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有网友说起朱温的“吃相”问题，有些个人的看法，与朋友们探讨。以下均摘自拙作《血色神州》中《诸神的黄昏》一节。


正如柳璨临终前的自我评价，蒋玄晖、柳璨、张廷范都属于那种打死也不冤的恶棍，但他们还是丧命于这样一场大冤狱。由王殷和孔循虚构出来的，大部份由朱温死党组成的“保唐阴谋集团”全军覆没，真正变成了死去的同党。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朱温老糊涂了吗？他为什么要对给自己卖命的狗腿子下如此狠手呢？

在下读过的几乎所有古史都采用了差不多口径一致的答案：朱温想当皇帝想疯了，忍受不了像“封大国受九锡”这样的一点点拖延，所以才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挥屠刀。不过，在下有一个很讨人厌的毛病，就是不太迷信权威，凡事常问个为什么。比如这个答案，如果把它代入当时的环境仔细想想，真的没有破绽吗？

果然，问题出现了。支持朱温急于称帝一说的证据，其实是非常勉强的，仅有朱温的那句话“借使我不受九锡，岂不能作天子邪！”而已，但这句话是否就真正表明了朱温对皇位的迫不急待，还大可商榷。

我们先来看看，他说得对不对吧。如果从篡位程序的发明人王莽来看，显然是不对的，但王莽定下的东西，毕竟也不是不容更改的金科玉律，在后世多次被打破，并且开先例的人并不是朱温。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以受禅建立的朝代中，最成功的头两名，都未曾接受过九锡。

其次受九锡真的会耽误篡位的进度吗？空口无凭，我们还是看看魏晋以来的实例吧。那些受九锡，但本人未篡位的，如曹操、司马昭、高欢、宇文泰之类属于另一类，姑且不论，在下只举那篡了位的例子：

宋武帝刘裕，义熙十四年（418年）六月接受九锡，元熙二年（420年）六月废晋称帝，间隔时间为两年；

齐高帝萧道成，升明三年（479年）三月接受九锡，同年四月称帝，间隔时间一个月；

梁武帝萧衍，中兴二年（502年）二月接受九锡，同年四月称帝，间隔时间两个月；

陈武帝陈霸先，太平二年（557年）九月接受九锡，同年十月称帝，间隔时间一个月；

隋文帝杨坚，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接受九锡，同月称帝，间隔时间不到一个月；

唐高祖李渊，义宁二年（618年）三月拒受九锡（请注意，是拒受），同年五月称帝，间隔时间两个月。

只不过，由于李唐在历史上的总体形像，比朱梁光辉得太多，所以在史书上，李渊拒绝九锡的理由光明正大的一榻糊涂，他说：“你们这些马屁精，怎么能提这种要求呢？我刚刚辅佐国政，就给自己加官进爵，怎么可以呢？…这些玩意儿，不过是上欺天，下欺人…如果天子（隋恭帝杨侑）了解内情，他一定不会批准；如欺天子年幼无知，让我自己哄抬自己，再出面推辞，我平生岂能做这种骗人的事？”

但结合唐高祖稍后的实际作为，你能说“难道我不受九锡就不能当天子？”不是他的心声吗？朱温推辞九锡的表章原文我们今天看不到了，但想来上面的文辞字句应该同样正气凛然吧？

由上面的诸多实例可知，从受九锡到称帝所需要的时间是没有固定标准的，大多数也就是一、两个月而已，朱温是否急到连一、两个月都等不得呢？那好，我们来看看他的实际情况：朱温是在天祐二年（905年）十一月拒受的九锡，到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才篡的位，间隔时间达一年零五个月。

至此，可能出乎很多朋友意料的事实已跃然于纸上：闹了半天，原来所谓受九锡会影响篡位的进度一说，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在这一群篡位皇帝中，就时间而言，只有刘裕比朱温更有耐心，以最夸张的隋文帝杨坚为例，从受九锡到称帝历时居然仅十天！

再退一步说，朱温真的等不得受九锡就想当皇帝的话，柳璨、蒋玄晖等，在最后一轮努力中，其实也已经帮他一步到位，把李柷的禅位诏书都弄来了。但朱温也同样拒绝接受，他此时的意图不在他早晚会得手的帝位，已经非常明显了。在下以为：蒋玄晖等人是会错了老板的真意，所有的自救行动，其实是在一个劲的拍马腿。

但奇怪的是，古史宁肯抓住不确实的只言片语，硬说朱温急于称帝，却不愿将这一评语，送给一大批远比他更猴急的同行。

了解到这几点事实之后，我们猛然发现，在这一事件中，古史的作用，就是一面巨大的哈哈镜，镜中的那个望着皇帝宝座猛流口水如小丑一般的朱温，根本就不是他的真容。何谓“善善恶恶”？何谓“春秋笔法”？怎样用褒贬来代替事实？这就是古史中最典型的例证之一。

那么话题又转回开头，朱温如果不是因为称帝进度受阻而行凶，那他又是为了什么原因非要杀蒋玄晖等人不可呢？在下以为，也许另外一则发生在朱温身上，但具体时间不明的典故，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近距离的观察点。

据说有一次，朱温带着一帮幕僚文士外出巡视途中，走到一棵大柳树下稍作休息。突然，朱温对着树大发感慨道：“好大一棵树啊，这样上等的柳木，正好用来做车毂！”

所谓“车毂”，就是车轮正中，用来固定车轴与车轮的圆环，有时候也泛指车轮。车毂今天一般要用滚珠轴承来制作，是常见的机械零部件中，对硬度及耐磨性能要求最高的。古人的马车没这么矫情，但也肯定不能用柔软易变形的柳木来制作，否则你驾车走不出几里地，就得赶快拖回车行大修了。

众幕僚一听，梁王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缺乏常识的高论，不由一愣。但眨眼之间，其中几位聪明人已经想通了：这不就是指鹿为马的翻版么？就是朱老板在考验我们，是否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与领导的立场保持一致？熟悉典故的人谁不知道，当年在同样权势熏天的赵高面前，那些不把马说成鹿的笨蛋是什么下场！于是，那几位聪明的幕僚马上附和道：“梁王说得太对了，这样好的柳木，不用来做车毂真是浪费！”

可他们哪里想到，在很多地方，历史并不能提供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朱温突然脸色一变，喝斥道：“你们这帮没底线的文人，就知道顺着老大的意思拍马屁，即使把老大拍沟里也不当回事！谁不知道，车毂必须用坚硬的榆木来做，柳木能做个屁！”然后，他回头对随身的卫士们说：“你们还在等什么？”左右卫士的理解力还是不错的，马上纠出那几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幕僚，当场处决！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首先，在朱温的本性中，存在视他人为刍狗的残忍，尤其在失去制约的情况下，可能为一丁点小事草菅人命；其次，朱温对于对自己有害的恭维存在一定免疫力；第三、他城府极深，可以为清除他所认为的隐患来实施钓鱼执法。所以，当他表现出似乎要当皇帝的意向时，也许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说这柳木可以做车毂呢。

如果说，朱温杀那几个顺杆爬的幕僚，是为了打击身边已经过度的谄媚之风，减少下边对自己的蒙蔽，那他杀柳璨、蒋玄晖等人，恐怕更不会是毫无深意的。现在，就让我们凭借以上基础，结合当时一些常被人忽略的记载，去探寻幕后根本原因吧。

我想，这也可以先从两个小故事讲起：

第一个故事。话说在不久前，裴枢、崔远、独孤损等重臣被拿下，但按唐朝的惯例，柳璨不能独相，所以又破格提拔了原本资望、能力都不怎么样的礼部侍郎张文蔚、吏部侍郎杨涉二人为同平章事。

被任命当宰相，这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文人士子们梦寐以求终极理想，应该敲锣打鼓烧高香才对，但此时却出现了把喜事当成丧事办的另一番景象。比如新任宰相之一的杨涉，退朝还家后，竟把家人召到一起，为自己的升官而相对哭泣。他看着自己的儿子，后来的大书法家兼大诗人杨凝式，哀叹道：“我们杨家家门不幸，摊到这样的祸事，将来连你都要受连累！”

第二个故事。当时，在河中有一个著名的隐士，名叫司空图，本是咸通十年的进士，曾在朝中担任过知制诰及中书舍人，颇以才学和气节知名。后来唐僖宗李儇被黄巢赶到成都，他对世事感到悲观失望，便回到故乡河中府虞乡县长期隐居。在此期间，司空图建起了一个藏书七千余卷的私人图书馆，写下了有关诗歌评论的总结性巨作《二十四诗品》，还给自己注册了两个很个性的ID号，一叫“知非子”，一叫“耐辱居士”。

虽号“耐辱”，但其实他在当时是很受尊重的。比如朱温的“舅父”，前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很仰慕他的名声，曾请他撰写碑文，并赠绢数千匹作为稿费。只是司空图不领情，将这些绢帛全部堆放在虞乡县的集市，任人取用，自己分毫不受。

白马之祸后，朱温急于重塑朝廷的外在形像，特让李柷下旨，征召司空图入朝为礼部尚书。面对朱温的征召，司空图不敢不来，但他故意装作老朽痴呆，举止粗俗，动辄失礼，上朝时连笏板都甩掉在地上，柳璨又只好撰写诏书，将他驱逐回家。

从这两个典型事例，我们发现，由于此前朱温在朝中发动的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先后杀掉了皇帝、皇后、多位皇子和三任首相，在将潜在政敌一网打尽的同时，也致使恐怖气氛弥漫朝野！此时，虽然朱温的权势已趋于顶峰，在舆论战线上却是一败涂地。朱温虽然控制着合法的洛阳中央政府，但在天下的大多数文人士子眼中，却与他的前老板黄巢差不多，几乎是个伪政权！身处其中的朱温，也不可能感觉不到。

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一个王朝如果得不到知识分子阶层的支持，要想常治久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朱温已经在着手向天下士子官员们释放善意，以期重新收拢这些人的人心。

例如，当时朝廷由于长期颠沛流离，官员们早就连制服都配不齐了，朱温特地拨出专款“乃制造逐色衣服，请朝廷等第赐之”；又如，由于朝廷收入微薄，官员们长久以来都实行半薪制，也就是说，假如按规定，你的工资是每月三千，那实际只发一千五。朱温为此奏请，建议官员工资应该全额发放。

当然了，这些小动作都是治标不治本，要想从天下官员士子心目中夺回政权的合法性，必须使出更狠的大招，比如说：宰几只替罪羊。

说到对替罪羊应用，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比如在两百多年前，就有高人做过非常成功的实践。

那时，大唐的天空阴盛阳衰，所有的权力行星都在围绕着一个大名叫武曌，尊号叫“则天顺圣皇帝”的女人作公转。坐在龙椅上的那位金牌御姐内心很清楚，在这片土地上，女人做皇帝是一件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事，所有自己无法成为一颗正常的恒星，不可能仅仅靠万有引力来维持整个星系的平稳运转。

哪怎么办？为了将对其不满的阴谋甚至念头都扼杀在萌芽状态，武御姐餋养了周兴、索元礼、来俊臣、侯思止等一大帮牙口锋利的走狗，专门替她咬人。走狗们兢兢业业地制造了一起接一起的“谋反”大案，杀得天下士人目之胆寒，闻之色变，吓得“只谈风月，莫谈国事”。待士人反周复唐的念头渐渐淡化，武周帝国趋于稳固之后，武御姐再适时收手，把制造冤假错案的罪行都推到走狗身上，将他们一一干掉，以便收揽那些惊弓之鸟的人心。

这样一来，一套经典的清洗程序完成。虽然把想杀的人都杀光了，但最高领导却能保留一双相对干净的手，最多就是一时失察，误受奸人蒙蔽而已，那只是一个指头的事，不会影响领袖在大方向上一贯的光荣与正确！

对照以上典故，再回到天祐二年冬天，我们会发现，朱温也有几条走狗已经差不多办完了他们该办的事，并因这些事而结怨于天下，正处于最适于屠宰的机遇区。

蒋玄晖，他杀皇帝、杀诸王，人尽皆知；柳璨，肆无忌惮地打击迫害同僚，天下士人闻名如见鬼；张廷范，长安士民百姓都在用一路的斑斑血泪，记着他的名字……

还用得着细述杀你们的理由吗？当然，按这标准还漏掉了一个重要角色：被众人“尊称”为“鸱枭”的李振。不过李振除了咬人之外，在其他军大计方面出谋划策的功劳更多，所有朱温一时还舍不得杀他。

可能有朋友会提出疑问：这种论点有什么证据吗？当然是有的。我们看看朱温杀蒋玄晖等人时公布的罪状吧：“…蒋玄晖在枢密之时，与柳璨、张廷范共为朋扇，日相往来，假其游宴之名，别贮倾危之计。苟安重位，酷陷朝臣，既此阴谋，难宽大辟…”怎么样，说得没错吧，“酷陷朝臣”这些坏事都是你们这帮混小子干的，咱们的英明仁慈的梁王只是一时失查，误信奸人而已。

同时，就像周兴、来俊臣那批人被干掉之后，武曌结束她的恐怖政治一样，在蒋玄晖、柳璨等人被杀后，朱温对士人的迫害也就基本终止了（当然，并不是放下了屠刀，只是转移了目标）。

最典型的，比如那位因为升官而哭得死去活来的杨涉，其实是白哭了，他当了几年后梁的宰相后退休，平平安安的善终于家。杨涉的儿子杨凝式，曾在朱温篡夺时劝父亲不要效忠后梁，但即使发表了这样的“反动言论”，也没发生什么事，他几乎活过整个五代，直到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时，才以八十二岁的高龄过世。

但就像隋炀帝征讨高句丽，朱温对蒋玄晖、柳璨等人的清洗，虽然在动机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实际操作上，却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朱温想达到的目的，也就是要嫁祸于人，改变自己让人惧而不敬的灰暗形像，争取士人支持，扭转舆论战线的被动处境等等，一样也没达成。

即使在朱温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张文蔚、杨涉、张策、赵光逢等多数大臣，虽不敢反抗他的意志，但仍以当他的臣子为耻。胆子大一点的罗隐、杨凝式之类，更大胆挑衅他的权威。而在朱温及其盟友的控制区之外，那朱温的声名狼藉就更不提了。

朱温不但输了当时，更输了后世。之后的史家们，统统无视朱温改变形像的努力，故意用戏谑的态度和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他的动机。于是直到今天，每逢提到朱温，留给人们的印像，除了并不冤枉的凶残荒淫之外，还要加上一条：他如何如何地想当皇帝而急不可耐。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一位美女明星去请医院作医学鉴定，欲证明自己的国色天姿均系出于自然。然而没什么用，简直越描越黑，根本挡不住八卦圈的汹汹之口，用“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的坚决态度，说她一定是整容了，医院收了多少好处费云云。

与几乎看不到的正面收益相比，杀蒋玄晖等人的副作用却非常明显，朱温用不留情面的，简单粗暴的屠杀，功臣旧部自氏叔琮、朱友恭丧命之后，进一步冷却了对他的忠诚敬仰之心。其负面影响将在未来的岁月中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也许我们可以说：朱温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人，但他曾经是一个深得部下爱戴的好领导。这个领导有勇气、有魄力、有才华、有干劲，并且知人善任，也能公正地给属下论功行赏，让所有有能力的属下都能够感到：跟着他，有肉吃，跟着他，有希望！于是，朱梁集团才能源源不断地吸纳大批的优秀人才，实力不断壮大，在群雄逐鹿中打成天下的霸主。

然后，这以往的一系列巨大成功，掩盖了一个巨大的隐患：朱温本人其实是存在着致命的性格缺陷的，他为人残忍、粗暴、冲动，遇事缺少三思而后行的稳重，极易做出错误的决断。之前，朱温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很幸运地找到自己的互补结构，将他残缺的一面补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冲或弥补了他犯下的错误。或者说，只有加上了她的他，才是那个能不断取得成功，得到属下爱戴的好领导。如果仅仅靠朱温本身，他是根本不足以在那个乱世脱颖而出的。

但我们知道，朱温已经在一年前永远失去了他的互补结构，此后再没有人能够填补这一重要的空缺。

所以我们也发现，在那之后，除了捏掉一个软柿子赵匡凝以外，朱温再也没有取得过像样的成果，相反，他败招频出，使集团渐渐离心离德，使他的帝国一经建立便走向衰败，并在不太远的将来，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也许可以这么说，伴随着那一年冬天杀气凛冽的寒风，迎来黄昏的不仅仅是即将灭亡的大唐帝国，还有那个尚未正式建立后梁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