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靠积德五读书。


命是投胎技术，是没得选的，做人得认命。不是所有的老爸都叫王健林的。不过你也要知道，在建国初期，地主家的傻少爷们那可是很悲催的，那也是命。


运是环境，八十年代，摆个摊就能挣钱，很多人不敢，九十年代，买只股票就有收益，很多人不信，零零年代，炒个房就会发财，很多人不做，一零年代，开个网店就能致富，很多人不试。


说的倒是简单，你要是在八十年代干个体户的，基本上都是社会闲散人员。九十年代，做股票的都是提心吊胆的，光是姓“资”，还是姓“社”，就摇摆了好多年。零零年代，炒房的是因为单位没分房的。一零年代，开网店的都是毕业就失业的。人的好运气，都是被逼出来的。


风水说的不光光是老祖宗的福荫，而是你这行业的祖师爷赏不赏你饭吃。人怕入错行。你方向错了，再努力也不会成功。有些家里风水好的人，祖师爷就是喜欢他，就是愿意赏他饭吃，同样的事情，他做事半功倍，可如果祖师爷觉得你家风水不好，你再努力也是浪费。天赋这东西，不服不行。


积德是褒义词，但我个人觉得，三国里的积德是有点异味的。曹操是宦官之后，他做官后的第一件功德，就是杖毙了违禁夜行的大宦官蹇硕叔父。国有常法，违禁夜行就该被杖毙吗？还不是因为对象是大宦官的亲戚。曹操这种行为，传统历史都解读为曹操不畏强权，实际上这就叫积德。这就是曹操在向士大夫集团交的投名状。


同样，有时候，你积德是不一定有回报的，那你就要进一步的去积德了。袁绍谋士陈琳，一纸檄文骂的曹操头痛都好了。难道陈琳和曹操有血海深仇？没有，他们以前还是很好的同事。但陈琳需要在袁绍那里积德，可以设想，如果官渡之战，袁绍赢了，陈琳鼓舞士气，居功至伟啊。可惜袁绍输了，陈琳只能卑躬屈膝的在曹操面前再去积德，一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说得是多么的可怜。积德就是站队，屁股才决定脑袋。


读书是狭义的，广义的看，读书就是学习。你光读书不行啊，学习才是成功的重要途径。


可是在东汉，豪门政治使得阶层固化，寒门子弟，就是想通过积德读书来获得成功，都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本来呢，寒门就是无法与豪门在统治阶层相争的，因为他们的起点与机会都是不对等的。


豪门子弟只要想读书，他的父母会给他做好一切后勤工作，总而言之，他们只要好好读书就可以了，其它的事都不用操心。而寒门子弟呢，温饱都是问题，你还想读书？


除了基本生活问题外，还有两个问题，也是很严重的阻扰着寒门子弟的发展。一个是家长的问题，难怪现在许多学校除了要考学生，还要考家长。


要知道，小孩子哪有喜欢学习的，熊孩子都是熊家长养育的。熊家长们借口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其实是对自己的无能或者懒惰做掩饰罢了。他们放任自己的孩子胡乱玩耍，浪费孩子最宝贵的打造他们基础的学习时机。这对寒门子弟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另一个就是学习方向的问题。三国历史上就有一个优秀的将领，他还算是败落的豪门后裔呢，家学尚存。在他小的时候，就喜欢天天琢磨军事问题，只要看到一些山头、险道、河流，就想着如何率军通过，如何安营扎寨。人们看到他天天想这种问题，都觉得可笑极了。本来嘛，你一个吃地沟油的命，操的哪门子中南海的心。农家子弟能学好稼穑就是有出息，从商的孩子会经济之道就是有本事，你一个要饭的，要是只会多种“回”字的写法，那不就是个供人取乐的孔乙己吗？


这三个问题，还都是客观环境所造成的，很多有志向，又懂事的寒门子弟，还能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努力。可最后，他们还会遇到一道常人所无法逾越的心理鸿沟，那就是习得性无助。


寒门子弟一般都不怕辛苦，甚至他们原本就相信，努力了就一定能成功，但事实上呢，当他们的上升空间一旦受阻，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也就是他们崩溃的时候。寒门子弟要在上层建筑获得成功，是真的太不容易了。


而豪门子弟从小父兄们就告诉他们，不管是学文学武，只要你能成才，攀龙附凤是必然的，绝不会让你被埋没。豪门子弟也相信自己族人的这种承诺。他们会比寒门子弟拥有更好的心理环境。


而且从家庭教育上，豪门更容易倾向于培养子弟们的政治能力和军事能力。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切都是非常实用的学问。他们也有条件会给那些努力上进的子弟更多的实践机会。这是寒门子弟求之而不得的。


最后豪门之间的朋友圈也是寒门子弟所不能想象的重要资源，诸葛亮未出茅庐，就被人们吹得神乎其神。现在有大学生在说，诸葛亮也没有带过兵，刘备就三顾茅庐了，凭什么我找工作就一定要有工作经验呢？你要是官二代，你也不用有工作经验的，可惜说这话的大学生肯定是寒门。


综合上述的几点，寒门子弟怎么可能去和豪门相斗呢？

于是，在东汉立国不久后，入宫为宦，是寒门子弟改换门庭的第一选择。


只要寒门子弟一旦成为了宦官，首先就能融入到一个特殊的朋友圈，这个朋友圈和豪门，和皇族相交。


其次，这些成为宦官的寒门子弟在长年累月服务于皇族的过程中，不但在军事和政治上，能有着足够多的学习机会，更能比豪门子弟多出不少的实践活动，毕竟他们都是被使唤惯了的下人。肯定要比一直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更清楚第一线的工作。


最后，他们更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更加努力的去追求想要的成功，更敢于比顾虑重重的豪门子弟豁出一切。
所以，他们也更容易代表寒门子弟，取得与豪门子弟在上层建筑里相抗衡的资格。


虽然在各种丑化宦官的宣传资料中，宦官大都是没文化的人，而且又贪婪、又短视，仅仅因为会讨好皇帝，所以才能狐假虎威。但更接近真实的情况显然是，成功的宦官，都有着一流的军事、政治、经济才能。因为，他们常常扮演的角色，就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只有取得这种身份，他们才有机会变得权倾朝野。


如果让宦官或宦官的后人们控制了历史话语权，他们的形象通常也会像那些贤臣良将一样光辉照人。《三国志》开篇就为了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光荣的宦官形象。


大魏帝国的高祖皇帝就是一个宦官，所以当时的御用文人，自然得承认，宦官也有好人，而且还是个大好人。“曹腾在宫中三十余年，历事四帝，没有过失，而且经常推荐贤能，终无所毁伤。他所荐之人，如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都是海内名人。有一次蜀郡太守因计吏修敬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函谷关搜得其书信，上太守，并报奏曹腾内臣外交，行为不当，请免官治罪。皇帝认为‘笺自外来，腾书不出，非其罪也’，于是搁置了种暠的罢官奏议。曹腾却不以介意，常称种暠为能吏，认为他有事上之节，当时人都赞叹。种暠后升任司徒，对人就说：‘今日为公，乃曹常侍力也’，曹腾之行事，皆此类也。”


这种胸襟气度，就是历史上能留名的重臣，又有几个能具备的呢？


当然了，同样是曹腾，在官渡之战时，陈琳痛骂曹操的檄文中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司空曹操祖父腾，故中常侍，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人。”总而言之，曹操的干爷爷既然是大宦官，他自然也是一个变态、邪恶的化身。


那问题来了，哪个曹腾才是真实的曹腾呢？显然就看谁胜利了，如果当时袁绍取得了胜利，曹腾的历史形象，估计也只能以心理变态、贪婪邪恶的形象出现了。问题是曹操胜利了，曹腾的形象瞬间就高大的让人只能仰视了。


其实，在后汉书里，有对宦官比较公允的评论：“宦官这种人，他们与普通人不同，名声不好，不是出身于贵族大家。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或敏才给对，饰巧乱实；或借誉贞良，先时荐誉。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横而已。然莫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盖亦有其理焉。”宦官也是有好人有坏人。只是他们行事为人都差不多，很难区别罢了，所以就更容易被全体恶魔化。

那为什么以豪门为主的士大夫集团与以草根起家的宦官集团之间，在上层建筑中的争斗不能得以调和呢？


核心问题就在于皇权。士大夫和宦官之间的矛盾说到底，其实就是士大夫和皇帝之间的矛盾。是帝国最高权力资源分配的矛盾。宦官只是那个被指着的和尚，士大夫集团真正想骂的贼秃，是皇帝。


其实皇族，就是士大夫集团豪门种族的终极版本。其根本属性在于世袭。基于豪门的观点，当年我们和皇族一起打下的江山，或者是需要我们一起固守的天下，对于帝国的权力资源，我们就应该和皇族一样建立某种世袭的结构。换而言之，那些当年父母没有为我们的社稷付出过任何代价的穷二代，凭什么和我们一样，来分享帝国权利的蛋糕。我们是决不允许，这些草根来偷窃我们父母血肉铸就的大好河山，如果他们要来染指的话，也要他们用血肉来换。


但是，他们这种想法，不仅仅是针对了寒门子弟，更是对皇权的一种威胁。因为官员世袭的结构一旦形成，那官员就不再是皇帝的打工仔了，而是一个个都有着家族背景的大佬了。到时皇帝必将失去控制他们的能力了。这是皇帝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皇帝想阻止、放缓这种官员世袭化，就必定要扶植寒门子弟，宦官这种不可能拥有家族背景的心腹，是东汉皇帝的最佳人选。


皇帝和士大夫集团的矛盾，一旦激化，不是皇族改朝换代，就是士大夫被满门抄斩。这是大家都不太愿意看到的，只要不是被逼急了，没人愿意走到这一步。所以皇帝借着宦官，敲打士大夫，士大夫也拿宦官开刀，给皇帝施压。而宦官又不得不依靠皇权，像极了皇帝的一条狗，去对着士大夫们龇牙。宦官集团就是皇族和豪门之间矛盾的缓冲带。所以士大夫集团豪门和宦官集团寒门间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寒门子弟通过入宫为宦的手段改换门庭，然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里的亲戚攀炎附势，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没错，这样的事例肯定是不胜枚举的，但问题是那些士大夫集团呢，他们本身就是地方豪族，鱼肉百姓，欺压良民，为富不仁。这样的事例肯定要比宦官的亲属多得多。宦官用人唯亲，士大夫们在官场的裙带关系更是根深蒂固。可是，在士大夫集团眼里，我放火是为国为民，你点灯就是罪大恶极。谁让历史话语权是在我们手里呢？纵然有个别豪族做的太过分了，那也是历史长河里少数的几个乱臣贼子，可是你们这些做宦官的呢，都拖出去砍了，也没有一个会是冤枉的。


于是士大夫集团中的激进派，也就是传说中那些不畏强权的正直官员，对宦官的亲戚，特别是那些有违法乱纪行为的，真正是嫉恶如仇，痛下杀手啊。


单超的弟弟单迁担任山阳郡太守有贪污行为，被廷尉冯绲未定罪，先打死。


宛县有一位富商名叫张泛，他和宫中宦官结交，仗势欺人，太守将张泛逮捕。不久遇着朝廷颁布大赦令，太守竟然不顾法令，将张泛及其宗族宾客共二百余人，全部处死，事后方才奏报朝廷。


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县，残害百姓。侯览母亲病故时，他回到家乡兴建高大的坟墓。督邮张俭向朝廷上书，弹劾侯览的罪行，然而侯览伺机拦截张俭的奏章，使奏章无法呈送到皇帝面前。于是张俭便私自摧毁侯览母亲的坟墓和住宅，没收所有的家赀和财产，再详细奏报侯览的罪状。奏章仍然不能上达。


当然，宦官在打击士大夫集团成员时，肯定也是如此。但宦官不是邪恶的象征吗？士大夫那些正义的化身，怎么也能这样罔顾法纪，胡作非为呢？而且他们的这种不当的行为，还受到整个士大夫集团的欢呼，就算被宦官报复，被皇帝指责，罢官的，在野社会地位暴涨。入狱的，士大夫集团会为其翻案。就是死了的，也会被士大夫集团永远敬仰。


另外，还有那些依靠宦官势力起家的，诸如曹操之类的，为了更好的在社会上生存，也常常会与宦官集团划清界限，并积极向士大夫集团靠拢了。他们对待宦官及宦官家属，更是心狠手辣。别说是违禁夜行了，就是背地里打个喷嚏，那也是该杀头的。只有这样对人不对事，积极充当围剿宦官集团的急先锋，才能显示出他们投诚士大夫集团的诚意，从而在仕途上获得主流力量的支持。


虽然豪门士大夫集团控制着话语权，一直以来都是以正义的角色出现在历史舞台。但问题是，就算看他们单方面记述的文字，我们也可以轻易的分辨出，他们其实也不是为国为民的公仆，他们平时仁义廉耻，一旦帝国利益或者百姓福祉与他们自身家族利益有了冲突，他们在史书上的粉饰也完全掩盖不了他们实际行为的丑陋。他们和宦官集团一样黑。


所以，在皇帝的眼里，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是一样的，皇帝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时刻平衡着两者的力量，驾驭着他们，一直驰骋，直到其中一支力量被消亡了，东汉的马车也就翻了。

历史上通常把东汉崩析，归罪于桓、灵二帝，汉桓帝公元146年继承皇位，公元167年死（在位21年）；汉灵帝公元167年继位，公元189年死（在位22年）。根据士大夫集团所写的史书上记载，桓、灵二帝导致亡国最大的罪名，一是卖官鬻爵，一是党锢之祸。


先看卖官鬻爵，卖官鬻爵无疑是官场上最令人痛恨的制度之一。说来奇怪，这项制度其实有着相当辉煌的历史。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杰出的政治家商鞅最先将这种制度从魏国引进秦国，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商鞅先设爵位二十等，又在新法中规定，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只要向国家捐粮，就可以当官和获得爵位，即所谓“使民以粟出官爵”。按照商鞅的新法，百姓出50石粮食就可以当官，名为“粟爵粟任”。


汉依秦律，汉文帝听从晁错的意见，民有捐六百石粮食的封爵为上造，捐四千石粮食的封爵为五大夫，捐一万二千石粮食的封爵为大庶长。


汉武帝统治后期国库空虚，治粟都尉桑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


可见，在桓灵二帝前，许多被后世称为明君的帝王都曾有过卖官鬻爵的行为。


三国末年，司马懿执政时，当时就有民谣“欲求牙门，当得千匹；五百人督，得五百匹。”司马懿就这事还问过护军蒋济。蒋济半开玩笑的说：“洛阳京城中柴米贵，任何东西少一钱也买不到啊。”说完后，蒋济自己都忍不住笑了。


司马懿的孙子晋武帝司马炎曾在南郊祭天，祭礼毕，喟然感叹，问刘毅说：“卿以为朕可以和汉代哪个皇帝相比？”刘毅回答说：“可与桓帝灵帝相比。”武帝说：“我虽不及古人之德，尚能克己为政。又平定东吴，统一天下，比作桓灵，是否贬抑过甚。”刘毅回答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由此说来，还是不如桓灵。”武帝大笑说：“桓灵之世，听不到这些话，今天有直臣，所以和桓灵还是不同的。”


离桓灵不过百年，卖官鬻爵又重现庙堂，更别说汉后千年的历朝历代了。但为何单单就桓灵的这一行为，被上升到亡国之祸呢？


出于民众的角度，之所以痛恨卖官鬻爵这一行为，最根本的考量还是这些通过权钱交易当了官的人，为了尽快收回投资成本，会比那些没有额外成本当官的人，更狠的来剥削自己。如果有一整套完善的监督机制，民众才不关心你是买来的官，还是农民的孩子苦出身呢。可惜的是当时没有这样的制度。


而真正痛恨卖官鬻爵的，是那些书写历史的士大夫们。他们恨的也不全是自己的仕途遭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反而从古至今，提钱进步，是官场最屡见不鲜的潜规则之一。让士大夫们真正痛恨的，是桓灵这样，不以卖官鬻爵为耻，反以为荣的行为，严重的损害了士大夫的脸面，试问历史上，还有哪个皇帝敢像桓灵那样，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的公开卖官鬻爵的，权钱交易事小，打了士大夫们的脸，才是真正亡国的原因。

再看党锢之祸，起因就是李膺不顾朝廷赦令，擅杀攀附宦官的权奸恶子。权奸伙同宦官诬告李膺结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汉桓帝下令逮捕党人。共计二百余人，被关进大狱。后因外戚窦武上书求情，桓帝特赦党人，但罚他们一辈子不得做官。


不就是帝国损失了二百多个候补官僚嘛，值得被炒作成亡国之祸吗？


其实，这两者的确可以被认为是东汉亡国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两个问题，都狠狠的打了士大夫集团的脸，又让他们被打落了牙齿只能往肚里吞，所以，当后来黄巾之乱时，这些士大夫们集体冷眼旁观，坐等叛乱严重了，才出来支持大局，为的就是让东汉的皇帝明白，只有士大夫集团才是帝国的中流砥柱。可惜，他们玩的有点过了。

哪桓灵二帝又是怎么会把卖官鬻爵和党锢纷争酿成亡国之祸的呢？


卖官鬻爵，从表面上来看，就是皇帝贪财。历史上也说，桓灵二帝出身不好，小时候穷怕了，当了皇帝就疯狂敛财，爱财如命。可从刘毅回答晋武帝的内容来看，桓灵二帝卖官鬻爵的钱，也没有藏进自己私人的钱包。


那这钱去哪里了呢？好像当时除了桓帝平羌，数十年间也没有什么战乱啊。桓帝的私人生活，相比汉朝其他皇帝都没有很过分的奢华。灵帝尽管在十常侍的诱导下，比较会花钱，但作为一个帝国的皇帝，有着合法正当的大额财政收入，还用得着通过长期、大量的出卖官爵来支撑开销吗？


显然这里面有漏洞，用士大夫集团所写的历史来解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被宦官集团给贪污了，如果真的卖官得来的钱都进了宦官的腰包，桓灵二帝还会卖的这么起劲吗？这不科学呀。


我想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真的就是桓灵二帝在藏富于国，用这些卖官得来的钱，养着那些仇视他们的士大夫集团，来维持着帝国正常的运作。


要知道，别说是当一个皇帝了，就是当任何组织的老大，一旦给不了下属更好的福利时，幸运的就是一个傀儡，更多时候，就离下台不远了。


帝国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皇帝的脸面就需要很多钱来支撑。这可不是说削减就能削减下来的，因为这样一大笔固定的费用支出，本身获利的人就很多，宦官和士大夫谁都有可能是获益者，但这些三公费用当然也算是皇帝奢华生活的一部分。


还有那些四世三公、一家数卿的豪门，都是不稼不穑，不工不商就过着富贵的生活。再加上随着这些豪门地主势力的日益强大，当然还有宦官集团的为非作歹。社会不公现象必定是时有出现，各种不稳定势力需要平复。由此而来的，就是帝国每年用于维稳的费用越来越庞大。这些还只是形成帝国财政危机的一部分原因，在帝国财政收入不能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帝国开支又在不断的加大，经济完全看不到向好的趋势。皇帝自然是更清楚的明白，自己能分配的钱，是有多重要了。


单单是为了解决帝国财政危机而卖官鬻爵，还只是帝国统治者的无能，士大夫集团一贯的行为就是把这趟污水泼在皇帝身上，规谏一番，皇帝幡然醒悟，不再公开卖官也就算了。可灵帝的行为已经不单单是理财上的无能这么简单了。这个昏君在卑鄙邪恶的宦官教唆下，居然做出了把官位根据等级明码标价这样丧心病狂的事情来，让士大夫们就算能打通各种关节，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官职，但是不给皇帝钱。你就慢慢坐在家里等这委任状吧。大家都一样，咱们童叟无欺。


昏君的这种玩法，显然让官员们陷入了囚徒的困境中，因为你不想花钱，你得能肯定你的竞争者也不花钱啊。否则，你想升官，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所以，不给钱，就当不了官，给了钱的，能花这么大一笔钱的，你还敢说你清廉？这让当时的士大夫集团可是受尽委屈了。


对此，许多有气节的官员，都是又哭又喊，因为皇帝这样做，实在是等于公开打他们的脸。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大家都公认的清官，皇帝也会给他们打点折扣的。昏君这样做，理由估计也是比较充分的，你既然很清廉，肯定就是传说中忠君爱国的好官啊，现在政府有财政危机，政府给你的工资也不算少，让你们给政府捐点钱，应该没问题吧。


诸葛亮好朋友崔州平的爸爸崔烈在当太尉时，那是和皇帝讨价还价闹了半天，总而言之，老臣是清官，你让我拿一千万出来，我可实在是拿不出来，最后皇帝只收了他五百万。崔烈离开后，皇帝忽然有点后悔了，因为以当时崔家的实力，一千万是肯定拿得出来的。


从这里就能看出，灵帝在通过卖官鬻爵来敛财的同时，还很变态的在享受这种羞辱士大夫集团的过程。因为，这卖官也不是谁想买就能买的，官员的选拔，也仍然需要走正常的程序，无法通过正常程序的，你再有钱，也不可能买到这个官。也正因为这种原因，灵帝虽然公开挂牌卖官，但是当官的人，通常还是士大夫集团互相标榜的人。


换而言之，虽然一个三公之位只卖一千万钱，但也绝没有一个暴发户，能随随便便就爬上三公之位。官爵还是豪门的玩物，灵帝还是在针对士大夫集团。所以，表明上昏君是在卖官，实际上明君是在敲豪门的竹杠，在逼捐。

如果灵帝真的是在卖官，那一个两千石的官员，只卖两千万钱，也实在便宜的如同卖大白菜了；至于一个三公只卖一千万钱，更便宜的成了跳楼价。


因为汉代所谓的两千石官员，大约就相当于宋代梁中书那种郡守级别的官员。至于三公，怎么也相当于蔡太师那种级别的官员吧。看看梁中书给蔡太师的生辰纲，两千万钱实在不值一哂。如果说汉朝的物质远不如宋朝来的丰裕，没有可比性，那我们再看一条汉灵帝卖官时期的物价。


公元181年春正月，开始设置马录骥厩丞，领受郡国征发来的马匹。当时官市一匹马二百万钱。这样说来，一个郡守，也就值十匹马的钱；一个三公呢，也就值五匹马的钱；如果讨价还价，两匹半的马钱就可以了；一个部长呢，通常就值两匹半的马钱。苏双和张世平，在刘备刚起兵时就送了他五十匹马，如果可以用来卖官的话，他们两家十人可做三公不成。可见，灵帝的卖官鬻爵，还是在玩弄豪门而已。


士大夫集团对昏君的这种行为，可是恼羞不已。虽然两千万钱也好，一千万钱也好，对于他们那个层次的人来说，实在是九牛一毛罢了。但是，端到桌面上来看，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一个两千石的官员，一年的工资收入，按当时的物价，夸张点大胆的估算，撑死也不过值一二百万钱。如果要用合法工资攒出两千万钱，就算不吃不喝，也得十几年。


这不是逼着士大夫集团承认，存在来路不明财产吗？但碰上灵帝这样无赖的昏君，除了在舆论上口诛笔伐，又能怎么办呢？所以，桓灵逼捐式的卖官鬻爵，必须是亡国之祸，看后世的帝王还有哪个敢这么做。豪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在中国的宗教传说里，法器一直以来都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佛家的法器千变万化，但究其根本，也只是一些和尚的生活用品。如钵盂、袈裟、净瓶、禅杖、宝伞、口袋等等，就算是戒刀，也是本来用于裁衣、剃须的。生活即修行嘛。而道家就不一样了，道家最重要的法器，往往就三种：“剑、印、旗”。


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从没听说过佛家造反的，可却偏偏出了个朱元璋，不过这个另类，属于是挂名和尚，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道家呢？写小说的，都把他们编进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第一次造反行动中去了。整篇《封神榜》，写的不就是道家支持西周推翻商纣吗？可见道家对中国造反事业的贡献是有多么巨大。


黄巾贼头子张角的师傅就是南华老仙，他属于道家无疑。佛家讲究的是消除业障，超度因果。而道家讲究的是施丹济世，消灾解难。东汉末年又恰恰是瘟疫横行，民不聊生。以张角为首的这伙邪教分子，肯定是具备了一些非常实用的医学知识。只是他们把相关医学知识神秘化了，让人认为他们遏制瘟疫、或治疗普遍存在的疾病，是神力的表现，从而产生崇拜。


接着，张角通过各种方式，形成有序的民间组织，老百姓们互帮互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些都间接的履行着部分的政府相关职能，让底层老百姓们都享受到了切实的利益。可以说，当时的东汉，也只有张角一伙是真正的在为人民服务。


一开始，世代草根的寒门子弟张角也希望通过这种为朝廷分忧的行为，能得到政府的认可，从而获得一官半职，可现实却是相当的残酷，最后张角他们不得不冒险走上了造反的不归路。


其实，张角他们希望通过这种途径，进入帝国管理层，可以说注定就是一个悲剧。历朝历代的统治集团，都会对出现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组织非常敏感。这样的组织一旦有发展壮大的迹象，如果统治集团力量相对强大的，都势必会将其扼杀于无声无息之中。但如果统治集团内部有人心怀鬼胎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类似的组织出现，必定是符合下层社会利益的，肯定会得到底层老百姓的支持。上层社会要是有人希望借助这种组织的力量，达到自身不可告人的目的，获得巨大利益的话，就可以故意模糊它的政治危害，一味的去强调它们的公益性，从而保护这组织不会被政府悄悄的取缔，任其发展。


这就好比，主人发现有条小野狗在为自己家赶跑小偷，主人想在野狗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就杀了它，可一旁的狗奴却说，这么可爱的一个小生命，它又没犯啥错，还认认真真的为主人您看家护院，主人您真得要残忍的去打杀它吗？您要是真这么做，您是会受到大家的谴责的。您应该把它养起来才对啊，我这里有锁链，我们只要看管得当就没有问题的。


在狗奴的保护下，这条野狗越长越大，露出凶牙要吃人了，这时，狗奴却解开了狗脖子上的锁链，任其扑咬主人，等到主人央求狗奴救命的时候，狗奴再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大棒，一下子就把这野狗打得脑浆迸裂。东汉末年的那些士大夫们，他们就是这注定要成为英雄的狗奴。

说东汉末年的士大夫集团是阴险邪恶的狗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整个士大夫集团就没有好人了吗？答案是在张角黄巾起义这件事当中，东汉末年还真就没有好人了。


史书上有记载，在张角决定造反前，十余年间，太平道信徒就多达十数万。一旦举事，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和豫州等八州之人，无不响应。张角在叛乱初期，设置三十六个方，大方统率一万余人，小方统率六七千人，各立首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句造反口号一时传播大江南北，举国皆知。


不要说是在交通通讯都属于原始阶段的东汉了，就是在有电报、火车的民国，武昌起义级别的大叛乱，扩散出来的影响力也仅仅限于长江以南，规模远远不及一时间震天动地，席卷整个东汉帝国的黄巾之乱。黄巾之乱在发动之前，虽然是一直披着宗教外衣在准备的，但是能准备到如此程度，才被政府正式定性为非法组织，也实在让人无法想象了。但凡士大夫集团还有好人，绝不至于让黄巾之乱来势如此汹汹。


究其根本，桓灵的两次党锢，实为亡国之祸啊。皇帝实行党锢，重用宦官，严重侵害了士大夫集团的既得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受了委屈的士大夫宝宝们对于这种危及国家安全的事件，集体视若无睹。他们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要让皇帝知道，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帝国的安全是毫无保障的；他们的目的也没什么复杂的，那就是等帝国乱到无法收拾时，沧海横流，方显他们中流砥柱，到了那时，皇帝自然无法压制他们了。果然黄巾之乱兴起伊始，皇帝就迫不得已，马上宣布大赦党人，给士大夫集团拨乱反正了。

于是士大夫集团兴高采烈的掏出早已准备多时的大棒，狠狠的向黄巾贼们砸去，短短九个月后，帝国政府就宣布，叛乱基本平定。因为在这九个月里，匪首张角、张梁、张宝全部正法，大股匪徒全部清理出局，只剩下小部分流匪还在游击保命。这种平叛效率不可谓不高呀。


表面上看，黄巾叛乱的失败，是因为在关键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叛徒，所以政府在黄巾叛乱之前就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帝国军事机器得以及时的运转。其实呢，一切显然没有这样简单。那个出卖黄巾起义的叛徒，不过是在士大夫集团觉得合适的时候，特意丢出来的一个棋子而已。像这种参与人数多达二三十万人，涉及范围遍布全国的组织，帝国情报系统随便睁开眼睛看一下，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顺着相关问题一调查，就可以让众多黄巾成员背叛组织。但就算一开始有叛徒想出来自首，也只能在士大夫集团觉得合适的时候，才会让皇帝看到他的口供。


当皇帝通过这个太平道叛徒的口供，真凭实据的知道，自己的帝国居然存在着如此庞大的非法组织，威胁着帝国的统治。一场血腥的镇压在所难免。而筹划已久的黄巾叛乱也在这白色恐怖中随之爆发了。于是天下伏尸百万，人间流血千里。


这就是东汉末年士大夫集团想要看到的。只要在帝国政府里，他们没有了政治主动权，那百姓的生死是毫无保障的。只有依靠正义的士大夫集团，人民才能得到解救。这些正人君子实在是太伟大了。

士大夫集团因为有他们的委屈和诉求，所以对待张角一伙，从一开始就在养贼自重，这个还是能理解的。可是，一直充当皇帝耳目爪牙的宦官集团，他们在此期间，为什么也不给皇帝提个醒呢？其实当皇帝知道有黄巾贼的时候，他最怨恨的就是宦官们。当灵帝还在气头上的时候，就严厉的斥责诸位常侍说：“你们常说党人不是好东西，要将他们全都禁锢起来，有些人甚至遭到诛杀。可现在呢？党人倒是在为国家出力，你们反与张角勾结，是不是也该处斩？”宦官们都叩头说：“这些都是王甫、侯览干的。”


应该说灵帝绝不是个昏君，他能够理解，宦官们大多出自社会底层，他们的亲属，甚至他们自身，都很容易接受太平道宣传的那套理论，宦官集团必然是和黄巾贼们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好在宦官里面没啥正人君子，一旦把太平道定性为非法组织，和黄巾贼有关系的宦官肯定是争先恐后的反水，所以灵帝在处理宦官“涉黄”事件上，还是很有分寸的。毕竟现在还需要宦官集团的势力来制衡士大夫集团呢。


果然，在杀了一批被张角他们严重洗脑的宦官后，皇帝更多的是让宦官参与到平叛工作中去。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宦官肯定是在各方面，对剿灭黄巾贼起了重大的贡献。起码当时没有出现袁世凯这样，拿叛军作为筹码，跟政府讨价还价的将军。甚至，像卢植这种有军权的政坛大佬，也是说拿下就拿下的。可见当时的皇权还是很平稳的。就这点来说，宦官们也是功不可没。


所以，在黄巾叛乱基本平定之后，士大夫集团是得到了解禁，也基本能在统治阶层掌握了主动，但与此同时，皇帝却进一步强化了宦官集团的势力。“六月，灵帝以讨伐张角有功的名义，封中常侍张让等十二人为列侯。”这就又让士大夫集团的宝宝们不开心了。虽然这次士大夫集团取得了事先预订的目标，但凭啥哪些本应划分为敌对分子的宦官们也能从中获利呢？何况宦官获得的利益还不比士大夫集团少。


于是，士大夫集团决定再玩一次更大的。这次的诉求不再是取得政治上更大的主动权这么简单了，而是要趁新皇登基之时，彻底铲除一直制约着自己的宦官集团。可结果呢？如果说在黄巾叛乱中，不计那些遭受涂炭的**的话，结果还算是皆大欢喜。但在接下来的折腾里，宦官是被血洗了，可就连始作俑者士大夫集团，也受到空前的重创。东汉帝国随之土崩瓦解，三国好戏就此正式上演了。

汉朝的外戚，那可是历史长河中不得不说的一朵奇葩。任何一个朝代的外戚都没有汉朝这样人才辈出。吕氏（吕禄吕产）、薄氏（薄昭）、窦氏（窦婴）、田氏（田蚡）、卫氏（卫青）、李氏（李广利）、上官氏（上官桀）、霍氏（霍光）、王氏（王莽）、邓氏（邓骘）、梁氏（梁冀）或善或恶，各各都青史留名。就连最后灭国也是算在外戚何进头上。


其实外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永远是在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夹缝中的一种存在。只是因为皇帝常常让他们处于这两大利益集团的平衡点，所以他们自然变得风光无限，权倾朝堂。但是，他们显然都无法超越这种政治格局，最后还都是死在两大势力集团的夹缝里面。


一直以来，史书也好，演义也罢，都把何进塑造成一个无谋寡断的草包形象。可实际上，何进应该称得上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军事家了。


何进作为外戚，是个公认的寒门出身。表面上，何进的妹妹能成为皇后，就是因为她漂亮，会讨皇帝的欢心，还生了个儿子。实际上，何氏兄妹的崛起，显然是宦官集团运作出来的结果，这一点连他们兄妹本人都是承认的。可以说没有宦官在背后支持，何进是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


何进是个有野心的寒门外戚，他一方面无法真正融入豪门的士大夫集团，另一方面，又想摆脱宦官集团的控制。所以他看准了新皇登基这一最容易让外戚的权势登峰造极的时机，试图超越夹缝中求生存的这种政治格局，重现当年外戚辅政的朝堂气象。


其实，何进应该从来没想过要把宦官集团清除干净。因为他一直都是宦官集团中的一员，把宦官集团灭了，就等于把自己手上的牌都扔了，重新洗牌，那会立刻出现许多权利空缺，士大夫集团早就对这些关键性职位虎视眈眈了，重新洗牌后，到何进手上的牌肯定不如洗牌前来的好。这也是士大夫集团积极怂恿何进去灭宦的重要目的之一，朝廷越乱，士大夫集团的利益也就越大。

黄巾之乱时，何进的弟弟何苗取代了宦官头子赵忠，成为了车骑将军。从何进的行事来看，他的目的也只是要全盘接手宦官集团的权利，并让宦官们乖乖听话罢了。而他最初的主要对手也就是西苑八军首领大太监蹇硕。


蹇硕是个有实力的，他早就对何进心怀不满了，觉得何进已经是他成为宦官集团一哥的最大威胁，于是他开始处处在与何进对着干。结果，整个宦官集团，都不希望有一个真正的老大出现，他们选择了实力不如蹇硕的何进，帮着何进搞死了蹇硕。最后以张让、段珪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和以袁绍、曹操为代表的所谓的何进外戚集团瓜分了西苑八军。


何进明白，要凌驾于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成为帝国真正的主宰，必须要有以自己为核心的新的帝国管理层。所以一直以来，何进都在有意识的培植他以为的亲信袁绍。


袁绍当时是士大夫集团里的后起之秀，和袁术曹操一样，属于官场的非主流。这些非主流一方面被士大夫集团视作是革命的接班人，给予吹捧。另一方面却由于他们年轻冲动不老成，又被士大夫集团排挤在核心圈以外。


何进也是看准了这一点，一方面，通过重用这些青壮派士大夫们，让自己更容易能取得整个士大夫集团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在培植属于自己的未来士大夫集团。只要有朝一日，自己收取了宦官集团的权利后，让袁绍曹操之辈再慢慢接过士大夫集团那些老领导的班。到那时，整个朝堂还不都是他何进的人了呀。何进是一点也不傻，可袁绍他们又是不是真的和何进这个寒门外戚一条心呢。显然没有何进想的这么的美。


而且，宦官们在帮着何进除掉蹇硕后，对何进开始大权独揽的做法也有点不是很满意了，他们表面上改投了董太后，就是想提醒下何进，不要太过分了。


可这一举动，恰好给了士大夫集团一次分裂何进和宦官集团的机会。三公九卿全都支持何进去逼死董国舅，劝退董太后。何进呢，也想借此事件来让宦官集团明白，他已经取得了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你们还是乖乖的听话为好，否则，弄死你们肯定比弄死国舅要容易的多。

果然，经过这一事件后，宦官集团开始认怂了，对于这样的结果，何进还是比较满意的。可没过多久，何进发现，这些死太监们，表面上对何家是百依百顺，但私底下居然有迹象开始在扶持自己的弟弟何苗了，这还得了，是时候让这些死太监们彻底交出权力了。


当何进的这一想法，第一时间被士大夫集团获悉后，他们马上又让负责传递消息的袁绍和曹操向何进抛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让曹操来说的，就是由大将军牵头，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抓一批宦官头子，罗织些罪名，杀几个典型。另一个就是袁绍说的，动用大将军的职权，调兵入京，在目前大将军和宦官们军事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再增添一份武装力量的砝码。迫使宦官们就范，逼着宦官交权。


世人都说，袁绍的办法是激进的，是冲动不成熟的，曹操的办法是温和可行的。但处于当时的情况来看，恰恰相反。何进也并不是无谋寡断，他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曹操说的办法，最大的受益人明显就是士大夫集团，而最大的受害者，不单单是宦官集团了，而是他何进。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我朝惠宗要灭妖后，用的正是曹操说的办法，妖后是被灭了，可最后，妖后的权利基础被认定为错误的，那惠宗和妖后本是同根同源的权利基础又怎么可能全是对的呢，既然是错的，就必须要纠正。随之而来的就是拨乱反正，到了这个时候，惠宗还能再坚持什么呢？所以，何进如果采用曹操的方案，就算能平稳的清除掉宦官集团，自身的权利也同样会被严重侵蚀，甚至可能会被士大夫集团一并清除。这可不是何进想要看到的,所以，何进听了曹操的方案后，大怒，言道：“孟德亦怀私意耶？”亏我何进待你曹操做心腹，你就这样把我卖给了士大夫集团呀。


而袁绍提出的方案，应该是士大夫集团考虑到了何进的感受，所提出的折中办法，这个方案虽然最后让士大夫集团都悔青了肠子，但当时来看，是得到一致认可的。

当时，何进密谋灭宦，一共是外招了四路兵马。除董卓外，还有丁原、王匡、乔瑁。


首先，乔瑁是世家子弟，他是被安排驻扎在成皋，也就是虎牢关，一方面是恐吓宦官，更多的作用是在防止宦官们也去外招兵马。这是何进有意为之的。同样，王匡的兵其实也是士大夫集团的兵。何进很清楚，王匡是不可能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所以他指派王匡远远的去山东调兵，就算后来没有意外，何进也不会让王匡的山东兵入京。很有可能是像乔瑁那样驻扎在外围看戏。


何进是防着士大夫集团在灭宦期间，利用王匡乔瑁来和自己讨价还价。如果他们两路军队真的胆敢有所轻举妄动的话，那何进也会毫不犹豫的开始和士大夫集团决战，何进有信心，在王匡乔瑁带兵进京前，就完成对士大夫集团核心圈的屠杀，届时何进决不会吃亏。


丁原是个老实人，只要他听从皇命，保持中立，士大夫集团就没啥好担心的了，唯有董卓这一个不稳定因素让士大夫集团有所顾忌，好在当时的威逼利诱，董卓也不敢太过分。


对于何进来说，他是一点也不用担心董卓的，他担心的是来的外镇军队被士大夫集团所收买。所以他才不顾及士大夫集团的感受，除了招纳丁原外，还招纳了董卓。丁原和董卓毕竟是军方人物，他们相比于士大夫集团，更容易听从他何进这大将军的命令，而且董卓已经拒绝过士大夫集团的招揽，更让何进放心。


如果丁原和董卓两者真有其一被士大夫集团所收买，那剩下的一个就可以就近制衡另一个了。到时候何进再借用皇命讨逆，董卓丁原都不足为虑。

士大夫集团是想利用外兵来迫使何进铲除宦官，如果何进还不下决心，就自己来指挥这些军队，届时卧底在何进处的曹操袁绍再临阵倒戈，那雒阳城里最大的军事力量就是属于士大夫集团的。


而何进想的是借助外兵的力量让宦官们彻底臣服，把那些常年浸淫在权利光环中的十常侍一个一个有步骤的全部踢出局，顺带把那些宦官集团里，与自己有利益冲突的人都给清除了，剩下的宦官也都换成效忠何进的自己人。


不管是何进也好，士大夫集团也好，外兵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悬在宦官集团头上的一把震慑利剑而已，如果宦官害怕了，就用不着利剑了，让太监们卷铺盖滚蛋就是了，要是那些眷恋权利，死不放手的太监还冥顽不灵，就算我何进和士大夫集团愿意饶了你们，哪也要问问那些外兵答不答应。


所以，何进和士大夫集团在征调外兵进京灭宦的这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当何进被召入宫中的时候，他应该是志得意满的，他有理由相信，自己的目的已经达成，十常侍认输了，他们已经处于绝望，只求活命了。


可惜的是，现实不是游戏，可以存档取档。那些邪恶的死太监们居然狗急跳墙了，他们还一厢情愿的以为，杀了何进，把事情都推到何进的头上，自己还可以和士大夫集团言归于好。但他们忘记了这个时候在前台唱戏的，不是那些老谋深算的士大夫集团核心人物，而是袁绍袁术曹操这些年轻冲动的愣头青。


袁绍袁术他们也很清楚，要是让宦官集团和士大夫集团重回谈判桌的话，很有可能就没有他们的未来了。士大夫集团是不会吝惜牺牲他们这些被安排在第一线干脏活的，来保全自己，进一步的还能表示自己和宦官集团和谈的诚意，从而在宦官集团那里换取更多利益的。所以袁术只能一时激动，就带兵开始屠杀皇城里的宦官们了，以至于雒阳彻底混乱。

如果不是发生了何进被宦官提前诛杀，雒阳彻底混乱这一突发事件，董卓是一点机会也没有的。


董卓是聪明人，雒阳要是没有混乱，真要强入雒阳的话，何进的禁军，丁原的部队，再加上雒阳坚固的城防，他的这些铁骑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


但现在董卓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他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在何进手下任职的自己弟弟董旻的情报，获悉雒阳已经大乱。他急忙下令进军，两天后，董卓就进入了雒阳，打听到中常侍张让等人已经劫持皇帝刘辩上了北芒山，他就又急急赶去。在北邙山下，惊魂未定的刘辩见到飞驰而来的董卓军，吓得大哭，众大臣都叫董卓退兵回避。这个时候，董卓敏锐的看出士大夫集团的色厉内荏，反诘大臣们道：“诸位公卿身为国家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致使国家动荡，天子流落在外，你们哪有让我退兵的理由！”也就从此刻起，军阀势力开始正式登上汉末的历史舞台。


军阀之所以能称之为军阀，不单单是他手上有兵有枪。如果一个将领的影响力既不能涉及到行政、经济领域，又不能在军队内部无所顾忌的行使人事任免权，那他就称不上是军阀。如果他的军队，还能被政府随意的安置监军、参谋等独立于他指挥系统外的编制，那这样的将领就只是一介武夫罢了。


在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相生相杀的把持着帝国核心权力的时候，那些武夫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手上的刀剑而已。所以，士大夫集团才怂恿何进招引天下兵马进京灭宦。但当他们得知，来的是董卓，就开始担心了。因为董卓明显不单单是一介武夫。


在董卓进京前，东汉帝国能称得上是军阀的，也只有马腾、韩遂、张鲁。这几位在灵帝末期，就曾是重要叛军的首领。在与政府军的多年对抗中，逐步成为当地军政大佬。最后，帝国对他们割据一方的事实，实在无能为力，只能招安妥协。所以，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军阀。


比之军阀程度低一点的，是张燕那些归顺政府的各地叛贼强盗。至少，他们的军队是比较独立的，他们欠缺的是属于自己的根据地。


相比而言，当时的董卓应该算是一位有野心想成为军阀的政府军统帅而已。可就这样，也足以让士大夫集团有所忌惮的了。而且事后也证明，士大夫集团当时并不是在杞人忧天。

早在188年，士大夫集团就担心董卓拥兵自重，征召董卓为少府，到雒阳供职，这是想把这位军方大佬，拉进自己集团中来。可惜董卓不给面子，对于士大夫集团伸来的橄榄枝，弃如敝帚。上书推辞：“我下属的士兵都来拦住我的车，不舍得我离开他们，苦求我不要抛弃他们，我只能留下来宽慰他们，如果有情况我再向朝廷汇报。”


而到了189年二月的时候，灵帝病重，宦官集团也开始忌惮董卓。下诏拜董卓为并州牧，其下属军队转交给皇甫嵩。董卓接受了任命，但是不肯交出军队，带了五千人向并州出发，到了河东郡就不走了。


四月，灵帝驾崩，士大夫集团就密谋招引天下兵马进京灭宦，董卓听从李儒计谋，公开上书弹劾中常侍张让等人，奉明诏带兵入京。这明显就是为了能摆脱士大夫集团的控制，名正言顺的把手伸进帝国的政治领域。


当时士大夫集团就有些慌神了，趁还没有完全失控，急派谏议大夫种劭劝阻董卓进京。种劭在黾池见到董卓，要求董卓撤兵回老家去，董卓不从，率军抵达雒阳城外。


这次士大夫集团算是明白了，董卓这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啊，于是又让种劭借口出城劳军。再次要求董卓撤军，这次，董卓应该是感受到了士大夫集团的愤怒，无奈率军西撤，至雒阳城二十里外的夕阳亭继续观望。


而现在国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都致使皇帝蒙尘了。董卓再也无所顾忌了，他堂而皇之的保护着御驾进入了洛阳城。开始了他成为东汉末年第一个站在帝国舞台中央的军阀的表演。

董卓刚进京的时候，对外号称五千铁骑，实际上也就不过两、三千人。一只后继无援的孤军其实是很危险的，别说是皇城外的丁原、王匡、乔瑁，也不用说就驻扎在长安的皇甫嵩，光是皇城内的禁军就够董卓喝一壶的了。


可当时的雒阳城一片混乱，首先何进原有的禁军，本身就是属于宦官集团的一部分，何进的弟弟何苗更是被认定为宦官同谋给杀了。他们的属下一时间人人自危，害怕被士大夫集团赶尽杀绝。


而士大夫集团也怕宦官集团的残余势力伺机反扑，再加上本来就不怎么听话的董卓，万一把这老兵痞惹急了，说不定他还真做得出给宦官集团报仇这样的混账事来。所以都不敢轻举妄动。


董卓是看准了雒阳城里风起云涌的各方势力软肋都在哪里，他一方面耀武扬威的恐吓着士大夫集团，而这时，士大夫集团的核心人物也都走到了前台，他们可不会再让袁绍、鲍信这些愣头青去和董卓拼个玉石俱焚了。另一方面董卓把原本属于宦官集团的势力都拉拢到自己阵营中来，承诺这些朝不保夕的丧家之犬都能不受株连，甚至维持他们原有的利益。一时间，董卓在雒阳左右逢源，使他这个外来派系，瞬间就在雒阳立稳了脚跟。


这里还有一个小花絮，那就是演义上说的。当初，董卓进京时，步骑兵不过数干，自己都嫌兵少，怕不被远近各处所服，大约有四五天，总是夜里偷偷把军队拉出城外，在附近扎营，天亮后再大张旗鼓回城，使人以为西边的军队又到了，洛阳城中各方势力都不明就里，害怕极了，所以才都屈服于董卓的淫威。


这一小说情节，应该是来自于《后汉书》。所以，似乎史实就是这样的，董卓确实做过这样的小动作。可我们如果能不要尽信书的话，就不难发现，这种说法，简直就是把整个皇城的帝国精英，都当作土鸡瓦犬了。


首先洛阳城是什么地方？那是帝国的都城！看过电视的人，应该都知道，古代的城市是有城门的，到了晚上也是要关闭的。更别说是在汉末乱世，很多时候里都是有宵禁的。


史书里没说，董卓进京后还有没有宵禁了，那就算是没有，帝国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人们一到晚上，都还能睡的踏踏实实的？我想就是在现在的太平盛世里，北京晚上要是连续几天有大量警力调动的话，那也应该是街头巷尾所热议的话题了吧。


也许，可能是董卓让他的军队，白天乔装打扮，化整为零出去。哪第二天，这些人又是怎么大张旗鼓的回来呢，旗子从哪里拿，鼓乐从哪里来，更别说战马、盔甲和军械了。如果都是赤手空拳，溜溜达达的就回来了，又怎么能起到震慑作用呢？


再假设，董卓真有本事，把这些军队和装备都偷偷的搞出城去。那董卓的这一小把戏，不可能骗了大家一次又一次，还吓得他们魂不附体吧。雒阳城的那些地头蛇们全都瞎了吗？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一客队，敢在国安的主场手球得分，还连着进四个五个，全场的球迷都不对你报以国骂，还说你进的漂亮。你真当大家都是**啊。


虽然这只是一个花絮，但为啥要拿出来和大家具体说说呢。因为从中我们能看出史家们的笔法传承。他们宁可集体选择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也要极力丑化他们所认定的反派角色。


至于哪个是反派角色，哪个是正派人物，划分的标准，就看哪方势力最终获得了历史话语权。如果所谓的正派人物恰恰又不是在同一阵营的，那请遵循，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亘古不变的原则。


历史也就是这样罢了。

本来，董卓已经是当时雒阳城里力量最强的人了，如果他能把自己的权利控制在世人都能接受的范围之内，他很可能就会成为东汉中兴名臣。


可惜，董卓对于自己能侥幸强入京城，还是非常恐惧的。这也难怪，他是提着全族人的脑袋，在刀锋的边缘偷取着荣华富贵。何况董卓的心理素质一向并不是很好。


首先，董卓明白，自己还不完全是军阀，如果一旦他失去帝国行政和经济上的支持，那董卓对于军队的控制也迟早会失去。所以，董卓迫不及待的要兴废立之事，只有自己掌握了帝国最高行政权，才不用仰人鼻息。


但他的吃相实在是太难看了。从八月二十八日，北邙山接引少帝，到八月三十日，商议废帝，最后九月一日，扶保献帝登基，前后还不到五天。这就是董卓情绪急躁不安的具体表现。


本来，士大夫集团以为，不管谁当政，都离不开士大夫集团的支持，都需要和他们共存共荣。结果，董卓居然直接上来就行废立之事，这是要骑到咱们士大夫集团的头上去呀。何进这一外戚都做不到完全凌驾于我们，你一个臭丘八就敢这么做？


但由于当时士大夫集团里没人敢站出来承担造成雒阳混乱一事的责任，所以，也就没有个集团领袖可以出来主持大局。而且现在政局稳定才是最重要的，雒阳可不能再混乱了。大家都在装聋作哑，等于默认了董卓的抢班夺权。至于是刘协还是刘辩，谁当当皇帝都无所谓，只要让我们士大夫集团能缓过这口气了，看你董卓能蹦跶多久。


总之，董卓是用付出得罪整个士大夫集团的代价，才换取了快速在洛阳站稳脚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