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山东、华中野战军两个拳头打人，结果歼灭战没有打成，反而要地被夺占，主力受损，局面被动。山东、华中野战军必须合兵一处，依托内线才有力量打大歼灭战。有意思的是，当初主张苏中内线歼敌的粟裕竟提出了主力外线出击大别山游击的计划；而原本主张外线出击津浦路的毛在苏中战役后，坚定了内线歼敌的决心，此时力主依托山东解放区大踏步进退歼敌来打开局面，实际上肯定了陈毅的主张。

1946年12月中旬，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出动4个攻击兵团分路突击苏北解放区，企图合围华中我军。陈毅此时提出集中山东、华中野战军主力，先打击进攻沐阳的这一路（由胡琏的整编11师和戴之奇的整编69师组成）。毛支持这一意见，电令粟裕“即日北返，部署沐阳作战”。但粟裕此时仍指挥华中主力在涟水与整编74师苦战，并未北上参战。陈毅遂集中主要由山东野战军组成的24个团兵力，发起宿北战役，全歼整编69师3.3万人（过去称2万人），迫使师长戴之奇自杀，开创了全歼敌军1个整编师的先例。

宿北战役后，宿迁和峄枣的国民党军队已转入防御，但由淮阴、淮安、东台出犯的整编74师等部在占领盐城、涟水后，正继续向北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华东人民解放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南下迎歼正在北进的整编第74师等部；二是渡过运河，西出淮北，以调动运河以东的敌军回援运河以西，求歼援敌；三是回师歼击鲁南之敌。在研究作战方案时，毛告诉华中、山东领导人：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12月24日，陈毅、粟裕最后下定了以迅速的动作回师，求歼鲁南敌军，解除后顾之忧，再行南下的决心，并上报军委。这正是毛的意图所在。25日，毛批准陈、粟这个决心，告诉他们：“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要求他们集中主力并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


根据这一决心，陈毅、粟裕等置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北进于不顾，集中主力星夜隐蔽北上，会同原在鲁南的部队，在1月2日发起鲁南战役。历经18个昼夜的激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整编第26、51师和第1快速纵队，计5个旅共5万多人，俘虏中将师长马励武、周毓英以下3.6万多人，缴获105毫米榴弹炮48门，山炮、野炮41门，坦克24辆，汽车474辆，使华东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得到很大改善。随后山东、华中部队合并整编为华东部队，其中华东野战军下辖11个纵队，并用从国民党军手里缴来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车和俘获的技术兵组建了一个特种兵纵队，全军共27万人，比战争初期翻番；军区部队也有30万人，兵力之大居各解放区之首。此时山东、华中两大集团不但合一，而且也统一了依托山东内线歼敌的认识，随即迎来了更大的胜利。

华东野战军主力于1947年2月20日到23日，突然发动了莱芜战役，一举歼灭正从莱芜大举南下的国民党军第46、73个军共6个师及第12军1个师共7个师（旅）5.6万多人，活捉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准备在山东战场上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计划。莱芜战役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以“五大主力”中的3个、即整编11、74师和第5军为骨干，组成3个兵团，共24个整编师、45万人，采取“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针，加强了兵力密度，成纵深梯次部署，以重兵集团密集滚进。如何打破敌军重点进攻，对华东野战军是一次严峻考验。

为调动敌军，华东野战军一个多月在根据地内来回机动1000公里以上，连打五仗，歼敌3万多人，但由于耐心持重不够，战役企图过大，分兵作战导致兵力不集中，致使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华野几次调动敌人不成，指战员均有不同程度的急躁情绪。5月初，陈粟计划以第1、6纵队南下鲁南，以第7纵队南下苏北，以威胁敌后方来吸引敌军回师或分兵，以便于运动中歼敌。将此设想上报军委后，5月4日毛复电指示：“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同时指出：“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吕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一)要有极大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并指示1、6纵队南下“暂缓”（《毛军事文集》，第4卷52页）。5月6日又指示：“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毛军事文集》，第4卷58页）。

毛的上述指示，高瞻远瞩，充分体现了炉火纯青的运筹帷幄指挥艺术。粟裕根据这一指示，翻然变计，决定放弃7纵下苏北和1纵去鲁南的计划，同时令6纵南下至平邑以南地区，不再以牵制敌人为主要任务，而是不采取积极行动，隐伏于鲁南敌后待命。这一变动是后来歼灭整编74师的关键所在。

1947年5月14日到16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中的孟良崮山区一举全歼骄横不可一世、被誉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共3.2万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战场上取得的改变战局的巨大胜利，表明解放军的战斗能力已得到明显提高，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混乱。这一巨大胜利，是在毛要华野忍耐持重，掌握主力不要分兵的指导原则下取得的，然而可惜的是，之后毛修改了这一原则，直接导致了华野“七月分兵”的重大挫折。

二、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为调动和吸引敌军重兵集团，毛决定千里跃进、三军经略中原，但适得其反，南线我军遭受重挫

1、毛为解陕北、山东危局，决定刘邓大军不要后方千里跃进大别山转入战略进攻

毛对战略进攻这个问题，经历过长时期的思考。全面战争爆发后，他曾三次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准备在适当时机将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实行战略进攻的基本设想。

第一次：如前所述是在1946年11月21日的中央会议上，他指出：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敌军70—80个旅，就可以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再向长江以南。毛的这个分析，不但提出了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而且提出了进攻的主要方向，就是鄂、豫、皖和甘肃。

第二次是1947年7月10日毛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的一份很长的指定“科长译”、“阅后付火”的绝密电报。这份电报，对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蓝图作了更全面的描绘。

电报首先分析了过去一年作战的主要结果及当前国共双方的兵力对比状况，指出：第一年我共歼敌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34万人，共歼敌112万人。接着，电报提出了全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基本方向和部署，指出：“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一百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为此决定：“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陕、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毛军事文集》，第4卷133-134页）。

第三次：1947年9月1日。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刚两个月，毛向各区发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全面地阐述了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构思，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毛特别强调“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毛军事文集》，第4卷226-227页）。

在“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意图下，毛精心筹划了南北两线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计划。

在南线，1947年1月18日，在华东人民解放军举行的鲁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而由中原突围进到陕南、豫西和鄂西北的李先念部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毛告诉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要他们在三、四两个月内，在陇海路南北广大地区灵活作战，将这个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以便吸引邱军及其他薛、顾主力来此而歼灭之，大约在五月间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动”，以支援李先念部（《毛军事文集》，第3卷626页）。他还告诉华东的陈毅、陈士榘、粟裕、谭震林，要他们在鲁南战役结束后准备在陇海、台枣两线“打几个大歼灭战，开辟向南进攻的道路”（《毛军事文集》，第3卷622页）。1月24日他又致电华东领导人并告刘邓：“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息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向，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毛军事文集》，第3卷638页）。这是毛第一次具体规定南线的两大主力——华东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外线出击的时间和方向。

由于战场实际情况的迅速变化，毛在以后对这个计划又作过三次调整。

第一次局部调整，是在1947年3月6日和5月4日。修正的原因是：在2月下旬至3月上旬，华东野战军举行的莱芜战役已胜利结束，一举歼灭国民党军7个旅，主力正集结在胶济铁路一带进行休整；同时，李先念部大部分已脱离险境，安全渡过黄河，进入太岳解放区，另一部正在渡河中。在这种情况下，毛改变了要华东野战军提早转入外线援助李先念部的计划，指示华野“大约本年内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毛军事文集》，第4卷1-2页）。但规定晋冀鲁豫野战军5月挺进中原的任务仍没有变化。

1947年3、4两月，南线的战场形势又发生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国民党军队把进攻重点改置于南线两翼的陕北和山东。进攻陕北的胡宗南军很快就陷入困境。二，处于南线中部的晋冀鲁豫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分别转入局部反攻，在豫北和晋南收复了大部失地。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毛在5月4日对南线战略进攻的部署作了进一步的调整：“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六月一日）以前完毕。巳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四）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部，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毛军事文集》，第4卷50页）。随后5月22日，毛又电告陈粟谭等：山东方面，应“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毛军事文集》，第4卷81页）。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独力先出中原，华东野战军在完成内线作战任务后再越陇海铁路东段进入苏皖边区作战，两军夹津浦路密切配合作战，以及陈赓部西进陕北，直接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的部署。

第三次修改是在1947年的7、8月间。这时面对的情况是：一，晋冀鲁豫野战军依照毛“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的决心，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后于六月底自豫北南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转战一月，歼灭国民党9个半旅，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军正调集重兵准备在鲁西南狭小区域内同晋冀鲁豫野战军“决战”。二，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上集结重兵、集团滚进的部署，同时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地区的作战，华东野战军按照毛的决定，以5个纵队兵力分两路出鲁西、鲁南，以4个纵队留置鲁中正面。但7月份攻滕县、攻邹县、攻济宁、攻汶上、攻南麻、攻临朐，都打成消耗仗，没有达成预期的歼敌目的，战场形势十分严峻。三，陕北地区的军需尤其是粮秣供应十分困难。

针对形势的上述变化，毛及时组织南线主力转入进攻的决心并没有改变，但在具体部署上又一次作了大的调整。第一，将陈谢集团的进军方向从西进陕北改为渡河南下，挺进豫西：“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陇海路潼关、洛阳、郑州段，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毛军事文集》，第4卷143页）。第二，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略事休整后，下决心不要后方，大踏步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毛军事文集》，第4卷147页）。第三，华东野战军出鲁南、鲁西的5个纵队在华野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挥下，就势进入鲁西南；另由陈毅、粟裕指挥1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主力由鲁北南渡黄河，会同陈唐5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外线（西线）兵团，首先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边区，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的广大地域内往来击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之后方。华东野战军的另外3个纵队及由胶东地方武装刚组成的1个纵队组成东线（内线）兵团，在谭震林、许世友指挥下担任保卫胶东解放区、钳制山东战场国民党军之任务。第四，西北野战军仍然独立在陕北战场坚持内线作战，钳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团，并为自己今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3、刘邓大军鲁西南大捷后在毛严厉催促下，尽管有不同意见，仍被迫放弃休整仓促跃进大别山，陷入空前困境

为执行上述毛的跃进中原战略，刘邓大军于6月30日以第1、2、3、6纵队12万人、62门榴弹炮和山野炮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历时28天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9个半旅5.6万人，缴获包括64门山野炮在内的大量物资。此役能歼灭被围敌军，我军炮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羊山集顽抗的整编66师师长宋瑞珂被俘后感叹我军“炮火猛烈得使我们抬不起头来”。鲁西南战役表面看是外线跃进作战，被称为揭开战略进攻序幕，但仍是依托豫皖苏老解放区作战，还是内线歼敌。连同此前歼敌4万的豫北攻势，刘邓大军战争开始以来在内线已经“九战九捷”,使国民党军队损失30个旅、近30万人。鉴于刘邓内线作战的显著战绩，毛于7月10日要求刘邓争取在陇海路以北更多歼灭敌军。“我军愈在内线多歼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毛军事文集》，第4卷131页）。

然而很快毛就改变决心，7月23日要求刘邓不要后方跃进大别山，同时要华东野战军1、4纵队（叶飞、陶勇）渡过长江到闽浙赣创立根据地（电文如上述）。
毛这个跃进战略使刘邓、陈粟感到困难很大，均请求休整和再在内线歼敌一段时间。刘邓于7月28日复电称：部队的目前状况是，连续作战，伤亡13万，炮弹消耗殆尽，无法补充；没有新兵．俘虏可补足伤亡，但至少要20天的教育争取；医院已人满为患、一时难以抽出作进军之用；甚至连大别山地区的军用地图还不完备。总之，眼下部队亟待休整，若立即南下转向大别山敌占区，困难极大。此次鲁西南作战原考虑依托老区接济，故所带经费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难生活。刘邓还认为当前战局有利，“我们当前有敌十几个旅，战力均不强，山东敌难西调鲁西南，因此仍有内线歼敌机会，如果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两个月，再消灭其七八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陈粟也于27日致电中央军委：目前国民党军在华东、晋冀鲁豫可机动兵力不过30个旅，“如果我们能在内线再歼其机动旅10—12个，将对外线歼敌有极大之便利。而要求得在内线歼敌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在于捕捉战机”。陈粟认为，插入敌后完全没有根据地为依托，大规模作战困难太大。他们建议在内线再作战一个月，然后南进便利较多。

面对两路诸侯的不同意见，毛虽勉强同意，但通过强调“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来坚持己见。7月29日军委电两路诸侯：

“（一）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的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8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该部亦与太行、太岳保持后方接济。该部是否远出伏牛、桐柏依情况决定，有利则远出，不利则缩回河北。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

（三）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再加他部，取道皖西和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毛军事文集》，第4卷158页）。

这封电报刘伯承和邓反复看了十几遍，在“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致陕北不能支持”一段下加了重重的黑点，最后决定立即执行跃进战略。尽管刘邓大军中各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杨勇、陈锡联都有不同意见，但跃进方针已定。邓小平后来回顾鲁西南大捷后这段跃进决策的历史说：下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邓文选》，第3卷339页）。“当时，真正的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毛毛：《我的父亲邓》，上卷560页）。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蒋介石下令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由白崇禧指挥33个旅的兵力进行围剿。刘邓将部队适时进行再分遣。派刚刚抵达大别山的第10、12纵队分别西越平汉路，开辟江汉、桐柏根据地，连同已经建立的皖西、鄂豫军区，扩大我军势力范围。而后，又将野战军指挥部一分为二——“后指”率第1纵队北渡淮河，合同陈粟、陈谢牵制敌人，开辟中原战场；“前指”则率第2、3、6纵队留在大别山区，寻机歼敌，巩固根据地。

白崇禧仍集中主要兵力不放，采取军事和政治相结合、围攻与“清剿”相结合的总体战——网罗地主恶霸，发展特务组织，恢复保甲制度，建立“碉堡网”、“公路网”，配合正规部队，摧毁共地方政权和武装；实行“三光”、“移民”、“并村”政策，掠夺粮食，捕杀共干部，制造无人区。

刘邓大军每一仗都是在数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包抄中进行的。弹药缺乏，没有后勤供应，常常是一天辗转百余里，饿着肚子打仗，陷入空前困境。

那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遇到多大的困难呢？比长征还苦几倍！一位当事人回忆：“我是红四方面军的，让张国焘整得三过雪山，两过草地，又编到西路军翻过祁连山，闯过大戈壁，什么苦没吃过？咱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进了大别山，我觉得那日子比长征还苦，苦上几倍。” 这些苦包括：“进了大别山，吃没吃的，穿没穿的，饿肚子，打摆子，生疮流脓，跑肚拉稀……”大别山我军四进四出，老百姓确实给杀惨了，杀怕了。“老百姓一见我们就跑，整村整村地往山里跑。别说抬担架支前，就是找个人问路都困难。”还遭到国民党保安队袭扰，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在迅速增加，除了伤病员，更多的是开小差。开始一个人两个人地跑，后来整班整班地跑，集体当逃兵。

面对如此困难的局势，刘邓大军除初期利用敌军疏忽在高山铺歼敌1个师外，难以打歼灭战，还被迫分两个指挥部行动。到1948年2月，已无法在大别山立足。
1948年2月7日，中央军委要求刘邓转出大别山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打歼灭战（《毛军事文集》，第4卷388页）。2月8日刘伯承致电邓小平，考虑将中原领导机关转移到豫西和桐柏。邓小平2月9日复电中央军委，赞成转出大别山：“我野部队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宽大机动，并利于粟的行动，实属必要”（《从延安到北京》，278-279页）。

刘邓大军1947年8月27日进入大别山，到1948年3月28日主力转出大别山，历时7个月，换得的代价是什么呢？人员减半。

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征时的实力统计：第1纵队33357人；第2纵队31000人；第3纵队26468人；第6纵队26322人；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总计南下124147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后，未经补充时的实力：第1纵队15363人；第2纵队11627人；第3纵队15384人；第6纵队14280人；除去野战军直属队不计，尚存56654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时，“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分遣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姑且计万余，即便加上此数，亦不足7万人”。

由浩浩12万大军变为不足7万人马，笔者已经感到不需再举更多的例子，发更多的感慨了。仅此冷冰冰的数字，足以使人们体味到刘邓大军所付出的艰难、困苦、英勇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