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下的隐忧 （上）（4）
因为中国这么大，保不齐南方发个大水，北方来个大旱什么的。似乎每次农民闹事前，老天爷都来这么一出。
这个时候，劳苦大众单靠卖土地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了。于是，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不安定因素—流民。
有了流民，国家还是很厚道的。通常会发钱发粮。只求一样，流民千万别成乱民。
但有一类人，让国家的精细算盘彻底落空了。
这就是贪官。
在贪官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平时搜刮点民财，简直是家常便饭。“要想发，百姓头上刮”。赈灾粮款简直就是唐僧肉，谁逮着就是一口。
如一批赈灾粮食，从户部到省里，扒一层皮。从省里到府里，再扒一层皮。从府里到县里，再扒一层皮。从县里再下去，再扒一层皮。扒来扒去，最后到灾民手里，只剩下皮了。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吃苦耐劳的。小灾小祸总能熬过去。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干那造反诛九族的事。
但像明末陕北那样的特大天灾，可就不造反都让人为难了。
据统计，万历朝四十八年，陕北总共闹了二十五年的天灾。天启时，旱灾蝗灾交替进行。崇祯改元的头几年，年年大旱。
上边的救济吃不上，下边的赋税照样催。老百姓没活路了，一拍桌子，反了。
老百姓反了，朝廷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是剿，二是抚。
但无论是剿是抚，都需要一样—钱。
朝廷只能向没反的老百姓加税，结果不相反的老百姓也反了。
于是仗就越打越大，越打越糟。
像万历时，努尔哈赤不听话。万历为了教训他，向老百姓要了520万两银子（从土地税中加收，叫辽饷）。万历的孙子天启为了防努尔哈赤，还加土地税，要了240万两。
他们玩命加税，逼的老百姓玩命造反。老百姓玩命造反，又逼得后上台的崇祯玩命加税。在崇祯三年（1630年）、八年（1635年）十年（1637年）、十二年（1639年）四次大规模加税，剿饷、练饷，总共几千万两。
北京的老百姓直把崇祯叫成“重征”。
其实，依我看来，臭名昭著的明末三饷只有一个作用：把最大多数的老百姓，逼上造反路。
所谓“造反扑不灭，春风吹又生”。
就是老祖宗想得远，不让子孙玩命搜刮，但也扯淡。
像康熙，就搞了一个“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祖训，相依法律的形式打破这个怪圈。但太平天国一折腾，焦头烂额的咸丰照样开了“厘金”的口子。不让我多征田税，总让我多征点商税吧。于是，在水路要道上，设关下卡，立马征税。—真聪明啊。
盛世下的隐忧不仅在于来钱的道越来越少，还在于花钱的道越来越多。
首先还是人口的激增，特别是是皇族人口的激增。

盛世下的隐忧（上）（5）
每个皇帝都有那么多的大小老婆，没事生孩子玩，就成为她们的主要工作。能干的皇帝也特别能生。朱元璋光儿子就生了26个，康熙生了35个。这些人不种地，不经商，只吃商品粮—俸禄。纯属米虫。
开国之初，这类人不多，还吃不了多少。但过个一二百年，父生子，子生孙，子子孙孙一路下来，国家也顶不住啊。
顺治初年，皇族人口不过两千来人。但到道光时，已达到了三万多人。翻了四番。国家收入却翻不了四番。皇族俸禄、八旗的铁杆庄稼成为清朝末年最想解决却又最难解决的难题。
明朝更惨。清朝王爷还有一个规矩：除铁帽子王外，袭一次爵，降一次封。亲王变郡王，郡王变将军。国家就少花点银子。但明朝的王爷是世袭，只要不犯事，永远有你的位子，国家也就一直得掏银子。
而且明朝王爷在袭封的时候，亲王世子继承老爹的位子，其他儿子还可以降一级，当郡王，仍有爵位，也就仍有银子。有个郡王特别能干，死前给自己100多个儿子请封。
大明一下子多了100多个米虫，不知让后来的同治、光绪感到惭愧还是庆幸。
要是按规矩，光是给这些米虫发米，任何一个大国用不了一百年就得破产。嘉靖时就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全国每年送到京师的米有400万石，而北京住的王爷们就要853万石；山西有米152万石，山西米虫要吃312万石；河南有米84.3万石，米虫们要192万石。
就是文武百官光着屁股不吃不喝，全给他们，还缺一多半。
国家不破产，你还指望他融资上市啊。
况且文武百官不仅不愿光屁股不吃不喝，还拼命吃、拼命喝、拼命捞。朝廷那点俸禄是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于是就创造出花样繁多的“贪污文化”。冬天要“炭敬”，夏天要“冰敬”，领导夫人要“妆敬”，领导公子要“文敬”，地方官进京出差离开时要“别敬”，吏部发官帽要“晋升部费”，刑部审案子要“秋审部费”，官员赴任要“卯规”，官员过境要“程仪”。
总之，官与官之间的润滑剂只剩下钱了。
钱从哪来，地球人都知道。
而越到王朝后期，官僚体系就越增肥，一增肥就减不下来。国家办事效率越来越差，行政成本却越来越高。官员们就更想捞。
当官的越贪，朝廷越不敢彻底反贪。都杀了，谁干活去啊。
于是更贪，上扣朝廷的，下刮百姓的。
百姓刮光了，朝廷没得到好处。
百姓反了，朝廷惨了。
一个个泱泱就是这样给玩残的。
问题是，无论土地兼并、国家开支还是官员贪污，在国家强盛时都不是问题。但一旦成为问题，却是谁也解决不了的，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走向毁灭，徒呼奈何。

下一章：盛世下的隐忧（下）

盛世下的隐忧（下）（1）
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毛病。只不过上面的土地兼并、贪官污吏可以称得上是每个王朝的通病吧。也就说，每个王朝都有自己的个性化病例。
其实翻翻任何一本病历，都可以看出，最后的任何不治之症，一开始都是小毛病。
像明朝，提起它，人们第一恨得就是飞扬跋扈的太监。好像大明朝就是一群没种的太监给弄没的吧。的确，大明的灭亡，太监们没少出力。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一代代的权奸们使劲的折腾着这个本就不禁折腾的帝国。
但在大明开国之初，皇帝们对太监的防范可是很严的。像朱元璋，就把太监列为亡国的六大原因之一。为了告诫后代子孙，他还专门立了一个铁牌：“内官不得预政，预者斩”。完全把太监当成了端茶倒水、打扫卫生的闲杂人员。
但事情总在悄悄起变化。
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永乐大帝，是靠起兵造反坐上龙椅的。永乐时代也就成了大明太监黄金时代的开始。“明朝宦官拥有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民隐事等大权均自永乐年间开始”。
这不是现代人的研究成果，而是早在三百多年前，清朝人编《明史》时，就有的结论。
其实这一切都跟夺权有关。
朱棣起兵，打来打去，没打出自己的地盘。等到第四年，得到了重要情报：南京空虚，一击必破。朱棣这才饮马长江，成功靖难。
这情报就是潜伏在建文帝身边的太监送出来的。
太监立了大功，朱棣自然重用。像著名的外交家郑和，就代表大明出国访问，足迹遍及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前后二十多年，大大的宣扬了明朝的国威。直到现在后人还在卖力的夸呢。
顺便说一下，郑和下西洋时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在之前朱棣造反的郑村坝大战时立了大功。是朱棣眼前的红人。
但对太监命运影响最大的还是永乐下面干的这件事——设东厂。
朱棣皇位来路不正，对臣下特别不放心。光怕手下有不服的，也来个靖难，给自己找麻烦。还有一点不放心的，就是打到南京时，皇宫突然起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建文帝就跟着失踪了，死不见人，活不见尸。死了还好，要是哪一天蹦出来，还真是难办。
于是朱棣就恢复了他老爹时代就设立的老派特务机构——锦衣卫。
但皇帝不放心的人实在太多，锦衣卫也是正常人，保不齐背着皇帝干什么勾当。为了加大工作量，顺便也监视锦衣卫。朱棣就别出心裁的开了一个新门脸——东厂。
永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年）八月，东厂正式在北京东安门外开张营业。
东厂的工作与锦衣卫一样。派探子，打听事。营业范围十分广泛，无论官商百姓，一律不放过。就是逮个犯人，审个案子，他们也要过问过问。甚至连市场上米面粮油的价格，每月也要奏报一回。

盛世下的隐忧（下）（2）
目的只有一个，谁也别蒙皇帝玩。
东厂的头头就是太监。
锦衣卫头头是普通人，但太监不是普通人。所以太监比锦衣卫更能接近皇帝，有些悄悄话也方便跟皇帝说。
所以东厂的风光很快就超过了锦衣卫，后来的锦衣卫干脆沦为了太监的附庸。太监成了大明特务的头号首领。
皇帝们对太监的态度也由洪武时的“不得预政”变成永乐的“不能随便做主”。
有了权，太监自然不吃素了。
由于皇帝给了特务们一个特权：发现问题，不用手续，直接抓人。于是太监们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整起不听话的人来，可谓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
像成化时，就有这么一件事。东厂特务打听事时，牵出了通政使兼工部尚书张文质。面对这样一位朝廷大佬，锦衣卫居然照样把他打进了监狱。连皇帝都瞒着呢。这下坏了，工部瘫了。大臣们一起上书求情，成化才知道尚书被抓了。立即下令释放，还对锦衣卫做出了处罚决定，“罚俸三月”。而真正元凶——东厂却跟没事人一般。
明清史专家孟森就专门对这件事发了一通感慨：“厂与卫为一体，大臣系狱而帝不知，知之则处分仅及卫官，所处分仅只停俸三月，其时士大夫所被待遇可知矣。”
掌权的太监就是这么牛。以后大明朝的大哥级太监们，通常是先掌握司礼监，然后控制东厂、锦衣卫，基本上就天下无敌了。魏忠贤就是走的这么一条成功之路。
但永乐时代的太监离权力巅峰还有一个障碍——最后一个障碍——不许太监识字。明朝初年的太监远不像后来那么吃香，当太监一般是活不下去才会干的差事。活都活不下去，还指望他读书啊。
不读书，也就意味着看不懂那些人见人烦、鬼见鬼愁的酸臭奏章。对政治的杀伤力也就大大降低。
不过，就在大明王朝最强盛的“仁宣盛世”时，当国的宣德皇帝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设立内书堂，专教太监读书。
防止太监干政的最后一道保险居然是由皇帝亲自废掉的，不可思议！就连后来魏忠贤的心腹太监刘若愚，还把这件划时代的事在自己的书里提了一笔。
至于皇帝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弱智事情来，说起来还是要怪他的祖宗朱元璋。
朱元璋借着胡惟庸案把丞相给废了，并且下发文件，规定丞相一职永不再设。有敢提议设丞相的，全家死光光。皇帝就兼职丞相。
但国家这么大，事一点都不缺。都要由皇帝一个人来管，一天好几百个文件，就是累死他也管不过来。
朱元璋精力大，还勉强能应付。但到永乐时，就经常用大学士们出主意了，产生了最早形式的内阁大臣。到宣德时，皇帝的精力就更顾不上来了。大学士们就有了一种新的职能——票拟。把所有皇帝要办的事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皇帝只要签个字，表示同意就行了。

盛世下的隐忧（下）（3）
皇帝省心了，麻烦也来了。大臣的权力膨胀，就不大好制服了。皇帝四周看看，也就太监还闲着。于是，皇帝一挥手——去，读书去。没事就给我牵制这帮爱咬文嚼字的书呆子。
于是，太监的权力在宣德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与此同步进行的是，日后大明王朝的另一支政治势力——内阁大学士，也逐步长硬了自己的翅膀。
永乐大帝、仁宣盛世历来是史家马屁横生的典范。只是让后来无数人捶胸顿足、痛哭流涕的大明顽疾正是在这个时候生根发芽的。
盛世的稍稍偏差，就成为后来不可治愈的致命伤。
遗憾的是，这样一路走下来，明朝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继承明朝衣钵的大清朝，借鉴明朝的教训，没有出现一个专权的太监。李莲英捞钱有名，但离专权还差得远。但仍有两个扬名后世的毛病——贪污腐败、闭关锁国。
先说贪官腐败。道光、光绪时代固然贪官横行。但中国历史上的贪污之王——和申却出现在乾隆时代，正是康乾盛世啊。
《清史稿》在列传一百二十六专门对乾隆朝的贪官来了一个集体大亮相，竟然有十七个。主角六个，配角十一个，不包括和申。
当然这不是全部。但里面的省部级干部却比比皆是，有云贵总督裕文、云南巡抚郭一裕、前山西布政使时山东巡抚蒋洲（大学士蒋廷锡之子）、湖南布政使杨灏。还有乾隆的小舅子两淮盐政高恒，以及高恒的儿子高朴也因为贪污受贿成为父子档贪官。
其后重量级的贪污犯还有浙江巡抚王膻望，一个人案发，前后把三四十个战友手拉手拉进了鬼门关。查抄王膻望家产，又查出闽浙总督陈辉祖的掉包计。陈辉祖抄家时，好东西扣下了，用一堆破烂充数。于是，一个总督又被咔嚓了。
最有意思的是查办伍拉纳。所有的贪官不外乎金钱美女，说他贪多少黄白之物并没有多少意思。这一案牵出来的官员却有：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福建布政使伊辙布、福建按察使钱受椿等一大批。督抚藩臬全凑齐了，正好一勺烩。
反正这次之后，福建的高级官员是一扫而空了。
其实，乾隆的反贪手段不可谓不严，动辄抄家、发配、坐牢、杀头。但官员们争先恐后、前腐后继的往死路上跑。其原因分析，还是《清史稿》论断最精彩。“岂以执政者尚贪侈，源浊流不能清欤！”
乾隆自己就贪财，亲自开发过增收项目——“议罪银”。要是官员犯了罪，只要交了银子（当然进来皇帝私人腰包），就可以宽大处理。
这下贪官们可不怕了。犯了事，只要不是非死不可的，只要花点银子就过关了。大不了再把银子贪回来。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上面光荣上榜的那些贪官，像王膻望、陈辉祖都是交过“议罪银”的。

盛世下的隐忧（下）（4）
据统计，仅乾隆四十六年到乾隆五十一年的六年间，就有二十多人交过“议罪银”。总共一百七十多万两。
乾隆发了!
还有一个点。乾隆太能活，没完没了的过寿。又太爱玩，没完没了的出巡。这都是官员们献殷勤、表忠心的好机会啊。
像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东巡，从二月十六到四月初九，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有八位总督、三位织造、一位盐政、一位海关监督、一位亲王接驾。这些人物都是有钱有权的。接驾自然不会小气，据说光黄金锭就有60个（每个重592两）。其他的绫罗绸缎、珠宝玉石就更不用说了。
乾隆过寿每次动辄上百万两的花销。给皇太后过寿时，竟然给下边下达了贺金指标：亲王2500两，郡王1250两，贝勒625两，贝子325两，满族大学士1000两，汉族大学士500两，六部及理藩院尚书500~300两，都御使360两，内务大臣360两。就是号称“清水衙门”的翰林院，也人均报效了25两。
当然，垄断系统的油水最大，此时出血也最多。像海关、盐政、织造、漕运、河道这类肥衙门，动不动就十万二十万的掏。
有这样的皇帝，你还指望他的手下不贪吗？没完没了的进贡，谁又不贪就能受得了啊？据说，陈辉祖的调包贪污就跟频繁的进贡有关。
盛世都刹不住的贪污风，末世就更别想了。
再说闭关锁国。没有一个人不骂的，中国百十年的落后挨打、丧权辱国，全都推到了它身上。人们往前倒，通常会倒到乾隆身上。当年吗噶尔尼带着西方最先进的军事科技成果来跟大清国打交道。但乾隆一挥手，你们小国寡民的，来凑什么热闹，我们大清地大物博，不需要你们这杂七杂八的。赏你们点东西，有多远走多远吧。就在觐见之前，大清上下一致的就觐见时是下跪还是鞠躬，跟英国佬争了半天。
有意思的是，英国佬解决这个争论的方式也相当民主——举手表决。最后达成了半妥协，单膝下跪。
要说此时，乾隆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可就太冤枉他了。
在英国使团的礼品中，有一个装有110门大炮的军舰模型。乾隆据此得出结论，“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最为强悍”，“不可不防”。
为此乾隆还专门给沿海督抚下达命令，“严防海口”。
而乾隆宫中，还养了一大堆外国传教士，法国的最多。像王致诚、蒋友仁都成为乾隆了解世界的窗口。据这些传教士的书信爆料，乾隆对世界局势关注得很呢，欧洲有多少国家，各国有多少军队，女儿能否继承王位，海上航行如何定位等一大堆问题。甚至还和传教士们讨论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问题。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远在万里之外的法国大革命，还对乾隆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当然震撼他的不是“天赋人权”的个革命思想，而是法国皇帝路易十六被当众摘了脑袋。

盛世下的隐忧（下）（5）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死，到这年的十月上旬消息就传到了中国。
估计这个消息对乾隆最大的启迪就是：加强控制，把一切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好了，扯远了。其实，乾隆不愿同英国人全面交往就是心态在作怪。我一个堂堂，你只有老老实实进贡的份。谈什么平等交往，还要开放港口、租借岛屿，一边玩去。
但这种心态不是乾隆首创的。乾隆最崇拜的圣祖康熙皇帝跟他是一摸一样的。
现在提起康熙虚心学西学，大多马屁拍得极响。“呜呼，圣矣”。
康熙在平定台湾后，就解除了海禁，允许外国人来做买卖。对于西方来的传教士，康熙也予以热情接待。专门拨出如意馆、钟祥宫给他们。至于他们带来的带来的西方近代科技，上到天文，下到地理，还有物理化学，甚至高等数学，康熙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简直成了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康熙甚至让西洋人给清军研究枪炮，在与俄国人的谈判中还用了传教士做翻译。
有人说，如果康熙的对外政策一直延续下去，鸦片战争的历史就会改写。
但事情远远没那么简单。
康熙学西方的科学，不过是出于自身的兴趣，并没有下决心推广，更别说把它加入决定读书人方向的科举考试中了。
而他身边的王公大臣也争着学，不过是赶赶时髦，讨讨皇帝老爷子欢心罢了。等到雍正上台，下令驱逐传教士，也就买有几个人去关心什么西学东学了。
至于当时科技含量不低的自鸣钟等西方玩意，在皇帝看来，也就是个玩意。摆着看看吧。
而对于西方真正的宝贝——人文思想、平等观念。康熙则下了这样的评语，有悖“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谬”，“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鸦片战争的结果此时已经注定。
最牛的盛世却注定了最悲惨的末世的命运，而且等到发现错时几乎没有了翻盘的机会，留下的只能是向灭亡之路一路狂奔了。

下一章：下西洋的后继者

下西洋的后继者（1）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全国上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这倒不是说，郑和的航海给我们留下多少民族财富。而是在整个民族重视海洋的大环境下，也来了一嗓子，“我们祖上也阔过”。
当年郑和下西洋就是为证明“现在我们就阔”。
有人说，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但一连七次，前后三十年，甚至到了宣德年间还在找，这就有点说不通了。据说，从洪武到成化整个大明的白银总量不过三千万两。郑和这七次出海就干掉了六百万两，这寻人的成本也太大了吧。
其实就是一个面子问题。中国人好面子，作为中国人头头的皇帝老子自然更好面子了。花个千万两白银买个“万国来朝”的面子，再亏也不觉得亏了。
黄仁宇给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评选出了三大帝国：第一帝国大汉，第二帝国大唐，第三帝国大明。强汉盛唐，扫胡虏，通西域，丝绸路上“万邦朝贡”的情境实在太给力了。
作为第三帝国的大明，在朱棣光荣靖难后，国家也从改朝换代的元气大伤中恢复了过来。国家有钱了，自然不甘落后。不过，汉唐时的老大面子都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实现的。但这时就行不通了。
因为河西走廊以西的西域在蒙古人手里，哈密以西的地方明朝就根本没有真正控制过。况且，此时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和政治中心不在西北，而在江南。丝绸之路扯淡了。
这难不倒聪明的中国人。陆路走不通了，还有海路。这时大明的造船能力可不是一般的强，郑和坐的宝船，长44.4丈，宽十八丈，据估计排水量有7500吨。中船长37丈，宽15丈。当时世界上可没有比郑和宝船更大的船了。不仅如此，郑和船队还有各式各样的特种功能船：马船、粮船、坐船、战船……郑和平均每次下西洋要带两万七八千人的庞大使团，分乘六十多艘船，这样算下来平均每船要坐四百五十人。
如果说还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的话，那就对比一下。后来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几大欧洲航海家，当初航海时的家当实在可怜。像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只有160名船员，4艘轻便快船，最大的不过120吨，最小的只有50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美洲，水手仅有88人，帆船3艘，最大的“圣玛利亚”号100吨，另两只也只有60吨和50吨。麦哲伦进行环球航行时，船员265人（出发时人数，回到家的一半都不到），帆船5艘，最大的130吨两只，90吨两只，最小的60吨一只。
就这个规模，在郑和面前当海盗的资格都没有。

下西洋的后继者（2）
不过这帮人都是海盗的干活。像麦哲伦就是因为掺和了菲律宾人的内乱，想拉一帮人，打一帮人，然后全给征服了。结果，没想到反被人家干掉了。还有发现美洲的大功臣哥伦布。1495年，他下令凡年满14周岁的印第安人，每人每年必须缴纳一鹰脚铃的金沙，酋长每人每两个月必须缴纳一葫芦金沙。完税者就发给一块铜牌，挂在脖子上。没有缴纳的或是缴纳不足的都将会受到严厉惩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被处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鹰脚铃制度。
但郑和就不一样了，不仅不当海盗，还打过海盗。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程时，路过旧港（在今天的印尼）。当地的海盗头目陈祖义（祖籍广东潮州）想诈降抢劫。郑和一出马就把他给砍了，为临近各国也算除了一大祸害。还有两次动武，竟然把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和苏门答腊的国王给抓了，而且都抓到了中国。结果，永乐大帝一挥手，又把他们放了回去。抓他们当然不是为了他们的土地，有的是因为国王贪财，竟然打起了郑和船队的注意；有的是因为本国内乱，竟然主动攻击明军，把明军惹毛了。都是不得已才动手。
中国当然没有开发海外殖民地的意思。假如真有这个意思，凭郑和船队的实力，就是拿下整个西洋，问题也不会大。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就在锡兰设立了布施碑，碑上刻有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几百年来，也没人凭着这碑就说锡兰是中国的领土啊。
还有的人（好像是西方人）说，郑和船队到过美洲。现在看来，就是郑和到过月球也不会给增加一块海外殖民地的。
但西方的某些国家就不同了。他们的航海家到了一个地方，先将自己的国旗插上，然后就宣称这是××帝国的领土，根本不管当地土著居民。甚至这个臭毛病直到现在也没改，前几年，俄罗斯就把自己的一面国旗插在了北冰洋洋底，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惹得美国、加拿大等的一片抗议。
中国来访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他们承认大明天子是老大的地位。况且中国向来出手大方，带去的都是丝绸瓷器等高档奢侈品。不要以为这些东西在国内不值什么钱，但到了国外绝对是奇货。有这么一个事，1713～1740年间的普鲁士皇帝在迎娶皇后时，甚至愿用600名撒克逊骑兵与邻国君主交换一批中国瓷器。

这些奢侈品主要有两个用途：一，交换外国的奢侈品；二赏赐给外国政要，拉拢人心。
当然不白拉拢，这些国王得了好处就组团来中国访问。到了中国后，明政府好吃好喝待着，带来的礼物由政府出钱买下，为了表示大方，临走时还要赠送一大批礼物。这样一来，想来中国捞便宜的就更多了。

下西洋的后继者（3）
像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就带着老婆、大臣来访问，使团成员高达500多人。永乐十四年（1416年），组团来中国的有古里、爪哇、满剌加等18个国家。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西洋进贡的国家有16个，一千二百多人。
有意思的是，以后郑和不下西洋了，这些人也不来了。
要说郑和从西洋回来，也是不走空车的，还是带回来不少东西的。这些东西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完全没有实用价值的，像象牙、宝石。这些都是皇家贵族才能消费得起的，直接进了皇帝的内帑。“猫眼儿”、“祖母绿”在万历皇帝的定陵中出现过。前几年，发掘过梁庄王的墓，墓里地宫中几乎每平方厘米都有宝石金银出土，其中的大部分都被认定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这个梁庄王就是永乐的孙子。
还有一种是半实用价值的，像染料、香料。明朝以前，我们的老祖宗用的是草木染料或者是矿物燃料。这种染料不仅贵，染的质量还不高，特别容易褪色。老百姓实在买不起，就干脆不染了，穿起了白衣，所以又把平头老百姓叫作“白衣”、“白丁”。朝鲜人喜欢穿白衣服，大概就跟没有染料有关吧。
但皇帝不是一般人啊，特别喜欢穿黄衣服。皇帝手下的官，最高级的穿红的，次一点的穿紫的，“大红大紫”嘛。这几样染料都要从外国进口。
还有香料，像胡椒。只有有了它，才能把菜做的更好吃。这胡椒国内产不了，得从印度进口。有意思的是，胡椒被郑和带进中国后，后来居然被明朝政府发给了下边的文武官员，不是白给，抵一部分俸禄。需要说明一点的是，由于郑和带来的胡椒太多，当时胡椒的市场价格已远不到先前的1/10。这个缺德的皇帝。
据说，郑和还从国外带来了传说中的神兽——麒麟，还留下了画像。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不过就是长颈鹿。另外带来的还有中国不产的狮子、鸵鸟，这些都为丰富皇家动物园做出了杰出贡献。
以上所说的，无论是珍宝香料还是珍禽异兽，都只能丰富皇帝个人的宫廷生活，对大明的大众市场却并没有多大好处。这也是后来人们猛批郑和下西洋的原因。
但是别忘了一点，郑和的身份就是内官监太监。内官监在当时就是一个负责采办宫廷所需的机构，郑和没这些东西回来也正是职责所在啊。
正因为收入与支出的的差距太大，也就注定了郑和航海的短命。正如黄仁宇对永乐年所有的大事所作的解释：“朱棣之作为已超过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国接受了极度的负担，已近乎破裂点，他的继承人必须全面的紧缩，才能避免朝代的沦亡。”
不过，永乐皇帝的目的确实达到了，泱泱大国的面子也确实买到了。至于花了多少钱，钱花完了后面子能维持多久，这就不是皇帝所要考虑的了。

下西洋的后继者（4）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好明白了永乐的另一个创举——编纂《永乐大典》。就在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一年，他就找来了当时有名的学者解缙，交给他一个任务——编书。编书就编书，也不是什么难事。但永乐还提出了要求，“凡书牍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言，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成一书，毋厌浩繁。”
朱棣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来进行这一浩大的工程。当时就派了五个翰林学士为总裁，又派了二十多个翰林院官员为副总裁，这些人都可以称得上是饱学之士，总共拉过来编书的有两千多人。
这些人玩命干了五年，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皇皇巨著《永乐大典》最终完成。这套书收录了上自先秦，下到明初的各种书籍七八千种，光目录就有六十卷，共计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三亿七千万字。
无疑这是一个大工程，也无疑这个工程为保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财富做出了杰出贡献。
但这样雷人的书籍都有一个不行的宿命：编纂的越大越全，其实际的功用越小。当然，通读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事实上，自《永乐大典》编成后的二百多年里，明朝出了十几个皇帝，绝大多数对它不感冒。只有一个皇帝对它情有独钟，这就是嘉靖。但嘉靖皇帝爱翻《永乐大典》，只是因为他一直想着长生不老。而《永乐大典》中也确实有关于炼丹修道的记载。
老祖宗编书，到给后世子孙指出了一条昏君之路。嘉靖为了更好的研究《永乐大典》，还组织人马抄了一套副本。正本的《永乐大典》在明朝后期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有人就推测，可能是嘉靖皇帝把正本带进了自己的坟墓。
其实永乐也明白，编《永乐大典》最主要的还不是让后人来读。自己所有的文治武功，百年之后都会烟消云散，留下的只有枯黄的史卷。对后人来说，没有什么直观的印象。唯有编成的书籍，会千百世的传下去，丝毫不会走样。并且编的越全，编的越大，名声也就越响。再在上面冠上自己的年号，想不留名都难。
后来有名的皇帝大都干过这事。像《康熙字典》并不是康熙皇帝自己编的，而是由康熙手下的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张玉书，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主编，五十多人参与才完成的。但因为加上了“康熙”两个字眼，就把一顶高帽带到了皇帝头上。百年之后再出版，人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了那位英明神武的康熙皇帝，至于那两位大学士恐怕没几个人会记得了。
更绝的是康熙的儿子雍正。福建人陈梦雷与康熙的皇三子胤祉等变了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历时二十八年，横跨康熙雍正两朝，仅目录就有60卷，正文10000卷，5020册，1亿6千万字，康熙还为它赐了个书名。雍正皇帝就为它作了一个序，加了个“钦定”二字，就把这一大部书归到了皇帝名下。

下西洋的后继者（5）
跟《永乐大典》最相似的就是乾隆的《四库全书》。同样是盛世修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正是大清国最有钱的时候。同样是规模浩大，《四库全书》收录的古书三千四百六十种，计有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九卷。同样是耗资巨大，历时十年，动用人员超过四千。仅抄写工作每天就有600人来干，每天至少抄60余万字。
为了体现自己对编书工作的高度重视，乾隆决定，四库全书馆的最高领导总裁和副总裁多是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的尚书侍郎来担任的。乾隆的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以及宠臣和申都担任过四库馆的总裁。
有点讽刺意味的是，乾隆编《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就是《永乐大典》的散失。而《四库全书》的编成也成就了清代文治的最高峰。
虽然每次修书都有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考量，拉拢读书人也好，趁机删掉不利言论也好。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修书的最主要工作就是抄。原书有什么，接着就抄什么。一个比较有面子的说法就是，明清时代是中国文化的总结时代，集大成时代。
说的更明白一点，就是这时也只能拿老祖宗的东西来显摆显摆，拿不出自己的了。
不过与此同时的西方，像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新鲜货，其人权民主理论成为后世的指导理论。西方此时也编过大部头的书籍，学者狄德罗就集合了一百六十多位当时法国最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编成了一部《百科全书》。书中反映了当时的一切科学成就，宣扬科学理性，抨击迷信专制，影响大大的。
当然，皇帝的心态不会在乎这个。只是这个心态不是从永乐时代开始的，也没有随着乾隆时代的过去而过去，面子工程也就没有停工过。像修建三门峡水电站，就是因为一句话“圣人出，黄河清”。原想建一座大坝，将泥沙淤积住，下游的黄河水就变清了。没想到由于泥沙淤积，库尾河床抬高，造成上游大量农田淹没，还威胁到了城镇。试发电后不久就被迫停止运行，之后又几次改建，总算还有点作用。
当年修这个三门峡时，至少将60万人从生存条件良好的地方迁出。当时就有陕西的代表指出，用迁移70～80万人的代价换来一个只有50～70年的拦沙库，群众很难接受。还有教授黄万里等人的反对意见。就在争议声中，三门峡工程还是破土动工了。
后来，领导人也承认，“头脑一热，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面，看不到或者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

下一章：也说中兴

也说中兴（1）
盛世衰了以后，就成了衰世。有人就拼命往下踹，像农民起义、游牧民族。有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钟撞坏了就换庙。比如贪官污吏。有人在撞钟的时候，看在庙的份上，就拉方丈一把。比如明朝的张居正，清朝的曾国藩等。
只是庙还没有破到后来一踹就倒的地步，拉的人也比较卖力气，竟然一下子八庙门撑起来了。历史上就称为“中兴”。
有意思的是，庙门明明被拆了一半，只是守住了后院，也好意思来一顶“中兴”的帽子戴戴。像东晋，像南宋。于是，就像皇帝被抓叫“北狩”一样，皇帝能偏安一隅，也叫中兴。
中国人玩的文字游戏可真是出神入化了。
据说，朱元璋把好皇帝分为三个类型：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守成贤君。每个王朝一开始，就是创业之君干的事。接下来的一两代，只要不是特别混蛋，基本上也就能做个守成贤君。但这个王朝一旦经过昏君奸臣的一顿折腾，元气大伤之后，再想出来一个中兴之主，来收拾局面，可就难了。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龙种的退化。皇位是世袭的，皇帝的能力却不世袭。皇子皇孙们，一生下来就被一大堆宫女太监围着。“万千宠爱于一身”。上学时师傅教的书本知识，既不能培养他们的雄才大略，也无助于建立他们的忧患意识。几代下来，就玩不转了。
千百年来，一贯如此。
至于实现大汉中兴的光武帝刘秀，情况太过特殊，以后慢慢谈。先说一个中兴调子比较高的，唐朝的元和中兴。
唐王朝国力强大，疆域也广。为了安定边疆地区，就设了十个节度使进行管辖。唐明皇天宝时，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不仅逼得唐明皇把自己最心爱的杨贵妃赐死，从此再也不能醉酒了。还把大唐的长安洛阳毁得一塌糊涂。为了平定叛乱，唐王朝利用节度使打叛军，对叛军的手下也封节度使进行拉拢。结果，叛乱是压下去了，节度使也成了不听招呼的藩镇。不仅不向中央交税，还时不时的闹叛乱。闹得皇帝时不时的还要搬家。皇帝为了讨好节度使，又封王封侯又搭闺女，只求一时安稳。
从肃宗、代宗一直到德宗的五十多年，皇帝都是这么窝窝囊囊的过的。
唐宪宗李纯上台，改年号元和。就开始对藩镇下手了。上台第一年，就摆平了四川的剑南节度使刘辟。第二年杀了浙江的镇海节度使李崎。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了，部将田兴就带着六个州全投降了朝廷。元和九年（814年），彰义节度使（驻淮西）吴少阳死了，他儿子想接着当土皇帝。宪宗毫不客气的下令讨伐，打了五年，最后“雪夜袭蔡州”，平了淮西。连最专横跋扈的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也被部将砍了脑袋投降了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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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中兴（2）
当时，各个藩镇都向中央表示臣服（至少是表面上的）。大堂有出现了一统河山的安定局势。号称“元和中兴”。
其实，大唐有这个所谓的“中兴”。宪宗本人并没有多大功劳，主要还是靠着手下。像宰相武元衡、裴度。他们坚决主张武力削藩，惹得淄青大帅李师道，派刺客想把他们干掉。结果把武元衡杀了，还伤了裴度的脑袋。让人感到惊奇的是，不但没有吓退他们，反而更深深刺激了削藩派。裴度亲自出马，出师征讨。
而这时的大唐王朝还有一批既忠心耿耿又特别能打的大将。像李塑，“雪夜袭蔡州”，一举拿下吴元济，就是他的杰作。
有人说，威胁大唐王朝生存的有三大“毒瘤”：女祸、藩镇、宦官。“女祸”出现过武则天、韦后、太平公主。自从太平公主被唐明皇李隆基废了后。“女宠”就在唐王朝的政治舞台上消停下来了。
但唐朝宦官的专权，却让人触目惊心。上面提到的唐宪宗，就是被太监干掉的。而宪宗之后出现了八个皇帝，有七个是由太监拥立才上台的。只有一个唐敬宗不是，但唐敬宗最终却是被太监干掉的。
太监连皇帝都能解决，还指望皇帝去解决太监吗?
就是元和时代最有成就的的削藩，也大有问题。唐宪宗总共在位十五年，到元和十四年才平了李师道，第二年他就被太监干掉了。在宪宗死后三年，藩镇割据又死灰复燃。卢龙、魏博、成德又成了一个个山大王。藩镇与藩镇，藩镇与中央，一直互相掐架，又掐了一百来年，直到唐朝灭亡。中央再没能制伏一个藩镇。“国门以外，皆为强敌”。
这就是中兴，表面上的光鲜亮丽不过是死亡之前的回光返照。
更然人不可思议的是，没落不堪的大清同治、光绪时代，也被人称为“同光中兴”。不过这次回的光，确实少点。得仔细找。
其实中兴的理由无非是，从同治三年（1864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这三十年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被按平了，外国的洋鬼子也比较消停。两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而甲午战争还没有到来。期间唯一的一场大战——中法战争，中国军队的战场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虽然在谈判桌上让了步，但没有赔款、没有割地，几乎是自道光以来的历次中外战争中，结局最美好的了。
更重要的是，中国知道学习了。中央的实权派奕忻（现今官方文件一直推举他，实际上当时真正实力派慈禧也是支持的），地方大员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一大批重量级人物，齐心合力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装备，造兵器、开矿山、办工厂、制轮船，搞起了“洋务运动”。
结果，成果大大的。三十年间，中国有了第一个近代兵工厂，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军校，第一支近代海军……

也说中兴（3）
有人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飞跃，从此中国人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不仅如此，就连外交也让人刮目相看。比起道光、咸丰时的糊涂外交，这时至少知道可以向外国派遣公使，搞好友好交往的同时还能搜集搜集情报。不会再问什么“葡萄有牙，怎么西班还有牙”这类很傻很天真的问题。
还知道了，西方的英法德俄都是强国，他们可以合伙欺负中国，也可以因为分赃不均，自己打得头破血流。玩起了“以夷制夷”。像中法战争时期，中国就跟德国频繁交往，造成一种“联德制法”的假象。中国知道，就在十几年前，法国被德国狠揍了一顿，大概有点“恐德症”，此时吓吓法国，还真有点效果。
真是一派中兴气象。为此当时还特意评出了中兴三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清史稿》还为他们单独立了传（《清史稿》中单独立传的只有四个人，另一个是洪秀全）。
但就在中法战争后十年。中日甲午一战，中国最近代化的海军——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惨败，几乎亡国灭种。
别说中兴了，简直就是“不中”了。
要说玩中兴玩的比较成功的还要数张居正。
张居正独揽大权之前的隆庆五年（1571年），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白银250万两，但这一年的财政开支却有400多万两。这样玩下去，大明马上就要玩完了。不过，经过张居正的一番苦干，到他去世时，给万历留下了一笔不小的银子。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一下子增长到400万两，“太仓粟可支十年”。

为了对付官场的拖沓，张居正还开创了“考成法”。他让各级政府官员，把一年要办的事登记造册。一式三份，自己留一份，备注一份，交给内阁一份。一月一检查，完成的有奖，完不成的受罚。谁敢不干活，马上滚蛋。
同时为了增加威力，还把专门管纪律监察的六科给事中，拉到了内阁门下。这给事中属于言官，主要工作就是挑毛病。张居正把他们拉到门下，就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一帮好打手。谁要是不听话，那是要倒霉的。
在这样的严厉督促之下，大明官员的行政效率是直线上升，不服不行啊。
一个国家强盛的最突出表现就是，经常欺负别人。像美国，动不动就打阿富汗、伊拉克，还经常威胁伊朗、叙利亚。但没有一个国家不承认美国强大。
所以一个国家中兴的最基本表现就是，不受别人欺负。万历三年（1575年）十二月，蒙古集合了三万多人，进攻辽东东昌堡，前锋一直打到耀州。结果被辽东总兵李成梁一顿狠揍，杀了他们九个首领，八百四十人，还夺了战马一千二百匹。
消息传到北京，万历亲自去上坟告诉祖宗，“告祭郊庙”。还赏了李成梁一个宁远伯的爵位。

也说中兴（4）
不要以为，杀八百多人是个小数目。想当年，明朝组织大军出征鞑靼，动员了十几万人，耗费了白银一百五十万两。最后战果辉煌：斩首三级。平均五十万两白银一颗人头。
打人家打不了，人家就光来打你了。嘉靖时，鞑靼头头俺答多次组团来大明打劫。大同、宣府、怀仁、怀来。有一次居然还把京师围了。在大明天子眼皮子底下烧杀抢掠，大明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任俺答抢完后，大摇大摆地走了。
现在张居正当权了，一方面把自己的实力搞上去，有敢来横的，就打。像东昌堡大战，领头的就有当年俺答的手下。另一手就是拉，给蒙古点优惠政策，封个爵位，开放互市，允许边境地区做买卖，蒙古人需要的通过交换就能得到，不用打仗了。
总之，张居正当国的十年间，里面一片太平，外面没人敢惹。正是大明回光返照最明显的时代。
张居正之所以能做出这么大的成绩，主要原因还在于一样——权力。权力高度集中在张居正手里。
大明的权力一直集中在皇帝手里。但万历皇帝太小，上台时仅有十岁。到万历十年，张居正死时不过二十岁。还是个年轻人，自然掌不了大权。权力的“绣球”就被万历楼上抛出，砸中哪一个，那个就是当家人。
其实，下面接“绣球”的就三个：以司礼监为首的太监、以大学士为成员的内阁、以尚书为首的六部。
太监和内阁经常在大明的政治舞台上露脸，而六部的尚书们把持大权的时候似乎少了些。但朱元璋最初废了丞相以后，权力就下放到了六部，尚书们才是真正的实权人物。景帝时的名臣于谦就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实际主持国家工作。
但之后，事情就悄悄起了变化。内阁由于专门负责给皇帝出主意，见面的时候就比较多。像后来的万历，不愿见大臣，却还是要见一见内阁大学士的。于是，得到皇帝的宠信就比较多，地位也就渐渐尚书们上边去了。
张居正当国时，六部尚书们，像户部尚书王国光（后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谭纶等人都是张居正的亲信，搞定六部自然不在话下。
万历上台后的司礼监太监是冯保。当年为了对付共同的政治敌人——前内阁首辅高拱，他还同张居正并肩战斗过，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而且，冯保这个人比较贪财，对权力抱负倒没有张居正这么热衷，张居正又拍冯保的马屁拍得比较到位。两人配合自然比较得当。
对万历的老娘慈圣太后，张居正也是小心伺候。慈圣太后知道张居正做的对大明有利，也就表示支持，至少不拖后腿。后来的事实表明她也确实没少帮张居正。
放眼天下，中央的内阁、六部、都察院，地方的各省督抚没有一个不是张居正举荐的。而那些爱捣乱的御史、言官没有一个敢不听话的。这哪是丞相啊，这简直就是皇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