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重发2，关于工业酒精的几条流言
一提及工业酒精，总有说法称工业酒精里含有大量的甲醇，这些甲醇是工业生产中的副产物，饮用这样的工业酒精会使人中毒死亡等等，更有甚者，有人声称工业酒精里的甲醇是国家加进去，避免人们将其拿来饮用的。还有一些地方说，工业酒精就是甲醇。
比方说，打开百毒百科的工业酒精词条，开头一段就是：
再跳转到变性酒精词条：
那么这些说法是真的吗？我写这篇文章，讨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国家在工业酒精里添加甲醇以防饮用？
2 工业酒精里含有大量的甲醇，饮用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会致死？
3 合成的工业酒精里的甲醇含量比发酵得到的酒精高？
本文所用资料来源于网络，如有错误欢迎指出。
前一帖又被抽了，似乎是有人举报的。至于举报者和这几天爆吧的关系嘛这还是可以想一下的，
比方说，打开百毒百科的工业酒精词条，开头一段就是：
再跳转到变性酒精词条：
那么这些说法是真的吗？我写这篇文章，讨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国家在工业酒精里添加甲醇以防饮用？
2 工业酒精里含有大量的甲醇，饮用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会致死？
3 合成的工业酒精里的甲醇含量比发酵得到的酒精高？
本文所用资料来源于网络，如有错误欢迎指出。
前一帖又被抽了，似乎是有人举报的。至于举报者和这几天爆吧的关系嘛这还是可以想一下的，
国家在工业酒精里添加甲醇以防饮用？
这事要从禁酒令说起。
1920年，宪法第18条修正案和伏尔斯泰德法生效，从此，制造、售卖和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属于违法行为（不包括消费）。市面上没有合法的酒卖了，但人们对酒的需求没有消减，导致私酒和黑市泛滥。地下酒吧大量出现，仅纽约市，在20年代末就有3万家地下酒吧营业。市面上出现大量擦边球产品，比如刚好0.5%酒精含量的淡啤酒。黑帮参与酒的走私和贩卖，势力迅速壮大。私酿酒厂遍地开花。此外，私酒贩子还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地方。
虽然酒精饮品的生产被禁止，但用于油漆、溶剂、燃料等行业的工业酒精仍然可以销售。自从1853年起，这种酒精中就会加入甲醇或其它变性剂，以免除国家对酒类高昂的税收（1913年，联邦的酒类税收竟占到总的财政收入40%）。工业酒精里的变性剂使其变得有毒、具有不愉快的气味和味道。一般情况下，把变性剂分离的成本和风险比直接购买食用酒精高，但是在禁酒令的年代下，一切都不同了。
在20年代中期，每年大约有6千万加仑（合2.27亿升）的工业酒精失窃。私酒贩子们高薪聘请药剂师——比政府给的要多，将工业酒精中的变性剂除去，从而恢复成可以饮用的酒精。
这种失窃的工业酒精一度成为国家私酒的首要来源，这促使柯立芝政府研制更难被清除的变性剂。
这是一场政府和私酒贩子手下的药剂师的战争。政府尝试了多种配方，如煤油、番木鳖碱、汽油、苯、镉、汞、锌、碘化合物、尼古丁、醚、甲醛、氯仿、樟脑、苯酚、喹啉、丙酮等等，或者，把甲醇的含量提高至10%。最终，政府赢了。这种配方中的甲醇没办法被完全除去。
新的方案一经公布就引起了激烈的反对。著名的禁酒法案推动者，也是这个方案的推手，韦恩·B·维勒（Wayne B. Wheeler）为这个方案辩护时，把明知酒里有毒却去喝的人称为“深思熟虑的自杀”（deliberate suicides），而私酒贩子则是潜在的凶手，他质问：“难道山姆大叔要优先考虑酒鬼的安全吗？”
反对者指责这是“合法的谋杀”，而政府就是从犯。“过去一个私酒贩子杀死了一个禁酒督察时，这个不幸的官员会被编入维勒的烈士名录中。但现在，一个公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甚至维勒的宠物法律也没把买酒视作一种犯罪——被私酒贩子的毒酒杀害时，受害者，在维勒先生看来，是因罪自杀的，一种凶残的道德犯罪，以至于在一个世纪前，这种罪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胸口插上一根棍子。”
这方案在1926年平安夜开始实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某种意义上的。
当天暮色降临时，纽约市的Bellevue医院收治了60名因酒中毒的重病患者，其中8人死亡。两天后，这座城市又有23人因为庆祝节日而死。
公共卫生官员被死亡数字震惊了，“政府知道在酒里下毒不能阻止人们继续饮酒，”纽约市的法医查尔斯·诺里斯（Charles Norris）说“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无视坚持喝酒的人每天都在吸收毒素的事实。美国政府必须对死者背负道义上的责任，虽然在法律上他们并没有责任。”他还指责政府正在加剧对穷人的不平等，因为富人有能力负担起更贵的优质私酒。
1926年，在纽约有1200人因喝毒酒而中毒，其中400人丧命。第二年，这个数字增加到700人。这种数字在每个城市都在发生，导致全国的公共卫生官员愤怒的抗议。反禁酒令的议员号召停止在酒精里下毒的行为，但这一行径直到1933年，第18修正案废止后才得以停止。据估计，联邦这一下毒计划杀死了超过10000人。
（以上内容大部分来自Deborah Blum的文章）
关于这一下毒方案的报道
1926年，约2000人死于酒精。
现在，变性酒精（不同于工业酒精）在美国和欧洲等地方仍有出售，依然是用以规避税收。由于有合法酒的销售，误饮工业酒精的事故就不多了。例如，欧盟在2013年通过的一个变性酒精配方为：
100L纯乙醇，3L异丙醇，3L丁酮，1g的苯酸苄铵酰铵（苦味剂）。
在一些地方，甲醇已经不再是酒精的变性剂。
说了这么久外国的事，我们来说说中国的。
中国唯一对变性乙醇的规定是GB18350-2001变性燃料乙醇，也就是用于车用内燃机的燃料的生物乙醇。它对变性剂的规定是1.96%-4.76%（V/V）的无铅汽油，而甲醇含量低于0.5%（V/V）。在车用乙醇中加变性剂的原因是国家对乙醇汽油的生产有补贴，为了避免补贴的车用乙醇被挪作其它用途，才往乙醇里加入变性剂。
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酒精是不会添加甲醇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14年取消了酒精的消费税（原本为5%，进口改性酒精（燃料用）关税为5%，未改性为40%），在2016年取消了对燃料生物乙醇的补贴。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往酒精里加东西的动机都变小了。
这事要从禁酒令说起。
1920年，宪法第18条修正案和伏尔斯泰德法生效，从此，制造、售卖和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属于违法行为（不包括消费）。市面上没有合法的酒卖了，但人们对酒的需求没有消减，导致私酒和黑市泛滥。地下酒吧大量出现，仅纽约市，在20年代末就有3万家地下酒吧营业。市面上出现大量擦边球产品，比如刚好0.5%酒精含量的淡啤酒。黑帮参与酒的走私和贩卖，势力迅速壮大。私酿酒厂遍地开花。此外，私酒贩子还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地方。
虽然酒精饮品的生产被禁止，但用于油漆、溶剂、燃料等行业的工业酒精仍然可以销售。自从1853年起，这种酒精中就会加入甲醇或其它变性剂，以免除国家对酒类高昂的税收（1913年，联邦的酒类税收竟占到总的财政收入40%）。工业酒精里的变性剂使其变得有毒、具有不愉快的气味和味道。一般情况下，把变性剂分离的成本和风险比直接购买食用酒精高，但是在禁酒令的年代下，一切都不同了。
在20年代中期，每年大约有6千万加仑（合2.27亿升）的工业酒精失窃。私酒贩子们高薪聘请药剂师——比政府给的要多，将工业酒精中的变性剂除去，从而恢复成可以饮用的酒精。
这种失窃的工业酒精一度成为国家私酒的首要来源，这促使柯立芝政府研制更难被清除的变性剂。
这是一场政府和私酒贩子手下的药剂师的战争。政府尝试了多种配方，如煤油、番木鳖碱、汽油、苯、镉、汞、锌、碘化合物、尼古丁、醚、甲醛、氯仿、樟脑、苯酚、喹啉、丙酮等等，或者，把甲醇的含量提高至10%。最终，政府赢了。这种配方中的甲醇没办法被完全除去。
新的方案一经公布就引起了激烈的反对。著名的禁酒法案推动者，也是这个方案的推手，韦恩·B·维勒（Wayne B. Wheeler）为这个方案辩护时，把明知酒里有毒却去喝的人称为“深思熟虑的自杀”（deliberate suicides），而私酒贩子则是潜在的凶手，他质问：“难道山姆大叔要优先考虑酒鬼的安全吗？”
反对者指责这是“合法的谋杀”，而政府就是从犯。“过去一个私酒贩子杀死了一个禁酒督察时，这个不幸的官员会被编入维勒的烈士名录中。但现在，一个公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甚至维勒的宠物法律也没把买酒视作一种犯罪——被私酒贩子的毒酒杀害时，受害者，在维勒先生看来，是因罪自杀的，一种凶残的道德犯罪，以至于在一个世纪前，这种罪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胸口插上一根棍子。”
这方案在1926年平安夜开始实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某种意义上的。
当天暮色降临时，纽约市的Bellevue医院收治了60名因酒中毒的重病患者，其中8人死亡。两天后，这座城市又有23人因为庆祝节日而死。
公共卫生官员被死亡数字震惊了，“政府知道在酒里下毒不能阻止人们继续饮酒，”纽约市的法医查尔斯·诺里斯（Charles Norris）说“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无视坚持喝酒的人每天都在吸收毒素的事实。美国政府必须对死者背负道义上的责任，虽然在法律上他们并没有责任。”他还指责政府正在加剧对穷人的不平等，因为富人有能力负担起更贵的优质私酒。
1926年，在纽约有1200人因喝毒酒而中毒，其中400人丧命。第二年，这个数字增加到700人。这种数字在每个城市都在发生，导致全国的公共卫生官员愤怒的抗议。反禁酒令的议员号召停止在酒精里下毒的行为，但这一行径直到1933年，第18修正案废止后才得以停止。据估计，联邦这一下毒计划杀死了超过10000人。
（以上内容大部分来自Deborah Blum的文章）
关于这一下毒方案的报道
1926年，约2000人死于酒精。
现在，变性酒精（不同于工业酒精）在美国和欧洲等地方仍有出售，依然是用以规避税收。由于有合法酒的销售，误饮工业酒精的事故就不多了。例如，欧盟在2013年通过的一个变性酒精配方为：
100L纯乙醇，3L异丙醇，3L丁酮，1g的苯酸苄铵酰铵（苦味剂）。
在一些地方，甲醇已经不再是酒精的变性剂。
说了这么久外国的事，我们来说说中国的。
中国唯一对变性乙醇的规定是GB18350-2001变性燃料乙醇，也就是用于车用内燃机的燃料的生物乙醇。它对变性剂的规定是1.96%-4.76%（V/V）的无铅汽油，而甲醇含量低于0.5%（V/V）。在车用乙醇中加变性剂的原因是国家对乙醇汽油的生产有补贴，为了避免补贴的车用乙醇被挪作其它用途，才往乙醇里加入变性剂。
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酒精是不会添加甲醇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14年取消了酒精的消费税（原本为5%，进口改性酒精（燃料用）关税为5%，未改性为40%），在2016年取消了对燃料生物乙醇的补贴。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往酒精里加东西的动机都变小了。
国家在工业酒精里添加甲醇以防饮用？
这事要从禁酒令说起。
1920年，宪法第18条修正案和伏尔斯泰德法生效，从此，制造、售卖和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属于违法行为（不包括消费）。市面上没有合法的酒卖了，但人们对酒的需求没有消减，导致私酒和黑市泛滥。地下酒吧大量出现，仅纽约市，在20年代末就有3万家地下酒吧营业。市面上出现大量擦边球产品，比如刚好0.5%酒精含量的淡啤酒。黑帮参与酒的走私和贩卖，势力迅速壮大。私酿酒厂遍地开花。此外，私酒贩子还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地方。
虽然酒精饮品的生产被禁止，但用于油漆、溶剂、燃料等行业的工业酒精仍然可以销售。自从1853年起，这种酒精中就会加入甲醇或其它变性剂，以免除国家对酒类高昂的税收（1913年，联邦的酒类税收竟占到总的财政收入40%）。工业酒精里的变性剂使其变得有毒、具有不愉快的气味和味道。一般情况下，把变性剂分离的成本和风险比直接购买食用酒精高，但是在禁酒令的年代下，一切都不同了。
在20年代中期，每年大约有6千万加仑（合2.27亿升）的工业酒精失窃。私酒贩子们高薪聘请药剂师——比政府给的要多，将工业酒精中的变性剂除去，从而恢复成可以饮用的酒精。
这种失窃的工业酒精一度成为国家私酒的首要来源，这促使柯立芝政府研制更难被清除的变性剂。
这是一场政府和私酒贩子手下的药剂师的战争。政府尝试了多种配方，如煤油、番木鳖碱、汽油、苯、镉、汞、锌、碘化合物、尼古丁、醚、甲醛、氯仿、樟脑、苯酚、喹啉、丙酮等等，或者，把甲醇的含量提高至10%。最终，政府赢了。这种配方中的甲醇没办法被完全除去。
新的方案一经公布就引起了激烈的反对。著名的禁酒法案推动者，也是这个方案的推手，韦恩·B·维勒（Wayne B. Wheeler）为这个方案辩护时，把明知酒里有毒却去喝的人称为“深思熟虑的自杀”（deliberate suicides），而私酒贩子则是潜在的凶手，他质问：“难道山姆大叔要优先考虑酒鬼的安全吗？”
反对者指责这是“合法的谋杀”，而政府就是从犯。“过去一个私酒贩子杀死了一个禁酒督察时，这个不幸的官员会被编入维勒的烈士名录中。但现在，一个公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甚至维勒的宠物法律也没把买酒视作一种犯罪——被私酒贩子的毒酒杀害时，受害者，在维勒先生看来，是因罪自杀的，一种凶残的道德犯罪，以至于在一个世纪前，这种罪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胸口插上一根棍子。”
这方案在1926年平安夜开始实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某种意义上的。
当天暮色降临时，纽约市的Bellevue医院收治了60名因酒中毒的重病患者，其中8人死亡。两天后，这座城市又有23人因为庆祝节日而死。
公共卫生官员被死亡数字震惊了，“政府知道在酒里下毒不能阻止人们继续饮酒，”纽约市的法医查尔斯·诺里斯（Charles Norris）说“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无视坚持喝酒的人每天都在吸收毒素的事实。美国政府必须对死者背负道义上的责任，虽然在法律上他们并没有责任。”他还指责政府正在加剧对穷人的不平等，因为富人有能力负担起更贵的优质私酒。
1926年，在纽约有1200人因喝毒酒而中毒，其中400人丧命。第二年，这个数字增加到700人。这种数字在每个城市都在发生，导致全国的公共卫生官员愤怒的抗议。反禁酒令的议员号召停止在酒精里下毒的行为，但这一行径直到1933年，第18修正案废止后才得以停止。据估计，联邦这一下毒计划杀死了超过10000人。
（以上内容大部分来自Deborah Blum的文章）
关于这一下毒方案的报道
1926年，约2000人死于酒精。
现在，变性酒精（不同于工业酒精）在美国和欧洲等地方仍有出售，依然是用以规避税收。由于有合法酒的销售，误饮工业酒精的事故就不多了。例如，欧盟在2013年通过的一个变性酒精配方为：
100L纯乙醇，3L异丙醇，3L丁酮，1g的苯酸苄铵酰铵（苦味剂）。
在一些地方，甲醇已经不再是酒精的变性剂。
说了这么久外国的事，我们来说说中国的。
中国唯一对变性乙醇的规定是GB18350-2001变性燃料乙醇，也就是用于车用内燃机的燃料的生物乙醇。它对变性剂的规定是1.96%-4.76%（V/V）的无铅汽油，而甲醇含量低于0.5%（V/V）。在车用乙醇中加变性剂的原因是国家对乙醇汽油的生产有补贴，为了避免补贴的车用乙醇被挪作其它用途，才往乙醇里加入变性剂。
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酒精是不会添加甲醇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14年取消了酒精的消费税（原本为5%，进口改性酒精（燃料用）关税为5%，未改性为40%），在2016年取消了对燃料生物乙醇的补贴。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往酒精里加东西的动机都变小了。
这事要从禁酒令说起。
1920年，宪法第18条修正案和伏尔斯泰德法生效，从此，制造、售卖和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属于违法行为（不包括消费）。市面上没有合法的酒卖了，但人们对酒的需求没有消减，导致私酒和黑市泛滥。地下酒吧大量出现，仅纽约市，在20年代末就有3万家地下酒吧营业。市面上出现大量擦边球产品，比如刚好0.5%酒精含量的淡啤酒。黑帮参与酒的走私和贩卖，势力迅速壮大。私酿酒厂遍地开花。此外，私酒贩子还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地方。
虽然酒精饮品的生产被禁止，但用于油漆、溶剂、燃料等行业的工业酒精仍然可以销售。自从1853年起，这种酒精中就会加入甲醇或其它变性剂，以免除国家对酒类高昂的税收（1913年，联邦的酒类税收竟占到总的财政收入40%）。工业酒精里的变性剂使其变得有毒、具有不愉快的气味和味道。一般情况下，把变性剂分离的成本和风险比直接购买食用酒精高，但是在禁酒令的年代下，一切都不同了。
在20年代中期，每年大约有6千万加仑（合2.27亿升）的工业酒精失窃。私酒贩子们高薪聘请药剂师——比政府给的要多，将工业酒精中的变性剂除去，从而恢复成可以饮用的酒精。
这种失窃的工业酒精一度成为国家私酒的首要来源，这促使柯立芝政府研制更难被清除的变性剂。
这是一场政府和私酒贩子手下的药剂师的战争。政府尝试了多种配方，如煤油、番木鳖碱、汽油、苯、镉、汞、锌、碘化合物、尼古丁、醚、甲醛、氯仿、樟脑、苯酚、喹啉、丙酮等等，或者，把甲醇的含量提高至10%。最终，政府赢了。这种配方中的甲醇没办法被完全除去。
新的方案一经公布就引起了激烈的反对。著名的禁酒法案推动者，也是这个方案的推手，韦恩·B·维勒（Wayne B. Wheeler）为这个方案辩护时，把明知酒里有毒却去喝的人称为“深思熟虑的自杀”（deliberate suicides），而私酒贩子则是潜在的凶手，他质问：“难道山姆大叔要优先考虑酒鬼的安全吗？”
反对者指责这是“合法的谋杀”，而政府就是从犯。“过去一个私酒贩子杀死了一个禁酒督察时，这个不幸的官员会被编入维勒的烈士名录中。但现在，一个公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甚至维勒的宠物法律也没把买酒视作一种犯罪——被私酒贩子的毒酒杀害时，受害者，在维勒先生看来，是因罪自杀的，一种凶残的道德犯罪，以至于在一个世纪前，这种罪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胸口插上一根棍子。”
这方案在1926年平安夜开始实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某种意义上的。
当天暮色降临时，纽约市的Bellevue医院收治了60名因酒中毒的重病患者，其中8人死亡。两天后，这座城市又有23人因为庆祝节日而死。
公共卫生官员被死亡数字震惊了，“政府知道在酒里下毒不能阻止人们继续饮酒，”纽约市的法医查尔斯·诺里斯（Charles Norris）说“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无视坚持喝酒的人每天都在吸收毒素的事实。美国政府必须对死者背负道义上的责任，虽然在法律上他们并没有责任。”他还指责政府正在加剧对穷人的不平等，因为富人有能力负担起更贵的优质私酒。
1926年，在纽约有1200人因喝毒酒而中毒，其中400人丧命。第二年，这个数字增加到700人。这种数字在每个城市都在发生，导致全国的公共卫生官员愤怒的抗议。反禁酒令的议员号召停止在酒精里下毒的行为，但这一行径直到1933年，第18修正案废止后才得以停止。据估计，联邦这一下毒计划杀死了超过10000人。
（以上内容大部分来自Deborah Blum的文章）
关于这一下毒方案的报道
1926年，约2000人死于酒精。
现在，变性酒精（不同于工业酒精）在美国和欧洲等地方仍有出售，依然是用以规避税收。由于有合法酒的销售，误饮工业酒精的事故就不多了。例如，欧盟在2013年通过的一个变性酒精配方为：
100L纯乙醇，3L异丙醇，3L丁酮，1g的苯酸苄铵酰铵（苦味剂）。
在一些地方，甲醇已经不再是酒精的变性剂。
说了这么久外国的事，我们来说说中国的。
中国唯一对变性乙醇的规定是GB18350-2001变性燃料乙醇，也就是用于车用内燃机的燃料的生物乙醇。它对变性剂的规定是1.96%-4.76%（V/V）的无铅汽油，而甲醇含量低于0.5%（V/V）。在车用乙醇中加变性剂的原因是国家对乙醇汽油的生产有补贴，为了避免补贴的车用乙醇被挪作其它用途，才往乙醇里加入变性剂。
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酒精是不会添加甲醇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14年取消了酒精的消费税（原本为5%，进口改性酒精（燃料用）关税为5%，未改性为40%），在2016年取消了对燃料生物乙醇的补贴。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往酒精里加东西的动机都变小了。
国家在工业酒精里添加甲醇以防饮用？
这事要从禁酒令说起。
1920年，宪法第18条修正案和伏尔斯泰德法生效，从此，制造、售卖和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属于违法行为（不包括消费）。市面上没有合法的酒卖了，但人们对酒的需求没有消减，导致私酒和黑市泛滥。地下酒吧大量出现，仅纽约市，在20年代末就有3万家地下酒吧营业。市面上出现大量擦边球产品，比如刚好0.5%酒精含量的淡啤酒。黑帮参与酒的走私和贩卖，势力迅速壮大。私酿酒厂遍地开花。此外，私酒贩子还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地方。
虽然酒精饮品的生产被禁止，但用于油漆、溶剂、燃料等行业的工业酒精仍然可以销售。自从1853年起，这种酒精中就会加入甲醇或其它变性剂，以免除国家对酒类高昂的税收（1913年，联邦的酒类税收竟占到总的财政收入40%）。工业酒精里的变性剂使其变得有毒、具有不愉快的气味和味道。一般情况下，把变性剂分离的成本和风险比直接购买食用酒精高，但是在禁酒令的年代下，一切都不同了。
在20年代中期，每年大约有6千万加仑（合2.27亿升）的工业酒精失窃。私酒贩子们高薪聘请药剂师——比政府给的要多，将工业酒精中的变性剂除去，从而恢复成可以饮用的酒精。
这种失窃的工业酒精一度成为国家私酒的首要来源，这促使柯立芝政府研制更难被清除的变性剂。
这是一场政府和私酒贩子手下的药剂师的战争。政府尝试了多种配方，如煤油、番木鳖碱、汽油、苯、镉、汞、锌、碘化合物、尼古丁、醚、甲醛、氯仿、樟脑、苯酚、喹啉、丙酮等等，或者，把甲醇的含量提高至10%。最终，政府赢了。这种配方中的甲醇没办法被完全除去。
新的方案一经公布就引起了激烈的反对。著名的禁酒法案推动者，也是这个方案的推手，韦恩·B·维勒（Wayne B. Wheeler）为这个方案辩护时，把明知酒里有毒却去喝的人称为“深思熟虑的自杀”（deliberate suicides），而私酒贩子则是潜在的凶手，他质问：“难道山姆大叔要优先考虑酒鬼的安全吗？”
反对者指责这是“合法的谋杀”，而政府就是从犯。“过去一个私酒贩子杀死了一个禁酒督察时，这个不幸的官员会被编入维勒的烈士名录中。但现在，一个公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甚至维勒的宠物法律也没把买酒视作一种犯罪——被私酒贩子的毒酒杀害时，受害者，在维勒先生看来，是因罪自杀的，一种凶残的道德犯罪，以至于在一个世纪前，这种罪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胸口插上一根棍子。”
这方案在1926年平安夜开始实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某种意义上的。
当天暮色降临时，纽约市的Bellevue医院收治了60名因酒中毒的重病患者，其中8人死亡。两天后，这座城市又有23人因为庆祝节日而死。
公共卫生官员被死亡数字震惊了，“政府知道在酒里下毒不能阻止人们继续饮酒，”纽约市的法医查尔斯·诺里斯（Charles Norris）说“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无视坚持喝酒的人每天都在吸收毒素的事实。美国政府必须对死者背负道义上的责任，虽然在法律上他们并没有责任。”他还指责政府正在加剧对穷人的不平等，因为富人有能力负担起更贵的优质私酒。
1926年，在纽约有1200人因喝毒酒而中毒，其中400人丧命。第二年，这个数字增加到700人。这种数字在每个城市都在发生，导致全国的公共卫生官员愤怒的抗议。反禁酒令的议员号召停止在酒精里下毒的行为，但这一行径直到1933年，第18修正案废止后才得以停止。据估计，联邦这一下毒计划杀死了超过10000人。
（以上内容大部分来自Deborah Blum的文章）
关于这一下毒方案的报道
1926年，约2000人死于酒精。
现在，变性酒精（不同于工业酒精）在美国和欧洲等地方仍有出售，依然是用以规避税收。由于有合法酒的销售，误饮工业酒精的事故就不多了。例如，欧盟在2013年通过的一个变性酒精配方为：
100L纯乙醇，3L异丙醇，3L丁酮，1g的苯酸苄铵酰铵（苦味剂）。
在一些地方，甲醇已经不再是酒精的变性剂。
说了这么久外国的事，我们来说说中国的。
中国唯一对变性乙醇的规定是GB18350-2001变性燃料乙醇，也就是用于车用内燃机的燃料的生物乙醇。它对变性剂的规定是1.96%-4.76%（V/V）的无铅汽油，而甲醇含量低于0.5%（V/V）。在车用乙醇中加变性剂的原因是国家对乙醇汽油的生产有补贴，为了避免补贴的车用乙醇被挪作其它用途，才往乙醇里加入变性剂。
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酒精是不会添加甲醇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14年取消了酒精的消费税（原本为5%，进口改性酒精（燃料用）关税为5%，未改性为40%），在2016年取消了对燃料生物乙醇的补贴。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往酒精里加东西的动机都变小了。
这事要从禁酒令说起。
1920年，宪法第18条修正案和伏尔斯泰德法生效，从此，制造、售卖和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属于违法行为（不包括消费）。市面上没有合法的酒卖了，但人们对酒的需求没有消减，导致私酒和黑市泛滥。地下酒吧大量出现，仅纽约市，在20年代末就有3万家地下酒吧营业。市面上出现大量擦边球产品，比如刚好0.5%酒精含量的淡啤酒。黑帮参与酒的走私和贩卖，势力迅速壮大。私酿酒厂遍地开花。此外，私酒贩子还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地方。
虽然酒精饮品的生产被禁止，但用于油漆、溶剂、燃料等行业的工业酒精仍然可以销售。自从1853年起，这种酒精中就会加入甲醇或其它变性剂，以免除国家对酒类高昂的税收（1913年，联邦的酒类税收竟占到总的财政收入40%）。工业酒精里的变性剂使其变得有毒、具有不愉快的气味和味道。一般情况下，把变性剂分离的成本和风险比直接购买食用酒精高，但是在禁酒令的年代下，一切都不同了。
在20年代中期，每年大约有6千万加仑（合2.27亿升）的工业酒精失窃。私酒贩子们高薪聘请药剂师——比政府给的要多，将工业酒精中的变性剂除去，从而恢复成可以饮用的酒精。
这种失窃的工业酒精一度成为国家私酒的首要来源，这促使柯立芝政府研制更难被清除的变性剂。
这是一场政府和私酒贩子手下的药剂师的战争。政府尝试了多种配方，如煤油、番木鳖碱、汽油、苯、镉、汞、锌、碘化合物、尼古丁、醚、甲醛、氯仿、樟脑、苯酚、喹啉、丙酮等等，或者，把甲醇的含量提高至10%。最终，政府赢了。这种配方中的甲醇没办法被完全除去。
新的方案一经公布就引起了激烈的反对。著名的禁酒法案推动者，也是这个方案的推手，韦恩·B·维勒（Wayne B. Wheeler）为这个方案辩护时，把明知酒里有毒却去喝的人称为“深思熟虑的自杀”（deliberate suicides），而私酒贩子则是潜在的凶手，他质问：“难道山姆大叔要优先考虑酒鬼的安全吗？”
反对者指责这是“合法的谋杀”，而政府就是从犯。“过去一个私酒贩子杀死了一个禁酒督察时，这个不幸的官员会被编入维勒的烈士名录中。但现在，一个公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甚至维勒的宠物法律也没把买酒视作一种犯罪——被私酒贩子的毒酒杀害时，受害者，在维勒先生看来，是因罪自杀的，一种凶残的道德犯罪，以至于在一个世纪前，这种罪犯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胸口插上一根棍子。”
这方案在1926年平安夜开始实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某种意义上的。
当天暮色降临时，纽约市的Bellevue医院收治了60名因酒中毒的重病患者，其中8人死亡。两天后，这座城市又有23人因为庆祝节日而死。
公共卫生官员被死亡数字震惊了，“政府知道在酒里下毒不能阻止人们继续饮酒，”纽约市的法医查尔斯·诺里斯（Charles Norris）说“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无视坚持喝酒的人每天都在吸收毒素的事实。美国政府必须对死者背负道义上的责任，虽然在法律上他们并没有责任。”他还指责政府正在加剧对穷人的不平等，因为富人有能力负担起更贵的优质私酒。
1926年，在纽约有1200人因喝毒酒而中毒，其中400人丧命。第二年，这个数字增加到700人。这种数字在每个城市都在发生，导致全国的公共卫生官员愤怒的抗议。反禁酒令的议员号召停止在酒精里下毒的行为，但这一行径直到1933年，第18修正案废止后才得以停止。据估计，联邦这一下毒计划杀死了超过10000人。
（以上内容大部分来自Deborah Blum的文章）
关于这一下毒方案的报道
1926年，约2000人死于酒精。
现在，变性酒精（不同于工业酒精）在美国和欧洲等地方仍有出售，依然是用以规避税收。由于有合法酒的销售，误饮工业酒精的事故就不多了。例如，欧盟在2013年通过的一个变性酒精配方为：
100L纯乙醇，3L异丙醇，3L丁酮，1g的苯酸苄铵酰铵（苦味剂）。
在一些地方，甲醇已经不再是酒精的变性剂。
说了这么久外国的事，我们来说说中国的。
中国唯一对变性乙醇的规定是GB18350-2001变性燃料乙醇，也就是用于车用内燃机的燃料的生物乙醇。它对变性剂的规定是1.96%-4.76%（V/V）的无铅汽油，而甲醇含量低于0.5%（V/V）。在车用乙醇中加变性剂的原因是国家对乙醇汽油的生产有补贴，为了避免补贴的车用乙醇被挪作其它用途，才往乙醇里加入变性剂。
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酒精是不会添加甲醇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14年取消了酒精的消费税（原本为5%，进口改性酒精（燃料用）关税为5%，未改性为40%），在2016年取消了对燃料生物乙醇的补贴。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往酒精里加东西的动机都变小了。
工业酒精里含有大量的甲醇，饮用工业酒精勾兑的假酒会致死？
不对，但可能有时候是对的。
既然中国不会往酒精里加甲醇，那就要规定甲醇的含量。
酿酒原料中的果胶质是产品中甲醇的主要来源，主要存在于原料的表皮中。含果胶丰富的水果、薯类发酵产物在蒸煮和蒸馏的过程中，果胶质水解产生大量甲醇。在薯干原料蒸煮产生的二次蒸汽中，甲醇含量可高达1400pm。因此，每次提高食用酒精的标准时，用薯类原料的酒精工厂都面临着甲醇超标的问题。而用糖蜜等发酵生产的酒精中甲醇含量较少。
根据GB/T 394.1-2008工业酒精的规定，发酵法生产的优级、一级、二级工业酒精中的甲醇含量分别小于等于0.8、1.2、2.0g/L，而淡黄色的粗酒精中甲醇含量应小于等于8.0g/L。
这个量多不多呢？和GB 10343-2008食用酒精（下图）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和普通级食品酒精的150mg/L相差确实有点远。也超出了GB 2757-2012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白酒和勾兑酒）中规定粮谷类饮料酒中0.6g/L的要求，但用粮谷类以外的原料（薯类、水果、乳类）酿造的蒸馏酒的标准是2.0g/L（都是按100酒精度计），与二级工业酒精含量相等。
多乎哉？不多也。和致死量比较起来，这个量不算太多。甲醇对于人的最低致死量为0.3-1g/kg，也就是说一个50kg的成年人，其最低致死量是15g。此外，醇类互相具有竞争作用，高浓度的乙醇会抑制甲醇的急性毒性。所以，就算一个人喝粗酒精，也要喝近2L，其甲醇摄入量才达到最低致死量，大部分人是难以喝到这个剂量的。所以，要是假酒贩子老老实实用合格的工业酒精来兑酒，其实很难被发现。
在世界各地，都曾经有私酿的蒸馏酒出售。这些劣质的烧酒因其蒸馏工艺简陋，无法完全除去甲醇和杂醇油。这些酒容易使人上头和醉酒，慢性积累的甲醇也更容易让酗酒的人产生酒精中毒症状。工业酒精勾兑的酒和这些比起来不过是半斤八两。
但是全国都曾有工业酒精兑假酒喝死人的报道，难道这些都是假的？
确实都是假的。
一直以来，甲醇的价格都比乙醇便宜一半以上，而且二者气味相近。这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各地都有人将甲醇混入工业酒精中销售，更有人直接用甲醇冒充工业酒精。这种行为在80到90年代泛滥成灾，甚至导致了工业酒精的标示混乱。工业酒精的称呼混乱，又更助长了不法分子的行为。一桶标着工业酒精的液体，不仅可能是酒精、混有甲醇的乙醇、甲醇，还可能是混合醇或者酒精厂的馏头和馏尾。这些假冒的工业酒精被用于清洗剂、溶剂等各个方面，更有人购入这种原料用于勾兑假酒。导致接触、饮用的人中毒的报道不计其数。
1998年，广东省抽查了99批次的工业酒精，发现仅4批合格，其余大部分都是高浓度的甲醇溶液；2000年，梧州苍梧发生甲醇中毒事故，当地立即抽查了14批工业酒精，发现有9批是高浓度甲醇。
1985年，成都市发生一起假酒中毒案件，导致42人中毒，21人死亡。调查人员抽查了勾兑白酒所用的“工业酒精”，发现甲醇含量在38.7-78.2g/100ml之间，含量最高者基本就是纯甲醇。1999年，湖南一村民误将家中的工业酒精取出待客，导致20人中毒，4人死亡。检测其“工业酒精”后发现甲醇含量为43.08g/100ml。
一半以上都是甲醇，这算哪门子的工业酒精？媒体在报道时，也习以为常地把勾兑的原料称作工业酒精，进一步导致了名称的混乱。既然社会都有工业酒精含甲醇的共识，不法分子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这些假冒的工业酒精不仅毒死了人，有时候还毒害了化工厂的设备。2002年，一家化工厂就因为误购入高浓度甲醇的假冒工业酒精，导致工厂停产。显然，用乙醇制造的乙醛、乙醚、乙酸乙酯等是不可能通过甲醇生产出来的。
如今随着监管的加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假冒工业酒精引起中毒的事例已经难以见到，也是时候在观念上让工业酒精做回酒精，也别老是把锅扣在国家头上了。
顺便一提，医用酒精不是工业酒精，根据GB 26373-2010 乙醇消毒剂卫生标准，配方中使用的乙醇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二部×2010年版)中“乙醇”的要求;以食用乙醇为原料的应符合GB10343的要求，就是食用酒精的标准。
不对，但可能有时候是对的。
既然中国不会往酒精里加甲醇，那就要规定甲醇的含量。
酿酒原料中的果胶质是产品中甲醇的主要来源，主要存在于原料的表皮中。含果胶丰富的水果、薯类发酵产物在蒸煮和蒸馏的过程中，果胶质水解产生大量甲醇。在薯干原料蒸煮产生的二次蒸汽中，甲醇含量可高达1400pm。因此，每次提高食用酒精的标准时，用薯类原料的酒精工厂都面临着甲醇超标的问题。而用糖蜜等发酵生产的酒精中甲醇含量较少。
根据GB/T 394.1-2008工业酒精的规定，发酵法生产的优级、一级、二级工业酒精中的甲醇含量分别小于等于0.8、1.2、2.0g/L，而淡黄色的粗酒精中甲醇含量应小于等于8.0g/L。
这个量多不多呢？和GB 10343-2008食用酒精（下图）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和普通级食品酒精的150mg/L相差确实有点远。也超出了GB 2757-2012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白酒和勾兑酒）中规定粮谷类饮料酒中0.6g/L的要求，但用粮谷类以外的原料（薯类、水果、乳类）酿造的蒸馏酒的标准是2.0g/L（都是按100酒精度计），与二级工业酒精含量相等。
多乎哉？不多也。和致死量比较起来，这个量不算太多。甲醇对于人的最低致死量为0.3-1g/kg，也就是说一个50kg的成年人，其最低致死量是15g。此外，醇类互相具有竞争作用，高浓度的乙醇会抑制甲醇的急性毒性。所以，就算一个人喝粗酒精，也要喝近2L，其甲醇摄入量才达到最低致死量，大部分人是难以喝到这个剂量的。所以，要是假酒贩子老老实实用合格的工业酒精来兑酒，其实很难被发现。
在世界各地，都曾经有私酿的蒸馏酒出售。这些劣质的烧酒因其蒸馏工艺简陋，无法完全除去甲醇和杂醇油。这些酒容易使人上头和醉酒，慢性积累的甲醇也更容易让酗酒的人产生酒精中毒症状。工业酒精勾兑的酒和这些比起来不过是半斤八两。
但是全国都曾有工业酒精兑假酒喝死人的报道，难道这些都是假的？
确实都是假的。
一直以来，甲醇的价格都比乙醇便宜一半以上，而且二者气味相近。这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各地都有人将甲醇混入工业酒精中销售，更有人直接用甲醇冒充工业酒精。这种行为在80到90年代泛滥成灾，甚至导致了工业酒精的标示混乱。工业酒精的称呼混乱，又更助长了不法分子的行为。一桶标着工业酒精的液体，不仅可能是酒精、混有甲醇的乙醇、甲醇，还可能是混合醇或者酒精厂的馏头和馏尾。这些假冒的工业酒精被用于清洗剂、溶剂等各个方面，更有人购入这种原料用于勾兑假酒。导致接触、饮用的人中毒的报道不计其数。
1998年，广东省抽查了99批次的工业酒精，发现仅4批合格，其余大部分都是高浓度的甲醇溶液；2000年，梧州苍梧发生甲醇中毒事故，当地立即抽查了14批工业酒精，发现有9批是高浓度甲醇。
1985年，成都市发生一起假酒中毒案件，导致42人中毒，21人死亡。调查人员抽查了勾兑白酒所用的“工业酒精”，发现甲醇含量在38.7-78.2g/100ml之间，含量最高者基本就是纯甲醇。1999年，湖南一村民误将家中的工业酒精取出待客，导致20人中毒，4人死亡。检测其“工业酒精”后发现甲醇含量为43.08g/100ml。
一半以上都是甲醇，这算哪门子的工业酒精？媒体在报道时，也习以为常地把勾兑的原料称作工业酒精，进一步导致了名称的混乱。既然社会都有工业酒精含甲醇的共识，不法分子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这些假冒的工业酒精不仅毒死了人，有时候还毒害了化工厂的设备。2002年，一家化工厂就因为误购入高浓度甲醇的假冒工业酒精，导致工厂停产。显然，用乙醇制造的乙醛、乙醚、乙酸乙酯等是不可能通过甲醇生产出来的。
如今随着监管的加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假冒工业酒精引起中毒的事例已经难以见到，也是时候在观念上让工业酒精做回酒精，也别老是把锅扣在国家头上了。
顺便一提，医用酒精不是工业酒精，根据GB 26373-2010 乙醇消毒剂卫生标准，配方中使用的乙醇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二部×2010年版)中“乙醇”的要求;以食用乙醇为原料的应符合GB10343的要求，就是食用酒精的标准。
合成的工业酒精里的甲醇含量比发酵得到的酒精高？
这是完全错误的。
上面讲工业酒精标准时提到，那个标准适用于【发酵法】生产的酒精。为什么不包括合成的酒精呢？
因为合成的工业酒精几乎就不含甲醇。使用乙烯水合法制乙醇的过程中，大部分的乙烯转化为乙醇，而主要的副产物是二碳及四碳的分子（乙醚、乙醛、丁醛、丁烯等）。
国标（GB 6820-1992 工业合成乙醇）关于合成乙醇的标准中甲醇的限量也非常低，仅为0.02%（V/V，优等品）和0.03%（V/V。一等品），相当于0.16g/L和0.24g/L，虽然比食品级高那么一点，但远比发酵法工业酒精的低，而其它指标例如杂醇油、乙醛、乙酸等，合成乙醇都能达到发酵法一级工业酒精标准。
合成乙醇的大多数指标都与发酵酒精相当甚至优于发酵酒精，但为什么食用酒精只能采用发酵法制造呢？可能源于对工业产品的担心，更深的心理方面考量可以去请教崔永元，他应当能给出信服的答案。
完
这是完全错误的。
上面讲工业酒精标准时提到，那个标准适用于【发酵法】生产的酒精。为什么不包括合成的酒精呢？
因为合成的工业酒精几乎就不含甲醇。使用乙烯水合法制乙醇的过程中，大部分的乙烯转化为乙醇，而主要的副产物是二碳及四碳的分子（乙醚、乙醛、丁醛、丁烯等）。
国标（GB 6820-1992 工业合成乙醇）关于合成乙醇的标准中甲醇的限量也非常低，仅为0.02%（V/V，优等品）和0.03%（V/V。一等品），相当于0.16g/L和0.24g/L，虽然比食品级高那么一点，但远比发酵法工业酒精的低，而其它指标例如杂醇油、乙醛、乙酸等，合成乙醇都能达到发酵法一级工业酒精标准。
合成乙醇的大多数指标都与发酵酒精相当甚至优于发酵酒精，但为什么食用酒精只能采用发酵法制造呢？可能源于对工业产品的担心，更深的心理方面考量可以去请教崔永元，他应当能给出信服的答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