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报中的玄机--从多角度审视宋王朝的边报功状
捷报中的玄机--从多角度审视宋王朝的边报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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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对于战争史研究来说，军方的战报无疑是一类重要史料，它能提供关于战争规模、战局态势、甚至战略战术方面的许多信息。理论上讲确是如此，不过现实中的情况远没有这么单纯。在战争中，将领为了晋升嘉奖，军方政界则为了宣传需要，都会在战报上作文章，比如虚增敌军兵力、伤亡、被俘数字就是惯常做法。关于此类做法的普遍性，在此不妨先以离我们尚不远的抗日战争为例略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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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抗战以来，各高级长官所极力宣传之台儿庄胜利、湘北几次大捷等等，无一不夸张。中央明知之，然不便予以揭穿，只好因时乘势，推波助澜，借以振励士气，安慰人民。】（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1942年8月21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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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我军战报，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用以扩大影响。但此种办法，对群众为不忠实，对党内造成虚假作风，对敌人则引起轻视，对外界则引起怀疑。】（1944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致八路军总部等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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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张发奎上将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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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中方是如此，抗战中对手日军的战报同样普遍作了夸张。事实上，世界交战各国的情形大抵类似，官方战报中的数字一般均不可信。显然，对于研究分析战争的后人来说，此时战报就不具备本来应有的价值，盲目采信之下，反而会对战争史实的判断造成误导和干扰。
战争中的规律古今通用，以今推古，上述情形在古代战争中亦必属常态。只是限于史料缺乏，尤其在古史中非常缺少当事人的私人信件、日记之类的一手材料（它们具私密性，无涉官方宣传），使得古代战报更难作具体辨析。但这并不表示这一规律在古代不适用。正如宋代史家赵甡之曾言：【观腾报之功状，考一时之记录，莫不张其声势，大其功伐，皆不可取信】。又如更晚近的，军人出身的李则芬（黄埔五期，1943年任第5师师长，48年任98军副军长）自然更明了战报中的奥秘，他在晚年治史时也曾谈及：【当事人称功，必有所夸大，宋人最甚】。此皆为明证。
自宋代起，古史的丰富程度上了一个台阶，因而使具体辨析战报的真实性变得相对容易。本文就尝试从多角度来审视宋王朝的边报功状，考察它们的真实度、可靠度。然后试着将古战报中呈现出的问题与近现代的同类做些比较，最后再反思一下当下盲信战报这种做法对战史研究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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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对于战争史研究来说，军方的战报无疑是一类重要史料，它能提供关于战争规模、战局态势、甚至战略战术方面的许多信息。理论上讲确是如此，不过现实中的情况远没有这么单纯。在战争中，将领为了晋升嘉奖，军方政界则为了宣传需要，都会在战报上作文章，比如虚增敌军兵力、伤亡、被俘数字就是惯常做法。关于此类做法的普遍性，在此不妨先以离我们尚不远的抗日战争为例略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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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抗战以来，各高级长官所极力宣传之台儿庄胜利、湘北几次大捷等等，无一不夸张。中央明知之，然不便予以揭穿，只好因时乘势，推波助澜，借以振励士气，安慰人民。】（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1942年8月21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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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我军战报，多年沿用加倍数目发表的办法，用以扩大影响。但此种办法，对群众为不忠实，对党内造成虚假作风，对敌人则引起轻视，对外界则引起怀疑。】（1944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致八路军总部等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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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张发奎上将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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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中方是如此，抗战中对手日军的战报同样普遍作了夸张。事实上，世界交战各国的情形大抵类似，官方战报中的数字一般均不可信。显然，对于研究分析战争的后人来说，此时战报就不具备本来应有的价值，盲目采信之下，反而会对战争史实的判断造成误导和干扰。
战争中的规律古今通用，以今推古，上述情形在古代战争中亦必属常态。只是限于史料缺乏，尤其在古史中非常缺少当事人的私人信件、日记之类的一手材料（它们具私密性，无涉官方宣传），使得古代战报更难作具体辨析。但这并不表示这一规律在古代不适用。正如宋代史家赵甡之曾言：【观腾报之功状，考一时之记录，莫不张其声势，大其功伐，皆不可取信】。又如更晚近的，军人出身的李则芬（黄埔五期，1943年任第5师师长，48年任98军副军长）自然更明了战报中的奥秘，他在晚年治史时也曾谈及：【当事人称功，必有所夸大，宋人最甚】。此皆为明证。
自宋代起，古史的丰富程度上了一个台阶，因而使具体辨析战报的真实性变得相对容易。本文就尝试从多角度来审视宋王朝的边报功状，考察它们的真实度、可靠度。然后试着将古战报中呈现出的问题与近现代的同类做些比较，最后再反思一下当下盲信战报这种做法对战史研究的消极影响。
考证思路与方法
研究近现代战争，高层内部的机密文件及知情人不公开的私人记录尤为重要（就如上引的日记、电文等）。遗憾的是这些东西在存世的宋代史料中几乎没有，不过，宋人的奏议文集却能部分起到替代作用。因为奏议为大臣议论时事而作，不是为了宣传或为后人预作的。其中论及的战事，或有为尊者讳而将败绩加以遮掩的可能。但反之，文人言兵虽多夸张的形容，却不致颠覆性地将胜诋为败，因为这样做徒然是往朝廷、主上脸上抹黑罢了，既无用又不讨好。所以大臣奏议中提及的军事失利往往比胜捷更为可靠，可证伪一些虚假的捷报。这一法则，对于君主的言谈也同样适用。
此外，官史传记中也有可取之处。宋朝修史，臣僚传记皆取材于其子孙上呈史馆的行状、墓碑志等家传系统的文章。这类材料虽源出事主私家，但与个人用以抒情备忘的日记不同，其目的是宣扬自家人的功绩以传布于后世。正如宋人涧上闲谈所言：【若志状，则全是本家子孙门人掩恶溢美之辞】，故难免颇多虚言，其中所载战事不乏较官方战报更为夸张者。可尽管如此，仍有少数传记中会不同程度地透露出来自当事人一方的实言。所以当传记中记载的战绩较官方战报为逊色时，理应是较接近事实的（虽然或仍有夸大）。如此判定的理由很显然，因为事主的子孙不会隐漏、贬低其先人的战功，而只可能为其加码。
对于一些决定性战役，时人与后人的评论亦可用于核实当初的战报。因为战役之所以具决定性，是由于它决定了历史走向，影响深远，即使官方刻意隐瞒事实，大多也是徒劳（反倒是某些非决定性的小战役，官方战报容易成功欺众）。最明显的实例，如宋太宗高粱河之败，虽然宋朝官史皆隐其败绩，然而纸包不住火，宋人私家著作中多有提及，乃至元人修宋史时也不得不承认。
比对交战双方的记录无疑也至关重要。虽然敌方的官史同样难免扬胜讳败，但还是好过只听取一面之词。且可以从敌方记录中寻找那些不直接牵涉胜负的间接性证据，从侧面来验证战报是否属实。比如战报宣称大捷，然而敌方却大踏步挺进，这捷报无疑就问题很大。
最后，除以上这些史料方面的论证方法外，还有就是运用一切军事科学规律，诸如后勤补给、战场地形、季节气候等等因素去推理论证。
研究近现代战争，高层内部的机密文件及知情人不公开的私人记录尤为重要（就如上引的日记、电文等）。遗憾的是这些东西在存世的宋代史料中几乎没有，不过，宋人的奏议文集却能部分起到替代作用。因为奏议为大臣议论时事而作，不是为了宣传或为后人预作的。其中论及的战事，或有为尊者讳而将败绩加以遮掩的可能。但反之，文人言兵虽多夸张的形容，却不致颠覆性地将胜诋为败，因为这样做徒然是往朝廷、主上脸上抹黑罢了，既无用又不讨好。所以大臣奏议中提及的军事失利往往比胜捷更为可靠，可证伪一些虚假的捷报。这一法则，对于君主的言谈也同样适用。
此外，官史传记中也有可取之处。宋朝修史，臣僚传记皆取材于其子孙上呈史馆的行状、墓碑志等家传系统的文章。这类材料虽源出事主私家，但与个人用以抒情备忘的日记不同，其目的是宣扬自家人的功绩以传布于后世。正如宋人涧上闲谈所言：【若志状，则全是本家子孙门人掩恶溢美之辞】，故难免颇多虚言，其中所载战事不乏较官方战报更为夸张者。可尽管如此，仍有少数传记中会不同程度地透露出来自当事人一方的实言。所以当传记中记载的战绩较官方战报为逊色时，理应是较接近事实的（虽然或仍有夸大）。如此判定的理由很显然，因为事主的子孙不会隐漏、贬低其先人的战功，而只可能为其加码。
对于一些决定性战役，时人与后人的评论亦可用于核实当初的战报。因为战役之所以具决定性，是由于它决定了历史走向，影响深远，即使官方刻意隐瞒事实，大多也是徒劳（反倒是某些非决定性的小战役，官方战报容易成功欺众）。最明显的实例，如宋太宗高粱河之败，虽然宋朝官史皆隐其败绩，然而纸包不住火，宋人私家著作中多有提及，乃至元人修宋史时也不得不承认。
比对交战双方的记录无疑也至关重要。虽然敌方的官史同样难免扬胜讳败，但还是好过只听取一面之词。且可以从敌方记录中寻找那些不直接牵涉胜负的间接性证据，从侧面来验证战报是否属实。比如战报宣称大捷，然而敌方却大踏步挺进，这捷报无疑就问题很大。
最后，除以上这些史料方面的论证方法外，还有就是运用一切军事科学规律，诸如后勤补给、战场地形、季节气候等等因素去推理论证。
第一章：雪耻的代价！宋军面相之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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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对外军事弱势地位始于何时？多数人可能都会认为是始于宋太宗首次伐燕大败。会有此看法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从整体战略态势看，宋军完全丧失了主动权。辽军则转守为攻，于979年冬、980年春、冬、981年春、夏、秋、982年夏接连发起了一系列进攻（攻势最终以辽景宗病逝而画上休止符）。
不过有趣的是，如果从这一时期的宋军战报入手，很容易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因为据报，宋军不断大败辽军，光是不完全的累计斩首数字就高达二万二千级以上（按理辽军总的伤、亡、被俘数字至少当数倍于此数，实际上有宋方史料宣称979年冬的满城会战一次就俘三万）。光从数字上看，宋军是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辽军则似乎是强行忍受惨重损失，疯狂持续着攻势。
当年的辽军果真如此不可思议的愈败愈勇吗？一度心向和平的辽景宗（曾主动与宋太祖缔结盟约）果真不惜一切代价与宋朝死斗到底吗？下面就选取这期间几次主要战役的宋军战报，具体来解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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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对外军事弱势地位始于何时？多数人可能都会认为是始于宋太宗首次伐燕大败。会有此看法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从整体战略态势看，宋军完全丧失了主动权。辽军则转守为攻，于979年冬、980年春、冬、981年春、夏、秋、982年夏接连发起了一系列进攻（攻势最终以辽景宗病逝而画上休止符）。
不过有趣的是，如果从这一时期的宋军战报入手，很容易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因为据报，宋军不断大败辽军，光是不完全的累计斩首数字就高达二万二千级以上（按理辽军总的伤、亡、被俘数字至少当数倍于此数，实际上有宋方史料宣称979年冬的满城会战一次就俘三万）。光从数字上看，宋军是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辽军则似乎是强行忍受惨重损失，疯狂持续着攻势。
当年的辽军果真如此不可思议的愈败愈勇吗？一度心向和平的辽景宗（曾主动与宋太祖缔结盟约）果真不惜一切代价与宋朝死斗到底吗？下面就选取这期间几次主要战役的宋军战报，具体来解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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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满城之役
979年，宋军从幽州城下败归的当年，辽军随即发动了一次冬季攻势。其兵分两路出击：西路由耶律善补统辽南京兵马，攻宋代、岚、府等州以为牵制；而东路则由韩匡嗣领军，经由长城口，沿西山下的平原一路南侵，最终与宋军会战于满城以北的徐河附近。虽然此战宋辽双方记载的交战过程存在一定分歧，但结果一致，即辽军败北。而宋人留下的此战简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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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南又言：破数万众，斩首万余级，获橐驼五十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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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报当是宋朝关南部署司向宋廷的申报之缩略版，虽极简，但仍交代了大致的敌方兵力和战果数字。当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斩首万余级”这个惊人数字了。这就先来看看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
首先，此数堪称唐末五代契丹崛起以来在一次会战中遭受的最惨重损失。如果寻找个对等的参照案例，那么其大致与唐李靖灭东突厥之役的斩首数相当。注意，李靖此役是突袭了突厥可汗的驻牧地，俘获了几乎整个部落，才有此战果（且未必不存夸大的可能）。而在一般野战中，因为合围毕竟很少发生，击溃战多数败兵还是会跑掉，因此即使在以步兵为主的冷兵器作战样式下，失败一方的实际阵亡数字通常不大。比如秦商鞅制定的严格军律就将野战斩首二千级定为军赏的最高级别，就是最好的证明。而游牧民族的骑兵更擅长脱逃，他们大都一人配备多匹坐骑，一旦不利则分散逃遁。其相较于步兵，自又不可等同视之。故明制甚至将与蒙古骑兵作战斩首一百一十级定为大功，并于御前宣捷称贺。1860年的八里桥之战算是传统游牧骑兵的落幕战，当时英法联军占有跨时代的压倒性优势，然而据联军参谋的估算，清军此战伤亡亦不过一千余人。此皆可证歼灭游牧骑兵的困难性。宋时的契丹人正是典型的游牧骑兵，而从此战双方的记载看，辽军并没有被围，仅被击溃，怎会发生被斩首达一万级的灾难？此数明显相当可疑（如果算上另一些史料提到的俘获数就更离谱）。
除了从一般军事规律去推断，相关史料方面也并非没有端倪。宋会要中就保存了一段记录，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以上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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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绥路马步军都总管王超、延州马步军都总管范廷召等各遣入内高品岑保正、入内高品贾继隆等走马入奏：两路大军入贼界，到乌白池会合，掩杀蕃贼五千余人，生获二千余人，杀来慕军主一十人，乞啰指挥使二十余人，获马二千匹，衣甲、器械、粮储、老幼极多。蕃部溃散，贼首李继迁遁走。今月二日，兵马各分屯沿边。........时帝闻之，谓傅潜等曰：朕授将帅方略，至于合战还师之期悉如所料，但不尽遵，致漏此小贼。况自即位，未尝如此杀戮夷狄，盖事不可容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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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史料记的是多年后宋太宗出兵讨伐党项首领李继迁之事，前半段是宋军将领的捷书，后半段是太宗本人得报后对近臣发表的评论。皇帝在志得意满之下，无意中亲口脱出了一个真相，即：自从他即位以来，在对外族征战中未尝有过杀敌五千的纪录。依此，则之前满城会战所谓的斩首万余自然也就是不曾有过的事，真实战果数字显然要低于五千之数。
宋太宗作为最高统帅（而且是个严密监控着前方将领的统帅），对于过往那些胜捷中的虚报和夸大宣传当然是心知肚明的（其本人或也在其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其亲信傅潜谈论时更无需再小心掩饰。所以皇帝的这番评语当可看作是高层知情人一时不经意间吐露出的实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以上这个捷报本身亦不实，此番宋军其实是以败还，不过这是后话了。
979年，宋军从幽州城下败归的当年，辽军随即发动了一次冬季攻势。其兵分两路出击：西路由耶律善补统辽南京兵马，攻宋代、岚、府等州以为牵制；而东路则由韩匡嗣领军，经由长城口，沿西山下的平原一路南侵，最终与宋军会战于满城以北的徐河附近。虽然此战宋辽双方记载的交战过程存在一定分歧，但结果一致，即辽军败北。而宋人留下的此战简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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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南又言：破数万众，斩首万余级，获橐驼五十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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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报当是宋朝关南部署司向宋廷的申报之缩略版，虽极简，但仍交代了大致的敌方兵力和战果数字。当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斩首万余级”这个惊人数字了。这就先来看看这一数字意味着什么。
首先，此数堪称唐末五代契丹崛起以来在一次会战中遭受的最惨重损失。如果寻找个对等的参照案例，那么其大致与唐李靖灭东突厥之役的斩首数相当。注意，李靖此役是突袭了突厥可汗的驻牧地，俘获了几乎整个部落，才有此战果（且未必不存夸大的可能）。而在一般野战中，因为合围毕竟很少发生，击溃战多数败兵还是会跑掉，因此即使在以步兵为主的冷兵器作战样式下，失败一方的实际阵亡数字通常不大。比如秦商鞅制定的严格军律就将野战斩首二千级定为军赏的最高级别，就是最好的证明。而游牧民族的骑兵更擅长脱逃，他们大都一人配备多匹坐骑，一旦不利则分散逃遁。其相较于步兵，自又不可等同视之。故明制甚至将与蒙古骑兵作战斩首一百一十级定为大功，并于御前宣捷称贺。1860年的八里桥之战算是传统游牧骑兵的落幕战，当时英法联军占有跨时代的压倒性优势，然而据联军参谋的估算，清军此战伤亡亦不过一千余人。此皆可证歼灭游牧骑兵的困难性。宋时的契丹人正是典型的游牧骑兵，而从此战双方的记载看，辽军并没有被围，仅被击溃，怎会发生被斩首达一万级的灾难？此数明显相当可疑（如果算上另一些史料提到的俘获数就更离谱）。
除了从一般军事规律去推断，相关史料方面也并非没有端倪。宋会要中就保存了一段记录，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以上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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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绥路马步军都总管王超、延州马步军都总管范廷召等各遣入内高品岑保正、入内高品贾继隆等走马入奏：两路大军入贼界，到乌白池会合，掩杀蕃贼五千余人，生获二千余人，杀来慕军主一十人，乞啰指挥使二十余人，获马二千匹，衣甲、器械、粮储、老幼极多。蕃部溃散，贼首李继迁遁走。今月二日，兵马各分屯沿边。........时帝闻之，谓傅潜等曰：朕授将帅方略，至于合战还师之期悉如所料，但不尽遵，致漏此小贼。况自即位，未尝如此杀戮夷狄，盖事不可容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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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史料记的是多年后宋太宗出兵讨伐党项首领李继迁之事，前半段是宋军将领的捷书，后半段是太宗本人得报后对近臣发表的评论。皇帝在志得意满之下，无意中亲口脱出了一个真相，即：自从他即位以来，在对外族征战中未尝有过杀敌五千的纪录。依此，则之前满城会战所谓的斩首万余自然也就是不曾有过的事，真实战果数字显然要低于五千之数。
宋太宗作为最高统帅（而且是个严密监控着前方将领的统帅），对于过往那些胜捷中的虚报和夸大宣传当然是心知肚明的（其本人或也在其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其亲信傅潜谈论时更无需再小心掩饰。所以皇帝的这番评语当可看作是高层知情人一时不经意间吐露出的实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以上这个捷报本身亦不实，此番宋军其实是以败还，不过这是后话了。
（二）雁门之役
980年春，辽军自去年冬败于满城之后又再卷土重来，攻宋代州雁門塞。此战宋将潘美的战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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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代州潘美言：契丹十萬眾寇雁門塞，聚兵分水嶺。臣令楊業、董思愿、侯美、鄭昭達等率在外軍士救应，与斗，大败之，殺偽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生擒馬步軍都指揮使李重誨，獲其鎧甲、軍眾、銀牌、印記、戎器甚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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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美虽没有报具体战果数字，但却宣称大败十万辽军。依此报，宋军是在西部战区挫败了敌人以倾国之力发动的一轮猛攻，似乎比去年东路宋军所获得的胜利更值得夸耀。可是，这场大捷却与诸多军事规律相违背。
首先，战事发生于农历春三月，北地正是“旧草已朽，新草未生”之际，此时马匹最为虚弱，是一年中对游牧骑兵最为不利的时节，根本难以想象辽人能在此时发起大规模攻势，秋冬大举才符合游牧民族的用兵规律。
其次，辽军于979年冬和980年冬，分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冬季攻势（后者为辽主亲征），辽史中也已具载；而此次所谓的雁门大战却是夹在这两次大攻势之间，在辽史中却踪影全无。辽军并非是一支常备军，部落民兵是战时从各地聚集起来的，不太可能如此频繁地大规模动员。
最后，代州雁门附近的险峻地形并不适合大规模运用骑兵。正因如此，辽军历次南侵都只在西路山区用少量兵力牵制罢了，主力几乎都是从东路开阔的平原地带南下。如在雁门塞用兵十万，简直是自残行为。
再从史料方面入手。宋人诸史的潘美传记皆没有宣称此役辽军有十万之众，而是或记为“万骑”或“万余”或“万数”（它们为同源史料，数字理应一致），仅及原报数字的十之一。这里仅将其中最原始的琬琰集引实录潘美传列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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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廵抚至代州，宿戒部下秣马蓐食。俄敌万余骑来寇近塞，美令军士衘枚往击之，大破其众，生擒其都指挥使李重诲，杀其驸马侍中一人，获马数百疋，俘馘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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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帝王实录在功臣殁后均附有一篇传记，以上这段就是宋太宗实录潘美附传中的相关内容。由此观之，此战应仅是一次突发的边境冲突。宋军也没有像满城会战前那样重兵集结，潘美仅将一时拼凑起来的“在外軍士”就迎击辽军（主要参战将领之一的杨业不过领兵数百）。
总之，此役实际规模很小，无法与此前后的辽军入侵相比，无怪乎辽人没有记录。辽军兵力是否果真像潘美传中宣称的达万人级别，都是要打个大问号的，当初战报中那所谓十万大军就更是无稽之谈。
980年春，辽军自去年冬败于满城之后又再卷土重来，攻宋代州雁門塞。此战宋将潘美的战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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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代州潘美言：契丹十萬眾寇雁門塞，聚兵分水嶺。臣令楊業、董思愿、侯美、鄭昭達等率在外軍士救应，与斗，大败之，殺偽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生擒馬步軍都指揮使李重誨，獲其鎧甲、軍眾、銀牌、印記、戎器甚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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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美虽没有报具体战果数字，但却宣称大败十万辽军。依此报，宋军是在西部战区挫败了敌人以倾国之力发动的一轮猛攻，似乎比去年东路宋军所获得的胜利更值得夸耀。可是，这场大捷却与诸多军事规律相违背。
首先，战事发生于农历春三月，北地正是“旧草已朽，新草未生”之际，此时马匹最为虚弱，是一年中对游牧骑兵最为不利的时节，根本难以想象辽人能在此时发起大规模攻势，秋冬大举才符合游牧民族的用兵规律。
其次，辽军于979年冬和980年冬，分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冬季攻势（后者为辽主亲征），辽史中也已具载；而此次所谓的雁门大战却是夹在这两次大攻势之间，在辽史中却踪影全无。辽军并非是一支常备军，部落民兵是战时从各地聚集起来的，不太可能如此频繁地大规模动员。
最后，代州雁门附近的险峻地形并不适合大规模运用骑兵。正因如此，辽军历次南侵都只在西路山区用少量兵力牵制罢了，主力几乎都是从东路开阔的平原地带南下。如在雁门塞用兵十万，简直是自残行为。
再从史料方面入手。宋人诸史的潘美传记皆没有宣称此役辽军有十万之众，而是或记为“万骑”或“万余”或“万数”（它们为同源史料，数字理应一致），仅及原报数字的十之一。这里仅将其中最原始的琬琰集引实录潘美传列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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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廵抚至代州，宿戒部下秣马蓐食。俄敌万余骑来寇近塞，美令军士衘枚往击之，大破其众，生擒其都指挥使李重诲，杀其驸马侍中一人，获马数百疋，俘馘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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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帝王实录在功臣殁后均附有一篇传记，以上这段就是宋太宗实录潘美附传中的相关内容。由此观之，此战应仅是一次突发的边境冲突。宋军也没有像满城会战前那样重兵集结，潘美仅将一时拼凑起来的“在外軍士”就迎击辽军（主要参战将领之一的杨业不过领兵数百）。
总之，此役实际规模很小，无法与此前后的辽军入侵相比，无怪乎辽人没有记录。辽军兵力是否果真像潘美传中宣称的达万人级别，都是要打个大问号的，当初战报中那所谓十万大军就更是无稽之谈。
（三）唐兴口、雁门、新澤寨诸役
982年夏，辽景宗二次自将伐宋，却出师不利。按辽史两纪传所载，辽军在满城打了败仗，南京统军使所部一度被围，耶律斜轸领兵救援才得脱。但是，奇怪的是宋方战报似未涉及这一战事，而是报了另外三次胜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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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上言：破契丹万余众，斩首二千级（一作三千级），破其垒三十六，俘老幼万余口；又府州折御卿破契丹万余众于新澤寨，斩首七百级，生禽酋长百余人；又高阳关崔彦进败契丹于唐兴口，斩首二千级，获兵器羊马数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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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三战中，前二者战场均处西路，与满城毫不相干。后者战场在唐兴口，亦距离满城约一百五十里，而且满城属宋保州，唐兴口属宋莫州，二者各自所属的州甚至都不相邻。古人对战场地点的描述虽多不精确，但还不至有如此大偏差。显然，宋人所记唐兴口之战与辽人所记满城之战也并非一事。
这里不深入探讨宋方为何不书满城之战（可能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宋军将官打的这仗，至被埋没），就观宋人所报这三连捷，却是十分蹊跷的。三战的当事人折御卿、崔彦进、潘美（为三交行营军事长官）的宋史本传里竟然都没有关于当年战事的踪影。由志状等原素材修成国史传记，一般都会损失掉不少内容，诸如一些不重要的琐碎事件因篇幅关系略去也属正常。但是按此三捷均不为小，不应一致忽略不载，这在宋史传记中很少见，尤其三传同时如此，更显特异。另外值得留意的还有潘美的实录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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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982年），以三交寨为并州治所，诏美为都部署。八年，以王显、弭徳超为宣徽南北院使，美罢使，改忠武军节度，进封韩国公，领屯兵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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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更为详细的传记比宋史本传多出了982年的记事，但却仍是不书潘美当年有获捷。这就可能预示着传记所本的志状家传等材料中原本就无此战，也就是表示，对于这次斩首数千级、俘万余的大胜（可谓潘美毕生对辽作战中最光辉的一页），潘美的亲人故友却一无所知！
综上，宋军这个三连胜的简报作假之迹较明显，此三处实际当未曾有过什么大胜。并且当事人的各传记中如此一致地不书此战，不排除此简报为宋廷御用文人事后二次加工的产物。
982年夏，辽景宗二次自将伐宋，却出师不利。按辽史两纪传所载，辽军在满城打了败仗，南京统军使所部一度被围，耶律斜轸领兵救援才得脱。但是，奇怪的是宋方战报似未涉及这一战事，而是报了另外三次胜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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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上言：破契丹万余众，斩首二千级（一作三千级），破其垒三十六，俘老幼万余口；又府州折御卿破契丹万余众于新澤寨，斩首七百级，生禽酋长百余人；又高阳关崔彦进败契丹于唐兴口，斩首二千级，获兵器羊马数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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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三战中，前二者战场均处西路，与满城毫不相干。后者战场在唐兴口，亦距离满城约一百五十里，而且满城属宋保州，唐兴口属宋莫州，二者各自所属的州甚至都不相邻。古人对战场地点的描述虽多不精确，但还不至有如此大偏差。显然，宋人所记唐兴口之战与辽人所记满城之战也并非一事。
这里不深入探讨宋方为何不书满城之战（可能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宋军将官打的这仗，至被埋没），就观宋人所报这三连捷，却是十分蹊跷的。三战的当事人折御卿、崔彦进、潘美（为三交行营军事长官）的宋史本传里竟然都没有关于当年战事的踪影。由志状等原素材修成国史传记，一般都会损失掉不少内容，诸如一些不重要的琐碎事件因篇幅关系略去也属正常。但是按此三捷均不为小，不应一致忽略不载，这在宋史传记中很少见，尤其三传同时如此，更显特异。另外值得留意的还有潘美的实录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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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982年），以三交寨为并州治所，诏美为都部署。八年，以王显、弭徳超为宣徽南北院使，美罢使，改忠武军节度，进封韩国公，领屯兵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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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更为详细的传记比宋史本传多出了982年的记事，但却仍是不书潘美当年有获捷。这就可能预示着传记所本的志状家传等材料中原本就无此战，也就是表示，对于这次斩首数千级、俘万余的大胜（可谓潘美毕生对辽作战中最光辉的一页），潘美的亲人故友却一无所知！
综上，宋军这个三连胜的简报作假之迹较明显，此三处实际当未曾有过什么大胜。并且当事人的各传记中如此一致地不书此战，不排除此简报为宋廷御用文人事后二次加工的产物。
本章小结：
982年冬，宋太宗给沿边州军下了一道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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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受天景命，奄宅中區，以四海為家，視兆民如子，冀咸登於富壽，豈輕舉於甲兵？況與契丹本通鄰好.......雖彼曲可見，亦罪己良多。今聞邊境謐寧，田秋豐稔。軍民等所宜安懷，無或相侵。如今輒入北界剽略及竊盜，所屬州軍收捉重斷，所盜得物，並送還北界】
·
其大意为：宋辽本为友好邻邦，一时交恶，双方都有过错，现今沿边军州不准再动兵生事。这实际上宣示的是宋廷的求和意愿。原先发动战争的一方，反而自己唱起了和平高调。仅从此侧面观之，实际军情显然并非如宋军战报中宣称的那样一片大好。
其实数万军队的存亡，对宋辽任何一方来说都举足轻重，甚至足以彻底扭转整个战局。比如，数年后宋军在岐沟关一战损失数万人，就直接断送了二次北伐。辽主在岐沟关之战打完后就北渡居庸关返回草原了，因为辽人十分清楚宋军已经输了，剩下的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同样的，宋军如果真歼灭辽军达数万，则断无不复燕云之理，何至于打起求和的算盘。战报数字甚为可观，而战局却无改观，只能说明此时战报中的虚假成份已颇成气候。
一系列夸大的战报无疑迎合了宋太宗亲征败衂后欲挽回颜面的心态，同时亦能起到安定士气民心的作用，正所谓：“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可是这种做法一旦形成惯例，官员便均乐于此道以吹嘘邀功，军政风气势必败坏。宋太宗虽一雪前耻（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但却是埋下了祸根。
982年冬，宋太宗给沿边州军下了一道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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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受天景命，奄宅中區，以四海為家，視兆民如子，冀咸登於富壽，豈輕舉於甲兵？況與契丹本通鄰好.......雖彼曲可見，亦罪己良多。今聞邊境謐寧，田秋豐稔。軍民等所宜安懷，無或相侵。如今輒入北界剽略及竊盜，所屬州軍收捉重斷，所盜得物，並送還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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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大意为：宋辽本为友好邻邦，一时交恶，双方都有过错，现今沿边军州不准再动兵生事。这实际上宣示的是宋廷的求和意愿。原先发动战争的一方，反而自己唱起了和平高调。仅从此侧面观之，实际军情显然并非如宋军战报中宣称的那样一片大好。
其实数万军队的存亡，对宋辽任何一方来说都举足轻重，甚至足以彻底扭转整个战局。比如，数年后宋军在岐沟关一战损失数万人，就直接断送了二次北伐。辽主在岐沟关之战打完后就北渡居庸关返回草原了，因为辽人十分清楚宋军已经输了，剩下的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同样的，宋军如果真歼灭辽军达数万，则断无不复燕云之理，何至于打起求和的算盘。战报数字甚为可观，而战局却无改观，只能说明此时战报中的虚假成份已颇成气候。
一系列夸大的战报无疑迎合了宋太宗亲征败衂后欲挽回颜面的心态，同时亦能起到安定士气民心的作用，正所谓：“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可是这种做法一旦形成惯例，官员便均乐于此道以吹嘘邀功，军政风气势必败坏。宋太宗虽一雪前耻（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但却是埋下了祸根。
第二章：一发不可收！纸上大捷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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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辽景宗于982年死后，辽国内部因年幼的辽圣宗初立而局势动荡，这使积蓄了数年力量的宋人再次看到了机会。于是在986年春，宋太宗再次主动打破和平局面，发动了二次北伐。不过在初期的势如破竹之后，战争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原先弱势的辽军先后在岐沟关与君子馆两次决定性会战中重创宋军。战争的结局是：宋朝非但没有夺得一寸土地，反而葬送了二十余年前后周世宗夺下的易州，野战军精锐更几乎丧尽，致使河北大片地区惨遭焚掠，可以说是完败。
然而，在这次战争中，宋军战报却依旧大放异彩。如果不看其它史料，肯定会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宋军没能像卫霍一样羁兵塞上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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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辽景宗于982年死后，辽国内部因年幼的辽圣宗初立而局势动荡，这使积蓄了数年力量的宋人再次看到了机会。于是在986年春，宋太宗再次主动打破和平局面，发动了二次北伐。不过在初期的势如破竹之后，战争形势很快发生了逆转，原先弱势的辽军先后在岐沟关与君子馆两次决定性会战中重创宋军。战争的结局是：宋朝非但没有夺得一寸土地，反而葬送了二十余年前后周世宗夺下的易州，野战军精锐更几乎丧尽，致使河北大片地区惨遭焚掠，可以说是完败。
然而，在这次战争中，宋军战报却依旧大放异彩。如果不看其它史料，肯定会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宋军没能像卫霍一样羁兵塞上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一）飞狐之役
986年春，宋军开始三路北伐。西路潘美出雁门，攻略辽山后之地；东路曹彬北渡拒马河，攻涿州以逼幽州；中路田重进则由飞狐道进兵，并于飞狐口击破辽军。此战宋军之战胜虽没多少疑问，但观宋人的战报却依然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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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月十三日，进奏院状报：三月十九日至二十日，云应幽朔等州行营都部署太师潘美等奏：伪命节度副使赵希赞等率军民一万五千余人归降，并飞狐北杀下敌军三万余人，活捉到伪命冀州防御使太鹏翼、康州刺史马赟已下，及收到衣甲器械、羊马牛畜、牌印等不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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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宋军杀敌三万余，堪称是给予辽军以毁灭性打击。宋将田重进所在的中路并非双方角逐的主战场，主力其实都在东路平原对垒，何以会有此等大会战？无论从何角度看，这个捷报都很不对劲。
首先，直接比对宋人关于此战的其它记载。南宋初的学者李攸在宋朝事实中如此记载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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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以万骑来援飞狐口，重进大破之，擒其将大鹏翼、康州刺史马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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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辽军参战兵力不过才一万。而宋人诸田重进传记关于此战的记载也一致（当均源自宋朝的国史本传），这里将现存最早的隆平集田重进传列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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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虏众，获其骁将大鹏翼并契丹、渤海三千余人，斩首数千级，逐北四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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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传记中宣称的战果与战报有着很大差距。当然，斩首数与杀敌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不过一般会战中胜方占据战场，阵亡的敌方士兵多数就会被斩首。这时斩首数即便仍较实际的敌方阵亡数字小，但亦应较接近，不可能出现如以上这般差距。除了传记，宋会要中可能保存了更为贴近真实的此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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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重进又败契丹于飞狐北，斩首千级，俘七百人，获马畜千六百，虏伪冀州防御使西南面招安使大鹏翼、康州刺史马頵、马军指押使何万通，获银牌一、印五钮】
·
此仅记斩首一千、俘七百，比传记中的战果数字更小。会要类似官方资料存档（以备修史等用），其数字来源应与臣僚传记有所不同，可能是宋廷事后从其它途径查得的数字并备录在案。以上三条记载，无论是哪一条，毫无疑问都明确指向战报数字的浮夸虚假。
其次，间接从此战前后的辽军用兵记录来看。有宋朝国史传记称，抵挡曹彬东路主力军往涿州推进的辽军仅万人。即据敌方的宣称，在四月底辽援军集结完成之前，三四月间东路主战场的辽军野战兵力不过万人。再据辽史，辽人耶律昭于数年后谈及这场东路主力决战时提到辽军“以五队败曹彬十万”。我们虽不清楚这“五队”编制确切是多少，但耶律昭将其与淝水之战“八千破百万”相类比，无疑是言辽军兵力居绝对劣势，可能未必至三四万。这两个双方互证的记载表明，当时辽军在东路主战场的兵力投入不过如此。而在战争初期的中路次要战场可能根本不存在万人规模的辽军野战兵力，前述南宋李攸的记载或仍有夸大。其实如果再将目光放远些，此前982年辽景宗南征，按宋方记载，其总兵力也才三万而已。再据1003年投降宋朝的辽国官员透露，近二十年后实力更雄厚的辽国可动员的对宋作战兵力也不过九万三千九百余人。故宣称一战杀死辽军三万，这口气真不可谓不大。
最后，这里还要一提，虽然这份捷报任谁都看得出夸张太过，但宋朝大臣田锡还是受命为其作了贺捷表，以宣示武功。这表明宋廷的宣传意图十分明显，此与当年国民政府的做法别无二致，为了宣传造势，明知下面弄虚作假也不闻不问。亲自为这些前线捷报唱赞歌的田锡，眼见宋军在捷报声中一败涂地，心中自然比谁都感慨。于是事后他在奏疏中给宋太宗提了下面这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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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不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如此何以策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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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愈演愈烈的宣传风潮下，田锡的意见注定不会受重视。宋军的战报大捷之路仍将坚定地走下去。
986年春，宋军开始三路北伐。西路潘美出雁门，攻略辽山后之地；东路曹彬北渡拒马河，攻涿州以逼幽州；中路田重进则由飞狐道进兵，并于飞狐口击破辽军。此战宋军之战胜虽没多少疑问，但观宋人的战报却依然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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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月十三日，进奏院状报：三月十九日至二十日，云应幽朔等州行营都部署太师潘美等奏：伪命节度副使赵希赞等率军民一万五千余人归降，并飞狐北杀下敌军三万余人，活捉到伪命冀州防御使太鹏翼、康州刺史马赟已下，及收到衣甲器械、羊马牛畜、牌印等不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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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宋军杀敌三万余，堪称是给予辽军以毁灭性打击。宋将田重进所在的中路并非双方角逐的主战场，主力其实都在东路平原对垒，何以会有此等大会战？无论从何角度看，这个捷报都很不对劲。
首先，直接比对宋人关于此战的其它记载。南宋初的学者李攸在宋朝事实中如此记载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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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以万骑来援飞狐口，重进大破之，擒其将大鹏翼、康州刺史马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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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辽军参战兵力不过才一万。而宋人诸田重进传记关于此战的记载也一致（当均源自宋朝的国史本传），这里将现存最早的隆平集田重进传列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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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虏众，获其骁将大鹏翼并契丹、渤海三千余人，斩首数千级，逐北四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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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传记中宣称的战果与战报有着很大差距。当然，斩首数与杀敌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不过一般会战中胜方占据战场，阵亡的敌方士兵多数就会被斩首。这时斩首数即便仍较实际的敌方阵亡数字小，但亦应较接近，不可能出现如以上这般差距。除了传记，宋会要中可能保存了更为贴近真实的此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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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重进又败契丹于飞狐北，斩首千级，俘七百人，获马畜千六百，虏伪冀州防御使西南面招安使大鹏翼、康州刺史马頵、马军指押使何万通，获银牌一、印五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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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仅记斩首一千、俘七百，比传记中的战果数字更小。会要类似官方资料存档（以备修史等用），其数字来源应与臣僚传记有所不同，可能是宋廷事后从其它途径查得的数字并备录在案。以上三条记载，无论是哪一条，毫无疑问都明确指向战报数字的浮夸虚假。
其次，间接从此战前后的辽军用兵记录来看。有宋朝国史传记称，抵挡曹彬东路主力军往涿州推进的辽军仅万人。即据敌方的宣称，在四月底辽援军集结完成之前，三四月间东路主战场的辽军野战兵力不过万人。再据辽史，辽人耶律昭于数年后谈及这场东路主力决战时提到辽军“以五队败曹彬十万”。我们虽不清楚这“五队”编制确切是多少，但耶律昭将其与淝水之战“八千破百万”相类比，无疑是言辽军兵力居绝对劣势，可能未必至三四万。这两个双方互证的记载表明，当时辽军在东路主战场的兵力投入不过如此。而在战争初期的中路次要战场可能根本不存在万人规模的辽军野战兵力，前述南宋李攸的记载或仍有夸大。其实如果再将目光放远些，此前982年辽景宗南征，按宋方记载，其总兵力也才三万而已。再据1003年投降宋朝的辽国官员透露，近二十年后实力更雄厚的辽国可动员的对宋作战兵力也不过九万三千九百余人。故宣称一战杀死辽军三万，这口气真不可谓不大。
最后，这里还要一提，虽然这份捷报任谁都看得出夸张太过，但宋朝大臣田锡还是受命为其作了贺捷表，以宣示武功。这表明宋廷的宣传意图十分明显，此与当年国民政府的做法别无二致，为了宣传造势，明知下面弄虚作假也不闻不问。亲自为这些前线捷报唱赞歌的田锡，眼见宋军在捷报声中一败涂地，心中自然比谁都感慨。于是事后他在奏疏中给宋太宗提了下面这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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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辨邊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不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如此何以策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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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愈演愈烈的宣传风潮下，田锡的意见注定不会受重视。宋军的战报大捷之路仍将坚定地走下去。
(二）北伐失利后的诸役
自986年夏宋军主力大败于岐沟关后，其冬，又再惨败于君子馆。“河朔震恐”、“自是河朔戍兵无斗志”，宋军面临宋辽开战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局势。不过就在此前后，宋廷内依旧是贺捷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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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月五日，递中报：十二月五日，定州驻泊都部署田重进等奏：易州十一月二十二日契丹敌军入界打刦，遂差三指挥却往北界。二十八日，打破岐沟闗，杀下敌军一千余人，收掳到鞍马牛驴不少，所有岐沟闗城内钱帛粮草衣甲及人户舍屋并总烧爇讫。今月八日，内外文武百僚称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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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月三日，进奏院状报：十二月十八日，定州驻泊都部署田重进等奏：十二月二日，杀下契丹五千余人，收衣甲器械不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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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月二十三日，进奏院报：十二月二十五日，代州驻泊副部署卢汉赟等差高班内品李延遇入奏：契丹诸军入界打刦，寻于土镫寨杀下敌兵斫到首级二千余个，活捉到契丹五百余人、马一千余匹及杀下北大王男一人、监军舍利一人首级，夺到牛羊车帐衣甲器械不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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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三捷中，第一与第三捷在会要、本纪中均已并书，在田重进与张齐贤各自的传记中也有具体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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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下岐沟关，杀守城兵千余及获牛马辎重以还。四年春，改彰信军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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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贤先伏步卒二千于土磴寨，掩击，大败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数百级，获马千余（一作二千）、器甲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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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重进传所记战果数字与捷书同，此先不论。而张齐贤传的记载则与原报有显著不同（此战向宋廷奏捷的代州副部署卢汉赟其实畏敌不出，领兵的是知州张齐贤），传记里的战果数字当是来源于张齐贤自家一边的说辞。以此看来，卢汉赟的捷书至少是虚增了数倍战绩。
不过更值得关注的要数第二份捷书。首先需要一提，以上三捷书皆转引自御用文人田锡当时所作的贺捷表，这里特将田锡为第二捷所作的贺词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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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以兵机贵速矧如时雨，以行师戎垒尽平，屡庆使星之告捷（中谢）伏惟皇帝陛下王道方融玄功不宰，消厉阶于边鄙，跻寿域于生灵。周宣伐猃狁之诗己流金石，汉史灭匈奴之策既委庙堂。千里天山已为内地，三秋沙漠永息惊烽。农夫狎野以耕桑，将吏劳旋于封爵，玉闗虚候，混书轨于外区。金策告成，让功庸于上帝，臣忝权符竹限远阙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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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此贺词，甚至会让人误以为宋军这是克复燕云了！可见当时宋廷对此捷的吹嘘力度之大。但是如此大捷，捷书却又极为含糊其词，甚至连交战地点都不交代。而且与前后两个相对较小的胜捷不同，此捷并不载于会要、本纪及当事人的传记，甚至也不见于宋人所著各史。后人修史中常见到将己方胜利进行再次夸大，然而此捷反倒连个痕迹也没在史书中留下。亦即是说，田重进十二月二日的这场大捷只见于当年战时的宣捷造势文章，而不见于后来人的记载。
面对如此诡异的情形，或可从敌方记录中一窥真相。下按辽史本纪及耶律休哥、萧排押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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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丑（十一月十二日），以休哥为先锋都统。......丁亥（二十二日），以青牛白马祭天地。辛卯（二十六日），次白佛塔川，获自落驯狐，以为吉徵，祭天地。诏驸马都尉萧继远、林牙谋鲁姑、太尉林八等固守封疆，毋漏间谍，军中无故不得驰马及纵诸军残南境桑果。壬辰（二十七日），至唐兴县。时宋军屯滹沱挢北，选将乱射之，挢不能守，进焚其挢。癸巳（二十八日），涉沙河。休哥来议事，北皮室详稳排亚献所获宋谍二人，上赐衣物，令还招谕泰州。楮特部节度使卢补古、都监耶律盼与宋战于泰州，不利。甲午（二十九日），祭鹿神。以卢补古临阵遁逃，夺告身一通，其判官、都监各杖之。郎君拽剌双骨里遇宋先锋於望都，擒其士卒九人，获甲马十一，赐酒及银器。......十二月己亥（五日），休哥败宋军於望都，遣人献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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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太后南征，休哥为先锋，败宋兵于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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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冬，攻宋，（萧排押）隶先锋。围满城，率所部先登，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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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辽史，辽军当年两路进兵：辽主亲统的主力由东面的宋雄州地界南下；西面则是耶律休哥、萧排押等所率先锋偏师，由易州道长城口附近南下，攻宋保州（辽人称泰州）、满城、望都等地，兵锋直指定州。宋定州都部署田重进所部对敌的辽军即为后者。那么首先，对照田重进所报交战日期，耶律休哥所部在此数日后就被调往东面参加君子馆会战，根本没有遭重创之迹象，更别提如宋军战报所宣称的那样被杀五千人了（辽先锋都统领兵总数都未必有五千之众）。其次，辽军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望都与宋军前锋发生接触，先锋都统耶律休哥在五日之后的十二月五日再破宋军。宋将田重进所报大捷日期恰好在辽人记录的两次交战之间，亦即是在宋辽两军于望都对垒的过程中。望都又是位于定州东北仅五十余里的门户，为田重进防区的中心地带。由此看，双方所述很可能为同一战事，日期上的微差大概只是由于交战了多日或多次的缘故（同样，紧接着的君子馆之战，宋方将日期系于十二月八日，而辽方则记会战发生在十、十一两日）。
如按辽人此说，定州宋军实际上是吃了败仗，战况与宋廷的宣传截然相反。并且凑巧的是，在宋史传记中也有与辽史呼应的记载，下按李继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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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田重进节度，屯长城口。敌至大沟，继宣进满城。敌至定州，夺唐河桥，重进召继宣洎田绍斌赴援，绍斌为敌所败，继宣独按部转斗入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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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记载透露出当时定州宋军形势吃紧，已退缩至定州唐河边的最后防线（很可能就是从望都退回）。田重进不得不另调救兵，然亦被辽军击败，仅能保守定州而已。其意与辽人所记暗合。
现在大约就能解释为何宋军这场“大捷”后来会无人问津了，因为它仅是战时宣传的产物，事后烂底牌被揭开，人们对其避而不谈是再正常不过了。
最后，再次回顾一下宋军这三份捷书。首份捷书中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宋军袭岐沟关之战，显是宋军趁辽军攻势停顿的间隙进行的小规模反击（辽史在此日还提到保州宋军败楮特部之事），因为辽先锋都统耶律休哥当日正在东路军大本营与辽主商议军事。即便是这样无关大局的小胜，可宋廷照旧是摆出了百官朝贺那套戏码。而更值得留意的是，宋廷接到第二、三份捷报的日期均在十二月十二日获知君子馆惨败之后。这就表示宋廷是明知前线主力已败殁，仍不遗余力地让御用文人歌功颂德。后方高层如此沉湎于粉饰宣传的套路之中，自欺欺人，明摆着是为弄虚作假大开绿灯，默认甚至是授意底下这么干。在此种情况下，可想而知战报的虚假会达到何等地步。
自986年夏宋军主力大败于岐沟关后，其冬，又再惨败于君子馆。“河朔震恐”、“自是河朔戍兵无斗志”，宋军面临宋辽开战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局势。不过就在此前后，宋廷内依旧是贺捷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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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月五日，递中报：十二月五日，定州驻泊都部署田重进等奏：易州十一月二十二日契丹敌军入界打刦，遂差三指挥却往北界。二十八日，打破岐沟闗，杀下敌军一千余人，收掳到鞍马牛驴不少，所有岐沟闗城内钱帛粮草衣甲及人户舍屋并总烧爇讫。今月八日，内外文武百僚称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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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月三日，进奏院状报：十二月十八日，定州驻泊都部署田重进等奏：十二月二日，杀下契丹五千余人，收衣甲器械不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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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月二十三日，进奏院报：十二月二十五日，代州驻泊副部署卢汉赟等差高班内品李延遇入奏：契丹诸军入界打刦，寻于土镫寨杀下敌兵斫到首级二千余个，活捉到契丹五百余人、马一千余匹及杀下北大王男一人、监军舍利一人首级，夺到牛羊车帐衣甲器械不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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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三捷中，第一与第三捷在会要、本纪中均已并书，在田重进与张齐贤各自的传记中也有具体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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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下岐沟关，杀守城兵千余及获牛马辎重以还。四年春，改彰信军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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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贤先伏步卒二千于土磴寨，掩击，大败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斩数百级，获马千余（一作二千）、器甲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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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重进传所记战果数字与捷书同，此先不论。而张齐贤传的记载则与原报有显著不同（此战向宋廷奏捷的代州副部署卢汉赟其实畏敌不出，领兵的是知州张齐贤），传记里的战果数字当是来源于张齐贤自家一边的说辞。以此看来，卢汉赟的捷书至少是虚增了数倍战绩。
不过更值得关注的要数第二份捷书。首先需要一提，以上三捷书皆转引自御用文人田锡当时所作的贺捷表，这里特将田锡为第二捷所作的贺词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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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以兵机贵速矧如时雨，以行师戎垒尽平，屡庆使星之告捷（中谢）伏惟皇帝陛下王道方融玄功不宰，消厉阶于边鄙，跻寿域于生灵。周宣伐猃狁之诗己流金石，汉史灭匈奴之策既委庙堂。千里天山已为内地，三秋沙漠永息惊烽。农夫狎野以耕桑，将吏劳旋于封爵，玉闗虚候，混书轨于外区。金策告成，让功庸于上帝，臣忝权符竹限远阙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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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此贺词，甚至会让人误以为宋军这是克复燕云了！可见当时宋廷对此捷的吹嘘力度之大。但是如此大捷，捷书却又极为含糊其词，甚至连交战地点都不交代。而且与前后两个相对较小的胜捷不同，此捷并不载于会要、本纪及当事人的传记，甚至也不见于宋人所著各史。后人修史中常见到将己方胜利进行再次夸大，然而此捷反倒连个痕迹也没在史书中留下。亦即是说，田重进十二月二日的这场大捷只见于当年战时的宣捷造势文章，而不见于后来人的记载。
面对如此诡异的情形，或可从敌方记录中一窥真相。下按辽史本纪及耶律休哥、萧排押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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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丑（十一月十二日），以休哥为先锋都统。......丁亥（二十二日），以青牛白马祭天地。辛卯（二十六日），次白佛塔川，获自落驯狐，以为吉徵，祭天地。诏驸马都尉萧继远、林牙谋鲁姑、太尉林八等固守封疆，毋漏间谍，军中无故不得驰马及纵诸军残南境桑果。壬辰（二十七日），至唐兴县。时宋军屯滹沱挢北，选将乱射之，挢不能守，进焚其挢。癸巳（二十八日），涉沙河。休哥来议事，北皮室详稳排亚献所获宋谍二人，上赐衣物，令还招谕泰州。楮特部节度使卢补古、都监耶律盼与宋战于泰州，不利。甲午（二十九日），祭鹿神。以卢补古临阵遁逃，夺告身一通，其判官、都监各杖之。郎君拽剌双骨里遇宋先锋於望都，擒其士卒九人，获甲马十一，赐酒及银器。......十二月己亥（五日），休哥败宋军於望都，遣人献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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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太后南征，休哥为先锋，败宋兵于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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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冬，攻宋，（萧排押）隶先锋。围满城，率所部先登，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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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辽史，辽军当年两路进兵：辽主亲统的主力由东面的宋雄州地界南下；西面则是耶律休哥、萧排押等所率先锋偏师，由易州道长城口附近南下，攻宋保州（辽人称泰州）、满城、望都等地，兵锋直指定州。宋定州都部署田重进所部对敌的辽军即为后者。那么首先，对照田重进所报交战日期，耶律休哥所部在此数日后就被调往东面参加君子馆会战，根本没有遭重创之迹象，更别提如宋军战报所宣称的那样被杀五千人了（辽先锋都统领兵总数都未必有五千之众）。其次，辽军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望都与宋军前锋发生接触，先锋都统耶律休哥在五日之后的十二月五日再破宋军。宋将田重进所报大捷日期恰好在辽人记录的两次交战之间，亦即是在宋辽两军于望都对垒的过程中。望都又是位于定州东北仅五十余里的门户，为田重进防区的中心地带。由此看，双方所述很可能为同一战事，日期上的微差大概只是由于交战了多日或多次的缘故（同样，紧接着的君子馆之战，宋方将日期系于十二月八日，而辽方则记会战发生在十、十一两日）。
如按辽人此说，定州宋军实际上是吃了败仗，战况与宋廷的宣传截然相反。并且凑巧的是，在宋史传记中也有与辽史呼应的记载，下按李继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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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田重进节度，屯长城口。敌至大沟，继宣进满城。敌至定州，夺唐河桥，重进召继宣洎田绍斌赴援，绍斌为敌所败，继宣独按部转斗入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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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记载透露出当时定州宋军形势吃紧，已退缩至定州唐河边的最后防线（很可能就是从望都退回）。田重进不得不另调救兵，然亦被辽军击败，仅能保守定州而已。其意与辽人所记暗合。
现在大约就能解释为何宋军这场“大捷”后来会无人问津了，因为它仅是战时宣传的产物，事后烂底牌被揭开，人们对其避而不谈是再正常不过了。
最后，再次回顾一下宋军这三份捷书。首份捷书中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宋军袭岐沟关之战，显是宋军趁辽军攻势停顿的间隙进行的小规模反击（辽史在此日还提到保州宋军败楮特部之事），因为辽先锋都统耶律休哥当日正在东路军大本营与辽主商议军事。即便是这样无关大局的小胜，可宋廷照旧是摆出了百官朝贺那套戏码。而更值得留意的是，宋廷接到第二、三份捷报的日期均在十二月十二日获知君子馆惨败之后。这就表示宋廷是明知前线主力已败殁，仍不遗余力地让御用文人歌功颂德。后方高层如此沉湎于粉饰宣传的套路之中，自欺欺人，明摆着是为弄虚作假大开绿灯，默认甚至是授意底下这么干。在此种情况下，可想而知战报的虚假会达到何等地步。
（三）唐河之役
988年冬，辽军又再发动大规模攻势。按辽史记载，此次南征一帆风顺，辽军收涿州，拔满城，破祁州，占易州，入宋境长达两个多月时间，至次年正月底才回朝。辽人记录通常远不如宋方的详尽，然而宋朝官史这次却一反常态，将这样战役级的大入侵事件简化成了定州唐河边的一场战斗。当然了，其结果在战报中又是大捷：
·
【十一月，定州郭守文、李继隆言：北虏入寇，与战唐河，败之，斩首万五千级，获马万匹。宰臣率百寮诣崇德殿称贺】
·
宋军斩辽兵达一万五千级，斩首数字再攀历史新高（歼敌总数不知又多少？），照例依旧是群臣大颂贺词。然而此次战役的直观后果却是宋朝永久性地丧失了涿、易二州（虽然北宋在灭亡前夜曾短暂“收复”过）。尽管宋朝官史中对于丧城失地之事含糊其辞，但是在宋朝官员当时的奏议中，还是揭露了一些官方试图隐瞒的情况。
·
知制诰田锡奏（989/宋端拱二年正月）：
【臣伏覩今月十一日御札宣示内外文武臣寮，以北鄙多虞，戎人为患，延伫良?。......今戎主一姥而已，用黠虏为谋主，颇有轻中国之志。今春夏必渐退，秋冬必复来】
·
吏部侍郎李至奏（同上）：
【臣今月十一日奉宣御札，以北狄犯边，广延群议。......愿陛下上恭天意，下徇民情，霁雷霆之威，霈雨露之泽。追禹汤罪己之旨，下汉武哀痛之诏。开懐以待之，玉帛以抚之，文告以谕之，明神以要之。使彼服义懐仁，则我无遗镞之费，保覆盂之安】
·
户部郎中张洎奏（同上）：
【賊眾南馳，長驅深入，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是漢家郡縣據堅壁，囚天兵待敵寇之至也。所以犬羊醜類莞然自得，出入燕趙若踐無人之境】
·
户部郎中张洎奏（端拱二年）：
【去歲匈奴犯邊，頓兵于深、趙，威虜等軍嬰城自固，僅同閉邑】
·
前三个奏议的时间均在次年正月，是为回应宋太宗正月十一日下发的求策御札而上。田锡的上奏首先就清楚显示，其实辽军至来年正月仍未被击退，绝非如宋朝官史所云在定州就大败而遁，他认为辽军将于天气转热后自行退去（北人用兵规律）；吏部侍郎李至则直接求宋太宗下罪己诏，改用怀柔之策，也就是花钱买和平；户部郎中张洎更是坦言了宋军的窘状与辽军的肆无忌惮。而第四个奏议是张洎在同年晚些时候所上，与其正月所言略同。
这些宋臣奏议所反映的情况与官方战报非常不合拍，从中丝毫看不出宋军大胜的迹象，相反一再证实军事形势不利。战报宣传一向主要针对的是广大底层军民，对于朝中大臣则无多大作用和意义。时距朝廷得唐河捷报已两月有余，内部消息必已在朝中高层里传开。当皇帝向朝臣寻求破敌之策时，内部知情人的建言自然就很少会顾及到朝廷对外发布的宣传，因此才形成了奏议与战报之间的巨大落差。在当时的知情人看来，战况是敌人“莞然自得，出入燕趙若踐無人之境”，全无胜利可言（按辽史，辽主甚至悠闲地在宋朝腹地打猎，称莞然自得可谓不虚）。
然而与以上这些亲历事件的大臣留下的第一手文件不同，宋人修撰的史书中却仍不断翻抄复述着这场大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南宋史家李焘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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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契丹大至唐河北，將入寇。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清野，勿與戰。定州監軍、判四方館事袁繼忠曰：“契丹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滅，令長驅深入侵略它郡，謀自安之計可也，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敵矣。”辭氣慷慨，觽皆伏。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猶執詔書止之，都部署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焉。往年河間不即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耳。”乃與繼忠出兵距戰。先是，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繼隆取以隸麾下，留妻子城中。繼忠言於繼隆曰：“此精卒，止可令守城，萬一寇至，城中誰與捍敵？”繼隆不從，既而敵果入寇，易州遂陷，卒之妻子皆為敵所掠。（易州陷，守將不知主名，亦不得其月日，但於此略見事跡耳，國史疏略如此，良可惜也。） 繼隆欲以卒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但奏陞其軍額，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繼隆從其言，眾皆感悅，繼忠因乞之隸麾下。至是，摧鋒先入，契丹騎大潰，追擊逾曹河，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己丑，捷奏聞，羣臣稱賀。上降璽書褒答，賜予甚厚。（按此捷但定州路都部署及監軍之功也。郭守文時在鎮州，初不聞出兵相為犄角，而實錄、本紀皆云守文上言破契丹於唐河，不知何故。今但據李繼隆及袁繼忠二傳刪修，不復稱守文。然守文正傳亦云大破契丹于唐河。又會要云：契丹寇中山，守文與繼隆出精兵背城而陣，敵盡銳來攻，繼隆號令將士，一鼓破之，殺獲甚眾。按守文自為鎮州都部署，初未嘗受詔至定州，安得與繼隆同出兵背城而陣也？契丹傳雖云守文、繼隆同出戰，然亦無背城而陣等事，不知會要從何得之，當考。）】
·
李焘长编被宋人称作“太史氏”，大体专据官史。该段内容的正文是拼合了宋朝国史袁继忠传、李继隆传及会要中的奏报而成。再加上其附注中提到的郭守文传，该段内容中就牵涉到了三篇宋臣传记，基本是官史传记的大荟萃。下面这就一个个来看。
988年冬，辽军又再发动大规模攻势。按辽史记载，此次南征一帆风顺，辽军收涿州，拔满城，破祁州，占易州，入宋境长达两个多月时间，至次年正月底才回朝。辽人记录通常远不如宋方的详尽，然而宋朝官史这次却一反常态，将这样战役级的大入侵事件简化成了定州唐河边的一场战斗。当然了，其结果在战报中又是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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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定州郭守文、李继隆言：北虏入寇，与战唐河，败之，斩首万五千级，获马万匹。宰臣率百寮诣崇德殿称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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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军斩辽兵达一万五千级，斩首数字再攀历史新高（歼敌总数不知又多少？），照例依旧是群臣大颂贺词。然而此次战役的直观后果却是宋朝永久性地丧失了涿、易二州（虽然北宋在灭亡前夜曾短暂“收复”过）。尽管宋朝官史中对于丧城失地之事含糊其辞，但是在宋朝官员当时的奏议中，还是揭露了一些官方试图隐瞒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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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制诰田锡奏（989/宋端拱二年正月）：
【臣伏覩今月十一日御札宣示内外文武臣寮，以北鄙多虞，戎人为患，延伫良?。......今戎主一姥而已，用黠虏为谋主，颇有轻中国之志。今春夏必渐退，秋冬必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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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侍郎李至奏（同上）：
【臣今月十一日奉宣御札，以北狄犯边，广延群议。......愿陛下上恭天意，下徇民情，霁雷霆之威，霈雨露之泽。追禹汤罪己之旨，下汉武哀痛之诏。开懐以待之，玉帛以抚之，文告以谕之，明神以要之。使彼服义懐仁，则我无遗镞之费，保覆盂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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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郎中张洎奏（同上）：
【賊眾南馳，長驅深入，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是漢家郡縣據堅壁，囚天兵待敵寇之至也。所以犬羊醜類莞然自得，出入燕趙若踐無人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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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郎中张洎奏（端拱二年）：
【去歲匈奴犯邊，頓兵于深、趙，威虜等軍嬰城自固，僅同閉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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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个奏议的时间均在次年正月，是为回应宋太宗正月十一日下发的求策御札而上。田锡的上奏首先就清楚显示，其实辽军至来年正月仍未被击退，绝非如宋朝官史所云在定州就大败而遁，他认为辽军将于天气转热后自行退去（北人用兵规律）；吏部侍郎李至则直接求宋太宗下罪己诏，改用怀柔之策，也就是花钱买和平；户部郎中张洎更是坦言了宋军的窘状与辽军的肆无忌惮。而第四个奏议是张洎在同年晚些时候所上，与其正月所言略同。
这些宋臣奏议所反映的情况与官方战报非常不合拍，从中丝毫看不出宋军大胜的迹象，相反一再证实军事形势不利。战报宣传一向主要针对的是广大底层军民，对于朝中大臣则无多大作用和意义。时距朝廷得唐河捷报已两月有余，内部消息必已在朝中高层里传开。当皇帝向朝臣寻求破敌之策时，内部知情人的建言自然就很少会顾及到朝廷对外发布的宣传，因此才形成了奏议与战报之间的巨大落差。在当时的知情人看来，战况是敌人“莞然自得，出入燕趙若踐無人之境”，全无胜利可言（按辽史，辽主甚至悠闲地在宋朝腹地打猎，称莞然自得可谓不虚）。
然而与以上这些亲历事件的大臣留下的第一手文件不同，宋人修撰的史书中却仍不断翻抄复述着这场大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南宋史家李焘所撰续资治通鉴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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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契丹大至唐河北，將入寇。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清野，勿與戰。定州監軍、判四方館事袁繼忠曰：“契丹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滅，令長驅深入侵略它郡，謀自安之計可也，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敵矣。”辭氣慷慨，觽皆伏。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猶執詔書止之，都部署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焉。往年河間不即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耳。”乃與繼忠出兵距戰。先是，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繼隆取以隸麾下，留妻子城中。繼忠言於繼隆曰：“此精卒，止可令守城，萬一寇至，城中誰與捍敵？”繼隆不從，既而敵果入寇，易州遂陷，卒之妻子皆為敵所掠。（易州陷，守將不知主名，亦不得其月日，但於此略見事跡耳，國史疏略如此，良可惜也。） 繼隆欲以卒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但奏陞其軍額，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繼隆從其言，眾皆感悅，繼忠因乞之隸麾下。至是，摧鋒先入，契丹騎大潰，追擊逾曹河，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己丑，捷奏聞，羣臣稱賀。上降璽書褒答，賜予甚厚。（按此捷但定州路都部署及監軍之功也。郭守文時在鎮州，初不聞出兵相為犄角，而實錄、本紀皆云守文上言破契丹於唐河，不知何故。今但據李繼隆及袁繼忠二傳刪修，不復稱守文。然守文正傳亦云大破契丹于唐河。又會要云：契丹寇中山，守文與繼隆出精兵背城而陣，敵盡銳來攻，繼隆號令將士，一鼓破之，殺獲甚眾。按守文自為鎮州都部署，初未嘗受詔至定州，安得與繼隆同出兵背城而陣也？契丹傳雖云守文、繼隆同出戰，然亦無背城而陣等事，不知會要從何得之，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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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长编被宋人称作“太史氏”，大体专据官史。该段内容的正文是拼合了宋朝国史袁继忠传、李继隆传及会要中的奏报而成。再加上其附注中提到的郭守文传，该段内容中就牵涉到了三篇宋臣传记，基本是官史传记的大荟萃。下面这就一个个来看。
先看李继隆传的部分。上面引文从“中黃門林延壽”至“出兵距戰”这段即是出自李继隆传。由于李继隆墓志铭今尚存，可确认传记基本就抄自这篇虚美的墓志铭，李继隆本人出战前这段慷慨激昂的宣言也不例外。可虽然墓志铭中声称大败辽军八万，但在叙述中又提及了这样一个事实：辽军突破了唐河防线，长驱深入至内地的镇州、邢州、洺州等处。很典型的一边声称大捷，一边却是敌人大步挺进。
接着看袁继忠传。引文里除去上述李继隆传的部分，再除去采自奏报的部分（即“斬首萬五千級”至“羣臣稱賀”这段），其余正文皆出自袁继忠传。其中描写的易州静塞军在易州失陷之后受到激励而于唐河大破敌人一事，尤为精彩。李焘对此事显然也深信不疑，他在附注中还说这是宋朝国史中关于易州失陷一事仅存的记载，并感叹“國史疏略”。那么，真是李焘认为的那样吗？易州为北进幽州的重要跳板，中原王朝已占踞此突出的战略要地达三十年之久，辽军重夺此地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具重大意义。与“疏略”此事的宋朝官史不同，辽史本纪中难得用了许多笔墨来写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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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巳（正月十一日），谕诸军趣易州。己亥，禁部从伐民桑梓。癸卯（二十一日），攻易州，宋兵出遂城来援，遣铁林军击之，擒其指挥使五人。甲辰（二十二日），大军齐进，破易州，降刺史刘墀。守陴士卒南遁，上帅师邀之，无敢出者。即以马质为刺史，赵质为兵马都监。迁易州军民于燕京。以东京骑将夏贞显之子仙寿先登，授高州刺史。乙巳（二十三日），幸易州，御五花楼，抚谕士庶。丙午（二十四日），以青牛白马祭天地。诏谕三京诸道。戊申（二十六日），次涞水，谒景宗皇帝庙。诏遣涿州刺史耶律守雄护送易州降人八百，还隶本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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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不仅明载了精确日期，而且交代了事件前后的诸多相关细节。可以确定，辽军攻陷易州并不在唐河之战前，而是在其后两个多月的次年正月二十二日。袁继忠传所述情节虽然曲折感人，然却是大谬。
最后再来看郭守文传。李焘在其正文中没有书郭守文于唐河大破辽军，然而他又同时在附注中罗列了官史里言其破敌的记载，显得颇为疑惑的样子。所幸的是郭守文墓志铭尚存世，只要查这一原始材料就能清楚分辨。相关内容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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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拱元年，上修帝籍，祀先农，恩例之行，乃迁太保，加食邑一千五百户，改宣徽南院使。夏五月，诏许入觐，听其休沐。秋八月，召诣便殿，付以密旨，授镇州行营都部署。二年五月，兼领镇、定、高阳关两路排阵使，百万之师，四七之将，萃於是矣。公以威爱抚下，以谦和御众，有誉无毁，时论多之。方将伸威大漠，刷耻归林，焚老上之庭，横行域外，系单于之颈牵至阙下。公之志也，人之望也，天下憗遗，忽焉薨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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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郭守文墓志铭中根本没有唐河大捷的踪影。作为官史传记的取材来源，墓志铭对墓主的功绩记述得更为详尽（也更多溢美虚言，如上引所见），好事但凡沾边亦必曲为牵合，更不用说是斩首上万的大功了。连墓志铭中都不书的战功，无非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与墓主丝毫无关；另一种就是败绩。不管是哪种，皆说明郭守文破敌之事子虚乌有，纯属官方虚构。
以上李焘长编中涉及的三篇官史传记，个个有问题。李继隆传大言炎炎。袁继忠传编了个精彩的故事。本来传记的取材来源碑志等多有夸张杜撰成份也属正常，然问题是宋朝官史偏偏采纳了这些描写。至于郭守文传（还包括会要等的记载），那更是虚构了连郭守文自家碑志中都不存在的事，可谓用心良苦。不过由于宋臣传记数量较多，又各自源出各家，故而有时难免会出现不同传记间口径不一的情形。比如下面这个宋史田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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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北唐河，大将李继隆遣部将逆战，为敌所乘，奄至水南。敏以百骑奋击，敌惧，退水北，遂引去。又出狼山袭契丹，至满城，获首级甚众。既而敌陷易州，敏失其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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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传所述就几乎处处与前述三传过不去。其言宋方出战的不过是定州主将李继隆之部将，且被击败，辽军追至了唐河以南，田敏以百名骑兵逐退之。从此描述来看，显然不是一场主力会战，并且宋军连取胜恐怕都谈不上，更别提什么大捷了。此外，田敏传还言易州失陷的时间是在唐河之战后，与袁继忠传全然不合，却与辽史相合。当然，其与敌方记录契合之处还非止有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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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耶律奴瓜传：
【统和六年，再举，将先锋军，取宋游兵于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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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磨鲁古传：
【六年，伐宋，为先锋，与耶律奴瓜破其将李忠吉于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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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辽史二传又大致与田敏传吻合。如再考察双方所记录的战事时间线，会发现宋人称朝廷是于十一月六日得唐河捷报，然按辽史，直至十一月七日辽主亲统的主力尚在围攻长城口，距离南方的定州还有约一百七十里远。所以很明显，发生在十一月六日之前的唐河战斗，不过是辽军以少量先头部队所作的试探性攻击，根本无关战役大局。这个不太受宋朝史家待见的田敏传，却大约是宋方官史中最忠于真实战况的记录。官史中的多处夸张杜撰，则可说是官方宣传的进一步发展。
接着看袁继忠传。引文里除去上述李继隆传的部分，再除去采自奏报的部分（即“斬首萬五千級”至“羣臣稱賀”这段），其余正文皆出自袁继忠传。其中描写的易州静塞军在易州失陷之后受到激励而于唐河大破敌人一事，尤为精彩。李焘对此事显然也深信不疑，他在附注中还说这是宋朝国史中关于易州失陷一事仅存的记载，并感叹“國史疏略”。那么，真是李焘认为的那样吗？易州为北进幽州的重要跳板，中原王朝已占踞此突出的战略要地达三十年之久，辽军重夺此地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具重大意义。与“疏略”此事的宋朝官史不同，辽史本纪中难得用了许多笔墨来写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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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巳（正月十一日），谕诸军趣易州。己亥，禁部从伐民桑梓。癸卯（二十一日），攻易州，宋兵出遂城来援，遣铁林军击之，擒其指挥使五人。甲辰（二十二日），大军齐进，破易州，降刺史刘墀。守陴士卒南遁，上帅师邀之，无敢出者。即以马质为刺史，赵质为兵马都监。迁易州军民于燕京。以东京骑将夏贞显之子仙寿先登，授高州刺史。乙巳（二十三日），幸易州，御五花楼，抚谕士庶。丙午（二十四日），以青牛白马祭天地。诏谕三京诸道。戊申（二十六日），次涞水，谒景宗皇帝庙。诏遣涿州刺史耶律守雄护送易州降人八百，还隶本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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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不仅明载了精确日期，而且交代了事件前后的诸多相关细节。可以确定，辽军攻陷易州并不在唐河之战前，而是在其后两个多月的次年正月二十二日。袁继忠传所述情节虽然曲折感人，然却是大谬。
最后再来看郭守文传。李焘在其正文中没有书郭守文于唐河大破辽军，然而他又同时在附注中罗列了官史里言其破敌的记载，显得颇为疑惑的样子。所幸的是郭守文墓志铭尚存世，只要查这一原始材料就能清楚分辨。相关内容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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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拱元年，上修帝籍，祀先农，恩例之行，乃迁太保，加食邑一千五百户，改宣徽南院使。夏五月，诏许入觐，听其休沐。秋八月，召诣便殿，付以密旨，授镇州行营都部署。二年五月，兼领镇、定、高阳关两路排阵使，百万之师，四七之将，萃於是矣。公以威爱抚下，以谦和御众，有誉无毁，时论多之。方将伸威大漠，刷耻归林，焚老上之庭，横行域外，系单于之颈牵至阙下。公之志也，人之望也，天下憗遗，忽焉薨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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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郭守文墓志铭中根本没有唐河大捷的踪影。作为官史传记的取材来源，墓志铭对墓主的功绩记述得更为详尽（也更多溢美虚言，如上引所见），好事但凡沾边亦必曲为牵合，更不用说是斩首上万的大功了。连墓志铭中都不书的战功，无非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与墓主丝毫无关；另一种就是败绩。不管是哪种，皆说明郭守文破敌之事子虚乌有，纯属官方虚构。
以上李焘长编中涉及的三篇官史传记，个个有问题。李继隆传大言炎炎。袁继忠传编了个精彩的故事。本来传记的取材来源碑志等多有夸张杜撰成份也属正常，然问题是宋朝官史偏偏采纳了这些描写。至于郭守文传（还包括会要等的记载），那更是虚构了连郭守文自家碑志中都不存在的事，可谓用心良苦。不过由于宋臣传记数量较多，又各自源出各家，故而有时难免会出现不同传记间口径不一的情形。比如下面这个宋史田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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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北唐河，大将李继隆遣部将逆战，为敌所乘，奄至水南。敏以百骑奋击，敌惧，退水北，遂引去。又出狼山袭契丹，至满城，获首级甚众。既而敌陷易州，敏失其家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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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传所述就几乎处处与前述三传过不去。其言宋方出战的不过是定州主将李继隆之部将，且被击败，辽军追至了唐河以南，田敏以百名骑兵逐退之。从此描述来看，显然不是一场主力会战，并且宋军连取胜恐怕都谈不上，更别提什么大捷了。此外，田敏传还言易州失陷的时间是在唐河之战后，与袁继忠传全然不合，却与辽史相合。当然，其与敌方记录契合之处还非止有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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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耶律奴瓜传：
【统和六年，再举，将先锋军，取宋游兵于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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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磨鲁古传：
【六年，伐宋，为先锋，与耶律奴瓜破其将李忠吉于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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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辽史二传又大致与田敏传吻合。如再考察双方所记录的战事时间线，会发现宋人称朝廷是于十一月六日得唐河捷报，然按辽史，直至十一月七日辽主亲统的主力尚在围攻长城口，距离南方的定州还有约一百七十里远。所以很明显，发生在十一月六日之前的唐河战斗，不过是辽军以少量先头部队所作的试探性攻击，根本无关战役大局。这个不太受宋朝史家待见的田敏传，却大约是宋方官史中最忠于真实战况的记录。官史中的多处夸张杜撰，则可说是官方宣传的进一步发展。
（四）府州之役
995年，宋军战报中又出现了一次突兀的大捷：
·
【至道元年（995）正月，寄班殿直王德钧自府州驰奏：今月五日，契丹寇府州界，节度使折御卿率蕃汉兵士掩袭之，斩获约五千人，得马五百匹。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余人，生擒吐浑首领号太保者一人】
·
府州上报击败入寇辽军，斩敌达五千之多！而关于辽军参战兵力，会要大书“数万”，宋太宗自夸“二万”，折御卿传则记“万余”。无论如何，显是将此战描绘成宋军挫败了辽军的一次大入侵，并且战果辉煌。
要理清此战，首先要从数年之前说起。990年，宋辽双方持续了四年的全面战争停歇了下来。当年夏六月，宋朝的太仆少卿张洎给宋太宗上了一道奏疏：
·
【“审观天下形势，忧患未已，唯与之通好，或可解纷。今山东诸侯近不交战，访闻匈奴休兵息马，已还其庭，宜因此时举通和之策。夫屈伸变化，与道污隆，转危就安，圣人之务也。昔汉高祖......困于白登，爰从说士之词，遂举和亲之策。......唐室勃兴......颉利可汗遽犯京邑，太宗躬枉车驾以敦其夙好，广输财货以厌其贪心，岁月荐更，犬羊寖弱，李靖以数万之众擒而灭之。此王者蒙垢，俟时歼强敌之明效也。......国家暂时降屈以济艰屯，而取乱侮亡其则何远？若契丹恃凭种落张皇侵暴，逆天悖理，不奉绥怀，然圣人屈己济物之诚已彰灼于天下矣。”疏奏，颇采用之】
·
张洎上奏建议宋太宗仿效汉高祖和唐太宗，暂时屈己求和，以解目前的危困，待日后再图刷耻。屈己求和之议，一年前吏部侍郎李至就已提出过，此时张洎重提旧议，而宋太宗“颇采用之”。于是翌年，宋人官史中就出现了一系列和平气象。
·
宋会要：
【（991/淳化）二年，虏遣人至雄州求通和，总管刘福以闻。帝遣中使麦守恩谓之曰：朕以康民息战为念，固无辞于屈己，后有来使，当厚待之，勿拒其意】
·
宋史本纪：
【（淳化二年）是岁，女真表请伐契丹，诏不许，自是遂属契丹】
·
宋史食货志：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后有范阳之师，罢不与通。......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静戎军、代州雁门砦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
·
虽然官史总是保持着一贯的高姿态，反称敌人求和，己方只表示了同意。但从宋太宗本人的话语，以及拒绝女真人夹击辽国的请求和恢复开市通商这两个做法，仍显示出了宋廷的求和决策。而再对照敌方记录：
·
辽史本纪：
【（994/统和十二年八月）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许。......（九月）辛酉，宋复遣使求和，不许】
【（995/统和十三年正月）丁巳，增泰州（即保州）、遂城等县赋。......（三月）戊辰，武清县百馀人入宋境剽掠，命诛之，还其所获人畜财物】
【（997/统和十五年二月）庚子，徙梁门、遂城、泰州、北平民于内地】
·
辽史耶律休哥传：
【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远近向化，边鄙以安。（998/统和）十六年，薨】
·
首先，辽史所谓的“不许”宋人求和，大约同样是官史故作高姿态而已（未订立盟约可能也是辽史言和议不成的原因）。但从实际行动看，辽人显是“许”了和的。其次，由995年和997年的两条记载可知，宋廷为了求和，除了割让易州全境以及开市通商之外，可能还让出了易州以南若干州县的部分主权（梁门、遂城、泰州、北平都是与易州南境相邻的地区）。由此可见，宋辽双方实际上是切实达成了一些停战协议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宋人记载的995年辽军入侵府州的这件事上来。由上引辽史可见，在宋人宣称大败辽军的当月，辽人非但没有记载这场战役，反而在记他们正向宋地的遂城和保州地区收税，稍后还记惩处了一起入宋境劫掠事件，竟毫无再启战端之迹象。辽对宋开始备战要到两年后的997年，故辽史在此年出现了北迁梁门、遂城、泰州、北平四地宋民的记载。接着再看辽人耿延毅的墓志铭：
·
【统和十五年，国家方问罪赵宋氏。乃改授西南面招安使，旧以飞狐为理所，其副居灵丘。公以并、代、中山之界寔曰寇庭，莫不威信卒夫，谨严烽候，夙夜不惰，周历四霜，乃致贼虐之师无敢北顾】
·
此墓志铭的记载亦与辽史相呼应，至997年辽国方才准备对宋动武，但此时也不过严备守御而已，战事仍未开始。如再对照宋臣的奏议：
·
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奏（999/咸平二年）：
【臣愚以为宜以此时赦契丹之罪，择有文武才畧习知边徼辩说之士为一介之使，以嗣位服除礼当修好，往告谕之。彼十年来不复犯寨，以臣料之，力非（一作有）不足，志欲归向而未得其间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来王之便，必懽悦慕义，遣使朝贡。因与之尽捐前恶，复寻旧盟，利以货财，许以关市，如太祖故事】
·
朱台符此奏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自999年倒计十年至990年，辽军都没有入侵宋朝；其二，两国间虽停战，却并未有盟约，宋廷想趁此时仿宋太祖故事（指开宝七年的雄州和议），与辽进一步订立正式盟约。
所以综合双方史料来看，995年时宋辽间当并未爆发过战争，至少是没有国家层面上的大冲突。府州之战，或可能仅为一次边境寇盗事件，至多不过千百人规模（就如辽史于同年三月记载的那次辽民入宋境劫掠一般，正月在府州可能也有同类事件发生）。这在宋会要中也有露出端倪：
·
【至道三年三月，内侍杨守斌自府州画地图来上，帝阅视久之。先是，西北边径路必宿重兵以备之，至是折御卿大破虏众。帝讶契丹从何而至，驰使问其故。乃虏由山峡间细径而入，意以御卿出巡，谋入剽略】
·
这段说得是两年后，宋太宗阅览内侍从府州画来的地图，称当时辽军是从山里的小径爬进来抢掠的。一支万人以上级别的大军，仅为抢劫目的，从不适宜通行（尤其是骑兵）的地域强行入侵，实在不合常理。如果这场奇袭是某个重大军事计划的一部分，或可另当别论，然而情况显非如此。相比大战役，此事为小寇盗要来得更可信。
事实上，以此时辽国的状况也不太可能攻宋。因为就在去年八月，辽国刚开始大规模对蒙古、党项诸部用兵，以解决多年来的西北边患问题。
·
辽史本纪：
【（994/统和十二年）八月庚辰朔，诏王太妃领西北路乌古等部兵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以萧挞凛督其军事】
·
辽方西征，又同时主动向南方大国宋挑起战端，此举无疑太不合逻辑。总之，此役大致是宋方在纸面上造出的又一场大捷，实际上微不足道。
995年，宋军战报中又出现了一次突兀的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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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元年（995）正月，寄班殿直王德钧自府州驰奏：今月五日，契丹寇府州界，节度使折御卿率蕃汉兵士掩袭之，斩获约五千人，得马五百匹。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余人，生擒吐浑首领号太保者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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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州上报击败入寇辽军，斩敌达五千之多！而关于辽军参战兵力，会要大书“数万”，宋太宗自夸“二万”，折御卿传则记“万余”。无论如何，显是将此战描绘成宋军挫败了辽军的一次大入侵，并且战果辉煌。
要理清此战，首先要从数年之前说起。990年，宋辽双方持续了四年的全面战争停歇了下来。当年夏六月，宋朝的太仆少卿张洎给宋太宗上了一道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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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观天下形势，忧患未已，唯与之通好，或可解纷。今山东诸侯近不交战，访闻匈奴休兵息马，已还其庭，宜因此时举通和之策。夫屈伸变化，与道污隆，转危就安，圣人之务也。昔汉高祖......困于白登，爰从说士之词，遂举和亲之策。......唐室勃兴......颉利可汗遽犯京邑，太宗躬枉车驾以敦其夙好，广输财货以厌其贪心，岁月荐更，犬羊寖弱，李靖以数万之众擒而灭之。此王者蒙垢，俟时歼强敌之明效也。......国家暂时降屈以济艰屯，而取乱侮亡其则何远？若契丹恃凭种落张皇侵暴，逆天悖理，不奉绥怀，然圣人屈己济物之诚已彰灼于天下矣。”疏奏，颇采用之】
·
张洎上奏建议宋太宗仿效汉高祖和唐太宗，暂时屈己求和，以解目前的危困，待日后再图刷耻。屈己求和之议，一年前吏部侍郎李至就已提出过，此时张洎重提旧议，而宋太宗“颇采用之”。于是翌年，宋人官史中就出现了一系列和平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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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会要：
【（991/淳化）二年，虏遣人至雄州求通和，总管刘福以闻。帝遣中使麦守恩谓之曰：朕以康民息战为念，固无辞于屈己，后有来使，当厚待之，勿拒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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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本纪：
【（淳化二年）是岁，女真表请伐契丹，诏不许，自是遂属契丹】
·
宋史食货志：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后有范阳之师，罢不与通。......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静戎军、代州雁门砦置榷署如旧制，所鬻物增苏木】
·
虽然官史总是保持着一贯的高姿态，反称敌人求和，己方只表示了同意。但从宋太宗本人的话语，以及拒绝女真人夹击辽国的请求和恢复开市通商这两个做法，仍显示出了宋廷的求和决策。而再对照敌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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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本纪：
【（994/统和十二年八月）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许。......（九月）辛酉，宋复遣使求和，不许】
【（995/统和十三年正月）丁巳，增泰州（即保州）、遂城等县赋。......（三月）戊辰，武清县百馀人入宋境剽掠，命诛之，还其所获人畜财物】
【（997/统和十五年二月）庚子，徙梁门、遂城、泰州、北平民于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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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耶律休哥传：
【戒戍兵无犯宋境，虽马牛逸于北者悉还之，远近向化，边鄙以安。（998/统和）十六年，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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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辽史所谓的“不许”宋人求和，大约同样是官史故作高姿态而已（未订立盟约可能也是辽史言和议不成的原因）。但从实际行动看，辽人显是“许”了和的。其次，由995年和997年的两条记载可知，宋廷为了求和，除了割让易州全境以及开市通商之外，可能还让出了易州以南若干州县的部分主权（梁门、遂城、泰州、北平都是与易州南境相邻的地区）。由此可见，宋辽双方实际上是切实达成了一些停战协议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宋人记载的995年辽军入侵府州的这件事上来。由上引辽史可见，在宋人宣称大败辽军的当月，辽人非但没有记载这场战役，反而在记他们正向宋地的遂城和保州地区收税，稍后还记惩处了一起入宋境劫掠事件，竟毫无再启战端之迹象。辽对宋开始备战要到两年后的997年，故辽史在此年出现了北迁梁门、遂城、泰州、北平四地宋民的记载。接着再看辽人耿延毅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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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十五年，国家方问罪赵宋氏。乃改授西南面招安使，旧以飞狐为理所，其副居灵丘。公以并、代、中山之界寔曰寇庭，莫不威信卒夫，谨严烽候，夙夜不惰，周历四霜，乃致贼虐之师无敢北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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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墓志铭的记载亦与辽史相呼应，至997年辽国方才准备对宋动武，但此时也不过严备守御而已，战事仍未开始。如再对照宋臣的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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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奏（999/咸平二年）：
【臣愚以为宜以此时赦契丹之罪，择有文武才畧习知边徼辩说之士为一介之使，以嗣位服除礼当修好，往告谕之。彼十年来不复犯寨，以臣料之，力非（一作有）不足，志欲归向而未得其间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来王之便，必懽悦慕义，遣使朝贡。因与之尽捐前恶，复寻旧盟，利以货财，许以关市，如太祖故事】
·
朱台符此奏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自999年倒计十年至990年，辽军都没有入侵宋朝；其二，两国间虽停战，却并未有盟约，宋廷想趁此时仿宋太祖故事（指开宝七年的雄州和议），与辽进一步订立正式盟约。
所以综合双方史料来看，995年时宋辽间当并未爆发过战争，至少是没有国家层面上的大冲突。府州之战，或可能仅为一次边境寇盗事件，至多不过千百人规模（就如辽史于同年三月记载的那次辽民入宋境劫掠一般，正月在府州可能也有同类事件发生）。这在宋会要中也有露出端倪：
·
【至道三年三月，内侍杨守斌自府州画地图来上，帝阅视久之。先是，西北边径路必宿重兵以备之，至是折御卿大破虏众。帝讶契丹从何而至，驰使问其故。乃虏由山峡间细径而入，意以御卿出巡，谋入剽略】
·
这段说得是两年后，宋太宗阅览内侍从府州画来的地图，称当时辽军是从山里的小径爬进来抢掠的。一支万人以上级别的大军，仅为抢劫目的，从不适宜通行（尤其是骑兵）的地域强行入侵，实在不合常理。如果这场奇袭是某个重大军事计划的一部分，或可另当别论，然而情况显非如此。相比大战役，此事为小寇盗要来得更可信。
事实上，以此时辽国的状况也不太可能攻宋。因为就在去年八月，辽国刚开始大规模对蒙古、党项诸部用兵，以解决多年来的西北边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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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本纪：
【（994/统和十二年）八月庚辰朔，诏王太妃领西北路乌古等部兵及永兴宫分军，抚定西边，以萧挞凛督其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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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方西征，又同时主动向南方大国宋挑起战端，此举无疑太不合逻辑。总之，此役大致是宋方在纸面上造出的又一场大捷，实际上微不足道。
（五）乌白池之役
996年春，宋将白守荣等护送粮草四十万石往灵州，党项首领李继迁攻之于浦洛河，宋军粮卒并没。李继迁继而围灵州。于是在当年秋，宋太宗亲自部署五路大军讨伐李继迁。然而在这五路宋军中，李继隆、丁罕两路人马未遇敌而返，张守恩一路则遇敌不战而退，唯王超、范廷召两路人马抵乌白池会合，与敌接战，并向宋廷告捷：
·
【今月三十日，得进奏院状报：今月十二日，據夏州路馬歩軍都部署王超、延州路馬歩軍都部署范廷召等各差入内殿頭髙品岑保正、入内髙品賈繼隆等走馬齎狀到闕奏：兩路大軍入賊界，到乌白池㑹合，前後一十六度掩殺著蕃贼，殺下米慕軍主一十一人吃囉指揮等二十餘人及殺下蕃贼五千，活捉到蕃賊二千餘人，并收到馬二千餘疋，奪到衣甲器械二萬餘事件，傷、殺却蕃贼不知數目。打奪到牛羊老小不少，收到糧料草窖窌極多，並已散與一行諸軍。其蕃贼帳族舍屋並燒毀蕩盡，所有蕃贼田苗禾榖並緫收刈及踐踏淨盡。其李继迁與蕃贼並已潰散逃遁。其諸路大軍并百姓已於今月二日並平安却迴各歸逐處駐泊訖。皇太子、宰臣、文武百官於今月十三日入賀者】
·
这个捷报其实前文就已提到过，就是被宋太宗本人自诩为“自即位未尝如此杀戮夷狄”的那次战役。仅以此报为据，李继迁看样子是穷途末路了。宋臣王禹偁当时为此捷所作的贺表中也是这么写的：
·
【黠虜窺邊，王師出塞，大殱兇醜，永息祅氛，凡在照臨，畢同慶快。......斬獲萬千人，積甲如丘陵，殭屍滿沙磧，發其積聚燔其室廬，俘牛馬以谷量，蹂稼穡而掃地。足使五千深入，笑李陵之無功；十萬横行，輕樊噲之虚語。而况偏禆斬劓，罔有孑遺，渠魁遁逃，僅以身免。賊氣大沮，人心巳離，係于庭闕之前，誅乎獨柳之下，止應剋日别聽吉音。此皆断自宸衷，出于睿算，遏其撗議，授以聖謨，故得帷幄之邊，陣圖猶展沙场之上。捷書已來，歴考自古帝王料兵之速，未有如陛下者也】
·
王禹偁除了吹嘘大破敌人，又顺便奚落了一下汉朝的李陵、樊哙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把宋太宗捧成了军事才能超凡的千古一帝。宋太宗最喜标榜自己的军事才能，王禹偁这马屁可是拍到了他心坎里。
然而，随后的形势发展却与战报格格不入。“丧家犬”李继迁经此役后非但没有没落，气焰反而更加嚣张了。次年，宋太宗死，刚即位的宋真宗便不得不将夏、綏、銀、宥、靜五州“赐”给李继迁，也就是正式承认了李继迁对当地的实际控制。可是领了节度使官帽的李继迁并不买宋廷的账，依旧不依不饶地持续攻打宋灵州（宋朝最后被迫弃灵州）。宋太宗的这场大捷就像根本不曾发生过一样，对李继迁的势力没有起到丝毫遏制作用。
数十年后，李继迁之孙李元昊建国西夏，宋夏战争爆发，期间有宋朝大臣重提当初太宗朝的这次五路讨伐之役。
·
知永兴军夏竦奏（1039/宝元二年）：
【遂命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麟州。五路趋平夏，竭內帑之財，罄關中之力。繼隆與丁罕兵合，行十數日，不見賊；張守恩見賊不擊，相繼引還。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乏而還。是時臣父皓隸廷召麾下，並見輕舉之害】
·
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奏（1041/庆历元年）：
【昔继迁屡扰边陲，太宗亲部分诸将，五路进讨，或遇贼不击，或战衂而还】
·
夏竦说得比较委婉，称王超、范廷召以援军不至，部队困乏而退，其父当时在范廷召军中亲见“轻举之害”，说明根本没有什么大胜。而田况则把话说得更直白，指出宋军就是战败而归的。可见多年之后，宋朝君臣对太宗这场“空前大捷”实际上是怎么回事，都是心知肚明的。
再以官史传记来说。宋史夏国传直书王超、范廷召战“不利”，该传的史料来源至少与当事人的家传虚言无涉，当最值得信据。而此役主角之一王超的本传对此役不提一字。王超庸将一员，无甚战功可书，他的传记中本该将此役作为其毕生最光辉的功勋而大书一番，然居然完全失语。这就足以表明，所谓的大捷实则为败绩，故本传略过不书。王超之子王德用的本传虽提到了此役，但言“虏锐甚，超按兵不进”。其后虽又称王德用英勇击退了敌人，使宋军得以撤退，又声称追兵“莫敢近”，其实也不过是在敌尾追之下逃出生天罢了。与其说是在争取胜利，不如说是在设法保命。显然在这件事上，王家人的说法还是比较收敛的，尚不及宋廷的战报宣传虚伪。唯独范廷召本传，承袭了战报内容，宣称范廷召与王超两人“屡克捷”、“获米募军主吃啰等兵器铠甲数万”，连王家人不好意思提的战功都替他们补上了。不过纵览范廷召传就会发现，其所书战绩多虚伪不足据，范廷召后人对其先祖事迹吹嘘过甚。
综上来看，所谓乌白池大捷，完全是场宋廷搞出的闹剧，为了皇帝的颜面，掩败为胜。于是就有了大捷过后，敌势愈炽的奇景。
996年春，宋将白守荣等护送粮草四十万石往灵州，党项首领李继迁攻之于浦洛河，宋军粮卒并没。李继迁继而围灵州。于是在当年秋，宋太宗亲自部署五路大军讨伐李继迁。然而在这五路宋军中，李继隆、丁罕两路人马未遇敌而返，张守恩一路则遇敌不战而退，唯王超、范廷召两路人马抵乌白池会合，与敌接战，并向宋廷告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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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月三十日，得进奏院状报：今月十二日，據夏州路馬歩軍都部署王超、延州路馬歩軍都部署范廷召等各差入内殿頭髙品岑保正、入内髙品賈繼隆等走馬齎狀到闕奏：兩路大軍入賊界，到乌白池㑹合，前後一十六度掩殺著蕃贼，殺下米慕軍主一十一人吃囉指揮等二十餘人及殺下蕃贼五千，活捉到蕃賊二千餘人，并收到馬二千餘疋，奪到衣甲器械二萬餘事件，傷、殺却蕃贼不知數目。打奪到牛羊老小不少，收到糧料草窖窌極多，並已散與一行諸軍。其蕃贼帳族舍屋並燒毀蕩盡，所有蕃贼田苗禾榖並緫收刈及踐踏淨盡。其李继迁與蕃贼並已潰散逃遁。其諸路大軍并百姓已於今月二日並平安却迴各歸逐處駐泊訖。皇太子、宰臣、文武百官於今月十三日入賀者】
·
这个捷报其实前文就已提到过，就是被宋太宗本人自诩为“自即位未尝如此杀戮夷狄”的那次战役。仅以此报为据，李继迁看样子是穷途末路了。宋臣王禹偁当时为此捷所作的贺表中也是这么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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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黠虜窺邊，王師出塞，大殱兇醜，永息祅氛，凡在照臨，畢同慶快。......斬獲萬千人，積甲如丘陵，殭屍滿沙磧，發其積聚燔其室廬，俘牛馬以谷量，蹂稼穡而掃地。足使五千深入，笑李陵之無功；十萬横行，輕樊噲之虚語。而况偏禆斬劓，罔有孑遺，渠魁遁逃，僅以身免。賊氣大沮，人心巳離，係于庭闕之前，誅乎獨柳之下，止應剋日别聽吉音。此皆断自宸衷，出于睿算，遏其撗議，授以聖謨，故得帷幄之邊，陣圖猶展沙场之上。捷書已來，歴考自古帝王料兵之速，未有如陛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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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禹偁除了吹嘘大破敌人，又顺便奚落了一下汉朝的李陵、樊哙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把宋太宗捧成了军事才能超凡的千古一帝。宋太宗最喜标榜自己的军事才能，王禹偁这马屁可是拍到了他心坎里。
然而，随后的形势发展却与战报格格不入。“丧家犬”李继迁经此役后非但没有没落，气焰反而更加嚣张了。次年，宋太宗死，刚即位的宋真宗便不得不将夏、綏、銀、宥、靜五州“赐”给李继迁，也就是正式承认了李继迁对当地的实际控制。可是领了节度使官帽的李继迁并不买宋廷的账，依旧不依不饶地持续攻打宋灵州（宋朝最后被迫弃灵州）。宋太宗的这场大捷就像根本不曾发生过一样，对李继迁的势力没有起到丝毫遏制作用。
数十年后，李继迁之孙李元昊建国西夏，宋夏战争爆发，期间有宋朝大臣重提当初太宗朝的这次五路讨伐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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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永兴军夏竦奏（1039/宝元二年）：
【遂命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麟州。五路趋平夏，竭內帑之財，罄關中之力。繼隆與丁罕兵合，行十數日，不見賊；張守恩見賊不擊，相繼引還。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乏而還。是時臣父皓隸廷召麾下，並見輕舉之害】
·
陕西经略安抚判官田况奏（1041/庆历元年）：
【昔继迁屡扰边陲，太宗亲部分诸将，五路进讨，或遇贼不击，或战衂而还】
·
夏竦说得比较委婉，称王超、范廷召以援军不至，部队困乏而退，其父当时在范廷召军中亲见“轻举之害”，说明根本没有什么大胜。而田况则把话说得更直白，指出宋军就是战败而归的。可见多年之后，宋朝君臣对太宗这场“空前大捷”实际上是怎么回事，都是心知肚明的。
再以官史传记来说。宋史夏国传直书王超、范廷召战“不利”，该传的史料来源至少与当事人的家传虚言无涉，当最值得信据。而此役主角之一王超的本传对此役不提一字。王超庸将一员，无甚战功可书，他的传记中本该将此役作为其毕生最光辉的功勋而大书一番，然居然完全失语。这就足以表明，所谓的大捷实则为败绩，故本传略过不书。王超之子王德用的本传虽提到了此役，但言“虏锐甚，超按兵不进”。其后虽又称王德用英勇击退了敌人，使宋军得以撤退，又声称追兵“莫敢近”，其实也不过是在敌尾追之下逃出生天罢了。与其说是在争取胜利，不如说是在设法保命。显然在这件事上，王家人的说法还是比较收敛的，尚不及宋廷的战报宣传虚伪。唯独范廷召本传，承袭了战报内容，宣称范廷召与王超两人“屡克捷”、“获米募军主吃啰等兵器铠甲数万”，连王家人不好意思提的战功都替他们补上了。不过纵览范廷召传就会发现，其所书战绩多虚伪不足据，范廷召后人对其先祖事迹吹嘘过甚。
综上来看，所谓乌白池大捷，完全是场宋廷搞出的闹剧，为了皇帝的颜面，掩败为胜。于是就有了大捷过后，敌势愈炽的奇景。
本章小结：
自宋太宗发动二次北伐以后，宋军的战报愈发夸张虚妄。尤其在岐沟关、君子馆两次决定性的大败之后，如果说之前的战报夸张多少还具有一定事实基础的话，此后则多见无中生有和掩败为胜。与此极为相似的，日本帝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中华民国在国共内战中都曾发布过很多类似的荒唐战报。归根结底，这都是面对日趋窘促的战局所做出的无奈应对。对外军事上越失败，对内就越依赖纸上胜利来维持政权威信与军民士气，战报虚假宣传呈现体制化也就不难想见。
自宋太宗发动二次北伐以后，宋军的战报愈发夸张虚妄。尤其在岐沟关、君子馆两次决定性的大败之后，如果说之前的战报夸张多少还具有一定事实基础的话，此后则多见无中生有和掩败为胜。与此极为相似的，日本帝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中华民国在国共内战中都曾发布过很多类似的荒唐战报。归根结底，这都是面对日趋窘促的战局所做出的无奈应对。对外军事上越失败，对内就越依赖纸上胜利来维持政权威信与军民士气，战报虚假宣传呈现体制化也就不难想见。
第三章：诡异的落差！从凯歌高奏到委曲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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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年秋，准备有年的辽国终于再次打响了对宋战争。自此辽军几乎岁岁南下，战争直至1004年辽军兵临澶州城下，双方达成和议而告终。按和约规定，宋朝方面要岁输银、绢给辽朝，称“岁币”，实际最终还是免不了花钱买和平。
但是，若仅以宋军战报为依据来作判断，就会发现宋军在战争中竟然似乎是占了上风的（仅按不完全的战报数字统计，宋军歼敌约十三万）。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勇猛的宋军连年在前方战场上大杀敌人，可后方朝廷却不管不顾，执意签了个有损国体的和约。对于以上这组矛盾，解释有两种：第一种最常见，就是宋朝决策层太过愚蠢懦弱了，明明处在有利军事形势之下，却仍委曲求全媾和。第二种似乎较少有人提及，那就是宋人的战争记录不实，与真实战况相差甚远，而当时的宋朝决策者对自家那些纸上胜利十分清楚，媾和是据真实战况所做出的决策。
本章就要来探究一下，宋真宗新朝是否还在走太宗朝战报大捷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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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年秋，准备有年的辽国终于再次打响了对宋战争。自此辽军几乎岁岁南下，战争直至1004年辽军兵临澶州城下，双方达成和议而告终。按和约规定，宋朝方面要岁输银、绢给辽朝，称“岁币”，实际最终还是免不了花钱买和平。
但是，若仅以宋军战报为依据来作判断，就会发现宋军在战争中竟然似乎是占了上风的（仅按不完全的战报数字统计，宋军歼敌约十三万）。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勇猛的宋军连年在前方战场上大杀敌人，可后方朝廷却不管不顾，执意签了个有损国体的和约。对于以上这组矛盾，解释有两种：第一种最常见，就是宋朝决策层太过愚蠢懦弱了，明明处在有利军事形势之下，却仍委曲求全媾和。第二种似乎较少有人提及，那就是宋人的战争记录不实，与真实战况相差甚远，而当时的宋朝决策者对自家那些纸上胜利十分清楚，媾和是据真实战况所做出的决策。
本章就要来探究一下，宋真宗新朝是否还在走太宗朝战报大捷的老路。
（一）廉良与莫州之役
999年秋，辽国时隔十年再度攻宋，这次大规模攻势历时三个多月，一直持续至1000年春。按辽方的说法，此次南征战果颇丰，辽军先是击败了定州宋军范廷召所部，接着又打垮宋北面三路重兵（指镇州、定州、高阳关三支边军主力）之一的高阳关军团，生擒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宋朝镇、定大军八万困守城内，坐视辽军大掠而去。辽人墓志铭中对此役有这般描写：“康保裔同駈军旅来御王师，十万兵溃而见擒”。墓志铭虽惯于夸大其词，但宋人也是承认康保裔兵败被擒的（但官史中不言其被擒，而称战殁），辽军大胜当无问题。
然而宋人战报却声称，宋军在此前后取得了另外两场大捷，似乎一下子就抵消了辽军的胜利。这两场大捷，一场发生在秋九月，另一场在第二年春正月，正好是整个战事的头和尾。以下就先来看这第一场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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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咸平二年（999）九月，镇、定、高阳关都总管傅潜遣右侍禁郭筠驰奏：先锋田绍斌、石普与知保州杨嗣败虏众于廉良路，杀二千余人，斩首五百余级，获马五百匹，兵仗铠甲称是。从臣再拜称贺，翌日，群臣诣崇德殿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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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宋将田绍斌、石普、杨嗣三人大败辽军于廉良（又作严凉、炎凉）。宋军初战告捷，给宋真宗朝对辽作战开了个好头。照例，群臣连连向皇帝道贺，御用文人又给写了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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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以明君御宇，圣谟方协于天机，猛士守方，武畧咸遵于庙算，果致平戎之绩，以成御冦之功，凡在照临，孰不欢庆？......劳貔虎之师，遂行翦灭，以前茅之斥堠成破竹之功勲，捷奏星驰，朝闻旒冕，欢声雷动，夕徧寰区，千官庆武定之基，四海仰威加之德，臣伏限所守不获称庆阙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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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派普天同庆的场面。不过御用文人在当时虽卖力宣扬，但查这几位宋将的传记，却并非都是和谐之音。杨嗣传将奏报中的战果直接增闰作“斩首二千级”；石普传则只言“战廉良”，基本无意义。而记此事最详的是田绍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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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平二年，北面寇警，复命为镇、定、高阳关路押先锋，隶傅潜。潜遣与石普并戍保州，普阴与知州杨嗣议出兵击讨之，及夜，普、嗣未还，绍斌疑其败衄，即领兵援之。普、嗣果为贼所困，度严凉河，颇丧师众。及绍斌至，即合兵疾战，获一百四十余人，以劳迁邢州观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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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田绍斌传的描述，当时石普、杨嗣二部被打得损失惨重，田绍斌赶去救援才得以脱困。这里尤其要说明一点，这个田绍斌传留有家传材料的鲜明特征，扬美掩恶的情况非常突出，对于田绍斌的劣迹，或隐去不书，或为其强辩（比如986年冬在定州附近的败绩，该传完全不提。又比如996年春的浦洛河惨败，他书皆言田绍斌避战不救，罪责难逃，唯独该传宣称田绍斌领兵大破敌人）。这样虚美的传记，按理来说，对于此战亦必大肆吹嘘，然而我们看到其竟然只称“劳”，连“功”都不称。这种意外地“谦虚”表明，真实战况很可能比该传所记述的更为不利，当然更不会有战报中宣称的那些战果，连此传言“获一百四十余人”都未必尽实，只不过在现存宋方记录中虚夸程度相对小罢了。
如再对比敌方记录，亦会发现宋军此捷问题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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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本纪：
【（999/统和十七年）九月庚辰朔，幸南京。己亥（二十日），南伐。癸卯（二十四日），射鬼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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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礼志：
【出师以死囚，还师以一谍者，植柱缚其上，于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蝟，谓之射鬼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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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见，“射鬼箭”是辽军出师时举行的一种特殊仪式。对照本纪可知，至九月二十四日，辽军方才出师。而据宋臣田锡的贺捷表所引进奏院报可知，精确的交战日期为九月十七日，而宋朝群臣奉旨称贺在九月二十五日。那么就很清楚了，宋军此战的对手不可能是大股辽军，而只可能是先期进发的少量先头部队。那么与宋军交战的就当是辽先锋军（按辽史兵卫志，编制兵数三千），或仅是其一部。如果像宋人战报所说那样伤亡几千人，那么这支部队就已丧失了作战能力，甚至可以说是被歼灭了。然而先锋军在随后的战斗中还击败了宋军范廷召所部一万人（宋方记载兵数），战力仍强劲得很。由这一方面看，宋军战报必是大大夸张了的。
真实的情况如前所述，这场双方的初次小接触，宋军应当是吃了亏的，其实并无胜捷。在对待战报的态度上，宋廷是新朝走了老路，辽军大队都还没入境，宋廷就迫不及待地宣扬了个大捷出来。
999年秋，辽国时隔十年再度攻宋，这次大规模攻势历时三个多月，一直持续至1000年春。按辽方的说法，此次南征战果颇丰，辽军先是击败了定州宋军范廷召所部，接着又打垮宋北面三路重兵（指镇州、定州、高阳关三支边军主力）之一的高阳关军团，生擒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宋朝镇、定大军八万困守城内，坐视辽军大掠而去。辽人墓志铭中对此役有这般描写：“康保裔同駈军旅来御王师，十万兵溃而见擒”。墓志铭虽惯于夸大其词，但宋人也是承认康保裔兵败被擒的（但官史中不言其被擒，而称战殁），辽军大胜当无问题。
然而宋人战报却声称，宋军在此前后取得了另外两场大捷，似乎一下子就抵消了辽军的胜利。这两场大捷，一场发生在秋九月，另一场在第二年春正月，正好是整个战事的头和尾。以下就先来看这第一场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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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咸平二年（999）九月，镇、定、高阳关都总管傅潜遣右侍禁郭筠驰奏：先锋田绍斌、石普与知保州杨嗣败虏众于廉良路，杀二千余人，斩首五百余级，获马五百匹，兵仗铠甲称是。从臣再拜称贺，翌日，群臣诣崇德殿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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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宋将田绍斌、石普、杨嗣三人大败辽军于廉良（又作严凉、炎凉）。宋军初战告捷，给宋真宗朝对辽作战开了个好头。照例，群臣连连向皇帝道贺，御用文人又给写了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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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以明君御宇，圣谟方协于天机，猛士守方，武畧咸遵于庙算，果致平戎之绩，以成御冦之功，凡在照临，孰不欢庆？......劳貔虎之师，遂行翦灭，以前茅之斥堠成破竹之功勲，捷奏星驰，朝闻旒冕，欢声雷动，夕徧寰区，千官庆武定之基，四海仰威加之德，臣伏限所守不获称庆阙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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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派普天同庆的场面。不过御用文人在当时虽卖力宣扬，但查这几位宋将的传记，却并非都是和谐之音。杨嗣传将奏报中的战果直接增闰作“斩首二千级”；石普传则只言“战廉良”，基本无意义。而记此事最详的是田绍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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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平二年，北面寇警，复命为镇、定、高阳关路押先锋，隶傅潜。潜遣与石普并戍保州，普阴与知州杨嗣议出兵击讨之，及夜，普、嗣未还，绍斌疑其败衄，即领兵援之。普、嗣果为贼所困，度严凉河，颇丧师众。及绍斌至，即合兵疾战，获一百四十余人，以劳迁邢州观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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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田绍斌传的描述，当时石普、杨嗣二部被打得损失惨重，田绍斌赶去救援才得以脱困。这里尤其要说明一点，这个田绍斌传留有家传材料的鲜明特征，扬美掩恶的情况非常突出，对于田绍斌的劣迹，或隐去不书，或为其强辩（比如986年冬在定州附近的败绩，该传完全不提。又比如996年春的浦洛河惨败，他书皆言田绍斌避战不救，罪责难逃，唯独该传宣称田绍斌领兵大破敌人）。这样虚美的传记，按理来说，对于此战亦必大肆吹嘘，然而我们看到其竟然只称“劳”，连“功”都不称。这种意外地“谦虚”表明，真实战况很可能比该传所记述的更为不利，当然更不会有战报中宣称的那些战果，连此传言“获一百四十余人”都未必尽实，只不过在现存宋方记录中虚夸程度相对小罢了。
如再对比敌方记录，亦会发现宋军此捷问题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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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本纪：
【（999/统和十七年）九月庚辰朔，幸南京。己亥（二十日），南伐。癸卯（二十四日），射鬼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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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礼志：
【出师以死囚，还师以一谍者，植柱缚其上，于所向之方乱射之，矢集如蝟，谓之射鬼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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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见，“射鬼箭”是辽军出师时举行的一种特殊仪式。对照本纪可知，至九月二十四日，辽军方才出师。而据宋臣田锡的贺捷表所引进奏院报可知，精确的交战日期为九月十七日，而宋朝群臣奉旨称贺在九月二十五日。那么就很清楚了，宋军此战的对手不可能是大股辽军，而只可能是先期进发的少量先头部队。那么与宋军交战的就当是辽先锋军（按辽史兵卫志，编制兵数三千），或仅是其一部。如果像宋人战报所说那样伤亡几千人，那么这支部队就已丧失了作战能力，甚至可以说是被歼灭了。然而先锋军在随后的战斗中还击败了宋军范廷召所部一万人（宋方记载兵数），战力仍强劲得很。由这一方面看，宋军战报必是大大夸张了的。
真实的情况如前所述，这场双方的初次小接触，宋军应当是吃了亏的，其实并无胜捷。在对待战报的态度上，宋廷是新朝走了老路，辽军大队都还没入境，宋廷就迫不及待地宣扬了个大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