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去我要讲一件在距劳动营2公里远的大米精制厂里发生的事情。
虽然名称上写着“大米精制”，但实际上却并不是日本那种把米磨白精制的意思，充其量不过就是脱壳而已。我们还奇怪为啥要在这地方设立大米精制厂？苏联人也吃大米吗？（后来才知道他们用大米做粥或者米汤）
我们在那儿的工作包括搬运袋装大米和给大米换包装。虽说这里是大米精制厂但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吃上大米。所以既然不让吃就只好自己偷偷动手了。
出大米精制厂的时候会有个老头和看守来检查是否夹带物品。其中有个蓝眼睛白皮肤的看守被我们戏称为“小白”，他总是对我们的夹带行为睁眼闭眼。但看守也并不都是像他那样好说话的，反倒是惹人讨厌的家伙占了大多数。
那么下面就讲个被日本兵摔了个大马趴的看守的故事。
那是在半夜里去制盐厂工作的路上发生的事。负责看押的是一个长得像东洋人的罗圈腿看守，这个人对我们特别会来事儿。
总是从队伍后面呵斥：“贝斯托利，贝斯托利！”如果有人走慢了就会用枪托去砸他的背，然后嘴里不干不净“哟波伊玛驰（奴隶）”地乱骂一气。所以每次我们出劳动营后一遇上这个罗圈腿就会被他破口大骂“哟波伊玛驰（奴隶）”，搞得每个人都火气很大。
有次谷君正好拍在队伍最后面。于是罗圈腿就在他背后骂了声“以比特伊玛驰”接着就用长筒靴踹上谷君的腰。可惜这次他搞错了对手。这位谷君是个柔道四段的高手。终于被惹急了，一把抓住罗圈腿的领子“嘿”一下就丢了出去。罗圈腿呼地就滚落到3米开外的沟里去了。
这事儿发生得太快，就一眨眼的功夫，我们一下子就把心给提起来了；都担心接着会发生什么事。
罗圈腿被人摔了个结实气得发疯，但谷君这时已经混到队伍里去，而我们也绝不会把他交出去。
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罗圈腿从沟里爬上来后一边嘟囔着“哟波伊玛驰”，脸上却摆出个无所谓的表情，继续跟了过来。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无法理解。
这件事情以后，哨兵就变得老实多了，也不再罗哩罗嗦。过了不久也不知道啥时候他就再也没出现在劳动营里。

通过这些事情我们才逐渐了解到，原来他们并不是在蔑视我们，而是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和我们平等的姿态。
就这样直到扣押的第三年起，原本一直跟着我们的看守这才从我们的队伍中消失了。刚战败的时候苏军抱有一种：“绝不能小看日军”的态度，对我们戒备也很严；但在这3年期间可能也逐渐摸透了我们的脾气这才放手的吧。
另外还有个原因，可能与苏军大量复员导致兵力不足也有关系。
总之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撤走看守后，我们也终于感到从俘虏的身份中解放了出来。

取代看守来带队的则换成了从我们中间挑选出的积极分子（积极从事劳动营民主化的人）。这些积极分子也算是我们的同伙。去工作现场的时候也只是说声：“尽力而为”根本不提工作定额。
工作完成后唱的也不是军歌，而改成合唱《劳动歌》、《红旗》或者《国际歌》，一路回营地。
但没了看守有时候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例如，快到收工的时候现场负责人就会以工作定额未达到为理由强制要求加班。这时如果有看守的话就会说“到时间了”，强行走人；这方面日本人确实气场不足，也就容易惹上麻烦。
如果实在拖得太长的话我们就会说：“巴洛斯基，捏别尼马友（听不懂俄语）”然后逃之夭夭。
还有就是如果工作的时候有醉鬼过来侮辱我们的话，也只能忍着没法把他赶跑。
尽管也有些不方便的地方，但比较起来去掉看守就如同卸下了枷锁还是好处多些。
一转眼就过去了40年，那些看守们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都和我们一样成了老头了吧。甚至有可能正抱着孙子讲以前“日本鬼子”的故事。

劳动营的运势
在部队里从过去就一直流传一种说法叫“部队好坏全靠运气”，意思是对士兵来说被分配到哪支部队其实都一样，只不过你所属的部队被派驻地点的不同则会决定士兵们的命运好坏。
有的部队会被派遣到战斗激烈的地方以至于全员战死，相反也有的部队会被派到后方全程根本吃不到一颗子弹。所以对士兵来说这只能用运气来解释了。
这种情况在当时同样驻守满洲的部队中也有出现。有的部队在满洲边境和苏军交火，结果被打得近乎全灭；也有的部队在满洲广阔的原野上被苏军在屁股后面追了足足一个月。还有的部队就呆在后方一枪都没放过。
这些队伍要么在边境激战被打得支离破碎，要么只剩身上的军装被人追着四处逃窜，要么躲在后方衣食无忧，命运虽然各自不同，一旦战败便都一股脑儿被苏军俘虏并给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这西伯利亚过去就一直都是流放犯人的苦寒之地，一下子给塞进去10万日本兵，自然就没有足够的劳动营来接纳他们。
所以有的地方为了凑数就在野地里支个帐篷，地上挖个坑临时整出来个劳动营。
由于当地温度能达到零下四五十度，对不幸入住这种纸糊的劳动营的部队来说那简直就是场灾难。
如果入住这种地方的部队正巧是前文所述的被打残的部队的话，那就只能让他们自祈多福了。

接下来说说劳动营指派的工作。
工作分为工厂一类的室内作业和伐木、挖煤一类的室外作业。哪怕这两种工作工作量都一样，但考虑到天气寒冷的因素，后一种效率肯定会下降。
此外劳动营管理当局苏联方面的管理水平也有差异。
有的地方为了提高业绩，故意指派较高的劳动定额，有的地方会故意克扣给我们的食物私下里倒卖，所以如果被送到这种劳动营去的人只能算他倒霉。
还有一点，就是日方负责人的素质问题。有的大队长一味讨好苏联人，而对我们却使劲打压。凡在有这种大队长的劳动营里，士兵们必将承担很多额外的辛苦。
这些都是不太好的劳动营的例子，凡是被送过去的人都只能算是运气太差。
那我自己运气又如何呢？在苏联的3年时间里，一次都没进过那种劳动营。这也算是在苏联扣押期间不幸中的大幸。
我回国前辗转了4所劳动营，和其他地方比起来可以说还是不错的。
在一开始制盐厂的劳动营里，昼夜三班倒做起来虽然辛苦，但死在这里的只有13人，在所有603人中只占2%。这数字比在北支部队战斗死亡人数还低得多。
后来到伊尔库斯克修路虽然也很辛苦，一点也不轻松，但比起伐木、挖煤来说实在是好的太多了。
此外在住宿上虽然制盐厂劳动营臭虫多得被我们称作“臭虫营”，但毕竟还是配备了防寒保暖设施，也因此死亡人数上就非常少了。
换到伊尔库斯克劳动营后，宿舍甚至便成了两层砖房，设施也更进一步完善；如果让伐木营的人来看的话这简直就像宾馆一样豪华。
同样都被扣留在西伯利亚，不同的劳动营条件差别也是非常巨大的

飞散的樱花
春光惜日短 待到明年还
花散践为泥 只等二度开……
这首歌来自一部战前的流行电影《少妇椿》的主题曲，这首歌在我们劳动营里也是大受欢迎。其原因除了歌曲本身好听外，歌词也非常贴合我们期待回国的心情。
不过最大的起因还是要数当时劳动营里的“建设剧团”的当家花旦——伊东，在舞台上高歌此曲技惊四座。
和我以前劳动营中的“乌索利耶剧团”中全是职业演员聚聚一堂不同，这里全体成员都是业余选手。于是就让学生时代喜欢话剧，经常去新宿的木兰剧场、浅草的榎本健一剧团、日比谷的欧洲剧团看演出的神田君写剧本和组织表演。
节目基本都是些“东京进行曲”“东京狂想曲”“无法忘却”等风格明快的都市风格的歌曲和笑话，而且广受欢迎。
可能是因为这里有很多人都是东京人，故而才特别认同演出。
其中最让他们着迷的还是歌谣曲（当时的流行歌曲）。
《边境小镇》《谁能不想家》《人生行道树》《旅人夜来风》《19岁的春天》《心存爱慕》等等，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听到有人哼唱。
但最让人欢喜的还是伊东君表演的《少妇椿》。因为不仅歌美，而且女装的扮相也靓，让人看了就有保护欲。

一旦伊东君穿上和服带上日式假发登上舞台，我们就会被他的美貌惊得停止呼吸。随着伴奏唱起悠扬的歌声，那感觉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我们在下面拍手拍得都肿了。
通过伊东君表现的女子形象，让我们回想起家乡的恋人和妻子，期待着能有一天再次与她们重逢。
伊东君表演过得曲目有《隅田川》《少妇椿》《沙滩浪》等，但最有人气的还属《少妇椿》。他本身个子较小、鼻梁挺拔、眼神忧郁，一旦化起妆来就成了个大美人。
那么化妆用的白粉和服饰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和服和白粉都是从劳动营里的军官他们提供的，假发则是割了马尾巴做的。日本人本来就心灵手巧，基本上所有的道具都能做出来，甚至乐队用的吉他都是手工制作的。
材料都从工作地收集，发现马缺了尾巴后，工厂方面不久就过来投诉我们。
那时候表演的都是些革命题材，例如隔壁劳动营里的剧目就是高尔基的《母亲》；但我们这里除了按青年部的意见最后由乐队高奏一曲《国际歌》来搪塞一下以外，其他都是传统节目。从这点来看感觉我们劳动营比旁边那家觉悟上还是有些落后。
除了伊东君的《少妇椿》外，还有一个令我记忆深刻的场景就是《月色朦胧夜》。
那是以国内油菜花和樱花盛开的景象为背景，由劳动营好声音因幡君纵情演绎的一曲《月色朦胧夜》。
就在他唱到一半的时候，舞台为忽然从上方飘落下无数樱花花瓣（其实是用报纸的白边剪的）。于是观众席上立刻充满惊叹声和鼓掌声，甚至还有低声哭泣的声音。

为何会如此让人感动？除了因幡君个歌声外，其最大作用的就是这些散落在舞台上的花瓣了。这勾起了我们对故乡深深的回忆，更何况我们此时身陷异国思乡之情更是刻骨铭心。
我曾看过一部电影叫《南岛上的雪片》，有个镜头说的是驻守在某南方岛屿上的日本兵在表演剧目的时候以纸片代替飘雪纷纷落下，这让台下思念故土的士兵泪流满面。而在我们这个劳动营里，出来将雪片换成花瓣外，其他简直一模一样。
总之拘留在西伯利亚期间，忍受这空腹和思乡双重折磨；对于空腹只要有东西填下去马上就能恢复。但思乡之情除非能回国，否则怎么也不会消除。正因为如此，一旦有什么能引起对故乡的回忆，就会立即如星火燎原班扩撒开去。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会将劳动营简陋额舞台上女装打扮唱着《少妇椿》的伊东君、以及在樱花花瓣雨中泣泪歌唱《月色朦胧夜》的因幡君的样子一直记忆到现在，对西伯利亚悲惨的生活念念不忘。

国营浴场
伊尔库斯克是西伯利亚地区的文化中心，所以大学等各种学校特别多。其中有一所女子师范学校位于车站附近的高地上，此处也正是我们第9劳动营的营房。
并不是整个学校都归属劳动营，劳动营只占其中一半；剩下的那半依旧是学校，女生们就在里面学习上课。
学校和劳动营之间只有一面木板墙隔开，所以从劳动营二楼就可以将对面校园尽收眼底。
年轻女生们经常会在校园里打排球。一提起学生，我们就会立刻联想到“校服”，然而苏联却并没有这种校规。所以穿的都是便装，基本和普通人一样。
听说苏联的学校都是公立的，所以学费一律不用交。对某些哪怕脑子再聪明只要没钱就上不了学的国家的人来说真是太令人羡慕了。
这所学校隔壁就是巴尼亚（国营浴场）。我们也能每月一次过来洗个澡灭灭虱子给衣服消毒灭菌什么的。

苏联的澡堂和日本不同，里面是蒸汽浴。浴场的面积很大，能一次洗五、六十人。入浴的时候也不进浴池，而是进入浴场最里面的蒸汽室，做到木质长凳上，通过四面八方涌来的蒸汽先来个热身。
苏联人就会趁这个时候用白桦树的小枝条轻轻抽打身体。听说是因为更容易热身，但我却一次都没试过。
曾在浴室外经常看到俄罗斯大妈们肩上扛着白桦树枝就是为了洗澡而准备的。这和日本去洗澡时大家都拿脸盆和毛巾的情景完全不一样。
用蒸汽热完身后接下来就要开始清洗身体了。不过热水并不像日本那么多，而是只有一点点，所以洗起来就只能沾一下搓搓而已。就这么洗完后就去灭菌室里拿各自的衣服。
这衣服（皮衣另外处理）要在进入浴室前自己脱下来整理好后放进消毒室里，在我们洗澡的时候进行灭菌消毒。
对于灭虱来说可能采取这种方式效果最好，只可惜过不了多久又会染上虱子，所以每次都要这么弄一下反倒麻烦得很。
为了对衣服灭菌消毒，劳动营里会派出几个人手专门进行消毒作业。由于他们都是日本人，而且都是男的，所以就算光着身子被看到也无所谓。顶多也就是开个玩笑说：“你的挺大嘛。”
可有次不知为什么我被叫去帮女子师范的学生妹们进行灭菌消毒。作业流程和前面写的一样，女孩们脱下衣服按人头挂到金属环上，将号码牌交给她们后把衣服放进灭菌室。还衣服的时候则将顺序反过来就行了。

实际操作时，眼前尽是一群群年轻姑娘的，金色、银色、棕色、黑色真是五彩缤纷。可能你们会认为我当时一定一柱擎天了吧？但实际上我看着眼前的裸体却一点感情波动都没有。
当时我们的确就是这样，哪怕眼前站着位一丝不挂的年轻姑娘也根本就兴奋不起来，更别说在浴室里搭帐篷了。

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愿意像我这样去巴尼亚（国营浴场）帮忙的。但如果换成到科尔霍斯（农场）去挖土豆的话那么就会大家都抢着去。
那时在西伯利亚散布这好几百个劳动营，但从没听说向我们这样把一所学校一分为二当作劳动营，而且双方依旧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地方。
此外有这种到巴尼亚（国营浴场）女浴室帮忙经历的恐怕也只有我一个吧。

苏方偶尔也会发发善心照顾我们去看场电影。电影名字叫《宝石花》，而且还是部在当时难得一见的彩色电影。（貌似这部电影挺有名，还得过个劳什子奖。——译）
电影讲的是高加索地区一个关于在森林里刻石头的石匠的民间故事，主题为人哪怕死了，但经他手所雕刻的石头花依然能永远存在下去。主要角色包括石匠“达尼拉”以及他的恋人“卡恰”，还有用财富与美色诱惑石匠的铜山女王。全片都是彩色的，特别是在表现用各种美丽的矿石堆起的铜山的镜头真是非常出彩。
听说这片子在二战刚结束就拍出来了。真不明白为啥他们偏要在那种食不果腹，物资严重不足的时候还要花这么多人力物力去拍这么部电影。不过后才才知道这是采用了德国缴获的技术才拍出来的。
电影放映地点在劳动营一楼走廊，我们也经常会在那儿开文艺晚会。虽然名字叫“走廊”但其实非常宽敞，光是二楼楼梯下面的那块空间就足够容纳我们所有人了。
放电影的时候看不看都有自己决定，但考虑到放映前苏方点名时可能会注意到没来参加的人留下坏印象进而影响到回国，所以大家还是都出席了，但至于看不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啦。因此很多人边看边打盹。
虽然故事梗概事先已经通过翻译大致了解了，但由于语言不通所以连我都看到一半就睡着了。
真不明白苏联方面为啥要让我们看这电影，可能他们是想对我们夸耀他们国家文化水平很高吧。
只可惜当时我们根本没心情去欣赏苏联的电影，这媚眼算是抛给瞎子看了。
那时候劳动营的生活条件比起刚到苏联时已经大为改善。但依然还存在“西伯利亚病”（指饥饿、思乡、被判同伴、发呆、偷东西等在扣押期间发生的各种事情的通称。），只有每个人发病严重程度的区别而已。
如果电影能有字幕的话还好说，可我们偏偏不得不对着不知所云的电影大眼瞪小眼看上一个多小时。哪怕是正常人估计也早就看烦了吧。
可苏联方面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即他们根本不会去管对方的感受。如果真打算安抚我们的话那还不如给放几部日本电影更好。
按当时苏联的兵力，从东京搞10部、20部电影过来还不跟玩儿似的，比拍这么一部新片可省力多了。把这些影片在西伯利亚各个劳动营里放上一圈儿估计也得花上一年时间。如果苏联方面真有这个意思的话，那效果可真比《宝石花》好出几倍。
我第二次去看《宝石花》是在从西伯利亚回来复员后不久。日本从苏联引进这部片子后反应热烈，于是我也就在丸之内电影院里和它再次碰面。
这次我不再以俘虏的姿态，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自由人，而且还是自己掏钱卖票的客人的身份入场。
可不知为何看的时候不由泪流满面。这并不是被电影本身感动，而是让我回忆起第一次看这电影时曾经渡过的扣押生活，情不自禁流出了眼泪。
除我以外可能也有其他怀有这种心情的观众。就在我身边就有好几位采用了和我一样的方式表达了对这部片子的褒扬。这些人中就有可能当年一样也当过俘虏，也被要求看过这部片子的。
我可真想过去问问，最后还是放弃了。因为万一被人回复说：“没想到苏联对日本俘虏还挺照顾的嘛。”那恐怕就会立马变成无名之火了吧。
第三次看的时候就在不久前的电视上。
这次可没像第二次那样在电影院里流眼泪。
而是想起过去以前辛苦劳动过的老伙伴现在过得如何，身体还好不好。因为那时候的同伴已经接连不断离开人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年，毕竟人都是会变的。

估计以后我也没啥机会看上第四遍了。不过假设真有那种机会的话，我又会怀着怎样的心情欣赏呢？

巧遇莱金中尉
滞留在西伯利亚的第四年，即昭和23年（1948年）5月的某一天，我收工回营正经过大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苏军军官从主楼方向走了过来。虽然他带着军帽戴得较深看不清脸，但他穿着长外套的身形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等他走进再仔细一看，果然那位军官不就是莱金中尉嘛。龙腾网http://www.ltaaa.com
于是我向他打招呼：“莱金中尉！”，对方也回应道：“是斋藤啊！”并向我伸出了手。龙腾网http://www.ltaaa.com
自从盐场一别已经一年没见他了。
莱金中尉正如前文所述是为从属于政治部的军官。他还要我画漫画来给日本报纸投过稿。结果因为我跳过日军内部办事的规矩（应该先给日军的负责人过目，取得同意后才能转交。）挨了某个下士官的打从而引出一起事故来。自那以后我们就逐渐熟络起来了。
中尉带我到劳动营背面，那里可以将安加拉河一览无余，找了颗大松树，他就一屁股坐到树根上。接着拿出帕匹罗斯（带过滤嘴的香烟）分了我支便自己点上吸了起来。
“真没想到斋藤你会在这儿。在制盐厂的时候我还以为把你给送回国去了。”
我问他那次体检时，不是说体质在两、三级以下的才给放回去吗？可他说的确是这样，不过你斋藤的体质好像应该也算在两、三级里面。
也不知道是他记错了，还是有其他什么人在里面搞鬼，反正真相已经搞不清楚了，总之现在情况就是我还是被留在这个鬼地方。
我和中尉聊了离开制盐厂后被带到塞尔扬卡，后来又被转到现在这个劳动营。其实我们交流的时候靠的是只言片语外加肢体语言，互相都是半懂不懂的。过了没多久，中尉就用长靴踩灭烟头，然后对这我说：“斋藤。”就在这时我心中突然感觉不安起来。
这不安的原因就是听说各处劳动营里都会专门召集几个人留下。虽说不是强制挽留，但似乎已经有人志愿留下了。莫非中尉对我说：“斋藤，你也考虑下吧？”，所以想到这儿心中突然一紧。
万一中尉真的开口问的话，就算我拒绝了，那他们又会把我怎么处理呢？同时中尉为什么要向我主动开口呢……
还好，实际上和我担心的正好相反，中尉接下来说道：“这所劳动营用不了多久就会关门，和市区内的第1劳动营合并。那时候也会安排第一批人回国。这次我肯定要想办法把你安排进去。”
我一听这话，立刻高兴地不知道该怎么好了，不由握住中尉的手反复说：“斯巴西巴（谢谢）！”刚才那真担心完全多余，现在我高兴地只想往天上蹦。

从满洲开始我就一直盼望着回国，这次终于能从政治部军官莱金中尉的口中获得这份承诺。虽然苏联有很多谎言，但这句却绝对不是胡说。
我虽然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但后面还是追问了句这个“近期”到底是啥时候？他回答6月份。这么说就是下个月咯，只剩下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了。虽然还有些担心再过一个月到底能不能回国，但依旧为这个消息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我把中尉一路送到大门口。他对门卫下士官说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没听懂。出门的时候中尉还把他的烟送给我说：“达斯维达尼亚（再见）”挥了挥手算是告别。我目送着这位穿长外套的矮个子中尉直到他消失在坡道下面，以后我就再也看不到他了。
我本来以为去第1劳动营的时候还会再见，但其实这是我们最后的会面，之后就再没机会了。
虽然有些人把莱金中尉称作“霉菌中尉”对他非常厌恶，但他却对我始终心存善意，他也是我西伯利亚回忆录中的重要一人。

公布回国
自从莱金中尉向我透露说：“第9劳动营即将关闭，并与第1劳动营合并，到时候会有人回国。”后不久真的就如同他所说的那样，劳动营所有人全都转移到第1劳动营去了。
每次迁移的时候都会流出很多传言，要么是“这下要回国啦”，要么是“他们会把我们送去挖煤吧”等等。这次也是这样，营区里变得像蜂窝似得到处都是小声议论。
苏联每次都这样，凡是有什么行动前绝不透露一点消息也没有任何计划发表。包括这次大家去第1劳动营集合也是，没有说明任何理由。只是把我们像牛马一样驱赶过去，一路催促：“达瓦伊，贝斯托利（快点，快点）。”
我们所有人集合以后，接下来的事情一如莱金中尉所说的那样。如果能事先说明：“到第1劳动营集合，之后你们将分为两组，一组回国，一组留下。留下的人迟早也会回去的，所以请暂时忍耐一下。”的话效果肯定会更好，只可惜他们一点也没披露。
这次的事情我事先已经从莱金中尉那边听说了，但其他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对于他们本来也想给他们解释一下，但后来又想他们迟早会明白的，于是也就没多说什么，而且也没这个必要。
如果第9劳动营全体人员都回国的话那还好说，但毕竟还是会有部分人留下来；考虑到他们还是别挑明了比较好。还有一个理由让我不想说出真相，那就是对保证能让我回国的中尉的信任。
第1劳动营位于安加拉河对岸，卡尔马克思大街上的古比雪夫工厂内的一角。我们则被安置到工厂内由一栋损坏的建筑物改建的收容所中。
第1劳动营收容有2000名日本兵，工作内容大多都在机械厂里。听说这里总共有1万名苏联工人，是家相当规模的工厂，之前我呆过的制盐厂与此相比不值一提。
不过他们却没让我们去竖着高大的烟囱整日冒黑烟的工厂上班，顶多就是让我们去门口的卡尔马克思大广场扫大街一类的活。
白天空闲时间则由当地较为积极的讲师来给我们讲述唯物辩证法、苏共党史等，讲完以后就学唱革命歌曲。
比起干活来，唱唱歌简直就是小意思。就在这里我学会了很多新歌（《我的莫斯科》、《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还学会了第1劳动营创作的《杏花》。
上上课唱唱歌，每天我们过得就跟做客一样，就这样过了一周却根本没有安排回国的意思。不仅如此甚至还有几个原本属于我们第9劳动营的同伴被派到其他劳动营去了。
这让我心里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于是便到劳动营出入口仔细辨认进出的军官，想找到莱金中尉和他确认一下事情真相；只可惜一次也没看到他。
接着又过了十多天，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这时无论是那些认为“这下说不定可以回国啦”还是不这么认为的人都没了精神，去上课和练习唱歌的人也不断减少。说真的连我都有了“难道真的没戏了……”这种不安的想法。
不过没过多久就传来了“全体集合”的命令，把我的忧虑一下全打消了。我们在建筑物之间集中列队，有一名苏联中尉手拿花名册，通过翻译向我们说：
“下面点到名字的人全都站到右边去。”
“终于发布回国名单了”我站在中尉跟前，心砰砰直跳。
我们的名字依照苏联字母表排列，从字母A开始喊名。凡是被叫到的人就会大声回答“是”接着出列，由军官、下士官以及翻译确认后集中到右侧广场上去。
我的名字“齐藤”按日文发音应该是S，但按俄语写就是C，按照字母表会排在后半程里。这是我在很多劳动营中经历无数次点名后总结出的经验。
军官一个个叫名字，终于到了H。下面就该轮到C了，也就是我。我聚精会神身长耳朵仔细听着。
“且藤邦用！”“到！”我等不及翻译纠正发音就立刻大声回答着从队伍里跑了出来。
此时被叫到名字的和没被叫到的人正好一半对一半。
等念完名单后中尉来到我们面前，正式宣告回国的消息。而且说2日后就从伊尔库斯克车站出发。

听到这消息有人高兴地跳起来，也有人呜呜流下了眼泪。自从被送到西伯利亚以来，这一天我们可等太久了，每个人都高兴得想哭。
虽说我之前就从莱金中尉口中打听到了今天回国的消息，可真当听到回国的命令还是高兴地双腿有些无力。
与我们这些终于能回国心中充满喜悦的人相反，那些没被叫到名字第9劳动营的人则被立即送往别的劳动营去了。
由于我1年前也曾有过在制盐厂里含泪送别占我们一半的人回国去的经历，所以也能明白这些人的心情。但当时我们这些人却只顾着为自己终于能回国喜极而泣，根本没空管其他人怎么想。
当天晚上每个人都因能回国而激动地无法入睡。而我也睡不着就拿着毯子跑到外面去。西伯利亚的夏天是白夜，到了晚上10点依然像傍晚一样明亮。
我望着明亮的天空，看大雁排成一排飞过。大雁是候鸟，对于我们这种囚犯来说也仿佛寄托了一丝乡愁。“大雁回到日本后一定能够自由飞翔。”“要是我也有翅膀就好了。”每次见到大雁都会这么想。不仅是我，其他又被扣押经历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想法。
不过这次看到大雁的时候却再也没了那份乡愁，而变成了“喂，大雁，我们在日本见吧。”人心毕竟比较现实，既然自己马上就要回日本了，自然也就不必要再去羡慕大雁了。
经过4年，西伯利亚的生活终于快要结束了，虽然伊尔库斯克出发还差1天，但却一点惜别的心情都没有。透过毛毯从地面传来一丝丝凉气真是太舒服了。
“德拜衣，斯巴切（快点睡吧）”劳动营里的下士官看到我一个人在外面就把我叫了起来，我赶忙掸掉毯子上的土回到房间去。因为我这时候还是个俘虏啊。

从伊尔库斯克出发
昭和23年（1948年）7月5日，终于等到走出劳动营踏上回国之路的这一天啦。
出发前我们被要求对随身物品进行检查。所谓随身物品不过就是饭盒、杂物袋、还有一张毛毯而已，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值得检查的贵重物品了。手表早在进入西伯利亚的时候基本上都给苏联兵掳走，就算有几条漏网之鱼也早就都给换成黑面包、土豆下了肚子。
我们一个个登上检查台，摊开自己所持的物品，接受苏方的检查。他们最留心的却是各种笔记。我们又不是间谍，搞不懂为啥他们要这么神经兮兮的呢？
虽然这种检查我们都习惯了，可这次发现他们真的是特别仔细。从头上戴的帽子夹层直到脚下鞋底全都要搜一遍。其实之前他们就已经通知过：“如果有人违规携带笔记，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回国资格！”，所以现在应该没人还带什么笔记在身边了吧。
其实我也有本笔记，专门记录了这三年在西伯利亚生活情况。本来还打算想想办法蒙混过关，但和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回国资格一比完全不值一提，所以就在从第9劳动与转移到第1劳动营的路上把它丢进安加拉大桥下的河水里去了。
后来我才听说其实那时候也有人试图把笔记本藏起来，但最后还是被发现并当场被取消回国资格。
个人物品检查完毕后，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考虑的，还给我们发了件新上衣。这新衣服并不是苏联产的，而是从战败时满洲日军仓库中抢来的服装，所以其实是件全新的化纤军装。
我们原本进入西伯利亚的时候就是穿着完整的军装，而之后的整整三年里，这是头一次给我们发新衣服，也是最后一次。况且这衣服还是从日军手里抢来的……这也太小气吧啦了吧，不过考虑到当时苏联物资紧张大概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日本军服大概只有发给日本人了吧，苏联人穿鬼子军装……这个无法想像——译）
检查完个人物品、发好服装之后我们就踏出了劳动营的大门。身上只带了个旧饭盒、一张快磨成碎布条的毛毯、还有就是杂物袋（背包）而已。和三年前我们扛着堆成山的个人物品进来的时候相比完全是另一幅景象。
三年前我们虽然带了大量的物品进来但心情是非常阴暗和悲伤的；但现在不同。虽然身上破破烂烂，可心里却被回国所激励，走起路来也轻飘飘的。
从劳动营到火车站要经过列宁大街再渡过安加拉大桥，路程约4公里。而我们脚下走的这条路也正是这一年时间里通过我们的手辛辛苦苦铺设出来的。现在我们正脚踏这条伊尔库斯克的康庄大道向着日本进发。虽然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走上去，但这条由我们建设的道路则会永远留存下来。
——顺便说句题外话，有位我认识的年轻人最近去西伯利亚旅行，提到曾经在伊尔库斯克横穿安加拉大桥。我就对他说这座桥和市区的道路正是由我们在40多年前铺设的。那位年轻人完全不知道这个背景，听了好久说不出话来。——
车站里停着列20节编组的货车正等着我们坐上去。这里要进行最后一次点名，完成以后就译1车皮50人为单位装人。我们来的时候坐的也是货车，回去又是货车。在西伯利亚期间他们从没把我们当成客人来看待过。
不过管他客车还是货车，哪怕就算让我们走着回去我们估计也真的会沿着西伯利亚铁路一路步行过去。
在火车站苏联方面只派出2、3个军官来送行，当然这次没了枪上配刺刀的看守，只有佩戴手枪的乘警随车。
等装完食物，搬运工回各自车厢后，随着“喀喇”一声巨响列车终于出发了。车厢门全部打开，我们吹着风感觉很舒服。不知是谁交替唱起了《再见伊尔库斯克》、《拉巴尔小调》，于是所有人便也跟着唱起来。这列往东的列车上气氛热闹得像过节一样。
我从车厢门眺望逐渐远去的伊尔库斯克教堂和安加拉河，不知觉间留下了眼泪。因为突然想起死在异乡，被埋进雪地里战友们。我们把他们丢在异地，连回国的时候都没能替他们捡上几块骨片带回去。
“别丢下我不管！等等我！”突然仿佛听到他们张口对我们的列车大声喊叫。我们决定“为牺牲者默哀1分钟”于是大家都停止唱歌开始默默祈祷，之后车厢里便又恢复到学生郊游的热闹状态。
我们从这里告别应该以后不会再回到这里了；回想西伯利亚虽然让人厌恶，但也有些地方值得怀念。去掉负责接待我们的苏联党代表外，对普通苏联人还是挺有感情，而且他们也有很多人对我们不错。
特别是在制盐厂里的乌克兰姑娘们，还有俄罗斯大妈。正是由于她们的存在，才让我没有对这个国家彻底感到憎恶。
列车从伊尔库斯克出发，沿着贝加尔湖行驶，经过乌兰乌德和赤塔，一路非常快速顺畅。
3年前从满洲到了西伯利亚的时候还是10月份，这里一路上都被大雪覆盖。彻夜回想起当年经历战败和被俘的冲击，再加上对未来生活的不安，现在看来简直就和做梦一样。虽然经过的地方都一样，但在这回家的列车上却充满了欢声笑语，而且车厢外季节也正好是西伯利亚最美的夏天。
铁路沿线盛开的金合欢及美人蕉也仿佛是为了向我们慰问而盛开着。
火车为了补充食品和水，基本上一天一停。列车一停下我们马上就从车厢里跳下来去领取食物或者做做体操什么的。这时既没有像来时那样会有哨兵开枪，也没有人在后面“达瓦伊，达瓦伊”地催促。
只是在过了赤塔挺后面的某站停车时，不知什么原因有个乘警蹬车迟到由我们4、5个人把他拉了上来。

这是个年轻的士兵，他不得不在我们的车厢里一直呆到下一站为止。他说自己不久以后也即将和我们一样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还有个女朋友在等他，还从口袋里把他女友照片掏出来给我们看。（喂，这个是在作死吗？——译）
停车后他回到自己车厢前他还对我们说：“斯巴西巴，达斯维达尼亚（谢谢，再见）”并一个个握手。
过了贝洛哥斯克（古比雪夫卡？地名不确定——译），驶过阿穆尔河（黑龙江——译）长长的铁桥后就到了哈巴罗夫斯克。
沃洛恰耶夫卡我们见到了做列车回国的另一拨人。他们中有好几个人举着标语牌，上面写“劳动人民的祖国——苏联万岁！”“打倒资本主义！”“登上天皇岛！”，这些都是劳动营里随处可见的口号。
接下去沿着从哈巴罗夫斯克流入满洲境内的乌苏里河，向达利涅列琴斯克（伊曼）、乌苏里斯克（双城子）步行南下，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一共约100公里，最后到达终点纳霍德卡。从伊尔库斯克到纳霍德卡全程约4000公里，抵达终点时已经时7月13日，从伊尔库斯克一路过来竟花了9天时间。
纳霍德卡车站有好几条分支线路，类似运输我们的列车也有好几列。
下车后前往山丘上的收容所，一路上尽是大海的气味。
“大海！”一听到前头有人喊，我们立刻转头看到了山丘对面蓝色的海洋。
这是日本海。这海的对面就是让我魂牵梦绕的日本了。一想到马上就能回去，立刻高兴地脚下生风，一溜烟就投进纳霍德卡的劳动营里去了

扬帆起航
纳霍德卡有好几处收容所，但每个地方都挤满了等待登船的旧日本士兵。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座位于山丘上的帐篷，这里也同样挤得跟罐头一样。
此时等待开船的人数总共有1万几千人，有可能是因为僧多粥少的缘故吧，在这里分发下来的补给也是最差的。
但不管饭食有多么粗劣，饮水多么缺乏，我们却对此毫无怨言。因为好不容易才到这里，万一说错什么话被人贴上个反苏的标签的话，说不定又会被送回西伯利亚去。
纳霍德卡港口每隔一天就会有一班船开进港口，平均一艘船可以装上2000人，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大概还有6、7班船才会轮到我们。
结果等了7艘才到我们，这已经是在纳霍德卡滞留的第二周了。
轮船一靠岸马上就从甲板上垂下条幕布上面写着“各位辛苦了”，接着船员们迅速放下了舷梯。
我们排成5列纵队接受苏联方面最后的检查后一齐登上了舷梯。
船上有股浓浓的日本乡土气息。船长和护士们则在甲板上站成一排向我们致意：“这些年诸位受苦了，我们就是来接你们回家的。”
说着便对我们郑重低头行礼。看到这情景我不由心中涌起一股热流，真想开口回复说：“谢谢你们。”
可又一想：跑在最前面的应该是那帮给我们发红纸（入伍通知书）的人才对啊……可能他们正值战败没空，可我直到复员以后也还是从没收到过任何代表国家发出的正式道歉。
惠山号轮船满载2100多人，意气风发很快就又出港了。启航不久船上的广播就通知道：“本船预计后天抵达舞鹤。”
那天船上吃的是白米饭、鱼、牛肉干还有豆沙包。其中白米饭和牛肉干可真好几年没见到过了。登上这船就意味着已经回到日本了。
船上的负责人已经把上船人员登记造册，这样第二天就能把会在舞鹤上岸的消息传往各自家乡去。也就是说明天虽然还漂在海上，但家里人就能知道我要回来了。
要是父母听到这个消息他们该会有多高兴。以前从西伯利亚给他们寄明信片的时候就已经在田里哭着看过一回，而这次换成真人出现那又会变得如何呢？大概家里都该闹翻天了吧。
后来回家后才知道哥哥被海军征召，战死在了南方。他的骨灰盒战后才被交到父亲手中。父亲抱着这只只装有一张纸片的骨灰盒哭了整整三天三夜。我当时还不知道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当时还一个劲儿地得意洋洋。
之后过了2天。“看到日本啦！”听到这声音我一口气跑到甲板上，挤开船头上黑压压的人群仔细一看，之间前方又一片淡蓝色的岛屿阴影。这正是日本岛。

“是日本，是日本啊！”每个人都边盯着逐渐接近的岛屿边嘴里嚷嚷着，眼里包含泪光。自从收到红纸被招入军队，离开了家乡整整8年。
。
是在眼前逐渐靠近过来的日本却依然如此美丽。根本看不到战争的影子，依然是个郁郁葱葱的国家。
假设即使日本真的变得和苏联宣称的那样，我们估计也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在发了疯似得军队里呆了5年，又到西伯利亚扣押了3年，经历了这种地狱般的生活早就免疫了。
不过在这回国的关头我最担心的还是A子。
A子在我入伍前就认识了，在军队期间每过三天就给我寄信，此外还特地送慰问品给我。她是个扎着辫子的漂亮女学生，由于老是给我寄信，所以在部队里很出名大家都知道。
A子的家在20年（1945年）3月的东京大轰炸（东京大轰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航空队对日本首都东京的一系列大规模战略轰炸（主要指1945年3月10日、5月25日两次轰炸）被毁，家人也全死了。而她则因为被动员去工厂帮助干活儿而幸免于难，孤苦伶仃只剩一个。
而A子寄来的信中文字风格也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剧变。具体说来就是从原本少女风格的含蓄，变成了等我复员回家就和我结婚一类直白的表示。
我们部队战败前在7月份转移到满洲的时候，她还特地跑到满洲来要见我。如果那时候在满洲能再拖延一会儿的话可估计我们就能见面了。只可惜苏军不久就开始进攻满洲，一切都成了泡影。A子也就在这时候下落不明。
在西伯利亚的这3年里，我总是担心她的命运。一直都在祈祷她能从满洲好好地活着回去。也有可能她会和我老家的人联系，万一还是没消息的话我就打算去打听下她家的废墟在哪儿。
轮船静静地滑入舞鹤湾。每次想起岛上松树优美的身姿便会感慨一番，这可真是应了那句古诗“国破山河在”。

父亲坐上人力车
火车抵达了新町车站。老家的火车站还是和以前一样没啥变化。
我踏上站台首先就向赤城山鞠了一躬。8年前正是从这里出发走向战场，那时候我向赤城山挥手告别，同时心中发誓说如果能再回这里的话一定先要给它敬个礼。
车站闸口处父亲和姐姐妹妹三人都在等我。
“真不容易啊”看到我隔了8年终于从西伯利亚回来了，父亲说着就老泪纵横。总感觉这几年父亲突然老了很多。
由于这场战争他膝下3名男性子嗣都被招入军队，其中一个永远回不来了，另一个小儿子又被扣押在西伯利亚。父亲当然会整日忧心加速衰老。
父亲特地从家里拖了辆人力车在门口等我。因为他担心万一我从西伯利亚回来身体衰弱到无法走路，就可以用这台人力车把我拉回去。

不过还好，本人身体状况比他们想象得要好得多。所以最后反倒把父亲装上人力车给拉了回去。
从车站到老家有8公里远。这点路对我来说小意思。和当兵那时候的辛苦，还有西伯利亚的苦役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我腿上打着绷带、脚上穿着帆布鞋、再加上身上的海魂衫（海魂衫是在鹤舞发的）一路拉着父亲往家里跑，父亲看着我也不知道是因为出汗还是眼泪，不停擦拭着老脸。
穿过藤冈町，平井村就不远了。桑田的对面就能看到老家的御荷鉾山和向山。
家里的老母亲等待这一天真是等得望眼欲穿，如今马上就要成真，想到这个我心好像已经飞过去了一样。
在夏天的蝉鸣中，父亲坐在人力车上被我拉着一路小跑急急往家中赶去。
回想起来真是巧合，自从被红纸征召离开故乡到我复员整好八年。那天正是昭和23年（1948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