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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是基督教著名神学家，但其影响已经超越了宗教领域，成为西方法律文明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西方基督教法律思想史上只有我们上次介绍的阿奎那可以与之相比。

一、生平
公元4世纪中期至5世纪前叶的罗马，正处于帝国后期，共和国时期三权分立之政治架构已弱化。各级世俗权威都拥有其辖区内的全权，而高度集中的权力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内部凝聚力的衰退又招致了外部逐渐强大起来的蛮族入侵的威胁，曾经辉煌的罗马帝国岌岌可危。而原先被定为异端的基督教从不断被迫害的厄运中摆脱出来。从311年康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到380年提奥多西皇帝正式将其定为国教，基督教信仰席卷全国。奥古斯丁就生活在帝国的北非部分。
早年的奥古斯丁对基督教多有排斥，信奉摩尼教，曾在米兰担任宫廷雄辩家。但在米兰，奥古斯丁接触到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主教新普里西安的指引，促使他下了皈依基督教的决心。希腊传统代表偏重于理性，而希伯来传统代表的是宗教精神，偏重于最高道德价值——爱与善。早在耶稣时代，这两大文化就已迸发出无数思想之花，直到奥古斯丁时代，才终于结出了融合之果。奥古斯丁长年困惑于个人生存意义问题长达9年也无法找到超越之路。在重读了《圣经》后“顿觉有一道恬静之光射到心中，驱散了阴霾笼罩的疑云”通过耶稣牺牲自己而展现的对世人之爱的指引，克服人类对痛苦与死亡的恐惧并战胜人类罪恶之门，终于在他面前打开。 其钥匙之一，就是柏拉图“爱”的理念体系与出自《圣经》的话：“你要以全部的心志、情感、理智与力量爱主——你的上帝”“你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在奥古斯丁脑中经过“逻各斯”的系统化凝练成大写的爱的思想。

皈依后的奥古斯丁在家乡建立隐修院，过起了隐居哲人的生活。他已经离开皇帝，而去为上帝服务。然而兴起的教会也十分地渴求人才。奥古斯丁因其出色的才智而声名远播。391年，他被推选为教会的司铎。到395年，41岁的奥古斯丁当上了希坡主教，一当就是40年，直到430年病逝。

二、“原罪”理论
“原罪”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基督教中部分教徒认为人自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有罪性，这种罪性是无法消除的，而且是一代传给一代，永无停止，这就是“原罪”。
而原罪的由来是来自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
作为基督教母体的犹太教的宗教经典《旧约》中，就记载了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故事，但在犹太民族中，这种关于始祖犯罪故事尚未形成深重的“原罪”意识，犹太人通常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祖先和族人对上帝的不洁和不敬，而不是“原罪”。
当基督教逐渐与犹太教母体相分离时，就用“救赎说”替代了犹太教的“末世论”，而“救赎说”必然会导致对“原罪”意识的渲染。在基督教神学中，“救赎”与“原罪”构成了一对最基本的辩证范畴——基督向死而生的整个过程无非就是为了完成对亚当所犯“原罪”的“救赎”。为了强化基督的“救赎”，基督教神学让亚当、夏娃的个人过失转化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原罪”。“原罪”构成了现实世界一切罪恶的根源，只有依靠同样具有决定论意义的上帝“恩典”或基督“救赎”才能彻底消除。

但是“原罪”理论绝非如此简单，随着“原罪”意识的日益加强，它与基督教的神正论思想发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因为如果“原罪”构成了一切罪恶现实苦难的根源，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全知全能至善的上帝为什么会容许如此邪恶的罪过发生？如果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上帝又是万能的和仁慈的，那么世上的罪恶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事实上，早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就曾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上帝或者希望消除所有恶事而不能，或者他能而不愿意；或者，他既不愿意又不能；或者，他既愿意也能。如果上帝愿意而不能的话，他是软弱——这与上帝的品格不符；如果上帝能而不愿意的话，他是恶毒——这同样与自己的品格相冲突；如果上帝既不愿意也不能的话，他就既恶毒也软弱，因此就不是上帝；如果上帝既愿意又能——这唯一符合上帝，那么，恶事到底从何而来？或者说，他为什么不拿开这些恶事？”伊壁鸠鲁的悖论成为基督教“原罪”理论所无法绕过的一块拦路石，也成为奥古斯丁毕其一生所要解答的重要问题。

三、奥古斯丁的罪恶观
罪恶问题是奥古斯丁一生关注的焦点，早年奥古斯丁信奉的摩尼教将罪恶看作是与善良同样具有本质性的实体，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后对早年的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关于恶的实质，奥古斯丁认为恶不具有实体性，它只是“善的缺乏”或“本体的缺乏”。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事物的“本性”都是善的，恶只是对上帝所创造的善的东西的一种缺乏或背弃。
关于恶的种类，奥古斯丁的思想是有所变化的。在《论自由意志》中，奥古斯丁认为恶具有两种意义，即“某人作恶”和“某人遭受恶”。前者是真正意义上的恶，后者只是上帝施予作恶者的一种公正惩罚，恰恰彰显了上帝的公义——正由于人作恶在先，所以才有苦难、病痛之类的恶作为一种公正的惩罚降临于世人身上。而在晚年所写的《教义手册》中，奥古斯丁将恶分为三类：“物理的恶”、“认识的恶”和“伦理的恶”。“物理的恶”是由于万物与上帝相比的不完善性所致。“认识的恶”是由于人的理性有限性所决定的，人的理性不可能达到上帝那样的全知，难免在认识的过程中会“缺乏”真理和确定性。“伦理的恶”则是意志选择了不该选择的，主动背弃了高尚。这三种恶的前两种都是由于受造物的有限性造成的，是必然的缺憾，但是“伦理的恶”却与人的自由意志有关，可以被称为“罪恶”。
关于罪恶的原因，在《论自由意志》中奥古斯丁用对话的形式来论述。他将罪恶的实质定义为“忽视永恒之物”而“追求属世之物”，而它的原因就是人的自由意志。
对话的另一方埃伏第乌斯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既然如我们发现的，是自由选择给了我们犯罪的能力，那它本是我们唯一的创造者给我们的吗？看来似乎是，如果我们缺少自由选择，我们本不会犯罪，所以仍然存在着这一危险，即说上帝是我们行恶事的原因。”
面对这样的问题，奥古斯丁表述了这样的观点：第一，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是善的，包括自由意志在内；第二，上帝之所以把自由意志赐予人，是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人就不可能正当地生活，就不可能超越自然事物所遵循的必然性而成为真正的人；第三，上帝赐予人自由意志是为了让人正当地生活，而不是让人借此作恶，因此滥用自由意志来作恶，错不在上帝，而在人本身。

埃伏第乌斯进一步提出：上帝是否预知到人会运用自由意志来犯罪，如果他没有预知到，说明他不是万能的，这显然是对上帝的一种亵渎；如果他预知到了，人的犯罪就不是自由的，而是必然的（上帝预知的事情不可能不发生），从而人就不应该为罪恶承担责任。
对此，奥古斯丁的回答是：上帝的预知不等于强迫，人选择犯罪虽然为上帝所预知，但是犯罪的原因却不是上帝的预知，而是人的自由意志。这好比你预知某人会犯罪并不等于强迫他犯罪一样，犯罪的原因在人本身而不是预知者。上帝的预知不是为了发动罪恶，而是为了惩罚罪恶。强调上帝预知罪恶而不是预定罪恶。

奥古斯丁解答了关于罪恶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把罪恶与人的自由意志联系起来，并把自由意志提高到人为之人的根本。上帝可以创造没有自由从而没有罪恶世界，但没有自由人就无法正当地生活，因此他为了让人有自由而宁愿容许罪恶。奥古斯丁认为自由意志是人从善和作恶的最终根据。第二，罪恶的存在丝毫无损于上帝的正义，反而体现了上帝的智慧以及上帝所造世界的完美和谐。因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既会犯罪也会忏悔，缺少灵魂的无生命物和缺少自由意志的动物都不会犯罪，有自由意志的天使却永不犯罪，一个灵魂即便是有罪的但仍好过没有自由意志的有形之物千百倍，人的灵魂无论怎么堕落也不会比有形之物更低，那么如果上帝创造出的世界没有千姿百态的有形之物将是重大缺憾，那世界上如果没有犯罪的灵魂（这比有形之物要好上许多）岂不是更大的缺憾。上帝的智慧体现在宇宙的整体秩序中，光明正是与暗的东西相比才能显示出其光亮，给不犯罪者以幸福，罚犯罪人以不幸，这种公正的安排要比世界上只有幸福没有不幸更能体现出上帝的智慧和仁慈。

四、奥古斯丁的矛盾
早期的奥古斯丁突出自由意志的作用，但是晚年他的思想开始偏向预定论。
贝拉基是不列颠的隐修士，401年到410年在罗马传教。贝拉基也写了一本《论自由意志》来反驳摩尼教的善恶决定论，但他却把自由意志的作用推至极端，导致了否定“原罪”和“恩典”的结论。
他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亚当滥用上帝赐予的自由意志而犯罪虽然提供了一个坏榜样，但是它并没有败坏人的本性，一个人犯罪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而不是亚当的遗传；第二，亚当所犯的罪只能由他自己负责，他的子孙不应因此遭受苦难，为了一个人而惩罚全人类是不公正的；第三，罪是由于自由意志所致，罪的解除也应该取决于自由意志，一个人得救的关键在于他自己的努力，基督没有救赎世人的罪，他只是为人类行善做出了榜样。这样的论点将毫无疑问颠覆“原罪说”和“救赎论”。

针对贝拉基的观点，奥古斯丁认为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作为人类始祖的亚被逐出乐园，人类也被抛入到病痛、死亡、灾害等现实的苦难中，“原罪”产生的原因虽然是人的自由意志，但是“原罪”的结果却是不可改变的决定，它注定了作为亚当子孙的全体人类的邪恶本质。因此，奥古斯丁认为，在亚当犯罪之前，人是真正自由的，他有犯罪的能力，也有不犯罪的能力。但是自从亚当犯罪之后，意志就成了“从恶”的意志，在人类面前一切可供选择的东西都是罪。
贝拉基和奥古斯丁都坚持信仰是得救的唯一途径，但是信仰的根据是什么，双方有很大分歧。
贝拉基认为信仰是人的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则认为信仰本身就是上帝的恩典。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早已预定了哪些人将获得拯救，哪些人将受到永罚，至于选择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无法追问，这是人类所无法理解的神圣奥秘。作为预先拣选的印证，上帝把信仰和道德赋予我们，然后我们因信仰而称义，因道德而蒙恩。恩典实质是使圣灵充溢于心间，从而使人在内心中树立起坚定的信仰，在行为生的表现就是美德和善行。所以不是因为我们有信仰而得救，而是我们被上帝选择了，所以必然有信仰和德行。

可以看出，奥古斯丁晚年的思想是与早期是有矛盾的，而奥古斯丁也意识到了矛盾并做了一些解释，他将自由意志的作用严格限制在罪恶的起源问题上，而把此外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帝所预定。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如果把得救的原因归于上帝不可更改的决定，如果上帝预先知道人要用自由意志去犯罪，为什么不加以阻止？人类滥用自由意志的动机和能力如果不是来自于上帝那么又是来自哪里？对于此类问题奥古斯丁便诉诸于“奥秘”。同时，既然得救不是根据人的意志而是早就安排好的，那么现世的一些道德努力就是徒劳，人们还不如怀着侥幸的心理希望自己是被上帝拣选的人好了。
正因预定论的矛盾和消极的后果，在中世纪预定论逐渐被善功得救的自由意志论所取代。
（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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