也全都杀了，还烧了凤阳城中的两万多间房子，甚至连当年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也来了一把火烧了。一时间，凤阳城内外火光冲天，光照百里之外。
更令人气愤的是，农民军居然公开打出了旗号“古元真龙皇帝”，开了自己的店面。他们在凤阳抢了三天，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很是得意。
他们得意，崇祯可是心疼的要死。接到消息那天，崇祯本应开讲经筵，也传旨免了。自己素服避殿，亲自跑到太庙鼻涕一把泪一把去向祖宗请罪了。

难言诏书（5）
凤阳之变，不仅围剿农民军的计划全盘落空，自己的祖坟还被烧了。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是皇帝，更何况是极爱面子的崇祯皇帝。
盛怒之下，漕运御史兼凤阳巡抚杨一鹏首先被砍了。凤阳巡按吴振缨被投进了监狱，最后充军戍边。守陵太监杨泽没等处罚，先畏罪自杀了。
汲取了血的教训，崇祯决定再下狠手。
原山东巡抚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协助洪承畴围剿农民军。
调精锐辽东铁骑三千，由总兵祖宽率领，开赴前线。
严令洪承畴加进围剿，“六月廓清”。
“卢阎王”卢象升由郧阳巡抚升为湖广巡抚。屁股还没坐热，就被升为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使。总理南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五省军务，赐尚方宝剑，准便宜行事。
总之，崇祯发了狠劲，就想把农民军从大明地图上抹掉。
为了给前线将领们一个定心丸，让他们出把力气，崇祯也表了态。崇祯八年十月二十八，他下达了自己登基以来的第一份罪己诏，也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那篇。
其实，之所以崇祯登基仅八年，国家就乱成了这个样子，最主要的就是两点：一是缺钱，二是缺人。
末世王朝缺钱的原因前边分析得多了，不再罗嗦了。缺钱，要打要和，要抚要剿都是扯淡。
再说缺人。崇祯朝能打的那几个人，无论是袁崇焕、洪承畴还是卢象升、孙传庭，独当一面有余，统筹全局不足。偏偏明末的形势不是一面刮风，而是面面漏雨。
而统筹全局的崇祯，太过急切，恨不得一日之内天下太平。身经明末战乱的张岱就评价他说：“先帝（崇祯）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
就说用人，崇祯“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像袁崇焕，崇祯一上台就给了他一个蓟辽督师，正二品。但后来皇太极一忽悠，崇祯就把袁崇焕千刀万剐了。
崇祯还对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寄予厚望，施之以师礼，居然说出“朕以天下听先生”。甚至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元旦，还向周延儒等三位阁臣深深作揖，说：“宗社安危，惟诸先生是赖！”但是后来还是勒令周延儒自杀，成为崇祯朝仅有的两大被杀首辅之一。
到崇祯时代，大明的百年积弊本来就积重难返了，再这么一闹，就彻底玩完了。
要说明一点的是，崇祯八年的罪己诏，是崇祯的第一次罪己诏，却不是他的最后一次。从后，他还于崇祯十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四次下罪己诏，但每一次的罪己诏都暗示了局势的恶化。最后一次罪己诏下发不久，崇祯自己也就在景山那棵海棠树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同时，二百七十七年的大明也落下了帷幕。

下一章：要害

要害（1）
顺治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进占山海关，吴三桂降。
大败李自成，李自成退往北京。
五月初二，清军占领北京。李自成全线撤退。
数月间，清军占领山西、河南、山东大部，黄河以北为清所有已无悬念。
九月，顺治由沈阳迁都北京。十月初一，登基。
顺治元年十月，清军两路攻陕。仅两个月，攻占潼关，破陕已成定局。
顺治二年，正月占领西安。李自成大败，由陕退豫退楚又退赣，八战皆败。西北千里捐弃。
顺治二年二月，多铎移师江淮，破泗州，度淮河。连破颍州、邳州。淮无守江亦危矣。
四月十八，多铎围扬州，二十五日破城，史可法殉节。
五月十五，清军占领南京。弘光出逃，钱谦益、王铎投降。划江而治无望矣。
闰六月，占领杭州，潞王投降。
至顺治三年，连败浙江鲁王、福建隆武、广东绍武三个残明政权，东南江山大局定矣。
顺治二年冬，清招降四川张献忠，献忠未降。
顺治三年十一月，清军攻占四川门户朝天关，守将刘进忠降。
十一月二十七，清军包围凤凰山，张献忠中箭阵亡。
顺治四年，清军占领成都，全蜀无望。虽几得几失，然清军始终据有保宁（阆中），川北天险已失，李定国、孙可望退往云贵，西南无望矣。
此后，虽有永历帝两广帝云贵，前后折腾了十五六年，但始终偏于一隅，势力弱小，内讧不断。东南的郑成功志大才疏难图中原。江上之役，良机尽失，只得偏于海岛，为老蒋做了榜样。
短短三年时间，中国四大要害之地，全被占领。“万里腥膻如许”。自此清朝统治全国，已无疑义。
中国虽大，要害之地也只有四个：关中，幽燕，巴蜀，江南。
而这四个地方，这真有几把刷子，可以作为帝王之资。首先它们都有广阔而肥沃的平原，如幽燕的华北平原，关中的渭河平原，巴蜀的成都平原，江南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套用古书上的说法就是“沃野千里，物阜民丰”有众多的人口，就有了广阔的兵源财源。
再有地利对战争来说太重要了，而这些地方的地形也很靠谱。如关中，北依黄河天险，南临秦岭要地，潼关、武关、大散关四塞之国。时局不利，关起门来自己发展。一旦天下大乱，即可东出潼关，夺取中原。或者北渡黄河，袭取幽燕。甚至更牛一点，像李世民一石二鸟，围郑灭夏，河南河北一起平定。黄河流域就成囊中之物。再如巴蜀，“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好像四川就专为割据而生的，刘备的蜀汉，五胡十六国的成汉，五代十国的前蜀后蜀。至于改朝换代时的大王旗，成都城头更是变换的厉害。一句话，这个北依剑门，东仗三峡的天府之国，为历代枭雄提供了一个称王称侯过把皇帝瘾的历史舞台。
总之这四大要害，在历史战争舞台上出镜率最高。但因各自特点的微妙不同，使的四地的历史地位有了很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