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断案传奇 (1986) (1996)
20岁开始练书法，终生不辍，“高体”字独树一格、风姿高迈，中日专家均能识别；
师从叶诗梦学古琴，在重庆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组织天风琴社，1941年作英文专著《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an essay in ch'in ideology）追踪中国古琴流传日本的历史；发现了将曹洞宗带到日本的禅宗大师东皋心越的大量资料，1944年出版《东皋禅师集刊》，为佛学史补缺；
曾学围棋，最终达到段位未考；曾学中国画，译陆时化《书画说钤》；
曾考证中国文献中的猿，并亲自养猿长期观察，作《长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An essay in Chinese animal lore）1967去世那年出版；
能写中国旧体诗词，曾与郭沫若、徐悲鸿等唱和，齐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画常有他的题款；
曾学治印，历年所刻印章集成手卷印谱，齐白石题名；一如中国名士，雅号、笔名奇多，换一个就刻章；
中国文物书籍收藏颇丰，并且大有收藏心得，1958年出版500多页的巨著《书画鉴赏汇编》（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只印900多本，目的是教西方收藏家如何辨别中国文物真赝，并且以自己所刻印章作例，说明什么是假货，这做法很有自知之明。
师从叶诗梦学古琴，在重庆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组织天风琴社，1941年作英文专著《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an essay in ch'in ideology）追踪中国古琴流传日本的历史；发现了将曹洞宗带到日本的禅宗大师东皋心越的大量资料，1944年出版《东皋禅师集刊》，为佛学史补缺；
曾学围棋，最终达到段位未考；曾学中国画，译陆时化《书画说钤》；
曾考证中国文献中的猿，并亲自养猿长期观察，作《长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An essay in Chinese animal lore）1967去世那年出版；
能写中国旧体诗词，曾与郭沫若、徐悲鸿等唱和，齐白石、沈尹默等人的画常有他的题款；
曾学治印，历年所刻印章集成手卷印谱，齐白石题名；一如中国名士，雅号、笔名奇多，换一个就刻章；
中国文物书籍收藏颇丰，并且大有收藏心得，1958年出版500多页的巨著《书画鉴赏汇编》（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只印900多本，目的是教西方收藏家如何辨别中国文物真赝，并且以自己所刻印章作例，说明什么是假货，这做法很有自知之明。
这些小说中的狄公，不是正襟危坐的青天大人包公施公，也不是行径诡秘的私家侦探福尔摩斯，甚至不是二者的结合。狄仁杰的性格非常讨人喜欢：幽默开朗，时有睿语，智慧机敏却不矫饰；恪守儒家信条，对人性的弱点却深具怜悯之心；清廉刚正却不拘泥古板；喜欢女人却并不失度；而且文武双全，紧要时还能挺剑格斗几个回合。他的上司同僚，都是昏庸颟顸，只求升官，不问民间疾苦。地方上的狱吏捕快腐败堕落，与犯罪集团沆瀣一气，鱼肉乡民。狄仁杰在这一片混沌黑暗的阴谋暴行中，坚持正义，对抗罪恶，却并不摆出一副怨天尤人、惟我独醒、欲挽狂澜于既倒的海瑞架式。如果中国历代“清官”都能有狄公的迷人性格和机变能力，中国的政治传统恐怕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这些小说生动有趣，但其中说到中国的典狱、刑律、习俗却于史有据，并非信口开河。高罗佩对明代情有独钟，他的书斋易名多次，曾称为“尊明阁”；书中社会习俗与明朝基本相符，但不少司法问题，却符合《唐律疏》等法典。《铜钟案》中的和尚，勾结京官干预朝政，是唐朝政治特色。他译注过元代刑典案例集《棠阴比事》，还从大量中国文献（包括俗文学）中汲取材料。《迷宫案》一书中就用了严世蕃的以笔杀人故事、《龙图公案》中的拆画轴故事、《今古奇观》中的滕大尹故事；其迷宫设计来自《香印图考》、女同性恋情节则借自李渔写贤妻选妾的剧本。光这一本小说，就有那么多讲究，让人不敢小觑貌似通俗的《狄公案》。
狄公小说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御珠案》。小说一开场，瘟疫肆虐，宫廷和内阁都撤出首都，仅以狄仁杰为留守，在极困难的情况下维持治安。此时凶案迭出，盗贼蜂起，宫藏国宝被窃。此书场面闳富，有种历史的纵深感。其他故事中狄仁杰有股潇洒劲儿，步步谋营，先人一着；此时他面对严重挑战，心中如焚。高罗佩写此书时，任职贝鲁特。当时黎巴嫩内战激烈，战火纷飞。使馆人员及家属仆役全撤走，他一个人躲在小房间中坚持，以写小说度戒严长日。可见他并非对世事完全不关心，只是有把忧虑转化为艺术的门径。
作为汉学家，高罗佩以收集中国春宫画、房中术书籍，研究性学而享盛名。中国性学如今已是东西方共同的“显学”，他远远开风气之先，成为研究者无法绕过的出发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汉学界，只有高罗佩这样的名士派才有此胆识。《狄公案》的一个吸引人之处，就是其中许多罪案，与中国民间性生活纠葛有关。这其实符合中国社会实际，也是人性之常，只是国人讳莫如深，也弄不太清楚，而高罗佩几乎是中国社会性问题的第一位专家，无怪乎他的故事引人入胜。
他的汉学最大成就性学研究，实源自小说创作需要。《迷宫案》于1950年准备出日文版时，出版商要求以裸女画为封面（彼时日本时尚）。他断然拒绝，说这绝非中国传统。为证明这点，他分别致函日本、中国几十家古董商，询问有无明代木刻裸体画像。结果在京都的古董店买到明代木刻册页原本刻版，即一套24幅的彩印《花营锦阵》。他这才明白晚明艺术的风气。
狄公小说中的插图，是高罗佩自己画的，仿明版《列女传》和《列仙全传》风格，时有裸女形象来自中国春宫画。他用半透明纸描下图形，组合而成，笔调稚拙，别有风味，与小说行文之轻快爽利幽默，互为映衬。这些插图风趣而优雅，色而不淫，非常受欢迎，几百种不同语言的狄公小说中，有许多用他的裸女图为封面。
从这个发现开始，他进而研究中国春宫画，汇为《秘戏图考：中国彩印春宫版画》一书，限量出版。由此进而研究中国文献中关于性的记载，1961年出版《中国古代房内考》，是系统整理中国性学世界第一人，中国1990年才有译本。
有些学界人士认为高罗佩的汉学不够专精，跟着兴趣走，只能说是“业余”汉学家。但《中国古代房内考》却是20世纪西方汉学最扎实的成就之一。中国古代文献之繁富，的确需要专家尽毕生致力，但是也需要高罗佩式的聪慧敏感。
不过高罗佩的学术研究的确带着亲华感情色彩。他认为中国春宫画及房中术中，“看不见西洋人种种暴虐诡异的反自然病态”，中华民族身心健康，两性生活自然正常。他进而推论“中国民族与文化持续不衰，最大原因是他们两千年以来不断地研究男女均衡的艺术。”至于中国春宫画，则“证明中国画家拙于描绘人体之说，完全是西方偏见”。他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令人感动，但就上面说的这两点，我个人觉得未免对我们这个民族过于恭维。
实际上高罗佩在书中也说到不太妙的图景：乾嘉禁毁“**”，幸存书册往往在日本幸存。他二战后在日本任职，收集材料，正得其所。如果他1950年代初任职中国而广收春宫，恐怕不仅收不到，且会引起外交纠纷，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这些小说生动有趣，但其中说到中国的典狱、刑律、习俗却于史有据，并非信口开河。高罗佩对明代情有独钟，他的书斋易名多次，曾称为“尊明阁”；书中社会习俗与明朝基本相符，但不少司法问题，却符合《唐律疏》等法典。《铜钟案》中的和尚，勾结京官干预朝政，是唐朝政治特色。他译注过元代刑典案例集《棠阴比事》，还从大量中国文献（包括俗文学）中汲取材料。《迷宫案》一书中就用了严世蕃的以笔杀人故事、《龙图公案》中的拆画轴故事、《今古奇观》中的滕大尹故事；其迷宫设计来自《香印图考》、女同性恋情节则借自李渔写贤妻选妾的剧本。光这一本小说，就有那么多讲究，让人不敢小觑貌似通俗的《狄公案》。
狄公小说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御珠案》。小说一开场，瘟疫肆虐，宫廷和内阁都撤出首都，仅以狄仁杰为留守，在极困难的情况下维持治安。此时凶案迭出，盗贼蜂起，宫藏国宝被窃。此书场面闳富，有种历史的纵深感。其他故事中狄仁杰有股潇洒劲儿，步步谋营，先人一着；此时他面对严重挑战，心中如焚。高罗佩写此书时，任职贝鲁特。当时黎巴嫩内战激烈，战火纷飞。使馆人员及家属仆役全撤走，他一个人躲在小房间中坚持，以写小说度戒严长日。可见他并非对世事完全不关心，只是有把忧虑转化为艺术的门径。
作为汉学家，高罗佩以收集中国春宫画、房中术书籍，研究性学而享盛名。中国性学如今已是东西方共同的“显学”，他远远开风气之先，成为研究者无法绕过的出发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汉学界，只有高罗佩这样的名士派才有此胆识。《狄公案》的一个吸引人之处，就是其中许多罪案，与中国民间性生活纠葛有关。这其实符合中国社会实际，也是人性之常，只是国人讳莫如深，也弄不太清楚，而高罗佩几乎是中国社会性问题的第一位专家，无怪乎他的故事引人入胜。
他的汉学最大成就性学研究，实源自小说创作需要。《迷宫案》于1950年准备出日文版时，出版商要求以裸女画为封面（彼时日本时尚）。他断然拒绝，说这绝非中国传统。为证明这点，他分别致函日本、中国几十家古董商，询问有无明代木刻裸体画像。结果在京都的古董店买到明代木刻册页原本刻版，即一套24幅的彩印《花营锦阵》。他这才明白晚明艺术的风气。
狄公小说中的插图，是高罗佩自己画的，仿明版《列女传》和《列仙全传》风格，时有裸女形象来自中国春宫画。他用半透明纸描下图形，组合而成，笔调稚拙，别有风味，与小说行文之轻快爽利幽默，互为映衬。这些插图风趣而优雅，色而不淫，非常受欢迎，几百种不同语言的狄公小说中，有许多用他的裸女图为封面。
从这个发现开始，他进而研究中国春宫画，汇为《秘戏图考：中国彩印春宫版画》一书，限量出版。由此进而研究中国文献中关于性的记载，1961年出版《中国古代房内考》，是系统整理中国性学世界第一人，中国1990年才有译本。
有些学界人士认为高罗佩的汉学不够专精，跟着兴趣走，只能说是“业余”汉学家。但《中国古代房内考》却是20世纪西方汉学最扎实的成就之一。中国古代文献之繁富，的确需要专家尽毕生致力，但是也需要高罗佩式的聪慧敏感。
不过高罗佩的学术研究的确带着亲华感情色彩。他认为中国春宫画及房中术中，“看不见西洋人种种暴虐诡异的反自然病态”，中华民族身心健康，两性生活自然正常。他进而推论“中国民族与文化持续不衰，最大原因是他们两千年以来不断地研究男女均衡的艺术。”至于中国春宫画，则“证明中国画家拙于描绘人体之说，完全是西方偏见”。他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令人感动，但就上面说的这两点，我个人觉得未免对我们这个民族过于恭维。
实际上高罗佩在书中也说到不太妙的图景：乾嘉禁毁“**”，幸存书册往往在日本幸存。他二战后在日本任职，收集材料，正得其所。如果他1950年代初任职中国而广收春宫，恐怕不仅收不到，且会引起外交纠纷，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狄公小说在西方流行已久，译成29种语言，在38个国家出版，包括芬兰语、克罗地亚语、越南语等。值得庆幸的是，狄仁杰在1980年代终于回到了中国，出现了各种体裁的狄仁杰故事，包括1988年山西电视台所摄电视连续剧，中央电视台2004-2008年播放的《神探狄仁杰》，甚至出现了给少儿阅读的《狄公案故事》彩色漫画拼音读本（高罗佩本人也给荷兰报纸的“连环画”写过本子）。奇怪的是：没有中国观众能辨认出这套小说原是西方人所作，剧中对话完全没有翻译调。原因，来自下面的故事：
按高罗佩原意，中文本应是标准本，但其小说一直没机会译成中文，甚至在中国无人提起。1970年代末，我在社科院图书馆尘封的大量西方小说中，翻到高罗佩的几本狄公小说，读得爱不释手。1981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一篇介绍，中国的刊物与出版社开始感兴趣。此时我撮合友人陈来元（正巧也是一名外交官，曾任驻莱索托王国大使、驻纳米比亚大使），与同学胡明（现为社科院文学所专家）合作，以明清通俗小说的语言翻译这套书，以归本还源：本来明清通俗小说就是高罗佩写这套书的范型，如果地下有知，他也会同意这种做法。
两位译者做得非常成功，几可乱真，证明高罗佩的确是把中国俗小说读通了，也证明两位译者使用了最恰当的语言、最合适的风格。他们多年持之以恒，终于把全套《狄公案》翻译出来。1981年6月起，他们的翻译开始在杂志刊登。当时大陆竞相翻译《狄公案》的有多人，此后另加翻译的也有多人，但陈来元与胡明的拟明清俗小说风格译本竟成定本，也是国内狄公案影视剧改编中对话所据本。
陈来元与胡明译出的《狄公案》有130多万字，2006年海南出版社《大唐狄公案》4大册，重排了“狄仁杰年谱”，并以年代为序编排了小说中狄仁杰这个人物的经历，把小说人物重新植入历史。30多年来，此书重印翻印盗印本不知几许，电视剧改编也有多次，却从无人能重译。各种文献引用《狄公案》各书的标题，也是陈、胡二位所取，竟成定译。这是二位朋友与我聊起时，不免小小得意的话头。
我还有幸遇到了高罗佩事业的后继者佛克马。他是乌特雷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国际比较文学权威学者，至今常来中国讲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莱顿、伯克利、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研究中国文学，毕业后却在荷兰驻北京使馆做代办。正值文革初期大乱之时，1968年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英国外交人员仓惶翻墙到荷兰使馆，只能由他负责处理各种交涉善后。
按高罗佩原意，中文本应是标准本，但其小说一直没机会译成中文，甚至在中国无人提起。1970年代末，我在社科院图书馆尘封的大量西方小说中，翻到高罗佩的几本狄公小说，读得爱不释手。1981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一篇介绍，中国的刊物与出版社开始感兴趣。此时我撮合友人陈来元（正巧也是一名外交官，曾任驻莱索托王国大使、驻纳米比亚大使），与同学胡明（现为社科院文学所专家）合作，以明清通俗小说的语言翻译这套书，以归本还源：本来明清通俗小说就是高罗佩写这套书的范型，如果地下有知，他也会同意这种做法。
两位译者做得非常成功，几可乱真，证明高罗佩的确是把中国俗小说读通了，也证明两位译者使用了最恰当的语言、最合适的风格。他们多年持之以恒，终于把全套《狄公案》翻译出来。1981年6月起，他们的翻译开始在杂志刊登。当时大陆竞相翻译《狄公案》的有多人，此后另加翻译的也有多人，但陈来元与胡明的拟明清俗小说风格译本竟成定本，也是国内狄公案影视剧改编中对话所据本。
陈来元与胡明译出的《狄公案》有130多万字，2006年海南出版社《大唐狄公案》4大册，重排了“狄仁杰年谱”，并以年代为序编排了小说中狄仁杰这个人物的经历，把小说人物重新植入历史。30多年来，此书重印翻印盗印本不知几许，电视剧改编也有多次，却从无人能重译。各种文献引用《狄公案》各书的标题，也是陈、胡二位所取，竟成定译。这是二位朋友与我聊起时，不免小小得意的话头。
我还有幸遇到了高罗佩事业的后继者佛克马。他是乌特雷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国际比较文学权威学者，至今常来中国讲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莱顿、伯克利、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研究中国文学，毕业后却在荷兰驻北京使馆做代办。正值文革初期大乱之时，1968年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英国外交人员仓惶翻墙到荷兰使馆，只能由他负责处理各种交涉善后。
佛克马讲起文革“另一面”的故事，让我听得入神。我问他为什么回到大学任教。“以前在荷兰驻北京使馆，都叫我高罗佩第二，”佛克马笑着说：“不安分。”
历史上的确有过些才高八斗的不安分外交官。同样做过外交官的以赛亚·伯林，提出思想者有两种基本类型：狐狸同时追求很多目标，他们的思维是扩散的，在很多层次上发展，从来没有使他们的思想集中成为一个总体理论或统一观点；而刺猬则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一个严密的观点、一条基本原则、一个基本理念。一个外交官应当是个刺猬，国家要求他做个刺猬，但高罗佩却是一头让人眼花缭乱的狐狸。
而狄仁杰这个人物在西方也获得了新的生命。1969年英国拍狄公案电视剧六部，1974年《庙祟案》拍成电影，获次年埃德加电视剧奖（Edgar Award）。还有好几位作家开始竞写狄公小说。法国年轻历史小说家勒诺芒（Frédéric Lenormand）的法文狄公案（Romans du juge Ti）在法国大受欢迎，2004年到现在已经出版十六本，平均一年近三本！受欢迎程度非常惊人，论者认为大有阿加莎·克里斯蒂轻巧讽喻之风，例如最新一本叫《中国人从不撒谎》（Un Chinois ne ment jamais）。这套狄公小说已经有捷、西、葡、保加利亚等译本。
中国的西文作家也加入了进来。麻省理工城市规划专业博士朱小棣，目前是哈佛大学住房研究所高级研究分析员。他在《棠阴比事》中找到高罗佩未用的10个案件，用英文写成10则《狄公故事》（Tales of Judge Dee），2006年初版。
本来高罗佩的狄公小说，法文译本就最多，仅次于中文译本。现在朱小棣的狄公小说也已经有法文译本，似乎是要与勒诺芒的狄公一争高下，在法国摆开了战场。看来，这位中国贤哲的正义惩罪之风，带着他对人性的悲悯之心，随着他的聪慧俳谐语言，吹拂着整个世界。
历史上的确有过些才高八斗的不安分外交官。同样做过外交官的以赛亚·伯林，提出思想者有两种基本类型：狐狸同时追求很多目标，他们的思维是扩散的，在很多层次上发展，从来没有使他们的思想集中成为一个总体理论或统一观点；而刺猬则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一个严密的观点、一条基本原则、一个基本理念。一个外交官应当是个刺猬，国家要求他做个刺猬，但高罗佩却是一头让人眼花缭乱的狐狸。
而狄仁杰这个人物在西方也获得了新的生命。1969年英国拍狄公案电视剧六部，1974年《庙祟案》拍成电影，获次年埃德加电视剧奖（Edgar Award）。还有好几位作家开始竞写狄公小说。法国年轻历史小说家勒诺芒（Frédéric Lenormand）的法文狄公案（Romans du juge Ti）在法国大受欢迎，2004年到现在已经出版十六本，平均一年近三本！受欢迎程度非常惊人，论者认为大有阿加莎·克里斯蒂轻巧讽喻之风，例如最新一本叫《中国人从不撒谎》（Un Chinois ne ment jamais）。这套狄公小说已经有捷、西、葡、保加利亚等译本。
中国的西文作家也加入了进来。麻省理工城市规划专业博士朱小棣，目前是哈佛大学住房研究所高级研究分析员。他在《棠阴比事》中找到高罗佩未用的10个案件，用英文写成10则《狄公故事》（Tales of Judge Dee），2006年初版。
本来高罗佩的狄公小说，法文译本就最多，仅次于中文译本。现在朱小棣的狄公小说也已经有法文译本，似乎是要与勒诺芒的狄公一争高下，在法国摆开了战场。看来，这位中国贤哲的正义惩罪之风，带着他对人性的悲悯之心，随着他的聪慧俳谐语言，吹拂着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