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其他宗徒的行踪，我们缺乏可靠的参考资料。初期的教友们对宗徒们的事迹，不甘心承认自己的无知，从公元第二世纪起，便出现了许多宗徒们的伪传，力图弥补这方面的缺漏，而教会一向抱持着贤明审慎的态度，宁缺毋滥，不予采纳，不过其中可能有一些片段具有历史的价值，但实在是真假难辨，大部份可以说是作者们丰富的想像力的杰作，虚构出来的宗教性的小说而已。我们根据古老的传说，宗徒们在公元42到43年时，黑落德·阿格黎帕王杀害大雅各伯，而伯多禄也被捕入狱时离开耶路撒冷，分头往各处去传福音，教会史学家欧瑟伯给我们指出，伯多禄的哥哥安德肋往西徐亚人地区，也就是现在俄罗斯的南部；玛窦去了非洲东部的爱弟约比亚；巴尔多禄茂去了印度的西部；多默去了帕提亚王国。还有其他的传说，说多默向波斯进发到了印度西部的恒河流域，劝化了撒斯君王马都拉，那时马都拉正好在印度及小亚细亚一带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在印度的马拉巴地方，有一些很古老的教团说是多默宗徒建立的，他们自称是圣多默的教友，不过也有人否认这种传说。这几位宗徒都相继殉道了，至于他们传教的情形和成绩，我们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知，这些传说虽然很模糊，也不能说绝对的正确，但也不可完全忽视。

初期教会传播福音的使者，并不只是一些有名的人物，像我们所熟知的几位大宗徒，或新约圣经上提到姓名的人。其实，致力于传福音的人，除了前边我们说过的那些大宗徒和他们助手以外，还有千千万万名不见经传的无名英雄，他们为福音、为主的园地，撒下了千千万万的种子。初期教会传福音的工作，不是显然的，而且可以说是隐秘而晦暗的，在某个城市的郊区、在穷乡僻壤、或是一个人们不注意的角落，福音就开始传播了！是谁将福音传开的呢？可能是一个犹太籍的流动小贩，或是一个来自安底约基雅的商人，也可能是一个来自塞普鲁斯的，或是一个柔弱的少女，就在这种平淡无奇、静悄悄的环境中，一个雏形的教会渐渐形成。由最初的一个人或是一家一户，挟着无比的繁殖能力，有如酵母一样，传扬开来成为一个大团体。而保禄宗徒的传教工作，看来是颇有计划的，他所到的地方，都是当时的通都要邑，人口集中，商业发达的地方，例如，安底约基雅是当时来往美索不达米亚远行商人的起点站、厄弗所是通往小亚细亚的跳板、得撒洛尼则是马其顿的咽喉要道、格林多是当时希腊海上交通的主要海港、最后到的罗马，更是帝国的首都，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传扬福音的工作甚至跨越罗马帝国的疆界，向东到了波斯，以及印度的恒河流域，向西越过了爱琴海后，在希腊萌芽，伸展到伊黎利根、达尔马提亚地区。大约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20年左右，义大利、埃及都成立了基督的教会团体。我们可以综括的来说，大概在公元120年左右，基督的教会已经好像一棵大树，枝干伸展到当时西方民族所谓的文明世界的广大地方，也就是说，在前后一百年内，天主教已经是遍布到了当时罗马国的各个中心地点。初期教会传布的范围，几乎与罗马帝国的疆域相同。虽然随着罗马文化发展的路线及地域，但是，教会与罗马的势力不久就形成了对立的局面，势不两立造成了教会历史上著名的300年的教难历史，至于教难的原因、教难的情形后面的章节将作系统的介绍。

现在，简单的为您介绍耶稣升天以后，“新约圣经”编写的经过。“新约圣经”是耶稣在世时所宣讲的福音，加上圣史们的叙述和补充，以及宗徒们的书信汇集的总称。圣保禄给各教会团体的书信，大都是在耶稣升天后的25年内写成，可以说是新约中最早的一部份。至于四部福音，当初都是先由宗徒们口头传授下来，后来为了环境的需要，才用文字择要的记录下来。玛窦原先是个税吏，他的福音是为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写的，为给他们证明耶稣就是先知们所预报的默西亚；马尔谷是伯多禄的门徒，他记录的都是伯多禄的讲稿；路加是由外教皈依的希腊医生是保禄传教的伴侣，他的福音主要的是为外邦人写的，说明耶稣是全世界的救主，是为救全人类而死在十字架上，在路加的福音中，处处表现耶稣对待罪人的慈善。这三部福音都是在公元70年以前写成的，各有各的对象和目标，内容上也彼此相仿，我们称他们为“对观福音”。至于“若望福音”就不同了，它是在三部福音流通以后才写的。“若望”认为大事已属尽人皆知，所以只把三部福音所遗漏的加以补充说明，他是从自己的回忆中，把耶稣的性体、思想和心向收集在一齐，使人能获得更深的了解，并且使人相信天主圣子降生成人，是为赋给人超性的生命。默示录也是若望写的，对若望写作的文辞不熟悉的人，似乎会觉得深奥难懂，这种把宗教的教训，用寓言的方式以象征性的异象写出来，是当时在犹太人中很流行的一种方式。默示录是在教难时期中写的，目的是为向教友说明，借着现世的困苦，能获得天主为自己的子民所准备的永生，增加教友的勇气，可以看作是被迫害的教会的凯旋之歌。四部福音、宗徒大事录、宗徒书信及默示录都被教会看成是天主的言语，经过历史发展的过程，逐渐取得教会团体的认同，这些直接来自耶稣的门徒，对真正的圣传忠实无伪的各书，汇集而成为“新约”，或则称为“新经”，就是天主和自己的子民所订立的“新盟约”，以耶稣基督的圣血签名盖章的，从此代替了天主以往借着亚巴郎、梅瑟和以色民族所建立的旧约。耶稣基督在加尔瓦略山上的祭祀，也已取消了旧约的司祭和祭祀，又因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公元70年被罗马人毁灭之后，新教会的重心便脱离了它的发祥地而逐渐世界化，成了名符其实的天下大公的教会。

如果您认为罗马帝国对传扬福音是一片理想的园地，而毫无困难把教会的成绩和发展都归功于环境的顺利，那您就错了，事实上，帝国加给教会的阻碍可大着呢！因为是中央集权，大权操于一人之手，皇帝对新兴的天主教会一旦表示仇视，就像骨牌效应一样，整个帝国就展开了有步骤的压迫，何况这个新兴的教会又和当时的迷信相抵触，尤其和希腊、罗马这种混合的文化简直是格格不入。

现在，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当年罗马帝国的宗教情形。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宗教，都相信人死后，灵魂仍然存在，根据他们最初的看法是，人死了以后灵魂并不离开躯体，而继续的生存在坟墓，住在骨骸所定居的地方，所以敬拜去逝的人，是希腊罗马宗教最古老的信仰。随后希腊人凭他们的想像力，捏造了许多的“神”，那些“神”都有人的形体，不过比人更庄严伟大、更幸福永不衰老，然而也有和人一样的情欲和弱点，像什么“邱比特”、“宙斯”、“优能”、“米仍瓦”等，而这些大神之下，还有许多次等的神，他们的职务是管理家庭、田地的生物、麦田、葡萄园和牲畜等。希腊罗马古代的信仰，都和家庭和人民的生活分不开的，既然所有的人民，都是家庭和国家的一份子，自然就应该对这两者的守护神加以敬礼了，所以呢，当婴儿一出生，就应该抱到供奉卫护民族的神坛前，举行奉献礼，到达成年的时候，还得再举行一次类似的仪式，然后，如果他想要担任国家公职的话，在就职的时候，仍然应当举行宗教仪式，除此之外呢，无论是宣战出征或是签订任何条约，都应当以吏府的名义，照告神明。不过希腊罗马宗教所敬礼的神明，不像犹太人的天主上主那样的忌邪，这些神明并不要求独享的敬礼，也不反对人同时也敬拜其他的神明。一般来说，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特敬的保护神，这保护神的境内，尽可建造其他神明的庙宇和神坛，以便供奉并敬拜其他的神，神明越多越好，毫无顾忌，只要对该城守护神的敬礼不忽略怠惰，就可以随心所欲的举行其他神明的敬礼。不过，对该城应该行的各种敬礼，却都不能豁免，若是否认“国神”，便是背叛国家。罗马帝国时代，人民虽然仍旧信奉许多的神明，但是对于一个人的品行道德已经没有多大的影响和约束力，上等社会的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的迷信，他们相信那些所谓的神明，只不过是唯一真神的各种属性而已，可是在言谈之间，以及写作文章，还好像祂们存在一样。敬礼古代的神，为他们只是一种传统的习俗，照例应该保留，这一点，在当时人民的生活中，还占着重要的地位。在宗教性的日历上，还规定着各种节日，以及各种节日应该举行的祭礼和游艺性的节目，因为一切的公开仪式，还保存着宗教的色彩。庙宇到处林立，旧的，也不时的加以修饰，新的，也不时的添造，当皇帝要建筑一座新城的时候，工程师也必然不会忘记筹划在广场、市场、公共浴室、戏院的附近，建筑许多富丽堂皇的庙宇。

东方宗教对罗马的影响

公元第一、二世纪的希腊罗马世界，看到了“罗马和平”时代，国家社会升平的现象；罗马帝国在海陆交通上的建设、语言、文字、行政制度、奴隶制度及其对圣教会的影响；也研究了希腊罗马世界的宗教信仰。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看，罗马帝国如何把他们的皇帝加以神化，皇帝的被神化，给基督的教会带来的冲击是什么？罗马帝国征服了在它在东方的广大地区，东方世界的宗教信仰对帝国的影响又是如何的呢？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与“基督的教训”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这一连串的问题，下面我们仔细分析。

考古学家在小亚细亚从事挖掘工作，他们挖掘到一些石碑，其中有一块罗马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石碑，上面的碑文是这样写的：“上苍派皇帝作我们的救主，遏止纷争，统治万有，大自然赐予人类至高无比的美善，‘凯撒·奥古斯’，他是祖国、女神罗马之父、父神宙神、人类的救星。”罗马人是怎么把皇帝给神化的呢？起初，罗马人认为，神，乃是一种神秘莫测，至高无上，掌握人类命运，宰制人类祸福的权能。罗马帝国既然如此的伟大，统治了一切，又操万民生杀之权，它便是“神”，所以“罗马帝国即是神”的观念，原本有着很古老的历史。但国家的元首，最初并没有把皇帝作为“神”来看待的，罗马民族的固有习俗，并不把有血肉之躯的人或地上的动植物，以“神”的地位和礼仪奉祀的，到了罗马军队征服东方民族以后，在受到东方民族习俗的影响，开始以祭神的礼仪来奉祀国家的元首。因为在埃及，法老王就自以为是“太阳神之子”，是“神”的替身；波斯也以为君王是神所特选的，分享着神的光荣；“贝加王朝”的“阿拉勒王”，生前即由祭司以神礼奉祀；安提阿基王命人在他的墓碑刻上“神之子”的名号；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自称为“万王之王”，要求人民以祭神的礼节尊崇他。亚历山大大帝从小受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抱着“人的灵魂即是神”的泛神唯心的观念，但是，一般人民百姓，却真的把他看作是“神灵下凡”，在雅典，人民百姓对他欢呼说：“别的神离我们太远，我们无缘目睹，而你呢，你是我们当面可以看得到的。”当时的人看到“奥古斯都”大帝，所向无敌的军威，励精图治的政绩，也就自然的把他当作神的化身。就这样，在罗马帝国各地，开始建立了崇拜祭祀皇帝的制度。当凯撒在世，罗马人几乎像神一样的尊敬他，称他为“朱彼特”，死后，更追封他为“天上的神”。聪明狡猾的“奥古斯都”在罗马京城内扭捏作态，不肯接受祭神之礼的崇拜，以免太刺激人心，但在其他的城市，就老实不客气的接受，而不加推辞，所以帝国各地，都有着“奥古斯都”皇帝的生祠，“奥古斯都”去逝之后，由贵族院封为“神”，而以后的两百年，以祭神之礼来祭祀皇帝的制度，如火如荼，盛行不衰。有些皇帝固然在生前拒绝接受神的祀礼，但是大部份的皇帝对这样祭典是大为鼓励的，必竟，在那“朕即国家”的专制时代，尊敬皇帝，就是效忠于国家，所以罗马皇帝如此重视祭祀皇帝的制度，也就不足为怪了，也无怪一般人民以祭祀皇帝为天经地义了。这种把皇帝当作是帝国的威权和光荣的化身，并给皇帝加上“神圣”的尊号，不只是献媚，也实在是把皇帝当作是神权的替身，或受命于天的表示，这和我们中国称“皇帝为天子”一样，而忠君爱国，又是人民的天职。就这样，对各种神袛、罗马城的守护神、以及对皇帝的祭礼这三大类的祭典，在帝国各城镇内，定期的、普遍化的奉行着。不过在实际上，都只限于外表的敬礼，而不涉及对人民道德修养方面的要求 。主要的是由祭司们举行例行的仪式，而祭司们都从贵族家庭中选择出来，俸禄相当的优厚，祭司们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各庙是否按时举行游行、祭祀、奠酒和宗教节日必定少不了的重要节目 ，那就是讨百姓们欢心的游艺节目。

这种纯粹只是形式上的敬礼，不能满足内心虔诚的人宗教上的热诚，理性越强的人，越希望一种合理的而且与神明尊威相称的敬礼，所以宗教，心须和身后的祸福有关才成。

由帝国的东方新传进的东方宗教也就乘隙而入，迅速的传扬开来，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人心这种热诚的希望。“依西斯的敬礼”来自埃及、“西伯肋的敬礼”来自小亚细亚、“米特拉的敬礼”则来自伊朗，这些敬礼在军队中更是盛行。这些神秘宗教的共同点都是，自称对信仰它们的人，能启示一种得救的秘诀，就是“幸福的永生”。而这些五花八门的东方宗教中，大多是极不合理的邪说，而且还有着神秘而野蛮的礼仪，就让我举两个例子引证给各位听，例如“西伯肋教”，给入教的人付洗，他们施洗的地点是在一个铁篦覆盖的坑洞里面，上面宰杀牛犊，下面便用牛血来替人施洗；还有在叙利亚的某些教派中，甚至杀婴孩来祭神的。所庆幸的是，信仰这些邪门宗教的人数不多，不过在全罗马社会中，却渐渐的唤起了一种心灵的不安，使人怀疑，在物质的世界之上，一定还有更超越的东西，这种宗教社会的背景，有如一片准备好的肥沃田地，正等待着接受福音的种子，给福音开了路。

新生的基督教，所遇到的最严重的阻碍，却是罗马伟大的古文化和罗马人因此而自豪的心理。帝国的伟大也实在有赖于这种文化，并非单单只靠军事武力，既使直到现代对欧美各民族来说，这种“希罗文化”，仍然是被公认为相当杰出的“古典文化”。这种“古典文化”由希腊的大诗人“荷马”时代起，也正是我们商朝末期，就已在希腊的爱琴海岸兴起，在雅典展开，以后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而向近东延伸，最后，罗马人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这种文化最令我们凭吊的是在政治上、在中央集权的组织上、在法律上、在强有力的军事组上，以及在艺术建筑上，所表现的种种杰出的天才。

再说，罗马人能把地中海周围各个小国统一起来，是赖着哲学家、医士、博学之士、艺术家、文学家等各方面人才的努力，逐渐形成了一种文明，能解决人的各种问题，提供给人一种理想的智慧，使得当时人们所抱的目的居然都能实现，那就是发展人的本性的全部能力，在生活上享受完美的幸福。在公元的初期，这种所谓罗马式的生活，就是大家所公认的一种文明人的生活方式，整个社会都必须同意接受，而不准怀疑的一种理想。凡在这种生活习惯以外，统统称为“夷狄”。这种被称之为理想幸福的罗马式生活，很容易受感染，基本上，它能满足最粗俗的人心 ，因为它既有物质的享受，又有多种娱乐，我们可以用两个词句，来表明当时罗马低级百姓对国家的要求，那就是“面包和娱乐”。这两件东西，政府都能免费的供应，因是从战败的民族中所掳获的战利品。而所谓的娱乐呢，就是在圆形的游艺场上，由剑客、奴隶或佣兵去和狮子、老虎等凶猛的野兽相搏斗；或者是这些人彼此相斗；更有甚者，是把判死刑的囚犯投给野兽吃；或是赛车；或是表演一些粗俗不堪入耳的低级品味的戏剧。总之，都是一些供大众观赏的残酷猥亵的节目 。至于比较高尚的人呢，有精神的娱乐以资消遣，例如富丽堂皇的宫室牌坊饰以艺术杰作、奢靡的社交生活、文学、诗歌、美术人及风花雪月等，这些都是所谓文人骚客的悠闲生活。

罗马帝国初期是帝国的极盛的时代，但也就在这同时，种下了步向衰弱颓废的病根。逐渐的发生了慢性的腐蚀作用。到第三世纪的时候，病根已深，一发而不可收拾。那么帝国衰亡的病根是那些呢？我们归纳为下面几点，第一，因为帝国的胜利来得太快、太突然，罗马人本身又缺乏根深蒂固的文化基础，无法一时消化胜利的果实，以至酿成了尾大不掉、外强中干的现象。罗马民族最初只是一小撮文化水平比较低、生活简单朴实的农民，但骁勇善战、全国皆兵，因而几乎能百战百胜，攻克强敌，并吞邻国，但被征服的邻国，其文化水平远较罗马为高，在武力方面，是罗马征服了邻近各国，但在文化方面呢，罗马反被邻国征服。尤其是当它征服了希腊和东方各国以后，开始与各国文化发生接触，未免自叹不如，不得不向被征服的国家学习，把希腊的思想、艺术、东方的宗教礼仪、亚洲的人文风俗，一股脑儿的照单全收。随着时间的进展，罗马人民的文化水平一天比一天提高了，但却与固有的传统文化日渐的疏远，一切都崇尚希腊化，罗马哲学家提倡的是希腊哲学体系，罗马上层社会爱用的文字是希腊文，完全染上了东方文化的色彩。罗马民族胜利的主要因素是它优越的武力，一旦偃武修文后，它的力量也就无从施展，就好像虎落平阳，处处仰人鼻息，结果却形成让被征服者喧宾夺主的现象。

第二，罗马帝国的军事胜利，带来了大量的战利品，黄金和奴隶。参与军旅的人，平白的都成了豪富，又有大量来自东方各国的朝贡，平民所分得只是一小部份，其余的绝大部份都落入了统治阶级的私囊。拥有产资的，或则在家坐享其成，不谋生产 ，养成懒惰的恶习，或则穷奢极侈，从情声色，这种不劳而获的金钱成了罪恶的渊薮。人民道德水平一天比一天的低落。

第三，除了黄金之外，导至罗马社会道德沦丧的另一个原因是奴隶制度。罗马共和政制的最后两百年内，从被征服的国家所俘掳到的战俘，是以数十万计，在一场战争后掳得的战俘一两万人，是司空见惯的事。“奥古斯都”时的罗马，被俘为奴的，就占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亚历山大里亚全城三分之二是奴隶。奴隶成了长期免费的劳力供应，结果在大都市中增添了无数失业的人，其中有无田可耕的农民、被解雇的工人、被解放的奴隶和流浪的外国 人。这种经济不安的现象，造成道德的沦丧。一向工作勤奋、自食其力的罗马人一变而为无业游民，成了社会的寄生虫，因而意志消沉、颓丧、悲观。在军事方面，士气低落，人人厌战；在私人生活方面，醇酒、妇女醉生梦死，整天在竞技场找刺激消磨时光。

罗马帝国的衰亡、耶稣基督带给罗马帝国的冲击

罗马帝国的皇帝受东方宗教文化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了神的化身，接受祭司祭祀；也谈到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几个原，但受时间的限制，没能一次讲完，今天我们除了继续分析帝国衰亡的原之外，也要和您分析耶稣基督的道理给罗马帝国的社会、人民的道德带来了那些改革，产生那些变化？

罗马帝国衰亡的第三个原因是，暴发富阶级的穷奢极侈、淫风佚俗给予社会安定的基础“家庭”致命的打击，神圣的婚姻制度不再受人重视，罗马人的生育率一落千丈，很多人不愿娶妻生子，名义上度着独身的生活，不去负起养育妻子儿女的责任。姘居苟合、放纵淫欲、始乱终弃、堕胎、弃婴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屠杀女婴和私生子的风气也很普遍；离婚也是家常便饭。社会道德的水平，一旦低落，就如江堤溃决，无从收拾，政府当局虽然力图改善，例如“奥古斯都”皇帝曾颁布了许多重整道德的法令，严禁离婚和通奸，而事上收效极微，甭说一般人轻视这些法令，连皇帝和本家的人，知法犯法的也比比皆是呢！每隔一个时期，皇帝就重新颁布一连串重整道德的法令，这正表示过的法令，人们早就束诸高阁忘到九宵云外了，不得不用一批新的法令来刺激一下人心。在上者，不但不肯以身作则，反而知法犯法，纵情于声色之中，一般百姓也就竞相效尤，伤风败俗的事，视为无足轻重。罗马人，沉在罪恶中，无力自拔，尽管皇帝和他手下的法学家，想出种种治标的方法，又有什么用呢？圣热罗尼莫批评当时帝国衰弱的情形，曾有这样的感慨说：“由于我们怙恶不悛，蛮人才会这么强大，罗马社会的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如果要恢复道德基础、重建社会秩序，非得有大刀阔斧的澈底改革不可，这项重建社会秩序的任务，将会落在圣教会的肩上。”

现在，再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罗马社会危机与暴发富之间的问题。从罗马征服各个邻近国家以后，很多人都迅速的成暴发富，形成一种特殊的阶级，拥有大量的黄金和土地的垄断，而土地垄断的程度，简直令人结舌，例如当年罗马所统治的非洲省，全部土地竟然只属于六个人所有。由少数人组成的豪富阶级，操纵着政府和高级行政机关，他们与广大的群众所组成的下层阶级之间，有着很深的鸿沟。一小撮的上层豪富阶级度着穷奢极侈的生活，绝大多数的下层阶级则在赤贫的饥饿线上挣扎。这种阶级的对立，日趋尖锐，壁垒森严，绝不容人越雷池一步。但是早在共和政治时代，一般平民，尚有机会爬上高位，但是到了帝制时代以后，高位厚爵都由特殊的豪富阶级所把持，平民休想问津。野心的政客顷轧纷争，罗马共和时代，终于宣告结束。帝制时代开始的时候，“奥古斯都”大帝便将人民分成许多阶级，由上层统治下层，而阶级划分的标准，竟然是以各人财产的多寡来决定。最上层，是所谓的“元老阶级”，而大多数利润丰富的高级职位，都被元老阶级的人所霸占了，元老死后爵位还可以由子孙世袭。第二个阶级是“骑士阶级”，骑士阶级有权担任多种官职，并且经营一些大型商业。第三等，就是一般平民百姓，他们没有财产，没有特权，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希望和前途可言。最下层的就是奴隶，奴隶的地位，有时甚至比牛马还不如，他们被主人驱策，终身免费出卖劳，而当时的经济体系就建筑在奴隶制度上，而促使罗马经济体系崩溃的也正是奴隶制，为什么？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奴隶制度供应廉价劳力给罗马社会，造成一般自由的平民没有机会获得工作。奴隶制度把人放置在其同类的人的权力之下，供主人奴役压榨，造成了种种残酷的不公平。女性奴隶的命运就更惨，她们天天度着血泪交织成的生活，当然，奴隶的地位，也因为具体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遭遇，在乡村服劳役的奴隶，往往度着非人的生活，在矿场内工作的奴隶，待遇更惨酷，在宫廷内供职的奴隶，以及在私人家里工作的奴隶，待遇可能比较好一些。不过，一般而言，奴的命运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普通奴隶，生而为奴的人，固然惨不堪言，但在战争中掳获来的战俘，和海盗据掠来的人质，在奴隶市场公开出售的，更是连禽兽都不如。奴隶不能享有公私权利，在法律上，不算是一个人，只是一个机器、一件物品。同时残酷的奴隶制度，也暴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实，罗马社会制度的基本矛盾，罗马帝国奉为金科玉律的“大同主义”、罗马帝国所夸耀的“大同主义”，其实完全是骗人的，因为只有一小撮的特权分子才享有罗马公民权，绝大多数的人民百姓都被排斥，不能算是罗马的公民。总括的来说，在自由人和奴隶之间、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在希腊化的罗马人和蛮夷之间，界限分明，壁垒森严，失去自由的人，根本连做为人的身份都丧失了，财产多寡和阶级升降成正比，这一类似通非通的原则是绝对不公平的。

我们花了好长的时间去回朔罗马帝国，由盛极而步入衰亡的种种情况，当衰亡的迹相日渐暴露时，当时人们又无法解决这种种的问题，尤其是社会上种种败坏的风气，而在当时基督的教会，向罗马人提出了整套的革命理论，让我举些例子来说明，教会是如何成为当时的光和盐，也成了许多人的绊脚石。例如，罗马皇帝的法令无法重整家庭道德，而福音的贞操观念，劝人守身如玉的号召，有效地重建了家庭秩序，化解了婚姻的危机和生育方面的危机。教会向人宣传劳动的神圣性，把工人之子且身为工人的基督所立下来的榜样，展开在好逸恶劳的人面前，并且用圣保禄的话警告他们说：“谁不工作，便不配吃饭。”教会大声急呼向这个具有不平等阶级的社会宣告说：“人类都是天主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没有什么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的分别，更不容许有文明、野蛮、富贵或是贫贱的分别。”教会对那些贪恋财富尊荣而轻视谦卑弱小的人们，一再重复着耶稣的教训说：“贫穷的人是有福！”对败坏的社会说：“心地洁净的人是有福的！”面对冷酷无情、欺凌弱小的社会说：“良善的人是有福的！”耶稣也说了：“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因此而向人声明：“人的良心是天主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决不能将皇帝的神化向人要求无条件的服从。”

罗马的皇帝，对这个处处反对罗马秩序的宗教，决心要加以血腥的迫害，然而基督神圣的教会，却不顾这旅途上满布的荆棘，进而征服了希腊罗马的世界。经历三世纪之久，被严厉查禁的教会，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居然最后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外教对今世短暂的古老思想，也被澄清，逐渐的蜕变成为符合福音的思想。这种宗信仰、文化、思想的演变经过，就是我们在下面要说明的。

传播福音的宗徒和信友们是利用什么武器呢？他们也像各时代的革命党那样散布仇恨、采用暴力吗？

绝对不是，他们的口号常是吾主耶稣所说的那几句话“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宽恕得罪你们的人，要善待迫害你们的人。”这种道理当然不是要求人在感情方面觉得仇人可爱，只是要求人理智的谅解，它是高尚的真理。按圣保禄的说法呢，外教人对这个真理，只是暗中摸索，希腊的饱学之士也只能发现片段的真理，只有天主教能给有心追求真善美的人，贡献它在别处所找不到的，也就是灵魂的得救和罪过的赦免。教友们的美德，尤其是爱德，引起了外教人普遍的惊奇和羡慕，“看！他们多么相爱啊！”领洗奉教的人所表现的快乐幸福，以及他们的信德，和为信德而准备流血致命的热情，在外教人眼中看来，都是真宗教的最好证据。

福音怎么样传开的呢？除了宗徒和耶稣的其他门徒之外，从一开始，就有热心的教友，认为自己从天主接受了致力传教的使命。他们放弃了一切俗务，周游各处去宣传福音，而一般的教友，虽没有传教士的身份，但却都利用各种机会，将他们所得到的恩宠分施给别人，也正赖着这种通力的合作和共同的努力，圣教会才在不满两个世纪内，赢得了那么多的信友。每一位教友都是宗徒，自己得到了真理，便不停的把所得到的幸福和真理，分施给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和工作的同伴，这样，人人都有传教的使命，人人也都有传教的资格，连最穷无知，最被人轻视的也不例外。奴隶对同病相怜的其他奴隶、仆婢向自己的主人、水手向他们船上的奴工、商人向自己的主顾、兵士向其他的兵士、甚至囚犯向看守他的人都展开了宣教的工作，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这种现象。最努力传教的，并不是最富裕和最有知识的人，这些人往往有所瞻顾，怕人评论讥讽，反而是阶级较低的民众，能彼此谅解、能推心置腹地彼此倾诉、彼此谈心，他们没有阶级的顾虑，认为经过耶稣苦难死亡所救赎的人类，都是天主的儿女，他们只想渗透人生的奥秘和人生的归宿，而基督的福音，正好满足了他们心灵的渴求，给了他们满意的答复，因为圣若望福音上就是这样说的：“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可惜，这种传教的方法鲜为人知，那些无名英雄也不希图后人的赞扬，也没有历史学家为他们立传传述，我们只能从信友人数的增加，终于罗马帝国宣布基督的教会成为帝国的国教，这样的成绩来验证这种传教方法的伟大效力。

圣教会在罗马的发展情形

上一节分析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也分析何以天主的真理、基督的训诲，满足了也解答了当时人们心中对真、善、美的渴望；也为您报导了当时的信友们，都自动的负起了传教的使命，认为传扬基督人人有责，人人也都有资格传扬基督的福音，以至教会在两百年内将福音传到帝国各地，使信仰基督的信友是那么的普遍，最后竟成了帝国的国教。接着介绍圣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各行省内发展的情形，以及它在各个阶层的社会中发展的情形，然后就要来和您一块儿探讨，有关教难的各种情况和问题之所在。

首先，我们来探讨教会在义大利的情形。公元70年，耶路撒冷毁灭以后，教会的中心便自然的转移到了罗马，从罗马再向四方推进。信德传布得很快，尤其在义大利南部，迅速地组织了起来。在第三世纪中叶，教宗高尔乃略在罗马召开一次会议，参加的主教竟有60位之多。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法国的情形，法国在当时的名字叫做高卢，高卢开教可能很早，而马赛，是希腊和小亚细亚商旅经常出入的大港口，福音大概由此传入，先是传布罗亚河流域，在第三世纪，才传入其他地方。起初，只在城镇中传教，到圣玛尔定的时候，才逐渐传入乡间。高卢的南边是西班牙，相传圣保禄大概曾经亲自到西班牙开教。对第一世纪的情形，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在第二世纪，已有好几位主教，在三百年左右曾召开会议，当时就有35位主教参加，由此可见，教会在这里已奠定了坚固基础。

西班牙隔海对岸的北非，开教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确知的是，它开始一定很早，因为在第二世纪的末叶，在相当于现在的突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地，教会已经完全组织起来了，神职人员的人数也不在少数，活动的中心也很多，甚至在好几个地方，有教友们的公墓，在第三世纪初期，曾经召开过一次70位主教出席的会议，当时非洲的教会是最兴盛的一处，还曾经出过像戴尔都良和圣西彼廉等名满天下、首屈一指的教父。

关于埃及的情形。根据古老的传说，第二部福音的作者圣马尔谷曾做过埃及的第一任主教，虽无法确定，但埃及很早开教，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在第二世纪的末叶，埃及的教务异常的兴盛，而且还拥有第一流的神学家，在第三世纪继续的发展，有多位主教分散在埃及境内，信奉天主教的信友可以说已遍及全国，以后，埃及竟然成了修会生活的发祥地。相传圣玛窦去了爱底约比亚，爱底约比亚至今还是东非的基督信仰的世界。

接着我们再谈谈巴勒斯坦、小亚细亚的情形。在耶路撒冷毁灭以后，教友四散逃难，教会在巴勒斯坦已经少有活动和发展，但在小亚细亚，却进展得极为可观，不但在各城镇，连偏远的乡下也很盛行。

在罗马帝国的北方，福音的种子也传到了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甚至越过多瑙河以北传入 哥德人中间。此外，在大不列颠的英国也有了信从基督的人，而帝国的东面，阿尔美尼亚及波斯等国，教会也已盛行。

我们惯常听说，最初的教友，只是社会下阶层的小人物。起初大多数皈依的人，固然是下层社会的人居多，像做手艺的啦！织布的啦！皮匠啦！鞋匠啦！而且啊！多数还是奴隶呢！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当时绝大数的国民都是这一类的人嘛！就历史资料的显示，从公元62年起，甚至在尼禄的宫廷里都有皈依天主的奴隶，有些奴隶竟然说服了他们的主人皈依天主。也有恢复自由以后升了神父，当了主教或教宗的，例如教宗圣加里斯多一世，他早先原是个矿场的奴隶，而殉教致命的奴隶，更是不计其数了。初期教会中，社会的其他阶层中，也早已有教友。保禄本身就是一位犹太知识份子，他忠实的合作者路加是一位医生，他曾使塞普鲁斯岛的总督色尔爵·保禄和雅典最高法院的狄约尼削皈依圣教会，此外，在罗马和其他地方，常见社会各阶层的高级人物慢慢的也逐渐领洗进教了。

公元第一世纪的末叶，就曾有两位教友做过罗马帝国的执政官，而执政官是当时罗马的最高官吏，其中一个还是皇帝道米仙的堂兄，他竟在公元95年的教难中殉教，他的夫人也被充军。从第二世纪起，在罗马富绅的家庭，常有赞助教会和济贫穷教友的记载，这些记录是从圣加理斯多地窟里找到的，而这个地窟是属于为著名的贵族家庭的坟墓。在中层社会内，很早便有法官和律师们归依圣教会，至于以哲学、修辞学等其他学问为职业的文人，似乎多所顾虑，不敢冒然进教，直到第二世末和第三世纪初，才逐渐有归依进教的文人。然而在他们皈依以后，却贡献了他们全部的才智来服务教会，因此当时曾有不少的护教人士，或以著作、或以言论保卫了圣教会，其中最为有名的有圣西彼廉，他是“雄辩术”的教授，后来当了迦太基主教；还有戴尔都良，他是一位佼佼的法律学士；犹斯定是哲学教授。军人的生活，对遵守教规虽然不容易，但在最初的三世纪中，却有不少士兵奉了教。在教难的末期，竟然有整队士兵全都是奉教的，圣茂利斯和他的全队士兵集体殉道是一个例子了。当时帝国的境内，治安良好，军队平常都去戍守边区，这为传播福音颇有助益，当教难发生时军人殉道的也很多。

总之，圣教会传播得非常的迅速。公元250年间，已经遍布全国，而且还传了帝国国境以外的地区。教友的数字虽然无法统计，但社会各阶层都有教友，则是事实。为此戴尔都良在第三世纪初，曾写下了这样脍炙人口的词句：“我们不过从昨天才开始，但已布满了你们的城镇、家庭、公共场所、议会、兵营、朝廷、元老院和市场，只给们剩下了邪神的庙宇，如果我们同你们分开，你们便是被弃置于荒野的啦！”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在第三世纪末叶，教友的数目的确是异常的庞大，以至使得皇帝们感觉到威胁。最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当教友，必须放弃当时的放浪生活、必须背弃国教、远离庙宇和游艺节目，尤其按照当代的说法“当一名教友，应该随时准备着牺牲性命”。在这种情形下，仍然有那么惊人的进展，这可以说，决不是一般人力可以幸致的。

二世纪教难分析

教难概述

救主基督早就预言“祂的门徒要遭受迫害”，在教会开始时，这个预言便已逐渐实现。最初三百年的教会史，可以称之为“教会受难史”，也可以称它为“殉道烈士们的历史”。罗马帝国加诸于教会的流血迫害，给这一时代印上了鲜明的记号，因此这一个时期，我们特别称之为“教难时期”。

第二世纪的教难多属地方性的，而且是间歇性的，第三世纪的教难，则是由皇帝明令发动的普遍性，几乎普及全国，情形惨烈，但为时颇短，而且使教会有喘息的时期。教难以后，丰富的记载如文录、目击记、以及详尽的法庭档案都足以提供历史学者们的研究。然而，在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以外，还有一连串无可置信的传闻。使历史学家感到困惑的是，后世的人，喜欢给古代的英雄烈士妄加许多荣衔，历史学家们在考证和批评历史事件的时候，曾经下过这样的结论：“教难时期并没有数百万殉道烈士，并且也曾经有许多教友临阵失去了勇气，各地教友全都视死的说法是豪无根据的夸张之辞。”这样一个历史真像的揭露，难免使人感到遗憾。其实，古代教难与后世的教难一样，总是满目疮痍的，教会从不希望受迫害，教难结束后，教会感到欢欣。既然如同我们前面所讲的，罗马帝国并不禁止多神的敬礼，而且还准许不同的教派存在，那么为什么独对天教如此的仇视，竟要以惨酷的流血来加以迫害呢？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从一开始，基督信徒的气质与众不同，触犯了几项罗马刑法，在帝国政权的指使下，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教难。他们认为，基督徒触犯了有关罗马帝国祭祀的“侵犯与侮辱尊严”的罪，事实上，信友们放弃了对皇帝的祭祀，就已经足够使他们获得这一项罪名了。

“侵犯与侮辱尊严罪”是从严重的叛国与反对政权的情事而来的，这条法律本身相当含糊，有些早期的皇帝，像底培里、道米提安，曾经将它扩大，应用到许多可笑的事上，譬如，出卖一座有皇帝石像的公园，或其他似的有不尊敬帝国的嫌疑的人，都要受到惩罚。这条含糊不清、弹性极大的法律，因此可用于每一件事上，基督徒当然包括在内了，但这只是历史家的一种假设，这种假设的正确性，到现在是问题。根据所知道的档案资料，受难教友的案件，从来没有一件是涉及“侵犯侮辱尊严罪”的，后来我们考证得到这条独裁的法律，原来是专门提供给皇帝贬谪私敌异己，像元老们以及一些个高级官吏的，而很少用在平民百姓们身上。大部份的殉教烈士，都是属于平民百姓以下的阶级。有人称赞图拉真皇帝，因为他拒绝采用这一条法律，以便摆脱前任皇帝的旧例，并且规定了惩罚基督徒的新法律。

拒绝参加帝国典礼的人，可以认为是犯了“悔辱尊严罪”，但是这种帝国祭祀，不一定是宗教的或强迫参加的定期礼节。罗马有祭司会议，定期举行礼仪，为崇敬已经去逝的和正在位的皇帝所恭敬的神明和其他的神袛，妨碍这样的礼节，当然是一种渎圣的行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参与罗马祭祀，没有资格或没有责任参加的人，一生准免出席这样的场合。当时罗马市民对帝国祭祀所抱持的态度，与现代人对无名英雄纪念会、周会之类的集会所抱持的态度相仿，不愿参加的人可留在家里或到别处去，基督徒并不反对出席这样的典礼，当然那仅仅是出席而已。戴尔都良曾在《关于偶像崇拜》这本书里，畅论这事，他说：“身为奴隶的教友可以陪主人参加教外的集会，在别人家做客，可以参观教外礼节的进行，但当基督徒因职务关系，被迫组织崇敬的礼仪，问是就发生了。”

教会最初三百年的历史，可以称它为“教会受难史”，至于为什么会受到罗马当局的迫害呢？从罗马的法律“侮辱尊严罪”来看，当信友因为职务的关系，被迫组织崇敬的礼仪时，问题就产生了，这里我们将为您继续分析教难的原因是什么？

戴尔都良在他的《关于偶像崇拜》这本书里，他怀疑那些置身在统治阶级中的教友能避免崇拜偶像的暗礁。在教难期中，身居统治阶级的信友很少，据我们所知，其中殉难烈士少之又少。另外一些史学家认为，基督徒忠于自己的祭献，时常举行罗马帝国所禁止的礼节，已经触犯了渎圣之罪。所谓“渎圣”，就是亵渎了圣物，那些是圣物呢？罗马人认为是神庙、祭台、神像，还有坟地。在教难时，信友们特别的谨慎，避免涉足于教外人事的圣地，后来有许多传说，竟以这类事来渲染殉教烈士的生平。依照十二铜牌法，所有非罗马的礼仪是被禁止的，至少也应该得到政府的许可才可以举行，但是这条法律条文早已废止了。在帝国时代，罗马城及全帝国境内，本地的，或外来的各种礼仪，只要不妨害公众安全，都已经不受法律和权威的限制了，而且在当时，教外人士并不以为基督徒的弥撒献祭是一种宗教礼仪，因为信友们没有神庙、没有祭台、没有神像，他们既不点香、也不焚膏，罗马人视他们为“无神论者”。

我们还可以追问，信友的生活方式，是否与罗马的刑法有抵触，因而引起教难呢？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法官们屡次对信友颁布新的敕令？从法律的观点来看，这些敕令的内容彼此也不相同。历史学家，仍在盲目地搜集着教难的法律依据的文献，他们始终认为罗马帝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不错，罗马的民法是卓越的，许多现代文明国家都在步它的后尘，然而罗马的刑法则是很不完善的，尤其是罗马的诉讼程序法就更差了，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表面上似乎无瑕可指的法治政府里，找出形式范畴内的专制与残暴，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有些历史学家把教难的原因，从法律圈子移到政治领域上，以为当时罗马帝国的存在，受到基督信友的威胁，教会的势力越来越雄厚，帝国本身节节自卫，进而惩罚、迫害教友了。这样解释，可说是无稽之谈，如果把教难看成是帝国与教会之间的斗争，那么在斗争过程中，事无大小，侵略者显然是罗马帝国，但是，我们知道，掀起教难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民众，有时官吏被迫行动，这种情形在第二世纪时尤其显著。距离罗马很远的里昂、斯米纳、迦太基、亚历山大里亚等地的人，难道也狂热地关心着帝国的前途，而设法消除自己的同胞吗？也许后期教难时的罗马皇帝像戴克里先、贾勒略曾经由于政治的动机来迫害信友，但是，谁也不能证实这件事。

大约在公元300年左右，教友人数极众，简直可以形成一个现代的政党来发挥政治的功能，可是，那时候的信友，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冀望，信友们从不曾想到争战，把皇帝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甚至在最惨烈的迫害，他们也从不设法抗衡。戴克里先皇帝曾经为歼灭基督徒而忧愤填胸，这至多也只能解释教难为什么一直延续到公元300年，而绝不能拿来解释教难掀起的原因。在尼禄和图拉真的时代，信友为数尚少，没有人预知教会的未来，尼禄和图拉真不仅想做先见之明的皇帝，似乎也想做先知呢！

教难的另一个明显的因素是人间的仇恨，我们不能忽略这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爱与恨扮演着极其显要的角色，比理智所表演的精彩得多。历来基督徒的刽子手，总是以美妙的幌子做俺护来执行他们的任务，而骨子里却埋藏着对教会、对信友的憎恨，历史学家是不能对这些人性中的黑暗面漠不关心的。那么是否每一位按照法律惩罚信友的皇帝和官吏，都深怀憎恨？那也不尽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只知道服役国家，履行职责而已。

才思飘逸的戴尔都良说：“真理一进了世界，就引起了憎恨！”这种憎恨潜在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一次又一次地换上新装，好像永无止息似的？”先说一说犹太人吧！最初罗马人不以基督徒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他们也没有把对犹太人的憎恨转移到基督徒身上，后来，他们从犹太人那儿获得犹太人敌视基督徒的事实，犹太人有意骚动排斥基督徒，公元156年，“斯米纳教难”便是一个例子。戴尔都良记述犹太人的会堂，成为流血的场所时，对这些悲惨的斗争是知之甚详的。

同样的，在憎恨者的行列中，有一些在经济生活上，因基督徒而受到打击的人，他们不是泰然自若的祭师们，而是那些靠异教祭祀为生的商人，以及与他们有关联的占卜者、星相家、教师和哲学家。宗徒大事录中不也记戴了保禄宗徒在厄弗所宣讲“用手制造的，不是神！”以致使得制造神像的银匠感受到失业的危险，而联合起来跑到剧场，引来了一场混乱的集合，几乎要保禄的命呢！

帝国的态度也左右着舆论。普通市民除了和统治阶级声声相应以外，不能有别的见解，许多人或许这么想：“让这些个基督徒去我行我素吧！政府总会有再三惩戒他们的措施的。”没有人相信舆论所加于基督徒的林林总总罪名，但是基督徒的活动却使群众恼怒，他们暗中举行祭献，激起了百姓具有敌意的好奇心。戴尔都良曾有这样的记载：群众特别喜欢打扰正在参与礼仪的教友，例如塔西西的殉道是因为他拒绝了放弃圣体的劝告。

基督信仰无声无息的传播是令人忧愤的，无论在何处，你都会邂逅信友，你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而且信友们静肃严穆的生活，对别人像是一种沉默的谴责。儒斯定曾记述了一个可作为代表性的故事：有一个罗马贵族妇女，一向和丈夫过着放荡的生活，后来皈依了基督，要求她的丈夫信守丈夫的忠贞，否则她就要和他分居，他的丈夫在妻子身上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便去告发曾给他妻子讲道理的信友普脱勒美，于是普脱勒美被官方逮捕，为信仰而致命。

教友们生活在罗马人中间，却不追随他们的风俗习惯。一个罗马人虽然对他们的神袛失掉了信心，但也仍然要照惯例举行外表的敬礼，一个外教人同时对各种不同的神奉献祭祀，并不感觉有什么不对，还认为是因此而多蒙疪佑，而基督徒呢？却大大的不同，他既信仰了唯一的天主，便不能再去敬礼其他的神和偶像了。罗马最爱好的娱乐，就是露天剧场内那些个残酷猥亵的表演，教友们当然是不去参加了，外教人无法了解他们所以拒绝参加的理由，便不免对教友们产生了恶感和疑心，因此称他们为第三种人，这就是说，既非罗马人，又不是犹太人，简直是一群无以名之的怪人，所有的人既然不愿意和他们接近，自然处处被歧视憎厌了！戴尔都良曾这样给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听说王某某还不错，可惜他是个教徒！’另一个说：‘想不到张某某那样的聪明，竟然信奉了基督！’可是谁也不去想，王某某、张某某之所以不错，正是因为他们信教的缘故啊！”教友们拒绝对皇帝的相钦崇叩拜，不但是冒犯尊严而且表示自己不是好公民，并且还算是亵圣，所以教会初期的教友，披控告为不信神。

此外教友还显得非常神秘，不能当着外教人举行圣事，外人对奥迹无从知道，自然的便要加以嘲笑了，何况保持秘密也是招人诬蔑的原因，因此控告教友密秘集会，并且在集会时荒淫乱行、叩拜驴子的头、举行魔术、举行圣体圣事竟被控告成以婴儿作祭品，然后分食婴儿的肉，像这种不伦不类的诬蔑，竟有官吏采信，连所谓有知识的人也不例外。

在前面，我们已述说过尼禄如何利用了教外人这种对基督徒的仇视心理，把罗马城的大火嫁祸在基督徒身上，开始了一场空前的大教难，从此，在帝国境内，便制定了一条法律“严禁人民信奉基督教”不过呢！在具体实施时，每一个皇帝的作风各不相同罢了！

接下来，我们再综合的说一下第一期的教难，古代基督教作家总以为一手造成教难的是尼禄皇帝，而实际上，在尼禄皇帝以前，就已有殉教烈士，至少，我们知道的有六品执事斯德望、宗徒大雅各伯都是为信德而致命。假如公元64年，尼禄所实施的迫害，只发生了一次，以后没再重演，那么，我们可以用尼禄皇帝凶狠嗜杀的个性来解释，我们可以说，是因为尼禄恐惧众怒难息，才嫁祸于基督徒，然而公元64年以后教难一再的重演，一直延续到第四世纪末期，足见罗马政权一贯仇视圣教会。罗马既然是一个注重法律的国家，它这样迫害教会、残杀教友是否有什么法律的根据呢？这个问题，信徒们很早就提出来了。第二世纪末叶，戴尔都良在《为真教辩护》这本书上，就质问罗马人说：“你们不妨翻阅一下你们的历史，便可以知道，罗马帝国第一个对我们的教会下毒手的是‘尼禄’，以后步其后尘的是以残酷著称，有人称他为‘小型尼禄’的道米先皇帝，这些仇视圣教会的皇帝都是残暴不仁，为人民所唾弃的败类，至于那些赏罚严明，爱民如子的贤君，从来就没有一个曾与基督徒为敌，迫害宗教的法律，只有荒淫无耻、嗜杀成性的暴君才会予以执行。”这种辩护方法确实聪明，把迫害教会的责任，都放在声明狼借的暴君身上。当时罗马政府的确曾颁布过仇教的法令，但是，只有残暴无道的昏君，才甘冒天下之大不讳、悍然执行。这些法律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戴尔都良认为，罗马帝国时代与圣教会为敌的而发动教难的，却大都是那些昏庸残暴的君王，而真正勤政爱民的君王，不曾与教会为敌，其实这个论证并不一定完全正确，那么事实究竟是如何的呢？我们就要来根据实际作深入的探讨。

在圣教会的教难历史上，若干位号称贤明的罗马皇帝，虽然没有颁布新的仇教法令，但是至少也曾是萧规曹随，很认真的执行过仇教的法令，而戴尔都良所谓的安居乐业的升平时代，也正涂满了基督徒的鲜血呢！所以我们可以断定，罗马政权一贯迫害教会的行动，一定有法律上的依据，但这些迫害教会的法令，内容究竟是怎么定的？我们不得而知。公元110年或111年时，图拉真皇帝批覆毕利纳的诏书，是以旧有的法律成例为依据，戴尔都良明白的指出，尼禄曾经颁布过一道迫害基督徒的法律，我们应该研究的是，这一类迫害基督徒的法律，它的理论根据究竟在那儿？

基督信徒是与犹太教脱离了的分裂分子，他们不能享受罗马赋予以色列民族的特权。而特权中最重要的，是尊重以色列的宗教信仰，不强迫以色列人向国家的神衹献祭，然而这不能作为基督信徒应该受惩治的理由。至于普通刑法上的罪，例如纵火烧城，这也只有无知的愚民，才会想到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指控基督徒的，如果借用这一类的借口，来发动大规模的迫害运动，那简直是匪夷所思了！为什么别的东方宗教都受到国家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唯独基督圣教，被认为是非法的迷信，而受到刑法的制裁呢？

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纵观整个教难的来龙去脉，也就不难发现。在以前曾谈过，这种对立的局面，罗马帝国本身以及基督徒本身，最初都还茫然不知。

基督信徒既然不肯崇拜罗马的神，而且拒绝向罗马帝国及皇帝献祭，依照罗马法律，已经是犯了大逆不道和亵渎神明的罪名，然而亵渎神明的罪名，必须要有具体的行动，才能成立。在第一、二世纪，信友从来没有犯下捣毁神像的行为，亵渎神明的罪，也就自然难以成立，至于大逆不道的罪，是到了第三世纪，才有正式的法令，明文规定，如果信友拒绝向罗马帝国及其皇帝献祭，就以大逆不道和亵渎神明的罪来论处，因此，公元第一、第二世纪的迫害基督徒，一定另有法令根据。

有人说，罗马的官吏，有权采取一切弹性便宜的措施，用以维持帝国各地的治安，根据这项权力，官吏们可以将扰乱公共治安的罪犯，处以死刑，可是这种假定，仍然缺乏充份的根据，因为基督徒是最奉公守法的安份良民，如果说信仰耶稣基，足以妨害治安，那么妨害治安的，也决不是基督徒，而是向基督徒滋事挑衅的仇教分子，由此可见，罗马的地方官吏是很难以这项权力作为维持治安的借口，出面予以干涉。关于这一点，只须看官吏们往往得向中央政府皇帝那儿请示处理宗教案件的办法，可见地方官吏是多么的左右为难呢！

一般来说，“加入基督教会是为非法的”这项法律原则，自从公元64年尼禄迫害教会开始，已为政府当正式采用了，但是罗马当局采用这原则的根据何在，我们仍然无法找得到。罗马帝国似乎在自卫本能的推动下，不知不觉的对新生的教会展开无情的打击，企图要消灭它，而圣教会从一开始就昂然负起了耶稣所交待的神圣任务，在这个现世的世界上，作矛盾诡异的标记，在忧苦和灾难中生存、在忧苦和灾难中成长发展。

大规模的教难是随着两种因素而展开的，一个因素是，罗马帝国在公元第一到第三世纪内，力图巩固政权，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从而必然的排斥一般所谓不信奉国教的分子；另一个因素是，基督信友经过了长时期同甘共苦的生活，受着理论家的熏陶、殉道烈士带头的模范作用，越来越认识对立的局面是必然的，妥协是不可能的。这种对立的局面，经过一定时间的酝酿，随着前面所说的那些因素而逐渐发展的，所以最初的130年内 ，也就是从公元64年到192年，迫害是波浪式的，忽而强烈忽而松懈，至少还不能认为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从第三世纪起，形式完全改观，迫害成了一种有系统的行动，政府颁布了特别法令，对全国各地的基督信友普遍的杀害。在这种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迫害运动中，流血牺牲的人数，当然的，都要远比过去来得庞大了。

若干的宗教著作、传统的说法是，罗马政权对圣教会的迫害，共有10次。这种说法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十”是个整数，而且含有象征的意义，一提到十次迫害，人们就联想到旧约时期，在埃及的十大灾祸，或联想到若望的宗徒默示录中，所描述的那只野兽，头上有十个角，角上戴了十个金冠，和圣徒作战。而事实上，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迫害，只有四、五次，如果要将小型的地方性的迫害都计算在内，那就超过十倍了！

罗马帝国固然有它的一套似是而非的理由，对圣教会横加迫害，那么为什么迫害的程度会如此的残酷呢？那是因为罗马社会已经腐败而且开始解体了，这种疯狂的迫害，正是它崩溃的前兆，罗马帝国不惜以最野蛮的手段，杀害无辜教友，不仅将不少善良的信友送进枉死城，同时也替自己掘下了坟墓。

当时罗马人爱好的流血、爱好将囚犯当着群众执行死刑，供人民聚集时观看，主人将奴隶活活地鞭死、将奴隶的肉喂给鱼吃，这对当时的旁观者来说，简直是平淡无奇的事。此外，从共和时代的末期开始，统治阶级爱用当众流血的表演，来供人消遣，人民向政府的要求有两项，那就是面色和表演。对一般罗马人来说，两者的重要性是相等的。当时的罗马人，把看表演当作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如何组织各次的表演，以解决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那是执政当局头疼的事了。这些血淋淋的事太残酷了！举个例子说！一幕哑剧演到最后的结局阶段，在这一幕内，剧中某主角应该被人杀死，就去叫来一个死囚代替演员登台，假戏真做，这死囚当场就被杀而死，没有比这更真实的演出了；表演希腊神话中普罗梅德身系岩石的一幕时，就用一个木制十字架代替岩石，将囚犯活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类逼真的演出，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不忍目睹。而首创以活人供处于饥饿之下的野兽撕裂吞噬的是奥古斯都大帝，是他，第一个下令将一个名叫塞路禄的江洋大盗解往竞技场，放出一大批虎、豹，活活的将他咬死。罗马的法典中，有一道法令规定：政府可以将死囚提解到罗马，当众供野兽吞噬。这种野蛮的表演节目 ，由罗马流传到全国各地，成群的野兽在竞技场当众表演扑杀掠食活人的节目，成千成万的角斗者，而这些大部份都不是出于志愿的奴隶或囚犯，他们互相残杀，供一批批疯狂的观众欣赏。在这些表演中，场子内判死刑的囚犯，必须咬紧牙关，拼个你死我活，到后来全都被杀死；另一种表演是把活人投入野兽群中，供虎、豹、狮子饱餐一顿人肉佳肴。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样的屠杀，简直是惨无人道到了极点，然而当时的罗马人，却视为平淡无奇，而且非这样紧张，就看得不够刺激过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