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9世称庾文康为丰年玉，稚恭为荒年谷。庾家论云是文康称“（稚）恭为荒年谷，庾长仁为丰年玉”。
解释：
庾文康：庾亮谥号文康。弟弟庾翼字稚恭。庾亮侄儿庾统字长仁，小字赤玉。
丰年玉：盛世之宝物，荒年谷即乱世之救济，都很值钱。这是说庾亮气度高贵风流，足以润色太平，庾翼才干突出，是挽救危亡的能臣。
庾家说，这个说法是庾亮起头的。（庾统29岁就是死了），所以社会舆论把庾统换成了庾亮。

8.70世目杜弘治标鲜，季野穆少。
解释：
杜乂和褚裒齐名，两人的女儿都是皇后。杜乂（风采）突出鲜明（小鲜肉），褚裒宁静淡泊。

8.71有人目杜弘治：“标鲜清令，盛德之风，可乐咏也。”
解释：
盛德之风：《诗经•毛诗序》中说，《关雎》是“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杜乂风度突出、鲜明、清新、美好，又兼品德高尚（颜值即正义），足以教化，要用（《诗经》这样的）音乐来歌咏。

8.72庾公云：“逸少国举。”故庾倪为碑文云：“拔萃国举。”
解释：
庾亮大约比王羲之大15岁，赏识他。庾倩是庾亮的侄儿。
王羲之的墓地现在绍兴嵊州有一处，但此处没有王的碑文。王羲之碑文内容没有史料保留下来，但有其他记载说是好朋友孙绰写的，而不是庾倩（小名倪）。从常理推测，王羲之355年在父母墓前发誓觉不当官了，不然就“天地所不覆载，名教所不得容”。去世时朝廷褒赠他“金紫光禄大夫”，被子女拒绝。其碑文孙绰写的可能性很大，而不是朝廷的太宰长史执笔。
拔萃国举：出类拔萃，国家赞许的人。《孟子•公孙丑上》：“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
王羲之少年时就有很高的评价，和书法无关，而是气度见识。13岁的时候，大名士周顗“察而异之”，在名流聚会时亲手割牛心炙先“啖羲之”。叔父王敦、王导都器重喜欢他，他与王导的儿子王悦、王敦的嗣子王应并称为“王家三少”。

8.74王蓝田拜扬州，主簿请讳。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于外，余无所讳。”
解释：
王羲之的“仇人”王述本任会稽内史，354年殷浩因北伐失败被贬，王述接替扬州刺史，办公室主任问他平时下属们有什么要注意避讳的。王述说，祖父王湛、父亲王承海内知名，大家肯定知道要避讳，家里妇人长辈的名字按礼仪外人不用避讳。
这个和赏誉无关，至多算是方正，放此处费解。

8.75萧中郎，孙承公妇父，刘尹在抚军坐，时拟为太常。刘尹云：“萧祖周不知便可作三公不？自此以还，无所不堪。”
解释：
萧中郎：萧轮字祖周，是名士孙统的岳父，当过郎官，要提拔为九卿之一的太常。
刘尹：刘惔刘真长，丹阳尹，前已多见。
抚军：简文帝司马昱，当时任抚军大将军，辅政大臣，前已多见。
国子博士。抚军：指呈，即位前曾为抚军大将军。
便可：就可、即可。刘尹说，萧轮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做三公啊？三公以下他都胜任的。萧轮在史书中无传，为什么刘惔评价这么高，费解。当然，东晋衣冠南渡后，据齐、梁时期皇族自称“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萧轮可能就是当时萧氏的代表人物，其事迹史书上没有什么记载，也许就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8.76谢太傅未冠，始出西，诣王长史，清言良久。去后，苟子问曰：“向客何如尊？”长史曰：“向客舋舋为来逼人。”
解释：
出就是至。谢安年幼时住绍兴，南京在绍兴的西北方向。
王濛比谢安大11岁，王修小谢安14岁，如果谢安20岁前去南京，王濛年30左右，王修才6岁。6岁的小朋友会不会问父亲这种问题，存疑。
向：刚才。见8.6，后客问钟曰：“向二童何如？”
尊：父亲。
舋舋：同“娓娓”，连绵不绝，动听。
逼人：有气势，动人。陆游《涂毒策禅师真赞》：“骨相瓌奇，风神萧散。貌肃而和，语尽而简。画得者英气逼人,画不得者顶门上一双眼。”宋洪迈《夷坚丙志•徐大夫》：“君精彩逼人，虽老而健。”
为来：费解，或为衍词，“向客舋舋逼人”。不过苏轼曾经给秦观写过 《答秦太虚书》，其中说：“寄示诗文，皆超然胜绝，亹亹（娓娓）焉来逼人矣。如我辈亦不劳逼也。”显然苏轼是袭用了《世说》，他看到的版本是“娓娓焉来逼人”，焉应该是虚词，大意是说，秦观的诗文高超美妙到顶点，连绵不绝而来打动人心。像我这样的人就用不着感动而去努力了。

8.77王右军语刘尹：“故当共推安石。”刘尹曰：“若安石东山志立，当与天下共推之。”
解释：
王羲之出生303年，谢安出生320年，刘惔是谢安的大舅子，他大约在347—349年之间任丹阳尹，在任上去世，年36岁，这样推算比谢安大5岁总有的。这个故事肯定发生在350年前，当时谢安不超过30岁。谢安出山是40岁以后的事情，因为当时谢万兵败被贬，谢家朝中无人了。
王羲之和刘惔在350年前已经是大名士，也均是二千石以上的高官。王推荐谢安，不是推荐谢安出仕，而是在类似社会舆论的“月旦评”中，推许谢安是一流人才。譬如在“品藻”中说：“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朝廷的九品中正制和“名辈说人物”是两套系统，温峤在朝廷的评议制度里“后举秀才、灼然”，是二品（最高品）。
东山在当时就是隐居的代名词。刘惔说，如果谢安隐居的志向坚定，我会和天下的名流一起推崇谢安（为“第一流”）。
谢安隐居到40岁，其初心肯定是与山水为友，后来确因家族形势所迫出山。他即使执政多年，“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
刘惔在此没有讥讽谢安的意思。

8.78谢公称蓝田“掇皮皆真”。
解释：
王述看不出有什么才华，但社会舆论认为他真实。譬如他“每受职，不为虚让；其有所辞，必于不受”；譬如“简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长（才干薄弱），直以真率便敌人（与名士相当）耳”。
掇皮：掇的本意是端着，拾取，但在此处可能是削、剥的意思。掇皮直译就是剥皮，类似现在说某人性格不虚伪，“没有面具”。在当时的语境中，掇皮就是整个，里里外外的意思。因为在《世说•排调50》讲：“范启与郗嘉宾书曰：‘子敬举体无饶纵，掇皮无余润。’郗答曰：‘举体无余润，何如举体非真者? ’”这里举体和掇皮并举同义。
魏晋以来玄学逐渐盛行，玄的本意是黑，引申为深奥，出典应该是《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是对汉代以来儒家经学和谶纬学的反动，针对当时儒学的虚伪繁琐神秘，思想界结合了道家、道教及佛教等的理论教义，提出了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学术方向。如果说儒家的核心是解决社会秩序的“礼”，佛教的核心是解决人生痛苦的“空”，那么玄学的核心是做人的“真”或者“自然”。玄学大致认为，虽然每个人的才性有所差异，但只要符合他的人性，行为出于本性的表达，他就走在自己正确的道路上，就符合“道”。
曹操就认为，“负侮辱之名，见笑之行”的“不仁不孝”之徒，只要有真材实料，“堪为将守”，都可“唯才是举”。祖约爱钱，阮孚好屐，社会舆论却“而未判其得失”，但祖约被客人看见他数钱，“倾身障之，意未能平”，而阮孚“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后来一些名士根本不堪“将守”，行为放诞怪异，做官不做事，黄赌毒嫖俱全，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生活的热爱欣喜，对真理的追求尝试，当得上“风流”，一样做的了大官。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
1972年，美国乒乓球队访中，一个青年嬉皮士队员科恩问周恩来：“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周恩来回答：“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找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你说是么？”周恩来的这番话被世界媒体报道。科恩的母亲看到了，就从美国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感谢他对儿子的教导。当然，科恩最终还是生活颓废，贫病而死。
王述虽然智商低点，学问差点，又热衷名利，但里外都真实啊。

8.79桓温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
解释：
可儿：《晋书》中作“可人”，春色可人，让人欢喜。解释为“可爱的人”，不妥。
王敦起兵后病重而死，其嗣子王应秘不发丧，直接就埋在府厅堂中。后王应兵败，司马绍起出王敦的尸首斩首，并悬挂到南京朱雀桥上示众。郗鉴上书说：“以往朝廷诛戮杨骏等人，都是先施加官方刑罚，然后听任私人殡葬。王法诛戮彰显公理，个人情感则体现在民间常情，应允许王敦家属收葬，在道义上更为弘大。”后来王敦应该就埋在南京象山附近的王家墓地。
王敦和桓温经历有点相似，都是驸马，都是大将军，都有大功于东晋。而且当时的舆论认为，王敦和桓温都想自己当皇帝，必须让两人惺惺相惜，《晋书》中王敦和桓温也同传。不过在当时，桓温自比诸葛亮和刘琨倒大有可能，主动去攀附王敦恐怕不至于。
桓温最终没叛乱，后来他的历史评价比王敦也高很多。其死后葬在安徽当涂白纻山，见2.95。463年，宋孝武帝刘骏“登白纻山，使祭晋大司马桓温、毛璩等墓，置守冢三十户。”
清代黄景仁《桓温墓》：虎视中原气未伸，一生功罪总难论。错缘温峤推英物，便认王敦作可人。泪尽金城空感逝，歌残白纻定伤神。南州旧是登临处，废垅千年草不春。

8.80殷中军道王右军云：“逸少清贵人，吾于之甚至，一时无所后。”
解释：
“（庾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晋书•王羲之传》）。
王羲之社会声誉高，一部分原因是他清高尊贵。譬如他坦腹东床，并不是什么洒脱自然，而是骨子里的骄傲；他看不起王述，并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只认为他是一个笨蛋和名利之徒，就故意给他难堪；他后来官职比王述低，被王述管，无法接受，一怒之下发誓再也不做官了。
于：亲厚。《吕氏春秋•不侵》：“豫让，国士也，而犹以人之于己也为念。” 钱仲联：“于，唐人习用语，谓款待也。”
甚至：至甚，到顶点。《搜神记》：“谢尚所乘马忽死，忧恼甚至。” 吴曾《能改斋漫录》：“于是甲有善马，爱之甚至，虽亲旧求借，辄以他马代之。”
“一时”：一时指当代。曹丕《与吴质书》：“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一时无出其右的意思。
殷浩和王羲之同岁（王述也同岁），长期交好，当时名望都很高，而且都是会稽王司马昱的师友、亲信。342年司马昱辅政后，频召王羲之为侍中、吏部尚书，他都不要，宁愿当一个杂号“宁远将军”的闲散官。347年，殷浩当了扬州刺史，写信给王羲之，要他帮助，“人们都认为，从足下的出入可以看出政教的兴衰，像我这样的人也认为是这样……”王羲之回信说：“我向来没有在朝中任职的想法，在王丞相之时，他果然想要让我入朝，我回信发誓不去，墨迹犹在，这事由来已久了，不是以足下参政为进退的准则……”不过王羲之还是去了，当了护军将军、右军将军。此次共事他也许认识到殷浩不适合搞具体的军政大事，多次写信、上书要求不要仓促北伐，认为东晋内部都搞不定，朝臣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向行事，而且以区区吴越之地，去图谋收复十分之九的土地，能不失败吗？建议暂停北伐，军队驻扎淮河沿岸，苦心经营，待立定脚跟，时机成熟，再行北进。两人间乃至和司马昱间产生意见分歧，于是王羲之转任司马昱封地的会稽内史去搞经营。后来殷浩北伐兵败被贬，王羲之朝廷中最大的靠山到了，他就争不过当了扬州刺史的王述，终于辞官。

8.82王司州与殷中军语，叹云：“己之府奥，蚤已倾写而见；殷陈势浩汗，众源未可得测。”
解释：
王司州：司州刺史王胡之，字修龄，见2.81，5.82等。
“企羡•4”中说，玉胡之先任庾亮的记室参军，后来庾亮又请殷浩来任长史。殷浩刚到，庾亮想派王胡之去南京公干。王胡之请求留下，说：“我很少见到德高望重的人，殷浩刚来，我还贪恋着和他叙谈几天呢。”
府奥：府是聚集之处，奥是堂奥内室。府奥的意思是心中底蕴。
蚤：早。
倾写：倾泻。
陈势：玄谈铺开的情势。
浩汗：浩瀚。曹丕《济川赋》：“漫浩汗而难测，眇不睹其垠际。”
众源：殷浩的学问来源多，融合儒释道，而且口才便机，“动人骇听”，在“文学”等处我们已多见诸人对其言谈的推崇。
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聚会，一般就是喝酒劝酒，聊官场故事进步快慢，房子财产之类的。而在古代，由于官员文化修养和理想信念不同，往往要高雅一些。譬如兰亭聚会，譬如写滕王阁序之类的，带有文艺沙龙性质，要现场创作。就连写信，有的也是谈人生哲学，风花雪月。谢安曾经给王胡之写信，写的都是诗以言志：“鲜冰玉凝，遇阳则消。素雪珠丽，洁不崇朝。膏以朗煎，兰由芳凋。哲人悟之，和任不摽（此句费解）。外不寄傲，内润琼瑶。如彼潜鸿，拂羽雪（云？）霄。”更不可能在聊天结束后，说自己水平低，人家学问广大，见识高明，文采出众。

8.81王仲祖称殷渊源：“非以长胜人，处长亦胜人。”
解释：
王濛夸殷浩，殷浩不但是第一流的清谈家，而且并不因为自己是第一流的清谈家而看不起其他人（的学理、口才）。桓温在本章的后面也说：“殷浩有德行和学问，如果让他做尚书、仆射，足以作为百官的楷模，不过朝廷用错了对方（叫他负责军政）”。
殷浩是“赏誉”中的男一号，后面会频频露面。他家族小，经营单薄，一出山就担任第一流的高官主持北伐，具体办事能力和运气不如谢安，所以后世就以成败论英雄了。后来殷浩被贬，居然耿耿于怀，念什么“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的诗句，还想着回朝做官，其早期说什么“官本是腐臭之物，所以做官前梦见棺材；钱本是粪土，所以发财前梦见脏东西”，总让人感慨。

8.83王长史谓林公：“真长可谓金玉满堂。”林公曰：“金玉满堂，复何为简选？”王曰：“非为简选，直致言处自寡耳。”
解释：
王濛、支道林评价刘惔。
金玉满堂：富有，《道德经•9》“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引申为学问丰富。
简选：简同柬、拣，简就是选，选择。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简能而用。”《吕氏春秋•简选》:“简选精良，兵械铦利，令能将将之。”《后汉书•朱儁传》:“故相率厉，简选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阳。”“刘惔满腹才华，又为何（平时清谈）字斟句酌？”
直致：费解。直白率真？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序》“至如曹刘，诗多直致，语少切对”；还是自然而然？《世说新语》引用袁宏《七贤序》论嵇康：“中散遣外之情最为高绝，不免世祸。将举体秀异，直致自高，故伤之者也。” 《资治通鉴•唐纪》上谓韩曰：“崔胤虽尽忠，然比卿颇用机数。”对曰：“凡为天下者，万国皆属之耳目，安可以机数欺之！莫若推诚直致，虽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也。” “直致”在中国诗学或者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古代汉语常常云山雾罩，在长期的阐释中，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各执一端，导致词语的内涵越来越丰富，甚至义项出现对立。但直致作为形容词而言，一般可以理解为自然天真或者自然有情致。在这里甚至不排除直致是衍文。我还见过另一种断句“直—致言处—自寡耳”——不过是到了言说的时候自然就话少了。
言处自寡：言说的时候自然少了——“吉人辞寡”，“言寡少，行寡悔”。或者处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非为简选，言自寡耳”——不是刘惔清谈时字酌句酌，而是吉人辞寡。

8.84王长史道江道群：“人可应有，乃不必有：人可应无，己必无。”
解释：
江道群：江灌，河南陈留郡圉县人，蔡邕的老乡，江统的侄子，永嘉南渡后江氏迁居会稽郡，也是大族之一。江灌“性方正，视权贵蔑如也，为大司马桓温所恶”，桓温去世后才出任尚书、中护军，又出任吴郡太守，还没到任便去世了。
“人可应有”句：见8.65的解释，其正确表述是“人所应有者，其必有，人所应无者，其必无”。如果一定要不校正的原文，只能理解为，人所赞誉的美好品性，他不一定有；人所厌恶的品性，他肯定没有。

8.85会稽孔沈、魏顗 、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孙兴公目之曰：“沈为孔家金，顗为魏家玉，虞为长琳宗，谢为弘道伏。”
解释：
汉末以来，吴郡逐渐形成“顾、陆、朱、张”四姓，会稽郡形成“虞、魏、孔、谢”四姓，所以西晋左思《吴都赋》中说，“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由于孙策起家为吴郡富春，政权在吴郡，孙策等对征服来的会稽郡采取了打压措施，吴郡四姓看不起会稽四姓。在而后的西晋朝廷中，会稽郡士族出仕很少。东晋以后，由于形势变化和北来侨籍大族子弟与原籍会稽的大族逐渐形成一个整体，先后支持东晋朝廷反对王敦、苏峻的叛乱，会稽郡地位逐渐提高，会稽籍子弟出仕越来越多。孙绰侨籍会稽，故要褒奖会稽郡人士。
孔沈：见2.44，侍中孔坦的堂弟。
魏顗：上虞魏家，字长齐，官至山阴令。何充“出为东阳太守，在郡甚有德政，荐征士虞喜，拔郡人谢奉、魏顗等以为佐吏”。
虞球、虞存：余姚虞家在三国时候就投资孙策，《三国志・注》中说：策书谓翻日：“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勿谓孙策作郡吏相持也。”山涛的孙子山遐在晋成帝司马衍时当余姚令，“当时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虞喜以藏户当弃市，遐欲绳喜。诸豪强莫不切齿于遐，言于执事，以喜有高节，不宜屈辱。又以遐辄造县舍，遂陷其罪……竟坐免官。”虞球字和琳，仕至黄门侍郎；虞存字道长，见3.17，后来当过尚书吏部郎。
宗：尊重，推崇。《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虞家应该推崇虞球、虞存。
谢奉字弘道，见6.33，他是会稽谢氏而不是陈郡谢氏，后任安南将军、丹阳尹、吏部尚书等。
伏：佩服（臣伏），使……佩服。《史记•项羽本纪》“众人皆伏”，韩愈《考功员外卢君墓铭》：“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学伏一世。”

8.86王仲祖、刘真长造殷中军谈，谈竟，俱载去。刘谓王曰：“渊源真可。”王曰：“卿故堕其云雾中。”
解释：
王濛、刘惔、殷浩是好友，永和名士之宗，而且都是当时司马昱的亲信，“入室之宾”。
造：拜访。
可：好。前已多见。
有人说，“卿”这个称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带有礼法上的要求，一般是尊贵对卑贱或者平辈间，譬如《世说新语•言语》中“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南史•陆慧晓传》中“贵人不可卿。而贱者可卿”。但这是个别讲究礼法的“原教旨主义者”，并非当时普遍的社交事实。从《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认为，“卿”仅仅不是敬称，就等于现在的“你”。
堕其云雾中：因为是赏誉，那就不是讽刺殷浩清谈云山雾罩，殷浩“清言妙辩玄致，当时名流皆为其美誉”，王濛是夸其言谈塑造了缥缈之境，使刘惔不知身处何地。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宁期此地忽相遇，惊喜茫如堕烟雾。”我们能注意到，形容一个人高兴、幸福，常常会“出神”，会说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自己在哪里。我们现在看演出，会发现舞台设计有时候会通过干冰放烟雾，营造迷幻环境；就连吃饭，所谓的海鲜硬菜，也会使用烟雾道具表示其高级的档次。

8.87刘尹每称王长史云：“性至通而自然有节。”
解释：刘惔经常夸王濛性情通达率真有节制。
《周礼•地官•掌节》：“凡通达於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大意是说，贸易（出入境）要通行天下的，必须要有工作证明（节）加上护照（传，文书）。没有工作证明，遇到检查（几，稽查）就不放行。
王弼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是自然的表现形式。他说，要克服“舍母用子”、“弃本适末”，坚持“用其诚”，实现“圣人达自然之性，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
嵇康认为，名教束缚了性情，要超越规矩、超越欲望而达到自由的境地。他说：“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大意是说，心里不故作高尚，所以能超越名声教化而任其自然；感情不被欲望所拘束，所以能审视贵贱之分而明白事理。事物道理明白，所以不违反“道”；超越名声任其自然，所以不在意是非对错。
傅玄认为，通脱放达导致社会风尚会推崇放纵无耻。他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
刘劭认为，每个人的性情不同，走在各自的发展方向说：“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大意是说，材质之性平正清淡，心思能知微妙玄理，能通晓自然之本性者，这是“道理”之人。
郭象认为，“夫仁义者，人之性也”，“君臣上下，乃天理自然”，“夫无为者，则群才万品各任其事而自当其责也”。
王濛少年时放纵不羁，王濛照镜自恋，王濛酒后跳舞，王濛贫贱自守，王濛谦虚宽厚，这就是“至通而自然有节”。

8.88王右军道谢万石“在林泽中，为自遒上”，叹林公“器朗神俊”，道祖士少“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道刘真长“标云柯而不扶疏”。
解释：王羲之品评谢万、支道林、祖约和刘惔。
谢万是王羲之的忘年交，王羲之仇人王述的女婿。他后来出任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协同桓温北伐。王羲之给桓温写信说：“谢万才流经通，使之处廊庙，固是后来之秀。今以之俯顺荒余，近是违才易务矣。”又写信给谢万说：“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碎，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当随事行藏耳。愿君每与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则尽善矣”，大意是说，谢万的才能在学问见识上，如果让他在中央朝廷，肯定是后起之秀；如今让他屈身去治理边境灾民，这就有违背他的才能而任用了……谢万你超越前贤、不屑于琐碎事务的风韵，而去屈身治理群民，主持军中琐细杂务，恐怕难以称心。然而所谓通达的见识，正是应当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决定如何行动。希望你常能与下层士兵同甘共苦，这就是完美的品行了。这里王羲之认为隐居在会稽山林中的谢万，自有卓越超群之气度。
支道林早有很大的清谈名声，2.63中他养马“重其神骏”，2.76中放鹤叹其“凌霄之姿”。支道林是“逍遥游”的大家，佛教玄学化或者玄学佛教化的重要人物，其精气神朗俊是自有之义。
祖约家祖上世代为官，“北州旧姓”“幽州冠族”，为“九世孝廉之家”、“世吏二千石”，祖约比王羲之年长得多，过江后曾经担任过司马睿朝廷从事中郎，主管人才选拔和推荐。祖约继承哥哥祖逖的兵马后，因为北方次等豪族流民和东晋朝廷门阀的矛盾，与苏峻一起起兵叛乱，兵败后投靠石勒被杀。因为祖约在祖逖的光环之下，而且是失败者，于是在历史记录中没有提及此人的特殊之处，人物形象不鲜明。但从王羲之的评价来看，他有独特的风采，“风采超过皮相，恐怕一辈子也难再见如此人物”（此时祖约应该已经被杀，故有此叹）。“领”不好解释，风领大体就是风范、风标的意思。“赏誉”刘孝标注中说：“戴俨……风标锋颖”。毛骨也许可以理解为偏义复词，就是指骨，指内在。
标云柯：高枝出云。东晋庾阐《游仙诗》：“玉树标云翠蔚，灵崖独拔奇卉”；明韩日缵： “峰前琪树发葱青，琼干标云三百尺”。
不扶疏：不枝繁叶茂。“汰侈”中石崇和王恺斗富：“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周敦颐《爱莲说》：“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丘之祷久矣”“天之自高”的刘惔虽然年仅36岁，但后世的声誉依旧很好。南北朝时，齐丹阳尹袁粲指着庭中柳树对刘惔的后人刘巘说：“人谓此是刘尹时树，每想高风……”

8.89简文目庾赤玉：“省率治除”。谢仁祖云：“庾赤玉胸中无宿物。”
解释：
司马昱、谢尚评论庾统（见8.69，庾亮侄儿，小名赤玉）。
省率治除：简省直接善于扫除，断舍离那样的极简主义。
胸中无宿物：不会因某事耿耿于怀，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指心胸开阔，做到《论语》中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宋代戴复古《杜仲高相遇约李尉》：胸中无地着尘埃，有我唯堪把酒杯。苦恨好山移不得，生憎俗客去还来。秋风吹老东篱菊，春信搀开北岭梅。管领风光须我辈，急吹短笛棹船回。
英国霍思曼《人如果能一世沉醉》：
人如果能一世沉醉，
爱爱，喝喝酒，打打架，
谁不愿一早起来？
谁不愿一晚就睡下？
无奈人有时也清醒，
也会东想想，西想想。
要是他们想，他们会
——一双手紧勒胸膛。

最近看了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世说的解释有部分需要修订。譬如
3.19桓公在荆州，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令史受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式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阁下过，见令史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意讥不著。桓公云：“我犹患其重。”
解释：
全欲：都欲，一心想。
威刑肃物：以严刑使人恭顺。袁世凯曾经对张之洞说：练兵之事，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命令就有官有钱，不从就吃一刀。
正：只。
朱衣：古代官员衣服的颜色有级别，唐代中高级官员才能着朱衣，但东晋令史是寒门管吏的职位，一般为八品。
桓式：桓温的三儿子桓歆，小字式。
“上捎云根”句：杖举得高入云霄，可打下来只是拂过地面。巧用对仗句。
这个故事是说桓温在当荆州刺史的时候以宽政收买人心，我们想想可能是有这么几层原因，一是晋代道教盛行，晋人崇尚老庄学说，当年张鲁在汉中就是就是搞忏悔来惩戒下属，一些人执政讲雅量，讲无为而治，不大对下属行霹雳手段。二是桓温府下往往是门阀子弟，一大堆人都在他那里历练，在门阀制度之下，贵族意识上升，桓温顺从了这种意志，犯了错桓温也不愿激起门阀冲突，只是小施惩戒，甚至不施惩戒，不伤和气，桓温这样的故事在《世说》中不少。三是桓温在打造独立小王国，不按朝廷法令，结果是荆州人只知桓温，不知皇帝，“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所用”。
在上古、中古时期，本来中下级官员做错事情要杖罚的，这是法内之刑。《晋书•王濛传》中说：“复为司徒左西属。濛以此职有谴则应受杖，固辞。诏为停罚，犹不就。”意思是朝廷让王濛去做司徒左西属，王濛认为这个职位犯错了要被杖罚，不肯去。发展到南北朝，杖罚制度还在，但就记录在档，不实行。《南齐书•陆澄传》中说：“郎官旧有坐杖，有名无实，澄在官积前后罚，一日并受千杖。”说明当时虽然有“法内”的杖罚，但朝廷已经做表面文章了。而隋朝之所以很快灭亡，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说，不能全归咎于隋炀帝的暴政，其中部分原因是杨坚搞“法外”，就失去了天下贵族之心，“其诸司论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隋书•文帝纪》）。
这种“刑不上大夫”局面到了元明时期发生改变，由于元代是少数民族政权，官员和皇帝有家臣关系，统治者沿袭其蒙古贵族统治的旧俗，大臣在殿廷上挨打偶有发生，甚至参知政事张珪被杖打之事，也有记载。明代由于朱元璋仇官情结严重，继承了元朝的“法外之刑”做法，实施过几次廷杖。朱棣认为廷杖不妥，取消了这个制度。而后宦官势力上升，王振、刘瑾和他们的皇帝等都用这种手段侮辱大臣，但在州府不能对有功名的人使用肉刑。由于大臣“法外之刑”被打，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的是皇帝的暴虐无道，挨打逐渐演变为荣誉，一个碌碌无名的京官由此可以获得很大的“流量”，有的官员妻子因为丈夫没有在劝诫皇帝的联名上书上签名，错过了挨打的机会而后悔不迭。有挨打官员的妻子将丈夫被打时飞出的屁股肉腌制起来，做成腊肉当成传家宝……这种攻防的转变发人深思。皇帝不尊重士人，那么士人自然可以不尊敬皇帝，这样便导致了君臣伦理裂痕越来越大，受廷杖之刑是“气节清誉”的表征。到了清代，该“法外之刑”就不存在了。

8.90殷中军道韩太常曰：“康伯少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及其发言遣辞，往往有情致。”
解释：
韩太常：韩伯，殷浩外甥，曾任吏部尚书，后升任太常，尚未到任就病死了，前已多见。
自标置：自我评价，引申为自视甚高，男人就这么自信。《晋书•刘惔传》：“其自标置如此”；《魏书•卢元明传》：“元明善自标置，不妄交游”；《北史•裴叔业传》：“后宣武闻粲善自标置，欲观其风度，令传詡就家急召之”。
居然：显然、宛然。《三国志•魏志•何夔传》：“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 杨万里《观雪》：“坐看深来尺许强，偏於薄暮发寒光。半空舞倦居然嬾，一点风特地忙。”
遣辞：遣词造句。
《晋书》中韩伯和刘惔同传，“刘韩俊爽，标置轶群”，“有情致”具体表述为“胜气笼霄，飞谈卷雾，并兰芬菊耀，无绝于终古矣”。说是“无绝于终古”，但事实上，没有著作和理论体系的言谈终归速朽。

8.91简文道王怀祖：“才既不长，于荣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许，便足对人多多许。”
解释：
司马昱评论王述，前已多见。“王述的那点真实直接，就超过他人很多很多”。
真率有很重要的美学意义，也许现在看来是“有情商”的反面，不过真是善美的基础，如果不真实，个人感觉痛苦，人际交往成本提高，社会进步渺茫。魏晋风流，个别人的举止惊世骇俗，但只要不失其真，仍有可取之处。

8.92林公谓王右军云：“长史作数百语，无非德音，如恨不苦。”王曰：“长史自不欲苦物。”
解释：
支道林和王羲之谈论王濛的清谈。支道林认为，王濛阐述的无非是些大道理，很遗憾没有相互诘难的辩论范。王羲之说，王濛的风格本就是不咄咄逼人。
王濛自认为，“（刘惔）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孙绰评论王濛“温润恬和”。
苦：诘难，令人辞穷。
物：人。
辩论是追求真理的必要途径，不过大多数争论与真理无关，而仅仅是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或者显现自己的才能，譬如从前的大学生辩论赛。美国教育家艾德勒说：“把交谈当做争论的人不管正确与否，只想充当一个对抗者，只想以成功地表示反对来获得胜利。用这种精神来读书的读者，阅读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出他能够反对的东西。对于那些爱好争辩的人来说，是总会找到挑起争辩的事端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和他争论。”

8.93殷中军与人书，道谢万“文理转遒，成殊不易。”
解释：
殷浩赞赏谢万在玄谈方面的进步。文辞义理逐渐强健，有这份成就（“成”未必是成就的意思，也许通“诚”，确实）很不容易。
由于汉代以来的举荐制度以及而后的九品中正制，臧否人物是当时的常态，只有极个别的官员或贵族不评价人物，这似乎是一种美德。不过你从来不在背后议论别人，也从来不伤害别人，以为可以明哲保身，其实这样同样会使你没有朋友。没有朋友，就是孤立，孤立就是其他人的敌人。嵇康说：“欲寡人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背后夸人，并且立字为据，是社交的一大诀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