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亚历山大四大著名战役介绍及分析

马其顿在腓力二世（大路按：也有不少史书翻译为菲利普二世）立国阶段，遇到的敌人大都是古希腊的个城邦军队，这些军队数量较少，而且战斗力不敢恭维。他们采取与马其顿方阵类似的希腊方阵，在硬碰硬的对决中落于下风丝毫不奇怪。更重要的是，不少敌人望风而逃，“看到他的部队调度灵活、纪律森严，早已目瞪口呆，未等这些希腊人靠近，发一声喊，就放弃了头一排山丘逃走了。”（阿里安（FLAVUSARRIANUS）的《亚历山大征战记》）

亚历山大的第一个著名战役为格拉尼库战役。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率3万余步兵、5000余骑兵东渡今达达尼尔海峡，与波斯军队相遇于格拉尼库河。波斯2万骑兵沿河列队，形成一个长方阵，近2万步兵和雇佣兵居后。双方骑兵在河边发生激战，随后波斯骑兵溃退，导致全线溃退，被俘2000余人。是役，亚历山大斗志骁勇，战折两条长矛（大路按：山茱萸制作的长矛似乎不是特别坚固），亲手斩杀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女婿和另一名高级将领，自己的头盔也被砍掉一块，险些丧命，以损失105人的代价，取得了其四大名战中第一战的胜利。（大路按：这个数字来自阿里安的说法，这种战损比非常奇怪，我国历史上有“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说法。看到马其顿这么低的伤亡人数，总觉得要么是波斯军队地战斗力太面，要么就是阿里安的征战记有猫腻。）

第二个战役为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3年春，亚历山大继续南征叙利亚沿海地区。此时波斯帝国的皇帝大流士三世御驾亲征，率军十多万（大路按：这个数字向来有争议，阿里安的说法是60万，有说30万的，也有说20万的，真正数字不可考，这里的数据采用《世界通史》的说法）。波斯大军原本驻扎在平原区域，但大流士三世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决定，把军队开进地势狭窄的伊苏斯城一带。这样，他的军队既无法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又不能使骑兵和弓箭发挥效力。用中国的传统说法，大流士三世犯了兵家大忌。战斗开始后，亚历山大率领右翼重装骑兵部队直捣波斯军的左翼和大流士御驾亲督的中军。双方开始混战，战斗十分惨烈。尽管波斯的希腊雇用兵方阵抵住了亚历山大的中央方阵并曾把对方的方阵撕开了一个缺口，但大流士的左翼遭到亚历山大的右翼的重创后，大流士三世怯阵脱逃，致使波斯军队军心大乱，导致全线溃败。大流士的母亲、妻女都成了亚历山大的俘虏。这次战役，根据阿里安的说法，“波斯军队十万人战死，其中包括一万多骑兵”。马其顿方面只有“大约一百二十名马其顿卓越人物阵亡。”

公元前332年1月，亚历山大的军队进军包围了推罗城（大路按：国内资料翻译提尔，泰尔，推罗，泰内等不同名称），受到了推罗人异常激烈的抵抗。这次围城战在历史上算是非常著名的一次，它从公元前332年1月起，直到8月末才被攻陷，整整耗时7个月。期间亚历山大动用了各种手段，如弓箭，抛石机等都不是很有效。攻陷推罗后，亚历山大命令马其顿军队把推罗城夷为平地，血洗推罗。阿里安说，马其顿军队进城后杀死了约8千推罗人，此役马其顿方面前后8个月一共阵亡400人。亚历山大将其3万居民卖为奴隶。亚历山大攻陷推罗后远征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马其顿军队在这些地区基本上一路兵不血刃，对方纷纷出城投降。但在加沙，马其顿军又一次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两个月后，攻克加沙，杀死了所有的成年男子，并把剩余的孤儿寡妇全部卖为奴隶。公元前331年春，决定东西方两个帝国命运的高加米拉大决战拉开了序幕。根据阿里拉的说法，大流士三世征集了步兵百万、骑兵4万、200辆滚刀战车和少数战象（大路按：关于波斯兵力的说法，各种文献争议很大，尤斯丁认为是四十万步兵和十万骑兵，库蒂斯认为是四万五千骑兵和二十万步兵，而狄奥多拉斯和普鲁塔赫则都是说总数一百万。）根据富勒的《西洋世界军事史》的介绍，波斯的军队简直就是一个联合国军，他们由波斯人、印度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等超过二十个民族的军队组成。这倒非常相似于淝水之战中的前秦大军，苻坚的百万大军（大路按：其实可能也就二三十万）也是由北方胡汉十几个族组成的杂牌大军。亚历山大根据惯用的部署方式，依旧把重装骑兵部署在右翼，重装步兵方阵居中，左翼仍为为轻装步、骑兵混合部队。但在左右翼之后，各部署了一条后备线，分别由两个“快速纵队”组成。目的是面对任何方向，对从前面、侧面和后面来的攻击，都可加以迎击，同时可以在正面增强方阵的后备威力。这种阵法被称为亚历山大的空心大方阵。

这次战役简直就是伊苏斯战役的翻版。经过惨烈的前哨战斗，亚历山大率领的右翼重装骑兵部队，顶住了波斯的左翼骑兵的进攻后，和中央方阵一道突破了波斯军队的左翼和中军。但在马其顿军队的左翼，波斯军队一度突破，甚至包抄到马其顿军的后路，但受到快速纵队的顽强阻击。很可惜，波斯军队抵挡不住马其顿军的右翼和中央方阵的攻势后，大流士三世故技重演，又一次调转马头，飞马狂奔。于是波斯军队全线溃退，并导致一度取得胜机的左翼骑兵部队被马其顿军队围歼。经此一役，马其顿大军所向披靡，占领了整个波斯。后大流士三世为部下所杀。

公元前329年，亚历山大进军印度，他在那里击败了印度国王婆拉斯，这是他的四大会战中的最后一个战役，海达斯皮斯战役。关于这次战役的详细过程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这是一次一边倒的战役。印度军队使用了几十头战象，战斗打响后，印度士兵纷纷退却到大象身下寻求庇护，结果导致战场上形成了几十个以大象为中心马其顿军在外围的包围圈，于是印度军队基本都被围歼。四大战役结束后，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真可谓前无古人。后世的罗马人用了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同样大的帝国，亚历山大只用了十几年。所以，他被西方誉为西方历史上第一名将也是名至实归。

2、马其顿军队的军制、装备和战术

马其顿军团威力最为强大的是重装步兵方阵，即马其顿方阵。步兵方阵起源于希腊方阵。马其顿方阵的创建人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到亚历山大时代，一个标准的巨大方阵共约16384人，由四个组织严密小方阵组成，每个小方阵（约4096人）由一名将领统率。每个小方阵每一横排为256人，纵列为16人。四个小方阵横排成一个长方形大阵，每排就成为1024人，纵列仍为16人。（大路按：看起来有点类似我国演义评书里的十六条一字长蛇阵构成）。方阵的基本战术组成单位为方阵的纵列，即16人，名为洛考斯。16个洛考斯组成一个辛塔哥马（256人），相当于营。一个小方阵由16个辛塔哥马组成，相当于一个师。亚历山大在参战人数最多的战役里动用了两个巨大方阵。从这个战术组成来看，马其顿方阵很严密。重装步兵方阵的前6排士兵平持长矛，后10排斜持长矛。有时后排士兵会把长矛放在前排士兵的肩头。方阵整齐行进时，步调一致，长矛挺立，蔚为壮观，其阵势现在只有在莫斯科红场阅兵和建国45周年阅兵的场合里才可以看到，呵呵。这种方阵在进攻方向可按前后左右更换，由于方阵可以临时变为整个阵势也可因敌因地而变队形。尽管如此，这种方阵最适合的作战地形是平原。而且最适合的战斗情形是，敌军和马其顿军团做面对面冲锋，拼死决战，这样正落入亚历山大下怀。

3、秦军的军制、装备和战术

当时那个时代的秦国军队的战术组织和马其顿军队有一定的相似性，但阵法却又截然不同。秦军士兵勇猛善战，称为锐卒。根据《商君书·境内》，秦军队最小战术单位为伍，由5个士兵组成。10个伍组成一个屯，由50士兵组成。2个屯组成一个将，由100名士兵组成。5个屯组成一个主，由500名士兵组成。2个主组成一个大将，由1000士兵组成。（大路按：此处的大将是秦军建制单位，不是将军之意。）军队在做战时，伍、屯、主、将、大将等战术组织保持紧密联系，互相配合。以一个伍为例，防守时五名军卒互相保护，进攻时如有人数优势则围攻敌人。混战时，伍内部兵卒之间始终保持紧密联系，队伍不会被轻易击破。 jCtk3No

华夏战国时期的阵形与同时代的希腊和马其顿军阵相比，保持了更大的灵活性。春秋时期，早期的军事思想比较呆板，只讲究正面冲击的威力。这一点与马其顿军队有些类似，但到战国时期，这一呆板的战术思想即被抛弃。战国时期的步兵阵，都能因敌因地因时而布成不同的阵形，根据《孙膑兵法》，大致有步兵阵，即有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雁行阵、钩行阵、玄襄之阵等达8种之多。华夏的军阵讲究千变万化、“水无常形，兵无常势”。相比之下，马其顿的步兵方阵，虽有正面突击之威力，但显得呆板，并不适合任何作战地形。而灵活性和变化性则是中国军

除了步兵阵以外，战国时期和秦王朝都有强大的车阵。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晋国约有战车5000乘；楚国仅4县就“赋皆千乘”，战车当不下晋国；秦一公子奔晋，带车千乘，估计秦、齐二国各有战车二三千乘。若依每乘兵员75人计，则晋楚大国兵力不下30万，齐秦等国也不下20万。总兵力比前期增加约五六倍。战国时期，各国兵力空前扩大，兵员剧增。秦兵马俑来看，一乘车卒约为8人。假设秦时一次重要战役出动三千乘战车，则车兵约为2.5万左右（不包括战车周围的步兵），这是一支相当孩人的高机动性军队。（大路按：当然这只是大路的假设，有的战车只为作战使用，只有驭手，弩手和重甲持矛的士兵组成）。战车的防护措施也比较完善，轴端装有矛头，马身覆有厚甲。

有人可能会以亚历山大与波斯最决定性的战役高加米拉会战为例，来证明战车的战斗力低下，实际上是不妥当的。在高加米拉会战中，波斯的战车共有一百辆，每辆战车只有一至两名驭手，这些驭手本身不具有战斗力，主要依靠车轮周围配备的锋利刀片来滚杀敌人。当战车被围困时，马其顿士兵很轻松的就把驭手一个个消灭，战车也就立刻成了一堆废物。但是，秦军的战车会超过一千辆，秦军战车上的车兵是秦军精锐之一，不仅有力大体健手持长矛的兵卒，还有弓弩娴熟的弩兵。更重要的是，每一辆战车周围都有一定数量的徒兵──“锐卒”，有他们的保护，对方难以接近战车。所以，象波斯战车被迅速围歼那种态势根本不可能发生在秦军身上。杜普伊的《武器和战争的演变》里也说，“只要有适合的战机，用于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战车在作战中曾多次赢得过胜利。”当然秦军最具杀伤力的还是弓弩。关于弓弩的射程和杀伤力，前面已经讨论够多了，这里将再提供几条证据来说明一下。现在普遍认为中国的弓弩领先于当时的西方，西方后来从中国传过去的弓弩制造技术中获益良多。以弓为例，齐国的《考工记》详细描述了制造弓与箭的选材、工艺流程等。明确指出制造弓所需的六材是干、角、筋、胶、丝和漆，“六材既聚，巧者合之”，只有六材都准备好了才能合制成弓。其中的干是指弓干，取材最好为柘(zhè)木，其次为檍，桑，橘，木瓜，荆，最下等为竹。古代工匠制成一张良弓，从第一年开始选材、干透，到牛筋、弓角的制作，到最后的被弦，共需要约4年左右的时间。其中制作之艰辛，可见一斑。最终的质量也可以想见了。当时的诸侯和武将对弓非常重视，丝毫不亚于对宝剑的重视。据载，楚灵王酒醉之后将楚所藏之宝弓“大屈”送与鲁侯，酒醒之后十分后悔，甚至不顾将背负不信之名，派遣使臣将“大屈”强行索回。

《武器和战争的演变》里说，“从古代直至公元十六世纪这段时间里，弓始终是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手提兵器。在既有重装弓箭兵又有轻装弓箭兵的亚述军队中，弓也是主要兵器。对古希腊、马其顿、古犹太人和古罗马军队来说，弓虽然也很重要，但只是辅助性的兵器。”当时希腊、马其顿和波斯的弓箭主要传自印度。而印度弓，竹子是常用的制作材料，有时也用藤条等材料。由此可以推想东西方在弓弩技术上的差距。

对于当时以步兵为主构成的难以横向移动的大型方阵来说，弓弩具有很强的杀伤力与威慑力，所以为中国历代兵家所重。如公元前260年发生的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军的强弓硬弩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得数十万赵军无法突围，最终，赵国主将赵括射死，秦军以来弓弩取得了这场决定天下大局之战的胜利。又如后来西汉时的李陵，五千汉兵依靠车仗为工事，以弓弩为远射武器，竟然抵挡匈奴八万之众，射杀匈奴上万骑兵。李陵最后叹息说：“再给我们每人十枝箭，就能支持到边界。”最后虽然兵败，但可以想象得出弓弩的巨大威力。现在无法知道当时秦军每名士兵配备多少支箭，这里只拿后世的唐军为例做一个参照说明。据《太白阴经》所载，唐代军队一军人数为12500人，装备弓12500张(附弦37500条，箭3750000支)，弩2500张(附弦7500条，箭250000支)，弓弩装备比率各占100%和20%。也就是说，每名唐军配备一张弓，三根附弦，三十支利箭。在当时，这样的唐军是一支具有非常恐怖的战斗力的军队。每名秦军配备的箭簇的数量大路没有查到资料，但从秦兵马俑二号坑的出土情况来看，弓弩手背部置有上下两个对你的负矢陶环，每个陶环装置铜镞多达100支，其负矢之多，当时魏国武卒属于重装步兵，向有“负矢五十”说法，秦国的弓弩兵配备的箭簇的数量远远多于魏国武卒的弓箭配备。所有我们不难理解，秦国依靠什么手段竟然能合围同样数量的赵军了。在秦军强大的弓弩兵面前，赵军始终无法接近，事实上当时双方发生白刃近战相对比较少。秦军的骑兵我这里就不做过多介绍了。秦军的骑兵主要和车兵一起配置成车骑混成部队。骑兵的主要武器的是弓弩。战时可以灵活机动的在各种距离射杀敌军，克服步兵弓弩手的机动性不足。

秦军的战术本人在前贴中已有提到，很多人也有准确的论述。其基本作战方式是，弓弩兵在阵前射出强大的箭，以阻敌军前进之势。在敌方的步兵、骑兵和车兵受到强烈打击后，骑兵，战车和步兵发起冲锋。与马其顿军队不同的是，秦军会更多采用两翼包抄的围歼战术，如白起的长平之战。而马其顿军队则偏重于击溃战。 mP15PZ

4.当马其顿遇到秦国

马其顿军和秦军都是历史上战力最强的军队之一。如果马其顿军队遭遇秦军，谁将是最后的胜者呢？且容我下面胡说八道一番。`

我认为双方各有优势，所以也各有胜机。双方兵卒的勇武精神、牺牲精神和士气方面应该相差无几。秦国的军队，用《史记》的说法，秦国兵卒战斗意志极强，求战欲望强烈，在战场上毫不退缩，势以斩杀敌首为使命。同样，马其顿军队也一样是一支勇往直前的队伍。（大路按：秦军有点象战争狂人，而马其顿军人似乎充满了英雄主义。）战术素养方面亚历山大的军队历来受到推崇，这里也无须多说。秦军则经过几百年残酷征战的洗礼，加上完善的训练机制、军功进爵制度和长期的作战经验，应不落后于对方。

在兵器方面，双方各有千秋。秦军的强大的步兵弓弩手和骑兵弓箭手必然在实力上远超过对手相同兵种。而在近战中，由于马其顿军队拥有当时最好的铁制兵器和防护铠甲，所以这方面马其顿方面的优势是明显的。但是马其顿方面身着皮甲的轻装骑兵和轻装步兵无论是兵器还是防护在近战方面对于秦军而言也无优势。秦军在兵器上的差距也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虽然秦军的兵器大都是青铜兵器，但其布氏硬度可达80左右，做为兵器是完全合格的。而早期的铁兵器除了在硬度方面略优于铁兵器以外，韧性、可塑性远远落后于青铜。（大路按：这是借用一个文博专业的网友的说法，待考。）更重要的是，近战的攻杀技巧也非常重要，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马其顿人在这方面完全优于秦军。在阵法方面，马其顿方阵的坚固性和锐利性是勿庸置疑的。秦军的阵法虽然种类繁多，但在战场不会固守于西方式那种坚固阵式。秦军必然侧重于变幻多端，避实就虚的灵活战法，进则迅捷有力，退而三军不乱。秦军面对马其顿这样的敌人，也决不会轻易和对方进行西方式的那种硬碰硬的冲锋。 \&V[<]

马其顿方面最大的战斗力在于右翼的重装骑兵和中央的重装步兵方阵。而秦军的精锐则在于左右军车骑混成部队和前军强大的弓弩兵

如果战斗打响，面对中国军队的弓箭，马其顿的重甲骑兵和轻装步兵，以及轻装骑兵也许会遭受毁灭性打击。关于重甲骑兵，马其顿人对马的防护并不是很完善，中国古代有射人先射马的说法，一旦马中箭倒地，重甲骑兵的战斗力将会降低大半。如果马其顿方阵丧失了轻骑兵和轻装步兵的保护，那么它就有可能被秦军的车骑兵和步兵分割包围。如果马其顿人确实能抵受的住秦军的强弓硬弩射出来的箭，呵呵，那么毫无疑问马其顿军队会突破秦军防线。至于步兵方阵，中国军队确实无法与之硬拼，但两翼包抄不失为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双方发生近身白刃战，短时间内马其顿军队会略有优势，但也绝非有些网友所说的“一边倒的屠杀”。战斗如果能拖的久一些，优势又会倾斜于秦军一方。

如果在兵力配置上，马其顿军队三万对秦军三万，总体感觉马其顿军队会有优势。当然秦军如有办法避开对方的冲击力（shock），也许有办法反败为胜。如果马其顿军队三万对秦军十万或二十万（大路坚信秦军战力远非波斯军可比），那么胜利的天平会倒向秦军一方。如果马其顿军三十万对秦军三十万，大路还是倾向于秦军，因为此时随着人数的增加马其顿步兵方阵的迟滞性凸显无疑，其全军的机动性会远低于其三万军队时的机动性。如果秦军的弓弩对马其顿军有很大杀伤力的话，这恐怕，又一个长平之战就要诞生了。

如果马其顿军队真的不远万里进入中国，那么也许他将在几年之内面对与诸侯各国数百战的作战密度，无论如何马其顿军队最终免不了被全歼的命运。这样真就象中国文人所说的那样，“万里长征人不归”了。

亚历山大曾经说过一句话一直为后世传颂，“把世界当做自己的家乡”，“把中国海岸作为希腊的天然边界，也是很可能的。这样一来，我的马其顿的强大与安全就将得到永久的保证”。中国的战国列强如果听到这话，也许会重重吐出一个字：“切！”

@化春风ooooo这是根据中国各大历史的记载分析的秦国与亚历山大的对比，你要是说这些资料都不能证明的话，那我实在没有办法，因为你已经彻底被洗脑，这里的对比反驳你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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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中西方青铜剑的优劣，

现在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西方铁兵器的技术资料（这要感谢一位舰船的朋友），这个问题终于可以正面回答了。

先回顾一下秦剑，秦剑含铅甚微，这和走高铅邪路的西方青铜完全不同，合理的铜锡使秦剑韧性和强度结合的恰倒好处，鄂洲博物馆的董亚巍先生复制过秦剑，发现按当时的技术制造的秦剑内韧外坚，内部的硬度低不少，可惜没有给出内部的伸长率，不过可以根据更早时期使用相似技术制作的戈类比，在云南出土的这种戈，“分析表明,外镀层的锡铅含量较高,铜的含量相对于戈体内部来说比较少,戈体内铜的含量相对均匀,锡的含量在8%到18%之间,由外到内锡的含量逐渐减少,”（ 《云南楚雄出土春秋时期青铜戈的理化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年03期）

可见由于铸造时内外冷却速度不同，使内外金相组织不同进而影响了锡的分布，内部的锡含量低到8%， 根据青铜锡含量和性能关系曲线（《纯铜及其铜合金》《冶金丛刊》 1998年06期），这个锡含量的青铜塑性刚好达到峰顶，约33%左右，可见韧性是非常好的。

可见秦剑确实是内韧外坚。外部的硬度，兵马俑中出土的秦剑检测数据是106HRB，约296HV。（《秦俑坑出土的兵器》《丝绸之路》 1999年01期）。

鄂州博物馆的董亚巍研究员复制的战国青铜剑，用18％锡含量，5％铅含量（这个铅含量用高了，秦剑含铅量平均在1%以下，因此硬度和韧性更高一些）

实验结果证实，这种青铜剑内韧外坚，外部硬度约290HV，可以印证兵马俑秦剑的检测结果。

（《战国青铜剑的铸制技术及“削杀矢之齐”研究 》《全国第六届科技考古论文集》2003年8月）

那么来看看同时期或者更晚时期西方的铁剑：

由于西方锡比较缺乏，要从非洲腹地运来，因此他们比较早就使用铁器了，尽管这时的铁性能并不比青铜有优势。

古代西方一直没有开发出铸铁柔化技术和炒钢技术，兵器一直使用块炼铁，块炼铁是铁矿石在较低温度下还原而成，形成比较纯的铁颗粒和矿渣，呈海绵状，虽然铁颗粒的纯度比较高，但杂质聚合成大量的矿渣分布期间，需要大量锻打将矿渣排出，但锻打也有极限，不能超过二三十次，这里还有金属疲劳问题，所以块炼铁制品整体来说还是含有比较多的杂质，如古希腊块炼铁制作的钢里面的矿渣比较多，有的矿渣达上百微米。矿渣的存在严重影响了铁器性能，对韧性和强度都大大不利。

当时西欧最好的铁出在西班牙，因为那里有很好的铁矿，下面的图片是书的扫描，从西班牙Almedvilla墓出土的铁剑含碳极少，属于熟铁，硬度仅有95~135HV。还不到秦剑的一半。另外的一把剑含碳稍高，约0.2%~0.3%，但它的硬度也只有70~117HV。可这已经是公元前二世纪了，已经到中国西汉时期，环首铁刀已经开始取代剑，各种渗碳技术、热处理技术已经大量使用了。

两把Basel博物馆里的凯尔特长剑，“not very much better",

一个含碳量0.04～0.1％，也是熟铁，不过硬度达到160～191HV，

另一个相对“well piled",含碳量0.15～0.5％，最高硬度达到286HV，确实和秦剑相差无几。不过这把剑已经是顶尖的精品了，“This is very much better than any of the other weapons......"

它们也是没有经过热处理的“No attempt had been made at heat-treatment"

对湖南长沙杨家山出土的春秋晚期钢剑的分析表明,其含碳量为0.5%左右,属块炼铁渗碳钢制品,其年代为公元前6世纪左右。

看来西方的铁兵器出现的是比较早，可是碳含量太少，根本不是钢，所以中国使用钢兵器甚至还早于多数西方地区。

再看罗马的：

著名的罗马短剑Gladius和公元2世纪后出现的长剑Spatha都是没有经过热处理的，

德国地区出土的Gladius虽然内外含碳量不同，但硬度都没有超过200HV的。居然还没有到秦剑的水平。

看来有些人又是撒谎的，罗马的金属热处理技术其实很差。居然铁剑都不经过淬火，

这些都是比罗马时代早，

“对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4件凿刀的金相分析表明,该4件凿刀都经过对刀头的局部淬火处理,以获得刀头硬、刀体韧的效果。对在山东苍山汉墓出土的环首钢刀、陕西扶风汉墓钢剑和汉代刘胜错金书刀的分析也表明,这些刀剑仅在刃部观察到马氏体,剑的脊部未见淬火组织，可见我国先民至迟在公元前二世纪已掌握了局部淬火技术。”

“……例如通过对易县燕下都发掘的战国晚期的矛和镞铤的分析发现,这两件铁器为块炼铁渗碳钢产品,其含碳量分别为0 20%和0 25%,内部组织由铁素体和珠光体构成,珠光体具有很宽的片间距,金相分析结果表明,这与今天的奥氏体在空冷即正火处理所获得的组织相似……” 在古代,淬火器物太硬,退火器物又太软,采用冷却速度适中的空冷,既省钱又省力。 我国汉代的工匠对铸铁脱碳得到的低碳钢和中碳钢制造的器具很多不用淬火,而采用这种工艺。

（唐电. 邱玉朗《中国古代金属热处理——试论退火、淬火、正火与回火》 《 材料热处理学报 》 2001年02期 ）

公元前二世纪中国已经有局部淬火技术了，刃部经过淬火有很高的硬度，而脊部仍然保持很好的塑性和韧性。

到了东汉末年还出现了土包埋淬火，也就是将剑脊部分用黏土封住，这样淬火时就仅有刃部分被淬火提高硬度，这种技术在明代之前使用比较普遍。这种技术后来传到了日本，日本刀至今还在使用这种技术。

在某人的一个帖子中极力推崇日本的这种土包埋淬火技术，并且以此嘲笑中国的局部淬火技术，殊不知日本人的这一套恰恰是跟我们老祖宗学的。

注意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的大多数铁刃硬度还是没有达到秦剑的水平，

有两把小刀的硬度达到369HV和720HV，后者接近HRC50，

小刀小凿这些都是生产或生活使用的，根本不是兵器，平时切切削削足够了，用不着多大的韧性。而兵器和小刀工具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

罗马的兵器到4世纪还是没有经过热处理， 对这点书上写的也很清楚，为什么兵器不热处理：“presumably in order not to make it brittle"

可见，是因为罗马人无法解决兵器淬火后变脆的问题，他们没有中国人早就有的局部淬火和回火等技术，虽然硬度不够，但他们可以忍受。

但这是什么时候了？秦剑已经是600年前的技术了，要比也要和这时的中国比了。

中国已经到了东晋时期，百炼钢已经成熟了数百年，顺便说一句，百炼钢技术并非失传，知道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北方很多地区制作的折花钢剑就是百炼钢的传世技术。

炒钢技术的好处是没有象块炼铁那样的矿渣，质地均匀，杂质很少，

如《扶风汉代钢剑的科技分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03期上的这把公元前的钢剑，

即使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仪这种高灵敏度的仪器进行分析，发现该剑心部硅、锰、磷、硫都含量甚微甚至未有显示。 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知道在冶炼的时候加入石灰等碱性物质,不仅能够脱硅,也能脱硫磷.而古代西方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世纪欧洲即使是钢也含有大量的硫,这对钢的韧性和强度都大大不利,这个问题西方直到近代才解决.

对于99.76%都是高硫磷矿的中国本土矿石来说，中国人以自己的智慧弥补了自然造化的不足，而不是像印度欧洲一样拜天所赐有直接获得高质量铁矿石的便利，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公元前4世纪战国燕下都遗址的普通士兵用的钢剑，由含碳量0.5～0.6％的高碳层和0.15～0.2％的低碳层多层相间组成，其制作方法是不同含碳量的块炼铁薄片对折叠合在一起锻打成型，经900度淬火，得到刚柔相济的效果。剑芯部索氏体较多，刃部马氏体较多，内韧外坚。 刃部硬度达到530HV，远比六百年后的罗马剑高的多。

公元前2世纪西汉刘胜墓的错金书刀，也是低碳钢渗碳叠打而成，经过表面渗碳，最后局部淬火，刃部硬度570HV，刀背表面硬度260HV,芯部硬度HV140。也是内韧外坚。

刘胜的佩剑刃长达86.5厘米，宽3.4厘米，也是叠合锻打渗碳和局部淬火，每层钢层厚度仅为0.05～0.1CM,已经是花纹钢了，刃部硬度达900～1170HV，比日本刀还硬，芯部硬度220～300HV，韧性是相当好的。

（《中国古代块炼铁技术》《粉末冶金材料科学与工程》 1999年01期）

这些都是公元前2世纪之前的中国铁兵器，不仅同时期的著名的西班牙和凯尔特铁剑没得比，就连五六百年后的罗马剑也远不能望其项背。

公元4世纪，中国的钢铁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就不必多说了，大家随便搜搜就是一大堆资料，拿来比较比较吧。

秦剑的韧性，我帖子一开头就讲了，根据春秋时期戈的理化分析，青铜内部的含锡量低到8％，对应的塑性达到33％，比西方铅青铜剑高了10倍多， 所以韧性对于秦剑来说是根本没有问题的。

至于抗压，抗拉，这是强度指标，秦剑外部含锡量17~20%,根据那个曲线，也正是处于强度顶峰位置。

而到公元前2世纪，著名的凯尔特长剑还是用熟铁来做，因性能好而著称的西班牙铁剑更是如此，硬度低的可怜，而且质量也参差不齐。 看来西方人对铁器处理的各种技术并没有熟练掌握,不仅锻打不充分，而且热处理技术跟本就没有应用，看来这点有些人的说法是太抬举他们了，抬举的有点撒谎了。

而且这种熟铁剑由于是块炼铁制作，看来是没有经过充分的锻打的，不然含碳量不会如此低，因而内部肯定存在大量的矿渣，是不能指望它有多好的强度和塑性的。 如上面那个含碳量0.2～0.3％的西班牙剑，硬度仅为秦剑的1/3，比另一把0.04～0.1％含碳量的剑还低不少，看来就是内部的矿渣使然。

从前说西方士兵用熟铁做的铁剑打仗，一刺就弯，要用脚踩直再刺，根据上面的数据，看来这个说法完全可信。这样的武器来对付比这还早的秦军，结果可想而知。

罗马剑到了4世纪居然还不经过热处理，真让人感到奇怪。

罗马的少数工具用铁确实是经过淬火的，如上面提到的那两把4世纪的工具用小刀。

有人也以罗马的小刀小凿用过淬火为证据来猜测罗马剑也是一定经过热处理的，结果忽悠出罗马短剑刃的硬度达到55HRC。

现在看来这确实是胡说了，

罗马人为什么“偏爱”短剑也是这个原因，有人说他们一手执盾所以剑不能长，但根本不是这个原因，30多厘米长的刃，即使拿盾也确实不顺手，而且要刺杀只能贴身肉搏，这是很危险的，刃长60厘米以上才符合人体工学，刺杀用着才顺手。

他们的铁太软，剑又是主要用于刺，所以不能做长，如此软如果稍微长一点就更容易刺弯。所以罗马人只能如此将就，他们的短剑一直都不能砍，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刺杀恺撒的是多个人围住一起刺，身中多剑才死，布鲁图拿的是短匕首，当然越短越不容易弯。

凯尔特长剑全长也不过60多厘米，前面的数据表明他们的铁也是比较软，不过比西班牙剑和罗马剑还是要硬一些，故能做的稍长，不过这个长度比起秦剑以及一米多长的楚国燕国的铁剑，可是差太多了。

公元3世界的秦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