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更是定新都名为“大都”，在他心中，正在建设中的新都一定要配得上自己“大之至也”的王朝。

1213年秋，成吉思汗挥军南下。十月兵围金中都（今京师），围城达五个月之久，城中“军民饿死者十四五”。


金宣宗坐困愁城，无奈之下，只能派大臣求和，以献出岐国公主和亲、缴纳大量金银和500童男童女、御马3000匹为代价，换得成吉思汗退军。



成吉思汗（1162～1227年）


为了避免再次忍受城下之盟的耻辱，1214年五月，金宣宗不顾元老重臣和士民的反对，下令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做了61年中国北方中心的中都城被它的主人抛弃了。


金宣宗迁都次年（1215年），成吉思汗兵分四路南下，将金中都围得水泄不通。守城大臣完颜承晖无力回天，只得自尽。在蒙古军猛攻之下，中都城终于陷落。


一座宝库向一群掠夺者敞开了大门，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成吉思汗纵容军队对中都城进行了疯狂的抢掠和破坏，“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众，宫室为乱兵所焚，火月余不灭。”


因为火势过大，连成吉思汗本人也已经无法驻扎在旁边了，而是率军退驻于长城外侧的多伦附近。


当蒙古军饱掠而归后，中都城已经几乎被彻底摧毁，难以再称得上是一座城市了。此后数十年间，虽然这里被改为燕京，成为蒙古汗国治理汉地的治所，但其残破的景象一直没有改变，“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


蒙古汗国是以军事征服立国的草原帝国，对于城市经济极不熟悉，在燕京的历任达鲁花赤（断事官，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只知道搜刮贡赋，对于恢复城市、安集黎民并不着意。


燕京似乎难有出头之日了。直到蒙古统治燕京半个世纪后的1264年，新一任蒙古大汗却又开始在这里大兴土木。

忽必烈是蒙古帝国的第五任大汗，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但他与祖父以及前几任可汗不同，不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征服者，他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一个伟大的建设者。


他不但要继承祖父用铁蹄踏出的帝国，还要成为中华天子，“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在中国，他企图成为19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



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年）


既然要做“中华天子”，那麼都城便不再适合设在蒙古高原了。


在忽必烈之前，帝国的中心是蒙古高原，都城在鄂尔浑河岸边的哈喇和林。这是一座典型的草原都市，由窝阔台汗于1235年建成。


那时的蒙古帝国的疆域西到东欧，西南抵达伊朗高原，北部囊括部分西伯利亚，东部直到库页岛，南部则与南宋以淮河为界。和林城正好处于较为中央的位置，利用四通八达的驿道可以有效地掌控各地。


而到了忽必烈时代，因为与弟弟阿里不哥的争位之战，蒙古帝国分裂，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已成为敌国，和林城就几乎成了边塞，都城再设于此，明显已经不合适了。


因此，1260年忽必烈称汗后，将自己于1256年建设的开平城（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境内，滦河沿岸）改称为上都，作为自己的都城。


上都是北接哈喇和林，南通中原地区的要塞，符合当时忽必烈统治区域的管理。但是，既然是天子，那麼正统问题十分重要，必须灭掉以正统自居的南宋，才能名正言顺。


而随着灭宋之战提上议事日程，也就不得不考虑日后如何治理江南地区，上都又显得较为偏远了。

忽必烈麾下，汇集了当时多个民族最优秀的人才，而各民族的精英都劝他定都于幽燕之地。蒙古贵族霸突鲁认为：“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地，非燕不可。”


汉人谋臣郝经则认为：“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色目人亦黑迭儿也建议在燕京整修宫殿，以作都城。


于是，1264年，忽必烈开始了营造新都的举措：在金中都旧城东北郊外的琼华岛营建宫室，并着手修缮燕京旧城，打算在此定都，仍名为“中都”。


但是，旧燕京城早已残破不堪，宫室尽成废墟，修缮比重新筑城耗费还要巨大。另外，旧中都的水源主要靠西莲花池水系，早已严重不足。再加上考虑到南方北运的粮食，漕运只能到达通州，若要从通州向旧中都开凿运河，却又有高出20余米落差，河水无法引出的难题。


于是，1267年，忽必烈接受重臣刘秉忠的建议，放弃中都旧城，在东北郊外以琼华岛为中心另建都城，仍称中都。
而总工程师，便是刘秉忠。



刘秉忠（1216～1274年）


新都城的执行者刘秉忠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河北邢州人，字仲晦，初名侃，年轻时曾隐居为僧，又名子聪。


1242年随禅宗宗师海云法师北上到蒙古帝国都城和林论道，因为“博学多才艺”而被忽必烈看重，从此留在身边，备受宠信。不但在军国大事上忽必烈对其言听计从，在城市建设上更是对他极为倚重。当初修建上都时，设计师和总工程师便是刘秉忠。


刘秉忠选址于滦水之阳、龙岗之阳筑城，认为两者合为重阳，是最为吉祥之地。果然，忽必烈在上都登基后，一路顺风顺水，击败了所有对手，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因此，新都城的修建，刘秉忠自然仍是总设计师的不二人选。

刘秉忠和他的学生兼副手郭守敬、赵秉温都是饱学之士，精通堪舆之学。对他们来说，新都城不仅要宏伟壮丽显现皇家威仪，还要符合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礼法传统。


刘秉忠等人考察前代，发现辽南京城呈方形，周长24里，外城四面城墙共开八门，皇城在外城西南隅，这显得规模太小，而皇城未能居中，不符合传统礼法。



辽南京城平面布局示意图


金中都城按照《清明上河图》中的北宋都城汴梁（开封）建造，周37余里，近正方形，共13个城门，其皇城偏在西部，这要比辽南京宏伟、周正得多，但仍有瑕疵。


辽设南京时并未着意建设，而金中都则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碍于原有格局不能尽情发挥。而新都城则几乎是白手起家，自然可以放手去做。


于是，他们决定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中对于天子之城的规划进行设计。


在建城之前，刘秉忠等人先进行了详细的地形测量，然后拟定了一个全城的总体规划：


整个新都城以积水潭、太液池为中心，外城为方形，九经九纬的道路，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轴线分明。


太液池以东一带建宫城，这符合“得水为上，藏风次之”的堪舆原则。而宫城、府衙则与天上星辰布局对应起来，皇城对应天上的“中心紫薇垣”。


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的中书省衙署，因其位置处于“紫微垣之次”而被安置在皇城的北面；主持军务的枢密院被安置在皇城的东侧，“在武曲星之次”；负责监察的御史台则被安置在了皇城的西北面，“在左右执法天门上”——这便是天人合一。

宫城选址完成后，则以大内南门对准外城南门外一颗大树来确定全城的“王脉”，也就是中轴线，这样宫城的中心正好位于中轴线之上。


而城门的建设也按照“天地之数，阳奇阴偶”的原则，建11门, 不开正北之门。至于城区，则按照“大衍之数五十”的说法，共建50坊，象征着天生地成，阴阳合德。


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城内街道纵横竖直，互相交错，“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弛”。街道皆有统一标准，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



元大都平面布局示意图


日后，当马可·波罗来到大都时，站在城墙上鸟瞰全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个人若登上城门，向街上望去，就可以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


在城里的大道两旁有各色各样的商店和铺子。全城建屋所占的土地也都是四方形的，并且彼此在一条直线上，每块地都有充分的空间来建造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


各家的家长都能分得一块这样的土地，并且这块土地可以自由转卖。城区的布局就如上所述，像一块棋盘那样。整个设计的精巧与美丽，非语言所能形容。”

待测量设计完毕，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新都正式破土动工。而在动工时，首先在地下铺设了下水道，安装了排水设备，然后在地面上根据分布区的布局，施工兴建宫室园苑和住宅房屋。


当年金中都的修建，动用了民夫80万，兵士40万，人工量已经极为惊人。但与这次筑城相比，就小巫见大巫了。


从各地而来常驻工地的工匠、军队自不必说，因农时而只能按季节前来输役的民夫就极为惊人。


按照当时的记载，仅至元八年（1271年），在筑城工地上劳动的民夫就达“一百五六十万”，而新都的修建则进行了九年之久，所有人工加起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毫不为过。




元大都土城遗址


难以计数的民夫在这座大工地上辛勤劳作，具体负责指挥施工的是汉臣张柔、张宏略父子以及工部尚书段天佑。


而蒙古人也速不花、色目人亦黑迭儿、尼泊尔人阿尼哥等人也参与其中。尤其是亦黑迭儿，身为“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主持修筑宫殿。

这位来自阿拉伯的建筑师，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藏族建筑、伊斯兰建筑以及蒙古族习惯相结合，修建了独具特色的宫殿群：


如宫城中众多的温室、浴室、顶殿、棕毛殿、水晶殿、畏吾尔殿等殿宇便是出自他的设计，这些有着异域风情的宫殿与大明殿、延春阁、玉德殿等中原宫殿建筑完美地融合。


这些构成了“金殿耀日，玉宇连云，千门万户，穹宏深邃，如登金马，历玉阶，灿烂壮丽，未有过其右者”的皇宫建筑群。


而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则负责修建了皇室的佛教寺院，规模宏大的“大圣寿万安寺”，其中的白塔至今仍存。




在中国历史上，既严格按照《周礼》建城，又融合各国建筑风格，使两者相得益彰，可说是仅此一家。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正式改国号为“大元”。至元九年，忽必烈更是定新都名为“大都”，在他心中，正在建设中的新都一定要配得上自己“大之至也”的王朝。


至元十三年（1276年），经过九年的建设，大都终于完成了大体施工，而今天京师的雏形也就此定型。




（来自 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