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世平百钱的和百字大篆写法的太平百钱（俗称羊角百）这两种钱存世极少，说明它们的铸造期很短。而且没有减重，重量（8-9g）和钱径大小（26-27mm）都接近初铸的直百五铢，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背面铸有水波纹。
随后铸造的太平百钱有所减重，太平百钱的“太”有隶书和篆书两种，但背面也有水波纹，他们的存世量比羊角百和世平百钱多，但又比以后的光背的太平百钱少很多。 光背的太平百钱存世量较大，而且有减重明显的小钱，且在三国晚期和晋墓葬中常有出土, 说明它的铸造时间和流通时间都是比较长的。这种钱的背面角部常有一条线的出文。 从蜀钱越铸越小的情况来看，通常比减重的太平百钱还要薄小，钱径13mm，重0.7克。大小和重量与小直百相近的太平百金，应是同期所铸的。
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七章第三节评：“该范虽然是板形范立式顶注式母范，但浇道两侧一面为面模，一面为背模，用1件范翻出2件子范就可以扣合浇注钱币，比以往面背分范有所进步。”


世平百钱


大平百钱

至于定平一百，以前也有是“五胡时成汉政权李雄改元晏平，国号‘大成’时所铸”一说，但1984年安徽省马鞍山巿的朱然墓就出土了定平一百，朱然死于吴大帝赤乌十二年（公元249年），成汉一说不攻自破。
此钱钱文顺读，隶书，钱径12.5-17mm，重0.65-0.9g，名符其实的轻薄小钱。历来有蜀钱与吴钱两说，但吴大钱的钱径和重量与定平一百有明显差距，但与后期的蜀汉小钱相接近，所以是蜀钱的机会较大。
关于定平一百的铸行时代，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定平一百铸行于“直百”之后，而张勋燎先生在《从考古发现材料看三国时期的蜀汉货币》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蜀汉钱币可以分作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四个字的；一种是从四个字的发展到两个字的，可能代表出现时间早晚的两个阶段。武昌任家湾东吴墓只见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而不见定平一百，可见定平一百铸于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之后，数枚定平一百在朱然墓的出土是侧证。
定平一百在安徽马鞍山佳山东吴墓以及浙江绍兴、江苏丹徒、河南安阳晋至南北朝的窖藏中也有出土，却未在蜀汉墓葬中发现，特别是四川崇庆五道渠蜀汉墓出土直百五铢 和“直百”钱，而独独不见定平一百，似乎验证了张勋燎先生的“由于铜料缺，一下铸得过小，以致刚一上市就人不乐用，不得不很快停止制造，另外改铸略为厚重一点的直百钱来代替”这一推测。
至于质量，《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发掘报告》指出钱文夷漫不清，手触钱体欲碎，质地极差。


定平一百

《南齐书．崔祖思传》曾记载：“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这反映刘备时期已在拼命找原材料铸币。2004年8月21日，中国嘉德在中国历代钱币铜镜展中，拍卖出两枚直百五铢铁钱；《历代四川铁钱图录》一书也收录在合川和隆昌出土的直百五铢，这是以出土实物的形式来说明：蜀汉终步公孙述的后尘，以铁铸钱。
缺乏原材料故是原因之一，但军费支出也是另一主因，夷陵之败的“水军步资，一时略尽”更是最严重的后果。以一枚直百当一百钱使用是掠民财，纪重钱的减重同样也是手段之一。仅以早期最重的直百五铢（8-9.5g）与后期最轻的直百（0.3ｇ）作对比，减幅简直吓人！
至于铁钱，由于蜀汉在经济的史料近乎空白，贬值情况是怎样也无从得知，只能以东汉桓、灵间的时人史弼回答郭泰的话作参考：“铁钱也，故以二当一耳。”（见《通典．食货八》引皇甫谧《高士传》）
朱活先生在《古钱新典》三国魏晋南北朝钱币篇“秦安五金镴钱”条分析：“一九七八年十月，甘肃秦安县发现一枚‘五金’镴（铅锡合金）钱，钱径2.33厘米，厚0.12厘米，穿约0.9厘米，重3.8克。按蜀五铢比两汉五铢形小但较厚，径2.2厘米，重约2.5克，面背均有內外廊，铜质色泽昏暗，‘五金’镴钱比蜀五铢略大，外缘特宽，面背亦有內外廊，‘金’字写作，这种写法独见蜀钱，別朝皆无发现，是蜀钱中的一大特点。亦有铁钱。”如属实，那就是蜀汉市场倒退至西汉初那奸民杂用铅铁钱的情况。

淳化中，尝建议以蜀地用铁钱，准铜钱数倍，小民市易颇为不便，请如刘备时令西川铸大钱，以十当百。下都省集议，吏部尚书宋琪等言：“刘备时盖患钱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请反患钱多，非经久计也。”而安易论请不已，仍募工铸大钱百余进之，极其精好，俄坠殿阶皆碎，盖熔铄尽其［米青］液矣。太宗不之诘，犹嘉其用心，赐以金紫，且遣其典铸。既而大有亏耗，岁仲裁得三千余缗，众议喧然，遂罢之。《宋史．赵安易传》
这个问题若真要解释的话，写一篇论文也行，只能简洁先交代一下背景，才能理解赵安易的想法、宋琪等的反对原因。后蜀铸铁钱，平蜀后仍沿用；铁钱对比铜钱的购物力为低，正如赵安易在淳化二年所言：“市罗一匹，为钱二万。”（见《宋史．食货志下二》）钱有多重？《文献通考．钱币考二》引吕祖谦云：“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买一匹罗要一百三十斤？这就是交子这种纸币出现于南宋的诱因。交易不便欲铸大币，可知这就是赵安易的出发点。
但这能适用于刘备占蜀吗？刘璋治下的益州，又不是铁钱交易区。宋琪等反对赵安易反造成市场货币供应过多，结果赵安易实行后以失败告终，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那“刘备时盖患钱少”这句的准确性呢？是否货币供应不足导致物价持续高涨，今天根本不可能找到刘璋时的谷价等物价资料作引证，存疑；但大币和增加五铢的供应量，根本是两码子的事。可见他们因为四川历史上铸钱的实例不多，只能找出相近的前例作反驳，哪怕是不太合适。
《蜀中广记》卷67记录了当时铜铁兌换比：由“大盈库往往有铁钱与铜钱相混莫辩”，至乾德四年的“上行铁钱，以一千一百易铜钱千文”，再至“以五千易铜钱一千”，最后为太平兴国四年左右的“以一钱易铁钱十四”，迫至朝廷于淳化五年下诏“以铜、铁钱兼行，铜钱一当铁钱十。”这个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欲压抑铁钱贬值之理据，自然也无法迁用不曾发生在沒铸铁钱的刘璋治下之益州。


五金镴钱


各期蜀钱的大小比较

五、孙吴
不过蜀的大钱相比起吴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上文提及过“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同样情况应用到孙吴日后的大额虚币，则更加合适（该不会是抵制蜀汉的大钱政策，而比她更上一层楼吧? 汗）。早在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时周瑜就已劝孙权“铸山为铜”，其地应是诸葛恪所指的丹杨山越“山出铜铁”。这说明了吴地当时有条件铸币，孙吴铸的这些大钱都是用青铜，并设立了惩治私铸的法令。
但在见于史籍的大泉五百前，可能还有大泉五十。朱活先生在《古钱新典》三国魏晋南北朝钱币篇“嘉兴东吴铜钱”条分析：“一九八六年，浙江省嘉兴市中山路拓宽工程中出土一些古钱，其中有大泉五十、大泉当千铜钱。前者直径3厘米，厚0.22厘米，重8克，光幕，穿孔四块，‘十五’当五十传形，这种类型的大泉五十与新莽大泉五十迴异。泉字中划不断，钱文与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相同，书体近《天发神谶碑》，可见为东吴铸，实可补史。”《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也认为这样的大泉五十，是孙权于黄龙元年至嘉禾四年间所铸。


新朝大泉五十


吴大泉五十

大泉五百是孙权于嘉禾五年（公元236年）所铸的，钱径约30-35mm，重约6-6.3g。吴币钱文都是篆书，承莽钱大泉五十之文，书法则稍有不同，“泉”字中竖不断有别于莽钱，亦是吴泉的显着特征。
外廓宽阔漫平，广穿，好廓较外廓为细。大泉五百的标准重量应是十二铢（见《通典．食货八》）合今制8.6g，但出土实物与理论相差甚远，更有西晋墓出土的减重钱，币径仅18mm。大泉五百出土多在南京及邻近地区，有少量见于河南、陕西，两晋墓葬中也有出土。


大泉五百

大泉当千是孙权纳谢宏之议，于赤乌元年（公元238年）所铸，用以增加货币数量。钱大小不一，大型者钱径约33mm，重约10g、中型者钱径约30mm，重约6g、小型者径25mm，重约3.5g，与一枚汉五铢相当。理论上的重量是十六铢，但和大泉五百一样，出土的实物却达不到理论标准，流通十年减重幅度却如此之大，怪不得被罢废。
1940前后安徽寿县出土二枚特别大形的，币径有43mm，重量超过15g，为杨成麒所得。但流传极少，应该是最早铸造的东西。此钱还发生一件逸事：杨欲售予赵权之，但此钱在土中受重力影响，钱身凹凸，赵犹疑时，杨说无坊，当即将钱放在二块木板中，用脚媛缓踏上，钱平整无恙，遂以六十银圆成交。
后来直至赤乌九年，民间认为携带不便而不愿用（《三国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的官方解释），但主因恐怕是“物价翔踊，违科犯禁不能止”（见郝经《续后汉书．食货》），郴州苏仙桥吴简40正可佐证：
男子黄孔米六百八十六斛八斗六升为钱七百九十六万
赤乌年间在桂阳，每斛米值约一万一千六百钱，对比长沙嘉禾年间的米价一千多钱，米价暴涨近十倍。民间极度反感这样大面额的虚币，政府迫于民间压力下而决定收回。以及下诏停止再铸，并将已经铸造的改铸成器物，民间私藏的，官府按其值补回其输失。不过日后出土量还是很多，而且孙吴当时还是经济繁荣，一下子废掉流通量较大的“当千”可能会有困难，因此“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也有可能只是收回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矣。
钱文多漫漶，篆书，四字旋读。“大”字以圆弧形为多，“泉”字廋长，中竖不断和上不接横，“当”字肥大而笔划方折。大型的大泉当千并不常见，减重的却经常能在三国两晋墓葬中出土。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皆有凿边、綖环的劣币出土。
1975年江苏省句容县葛村发现的孙吴铸钱遗址，就出土了一批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的废品以及泥制的叠铸子范， 这种泥范每层铜钱四枚，约有二十层，每铸一次可得钱百余枚。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孙吴的铸钱水平已达到较高的程度。


大泉当千

大泉二千，史书对它近乎没有记载，据估计也是赤乌年间所铸。大泉二千在铜质、文字、气韵与大泉五百和大泉当千相同。钱文篆书旋读，钱径在33mm左右，穿径为12mm，重量只相当于大泉五百。面背皆有肉好周廓。大泉二千数量稀少，在淅江省黄岩晋墓、广东省广州和湖南省长沙均有发现。


大泉二千

大泉五千和大泉二千一样，在文字、气韵都和大泉五百与及大泉当千相近似。“大泉”与“千”三个字和大泉当千的这几个相同，“五”字又与大泉五百的“五”字相同。钱文篆书，背素。形体大小与大型的大泉当千相近，重量也相当于大泉当千的。存世量极度稀少，清代刘燕庭《泉苑精华》残册中就仅有其泉拓，近人邹安和戴葆庭各得一枚，邹安的那枚辗转间又归到程文龙手中。他向沈子槎借款，但无力偿还，便以此相抵。后沈子槎和戴葆庭皆捐予国家，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内。淅江亦有一枚熟坑大泉五千，早年曾悬于儿孙颈上作辟邪之用。2010年湖南省郴州市梨树山村一号西晋墓出土了几枚大泉其中有一枚大泉五千，乃新中国首次考古出土。
邹安在民国初年所编的《艺术丛编专门名家》中着录一方魏晋年间的遗砖，砖中印有大泉五千的钱样。魏晋时烧砖爱用钱样作装饰，所以大泉五千虽然流通时间极短，是曾经使用过的大额虚币。
被评为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2011年嘉德秋拍出品一枚，估价20～35万元，但未成交。


大泉五千

出行钱四万二千五百八十九钱为具钱三万七千三百（叁．7435）
从吴简中可得知，具钱的价值是高于行钱。何谓行钱？《二年律令．钱令》有解释：“虽缺铄，文章颇可知，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具钱不见于吴简出土之前的文献，沈刚先生在《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研究》第二篇第六章认为：“行钱虽然可以流通，但从其本始意义讲，它的成色不足，或有缺陷。而具钱则否。”其列举具钱之例大多为征税，明显是要保障政府利益；最后举出大泉五百这流通劣质铜钱为例，以：“正是行钱、具钱并行状况发展的必然结果”结尾。
一般情况是大额虚币导致货币购买力下降，继而引发通胀，但卜永坚先生就以《嘉禾吏民田家莂》中，搜集出嘉禾四年十月至五年三月、五年十月至六年三月间，有关钱稅折米的367条纪录，得出了米价从每斗160下降至124的结论（详见《货币贬值时期的通缩？》，收录进《汉帝国的制度与社会秩序》）；大泉五百刚好是在嘉禾五年始铸，他认为可能是民众拒用大泉五百的同时，把旧币收藏不用，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继而引发通缩。
我认为这个推测不能成立，因为嘉禾四年七月有雹；五年自十月不雨至于夏，天灾自然影响收成并推高米价，而且郴州苏仙桥吴简显示，日后荊南的米价还是暴涨了。

至于铸币工艺，据王俪阎女士在《中国古代范铸钱币工艺》第八章第三节中评论：“三国时期的曹魏、蜀汉基本保持东汉铸币方式，发现的钱范都是卧式叠铸式的母范。三国孙吴铸币发生了极大变化，出土的钱树多样，有每层只有1枚钱模的，有2枚或4枚的，后两者为仅见。主浇注道为近圆柱形或扁片形，范上钱模有双面、单面之分，有的安置随意，有的有一定顺序。孙吴铸币用范采用的双面刻模，是卧式叠铸中较早的先例，其无榫卯叠铸方式亦为南朝铸币的无榫卯原点对称奠定了基础。”
但这新技术的应用，却不能在质量上有所反映，熊寿昌先生在《从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出土钱币看六朝墓葬随葬钱币的有关问题》一文中指出，大泉完好者不多，往往用手轻触，随即碎裂，成了绿色粉块状，与两汉五铢的品质差距极大。


大泉五百铸芯

六、“蜀五铢”
“蜀五铢”钱面有内外廓，体形较小，字的笔划较肥，钱径一般21mm左右，重约2.5g。有“五铢”二字左读的，蜀钱的“金”字有特殊的写法，这种写法是其它朝代所没有的，是蜀钱中的一大特点；两汉五铢则无內廓。
陶元珍在《三国食货志》中这样评论“蜀五铢”：“传形五铢不必为刘备所铸，当系直百钱行久多弊，故蜀铸此以救民困耳。五铢二字所以传形者，盖自值百钱行，五铢之观念不清，放变更五铢二字之位置，明五字在左铢字在右之钱，非仅直直百钱之百分之一也。《古泉汇利集》卷五有蜀传形五铢图，兹摹于次以供参考。”
刘禹锡在蜀先主庙里面提了一句“业复五铢钱”，《钱录》卷五：“顾烜谱谓昭烈铸传形五铢，盖五字居左，铢字居右，仿传形半两为之。”这是古人认为刘备曾铢“蜀五铢”的看法，但今天已有所动摇， 徐承泰先生在《“蜀五铢”非蜀汉所铸考》（发表于《中国钱币》1995年第二期）通过统计数十个蜀汉、吴、两晋和南北朝的墓，发现蜀汉和同期的吴墓是沒有“蜀五铢”的出土。相反，最早的墓葬钱也要是西晋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在江苏句容墓出土，这说明“蜀五铢”不是蜀汉所铸。
徐先生根据“蜀五铢”的文字气息极类直百五铢，背亦多有各种阴、阳文符号，与直百、太平百钱等蜀汉币一致，铸地无疑是在蜀，因此是西晋某刺史在当地所铸，怀疑是王浚在准备灭吴时所铸。《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也把“蜀五铢”放在西晋篇。
东汉既有地方铸币，那么，西晋地方铸币也不是不可能，若推测属实，这说明西晋也曾铸币。


刘焉五铢（左）和“蜀五铢”（右）


左“五”右“铢”的“蜀五铢”

七、后话
在三国中晚期的朱然墓，能找到的钱币就包罗万象，绝大部分是两汉钱币，除五铢（含剪轮、磨廓、綖环），还有半两、新莽旧钱（货泉、大泉五十）、蜀汉直百五铢、太（大）平百钱（金）、定平一百、无文劣钱、魏五铢、吴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和异体钱（面文为五五朱朱、朱朱、五金等）。大小重量、面值都非常的不统一，当时贸易到底是如何的兑换流通呢？
莫非是用称量重量的方式来交换？这样的话也可能是蜀钱晚期越铸越小的原因之一，只因邻国孙吴的大额虚币面值至少也比直百高五倍，所以不太可能按面值的来交易，不然的话魏根本不可能与蜀汉和孙吴做贸易，亏大了。
莫非是一个个的数？这样的话劣币驱逐良币, 蜀汉还有人会用直百钱这些大额币而不用五铢来交易吗？那三国时吴境的墓能出土这样的大额币又是甚么一回事？或许《走马楼吴简》能为这答案提供一丝线索：
入平乡监沱丘[上＋＋下忩]颇钱贾钱二千嘉禾二年（叁．3356）

“贾” 字通“价” ，但钱怎样等价于钱呢？除非是不同品种的钱，所以蒋福亚先生在《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第三章中就认为，这是官办的兑换钱币中，所收取的手续费。
汉晋之际，中原与西域交流下，和田马钱、龟兹五铢等外国货币恐怕也如是，借帛为参考物，来衡量双方货币的购物力。至少魏吴互市时，情况就是这样：
今与孙骠骑和通商旅，当日月而至。而百贾偷利喜贱，其物平价，又与其绢，故官逆为平准耳。官岂少比物辈耶？《太平御览》卷817引《魏文帝诏》
曹爽付绢二十匹予江夏太守王经，令其交市于吴。《三国志．夏侯尚传附子玄传》注引《世语》
南京市中华门外长干里明大报恩寺遗址，出土了一件建安二十四年买地券，龙桃杖购入冢地值钱万石。单位是石，如无意外应该是用谷物作交易，或者是万石粮等值的钱或绢帛。
同时，对比曹魏诸墓，蜀汉钱数量不多，却大量出现于吴墓，可侧证蜀汉与吴两国的贸易远较与魏为多。蜀汉钱数量也较吴大泉多，和其铸造时间较长有关。

但这段时间纵然有货币，但已经衰退得很严重：
《三国志．夏侯尚传》注引《魏略》曰：“护军总统诸将，任武官选举，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时，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
《三国志．胡质传》注引《晋阳秋》曰：“质之为荆州也，威（质子）自京都省之……告归，临辞，质赐其绢一匹为道路粮。”
《三国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曰：“又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后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
《全三国文》卷40载（毋）丘俭《报弟书》：“今别致绛二百匹，可以供送葬之事。”
《华阳国志．后贤志》曰：“蜀亡，去官。时巴土饥荒，所在无谷，送吏行乏，辄取道侧民芋。（何）随以緜系其处，使足取所直。”
《三国志．孙休传》注引《江表传》曰：“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
《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江表传》曰：“何定又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
《三国志．钟离牧传》注引《会稽典录》曰：“又揭阳县贼率曾夏等数千人，历十余年，以侯爵杂缯千匹下书购募，绝不可得。”
《太平御览》卷837引《羊祜别传》曰：“祜周行贼境七百馀里，往返四十余日，刈贼谷以为军粮，皆计顷亩送绢还直，使如谷价。”
《晋书．刑法志》曰：“赃五匹以上，弃市。”
《全晋文》卷33石崇《奴券》曰：余元康之际出在荥阳东住，闻主人公言声太粗。须臾，出趣吾车曰：“公府当怪吾家哓哓邪？中买得一恶羝奴，名宜勤，身长九尺余，力举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钱孔，言读书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问：“公卖不？”公喜。便下绢百匹。
《全晋文》卷145载《晋令》曰：“其上党及平阳，输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当绢一疋。”
《隋书．食货志》曰：“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
孙吴更曾经出现平民用米，买入官府没收之物：
其卌六斛大男张吉张狗所买贼黄勋黄龙三年牛价米（贰．3866）

何兹全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下篇第一章第四节认为，城乡经济的破坏与倒退，是战国以来土地被兼并，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沦为流民或奴隶，生产力下降。这些内部矛盾在董卓之乱后彻底爆发，走回自然经济的必然结果，当属公允。
除了西晋短暂统一那段时间，货币经济开始在大城市复苏外（详见左思的《三都赋》描写），其余时间各地还是以谷帛为主。西晋时人鲁褒曾著《钱神论》嘲笑洛阳那些士族、商贾对钱的崇拜：“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石勒欲恢复钱币，结果“人情不乐”而“钱终不行”，恐怕就是基于这样的民心。
王怡辰先生在《魏晋南北朝货币交易和发行》第三章第一节，统计了三国两晋时用绢和布的例子，得出了华北政权主要是用绢，而六朝政权主要是用布（东晋用布的实例远远高于西晋）的情况，尤其是体现在赋税征收织或布。其后更进一步推论出在南方，麻织业远比绢织业发达的结论。
同时又罗列了魏、晋用绢95例、钱81例，得出了当时是钱绢并用的结论，则不敢苟同。西晋没异议，但魏朝的话，扣除赏赐之例，仅王经欲使管辂卜筮，值数千钱是实际案例外，没有其他了。这和绢能应用于贸易、借贷、军资、消费、贿赂、赋税等诸多方面，无法相提并论。
《魏书．食货志》云：“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并有敦煌出土的汉缣上的题记为证，标示云：“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见《流沙坠简．二器物类》55）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十九推测宋以前的尺度变化时说：“则尺度之制，由短而长，殆成定例。然其增率之速，莫剧于东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求其原因，实由魏晋以降，以绢布为调……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尺度有增益。”这就解释了魏晋时每尺长度比东汉多约1cm之因。
民间交易货物比方奴婢，用来衡量的是绢；旅行食宿的也一样可以用绢代币；估量身家不只也可以用，连官方的法令规定物价所值也一样这样，三国至西晋这三四十年是货币经济倒退最严重的时代。最能体现这点的是皇帝赏赐与墓葬的出土：
王浑、杜预、贾充、王浚、张华等西晋名臣前后获绢八千至万匹，和西汉赐钱的作风完全不同。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第三章第二节，就比较过赐钱总数、每帝平均赏赐额、每年平均赏赐额作统计，结果三者的情况皆是东汉为西汉的二分之一，西晋又是东汉的三分之一。孙权更曾赐盐五千斛予朱桓家属，以为丧事。
魏晋南北朝墓中出土的钱相对西汉的较少，魏晋南北朝时期出土的不少还是旧汉五铢，本朝的更少。

《晋书．食货志》曰：“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大钱就是孙吴大泉，是人们夸张它大如车轮；四文可能是蜀汉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沈郎钱是东晋沈充响应王敦作乱时私人所铸，铜质差的轻薄小钱。 两晋中央不铸五铢，大抵使用曹魏和以前的五铢钱、新莽大泉五十、货泉及吴蜀钱。这时布泉的地位已很重要。元帝过江，用的是孙吴大泉、新莽大泉五十、货泉、蜀汉的直百五铢、大平百钱和直百、定平一百，币制相当混乱。用谷帛作为计算单位的交易，也遍及全国。
《晋书．张轨传》曰：“泰始（公元265-274年）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这情况持续至前凉张轨纳索辅议，重新铸币为止；《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第二篇“买布简”中，有“买布四升”、“买屐三升”的简文，再次印证当时的交易，以谷粟计价。
但货币经济在三国时，南方的情况还是比北方稍好：汉魏之际时全琮从桂阳运米至吴贩卖；《抱朴子．吴失篇》曾形容当时的大族“商船千艘，腐谷万廋”；左思更在《吴都赋》描述建业市集的兴旺景象。正如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二篇中所讲：“即使在三国时代，商品货币经济也不曾完全绝迹，三国之间公私商旅的往还交市不仅始终存在，东吴沿江上下的商业活动及其与东南亚诸国的海外贸易还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出钱五千七百七十七万吏番有传送询府嘉禾四年二月十三日付（叁．7186）
大泉五百是铸于嘉禾五年，这笔县府送至郡府的资金，当然也与吴铸的大钱无关系。临湘县府当然不可能把所有钱都全运光；长沙郡府也不会一文不剩，故仅长沙一郡的官府库存也不止是近五千八百万。这可能算是以出土实物回应唐长儒先生的结论。但对比汉武帝始铸的五铢（上林三官钱），流通量仅至汉平帝已是二百八十亿万余的情况相比（见《汉书．食货志下》；郑玄在《王制》作注时，亿为今十万、亿万为今万万，见《太平御览》卷821），货币经济还是衰退了。

附上主要商品的价格：
《后汉书．西南夷传》记录东汉灵帝时，益州边民叛乱，米每石值万钱，但渐以仁恩后米价降至数十钱；献帝时，刘虞治下的代郡民悦年登，谷值三十钱。
王仲荦先生在《金泥玉屑丛考》第二章评论：“所举两汉米价，大抵不属于至贱，即属于至贵......东汉米价应为二百，谷价应为百钱。”当然，这只能当参考，因为两汉的粮价，地区差和时间差的影响很大。
第四章中，从大量文献中搜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麻布（不包括绢帛），和粮食折钱数据共三十九条。其中米每斛折钱五百至一千者有五条；布每匹折钱五百至千者共廿五条。米一斛在当时基本都是换麻布一匹，那就表示三十九条材料中占了三十条，可见这一时期米一石折钱五百至一千。
魏晋南北朝粮价虽比两汉高两至三倍，但斗桶也比汉代大出一半；其次这时期币制混乱，当朝新币和私铸的，民间普遍默认两枚只能当一枚汉钱来计算，故粮价实与汉代相差无几。可惜的是，从曹丕代汉至三家归晋，没有一条粮价记录。幸运的是，《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现，至少江南能有所参考：
蒋福亚先生在《嘉禾吏民田家莂中嘉禾五年的钱、布折米》一文中统计并总结出，米最低的市价为斛直218钱，最高时为3124钱，基本上维持在1800钱左右。用的是嘉禾四年官府收租时硬性规的官价。
万四千斛直一千八百付库殷连当市二年调布（壹．3733）
至于豆和麦的价值只有米的一半：
嘉禾二年大豆租三斛，准米一斛五斗（贰．2895）
口口年麦租廿六斛七斗准米十三斛三斗五升（贰．7474）

《居延汉简》308．7记录后汉末时，粗麻布为四百钱；《晋书．王祥传》及《晋书．郑冲传》记录西晋初，绢为二千文；《晋书．王祥传》记录西晋初帛为三千文。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也有若干政府买布，蒋福亚先生在《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中总结出一匹布平均为3600钱左右（2尺=160钱）。其中以这条最珍贵，显示出官方也是帛、钱、谷并列：
口口口市得布一百四匹五尺五村布匹直三千六百钱为米百廿斛悉毕谨列市得布匹（壹．4405）

《金泥玉屑丛考》第60页记录汉晋间，在甘肃，葱一石直百钱；姜两斤直四十钱；在河西，豉一斗钱二十五。
《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资料》第一辑第44页记录汉晋间，在甘肃，盐一石钱二十三；第39页记录东汉灵帝时，在京城，酒一斗值千钱。
卖官余盐四百廿六斛一斗九升八合四勺，逼米二千五百六十一斛六斗九升已《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J22－2540长简
胡平生先生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简牍三文书考证》中总结：1斗盐=6．01斗米=961．69钱=12．02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