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

由于年代久远，史料记载有限，古代战争总显得迷雾重重。近现代战史中涉及的数字大多有海量的官方文件、私人信件及回忆录等可查证；而古代这方面的资料严重欠缺，往往只有只言片语的粗略信息留存，且多缺乏交战双方的记载比对，多数仅为一面之词。所以即使战史中的数字严重浮夸不实，很多情况下也是”死无对证”。
在这种大背景下，古代数字的置信度自然就很成问题。理所当然的，现代人对待这些古代数字应持普遍的谨慎和怀疑态度。在这点上，相比现代天朝文人们，西方的军事研究者无疑更清醒，许多古代战役兵力被重新评估，修正后的数字普遍大幅缩水。
而本帖中将通过尽可能多的案例来揭示一些战史记载数字的内在普遍规律，这或将有助于我们以更正确的态度审视那些未经现代勘正（或者说无力勘正）的原始记载数字。

首先提出下面几条规律：
第一，战役中的敌方兵力数字通常被夸大。因为战场上的混乱以及恐慌情绪都容易使人对敌人数字作过高的误判；而更显而易见的原因可能是有意为之，因为无论战役胜负结果如何，将敌人兵力夸大都有利无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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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少数时候也存在自我夸大己方兵力的情况，通常出现在向对手示强时（不过也有特殊情况，夸大的数字被不明真相的后人直接引用，本来目的是为威吓对手，结果把自己人也给绕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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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己方的战果功绩数字常被夸大（掩败为胜就更不用说了），这包括歼敌数、俘获降附的人口土地等数字。基本道理和第一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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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古人对外部势力/民族/国家的总体军力的记载，情况最为复杂。一般而言，这类数字以那些外部势力要员的自述为最可取，其次则采信熟悉边情军政的己方人员的意见，而来源不明乃至对外部事务不了解的文人说辞置信度最低。

以下列举案例不安年代顺序，不分中外地域，不定时更新。 本帖也欢迎有兴趣者加入进来一起补充案例，自己考证或者引用他人的研究均不限。

2，安禄山伐契丹之役。
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分别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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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将三道兵六万以讨契丹，以奚骑二千为乡导•••奚复叛，与契丹合，夹击唐兵，杀伤殆尽」
「禄山并率河东等军五六万，号十五万，以讨契丹•••奚又夹攻之，杀伤略尽」
「发幽州、云中、平庐、河东兵十余万，以奚为乡导，大战潢水南。禄山败，死者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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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作为臭名昭著的逆臣，唐人史料对其军事失败不会有丝毫掩饰，相反只可能为其加码。很显然，安禄山出兵数最多不过五六万，十余万之数乃是号称，甚至唐军实际战死可能仅数千人。因此杜佑所说「十万众尽没」应当是主观上有意选取了最大化的号称兵数。

其次，从怛罗斯之战的影响来看。战后唐朝在安西四镇的统治远未分崩离析，阿拉伯和吐蕃等势力都没能乘机夺取安西四镇，这说明唐军实力尚存。而如依通典7万唐军全军覆灭之说，则等于安西、陇右、河西三镇的全部兵力被一扫而空，这样别说安西四镇了，就连河西走廊地区也会摇摇欲坠。然而形势显然远没恶劣到此地步，甚至可以说除了杜佑通典里的那句「七万人全没」根本感觉不到怛罗斯之战有值得一提之处。
最后，再从战役细节的描述来看。双方史料一致证实，唐军最后虽败，却未遭全歼，残余的数千唐军撤出了战场（按阿拉伯人宣称，逃离的唐军有数万人）。这反而从侧面证明唐朝方面不存在掩饰损失数字的问题。因为如果要掩饰，大可以声言唐军仍有数万战力（就连敌方都如此宣称），而不会这般坦承己方仅有数千人逃了回来。所以，显然是阿拉伯人方面有夸大敌军数量和战果的嫌疑，毕竟这是战史中的普遍规律。而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双方史料的叙述全都与通典所言唐军全军覆没不符，双方一致证实至少有几成比例的唐军成功脱逃了（不管是唐人说的数千，还是阿拉伯人声称的数万）。
综上来看，唐军6~7万之数并不可信，阿拉伯史籍宣称的10余万不用说更是严重夸大的。而2万之数或较接近唐军的真实兵力，即数千安西军外加1万余外镇援军（外镇援军数字笔者认为还可能估计过高，仅是从新旧唐书2万唐军总数出发所作的假设）。至于资治通鉴所记3万，可能有其合理性。因为资治通鉴言「深入七百馀里」，明显指的是从碎叶川地区到怛罗斯的路程，而非安西到怛罗斯的路程（直线距离就有约1000公里）。3万之数当包含了在碎叶川汇集的拔汗那和葛罗禄等外国盟军（葛罗禄人就是碎叶川当地的突厥部族，而拔汗那位于东南方唐军的来路上）。所以资治通鉴所言当是指高仙芝最终在当地聚集起了3万联军，然后西行700里抵达怛罗斯城。
阿拉伯人方面的记载唯一和通典相合之处实际就只有7万这个数字本身，容易让人联想到通典所言7万唐军全军覆没这一点。不过仔细对比之后，显然此7万非彼7万，两者所述内容全然有别。不过两个7万之数也未必是单纯的巧合，阿拉伯人方面可能将当时唐朝对外宣称的兵力当作战果数字记录下来，夸耀自身功绩时总是选取最大的数字，这再正常不过。而杜佑在通典中为了迎合自己的论点，也有意选取当时唐军号称的最大兵数，这种明显的倾向性在他同时列举的其他战例数字中也一再得以印证。

4，杨国忠伐南诏之战。
这当指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后遣李宓攻南诏一战。史料中记载的相关兵力如下：
资治通鉴：「侍御史、俞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入，至太和城，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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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杨国忠传：「国忠又使司马李宓率师七万再讨南蛮。宓渡泸水，为蛮所诱，至和城，不战而败，李宓死于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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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书南蛮传：「会杨国忠以剑南节度当国，乃调天下兵凡十万，使侍御史李宓讨之，辇饷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死相踵于道，宓败于大和城，死者十八」
同书杨国忠传：「寻遣剑南留后李宓率兵十馀万击合罗凤，败死西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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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杜佑这次也不例外的选取了最大数字。杨国忠和安禄山一样基本都是文人口诛笔伐的对象，张大其败绩自然不会手软。实际上这个较小的7万之数也未必没有夸张。同时代高适的”李云南征蛮诗”如此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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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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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所言则李宓并未身死，而是返回长安了。虽然回师日期当误，但这却表明这次失败在正史记载里可能是被夸大了，原因自然是因为这场败仗的幕后主导者。

917年晋军为幽州解围的兵力
此战卢文进引契丹入寇，进围幽州200日，晋王李存勖于是谴李嗣源等援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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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七月辛未，帝遣李存审领军与嗣源会于易州，步骑凡七万。于是三将同谋，衔枚束甲，寻涧谷而行，直抵幽州。八月甲午，自易州北循山而行，李嗣源率三千骑为前锋。庚子，循大房岭而东，距幽州六十里。契丹万骑遽至，存审、嗣源极力以拒之，契丹大败，委弃毳幕、毡庐、弓矢、羊马不可胜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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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史本纪载晋军兵力达7万。但此战晋王李存勖没有亲征，其本人还在于梁军对峙，只是分兵遣李嗣源等三将去救幽州，所以按说援幽州的并非晋军主力。而按此前推算的胡柳坡大战晋军兵力来看，此7万之数应当也是当时晋军对外号称的夸大兵数，实际兵力必然要小得多（胡柳坡之战晋军号称也才10万）。
晋军可能的兵力究竟有多少？首先看新旧五代史中晋军出兵前的几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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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嗣源曰：“愿假臣突骑五千，以破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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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审独以为当救，曰：“愿假臣骑兵五千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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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奏曰：”•••••愿假臣突骑五千为前锋以援之。”庄宗曰：”公言是也。”即命帝与李存审、阎宝率军赴援，帝为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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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各将向晋王所请往援幽州的兵力为5000骑兵。不过总共只有1万骑的李存勖显然分不出5000骑给他们，所以最后我们看到李嗣源是以3000骑为前锋。而由后文的叙述可知，晋军的后军是步兵。这些步兵数量有多少呢？这样的偏师很难单纯以步骑比例来估算，还是要寻求其他途径。李存审在从易州出发前对敌我情势分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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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众吾寡，虏多骑，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虏以万骑蹂吾陈，吾无遗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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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存审推想的战况，在平原地形，以当时晋军的实力连1万契丹骑兵的进攻都难以抵挡。然后我们再对比辽史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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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乙巳，望城中有气如烟火状，上曰：“未可攻也。”以大暑霖潦，班师。留曷鲁、卢国用守之•••••秋八月，李存遣李嗣源等救幽州，曷鲁等以兵少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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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主力早在6月份已经班师回去了，仅留了一支偏师在幽州。当8月份晋军从易州出发赴幽州时，必然已获知消息。所以在李存审的假设中，晋军是面对1万契丹骑兵的攻击，而不是数万或更多，这假设显然是有其依据的。之后的战斗描述也符合李存审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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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山口，契丹以万馀骑遮其前，将士失色」
「距幽州两舍，敌骑复当谷口而阵，我军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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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万多契丹骑兵正面挑战时，就已经令晋军将士惊慌。而李存审仍言「虏众吾寡」，则晋军数量之少可见一斑。又因言「吾多步」，那么可知晋军步兵至少应多于骑兵的3000之数。所以这里粗略推测晋军总兵力最可能的区间为6000~10000人，10000以上的可能性不大。

后晋与契丹滹沱河夺桥之战
旧五代史：「清知势蹙，谓重威曰：”军去常山五里，守株于此，营孤食尽，将若之何！请以步兵二千为前锋，夺桥开路，公可率诸军继之，期入常山，必济矣。」重威可之，遣宋彦筠俱行。清一击获其桥，契丹为之小却，重威犹豫不进，密已贰于国矣。彦筠退走，清列阵北岸，严戒部曲。日暮，酣战不息。契丹以生军继至，我军无寸刃以益之，清与其下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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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杜重威、张彦泽引兵据中渡挢，赵延寿以步卒前击，高彦温以骑兵乘之，追奔逐北，僵尸数万，斩其将王清，宋彦筠堕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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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人称后晋军「僵尸数万」，其实仅为2000人。

辽金出河店之战
金史：「辽都统萧糺里、副都统挞不野将步骑十万会于鸭子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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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以守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静江军节度使萧挞不也为副，发契丹、奚军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别选诸路武勇二千余人，以虞候崔公义为都押官，控鹤指挥邢颖为副，引军屯出河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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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把7000人夸大成10万。

辽金户不答冈之战：
契丹国志（宋）：「天祚下诏亲征女真，率蕃汉兵十余万出长春路，命枢密使萧奉先为御营都统，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万为先锋，余分五部为正兵，诸大臣贵族子弟千余人为硬军，扈从百司为护衞军，北出骆驼口，车骑亘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别以汉军步骑三万，命都检点萧胡睹姑为都统，枢密直学士柴谊副之，南出宁江州路。自长春州分路而进，齎数月之粮，期必灭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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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辽主闻取黄龙府，大惧，自将七十万至驼门。附马萧特末、林牙萧查剌等骑五万、步四十万至斡邻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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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以围场使阿不为中军都统，耶律张家奴为都监，率番、汉兵十万；萧奉先充御营都统，诸行营都部署耶律章奴为副。以精兵二万为先锋，余分五部为正军，贵族子弟千人为硬军，扈从百司为护卫军，北出骆驼口；以都点检萧胡睹姑为都统，枢密直学士柴谊为副，将汉步骑三万，南出于江州。自长春州分道而进，发数月粮，期必灭女直。冬十一月，遣驰马萧特末、林牙萧察刺等将骑兵五万、步卒四十万、新军七十万至驼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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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记此战辽军为10万。金人则称辽兵共115万•••••
不过，最奇怪的是辽史，竟然是把宋金两方的记载略加改编后，相加了起来，使辽军数字变得更庞大。元代的辽史编修者似乎特别着迷于夸大辽军数量。

宋金汴京之战，宋军夜袭金营
金史：「二月丁酉朔夜，宋将姚平仲兵四十万来袭宗望营，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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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传信录：「平仲武人，志得气满、勇而寡谋，谓大功可自有之。先期于二月一夜，亲率步骑万人以劫金人之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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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将1万宋军夸大到40万。

万历援朝明日碧蹄馆之战
两朝平攘录：「倭率精悍十万围之碧蹄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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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史：「隆景以三万人邀击于碧蹄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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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韩伟略：「如松留大兵于开城，亲率兵二万到碧蹄馆•••••此役，明兵溺死外，兵死一万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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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将3万日军夸大为10万。日本人的记载同样也没有多老实，称2万明军死了1万多，实际明军参战兵力不过5000~7000人。

北宋熙河开边所降附的吐蕃人口数
关于王韶开熙河路招降的蕃部数量，长编在熙宁6年10月条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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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臣王安石等以修复熙州、洮、岷、迭、宕等州，幅员二千余里，斩获不顺蕃部万九千余人，招抚小大蕃族三十余万帐，各已降附，上表称贺」
•
如1帐按5口计，30余万帐即150余万人口。其实光是以上这些庞大数字就已经几近荒诞。为何呢？
青唐吐蕃自唃厮罗死后分裂，唃厮罗的继承人第三子董毡实力最强。而唃厮罗之孙木征则松散统领着一些宋朝沿边的吐蕃部落，实力较弱。王韶开边招抚、征服的对象就是木征领下较弱小的这部分吐蕃势力。
如果按宋朝方面宣称的这个降附人口数字来算，木征部众的总人口显然还不止150万。因为熙宁6年10月王安石上贺表称已招抚30万帐之时，木征仍在顽抗，其余部投降是7年4月之事，即使熙宁6年10月木征只剩下一成实力，那么总人口也将达170万左右！如果仅这部分较弱小的吐蕃势力人口即达170万，那么加上更强大的董毡，青唐吐蕃人口岂非将超过400万？
当时宋朝整个陕西四路的总人口才有400多万。吐蕃人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和汉人以种植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本来注定了前者人口密度必然要远低于后者。而现在却是青唐吐蕃的人口密度居然比汉地高数倍！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此，宋朝方面降服人口数字的夸大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了。事实上，当时宋人就说此役：「韶所上功状多欺误不实」。

以下就从几方面来进一步说明这些数字的水份有多大。
1，从熙河开边前王韶的论述来看。
熙宁元年王韶上书神宗的部分内容如下：
•
「如穆珍（木征）、霞裕勒（瞎药）、溪巴乌之徒，皆与汉界相近，在洮河间，其种落大者不过一二万，小者二三千人」
•
「泾原、秦凤两路蕃兵及洮、河、宕、叠州、武胜军诸族，皆吐蕃之遗种也••••其在疆埸之外者，皆强梗顽硬不为吾用，在内地者又分离散处不相统一••••激作而用之，则十数万之兵不出疆埸而可集矣••••宜择朝臣有文武材畧者往泾原、秦凤，择蕃兵可教者，教之，固其部族，合其心力，使劝勉奋励，乐为吾用，则十万馀蕃兵不费官中粒食，而可以为心腹之用矣」
•
其言木征及其麾下的大首领瞎药等人，各自所管人口多不过1、2万，少则2、3千。这从木征的兄弟结吴延征投降时「举其族二千余人并大首领李楞占讷芝等出降」也可得到印证。
又言宋朝泾原、秦凤两路和界外数州（即木征据有之地）总共有十数万蕃部兵源，而后文又言泾原、秦凤两路内的蕃部可提供10万兵源。由此可知，以王韶之见，这些界外蕃部至多有几万兵源。
以上两条反映出的数字与那30万帐基本都是数量级上的差距（30万帐至少是30万的兵源）。

以下就从几方面来进一步说明这些数字的水份有多大。
1，从熙河开边前王韶的论述来看。
熙宁元年王韶上书神宗的部分内容如下：
•
「如穆珍（木征）、霞裕勒（瞎药）、溪巴乌之徒，皆与汉界相近，在洮河间，其种落大者不过一二万，小者二三千人」
•
「泾原、秦凤两路蕃兵及洮、河、宕、叠州、武胜军诸族，皆吐蕃之遗种也••••其在疆埸之外者，皆强梗顽硬不为吾用，在内地者又分离散处不相统一••••激作而用之，则十数万之兵不出疆埸而可集矣••••宜择朝臣有文武材畧者往泾原、秦凤，择蕃兵可教者，教之，固其部族，合其心力，使劝勉奋励，乐为吾用，则十万馀蕃兵不费官中粒食，而可以为心腹之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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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言木征及其麾下的大首领瞎药等人，各自所管人口多不过1、2万，少则2、3千。这从木征的兄弟结吴延征投降时「举其族二千余人并大首领李楞占讷芝等出降」也可得到印证。
又言宋朝泾原、秦凤两路和界外数州（即木征据有之地）总共有十数万蕃部兵源，而后文又言泾原、秦凤两路内的蕃部可提供10万兵源。由此可知，以王韶之见，这些界外蕃部至多有几万兵源。
以上两条反映出的数字与那30万帐基本都是数量级上的差距（30万帐至少是30万的兵源）。

2，从战后宋廷”团结”洮河以西蕃部的结果来看。
所谓”团结”即将丁壮编组为民兵：「具籍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团结强人、壮马，预为经画，寇至，令老弱各有保存之所」。在熙河之役结束后的熙宁7年11月，宋廷同样也在洮河以西团结降服的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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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王中正团结熙河界洮河以西蕃部，得正兵三千八十六人，正副队将六十人。供赡一万五千四百三十人」
•
和那些张口宣称收服xx万人全然不同，这组数据显然是在编组民兵时实际统计所得。而结果却是仅得正兵3086人，供赡15430人。供赡者还未必都是丁壮，因此洮河以西归服宋朝的蕃部总人口大约也就是数万人。洮河以西虽不是熙河之役宋朝收服的全部地区，但已然是木征所部盘踞的主要区域。以此来估计，整个熙河之役宋朝收降的吐蕃人口可能都未必过10万。

宋咸平三年瀛洲西之战
此战宋军高阳关路的主将康保裔连同其主力部队被辽军歼灭。关于此战宋军的兵力，冯从顺墓志铭（辽-宋复圭）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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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主以公素负令器。□□宸聪。爰委重权。可属大事。遂与瀛州兵马都统康保裔同駈军旅。来御王师。十万兵溃而见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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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人称宋军十万。实际宋军应在2~3万人，最多不会超过4万。

大明永乐四年讨安南之战
原作者：秋风萧落
原帖地址：http://tieba.baidu.com/p/3494735855


楼主节录如下：

大明永乐四年征讨安南，《明太宗实录·卷六十》称安南方面「……城栅相连亘九百余里，尽发江北诸府州民二百余万守之，驱老幼妇女以助声势……贼众水陆号七百万……」
《明太宗实录·卷六十八》又称「命总兵官征夷将军新城侯张辅等率师八十万讨之，飞度富良，深入逆境，桓桓虎旅威，若雷霆业业，凶徒势如拉朽，七百万之众须臾而尽，二千里之国次第皆平……」

《明太宗实录》的意思就是，大明发兵「八十万」征讨安南，使得其「七百万之众须臾而尽，二千里之国次第皆平」，俨然为千万兵力级别的大型战争。


而在《皇明诏令·卷五》中，更清楚的记载了朱棣本人的诏书，朱棣大笔一挥，称是战：
「命征夷将军成国公住能等率偏师带甲八十万以讨之……贼众号七百万来拒……我师辅之，如摧枯拉朽，斩首百万级……」
则是是战，朱棣宣称大明「八十万」大军，将安南「七百万」贼众斩首「百万级」（《皇明诏令》），亦或按实录所言，「七百万之众须臾而尽」，干脆全员全部阵亡。


事实上，无论是大明自称的「八十万」大军，抑或安南的「二百万」、「七百万」兵力，都是不实之词。
首先是安南的「二百万」、「七百万」兵力，根据谈迁在《国榷》中的记述，实则不过是二万余人，号称七百万而已。则安南实际兵力当为二万。






又明朝方面宣称的自己「八十万」兵力，清人魏源在《武事余记》中，根据实例考证，认为乃虚词。
实际当在五万~七万左右。

续上楼


明军实际兵力：
【东国史略】

三路官兵数量 中路董一元部21000 东路麻贵部26700 西路刘綎部26700

【宣祖实录】

中路董一元24000，朝鲜军5514，联军加起来也不到三万




明方史书【明神宗实录】和【国榷】中，明军三路加起来也就是七万人
明神宗实录】



【国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