堆积如山的战利品
昭和20年（1945年）12月末，战败没多久我们就从满洲（中国东北部）北端的黑河渡过阿穆尔河（黑龙江——译）进入苏联领土西伯利亚。
这里距渡过阿穆尔河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还很远。一路上一户人家都看不到，只有一条笔直的通路，两侧全是荒野。
在那条路上，除我们自己外每个人还得背上苏军从满洲抢夺的物资行军。只见成千上万的日军战俘，背着高粱、大豆，自行车轮胎在西伯利亚雪地上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路。
布拉戈维申斯克车站近旁，到处都是先期到达，等待列车的日军战俘。我们则等到第二天中午就坐上了货车。
我们坐上的车厢由木头做成，非常粗陋，却要塞进一百多人。车厢被分为上下两层，空间狭小得连转个身都不够地方。上层只开有一扇小窗，其他既没有厕所也没有电灯。货车车门已经损坏，为防止寒风从缝隙中钻入，里面特地用毛毡简单捂住，整个就一破烂车厢。

等我们日本战俘全都上去以后，车厢门就被从外面锁住，严禁向外张望。一开始我们还不理解为啥不让往外看，但火车开了没多久我们就明白了。人嘛，越是不让看的就越想去瞧瞧。从破损的门缝里往外一看发现沿铁路沿线堆满了从满洲拿来的战利品。战利品一般指的是敌国的武器什么的，但这里堆的全是满铁的火车头、施工机械等，此外还有关东军的粮草、被服。这么多东西就那么放在野外被大雪覆盖，顺着铁路延绵不绝。
战争结束不过一个多月而已，居然就有那么多物资被不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法从满洲运了过来。
自战败后我们在满洲经常会看到苏军掠夺的情景，这些东西大概就是从整个关东军抢来的物资堆成的野战仓库吧。

从西边升起的太阳
“喂，太阳从屁股那边冒出来啦！”铃木君在车厢上层，通过小窗边往外看边大声喊着，把我给惊醒了。
“你小子是不是没睡醒，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了？！”班长安东说着把铃木君拉下来自己伸出头看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们果真是在往西面去啊。”
于是那帮在车厢里睡得正香的家伙们总算注意到问题重大，纷纷嚷了起来。不看地图也知道西伯利亚铁路是条东西向铁路。在这条路线上看到太阳跟在我们背后，就说明我们正在朝西面行进。而我们最重视的就是这条“朝西面行进”的信息。
当时我们之间流传的尽是些从西伯利亚经海参崴回日本的传言。虽然是传言但我们基本全都相信是真的。
如果真是途经海参崴的话，那我们这列货车就应当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出发，在西伯利亚铁路主线的贝洛哥斯克（古比雪夫卡？地名不确定——译）必然向东转。可现在却正相反往西走。
这就证明所谓回国的传闻都是谎言，他们是想把我们送去西伯利亚；这真是无言之中让我们知道了真相。
从满洲奉天到黑河的路上也时有耳闻说要把我们送去西伯利亚，但我们根本不相信只把它当成无聊的传言。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之前从未听苏联方面说“要把你们送去西伯利亚”之类的话。
可惜我们过于一厢情愿，把别人想得太好心了。如果当时扣押我们的人直白地说：“你们全体人员将被送往西伯利亚，并处以3到5年的劳改。凡是军官和战犯嫌疑人都将受到审判。”的话，那又会如何呢？结果肯定会一片混乱，接着就是上演各种悲剧了吧。因此也就故意不说“送你们回国”，直到带进自己国家境内前都采取蒙蔽我们的办法。
当我们一旦明白自己的命运后，车厢内昨天还像郊游一样的气氛一下就变成通宵守灵一般死气沉沉。

“早知如此，还不如在奉天死掉算了。”寺田君在一旁发着牢骚，我也和他一样想法。
“事到如今已经迟了”我刚说出这句话，突然“砰砰砰”接连听到十几声枪响。车厢内一下紧张起来。大概是列车上押运员开的枪吧，我突然感到坐立不安。
“可能有人要逃跑，难道被击毙了？如果真这样，那又是谁被击毙了？”
从小窗往外瞅，却还是啥都看不到。后来我才听说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尾部车厢里某个拉肚子的士兵实在憋不住，就撬开货车车门正要往外面拉稀，结果就被押运员开枪了。
听了这话，我们都大笑着说“他该不会被吓得蛋蛋都缩进去了吧？”。还好最后只是个笑话没出啥事儿，我也放心了。
接下来货车拉着我们这一千多名乘客，在大雪风飞的西伯利亚一直往西再往西不停地行驶。既不知道我们会被运往哪里，也不知道等待着我们的是怎样的命运。
不过，最坏应该也不会是把我们日本兵全枪毙。因为如果真要枪毙的话也不用那么费力气把我们弄到这儿来。所以说带我们到西伯利亚来的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强制劳动。
对于强制劳动这事儿，车厢内又有了意见分歧。一种意见是：在日俄战争时期，我们对来日本的俄国战俘都给予特别优待；所以作为回报，这次我们也会受俄罗斯人优待。即否定强制劳动的意见。
“怎么可能，苏联（当时没人对俄罗斯用这个称呼。）就是要把我们关进西伯利亚集中营，进行强制劳动啊。”
田中说得非常直白。他是名高龄补充兵，入伍时日不长，平日里都不怎么显眼。没想到现在却说出了这么一番话，真让我刮目相看。
“你是不是赤色分子？”班长近藤持否定强制劳动的意见，说着就站了起来。
“老子不红也不黑，这里明明都写得清清楚楚。”田中为让班长近藤能看清楚，特地把报纸展开。这是份苏联的报纸，以前从没见过。

问他从哪儿搞来的？说是上车时捡的。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田中在军队里完全不起眼，可没想到他居然懂俄语，我们都大吃一惊。
最吃惊的还是刚称呼他为赤色分子的班长近藤。哪怕在军队里你是下士或是一等兵，现在这种情况下都只能听田中的。他不得不放下举起的拳头，乖乖退下。
接着田中就给我们翻译起那条新闻来。这是份地方报纸，上面记述了旧日本士兵被亚送到西伯利亚各地，服务于当地的建设工作的内容。
于是我们将来的命运也终于有了定论，大家也不再说什么来。听天由命吧，我于是自暴自弃，干脆在货车车厢里睡起大觉来。

肥撒西伯利亚

我们搭乘的货车向着西面一刻不停急急驶去。为啥这么急？因为他们要把我们这些在满洲俘获的劳动力尽快送到西伯利亚甚至是莫斯科、乌克兰去。
当时苏方安排我们以一列火车千把人为一个劳动大队送往西伯利亚。假设关东军如有50万人的话，那么就需要500车次。而且必须在年内（1945年9月到12月）将主力移送完毕，这么算来就能理解这往来的运输该得有多忙活了。
虽然他们拥有将几十万大军在短短4个月内运输完毕的运力，但我最终回国却还是花了近10年时间。
此为后话,暂且不提。货车在这么急迫的情况下却依然维持着一天一停的节奏。所谓停车，并不是指停靠车站，而是直接停在荒无人烟的大平原上。在当时西伯利亚沿线除了大站，其他小车站大多不但没有像样点的房子，甚至连站台都没有。
这每天一次的停车，为的是补充食品和上厕所。列车停车没有准时候，说着就突然“哐当”一下停下来。
接着押运员在车厢外大喊：“德拜衣，德拜衣，呗斯托利（快点，快点）！”我们就马上打开货车门跳下车。有的钻到车厢下面，有的跑到附近的草丛里蹲下方便，基本上运送俘虏的火车不管停哪儿都差不多的情形。凡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都是厚厚一层先前人员的排泄物，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但这时候也只能忍了，于是就在先遣队的排泄物上再铺上我们的一份子。

食物是黑面包和杂粮。如果发的是杂粮我们就用饭盒煮了吃，所以水和炊具是必须要有的。苏方也估算到了这个问题，一般停车点附近都会有河流湖泊。西伯利亚的水特别清澈，这可帮我我们大忙。但由于停车时间短，所以也不得不经常遇到把煮了一半的夹生饭带上货车的事。
每次停车，苏方从不跟我们说明要停多久，所以每次发车都很匆忙。这种事情到后来我在集中营的时候也这样，每次转移都弄得火急火燎的。
“德拜衣，呗斯托利！”只要听到押运员这么一喊，哪怕你就是拉了一半，或者饭还没煮熟都得立刻赶回货车坐上去。
后来我听说在其他队里有人大便的时候火车发车，如果他能慌里慌张赶上还好，否则就会被火车上负责看押的警卫给开枪打死。
还好我在的列车上没有发生致死事件，但上车不及时被警卫开枪警告还是常有的。当时苏联士兵大概也没要对我们日本兵开火枪毙一两个的心思吧。
就这样一路折腾下来我们总算挨到集中营了，可惜路上有的人身体还是垮了下来。
由于没能受到充分照看，以至于到西伯利亚一去不回，就这么化为西伯利亚大地的一部分。

抵达劳动营

坐在破烂货车上，沿着西伯利亚铁路一直往西走，最后我们在距伊尔库斯克西面第三个叫“乌苏里”的小镇下了车。虽然现在才是10月份，但那天夜里却已经下起雪来。
“达瓦伊，达瓦伊，呗斯托利！（快点！）”我们被押运员轰下车在雪地里列队完毕后，接着又被通知“现在带你们到镇上的浴室，全都去洗澡。”
在半夜里突然被赶下车，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要干嘛，想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听到这个命令后大家都很惊讶。
不过说起洗澡，我们自奉天出发以来，已经2个月没洗过澡了。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层油垢外加浑身白毛汗。能洗上澡当然很高兴，但也有些担心。
“趁我们光着的时候说不定会把衣服都给拿走吧。”从满洲过来一路上被苏联兵不知道抢了多少次，我们自然会担心这个。浴场是个巨大的红砖建筑，位于车站旁不远处的一个高地上，看上去高大威武，以至于让人产生“这真是浴场？”的疑问。

据说每次洗澡可以容纳100人，所以我们就被从从前往后每100人分成一队按顺序等待入浴。黎明前的天气冷得要命。我们在大雪里弓着背，跺着脚等着进入浴室，但不知为何却迟迟不让进去。
等了3个小时后，结果却是“因浴场原因，今天停止洗澡。”
在雪地里等了3个小时却得了这么个结果，我们气归气，但却没有任何办法。
“达瓦伊，达瓦伊！”押运员又催着我们离开浴场。日本俘虏的队伍沿着往南的一条路从镇子直通劳动营。道路两旁有很多苏联人站着看我们的热闹，也有人挥着拳头喊“日本武士切腹吧！”。不过这些男女从衣服上看都挺贫穷的，而且对我们也没采取什么侮辱的态度。
可最让人恼火的还是那群熊孩子。朝我们的队伍又丢石头，又吐口水，还戳起大拇指乱骂“小日本切腹啊！”
被这么些小孩子嘲弄，还偏偏得忍着，我们感觉还真是挺可悲的。
不过比这帮小子更让人痛恨的还是那些日军军官们。一边让士兵替自己背上三份行李，一边自己两手空空在抽烟，还恶狠狠地大骂“给我拿好了！”“勤快点！”等等。
这人长相从没见过，可能是其他部队的军官，但他那种高傲的态度立刻就招来我们的反感。
“那个混蛋摆什么臭架子，咱们走着瞧！”心中虽然这么想，但那时战败刚才2个月，原有军队的组织还残存这，所以还没有士兵敢正面对抗。
从镇子出发在雪地上走了4公里出现一条河，过河以后有个木质的旧建筑。建筑周围用木板围起来，上面还设有铁丝网，在重要的地方还有高高的瞭望塔。
当我看到这建筑物的时候立刻就清楚地感受到“从现在起你就是苏联的俘虏了”，再也没有开口确认的心思了。
饰有红星的木门打开后，我们进去看到在雪地里竖立着好几座漆成白色的圆木房屋，好像早已等待我们这些远方的来客。
这里就是伊尔库斯克地区（32区）第12劳动营。从这地方开始，我就踏出了西伯利亚拘留生活的第一步。
那个大雪纷飞日子我永远也无法忘记——昭和20年（1945年）10月5日。

苏联的小孩和中国的小孩

自从满洲奉天起，我们就被苏联人的劫掠给害惨了。结果这次在路上又被普通苏联人坑了。
每次货车停车就会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很多苏联人纷纷聚到我们货车前来。无论男女看上去都很平穷的样子，很多小孩还光着脚。
一开始我们都只以为“大概他们没见过日本俘虏，都是来看热闹的。”，但实际上如果你真这么想的话接下来就会倒大霉。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想找我们的茬儿，但对于苏联小孩必须特别当心。
我们不懂俄语，所以他们就一边用肢体语言比比划划表示“给根烟抽”，一边接近过来（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也抽烟。）并用听不懂的话让我们对他放下警惕；然后乘机抓起身边的东西唰地一溜烟跑了。我们被他的速度给惊呆了，即下不了车也没法去追他，只能巴巴看着干着急。
被抢走的基本都是军帽什么的，也有人被拿走鞋子、外套事后却没吱声。
更为奇怪的是无论在哪里每到停车时都会遇上采用同样手法拿东西的少年。感觉就像有人在幕后指挥这些孩子一样。



碰到这种事情，我就会想起在中国时候的遭遇。
战败后，我们滞留在满洲奉天的北陵收容所里。
每天都有中国小孩跑到我们跟前来卖鸡蛋和馒头什么的，他们从不会多贪一分钱。我们交易的时候都隔着铁丝网，所以只要他们想拿了钱跑路的话随时都可以，但却没人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从不撒谎骗人。

我们日本兵荒废了他们的土地，使他们深受其害；为此如果他们对我们这些吐口水，或者抢我们的东西的话，我们也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应该没人会因此怒火冲天的吧。可实际上，这些小孩们却对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行为。
和中国的小孩相比，西伯利亚沿路冒出来的苏联小孩们可真是太不像话了。同样都是小孩子，两者相比其差异大得就跟大人和小孩一样。

第12劳动营
我们一共603人被收容在第12劳动营里，这是一处位于安加拉河支流贝多伊河河中岛上，自俄罗斯帝制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建筑。
它原本就是用来收押囚犯的监狱，听说为了让我们住进去就干脆让了出来。因此里面的设施都比较简陋，但好在地方倒是挺宽裕。
劳动营占地面积虽然不算大但也五脏俱全，里面的建筑包括有办公室、军官室、兵营、病房、厨房、仓库以及用作其他用途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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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方管理此处的是所长，军衔是大尉，其他还有负责工厂作业及政治部的几个军官、看守劳动营的下级士官和卫兵，另外还有个女军医。
日本方面则由原旅团副官吉冈大尉担任大队长。这个大队长也就是在初期还能借助下日军的余威进行管理。不久接到苏联方面的命令后，就成了个光杆大队长；在其他劳动营里情况也都一样。
我们被按一车千人为单位，从满洲奉天拉到西伯利亚；抵达乌索利耶后又被一分为二。一半人去镇上的第11劳动营，剩下一半则来到这个第12劳动营。
被收容到第12劳动营的603人中，大半都同属于一个兵团（63师团“阵”，其中包括了66旅团司令部要员和该旅团下属137大队和79大队的部分人员），剩下一些人则是在奉天周边混杂进来的。
凡旅团司令部的人都是我在北支一起相处过的，大家都认识；但137大队（该大队成立没多久，在北支的时候和八路陷于苦战，牺牲很大。）虽然也同属一个旅团却都没见过面。至于半路上混进来的更是不认识。
就是这么一支原日军军人组成的俘虏大队，也不知道犯了哪条罪过连个审判都没有就直接送到西伯利亚，被长期强制进行劳动改造。劳改头一趟去的是劳动营隔壁的一家盐场。
这座劳动营里有一部分人很运气，没多久就能回到日本去；但大部分人依然还得呆在这里或辗转于其他各处劳动营，还得花上3、4年才能回去，其中也有不少人还得多花费上几年才行。
如果我们攻入苏联国土，到处摧毁破坏村镇的话，那么遭受这种活罪还情有可原。可实际上我们对苏联一件坏事都没干过。尽管如此还是被苏联人这么虐待，真是太可恶了。
战争结束以后居然还要捕捉俘虏并带回自己国家扣押，让他们强制劳动，这种例子恐怕在世界史上都没有，真是前所未闻。

枪弹中的明治节（天皇的生日——译）
昭和20年（1945年）11月3日，这天是日本投降，我们被俘虏后在西伯利亚迎接的第一个明治节。
战败前，每到国旗日和纪念日，无论身处何处都必定会举办纪念仪式。
仪式非常简单，把刺刀装上步枪后面向国内皇宫的方向把枪捧起，接着就是队长训话。流程结束以后就再吃顿好的收尾。
可能那天大队长想向苏方传达“我们虽然成了俘虏，但还是日本军人”的意思，又或者纯粹只是按照老规矩办事而已，理由我们也搞不清楚；他就让全体人员到劳动营广场集合。
那天下着雪，天气挺冷的。大队长胸口配着勋章，站在营房前面高出的台阶上，威风堂堂地发表了一番训话：
“我们虽然遭遇了日本有史以来头一次战败这种大变动，但依然必须团结一致忍辱负重，直到回国那天都要确保军纪整肃！”大概诸如此类的内容。
“虽然我们战争失败了，但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是要强调纪律！”在这么冷个天里还被叫出来，有人表现出对大队长的不满。但此时战败才2个月，旧军队的色彩还是相当浓烈，况且大队长讲得也的确有道理。
“向宫城遥拜，致以最高敬礼！”，之后就是齐声高唱《明治节之歌》。唱词本应从“亚洲之光，日出之地——”开始，但我这时胸中却感慨万千喉咙里发不出声来。
这并不是因为想起了国家遭难天皇如何如何，而是被这首歌勾引起对家乡的怀念来。
同样心情沉重，心中怀伤的不止我一个，每个人眼中都闪耀着泪光。歌声伴随呜咽正要在风雪中消散，就在这时突然从瞭望塔的岗楼上传来“啪啪啪”5、6声枪响。我们被枪声惊扰，歌曲带来的悲情也一散而去。

抬头朝发出枪响的瞭望台看去，只见警卫把枪指向我们，一边大声在说些什么，我们完全听不懂他的意思。每个人都怕自己动作慢了会挨枪子儿，所以“哗啦”一下全都散开逃回自己房间去了。
也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躲在房间里从窗口偷偷窥视广场，发现大队长和所长大尉正通过翻译进行着某种激烈的辩论。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大队长会这么说话激动。
不久事情就都搞清楚了。警卫兵看到我们所有人在广场上集合，按照旧军队的样子正在进行某种仪式；他无法理解整个过程的意义，又注意到我们正准备一齐采取某项行动，所以就先发制人开了枪，想让我们解散。
也不知道他究竟朝哪儿开的枪，这个举动可真是相当粗暴。在我们看来一般这种情况下，哨兵应该先向大尉报告，然后遵照指示行动才妥当。可这哨兵却按照自己的判断随便开枪……这种事情在日军看来完全无法理解。之后哨兵随便开枪的事情又经历了好几回。
总之，我们虽然被送到西伯利亚没多久，但所有人都想着把这个劳动营给砸了，然后破墙逃跑。
如果当时大队长喊一声“跟我来！”的话，那么肯定有人头脑发热，也不多做考虑就开始行动，结果说不定就会让这劳动营被血染红了。
可惜大队长那勇敢的身姿是我头一次看到，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发生了这事儿，所以在以后的国旗日里就没再举行这种仪式；大队长自然也没机会再对我们训话了

伸展体操
进入劳动营后，并没有立即让我们开始劳动。因为工厂方面还没来得及准备接收我们。但我们则希望准备得越晚越好。理由很简单：不想干活。
等待期间每天都无所事事，所以大家都在睡午觉，下围棋，将棋什么的。（棋类都是用纸手工制作。）——后来回想起来，这期间过得还真是奢侈。一旦开始工作起来后就再没空悠闲地下将棋了。
“这样下去身体会变钝的，还是来做个体操吧。”有人提议，于是由森中士牵头，我们就开始排成前后两排做起“伸展体操”来了。做体操的时候我们先弯曲双臂和双脚，然后一齐发力伸展出去，同时口中呼喊“嘿哟呵，嘿哟呵”。伸展出双臂时，形同冲天，所以也叫“冲天体操”。体操本身很简单，在军队的时候一旦天冷起来，就经常会只穿一件衬衫跑到营区园子里“嘿哟呵，嘿哟呵”地做。

然而，在刚下完雪的劳动营中，俘虏们只穿一件衬衣，一边“嘿哟呵，嘿哟呵”地喊一边做体操的模样，在苏方看来确是一种非常异样的光景。
苏联人其实感兴趣的并不是体操本身，而是那种“嘿哟呵，嘿哟呵”的呼号。
“嘿哟”这个音节，在俄语里相当于“鸡巴”。所以每当开始做体操时，劳动营西面高地上（那里有条铁路电源入户线）就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一开始我们根本没想过“嘿哟呵”在俄语里是什么意思，所以看到那么多人坏笑着聚过来，就更加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双臂直指蓝天“嘿哟呵”地喊起来。
这样没过多久，工厂的工作也开始了。我们一去工厂，俄罗斯工人们就会模仿“伸展体操”的样子围住我们问：
“嘿哟呵武士道”（嘿哟呵怎么样了）
我们就会这么回答他们：
“嘿哟呵喔庆哈拉少”（嘿哟呵它非常好）

松果
“拜托，要死也请在夏天死啊”产生这种想法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冰冻的大地就跟铁板一样，只靠一把铁楸去挖出个一人大小的坑那还真是件很费力的大活。
好不容易才挖了个差不多够容下瘦小的T君的空间，旁边看守立刻就催我们“德拜衣，斯卡咧！（快点）”，于是我们就把他的遗体从雪橇上搬了进去。
往T君干柴似得身体上用毯子裹上，搬动的时候才发现体重轻得吓人。我们把轻小的他朝着日本的方向放进挖好的墓穴里静静躺好。既没人念经超度，也没有随葬品。最后得到的只是一次可怜兮兮，默默无闻的埋葬；不久后他就会化为西伯利亚的一撮泥土了吧，这对他可真有些残酷。
“请安心升天吧，T君。”我一边在他略微隆起的土堆上供上两三颗捡来的松果一边说着。松树林里铺满了雪，连一朵花也找不到。

乌索利耶西面约2公里的地方有片没有名字的雪松林，就这么埋葬着T君——这个劳动营里第一个牺牲者。
T君在北支的时候就和我在一个部队里，但由于他是负责通信，外加入伍时间也不同，所以关系也并不算紧密。不过到劳动营后被分到同一个房间，我也就和他聊得比较开了。他是个非常诚实，认真，礼貌的好青年。
这位T君到了劳动营不久身体就垮了，被送去医务室治疗。只可惜那时候药品和人手都不足，送到医务室的时候就连日本军医们也没辙，最后全身器官衰弱，死的时候就像颗枯死的树一样。
食品不足加上环境剧变，一般正常人都会吃不消，更何况是身体不太好的人。一旦出问题基本上就是死，要想恢复身体几乎不可能。
如果是旧日本军队里的话，哪怕是病死，队长也会硬说成是战死。并把这份通知传回日本国内，通过原属部队立刻送到家里人手上。但这里是劳动营，死一个人只不过是减掉一个数而已，根本不会给家里发个正式通知。“这还不如在北支战死呢。”和我一起掘墓的战友中有一个位说出了这样的话，自然也不是没道理。
“德拜衣，被斯托咧！（快点，快点）”看守急着回去，根本不会考虑我们的心情。我们5个人就在雪后的大地上，在可怜的T君墓前，唱起了军歌《战友》；只不过把歌词里的“满洲”改成“西伯利亚”唱了出来。
此地离国千百里
遥遥西伯利亚（满洲）……
一边唱着一边流出眼泪的不止我一个。所有在一起挖墓的人都在雪地里抽泣起来。

最初的逃亡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在想“从这劳动营逃出去。”。每天都饿着肚子去干苦力，即看不到回国的希望，也没啥娱乐，再加上天气严寒。千里昭昭被送到西伯利亚来，感觉这里处处都在和我们作对。
身处这种逆境之中自然而然就会想要逃跑。在昏暗的电灯下，我们取出被禁止带入的地图，开始商量起类似“如何横穿西伯利亚”这种做梦一样不可能的逃亡计划来。
计划的大概内容是：首先，要从劳动营中脱身，再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往东到满洲；抵达满洲后就化装成当地平民，然后再想办法。
那么又该如何具体执行？首先就是怎么从劳动营逃走。劳动营周围有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拉有铁丝网；一旦接近就会被哨兵枪击，所以从劳动营直接逃走的希望基本没有。
那么如果趁上下工的时候逃跑怎么样？队伍前后都有警卫看守，所以也是不行的。看来可能性最大的只能是工厂了。工厂位于河中的小岛上，周围都是水，所以也就没有设围栏高墙什么的，仅仅只有哨兵偶尔来回走动而已；只要看准了空隙就能跑出去。不过这河上也没有桥，所以要干的话只能在冰冻期才行。
每到工作休息时间我就经常回去工厂背面侦查地形，因为“如果逃跑只可能从这里走”。如果真的能从这里逃跑的话那么到满洲，哪怕走直线也得有千把公里，距离相当与从青森到下关（直线约1400公里，换成中国的话就是北京到福州的样子。——译）。
日本俘虏在这么长的距离上语言不通，又没有食品供给，到底该如何才能到达满洲？假设就算到了满洲，那之后又该怎么办呢？这么一想，感觉逃亡的成功率不到万分之一，可我们依然没有舍弃这份逃亡计划。因为虽然这份计划本身就像空中楼阁，但只要我们开动脑子琢磨怎么逃跑就仿佛自己对故乡的思念有了寄托。
从劳动营逃走虽然是空想和无谋的举动，但还是有勇士干预去实践它。
这哦和21年（1946年）3月某天夜里，说是要清点人员让大家半夜起来全体到广场集合。黑暗的广场上，所长大尉和大队长正在商量着什么事情，集合完毕后，大队长发言了：
“今天晚上，在工厂下班人员当中有两名失踪了。有可能是工作太累在什么地方休息，所以苏联方面指示务必要求各宿舍负责人清点现有人员并报告。”
我听了这话心想：“难道是跑了？！”，因为在工厂内外都没有什么容易发生人身事故的危险场所。
在我这个无论醒着还是躺着，哪怕做梦都想逃跑回国的人来看，他们两个若真的逃跑的话，那将会是我们的代表，不由祈祷他们能逃跑成功。

我只担心他们两个逃跑路上万一被发现、遭枪击或者运气差被抓住的话会被怎么处理。在日本军队里，凡在战场上逃跑被抓住的人都会被判处死刑，所以估计苏联那边大概也会同样对待的吧。
就这样带着这样的不安和一丝期待过了五天。逃跑的那两人和哨兵一起回到了劳动营。这两人虽然同样居住在劳动营里，但由于和我们不是一个队的，所以都不认识。
可惜他们没能达到目的最后还是回来了，我非常担心苏联方面对这两人会怎么处理。比如“在安加拉河的冰面上枪决……”“送到永远无法回国的囚犯劳动营去……”等等，我脑子里想了很多后果。但这些都是杞人忧天，对这两人苏联方面根本没有一点处罚。
“此类事件绝对不能再次发生，否则将按军法严惩……”听到苏方请来的日军军官居然说出这种话来，比起吃惊我更多的感觉是“都这地步了，这些军官居然还能说出这种话”不由愤愤不已。
如果真的执行军法，这帮人怕是立刻就会被人群殴吧。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听听这两个人到底怎么从劳动营里逃跑的。
他们计划逃亡是从一个月前开始的。首先准备路上的粮食；他们从每天配给的350克黑面包中分出一半藏到工厂外的红砖堆场里，同时等待逃跑的时机。
时间最终定在他们两个同时负责“搬运煤渣”的夜晚。这项工作具体是将工厂锅炉燃烧后的煤炭残渣搬运到工厂背面河流附近的垃圾场去。对逃跑来说这是最好的地点。
工厂背面非常宽阔，各种损坏的机械像山一样丢弃在那里，哨兵过去巡查的时候也可以当作障碍物躲藏，很难被发现。
他们把先前储存的硬梆梆的黑面包放进杂物袋后，又仔细检查了一番周围情况。等确认没人，就一口气越过栅栏，通过冰冻的河流跑到对岸的去了。好不容易才摸到铁路线，可惜就在这里被苏联士兵发现并逮捕。

之后送往伊尔库斯克住了一晚，又被送回劳动营里来了。
问转送途中是否挨了打，他们说根本没有。
看来苏联方面可能并没有把我们“从劳动营逃跑”这事儿看得像日方那么严重。也就只是把从栅栏里跑出来的牛马再赶回栅栏而已……。虽然不知道其他劳动营里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不过在我这里的的确确是这样处理的。
那天晚上，如果不清点人员的话，大概也没几个人会知道这次逃跑事件。这谢幕也太快了，总感觉有些掉链子。自此我们劳动营里再也没出现过越狱的人了。
虽说他们逃跑行动挺鲁莽，但能够把自己的计划实施起来，那还得多亏他们有足够的胆量和体力。
制盐厂的工作，打那以后也变得越来越艰苦。每天只凭水一样的粥和一块黑面包来应付三班交替的重体力劳动，无论身心都陷于疲惫之中，再也没力气去考虑“逃跑”什么的了。

制盐厂
我在西伯利亚第一个劳动的地方是制盐厂。真没想到在这种远离大海的西伯利亚腹地里居然还能取到盐。不过更让人惊讶的是那座制盐厂看上去居然是这么破破烂烂的。
这工厂位于我们劳动营隔壁，是一座古老的木质建筑。听说建于以前双帝制时期（可能指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费多尔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伊凡和彼得同时登基为帝的时候。——译），此处历代都是利用犯人劳动。工厂里阴森森的，窗玻璃全都破碎，到处都可以看到严重的损伤；简直就像鬼屋一样随时会冒个什么东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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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19 22:09 上传

可就是这么个破工厂居然一天也能产30吨，而且还是优质盐，用来向西伯利亚各地供应消费。这工厂制盐的方法也很简单：从地下汲取卤水，放到锅里煮成盐。除了汲卤和输卤外，全都是人工作业。
作业内容大概可分为烧盐工（向煮盐的大锅提供煤炭的火夫）、出盐工（将锅中煮出的盐取出）、运盐工（将盐，煤炭运走）、以及杂役四种。
工厂分3班，每班8小时轮班作业。早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晚班从下午4点到12点，深夜班从12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
唯一被严格遵守的只有这个工作时刻表；但回到劳动以后，若有运煤车过来的话就会立刻又被叫出去帮忙卸煤。哪怕你还睡着，哪怕天还没亮都会被叫去帮忙，所以每次都会让人睡不踏实。
白班，夜班，深夜班每班人数基本不过百名，每班的作业负责人都是见习士官和年轻的少尉担当。我们就这样被当成俘虏而不是军人编成劳动队伍，在这个西伯利亚的工厂里和俄罗斯人一起干了2年，期间自然会发生各种问题和事件。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呢？接下来我就一件件地写下来讲述给大家听。

苏军新印象
我们自打从满洲被俘起就被苏军连蒙带骗弄到了西伯利亚，所以对苏联完全无法产生信任。不过虽然苏联在我们看满口谎言，但也有过没有撒谎好好遵守诺言的时候；这种情况我曾遇到过两次。
先说第一次……
劳动营里的配给如下：黑面包350克，杂粮450克，蔬菜600克，鱼50克，肉50克，砂糖20克，其他还有油、盐、香烟等等。
杂粮以软粥（喀夏）的形式分派，蔬菜是指蔬菜汤。
而砂糖则须事先向所有人员征询意见后再于当天以实物的形式交付给我们。每个人分配到的20克砂糖大约相当于一勺的量。
每个人拿到砂糖后，有的就直接舔着吃，有的放在黑面包上吃，还有人存上4、5日的量后再一次吃掉，吃法各式各样。量虽然只不过一勺而已，但对每天辛苦劳动的我们来说却是仅次于黑面包的重要物资。
可是有天这么重要的砂糖配给突然给停了。停了一个多礼拜后，苏方通知我们说：“等恢复砂糖配给时，肯定会把这几天缺的份额给你们补上，所以请耐心等待。”
“说什么补上这几天的缺额？好蹊跷啊。”
“怕是砂糖配给下面就没有了吧。”我们一直都被苏联耍着玩，自然不会相信他们的话。
过了10天，20天后砂糖还是一点影子都看不到。接下来一个月还是没有分配下来，正当我们要放弃砂糖的时候，某天突然砂糖就被分发下来了。而且还把之前的份都给补上了。
一个月份额的砂糖大概可以装满饭盒的盖子。“哇——好厉害”有的一下子全舔完了，有的装进自己口袋里，，有的一点点抠着吃，也有人立刻拿去和战友换烟抽，总之好是热闹了一阵。

“苏联看样子偶尔也会说老实话嘛”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由此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
接下去是第二次……
那时候刚被归到苏军管辖之下，我们正从满洲奉天向黑河转移以便进入西伯利亚的路上。那时候苏联正在到处劫掠，我们被骚扰得烦不胜烦的时候。
被人用曼陀林冲锋枪（可能是PPSh-41——译）顶着，把我们的手表不由分说全部抢走。苏联兵满面红光，刺着刺青的双臂上整整齐齐带上一排从日本兵那儿抢来的手表，那样子我到现在都忘不掉。
因此进入劳动营的时候，几乎没什么人还能带着手表。
我在当兵的时候所有的两只手表中的一只就在满洲给抢了，剩下的那只总算死里逃生给我带进了劳动营。
被人抢走的那只表是从军队酒吧酒保那里买来的便宜货，所以丢了也没啥可惜的。
剩下的这只手表则是我开赴前线时，在高崎联队门前从过来送别的父亲手里接过来的。因此对我来说这是父亲重要的纪念品。在北支的四年期间，以及被服后都一直被小心保存着。
能避开抢劫一路把手表带过来的，在劳动营里除了我外还有其他几个人，但他们后来都因为饿肚子的缘故用几块黑面包就给换走了。
“与其说什么时候被他们抢走，还不如趁现在换成东西吃了。”
虽然能够理解放弃手表人的心情，但我依然不愿意放手。如果我拿表换东西的话，那简直就像把父亲给生吃了的感觉。
某天，苏方发出了这么条命令：
“凡是持有手表的人，都会在劳动营内妥善保管，故请全部上缴。”
“怎么办？”我陷入了矛盾之中。日本方面的大队长向我暗示说苏联方面好像也知道哪些人手里有手表，所以干脆还是……“齐藤，不能给他们。他们的话不能信。”战友们想阻止也不是没道理；他们在满洲抢劫的样子我已经看得够多的了。要是交给他们保管的话，以后再去问他们要，那肯定会变成“捏兹那伊（不知道）”。话虽如此，可万一被苏方知道我手上有只手表，又有可能会影响到回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弄丢了手表，父亲应该也会谅解我的吧？下定决心后就来到所长室前敲了门。
政治部门的莱金中尉就在这里，看到我的手表得意地笑了笑，通过旁边的翻译对我说：“这表现在我这里保管下，别担心会还给你的。”自然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
之后过了一年半，劳动营有一半的人被决定送回国去，我们剩下的人也将被转移到其他劳动营。就在这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之前寄放的手表突然又回到我手里来了。
原本我已经忘了这表的事情，觉得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没想到居然又给拿了回来，这下我真是又惊又喜。因为在这一年半时间里，其他没把手表上交的人基本都把它换成了面包、香烟什么的，所以已经没人手里有表了。况且这表还是父亲送给我的重要物品，对此我更是心底里感激零涕。

如果我当时没有上交的话恐怕也和其他人一样都已经换成黑面包什么的，从我的手上永远消失了。
可即便他们交还了手表，但我依然无法将战败后在满洲无法无天到处洗劫的苏军和现在劳动营里苏军的表现联系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苏联军队，红军该有的样子吧，我对他们的印象大为改观。
关于这只手表我也写下它后来的故事吧——自从回到我手中后，在以后的约一年半时间里我坚持抵制诱惑没舍得把它换成黑面包和土豆，一直伴随着我到处奔波。可惜就在回国前，我们到纳霍德卡港（(NAKHODKA)位于日本海纳霍德卡湾,在海参崴的东南方约80公里处,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大海港——百度）集结的时候，在半夜里被人给偷走了。
那时再垂首顿足也已经晚了。我咬牙切齿大声喊道：
“还是日军最坏！”

还是当俘虏好
自从被扣押后过了一年多，在劳动营里经常会听到类似“当兵还不如当俘虏好。”、“幸亏我被俘。”的言论。
一般这么说的都是些从军没多久的年轻人，而我这个老兵油子其实也是深有同感。
扣留在西伯利亚的人，按他被扣留的地点、从事的工作等不同，所受到的待遇差别也很大；而且不同劳动营里出现的死亡人数也有相当大的不同。
我要在这里说的并不代表所有被扣留的人员，而是特指将我收容了一年零八个月的伊尔库斯克第12劳动营。（关于这点，我希望能在文章一开头就能澄清。）
刚进入劳动营的时候，我们刚经历了战败被俘的心理打击，外加环境突变、食物不足、回国无望等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们处于混乱状态，每个人都失去了正常思维。就在这种情况下，最先恢复过来的是部队里一直被人欺压的新兵和从未经受过战火考验的士兵们。
凡是进过部队的人都有过经历过，因此也知道在部队里新兵的日子有多难过。每天从早到晚都要挨巴掌，遭受无理惩罚，日本军队简直就是野蛮行径的代表。
自然，这种军队虽然战败后被送到西伯利亚劳动营去了，但其军事组织却依然没有解体。要让它解体还得花上些时间才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发生各种事情来。这种事情不仅仅在我们这里，其他劳动营里也是这样。
战败以后，士兵们都被从旧军队地狱般的待遇中解放出来，于是便在劳动营里表现得生龙活虎。劳动营不是兵营，每个寝室都不会有内务班，也不用点名，兵器保养更是没有，打耳光这种事情更是没影。
最最重要的还是不会担心有减员出现（指战死）。

在制盐厂的工作大半都是室内作业。工作内容非常简单，谁都能干。虽说都是些重活儿，但连我这种人都能在工厂里坚持干上一年半，和以前部队士兵地狱般的待遇比起来根本不算辛苦。
每天工作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其他时间就没有事情了。虽然偶尔会要干些杂务、在半夜里卸煤什么的，可和旧军队里的劳役及半夜紧急集合比起来辛苦程度也差不了多少。
苏方提供的食品只有黑面包和蔬菜，数量也不够吃的。但在满洲的时候关东军给我们士兵吃的又是些什么东西呢？大米从来没看到过，只有小米和高粱。
就连这小米和高粱也会因部队本身的级别来区别对待。但在劳动营里就没有这种不公平。不管是上级还是士兵全都平等对待。这点和旧军队一比完全是一个飞跃，一个巨大的进步。
“当什么兵，还不如做个俘虏呢”在旧军队里如同草芥一般的士兵会发出这种言论那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对于整天算计着怎么才能多弄块勋章，怎么样才能在军队里混饭吃的人们来说，战败被俘恐怕真的让他们很难接受。士兵的头脑没有那么复杂，虽然扣留在西伯利亚也不好过，可只要想起以前部队时候过的日子，就会觉得还是当俘虏好；因此对于他们这种想法也不是无法理解的事。
于是这些人一旦有了这种心思，自然就会琢磨起怎么报复那些过去不把自己当人看的长官来。不过还好，在我们这个劳动营里，虽然也有人报复，但最后都没闹出什么大事情。

黑面包的故事
黑面包在苏联是主食。我第一次吃到这黑面包是在去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当时是负责押运的苏军在途中提供给我的食品。
但我头一次把黑面包放进嘴里的时候，立刻被一股独特酸味倒了胃口，接着就把它丢到车外去了。之后回想起来感觉我真是太浪费啦，可那时候日军的食品（罐头、大米等等）还有很多富余，所以这种酸酸的黑面包不吃也没啥。
不过我也就是刚接触的时候没把黑面包当回事儿，进了劳动营后手头上可吃的东西只有配给下来的那么一点儿量，根本不够。再加上每天都是重体力劳动所以肚子更是饿得前胸贴后背，哪怕再酸的味道也能吃得下去；以至于我后来都觉得黑面包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
虽然围绕这黑面包发生的都是些阴郁的故事，但作为纪实回忆我还是决定挑一两件写出来。
发给我们的黑面包一天有350克。一斤相当于600克（按日本算法——译），按照现在市面上销售的1斤装面包来算，只有一半的量。但黑面包挺沉的，所以大小其实只有1斤装面包的四分之一左右。
此外再有半个饭盒左右的粥和刚好装满饭盒盖子的蔬菜汤，每天三顿都是这些东西。就凭这些身体根本不可能支撑一天八小时的重体力劳动。
我们就经常抱怨：“这量至少得再加一倍。”
分配方面，粥和菜汤倒是没什么问题，就是黑面包比较麻烦。一条黑面包得有8、9个人一起分。

当天负责打饭的人从厨房领来面包后，就垫块布在上面切；那场面别提有多严肃了，连刚才还睡着的人都一下坐起来，寝室里所有人的眼睛全集中在负责切面包人的手上。“那块太大了！”“怎么把皮也给去掉了？！”连旧军队里的长官也变得斤斤计较的了。
总算按人头给切好了，接下来又在分面包上纠结起来。因为无论怎么切都还是会有些大小误差。为保证每个人分到手后都不会抱怨，最后就想了个叫号的办法。
先把切好的面包排成一列，然后从头开始放上写有号码的纸。接着让躺在床位上的人背过去，让他自己喊号码。按照喊的号数来一个个床位轮过去发面包。

也不知道当初是谁想出来的办法，这么一来大家就完全都是公平的了。要在过去部队里，大块的肯定先得给长官；而在这里却根本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
如此这般分完黑面包后，接着各个床位上就传来一阵啃面包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就和我小时候养蚕的蚕棚里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如果大家吃完后还有人想独自慢慢吃，或者不肯全部吃完的话，那接下来肯定招贼偷。不仅我们这里是这个样子，劳动营里偷面包的数不胜数。
要说人这种动物可真是浅薄又可恶。虽然我并没有偷过别人的面包，但在苏联期间却被人偷过好几回。只要不是给抓了个现行，犯人一般都没法找出来。
也有人目睹整个过程，却心里一点都没有罪恶感或者羞耻心，对偷窃行为完全麻木。而且这个人在以前部队里属于发号施令的军官，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呢，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这些让人不舒服的事情暂且放到一边，下面我讲个被人用黑面包色诱的故事。主人公是铃木君，就是他被一个女的给抱了，可惜不是我。
铃木君既年轻长得又帅，可以说是个红颜美男子。那时候也正值青春年少才20岁上下。刚进部队不到半年就终战了，所以他私下里和我经常发牢骚说：“好像就是为当俘虏才入伍似得。”，但其人还是挺开朗直率的，大家都对他印象不错。
铃木君身上最让大家在意的还是他是个处男，从没碰过女人。在北支的时候他也在我们部队里，周日外出我们就想带他去慰安所玩玩，结果没想到他脸通红扭扭捏捏，怎么也不肯去。问他原因，他说在老家上洲有个相好的姑娘，为了她绝不会去抱其他女人。
于是我们就刺激他说：“你这话早就过时了吧，那姑娘现在在干嘛谁都说不准啊。”
“她绝不是那样的人！”看到铃木君对我们老兵一副急于反驳的样子都觉得很好玩，所以更想去招惹一下他了。
到了盐场后，铃木君和我一样被分到“铲盐队”里。
以下是我亲口问他得来的事情。
一天，铃木君正在铲盐，这时在煮盐的大锅另一侧负责铲盐的俄罗斯大妈隔着水蒸气对他喊：“依其斯塔（过来）”，于是他就停下手头的活儿过去了。那个大妈正站在铲盐的沥池上，就叫他上去。
铃木君也不知道找他有什么事，就这么爬到沥池上去，然后就要他萨基（坐下）。由于沥池的角度很陡，所以铃木君只能坐到和小山一样的盐堆上。
“夫列不纳达？（想吃面包吗？）”
他正纳闷为啥要在这地方问这种问题，管他呢只要有面包就成，于是他就回答：“纳达，纳达（想）”
接着大妈从手提袋里拿出一条黑面包说：“帕吉呀鲁斯塔（给）。”
铃木君正不知该接不接的时候，突然大妈就张开双臂把他抱得紧紧的，还把他的身体往盐堆上压过去，同时还有个让他喘不过气来的热吻。铃木君吓得花容失色，推开大妈，就从沥池上跳了下来，拼命往自己的宿舍跑去。

问他那位大妈有没有追过来，他说岂止追了，还唱上了呢。估计这歌是被铃木君甩了后的悲歌吧。
“就像被鼻涕虫糊住了嘴巴一样。”这是铃木君对自己初吻的体会。不仅仅在铃木君身上，其他人也遇到过好几次被大妈盯上的事。
可当时我们的状况正如前文反复描述的那样已经陷入慢性饥饿症状之中，除了吃饭以外，对女人根本一点兴趣也没有。
详细来说就和被阉割的动物一样，哪怕大妈就在眼前露出丰胸，或者脱下裙子，我们都没法做出一点男人该有的反应。
只是可惜那条黑面包了。“要是我能再坚持一会儿的话那条黑面包就到手了。”我这么一说，工友们就一起起哄笑道：“斋藤你就算倒贴黑面包，大妈们也不会来找你的。”
总之，围绕黑面包我们有无数话题可以说，但其中一大半都是比较灰暗难堪的话题。处在那种时期，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自复员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黑面包，更是没吃过。现在也经常会回想起当年往硬梆梆酸酸的黑面包上撒上砂糖来吃的情景。不仅是我，其他被扣押过的人都会回想起西伯利亚的那股酸味。

土豆
凡在西伯利亚有过扣押经历的人，对土豆和黑面包都会留有各种回忆。而我，在西伯利亚记住的第一个俄语单词就是“卡尔托起卡（土豆）”。
进劳动营后没多久，在工厂吃午饭时，俄罗斯大妈在熬盐的大锅旁边就着火在烤小土豆。就在这时候，她们教会我说土豆的俄语“卡尔托起卡”。（也有人叫它“卡尔托菲”）
在苏联，黑面包和土豆就是主食。在工厂上班的俄罗斯人的午饭基本上都是这种土豆。从家里拿来生的土豆，放到工厂里的熬制车间烤熟，再撒上些盐就这么吃，另外就只有水喝。饮食非常简朴。
快到中午的时候，就会从各个熬盐车间里飘来一股烤土豆的香味，这对腹中空空的我们来说真是致命的诱惑。每当她们开饭的时候，我们就躲得远远的，啃着指甲眼看着她们吃完后再回来。

这样子真是既可怜又可悲。这和我们在北支的时候，被瘦弱的中国孩子和老人盯着看我们吃饭团的情景是一样的。
在工厂上班的俄罗斯人看样子也挺贫穷，从来没分个土豆给我们。
既然不能白拿，那我们这些身无分文的人只有采取偷窃或者用其他东西交换的办法了。
那时候发生过好几次偷盗事件，但最多的还是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对方最喜欢手表、钢笔一类贵重物品，女性则还喜欢布匹和衣服。大多数人的手表在满洲的时候就被苏军抢走了，所以基本上没人手头上有，所以顶多只能用袜子、毛巾什么的去换。即便如此，能有东西拿去换的人也还算是运气。
物物交换没有固定的比率。同样一双军靴既有人能换回10个土豆，也有人只能得5个，这都看对方来决定。所以在劳动营里尽都是些“看仓库的老头太小气”“捞盐的大妈对谁都好说话”一类的小道消息。
用身上仅有的衣物换来的土豆，即便是带回劳动营内，也没人会和同伴们分享。
一旦饿肚子，人就会变得自私起来，只要自己好其他人都不会管。哪怕是当年一起在战场上经历过枪林弹雨，用同一个饭盒吃过饭的战友在身边肚子空空的，这时候也会不管不顾。
“人只有吃饱了饭才有空去说漂亮话。”这是我在西伯利亚的切身体会。
如果自己身上再没有东西可换的话，就会开始偷起别人的东西来。一旦得手，都想快点处理掉赃物换东西吃，所以弄到最后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就啥都没有了。
每天无论早晚我们谈论的话题都是食物，诸如“要是能让我吃个饱，哪怕去死也行啊。”“我想吃了秋饼再死。”等等。一旦有吃的，连眼睛都变绿了。
从乌索利耶镇到劳动营的路上曾有人从地上捡到过掉落的土豆。然后带回劳动营里放在壁炉上一烤，没想到居然不是土豆，而是马粪。被冻得硬梆梆的马粪乍一看到土豆样子也差不多，所以给弄错了。闹出这种笑话的可不止我一个。

把马粪球当成土豆的事情在当时真是一抓一大把。
“原来不是土豆，是马粪豆啊。”真是让人苦笑不得。
这就是“亚颇斯基萨鲁达特（日本兵）”和“卡尔托起卡（土豆）”之间悲惨的故事。我到西伯利亚以后只有2次能饱饱地吃上土豆。这两次都是我去科尔霍兹（集体农场）帮忙的时候遇上的。第一次是去挑土豆，第二次是挖土豆。
只有到科尔霍兹的时候才能尽情将土豆吃个饱，而且随便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只是这么一来身体就有些负担不住，之后就出大问题了。
平时肚子总是空空的，如果一下子给塞得满满的话，胃和肠道就会受到损害。一旦胃和肠道受到损伤，对我们来说就和要命一样。
可即便如此，能去科尔霍兹毕竟还是件美差，所以依旧被同伴羡慕得紧。于是就有了这么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去那边工作的人当天晚餐就要给同伴分吃。但实际上这么做的人少之又少。
科尔霍兹也种了卷心菜、胡萝卜什么的，去那边干活的时候不管你怎么吃喝也就只有这些了；人毕竟不是兔子，靠这些东西哪儿能过的好？！
即便如此，能派到土豆地里干活还是最好的差事。只是忍饥挨饿过了三年，期间只有2次能吃个饱这也太……。可能我平时工作太差了，所以就被监工盯死不让给派出去的缘故吧。
这土豆的吃饭各式各样，对我来说最好的吃饭就是烤了吃。复员以后虽然黑面包再没机会吃上一口（实在弄不到），但土豆倒是经常吃。特别是北海道的最让人喜欢，因为我觉得它的样子和味道与西伯利亚的土豆最接近。
土豆的味道能让我想起当年扣押砸西伯利亚的悲惨时光，也能回忆起当时一起辛苦劳动的战友，这滋味真是让人回味且难忘啊。

抽烟与喝酒
扣押期间他们会给我们发香烟，但却没有酒。估计所有劳动营都这样。
发给我们的所谓香烟，其实是一种切成碎末的烟叶，被称作“马霍卢卡”的东西。我们就用这种烟叶卷进边长5、6公分的正方形报纸里来吸。
具体卷法就是在纸的一侧排好烟丝，然后用纸卷成圆筒，卷完后在纸末尾内侧上沾些口水轻轻按好就做成了支卷烟。接着把纸卷的两头稍微拧一下，再轻轻敲几下墩实纸筒里的烟丝。最后用手撕掉纸卷拧住的部分就可以吸了。


猛吸一口，就冲进一股“马霍卢卡”独特的气味，这就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味道。意思是说这“马霍卢卡”是供给普通劳动群众的香烟。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叫“芭比罗斯”的雪茄烟，这就属于高级货了，一般人根本抽不到。
一开始我看到到处都是劳动人民用报纸涂口水卷香烟的情景还非常地不习惯；不过俗话说“入乡随俗”，没过多久我们也跟着他们卷起香烟来了。因此我们也无需随身携带现在用的那种烟盒，只要带上装烟丝的布口袋就行了。
发香烟的时候不管你吸不吸每个人都能统一公平地领到一份。于是有的人根本不碰香烟，有的人跟尼古丁中毒一样没了烟就活不了；他们之间便展开了各种交易，用砂糖互通有无起来。
至于我嘛，对香烟有没有都无所谓，所以经常用它来换砂糖。
对那些尼古丁中毒一样没了烟就活不了的人来说，一旦烟吸完了，就会到外面摘艾草的叶子当成卷烟来抽。在我看来，烟吸到这个份上实在是太吓人了。
俗话说烟酒不分家，那么酒类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在劳动营里一滴酒也没有。而且奇怪的是从来没听到有人抱怨说“想喝酒”或者“喝不到酒该怎么办”之类的话。
在部队里，经常喝酒。无论是前方战线还是后方司令部里，大家都会拼凑各种理由来喝酒。既有豪饮的人说：“老子没酒就一天也过不下去。”，也有酒精中毒一样的酒鬼。
可惜这些嗜酒如命的人能喝到酒的好日子到苏联进攻那天就结束了。到了西伯利亚无论他们使出什么手段再也没能弄到一滴酒。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办呢？我本以为他们会一筹莫展，结果没想到他们连“酒”字提都不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这个圈外人士一点都搞不懂他们。
这可能和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一样，首先人必须吃饱才能做其他事情。一旦到了个朝不保夕的地方，人类就会出于本能先要保住自己的小命。
因此首先必须保证食物，至于酒精什么的根本没有丝毫用处的东西自然就给放弃了。
所谓“老子没酒就一天也过不下去。”的豪言、酒精中毒一样的酒鬼，现在看来只能算是一种“奢侈病”“装B”而已。
最好的证据就是我在扣押三年期间从来没看到过一个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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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押在这里的第四年，劳动营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第一大变化就是食物的供应改善了。
自从被送到西伯利亚以来，配发给我们的食物非常少，所以由此在劳动营里引发了各种事情。要说西伯利亚扣留之所以悲惨，其最大的原因就是食物不足。
之前已经写过好几次了，当初扣押的头一两年里食物少得不成样子。而且当时苏联人自己吃得也很差，不过就算如此也不应该成为让我们食品不足的理由。
人要是想活得有尊严，首先就必须要保证食物。过去就有人说“衣食足而……”而从没听到过“食衣足而……”的句子。
不管怎么说，之前一直像水一样稀薄的粥总算能慢慢变得黏稠起来，到第四年突然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急剧好转起来。这第四年就是指昭和23年（1948年），也就是我回国的那一年。具体是在那年夏季回国的。在苏联整整三年时间内，能获得还算过得去的配给才不过半年时间而已。
要说改善到了什么程度？首先黑面包的大小是不会变的，但谷物类供给增加后以前那种清汤一样的稀粥其粘稠度也恢复到正常水平。而且每次饭量都能盛满大半个盒饭。另外鱼、蔬菜也增加了，这样我们也总算能够再次感到这饭能吃饱了。

而且这种情况不是偶尔一次两次，而是每天都这样，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最好的事情了。
食物分配的方式也和从前不同，过去是以寝室为单位派人到厨房打饭，回房间后在自己分配；而现在则要自己去厨房领饭。
听说市区里还有个配备食堂的劳动营，我们虽然不至于此，但自己领饭和等人打饭比起来还是前进了一步。不过这样一来恐怕炊事班就辛苦了。当时的炊事班无论在哪个劳动营里都是很忙的。
谈到吃饭，我马上就想起旧日本军队里杂七杂八的饮食（日军饭食要自己在当地征集（抢劫），所以就有鬼子脖子上挂两只鸡的情景。动作慢就没东西吃了。——译），可在劳动营里却没有这种情况。更何况他们还用如此少的材料作出了这么多东西……所以我们对炊事班的辛勤劳动还是非常感激的。
至于物资供应变充足的原因就在于“苏联的粮仓地区——乌克兰方面终于可以将谷物顺利地调派过来。”所长大尉这么告诉我们说，像以前那种困难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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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家工厂里我劳动了近2年时间。期间我从事的是一种叫“取盐”的工作。同一个内容反复操作了2年，肯定有人会觉得我一定干得很熟了吧，其实这活儿非常简单只要你不是缺胳膊少腿就肯定能干得了。
那么这个谁都能胜任的“取盐”到底是什么内容呢？这里我就简单写一下。

提取食盐的方法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先从地下抽取盐水放进工厂里的大锅内，然后用锅蒸煮盐水从而获取食盐。这口大锅长宽有10米，深50公分，是个平底锅。利用煤炭从下方加热倒进锅中的盐水就能产出盐来。
食盐结晶后，首先就将一种手柄很长类似农具一样的“盐耙”噗通往大锅里面丢过去，之后往自己这边一搂，锅底的盐就会随着“盐耙”带过来。反复操作几次以后手边就形成了坐盐山。
接下来就把这从锅里收集起来的盐用铁锹铲进锅上方的沥池中。刚出锅的盐满含水份，相当沉重。可还是必须将锅中收集到的盐全都放进上面去。
等盐在沥池中沥干水份后，接下去又要爬上沥池把盐取出堆放到下面的矿车里。到这里“取盐”的目的才算达成。
之后就是“运盐”，让马匹拉着矿车将货物搬到工厂外面的仓库去。
总之这“取盐”的工作其实是种挥大锹的重体力劳动，从作业开始起我双肩和腰就痛得要命；回劳动营后人都站不稳，没有力气去干其他事情，只想躺下睡觉。虽然编入这个环节的工作组的以年轻力壮的现役士兵为主，但还是经常会有人工作没多久就被替换下去。
我之所以能把坚持到最后，并不是因为喜欢“取盐”的工作，而是因为我总能想办法偷懒。

没有办事员的工厂
在苏联无论哪家工厂里面人员大半都是和生产直接相关，负责处理办公事务的人员非常少。我所在的这个制盐厂就是这样。
虽然看着破破烂烂的但总算还是有间康拖拉（办公室），这里负责称量生产出来的盐，并没有其他需要处理的业务。
工厂虽然看上去不怎么样，但其实随时都有百多人在里面干活。如果按照日本的标准来看，负责这300多工人的后勤怎么也得配备4、5个总务、财务人员。
但这里仅有1名女性办事员统管而已。苏联的业务处理、工厂组织形式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完全搞不懂。
按一块儿干活儿的苏联人的说法，这种不和生产挂钩的事务性工作工资非常低，所以凡是这类业务员的职位大家都敬而远之。
以这家工厂为例，负责烧锅炉的火夫季米特洛夫老头儿的工资就要比厂长还要多。这在日本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在日本，从学校毕业后无论进入工厂还是公司，每个人都知道但凡业务员岗位，如总务、财务之类负责业务处理那块的人升职通常都会比现场生产的快。完全就是以学历为主的社会，最典型的就是军队。
在军队里，不管你当兵当得再好，从士兵开始提升到少校就算到头了。我原来部队的长官就属于这类人 与之相比，从陆军大学毕业的人首先肯定能当上少将，努力点的话就能成为中将、大将。
回想当时到了这个劳动营后我们所有人立刻就被鉴别成份。站在一边的莱金中尉就说了：“为啥日本人里有这么多比萨拉（业务）要处理？”还摆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从苏联人的角度来看也许确实会感到奇怪。
现在不知道那边变得怎么样了，但当时苏联有个“斯达汉诺夫运动（阿历克塞·斯达汉诺夫，前苏联被载入史册的采煤工人。1935年8月31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一百零二吨，超过普通采煤定额十三倍。——译）”非常盛行，强调生产一边倒。能在生产车间里达成比别人还高的定额的人就会被视为模范市民，甚至能成为英雄。
在苏联，男女彻底同权。没有像日本那样男女差别。因此不论是在火车上铲煤也好，在道路上挖坑也好，男人能干的女人也干。再加上工厂里比起办事员，当工人的工资也更高。所以凡是和生产无关的岗位如看门的，仓库资材管理员全都是老年人。
在苏联和日本不同，需要处理的事务非常简单不需要多少人手。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挺后悔没能在苏联期间多学些他们的东西，可惜现在都迟了。

美女办事员
工厂的办公室非常简陋，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台称而已。与其说是个办公室，还不如说只是个用来称量工人各自产量的计量站。工厂里的流程是:一旦出了盐，就会先确认好是哪号煮锅的哪个沥池由谁生产，再到这个办公室里称重后运到盐仓库里存放。
搬运盐块时用的是马拉的矿车。负责拉盐的则是“运盐工”，我有时候也会兼任“运盐工”。这工作最麻烦的就是铁轨太差，一不小心矿车就有可能翻掉，还有就是如何驾驭马匹了。
仓库设在工厂外面，一到冬天铁轨就会被雪埋掉。所以除雪工作也很麻烦，一旦翻车雪和盐根本分不开，只能把它们一起装回矿车里。
马匹是蒙古马种较为矮小，和在北支用来搬运重机枪的中国马一模一样。可能那马欺生，完全使唤不动它。可换成俄罗斯人来牵马它就会乖乖听话。只有开口发出“咴儿咴儿”的声音它就会老老实实说走就走。
矿车一般4、5辆连成一起由一匹马牵引。只要有一辆矿车出轨，那这下可就只剩哭的份儿了。
但这个“运盐”的工作也有好处，那就是可以漂没用作马料的燕麦。只要放到铁制壁炉上一烤立马香味扑鼻。
由于马的利益受到损害，自然它也不会无动于衷。
矿车到达办公室门前，那边有个称，负责称重的是位年轻的俄罗斯美女。满头金发，天蓝色的眼睛，鼻子高高的，真是个欧洲白种美女啊。她和这家这破工厂简直格格不入，我们都说她是“垃圾堆里出凤凰”。
可惜她的算术水平却和美貌差了好多。称盐时要对每辆矿车逐一称重后减去矿车本身的重量就能得出盐的重量。就是这么个简单的减法计算她却要耗费不少时间，结果反倒是让人在一边等得不耐烦起来。
况且计算时还用到带10个珠子的大算盘（俄式十珠大算盘——译）。如果换成日本人的话，这种计算只要用算盘拨两下就行，花不了三分钟。如果这里能有个日本算盘的话我就能拨给她看，又快又准肯定会让她张目结舌。不过也说不定她会不相信我的计算结果。
某天我把盐缴入仓库回来后，发现她在办公室里用笔在草纸上写东西。偷眼一看原来她在画自画像啊。那图画虽然怎么说都算不上高明，但我还是表扬了句“哈拉少”。这下她可高兴了，还要给我画像。我可不想被画成那副模样，就反客为主说：“还是我来给你画吧。”

这样一来我不得已陷入给她画画的窘境。之后过了10天才把她的样子画成一幅水彩画献给了她。（作画用的纸张和绘图工具是从北支、满洲带过来的。）
我每天工作完成后硬拖着疲惫的身体才把她特意画得比真人还漂亮。目的是希望她能多分我一块半块黑面包什么的。结果拿给她一看，非但没能讨得她的欢心，反而盯着画看了好久才说“涅哈拉少（不好）”，黑面包自然更是没影儿。太让人失望了。
后来我每次经过办公室门口都会用日语大声喊：“真没人情味啊！”自然她是听不懂的，算了就当没发生吧。
之后过了1个多月，一天我被她叫去办公室。“帮我画下这个”说着拿出一张照片来。我拿起照片一看心里暗暗吃惊。因为那照片上的正是和我住一个房间的室友——篠塚君。他又年轻，歌唱的又好，而且还长得很帅。
篠塚君和这个金发美女到底是啥关系？正在我目瞪口呆的时候，对方可能误以为我不答应，就用报纸包了块黑面包硬塞给我。我才不是闻到黑面包的香味才会当场答应她的。
那条黑面包带回劳动营后就和战友们分着吃了，这可都是沾了篠塚君的光啊。
篠塚君和我住在一间房里，随时随地都在眼前。当着他的面拿出他本人的照片来临摹，这让人会怎么想呢？最快的方式还是直接找他当面画像，可之前从没找人画过，这次却只盯着他一个画，怎么想都觉得怪怪的。
面包早就吃光了，但画却完全没动静。每次在工厂里看见她都会催我“卡库达，卡库达（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我在工厂里也瞧瞧留意篠塚君的举动，但貌似也和她没有特别的往来。可能在我们看不到的什么地方两个人才会亲热一下。
由于我们所有人都是慢性饥饿症的重病患者，所以虽然当时我好几次想提笔画像，却根本没那种谈情说爱的兴趣。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忽然某日上面决定要将劳动营中的一半人送回国去，而篠塚君正是其中之一，他将比我们早一步跨出劳动营。而我们这些剩下的另一半人则会被分到其他劳动营。第二天我们出劳动营门的时候，她居然已经在门外等候。我因为没遵守诺言，所以回避着不敢见她，躲在队伍里磨磨蹭蹭的。

她大概还在找篠塚君。一边往队伍里张望，一边朝靠近的战友问“认识篠塚吗？”。直到我们出了劳动营过了河她还是跟在我们队伍后面追了过来。最后终于再也看不到她了，我这才松了口气。
以前曾在法国电影里看到过年轻姑娘在后面追着外国士兵跑的镜头。但这次我这个原日本兵为了一条黑面包而背信弃义的行为估计会永远和篠塚君一起留在她的心里吧。
没给她画肖像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出于对篠塚的妒忌。
此后一直都没能联系到篠塚君，但我还是想把当时的真想告诉他。

乌克兰小姑娘
在工厂里有一群乌克兰姑娘也和我们一样被处以强制劳动。乌克兰既可以算是苏联的，也可以看成是欧洲的。从直线距离来看，比这里到东京还要远得多。那她们为什么会被送到西伯利亚这种苦寒之地来呢？经过询问才知道原因竟然只是一杯水而已。
昭和16年（1941年）6月德军攻入苏联，当年秋天既已占领乌克兰。就在这时候村里有女孩子向路过的德军送水。量不多也就只有那么一杯而已。但到了战后这就成了个大问题，她们被处以协助德军的罪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来了。

我用开玩笑的口气又问她们：除了水以外，是不是还亲过嘴？如果真这样的话，对她们的处理就不仅仅只是强制劳动，恐怕还得给送到监狱里去吧。都是一个国家的人，况且对方还只是小女孩，居然就被这样拉去强制劳动；苏联它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
“连自己国家的人都这么对待，更何况我们这些战俘呢。”苏联到底打算给我们安上个什么罪名然后再扣押到西伯利亚进行强制劳动呢？在苏联期间我们向苏方好几次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却一次都没收到过明确的回复。
就算给德国人送一杯水在苏联算作犯罪，那么我们这些人不仅连杯水都没喝过，甚至从苏联连根针都没拿过。但即便这样，战争结束后依然被解除武装给送到这边来了。
与受到苏联不公待遇的我们一样，这些乌克兰姑娘们也对斯大林报以非常大的反感。当时在苏联无论那家家里都挂有斯大林的照片。也不知道是不是强制要求挂的，但从这点来看他已经被塑造成了神一样。
而那些乌克兰姑娘们则当着我们的面把这个半神的斯大林照片给撕碎，还吐上唾沫，放在脚下踩来踩去，嘴里念叨着：“斯大林，捏哈拉少（斯大林不好）。”
我们也同样是被这尊大神给打发到这里强制劳动的，自然对她们报以理解和同情。
她们住的地方和我们不同，不是在劳动营里，而是从工厂附近的宿舍过来上班。比起我们看起来自由得多，但也有人生活条件却和我们也差不多。她们一共差不多有百来人，都和我们一样在工厂里三班倒，所以经常能在同样干活的地方见面。 工厂里除乌克兰姑娘们外，也有当地女性在里面工作；其中很多都是些老太婆为了糊口才来干活的。所以和被发配来强制劳动的乌克兰姑娘都不怎么亲近。
虽然这些老婆婆们对我们日本兵还算客气，但比较起来还是我们还是更喜欢和乌克兰姑娘。因为我们处境相似，而且毕竟都是些年轻姑娘。
只要这破工厂里出现年轻姑娘的身影，哪怕她们衣服穿得再差，也能让我们聊得非常开心。

每天都能在工厂同一个岗位碰面，虽然互相语言一窍不通，但依然能让我们感到亲切。
在合得来的姑娘们里，我到现在依然还记得有位叫“妮娜”的。妮娜其实是外号，真名太长怎么也记不住。
妮娜当时18岁，用日本式的说法就是“如花似玉”少女最漂亮的时候。其实她长得也不是特别漂亮，而且也没啥可爱的地方，就是个很一般的姑娘。硬要说什么地方漂亮的话，那只有金发和大大的蓝眼睛可以算是亮点了。
第一次见面时是这样的。
那是取盐工间休息，我在煮盐大锅前从口袋里取出妈妈和妹妹的照片呆呆看着的时候，有3位乌克兰姑娘们不知不觉也在偷看我手里的照片。“希托斯马托利（你在看啥）”说着就把照片从我手里拿了过去。
一不小心手里的照片掉到煮盐大锅里去了。我慌忙拿起铲子想把它铲出来可怎么也办不到。就这样一边飘着一边就往大锅对面淌了过去。
我慌了神。这是我唯一一张日本母亲和妹妹的照片。而且自从出来打仗就一直带在身边时时保护着我。我可不想让照片遗落在这口大锅里。
就在这时，妮娜用盐耙子把照片捞了过来，然后光这手伸进滚烫的热水里把照片帮我捡了起来。
我非常感激妮娜她不顾手指烫伤帮我取回了照片。也不知道她这份善意是从哪儿来的，可能平时和她聊天逐渐培养起来的。
接着她开始问我你家里有几个人？在东京做什么工作？等等。可能看到照片上妹妹估计有18岁，正好和妮娜一样，更增加了份亲近感，于是提出想要我妹妹的照片。可是对我来说这是唯一一张亲人的照片，想来想去还是不愿意放手。
——后来达摩伊（回国）的时候，说是禁止携带一切物品包括照片，所以不得不把它撕碎丢进安加拉河去了。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初直接就给她算了。——
还有件事使得她的样子在我脑子里就如同电影画面一般留了下来。
那是个夏天的夜晚。在西伯利亚夏天哪怕晚上9点天空依然亮堂堂的。到了休息时间，我总算能有机会出工厂看看，结果正好她也跑了过来。于是便又聊起回家乡去的话题。她用手往西面乌克兰的方向指，我则向东面日本的方向。虽然两人手指的方向南辕北辙，但怀念故土的心情却都是一样的。

这时，她在散满阳光的告示板上用盐写上“саито（斋藤）”的文字。我接着也沾上盐用日文写上“ニーナ（妮娜）”，她看来马上用力握住我的手说“哈拉少，斯巴希巴（好棒，谢谢）。”
突然被她握住手我还有些吃惊，接下去除此以外就再也没发生其他事情了。
当时我们除了吃东西以外对其他事情一概都没有兴趣，所以和被阉割了的马一样，面对异性居然什么反应都没有。但是，她用白花花的盐在告示板上写下“саито（斋藤）”的文字，哪怕后来在白夜过去后的黑暗里仿佛依然残留在我的眼睛里。
我直到那个岁数，都没被女人握过手。（他可能把吃桃子拉肚子的事给忘了——译）像我这种根本没啥吸引力的人当然不可能会受女孩子的欢迎。
可现在成为俘虏来到西伯利亚后，居然被一位乌克兰的小姑娘头一次握了手。这事儿不管对方是不是有意的，如果放在平时肯定会让我心跳加速快要爆炸。但在那种条件下，却很可惜我根本没啥感觉。
“斋藤，想不想和妮娜一起去乌克兰……”，一起干活的俄罗斯大妈拿这个和我开玩笑。后来我对异性稍微开始恢复兴趣的时候正好也是回国前夕。只可惜那时候我们工作地已经换成了个既没有什么乌克兰姑娘，甚至连俄罗斯大妈都没有的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