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赏析：新四军的足迹
夜袭虹桥机场
浒墅关车站战斗后，江抗二路接着继续东进，直逼上海近郊。1939年7月23日夜,袭入虹桥机场，先将酣睡中的伪警察和伪办事人员俘获，随后分路搜索，发现机场一角停放飞机4架，此时，驻守机场四角碉堡的日军发觉情况,用步、机枪射击。江抗部队迅速接近飞机,将汽油点燃，焚烧敌机，然后带着缴获的胜利品安全地撤出战斗。这一胜利，轰动了上海数百万人民，震撼了宁沪路上的日伪军，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图为：各大报纸对于夜袭虹桥机场的报道）
廖政国将军
廖政国将军：当时担任江抗二路二支队支队长，直接指挥了夜袭虹桥机场的战斗。后任新四军第一师一团团长，教导旅旅长，新四军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
九里镇、贺甲村战斗
1939年11月8日，驻江苏省镇江县宝堰等地的日军200余人，向丹阳县延陵、九里镇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第一支队第2团、新6团和丹阳独立支队等地方武装在该镇附近在日军背后发动攻击，敌军不支向贺甲村退却，新四军跟踪追击。双方激战至9日中午1时战斗全部结束，毙日军大尉中队长1人、小队长3人、士兵164人，俘日军3人(内2人后因重伤毙命)。
王必成将军
王必成将军：在九里镇、贺甲村战斗中，是新四军第一支队第2团团长，率领第2团和新6团一起并肩战斗，取得胜利。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首任军长，浙江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1955年授中将军衔。
血战刘老庄
1943年3月19日，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2营第4连为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安全转移，同日军川岛师团3000余人在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地区展开血战。全连苦战一昼夜，毙敌170余人，弹尽粮绝，82人全部壮烈牺牲。（图为：淮安刘老庄八十二烈士纪念广场）
51号兵站——智运无缝钢管
抗战时期，苏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为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获得各类重要的军需物品，收集情报、安全护送来往干部，在上海与新四军部队之间秘密建立了多条地下交通线，电影及电视连续剧《51号兵站》就是当年秘密交通线的生动写照，而电影中的主人公“梁洪”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斗在地下运输线上的抗日军民形象。
（图为：在上海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梁洪与日伪势力机智周旋，顺利完成了任务，将制造炮筒所需的军用物资无缝钢管运往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4年3月5日，新四军第1师兼苏中军区所属部队在江苏省淮安县东南车桥地区（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对日伪军进行进攻。车桥战役中，新四军共歼灭日军大佐以下460余人(内俘24人)、伪军480余人(内俘168人)，解放了淮安、宝应以东纵横二百里地区．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根据地，打乱了日伪“清乡”“屯垦”计划，实现了苏中形势根本转变，揭开了苏中战略反攻的序幕。车桥战役是抗战以来一次战斗俘获日军最多的战役。
耙齿凌遭遇战
1944年6月22日拂晓前，日军茶加腾中队200余人，伪军300余人，带迫击炮两门，轻机6挺，全部轻装向我如中地区奔袭，妄图把地方武装部队消灭，便利他们的“扩展清乡”。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执行奔袭南坎任务的途中与敌伪遭遇，在江苏阜宁太平庄展开战斗。经过两个过多小时的白刃恶战，全歼日伪军400余人。该战役打响了反“扩展清乡”胜利的第一炮，是继车桥战役后苏中第二次大捷。
彭德清将军
彭德清将军：在耙齿陵遭遇战中，担任参战的新四军第1师兼第4军区第7团团长，指挥了战斗。后任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高邮战役
1945年12月19日，华中野战军打响了高邮战役，第八纵队指战员向高邮城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进攻。至12月25日夜，攻城部队经过激烈的战斗，攻进日军城防司令部，日军大队长岩崎眼见败局已定，遂同意投降。随即举行驻高邮日军投降仪式。高邮战役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图为：江苏抗日战争最后一役纪念馆）
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支援新四军
1938年6月14日，为广泛争取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从道义上、物资上支持抗战，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并亲自担任主席，多方面积极支持新四军。
保盟按照宋庆龄“香港主要支援八路军，上海则负责支援新四军”的指示，在物资援助方面帮助新四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她亲切地告诉通过保盟上海分会抵达香港的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她已经知道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国际上主持正义的一些团体和个人都响应保卫中国同盟的号召，已经有不少募集得来的医药器材和其他救济物资运到了香港，上海也成立了组织，建立了仓库……”沈其震返回后，新四军军部及时地得到了一大批急需的医用物品和其他物资，尤为可贵的是其中的“白浪多息安”属国外刚投产的消炎新药。
（图为：宋庆龄（左四）与保卫中国同盟部分委员合影）
上海“煤业救护队”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上海煤业界青年在抗日救亡的爱国声浪中筹组煤业救护队，加入红十字会进行战时救护，集体参加新四军英勇抗日，从一个群众性的救亡组织，最终发展成为一支抗日革命队伍。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后，租界沦为“孤岛”，煤业救护队在支部书记叶进明以及共产党员王公道和队长忻元锡率领下，组织100多名队员带着25辆汽车，于1938年1月在南昌集体参加了新四军。上海煤业救护队另一部分约三四十人也在乐时鸣率领下，于1938年6月到达安徽岩寺参加了新四军，他们接着在军部附近办起了多个战地工业服务社。对于建军初期的新四军来说，煤业救护队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
煤业救护队成员集体参加新四军后部分队员的合影，左一为叶进明，其中叶梧影（左三）、洪德生（右二）董纯道（右一）都在皖南事变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