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

利玛窦是意大利人，1552年生于教皇国马切拉塔城。1578年，他受西班牙耶稣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远东传教，1581年到达澳门，1583年到达广东肇庆，此后一直在中国居住，直到1610年在北京病逝。

作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最早的使者（我一直疑心马可波罗游记乃是基于道听途说虚构作品，比较它与利玛窦的游记，立刻就能洞见这一点），窃以为，利玛窦为欧洲人了解东方起到的作用，要远远胜过他对中国人的启迪。似乎可以说，除了对个别人（如徐光启）之外，他在中国留下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那天在《猫眼》看到某人说：“你不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同理，你也不可能让立志闭眼不看外界的人看到外界。利玛窦其实是在西学东渐后，尤其是在近年来，才与马可波罗一道被炒热的。炒热他的目的是两个：首先是利用他来证明“咱们的祖上远比赵太爷家阔多了”；其次是证明若非满鞑子入侵中国，则现代科学技术就一定会在大明出现，并从此永远领先全世界。

实际上，看看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您立刻就能看出不是这么回事。利玛窦并没有对据说是远远超过欧洲的中华文明五体投地；他对欧洲文明成果的介绍也没有就此打开中国人的眼睛。事实上，他的著作的主要目的，是向教会证明自己的传教事业是何等成功，因此难免夸大了自己的影响。即使如此，透过字里行间，读者仍可看出，和后来的传教士一样，他最大的苦恼，是被中国人认为是野蛮人。据此可以断定，中国人的天巢心态至少是从明朝开始的，并不是鞑子们从白山黑水带进来的，那是一种文明优越感（更准确地说，是文化自大狂），岂可能在文化落后的鞑子中产生？


这种文明优越感之所以产生，利玛窦已经解释了，那是中国地理上的天然隔离造成的，因为周边都是（国人眼中的）荒凉不毛之地，缺乏航海冒险传统、又善于用意淫来改善现实困境的中国人，当然要变成夜郎国的皇民们。

数学以及自然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似乎也赖不到满鞑子头上去。依愚见，自从宋明理学成了主旋律之后，自然科学便再无产生可能。朱熹把“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当成“大学”（也就是“万王之王”），把百科当成“惑世诬民，充塞仁义”的异端邪说，实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科学还能有什么立身之地？

当然，把中国近代未能产生自然科学完全归咎于儒教，也是不公允的。这理由我早在一系列旧作中说过了，首先，中国人缺乏人际关系之外的好奇心与探索精神；其次，中国人不懂逻辑思维，因而没有可能建立一个自洽的理论体系。第三，中国的计数方式，决定了以汉字记录下来的数字无法直接投入运算，必须另建计算系统，使用算筹和算盘（当然，如果欧洲人不学习、采用阿拉伯数字而是坚持使用罗马数字的话，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即便没有独尊儒术，即便是法家或者黄老道家主宰着中国人的思想也同样无济于事。

这些事实，利玛窦其实也观察到了，他在札记中指出，因为功名利禄的强大吸引力，士大夫只对“道德哲学”（亦即科举）感兴趣，数学与天文历算只有缺乏天资或生活困难者会去问津。他还指出了中国人不懂逻辑导致的思维混乱，甚至还留意到人们看到他能进行笔算时流露出来的惊奇，仿佛那是施行什么法术似的。实际上，老利来华时，自然科学还未在欧洲诞生，伽利略（1564-1642）还是个傻乎乎地钻研神学的年轻人，牛顿则尚未出生，他懂的也就只是数学与天文历算而已。然而即使如此，现代读者仍能看出当时中国与欧洲的起点完全不一样，人家已经奠定了起飞的理性思维基础。而中国今日也不能说这基础已经牢固建立了。

至于用利玛窦来证明欧洲人从朱载堉那儿学去了12平均律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我不知道那些言之凿凿的专家们断言：“利马窦必将朱载堉获得的=1.059463094359295264561825 传达给梅森”，到底有何依据？连“必”字都用上了，这种斩钉截铁的断言，出自文革专案组之口似乎更合适些。我知道的就是，利玛窦对中国的音乐评价极低。我当然相信12平均律确由朱载堉发明，但这并不等于欧洲不能独立发明它。19世纪以前，欧洲对陌生而遥远的中国一度充满浪漫的好奇心，以为中国就是柏拉图描写过的“哲学家作国王”的理想国。莱布尼茨曾把八卦解释为二进制。若是这种浪漫歌颂当得真，则“美国西点军校学雷锋”、“曰本企业管理实行鞍钢宪法”也该是真的了。

其实，中国的音乐远比中国的书法、绘画差劲得多。我当然相信朱载堉发明了十二平均律，so what？曾侯乙编钟不也使用12律，有半音，音域只比钢琴少一个八度，能演奏一切世界名曲么？但请问它们对中国的音乐创作与演奏起到过什么影响？大众最熟悉的还是五声音阶。我当年在宣传队，发现国人有三大缺陷（当然是文化传统而非基因遗传造成的）：
首先是“五音不全”，听不准半音，包括我在内。例如玩弦乐，若是主音不准，你立刻就能听出来，但半音到底准不准，实在是无从断定。由此累及以弦乐（不包括定音乐器）演奏小调要比大调要难得多。
第二个问题则是节奏感远不如鬼子发达，一般只会四二、四三、四四拍。就连演奏这些简单拍子，在后半拍开始也非常困难，总是会抢到前半拍去。若是某支曲子开头的前半拍是休止符，从后半拍起奏，则乐队必然弄到一塌糊涂。
第三，中国人只懂单音音乐，不懂复声音乐。唱歌只会齐唱，不会合唱。乐队只懂齐奏，不会合奏。

所以，似乎可以说，那些尖端发明，对普遍的艺术实践毫无影响，属于被遗忘、被尘封的天才发明。根本不能用以证明一般水平。史家有如去用它“以一当万”，借此压倒洋鬼子，还不如去琢磨琢磨为何这些伟大的发明会被全社会一致漠视。若非西学东渐，国人最终勉强接受了“艺术的普世价值观”，则直到今天也不会有人拿它们当宝贝，甚至不会有人注意到其存在。

下面摘引利玛窦对中国文化、艺术与科学的有关介绍，夹以本人的评点。引文出自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利玛窦原话）


中国人广泛地使用图画，甚至于在工艺品上，但在制造这些东西时，，特别是在制造塑像和铸像时，他们一点没有掌握欧洲人的技巧。他们在他们堂皇的拱门上装饰人像和兽像，庙里供奉神像和铜钟。


如果我的推论正确，那么据我看，中国人在其他方面确实很聪明，在天赋上一点也不低于世界上任何别的民族，但在上述这些工艺的利用方面却是非常原始的，因为他们从不曾与他们国境之外的国家有过密切的接触，而这类交往无疑会极有助于他们在这方面取得进步。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像是死的，而不像是活的。


看起来他们在制造塑像方面也并不很成功，他们的塑像仅仅遵循由眼睛所确定的对称规则。这当然常常造成错觉，使他们比例较大的作品出现明显的缺点，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用大理石和黄铜和黏土制造巨大丑恶的怪物。他们用黄铜铸钟，用木槌击钟。他们不能容许用钟锤上的铁舌击钟，所以他们的钟在音色上比不上我们的。

【芦评】
关于画画，利玛窦的观察我早就在有关旧作中说过了：国人不懂透视，西学东渐后有了此种概念，便强辩为那是“散点透视”。利玛窦大概自己不会画画，因而只是察觉了透视问题，却没有看到中国画无法表现光影，只能是单线勾勒，而绘画本身是光影的艺术，由此限制了国画的表现力与题材范围。

至于雕像，利玛窦未能指出，国人更严重的问题是不懂解剖，因此庙堂里的坐像统统没有屁股，腰部直接就栽在底座上，头部与躯干、手足的比例也极度失真。

利玛窦认为中国的钟是黄铜铸造的，令我十分不解。我见过或知道的钟都是青铜铸的，还从未见过黄铜铸的，估计这是他不是工科直线脑袋，不懂冶金工艺弄错了。但他注意到，用木槌撞击钟的外壁，而不是用钟舌撞击钟的内壁，这确实是东西方撞钟的一大区别。西方教堂的钟和铃的工作机制完全一样，都是靠内部的舌敲击，因此英文用的是同一个词：bell。就连发声的方式都相似，可以是钟身晃动造成钟舌因惯性击在钟的内壁上。据利玛窦说，这区别造成了音色的区别，不知有无道理，还请本区声学大拿指点。但我确实觉得西方教堂的钟声听起来优美至极。但那恐怕主要是因为和声使然，亦即同时撞击几个不同的钟，合成优美的和声，并能演奏简单的曲调。

但据说咱们的曾侯乙编钟也能演奏和声，而且还能做到“一钟两音”，即敲击钟面的某个特定部位能发出两个声音。遗憾的是，once again，远古的辉煌并没能传下来。我见过的寺庙的钟就那么一个，从未见过编钟，用木槌敲击，就那么一声，十分单调。老祖宗的绝技失传也不奇怪。早说过了：古代中国人不以为这类东西是学问，有必要写成书，建立起相应的学科，让一代代读书人研究下去。

（原话）
乐器很普遍，种类很多，但他们不知道使用风琴和翼琴（clavichord），中国人没有键盘式的乐器。在他们所有的弦乐器上，琴弦都是用棉线捻成的，他们似乎根本不知道可以用动物的肠子做琴弦这一事实。他们用乐器在音乐会上的演奏与我们的做法非常一致。中国音乐的全部艺术似乎只在于产生一种单调的节拍，因为他们一点不懂把不同的音符组合起来可以产生变奏与和声。
然而他们非常夸耀他们的音乐，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它却只是噪杂刺耳而已。虽然事实上他们自称在和谐的演奏音乐领域中首屈一指，但他们表示很欣赏风琴的音乐以及他们迄今所听到过的我们所有的乐器。也许他们听到我们的声乐和管弦乐曲后，他们 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加以评价。截至目前为止，他们在我们的教堂里还没有过这种机会，因为我们在这里的简朴的开端还没达到那样的阶段。

（评论）
这观察非常准确，前面已经说过了，国人只懂单音音乐，不懂复声音乐，毫无和声概念，也不知道怎么转调或变奏。对于熟悉教堂音乐的利玛窦来说，这个缺陷必然非常突出，不可能错过。“嘈杂刺耳”，信有夫，似乎是传统戏剧大敲大打的必然特色。至于一般的轻音乐，我已经拷问过我所有认识的鬼子了，他们都认为那是tuneless，令我十分惊讶，估计还是因为节奏简单、音阶单调造成的感觉。

老利说的琴弦一段很有意思。我还真没法想象，棉线怎么可能捻成高张力的琴弦。即使可以捻成，那用棉线作的琴弦又能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来？无怪乎这家伙要觉得“嘈杂刺耳”。倒是他说的用动物肠子做的琴弦我小时后见过，那阵子钢丝琴弦还不普及。但那可能也是鬼子带进来的吧。

（原话）
我们最初的种种努力是不宣扬的。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

（评论）
这就是他恭维自己了，中国人对外来的东西的摄取有着高选择性。一般来说，物质享受没什么问题，胡萝卜、葡萄、土豆、玉米都OK，鸦片、扑克牌、足球、高尔夫也没啥问题。但国人拒绝承认西方的精神文明产品的优越性似乎持续至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至今还在“排满革命”的煌汉子孙们尤其如此。

原话
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至少他们在这方面肯定超过我们。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有些人组成旅行戏班，他们的旅程遍及全国各地，另外有一些戏班则经常住在大城市，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毫无疑问这是这个帝国的一大祸害，为患之烈甚至难于找到任何另一种活动比它更甚，简直是罪恶的渊薮了。有时候戏班班主买来小孩子，强迫他们几乎是从小就参加合唱、跳舞以及参加表演和学戏。
他们几乎所有的戏曲都起源于古老的历史或小说，直到现在也很少有新戏创作出来，凡盛大宴会都要雇用这些戏班，听到召唤他们就准备上演普通剧目中的任何一出。通常是向宴会主人呈上一本戏目，挑他喜欢的一出或几出。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并且十分惬意，以至宴会有时要长达十几个小时，戏一出接一出地连续下去直到宴会结束。戏文一般都是唱的，很少用日常声调来念的。

【芦评】
从利玛窦这话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戏剧的爱好以及普及程度，似乎远远超出同时代的欧洲。但他为何要将此谴责为“罪恶渊薮”，我就不明白了。莫非是出自宗教的理由？但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似乎并不是清教徒，对娱乐的管制并没有那么严格啊？要么他是指买男孩来强迫他们学戏？在该书别的地方，他也谴责过中国流行的大规模奴隶买卖，认定中国是奴隶最多的国家，虽然他也承认，中国人对奴隶不是那么严苛，奴隶（也就是咱们在章回小说里看到的丫鬟和仆人）攒够了钱可以自己赎身。戏班班主买来的小男孩也是儿童奴隶。或许他就是在这个角度上斥为罪恶渊薮的吧。

老利毕竟是老外，而且似乎不太懂文学，所以没弄明白“题材”与“剧本创作”的区别，以致把“传统戏剧没有新题材”与“传统戏剧没有新戏创作出来”混了起来。其实这是两回事。中国人好古，对当代的事没兴趣，因此利玛窦看到的戏剧全是演古代的事，没有现代戏。于是他便错误地以为那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剧本，现代人丧失了创作才能。这也是中西隔膜使然。直至西学东渐前，传统戏剧最近的剧目演的也是前一朝代的事。因此，明代大概只会演宋代的事（本人见少识浅，元朝人写的元朝戏只知道《窦娥冤》这一出，如有戏曲史大神还知道别的，欢迎指出），而清代能演出的最近的戏也就是明代的，但绝不会有现代戏，是曰本侵华打破了我们这个“向后看”的传统。

（原话）
“中国所熟悉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更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

“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里成名的，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他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上，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中国人幸福的顶峰。”

【芦评】
利玛窦用“道德哲学”指代孔孟之道，其实并不合适——严格说来，孔孟之道毫无哲学成份，倒是用“伦理学”更准确。不过，孔孟之道也不完全是伦理学，而是政治学与伦理学的杂交。它把政治关系当成家族关系的延伸，把本来只适用于家庭的道德规范推广到全社会，算是一种独特的“伦理政治学”。利玛窦发现这是中国人主要的学问，而且准确地指出，因为朝廷诱之以功名利禄，使得其他学科不可能发达起来。他更敏感地发现，就连这主要的学问，还因国人不懂逻辑弄得混乱不堪。那“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是对儒家经典的最准确的高度概括：它们含有相当的智慧，可惜极度混乱。

（原话）
中国人不仅在道德哲学上而且也在天文学和很多数学分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们曾经一度很精通算术和几何学，但在这几门学问的教学方面，他们的工作多少有些混乱。他们把天空分为几个星座，其方式与我们所采用的有所不同。他们的星数比我们天文学家的计算整整多四十个，因为他们把很多并非经常可以看到的弱星也包括在内。
尽管如此，中国天文学家却丝毫不费力气地把天理现象归结为数学计算。他们花费很多时间来确定日月食的时刻以及行星和别的星的质量，但他们的推论由于无数的错讹而失误。最后，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占星学的情况了。

【芦评】
古人之所以要花很多时间去计算日月食，因为那是吉凶的象征。利玛窦准确地观察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astronomy）与占星术（astrology）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古人仰望星空，并不是想探索宇宙的奥秘，而是把天体与人事一一对应起来，因此有所谓“帝座”一说。严子陵是汉光武帝刘秀微时的好友。据说，刘发迹后，严子陵去拜访他，两人抵足而眠，老严把脚压在刘秀的肚子上（估计两人都有点同志倾向，汉朝皇帝多双性恋嘛）。次日，太史上奏：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所谓“帝座”，就是“紫微星”，其实也就是北极星，所以文革中才会有歌颂“北极星”的红歌出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文曲星，武曲星，反正天上的星宿也就是地上朝廷的镜像。

据说若是紫微星黯淡无光，那就是国运不长了。NND，古人咋那么蠢，说什么信什么，有谁见过紫微星能黯淡无光？而若是紫微星真的对应于皇上老儿，那他驾崩时紫微星是不是得掉下来啊？怎么两千年过去竟然无一人想到自己也去踏罡布斗，夜观天象，验证一下那些屁话？

不过，利玛窦说的也不准确，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并未“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占星学”。除了为皇帝占星外，测定二十四节气也十分重要，那倒是为了全民福祉——季风气候么，不把二十四节气测准了，人民就不知道何时该下种，等等。

正因为中国的astronomy/astrology具有鲜明的功利目的，完全是一种技术而非科学，因此，古代天文学家/占星术士从不关心天体理论，更没有什么“天体质量”的现代物理学观念（利玛窦本人估计也没有，那阵子还没有物理学，伽利略才是个毛头小伙，而牛顿要到1643年才出世），所以，“他们花费很多时间来确定……行星和别的星的质量”，我觉得很可能是误译。本书是从英译本里转译过来的，而“质量”这个中文词对应于多个英文术语，既可指mass，也可指quality，天知道原来的英文词是什么。

老利说中国古人“精通几何学”，不知何所见而云然？就连他自己都说，他的中国学生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称之为明确的中国数学体系的东西。老芦无知，不知道除了“径一周三”、“勾三股四弦五”、“刘辉割圆”之类，中国古代还有过什么系统的几何学，盼科技史专家指点。

【芦评】
头两段很有意思，朱元璋禁止民间研究占星术倒一点不稀罕——他最怕的就是能掐会算、踏罡布斗、夜观天象的诸葛军师辅佐某个游民首领造反。值得注意的是，它介绍了阿拉伯人给中国带来了数学知识，所谓撒拉逊人就是中东一带的回回。而古代阿拉伯回回的数学与自然科学之先进，连如今的欧洲人都承认了，他们也承认了文艺复兴后欧洲的科学革命受益于回回的数学经典。


其实光是为全世界贡献了阿拉伯数字，回回便可以自傲于全世界了——那是人类发明的唯一一种本身就是计算系统的计数方式。没有阿拉伯数字，全世界都无法笔算，只好效法中国人发明算筹和算盘。在看本书前，我还不知道原来明朝还保留了元朝建立的“回回钦天监”，朱元璋弄了两套互相竞争的班子：钦天监与回回钦天监。而回回钦天监使用的是“回回历”。老朱为何对回回如此容忍？难道“朱元璋是回回”一说果然有点道理？留待专家考证去吧。

勿过，回回历并不是什么先进历法，它是纯阴历，又不兴闰月，因此与地球公转的周期完全不同步，与季节无关（农历是阴阳历结合，以月球公转周期为一月，但在误差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便有所谓“闰月”，也就是一年有13个月，藉此弥补阴历的误差，使得它不至于失去季节与气候的指示能力。据说“闰八月”是最可怕的，大凶）。

不知道求证是国人的通病，尽管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就提出数学命题都需要证明，至今国人写政论，仍然不知道需要论证。但回回怎么也不懂此道？请精通回回科技史的同志说说。

最后一段则生动地介绍了中国天文学的占星术特点，很有意思。我听长辈讲古，即使是在民初，“天狗吃月亮”时也要全村出动，敲打面盆、水桶等一切临时凑合的（improvised）打击乐器，以吓跑天狗。

（金尼阁原话）
利玛窦神父是用对中国人来说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了整个中国哲学界的，以充分的和逻辑的推理证明了它的新颖的真理。在经过了这么多世纪之后，他们才从他那里第一次知道了地球是圆的。从前他们相信一个古老的格言，即‘天圆地方’。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地球吸引有重量的物体，或引力把落体引向地球。他们不知道大地整个表面大都居住着人，或者人们可以住在地球相反的两面而不会跌下去。有些事情他们可以相信，但有些事情他们许多人却难以想象。
一直到利玛窦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理解月食是地球走到太阳和月亮中间而发生的。他们对月食的荒谬解释对于他们的心灵，比对于月亮本身更增加了黑暗。他们的一些哲人说，月亮同太阳面对面时，由于月亮极端恐惧而失去了它的光辉。还有人说太阳里面有一个空洞，月亮走到那个空洞前面就得不到光。当他们知道太阳比整个地球大时，感到非常新奇；但有些人却倾向于相信，因为在他们古代的数学书籍中记述说，他们曾用某种仪器测量过太阳，发现太阳有1000多英里宽。
他们听说有些星球，人眼看起来是那么小，却比整个地球还要大，感到这是悖论。他们从来不知道，事实上也从未听说过，天空是由坚固实体构成的，星体是固定的，并不是在无目的地游荡，有十层天轨，一层包着一层，由相反的力量推动运行。他们原始的天文科学一点也不知道椭圆轨道和周转圆。他们不知道相对于地平线，极地的高度随着地球上地带的不同而高低变化不同，而且除赤道以外，昼夜的长短变化也不同。

【芦评】
所谓“震惊整个中国哲学界”乃是利玛窦自我恭维（或是本书第二作者对他的恭维），倒有点像刻下中国人动不动就在官媒上宣布震惊了世界一般。他说的中国人对月食的解释我闻所未闻，持怀疑态度——什么月亮走到太阳的面对面，当时的人哪有这种观念？要有这种观念，必须先知道地球是圆的，太阳这才能跑到地球的那一面去，而这别说是古人，就我插队的村子里的农民都无法接受。对“太阳比地球大”之说他们也不会觉得新奇，中国古人可能连“地球面积”的观念都没有，遑论体积。古人从不兴琢磨这些没用的事，就像如今的“犬儒”们对政治毫无兴趣一般。至于利玛窦说的中国古书上曾谈到月亮有1000多英里宽就更可疑：哪本书这么讲过？还请博雅君子指点。

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似乎是个日心说的拥护者，他不但认为太阳比地球大，而且其描述的月食原理非常像日心说的解释。但迟至1610年，伽利略才公开表示接受日心说，而利玛窦恰死于是年。虽然早在1540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就出版了，但1600年布鲁诺因为鼓吹日心说以及“无限宇宙论”被罗马教廷烧死。利玛窦不可能不知道布鲁诺的下场，他怎么还公开讲述（虽然是间接的）日心说涅？大概是罗马教廷控制的不是那么严，而且他远在中国，鞭长莫及吧。

他介绍的天球的层状结构很有意思，听上去又像地心说：天球是一层层地如洋葱一般包裹的（透明？）实体，据说共有十层，天体就在这天轨上固定放置，由某种相反的力推动，绕着地球运行。但若是他相信地心说，怎么又会认为太阳比地球大？又该如何解释月球的运动？看来还得去拜读一下地心说的原始理论。

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牛顿出生几十年前，欧洲人便知道地心引力的存在了，利玛窦在此直接就说：“地球吸引有重量的物体，或引力把落体引向地球。”这也是必然的逻辑结论——承认地球是球体，必然要引出“引力使得球那面的人不会掉下去”的结论来。所以，并不是大众误传的苹果落地使得牛顿发现了地心引力（剑桥三一学院里还真有那棵树，估计是牛顿出名后种上去忽悠人的）。牛顿的贡献只在于他将引力推广到一切天体上去，认识到地心引力不过是万有引力的一个特例，并用万有引力来解释天体的运动，还给出了计算公式，将整个宇宙用那公式统一起来而已。

（金尼阁原话）
“直到利玛窦神父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从未见过有关地球整个表面的地理说明，不管是做成地球仪的形式，还是画在一张纸地图上；他们也从未见过以子午线、纬线和度数来划分的地球表面，也一点都不知道赤道、热带、两极，或者说地球分为五个地带。我们曾看到他们的天文仪器上表明了许多天体轨道，但他们从未看到把这些转绘到地球表面上。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一个星盘加上图版就能够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地区，他们也看不出地球是一个圆球，或者是一个悬在空中的球体。他们没有关于两极的知识，一个是固定的，一个是移动的，从这里面他们就可能知道很多有关行星运动的知识。他们不懂得在平面上或者固定在墙上怎样能使用日晷，他们也不肯相信这些和无数的其他事情都是可能的。”

“这个国家只有少数几种测时的仪器，他们所有的这几种都是用水或火来进行测量的。用水的仪器，样子像是个巨大的水罐。用火操作的仪器则是用香灰来测时的，有点像仿制我们用以滤灰的可以翻转的炉格子。有几种仪器用轮子制成，用一种戽斗轮来操作，里面用沙代替水。但是所有的这些都远不如我们的仪器完美，常常出错，测时不准确。至于日晷，他们知道它从赤道而得名，但还没学会怎样依照纬度的变化摆正日晷。”

“最使他们感到惊奇的，莫过于看到他们记为二十四度的黄道带合适地刻画在一个日晷上，以致表影与用中国字说明的白昼指示线没有丝毫不合。他们感到惊奇的是，用象限仪就能测出一个塔的高度，一条沟或者一个山谷的深度，或者一条路的长度；算数能够采用笔算，对他们来说好像也是稀奇的，他们是用前面所述的那种费事的工具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