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GDP占当时世界的60%，鸦片战争时清朝GDP占当时40%。”这是个流传甚广的谣言。
几乎每一个讲宋代GDP占全世界60%的文章，都会引用著名历史经济学家Angus Maddison的数据作为佐证。然而Maddison的原文里明确有写，公元1000年，宋代GDP占全世界的22.7%。而且他也明确指出，这个数据是他猜的。他的原话是“guesstimate”。
那么为什么会有宋代GDP占世界60%的言之凿凿的谣言出现呢？原因在下图：

该图节选自Maddison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可以看到公元1000年，宋代GDP估计量为26550百万国际美元，世界总GDP为116790百万国际美元，宋代大约占不到23%左右。
之所以会误传成60%，是因为上图绿色圈中有一个数据，叫亚洲GDP（除去日本）。这个数据刚好是世界GDP的60%。
产生这种误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Maddison在这部300多页的著作中，中国GDP的数据仅仅在这张附录图表中出现了一次，之后也没见哪个经济学家引用过这个数据。而亚洲GDP（除去日本）这个数据在论文中出现了不下几十次。之后的经济学家再引用这本书时，也引用过这个数。最早传谣言的人估计觉得，亚洲除去日本大概就剩中国了吧，然后就把这个当成了中国的数据。
实际上，宋代GDP占世界GDP总量22.7%也非常扯淡，根本不能采信——因为Maddison本人也缺乏数据。这也是为什么Maddison虽然算出了这么一个数，但是在整部著作里只提了一次，因为他自己都不相信。这个数据怎么得来的，在他的一篇论文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有写。
我大概概括一下。意思就是1500年前的农业时代GDP主要靠农业产出，工业服务业比值很小且固定，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都差不多。Maddison对比了下史料，发现中国宋代的农业技术和亩产比欧洲强一点，商品经济也强一点。以前，有人研究过欧洲和平时期农业社会人均GDP大概是500国际美金，他估计中国大概比欧洲强个20%吧，就是600美金。然后再乘以人口。最后再通过1820年世界GDP数据，除以一个恒定增长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0-0.1%，我有印象但是想不起那篇论文叫什么了）倒推调整一下，然后就整出来了。之所以做这个调整，是因为Maddison是个原教旨主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相信技术进步率恒定的情况下，GDP长期看是个平滑的指数增长，短期危机后一定有恢复性反弹。这个和现代经济增长数据拟合很好，但是用在古代GDP估计上完全没有依据。
说实话Maddison本人文章重点根本不是这个，他就是随口一说，根本没有拿这个数据做证据的意思，不能听风就是雨。
所以，我觉得可以终结这个问题了

关于清朝GDP世界第一的说法也错得离谱，曹德旺在央视作节目也居然也说清朝GDP世界第一，看来这个谣言也是流传甚广

1820年英国财政收入6000万英镑，折合1.71亿两白银，1811年英国ＧＤＰ3.34亿英镑，折合9.45亿两白银，1820年清朝财政收入4000万两白银，只是1811年英国ＧＤＰ的１/24,是1820年英国财政收入的1/4,就算清朝财政收入十五税一，ＧＤＰ折合6亿两白银，也不及1811年英国的ＧＤＰ，1820年清朝ＧＤＰ更不可能是英国的6倍。1900年英国的ＧＤＰ达到18.85亿英镑，财政收入1.4亿英镑，清朝也突破了1亿两白银，但是英镑对白银的汇率却跌到了1比7.5，也就是说英国的财政收入是清朝的10.5倍，这时清朝已经不是十五税一了，因战争赔款，恐怕十税一都不可能，百姓负担异常沉重。因此，此时清朝ＧＤＰ最多折合10亿两白银，英国ＧＤＰ折合141亿两白银，清朝ＧＤＰ不到英国的１/14,更不可能占世界的１１%了。

大转折实为大挫折（1）
－－评刘邓挺进大别山

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与陈粟、陈谢大军三军会战中原，被称为“大转折”，起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几乎每本有关书籍评价其意义时都引用毛当年的赞语——毛在1948年3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言人起草的《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对中原三军的作战作了高度的评价，指出：“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毛军事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卷421页）。

然而只要我们细心研究有关文件史料，就会发现事实完全相反。这次三军会战中原，不是大转折而是大挫折。表现在中原野战军（当时称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被拖垮、打残，损失过半，从一支初期九战九捷的劲旅变成无力打大歼灭战的弱旅，直到淮海战役后才恢复元气；华东野战军在接连取得震惊全国的莱芜、孟良崮战役的大胜之后，仓促“七月分兵”，连续在南麻、临朐受挫，直到粟裕“谏龙颜”才在豫东战役时走上正轨；西北野战军在瓦子街取得空前胜利后，仓促跃进，受挫于西府战役；华北野战军因战争初期没有打好，一直打不开局面；只有东北野战军没有这种“跃进”，故一直保持了元气，率先走向战略决战。

但是这一点是不易看出的，因为“大转折”后一年多，就迎来了战略决战的“三大战役”，一般人们会顺理成章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大转折”才有了“大决战”。我们深入分析才会发现，战争第一年我军连战皆捷，歼灭战越打越大；而“大转折”一年中照理应该越打越强，但反而打成胶着，陷入兵家最忌讳的“消耗战”，南线各部（指黄河以南的中原、华东解放军）普遍大伤元气，这说明这一重挫不是具体的战役战术问题，而直接牵涉到整个战略的失误。但由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和全盘形势陷于崩溃的边缘，才使我们这一挫折不那么显眼，我们熬过了难关，在“三大战役”中真正迎来了“大转折”。

马克思说过：伟大的事件在历史上要经历两次，不过一次是悲剧，一次是喜剧（大意）。解放战争中“大转折”变成“大挫折”，其历史上的影子就是毛一再推崇的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义军初期风起云涌，一度壮大到百万大军，并斩杀号称“明军第一良将”的曹文诏（对比解放战争中孟良崮战役击毙张灵甫！），但随即被大胜冲昏头脑，出动数十万大军围攻滁州坚城，师老兵疲，被卢象升的关宁铁骑一举击溃，领袖高迎祥战死；李自成也惨败于潼关南原，只18骑突围。只是在采取正确方针恢复元气后，李自成才重返中原，五大会战痛歼明军，迎来了战争的转折。遗憾的是雄才大略的毛注意了李自成进北京“赶考”的教训，却未能超脱“兴起——大胜——大挫折——恢复元气——决战”这一历史的循环圈。“大转折”实际上恰恰是人民解放战争的凯歌行进中不和谐的音符，延缓了胜利的进程。没有这次千里跃进，解放军将壮大得更快更强，胜利进程也将大大缩短。

解放战争的“大转折”，就是从内线跃进到外线作战，对这一举措的评价，也就是内线（根据地）作战还是外线（国统区）作战孰优孰劣的问题。毫无疑问，解放战争要取得胜利，迟早要从内线打到外线，问题是时机何时成熟。

“大转折”时的时机是不成熟的。

研究解放战争史就会发现，外线跃进作战的指导思想，毛共提出过三次，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军会战中原是第二次，是唯一执行了的一次；第一次是战争初期毛的中原、华东野战军出击津浦路的计划，以及华北野战军外线夺取“三路四城”；第三次是“大转折”期间毛要粟裕率3个纵队千里跃进江南。这两次跃进，都因粟裕上书中央提出不同意见、最后被接受而没有执行。没有执行第一次跃进，粟裕迎来了苏中七战七捷，刘邓取得定陶战役的大胜，从而证明内线歼敌方针的正确，我军依托根据地“大踏步进退”的歼灭战也越打越大，战绩越来越显著；第三次跃进没有执行，最终保证了中原我军集中兵力取得豫东战役的胜利，进而夺占济南，揭开战略决战的序幕。而执行了外线夺取“三路四城”的华北野战军却一再受挫，此后局面一直被动。东北野战军的连续大胜和急剧壮大，分析起来也正是内线作战的胜利。

第二次跃进即千里挺进大别山执行了，原因是毛的强行推行，尽管刘邓、陈粟有不同意见。毛的意图是通过三军经略中原，吸引走陕北、山东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回援，利于我军运动中歼灭。对中原、华东各位诸侯的疑虑，毛则着重强调“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可见，毛采用的是“围魏救赵”的办法，扭转陕北危局。但中原、华东我军依托内线大量歼敌不是比跃进外线吸引敌军更为有效（如鲁西南、孟良崮大捷）？“借刀杀人”（中原我军打大歼灭战迫调陕北敌军）岂不更好？可见，毛的跃进战略，是“扬汤止沸”，远不如中原、华东各诸侯力主内线大量歼敌来调动敌军的“釜底抽薪”。当然，毛还考虑根据地的物资特别是粮食消耗问题，意图到国统区“吃饭”，但事与愿违。

有没有中原、华东我军既能内线大量歼敌而又能“立竿见影”解救陕北危局两全其美的办法呢？有！这就是一度为中央主张、最终却胎死腹中的陈赓兵团西渡黄河加入西北战场的计划。

或许有人说：战争的天时地利和条件的不同，并不能说明第二次跃进的不正确。下面我将分三部分进行回答。因时间限制我只引用部分较权威的文件汇编，许多具体细节不详细描述。我们仔细研究还会发现，毛有关“大转折”的3封极其重要的电报居然没有收进号称权威、庞大达6卷本的《毛军事文集》，而这3封电报可以说是解开“大转折”之谜的关键所在。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为尊者讳”。

一、解放战争初期粟裕提出内线歼敌的方针，改变了东出击外线的初衷，使我军在内线大踏步进退大打歼灭战

1、毛的外线出击计划

1946年6月19日，也就是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前夕，毛对国内形势作了如下分析：“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毛军事文集》，第3卷277页）。

毛决心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南线和北线分别组织几次强大的攻势，歼灭大量敌人，扩大解放区，以此逼迫蒋介石知难而退，恢复国内和平。根据这个决心，他在同中央其他领导人和各战略区领导人多次磋商后，通盘筹划，拟定出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

在毛考虑的南线作战计划被概括为“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即在全面内战后准备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5万人、山东野战军主力5万余人、华中野战军主力4万人，分别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在野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上述作战胜利后，可考虑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军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一线挺进。这是一个大踏步挺进的计划。
毛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计划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毛军事文集》，第3卷284页）。
在北线则提出了一个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准备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毛军事文集》，第3卷305-306页）。

2、粟裕建议依托苏中根据地内线歼敌，毛认为“似有理由”，为苏中“七战七捷”创造了条件

对于毛这种“敌进我进”的跃进战略，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苏中解放区比两淮富裕，又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又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如舍弃根据地不战而去，将严重影响士气民心；华中野战军对苏中情况熟悉，作战易于歼敌取胜。粟裕对华中的情况进行分析后，于6月27日电军委和陈毅，建议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因为在苏中的歼敌条件比较好。

毛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认为粟裕的建议“似有理由”。他当机立断地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毛军事文集》，第3卷320页）；“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毛军事文集》，第3卷340页）。

显然，“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而南的外线出击计划是一个重要修改。从毛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作出这样修正有两个好处：一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二是便于“看出敌人弱点”。这两点，正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初期必须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则。

毛同意粟裕内线歼敌的决策，对整个解放战争初期的进程有着极大的意义。粟裕回忆道：“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这是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对原定战略计划的一次调整，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苏中战役，就是在中央调整战略计划指导下发起的”（《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360页）。

在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下，我军必须通过集中优势兵力大打歼灭战，才能最大限度地削弱敌人，壮大自己。这一点在解放战争中我军的指导方针“十大军事原则”中有着最充分的体现。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打歼灭战，“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十大军事原则中的每一条，都贯穿着打歼灭战的思想。十大军事原则既是人民解放军在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经验中产生的，也是新的战争形势下的产物。

依托根据地内线作战，尽管初期会丢失大片土地和城市，但在敌军占有优势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敌军占地越多，守备兵力就越多，包袱背得越重，机动兵力就越来越少，从而更能创造出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机。依托根据地作战，敌军对我一团漆黑，我对敌人则洞若观火。苏中战役就是这种歼灭战的典范。华中野战军主力就驻扎在离敌重兵防守的海安附近10公里处休整半个月，天天训练、出操、唱歌，敌军竟毫无觉察。结果粟裕指挥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一个半月中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5万多人，被毛誉为歼灭战的典范：“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土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故能取得伟大胜利。”（《毛军事文集》，第3卷438页）。

3、依托内线作战的刘邓大军七战七捷，空前壮大

根据毛确定的“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方针，取得重大胜利的还有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指挥以1、2、3、6纵队为核心的野战军，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等七大战役的胜利，又是一个“七战七捷”，每战都打成歼灭战（属于刘邓指挥的陈赓部队在山西也进行了一系列出色的歼灭战，下面再述）。战争初期刘伯承指挥的机动歼敌，都是依托根据地作战才取得的。其中又以定陶、巨野、甄城战役最为典型。

1946年9月初的定陶战役，国民党军集中14个整编师30万人，东西夹击刘邓主力。刘邓依托内线之利，强行分割从郑州出击的国民党军整编第3师，5天激战将其全歼，随后猛烈扩大战果，共歼敌4个旅1.7万人。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这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

巨野战役，刘伯承曾检讨说是打了一个消耗战，“这种牛犄角式的打法，甚为不智”（《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363页）。其实，巨野战役也是一次歼灭战，虽然歼敌不多（5300人），但打的是国民党军中全美械装备、战斗力最强的“五大主力”中的第5军和整编11师（18军）。虽然没有达成全歼整编11师的初衷，但全歼了该师核心11旅（即构成陈诚“土木系”核心的11师）1个加强团。第5军强攻11天企图解围，也未能突破我阻援部队防线。在同时与国民党军两大主力作战中能全歼其1个加强团，当时在全国各解放区还没有先例。粟裕部在苏中七战七捷后兵力和装备都大大增强（如陶勇的1师发展到全美械装备的1.5万人），但在涟水战役中仍然未能对张灵甫的整编74师达成建制歼灭，最后被迫放弃涟水。东北野战军（当时为东北民主联军）虽然在秀水河子全歼美械装备的13军1个团，但在对付“五大主力”中的新编第1、6军时，仍无便宜可占，如沙岭子战斗集中5倍优势，也未能全歼其1个团，自身伤亡还是敌军3倍（东北野战军第一次全歼“五大主力”1个加强团是在1947年2月23日城子街战斗中，第6纵队歼灭新编第1军新编第30师1个团附师属山炮营共2700人）。刘邓大军在此之前5个月的战争初期同时对抗敌军两大主力时尚能全歼其1个加强团，其战斗力之强确实使敌军任何部队生畏。

巨野战役后，敌军靠拢密集推进，刘邓大军一时无战机可寻，遂避强击弱，向濮阳机动，行至甄城东北时，果断捕捉到国民党军第119旅并迅速予以全歼。此役歼敌9000人，特别是消灭了敌军所谓国防部直属的1个炮兵营，完整缴获美制105毫米榴弹炮8门。当时国民党军“五大主力”，如整编11师，骨干火炮也就是美制105毫米榴弹炮8门。

3个月作战中，正是由于依托根据地的内线作战，才能连打几次大歼灭战，刘邓大军也越打越强，晋冀鲁豫军区总兵力由31万发展到42万，野战军由12万发展到28万，翻了一倍不止；装备依靠缴获大大改善，并成立了1个炮兵旅。

随着内线作战的不断取得胜利，毛一再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的时间，要求南线各军在内线更多地歼灭敌人，为尔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4、毛再次提出外线出击计划，但要求先在内线大量歼敌后再出动，并坚决反对华野分兵，华东野战军以此接连取得震惊全国的空前大捷

4个月战争经验证明，解放军完全有能力战胜优势装备的敌军。凡是依托根据地内线作战的，常能以较小代价取得大歼灭战的胜利；而凡是脱离根据地外线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域作战的，就困难很大，作战不是僵持就是受挫，代价也高。前者如苏中、定陶战役；后者如大同、集宁战役。中央军委有鉴于此，进一步明确了内线作战的方针。1946年11月21日，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指出：过去几个月内消灭了国民党军38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毛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70—80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他要求山东和华中两个野战军“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并指出只要达成这个任务，“就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

山东和华中野战军承担了迎击国民党军中兵力最大、战斗力最强的徐州薛岳集团的重任。此时我军这两大集团就集中优势兵力、内线歼敌的方针是认识一致的，问题是在哪个内线、是集中主力主要依托山东还是华中解放区歼敌。为此，两路诸侯产生尖锐对立，粟裕还一度动摇了内线歼敌的主张、意图主力打出外线。
陈毅的“山东派”主张逐步依托鲁南根据地，伺机打破敌军一路。主要理由是山东根据地无论物产还是群众条件都强于华中；而苏中根据地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敌军势必倾全力夺取。而且苏中战线态势十分不利，华东敌军主力集中在两淮，密集不易分割，一旦全力向东突击，则会切断整个华中解放区而合围我华中主力。粟裕的“华中派”则认为，敌军全力进攻鲁南临沂，正是意图诱我华中主力北上以不战而取华中，随后倾全力对付山东，切不可上当，华中主力绝不过陇海路。

战争的进程判明了两种观点的优劣。由于观点不统一，山东和华中两大野战军尽管领导人合署办公，但实际上各自为战。山东野战军主力分散在两三处，在陇海路南北忽聚忽散，结果两淮没有守住，主力部队如8师等也在泗县战斗中元气大伤。毛对陈毅的指挥十分不满，一度企图调刘伯承的副手徐向前到山东指挥。华中方面粟裕集中主力在涟水抗击张灵甫的整编74师，因力量不足而被迫放弃。面对胶着的局势，粟裕十分焦虑，竟考虑主力西渡运河甚至外线出击津浦线调动敌军，如战斗不利再出大别山打游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立即质疑如此放弃一个老解放区去全新开辟一个新区是否合适，粟裕也觉得此计划太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