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的朋友
钱穆先生的朋友 钱穆先生一九四九离开大陆后不久,他的著作就在大陆很快销声匿迹,很多年.后来死灰复燃,慢慢又由港台一一引进,直到<钱穆先生全集>也被引进,在北京出版.回想当初,比较先进来的书,或许就是<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合订本这部了.. 钱先生在<师友杂忆>书序中说,所记得的都是自己生命中重要部分,也是自己对生命的自惜,弥自珍重.又说可能成为研寻中国社会史的旁证,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了.
这本书早先读过,现在再读读,的确对我了解社会了解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张莼沤先生
钱先生初到香港，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时候，张先生就是一位热心的志愿者。一开始就来帮忙，二人本在大陆就是朋友，初识于抗战刚结束时的昆明。后来也就各奔东西，又过几年，其实互相已经不知对方在何地了。那天（1950）街头偶遇，钱先生才知老友也在九龙，而张先生，则说已经听说你在办学了，说“恨无力相助”，等学校开学，我来担任一班国文课，不受薪水，“聊表心意”吧。钱先生感子故意长，不好推辞，就接受了。而且说到就行动“同赴街市，访购课程用书。”后来开学，张先生就来教课，每周六七小时，“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学生亦皆敬服”。而且张先生的女儿亦来新亚入学。
当时大陆到香港的有学问的人很多。张先生之后，又有多人来新亚任教。钱先生说“港政府熟知其人皆中土闻人、政界先辈，故新亚虽极简陋，而港政府不加忽视。其端则自莼沤启之也。” 钱先生香港办学，已是五十多近六十岁。而张先生，更比他年长近十岁，到新亚任课，可说是一位老年志愿者了。义务教了一年多后，张先生离港到台湾，还荐贤自代，请了一位曾履川先生来任课。钱先生评曰，履川闽籍，服务银行界，乃十足道地一文人。莼沤交游所近，亦徵其性情流露之一斑矣。
回想钱穆先生和张先生初交在一九四五年以后，钱先生在昆明五华书院任教，常到附近图书馆看书。有一天上午，钱先生在省图书馆，有一位不认得的长者来邀他到家中午餐，并无介绍人，来者自我介绍，就是张维瀚（莼沤）先生（张先生本人时任政府的云贵监察使）。钱先生应邀到他家，二人从此开始几十年的友情，从云南到香港，后来又到台湾，从四十多岁（钱先生）到八十多岁。钱先生写《悼亡友张莼沤先生》时是八十五岁了（张先生享寿九十有四）。就在那一年（一九七九）春天，二人还曾互到家中相访（张先生先到素书楼，钱先生又回访）。后来张先生病故，钱先生正在香港，没有能亲吊其丧。在悼文中，钱先生说“窃意莼沤诚一性情中人，而丁此国难疲精劳神，或非性近。较之钱南园、栗成之辈，则不能无生不逢辰之嘅矣。此尤大可惋惜之一事也。然此岂莼沤一人之所值而已哉”（这里提到的栗成之、钱南园，都是莼沤先生云南的同乡，栗成之是滇戏的著名老生，钱南园曾从栗学唱）。 张先生政府高官（最后在台湾任监察院副院长，到退休）而所好在作诗，又擅书法，交游也多文人，所以钱先生会说“或非性近”“生不逢辰”等等吧。
两位先生的交往很有传奇性，一位高官自己到图书馆中，找到久仰其名的学者，先做自我介绍，再诚心邀请到家共进午餐。钱先生说“观其庭院整洁，花树幽蒨从，陈设雅净，听其言娓娓不倦，餐前餐后历数小时，无一语涉尘俗趣。”从此订交。香港重逢，以后张先生到了台湾，钱先生每到台湾仍是时相过从。后来钱先生返台，张先生自己带了大盆海棠花送到素书楼（此花也有故事，张先生到台湾居家，园中海棠每得钱先生欣赏。后来张先生任职监察院，公务繁忙，钱先生不大去他家，张先生特到以前他买花的花圃中买花相送）最后一次钱先生到张府回访，两位老先生一九十四，一八十五，张先生时患重听，钱先生每有语，都靠张先生女儿鼎钟在旁大声传达。而张先生还是十分健谈“其精神意态殆如八十左右人”。现在读到钱先生的文字，真是很有历史感。有点近乎读《论语》中孔夫子和几个学生各言自己志向的故事差不多的历史感。
还有一个张先生女儿鼎钟女士，钱先生文中只说到曾在新亚求学，成年以后事文中很少谈及，只说到两个女儿“更迭伴侍”，还有大声传达等。从其他资料得知，鼎钟女士在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后，在台湾多所大学任教过，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是一位知名的学者。母亲和父亲先后逝世后，她和其妹张鼎钰女士共同编辑出版了图片文集《张莼沤先生纪念集》（钱先生上述文字，就是为此书所写）和《张夫人孝余女士纪念集》，她和妹妹的孝行为台湾人士所称道。真是书香门第，不是我们这里某些不争气的官二代所能企及于万一的呀。
这本书早先读过,现在再读读,的确对我了解社会了解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张莼沤先生
钱先生初到香港，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时候，张先生就是一位热心的志愿者。一开始就来帮忙，二人本在大陆就是朋友，初识于抗战刚结束时的昆明。后来也就各奔东西，又过几年，其实互相已经不知对方在何地了。那天（1950）街头偶遇，钱先生才知老友也在九龙，而张先生，则说已经听说你在办学了，说“恨无力相助”，等学校开学，我来担任一班国文课，不受薪水，“聊表心意”吧。钱先生感子故意长，不好推辞，就接受了。而且说到就行动“同赴街市，访购课程用书。”后来开学，张先生就来教课，每周六七小时，“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学生亦皆敬服”。而且张先生的女儿亦来新亚入学。
当时大陆到香港的有学问的人很多。张先生之后，又有多人来新亚任教。钱先生说“港政府熟知其人皆中土闻人、政界先辈，故新亚虽极简陋，而港政府不加忽视。其端则自莼沤启之也。” 钱先生香港办学，已是五十多近六十岁。而张先生，更比他年长近十岁，到新亚任课，可说是一位老年志愿者了。义务教了一年多后，张先生离港到台湾，还荐贤自代，请了一位曾履川先生来任课。钱先生评曰，履川闽籍，服务银行界，乃十足道地一文人。莼沤交游所近，亦徵其性情流露之一斑矣。
回想钱穆先生和张先生初交在一九四五年以后，钱先生在昆明五华书院任教，常到附近图书馆看书。有一天上午，钱先生在省图书馆，有一位不认得的长者来邀他到家中午餐，并无介绍人，来者自我介绍，就是张维瀚（莼沤）先生（张先生本人时任政府的云贵监察使）。钱先生应邀到他家，二人从此开始几十年的友情，从云南到香港，后来又到台湾，从四十多岁（钱先生）到八十多岁。钱先生写《悼亡友张莼沤先生》时是八十五岁了（张先生享寿九十有四）。就在那一年（一九七九）春天，二人还曾互到家中相访（张先生先到素书楼，钱先生又回访）。后来张先生病故，钱先生正在香港，没有能亲吊其丧。在悼文中，钱先生说“窃意莼沤诚一性情中人，而丁此国难疲精劳神，或非性近。较之钱南园、栗成之辈，则不能无生不逢辰之嘅矣。此尤大可惋惜之一事也。然此岂莼沤一人之所值而已哉”（这里提到的栗成之、钱南园，都是莼沤先生云南的同乡，栗成之是滇戏的著名老生，钱南园曾从栗学唱）。 张先生政府高官（最后在台湾任监察院副院长，到退休）而所好在作诗，又擅书法，交游也多文人，所以钱先生会说“或非性近”“生不逢辰”等等吧。
两位先生的交往很有传奇性，一位高官自己到图书馆中，找到久仰其名的学者，先做自我介绍，再诚心邀请到家共进午餐。钱先生说“观其庭院整洁，花树幽蒨从，陈设雅净，听其言娓娓不倦，餐前餐后历数小时，无一语涉尘俗趣。”从此订交。香港重逢，以后张先生到了台湾，钱先生每到台湾仍是时相过从。后来钱先生返台，张先生自己带了大盆海棠花送到素书楼（此花也有故事，张先生到台湾居家，园中海棠每得钱先生欣赏。后来张先生任职监察院，公务繁忙，钱先生不大去他家，张先生特到以前他买花的花圃中买花相送）最后一次钱先生到张府回访，两位老先生一九十四，一八十五，张先生时患重听，钱先生每有语，都靠张先生女儿鼎钟在旁大声传达。而张先生还是十分健谈“其精神意态殆如八十左右人”。现在读到钱先生的文字，真是很有历史感。有点近乎读《论语》中孔夫子和几个学生各言自己志向的故事差不多的历史感。
还有一个张先生女儿鼎钟女士，钱先生文中只说到曾在新亚求学，成年以后事文中很少谈及，只说到两个女儿“更迭伴侍”，还有大声传达等。从其他资料得知，鼎钟女士在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后，在台湾多所大学任教过，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是一位知名的学者。母亲和父亲先后逝世后，她和其妹张鼎钰女士共同编辑出版了图片文集《张莼沤先生纪念集》（钱先生上述文字，就是为此书所写）和《张夫人孝余女士纪念集》，她和妹妹的孝行为台湾人士所称道。真是书香门第，不是我们这里某些不争气的官二代所能企及于万一的呀。
改写一遍
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钱穆先生在云南昆明五华书院执教。某日无课，他去附近省立图书馆看书。忽有一位不认识的人前来招呼，来人约有六十岁上下，自我介绍姓名和生平简历，说是久仰先生学问文章，今日特来邀请，请到寒舍便饭，等等。
这位先生就是张维瀚（莼沤）先生（张先生本人时任政府的云贵监察使）。钱先生那天应邀到他家，二人从此开始几十年的友情，从云南到香港，后来又到台湾，从四十多岁（钱先生）到八十多岁。钱先生写《悼亡友张莼沤先生》时是八十五岁了（张先生享寿九十有四）。回忆当初，。钱先生说“观其庭院整洁，花树幽蒨从，陈设雅净，听其言娓娓不倦，餐前餐后历数小时，无一语涉尘俗趣。”从此订交以后，钱先生回了江南，再过几年，就一九四九， 钱先生初到香港，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时候，那天（1950）街头偶遇，钱先生才知老友也在九龙，而张先生，则说已经听说你在办学了，说“恨无力相助 ”并说
等学校开学，我来担任一班国文课，不受薪水，“聊表心意”吧。钱先生感子故意长，不好推辞，就接受了。而且说到就行动“同赴街市，访购课程用书。”后来新亚书院开学，张先生就来教课，每周六七小时，“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学生亦皆敬服”。而且张先生的女儿亦来新亚入学。 这件事，对钱先生，对新亚的帮助，还不只是教课不取报酬。钱先生文中说 ， 当时大陆到香港的有学问的人很多。张先生之后，又有多人来新亚任教。“港政府熟知其人皆中土闻人、政界先辈，故新亚虽极简陋，而港
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钱穆先生在云南昆明五华书院执教。某日无课，他去附近省立图书馆看书。忽有一位不认识的人前来招呼，来人约有六十岁上下，自我介绍姓名和生平简历，说是久仰先生学问文章，今日特来邀请，请到寒舍便饭，等等。
这位先生就是张维瀚（莼沤）先生（张先生本人时任政府的云贵监察使）。钱先生那天应邀到他家，二人从此开始几十年的友情，从云南到香港，后来又到台湾，从四十多岁（钱先生）到八十多岁。钱先生写《悼亡友张莼沤先生》时是八十五岁了（张先生享寿九十有四）。回忆当初，。钱先生说“观其庭院整洁，花树幽蒨从，陈设雅净，听其言娓娓不倦，餐前餐后历数小时，无一语涉尘俗趣。”从此订交以后，钱先生回了江南，再过几年，就一九四九， 钱先生初到香港，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时候，那天（1950）街头偶遇，钱先生才知老友也在九龙，而张先生，则说已经听说你在办学了，说“恨无力相助 ”并说
等学校开学，我来担任一班国文课，不受薪水，“聊表心意”吧。钱先生感子故意长，不好推辞，就接受了。而且说到就行动“同赴街市，访购课程用书。”后来新亚书院开学，张先生就来教课，每周六七小时，“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学生亦皆敬服”。而且张先生的女儿亦来新亚入学。 这件事，对钱先生，对新亚的帮助，还不只是教课不取报酬。钱先生文中说 ， 当时大陆到香港的有学问的人很多。张先生之后，又有多人来新亚任教。“港政府熟知其人皆中土闻人、政界先辈，故新亚虽极简陋，而港
政府不加忽视。其端则自莼沤启之也。” 当年 钱先生香港办学，已是五十多近六十岁。而张先生，更比他年长近十岁，到新亚任课，可说是一位老年志愿者了。
义务教了一年多后，张先生离港举家到台湾，还荐贤自代，请了一位曾履川先生来新亚。钱先生评曰，履川闽籍，服务银行界，乃十足道地一文人。莼沤交游所近，亦徵其性情流露之一斑矣。
张先生到了台湾，钱先生还在香港。每到台湾仍是时相过从。十多年后钱先生返台，自然仍是时相过从，后来张先生任职监察院，公务繁忙，钱先生不大去他家，张先生特到以前他买花的花圃中买花自己带了大盆海棠花送到素书楼（此花也有故事，张先生到台湾居家，园中海棠每得钱先生欣赏）最后一次二人见面，仍是张先生到素书楼探望，然后钱先生到张府回访，此时两位老先生一九十四，一八十五，张先生时患重听，钱先生每有语，都靠张先生女儿鼎钟在旁大声传达。而张先生还是十分健谈“其精神意态殆如八十左右人”。此后张先生还由女儿陪同，出国游览。没有料到当年秋后，钱先生正去香港，忽传张先生在医院病逝。没有能亲吊其丧。在悼文中，钱先生写道“窃意莼沤诚一性情中人，而丁此国难疲精劳神，或非性近。较之钱南园、栗成之辈，则不能无生不逢辰之嘅矣。此尤大可惋惜之一事也。然此岂莼沤一人之所值而已哉”（这里提到的栗成之、钱南园，都是莼沤先生云南的同乡，栗成之是滇戏的著名老生，钱南园曾从栗学唱。钱先生曾在张先生家同听钱南园唱的滇戏）。 张先生政府高官（最后在台湾任监察院副院长，到退休）而所好在作诗，又擅书法，好观剧，交游也多文人，所以钱先生会说“或非性近”“生不逢辰”等等吧。
两位先生的交往很有传奇性，一位高官自己到图书馆中，找到久仰其名的学者，先做自我介绍，再诚心邀请到家共进午餐。以后几十年的故事，都在钱先生文中重现。现在读到钱先生的文字，真是很有历史感。有点近乎读《论语》中孔夫子和几个学生各言自己志向的故事差不多的历史感。
张先生女儿鼎钟女士，钱先生文中只说到曾在新亚求学，成年以后事文中很少谈及，只说到张先生晚年有两个女儿“更迭伴侍”，还有上述大声传达等。从其他资料得知，鼎钟女士在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后，在台湾多所大学任教过，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是一位知名的学者。母亲和父亲先后逝世后，她和其妹张鼎钰女士共同编辑出版了图片文集《张莼沤先生纪念集》（钱先生上述文字，就是为此书所写）和《张夫人孝余女士纪念集》，她和妹妹的孝行为台湾人士所称道。真是书香门第，不是我们这里某些不争气的官二代所能企及于万一的呀。
钱先生写的《悼亡友张莼沤先生》，是作为《师友杂忆》的附录被我读到的，早期出版的版本是没有这个附录（十多篇文字）的。大陆引进的版本，也是有的有，有的没有的。（九州出版的《师友杂忆》有此附录）
此据闲闲书话帖子《钱穆先生的朋友（一）》改写，原帖附下。
钱穆先生一九四九离开大陆后不久,他的著作就在大陆很快销声匿迹,很多年.后来死灰复燃,慢慢又由港台一一引进,直到<钱穆先生全集>也被引进,在北京出版.回想当初,比较先进来的书,或许就是<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合订本这部了.. 钱先生在<师友杂忆>书序中说,所记得的都是自己生命中重要部分,也是自己对生命的自惜,弥自珍重.又说可能成为研寻中国社会史的旁证,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了. 这本书早先读过,现在再读读,的确对我了解社会了解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张莼沤先生 钱先生初到香港，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时候，张先生就是一位热心的志愿者。一开始就来帮忙，二人本在大陆就是朋友，初识于抗战刚结束时的昆明。后来也就各奔东西，又过几年，其实互相已经不知对方在何地了。那天（1950）街头偶遇，钱先生才知老友也在九龙，而张先生，则说已经听说你在办学了，说“恨无力相助”，等学校开学，我来担任一班国文课，不受薪水，“聊表心意”吧。钱先生感子故意长，不好推辞，就接受了。而且说到就行动“同赴街市，访购课程用书。”后来开学，张先生就来教课，每周六七小时，“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学生亦皆敬服”。而且张先生的女儿亦来新亚入学。 当时大
义务教了一年多后，张先生离港举家到台湾，还荐贤自代，请了一位曾履川先生来新亚。钱先生评曰，履川闽籍，服务银行界，乃十足道地一文人。莼沤交游所近，亦徵其性情流露之一斑矣。
张先生到了台湾，钱先生还在香港。每到台湾仍是时相过从。十多年后钱先生返台，自然仍是时相过从，后来张先生任职监察院，公务繁忙，钱先生不大去他家，张先生特到以前他买花的花圃中买花自己带了大盆海棠花送到素书楼（此花也有故事，张先生到台湾居家，园中海棠每得钱先生欣赏）最后一次二人见面，仍是张先生到素书楼探望，然后钱先生到张府回访，此时两位老先生一九十四，一八十五，张先生时患重听，钱先生每有语，都靠张先生女儿鼎钟在旁大声传达。而张先生还是十分健谈“其精神意态殆如八十左右人”。此后张先生还由女儿陪同，出国游览。没有料到当年秋后，钱先生正去香港，忽传张先生在医院病逝。没有能亲吊其丧。在悼文中，钱先生写道“窃意莼沤诚一性情中人，而丁此国难疲精劳神，或非性近。较之钱南园、栗成之辈，则不能无生不逢辰之嘅矣。此尤大可惋惜之一事也。然此岂莼沤一人之所值而已哉”（这里提到的栗成之、钱南园，都是莼沤先生云南的同乡，栗成之是滇戏的著名老生，钱南园曾从栗学唱。钱先生曾在张先生家同听钱南园唱的滇戏）。 张先生政府高官（最后在台湾任监察院副院长，到退休）而所好在作诗，又擅书法，好观剧，交游也多文人，所以钱先生会说“或非性近”“生不逢辰”等等吧。
两位先生的交往很有传奇性，一位高官自己到图书馆中，找到久仰其名的学者，先做自我介绍，再诚心邀请到家共进午餐。以后几十年的故事，都在钱先生文中重现。现在读到钱先生的文字，真是很有历史感。有点近乎读《论语》中孔夫子和几个学生各言自己志向的故事差不多的历史感。
张先生女儿鼎钟女士，钱先生文中只说到曾在新亚求学，成年以后事文中很少谈及，只说到张先生晚年有两个女儿“更迭伴侍”，还有上述大声传达等。从其他资料得知，鼎钟女士在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后，在台湾多所大学任教过，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是一位知名的学者。母亲和父亲先后逝世后，她和其妹张鼎钰女士共同编辑出版了图片文集《张莼沤先生纪念集》（钱先生上述文字，就是为此书所写）和《张夫人孝余女士纪念集》，她和妹妹的孝行为台湾人士所称道。真是书香门第，不是我们这里某些不争气的官二代所能企及于万一的呀。
钱先生写的《悼亡友张莼沤先生》，是作为《师友杂忆》的附录被我读到的，早期出版的版本是没有这个附录（十多篇文字）的。大陆引进的版本，也是有的有，有的没有的。（九州出版的《师友杂忆》有此附录）
此据闲闲书话帖子《钱穆先生的朋友（一）》改写，原帖附下。
钱穆先生一九四九离开大陆后不久,他的著作就在大陆很快销声匿迹,很多年.后来死灰复燃,慢慢又由港台一一引进,直到<钱穆先生全集>也被引进,在北京出版.回想当初,比较先进来的书,或许就是<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合订本这部了.. 钱先生在<师友杂忆>书序中说,所记得的都是自己生命中重要部分,也是自己对生命的自惜,弥自珍重.又说可能成为研寻中国社会史的旁证,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了. 这本书早先读过,现在再读读,的确对我了解社会了解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张莼沤先生 钱先生初到香港，白手起家，创办新亚书院时候，张先生就是一位热心的志愿者。一开始就来帮忙，二人本在大陆就是朋友，初识于抗战刚结束时的昆明。后来也就各奔东西，又过几年，其实互相已经不知对方在何地了。那天（1950）街头偶遇，钱先生才知老友也在九龙，而张先生，则说已经听说你在办学了，说“恨无力相助”，等学校开学，我来担任一班国文课，不受薪水，“聊表心意”吧。钱先生感子故意长，不好推辞，就接受了。而且说到就行动“同赴街市，访购课程用书。”后来开学，张先生就来教课，每周六七小时，“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学生亦皆敬服”。而且张先生的女儿亦来新亚入学。 当时大
抗战期间，严先生还在武汉大学（时在嘉定）求学，那时他就和几位好友一起建议校方聘请钱穆先生来校授课。校长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钱穆先生也接受了武汉大学的聘请，于是青年严先生就成了钱先生的学生。后来钱先生在齐鲁大学主持国学研究所，严先生武大毕业，又曾来此跟随钱先生学习研究。二人师生关系维持多年，严先生晚年所作《从师问学六十年》中记载了他和钱先生相处的五十多年种种。严先生都是以从师问学的后学身份来记述的。
为什么可以说严先生是钱穆先生的朋友，而且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朋友关系？我觉得还是有理由的。
钱先生《师友杂忆》书中写了不少关于严先生的事。写到武大和齐鲁国学研究所时事，是写“严生”，《素书楼余渖》书中所收钱先生给严先生书信，也是称之为“归田老弟”“弟”等，仍是老师身份。但是从许多书信内容看，书信内容看，就可知道所谓的亦师亦友这四个字，不可错误理解为只是关系中的某一方的谦词。
钱先生《国史大纲》出版以后，多年只有重印没有新版，乃有严先生愿意为此做些工作。两位先生就此时书信往来，合作此事。《素书楼余渖》中收有钱先生所写二信，此处片段摘录从中可见师友关系之一斑。“接读上月二十九日来书，愿为拙著《国史大纲》尽校補之劳，不胜欣感 。”“補地图一事，穆久有此意。穆素极欣赏西方学者所为历史地图，其插入历史书中者，能曲折达出书中精要处，著墨不多，而活泼变动。王恢于史事未能会通，恐其看拙著，未能把握穆之著意处，则甚难落笔。”“弟若能有兴趣担任此事更佳，或由弟绘草，由王恢君依草作图，如香港学生中能由弟面示绘成则更佳。前函未提及，恐弟无意为此事多尽力，今承弟提及，故敢相烦。”另外一信“来书及《国史大纲》下册校本均早收到。因渡岁及其他事冗杂相乘，直至前日始将尊校《国史大纲》下册启封，即照誊一过。”“昨日王恢来。已将插图繪就四幅。彼亦事忙，已嘱其加速绘出以赴商务预定付排之期……。此事费弟多少精力甚以为感。”“一书既成，亦只有仍之。若要在体裁或内容有改进，此极费力，所以著书戒速就也。”前后二信，相距不过一百天，严先生就为钱先生此书全校了了一遍。钱先生在前第一书中就说，“穆私认能校此书者，亦唯吕师与赞虞二人而已。今则不能不有望于弟焉。”在这第二书中还讲到一段自己这几个月里的工作生活和感想吧，极能说明钱先生和严先生的朋友关系，录之于下。
“去冬为此间博物院讲理学与艺术一题，看了许多宋人画论，理出一头绪，颇自欣悦。数日前，写成一论文自谓可创辟治中国绘画史及艺术史者一新途径。总之学问贵会通，若只就画论画，就艺术论艺术，亦如就经论经，就文史论文史，凡所窥见先自限在一隅，不能有通方之见也。又在东海大学讲中国文化传统下之文史学两讲，虽只举极粗浅事作例，然寓意可深看。尚未得暇写出讲辞，拟在此下半月一月内写出，终恨不能有人作畅快之谈话资料。学术界尽在颓废堕落中，唯王恢能在沿革地理方面时时来谈，亦颇肯用心，亦稍有成就，回念彼在新亚得吾弟教导之力不少，目前吾侪亦只有如此稍尽自己一分力量，英才有志，可遇不可求，未可必欲得之，亦无奈何耳。有一文化学院学生肯读《朱子新学案》，已能读完，亦大不易得。匆匆略道一二，专此顺颂俪祉”。此信中若没有那“吾弟”二字，谁能读出这是写给学生而不是写给朋友的？
亦师亦友，一般好像是指名分上不是师生只是实际上一方是把对方看做老师的。现在严先生方面是始终把钱先生看做老师的，但是在钱先生方面，虽然称谓上保持老师对学生常用的“弟”字，但是心情上，却把严先生看作不可多得的，谈得来的朋友，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朋友。这一点，严先生也是体会得到的。
严先生《从师问学六十年》书中前十年是说的小学中学的老师。然后在武汉大学开始从钱穆先生，以下写了严先生从钱先生问学五十年的事。其中自然也写了这校補《国史大纲》的事。说到“先生原则确定后，我即遵从此项原则，将所发现脱误之处校出，，上册发现脱误较多，并将史前部分稍作补充。因为抗战以后，大陆各地发现史前考古资料极为丰富，中国史前史已完全改观……故据当时已发现考古资料稍作准增补。”另外有谈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牟润孙将退休时，大学于五月发出征聘广告，许多人劝严先生应征，唐君毅先生和梅贻宝校长也力劝严先生出任此职。严先生以为做这个对于自己有害无益，不加考虑。即使别人会以为你不做总是你不如人也不关紧要。做行政工作不合自己才性，又定会影响自己研究工作。严先生把自己想法详细告诉了梅校长唐先生等，他们还是劝他出任。只有钱先生赞同他不任此职的决定。严先生写到“先生知我最深，所以他的意见正是我的考虑。前此我希望先生为学术急流勇退，这次先生欣喜我为学术作出反常的决定，更显得我们师生心神俱契。”
后来，钱先生素书楼讲学结束，最终退休，年事日高，目力也日益减退。严先生也退休回香港。在一九八九年，严先生说，自念已入老境只想集中精力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计划。但是这年却接受台北东吴大学之邀，临时讲学三个月。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利用此机会，可以“常得趋侍”。在这一段时间，严先生住东吴大学教授宿舍，到素书楼只有几分钟步行的距离。严先生在东吴，讲的是中国政治制度史述论。“有时请教先生意见，偶尔也能清楚地指示。”“有时常见浑噩，似无所知。“”不论先生神志如何，我都侍坐颇久，一则可能略解先生枯寂，一则也警觉到机会已不会很多。”等等等等。
最后一次，严先生离开台湾回香港，告别那天，钱先生问了严先生两个问题“我这样大年龄了，你想该不该仍写文章？”“现在学术界对于我治学的看法如何？”严先生一一回答后，书中这样写“他高兴的微笑。不想那已是最后一次的论学！”
以上所有引文，分别原见《素书楼余渖》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二书。 再引一小段严先生书结尾的话“记得钱师曾有一次谓我曰，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此论近似诡异，但想起来确有至理。现在宾师、莲生的言行状貌历历在目，我则不但顿失两大精神支柱，而且我留在他们两人心目中的形象意趣已完全幻灭了。是犹我已向死亡迈近了一步，岂仅孤单之感而已！”（莲生，就是杨联陞先生）如果看了这二书中更多内容，当更可以相信我说的两位先生既是师生关系，后来更是不一般的朋友关系！
为什么可以说严先生是钱穆先生的朋友，而且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朋友关系？我觉得还是有理由的。
钱先生《师友杂忆》书中写了不少关于严先生的事。写到武大和齐鲁国学研究所时事，是写“严生”，《素书楼余渖》书中所收钱先生给严先生书信，也是称之为“归田老弟”“弟”等，仍是老师身份。但是从许多书信内容看，书信内容看，就可知道所谓的亦师亦友这四个字，不可错误理解为只是关系中的某一方的谦词。
钱先生《国史大纲》出版以后，多年只有重印没有新版，乃有严先生愿意为此做些工作。两位先生就此时书信往来，合作此事。《素书楼余渖》中收有钱先生所写二信，此处片段摘录从中可见师友关系之一斑。“接读上月二十九日来书，愿为拙著《国史大纲》尽校補之劳，不胜欣感 。”“補地图一事，穆久有此意。穆素极欣赏西方学者所为历史地图，其插入历史书中者，能曲折达出书中精要处，著墨不多，而活泼变动。王恢于史事未能会通，恐其看拙著，未能把握穆之著意处，则甚难落笔。”“弟若能有兴趣担任此事更佳，或由弟绘草，由王恢君依草作图，如香港学生中能由弟面示绘成则更佳。前函未提及，恐弟无意为此事多尽力，今承弟提及，故敢相烦。”另外一信“来书及《国史大纲》下册校本均早收到。因渡岁及其他事冗杂相乘，直至前日始将尊校《国史大纲》下册启封，即照誊一过。”“昨日王恢来。已将插图繪就四幅。彼亦事忙，已嘱其加速绘出以赴商务预定付排之期……。此事费弟多少精力甚以为感。”“一书既成，亦只有仍之。若要在体裁或内容有改进，此极费力，所以著书戒速就也。”前后二信，相距不过一百天，严先生就为钱先生此书全校了了一遍。钱先生在前第一书中就说，“穆私认能校此书者，亦唯吕师与赞虞二人而已。今则不能不有望于弟焉。”在这第二书中还讲到一段自己这几个月里的工作生活和感想吧，极能说明钱先生和严先生的朋友关系，录之于下。
“去冬为此间博物院讲理学与艺术一题，看了许多宋人画论，理出一头绪，颇自欣悦。数日前，写成一论文自谓可创辟治中国绘画史及艺术史者一新途径。总之学问贵会通，若只就画论画，就艺术论艺术，亦如就经论经，就文史论文史，凡所窥见先自限在一隅，不能有通方之见也。又在东海大学讲中国文化传统下之文史学两讲，虽只举极粗浅事作例，然寓意可深看。尚未得暇写出讲辞，拟在此下半月一月内写出，终恨不能有人作畅快之谈话资料。学术界尽在颓废堕落中，唯王恢能在沿革地理方面时时来谈，亦颇肯用心，亦稍有成就，回念彼在新亚得吾弟教导之力不少，目前吾侪亦只有如此稍尽自己一分力量，英才有志，可遇不可求，未可必欲得之，亦无奈何耳。有一文化学院学生肯读《朱子新学案》，已能读完，亦大不易得。匆匆略道一二，专此顺颂俪祉”。此信中若没有那“吾弟”二字，谁能读出这是写给学生而不是写给朋友的？
亦师亦友，一般好像是指名分上不是师生只是实际上一方是把对方看做老师的。现在严先生方面是始终把钱先生看做老师的，但是在钱先生方面，虽然称谓上保持老师对学生常用的“弟”字，但是心情上，却把严先生看作不可多得的，谈得来的朋友，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朋友。这一点，严先生也是体会得到的。
严先生《从师问学六十年》书中前十年是说的小学中学的老师。然后在武汉大学开始从钱穆先生，以下写了严先生从钱先生问学五十年的事。其中自然也写了这校補《国史大纲》的事。说到“先生原则确定后，我即遵从此项原则，将所发现脱误之处校出，，上册发现脱误较多，并将史前部分稍作补充。因为抗战以后，大陆各地发现史前考古资料极为丰富，中国史前史已完全改观……故据当时已发现考古资料稍作准增补。”另外有谈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牟润孙将退休时，大学于五月发出征聘广告，许多人劝严先生应征，唐君毅先生和梅贻宝校长也力劝严先生出任此职。严先生以为做这个对于自己有害无益，不加考虑。即使别人会以为你不做总是你不如人也不关紧要。做行政工作不合自己才性，又定会影响自己研究工作。严先生把自己想法详细告诉了梅校长唐先生等，他们还是劝他出任。只有钱先生赞同他不任此职的决定。严先生写到“先生知我最深，所以他的意见正是我的考虑。前此我希望先生为学术急流勇退，这次先生欣喜我为学术作出反常的决定，更显得我们师生心神俱契。”
后来，钱先生素书楼讲学结束，最终退休，年事日高，目力也日益减退。严先生也退休回香港。在一九八九年，严先生说，自念已入老境只想集中精力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计划。但是这年却接受台北东吴大学之邀，临时讲学三个月。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想利用此机会，可以“常得趋侍”。在这一段时间，严先生住东吴大学教授宿舍，到素书楼只有几分钟步行的距离。严先生在东吴，讲的是中国政治制度史述论。“有时请教先生意见，偶尔也能清楚地指示。”“有时常见浑噩，似无所知。“”不论先生神志如何，我都侍坐颇久，一则可能略解先生枯寂，一则也警觉到机会已不会很多。”等等等等。
最后一次，严先生离开台湾回香港，告别那天，钱先生问了严先生两个问题“我这样大年龄了，你想该不该仍写文章？”“现在学术界对于我治学的看法如何？”严先生一一回答后，书中这样写“他高兴的微笑。不想那已是最后一次的论学！”
以上所有引文，分别原见《素书楼余渖》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二书。 再引一小段严先生书结尾的话“记得钱师曾有一次谓我曰，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此论近似诡异，但想起来确有至理。现在宾师、莲生的言行状貌历历在目，我则不但顿失两大精神支柱，而且我留在他们两人心目中的形象意趣已完全幻灭了。是犹我已向死亡迈近了一步，岂仅孤单之感而已！”（莲生，就是杨联陞先生）如果看了这二书中更多内容，当更可以相信我说的两位先生既是师生关系，后来更是不一般的朋友关系！
（三）钱基博先生
前面说严先生钱先生可称亦师亦友，这钱基博先生年长于钱宾四先生，后者平日称之为叔，也敬事之如师。宾四先生《国学概论》书成每章都给基博先生寄去，最后并请之作序。或亦可说亦师亦友吧。
钱穆先生师友杂忆中说道
“余在厦门集美无锡三师苏州中学三校，校内敬事者有钱子泉，校外敬事者有金松岑，皆前辈典型人也。”
但是我们今天，对于这两位被钱先生敬事的前辈典型人，却真正知之甚少。或者只知道子泉就是钱基博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父亲这一点。
子泉先生十六岁时，就在梁启超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表文章，而且是四万字的学术文章《中国舆地大势论》，二十四岁辛亥革命后，钱先生参加苏浙联军（革命军），军衔中校。“戎马仓皇，未尝废文史”所撰文章，一时传诵。但是 当时“革命新成功，同事者罔不恣意声伎以歌舞升平”，每天晚上军部的人都去玩声色犬马，只有他自己“独留守，挟册吟讽，中宵琅琅”反而被人笑话。不久，基博先生就辞职回家。随后发生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失败等事，先生在家中，乃有赵秉钧、冯国璋两处都督来招请当秘书，又有无锡一位校长想请他到小学当老师。这位校长想，钱先生“文章有高名，而自二十岁奔走江南北，月薪常在二百金以外”现在又有两处都督在请，小学里月工资只有二十元，每周要上课二十四节，恐怕请不来。没有想到钱先生居然不去当都督的秘书，却应聘前来无锡县立第一小学做国文教员。“自此委身教育，二十二年以来，历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国文史地教员，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经学教员及教务长，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第四中山大学中国语文系主任，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这里说的“二十二年”是从那年做小学校老师到民国二十四年他写一篇自传时止（引号内文字就是引自这自传）。“其为教也，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弘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他这样说，也这样做。所以钱穆先生说他是前辈典型人也。
钱宾四先生《晚学拾零》之“为学与做人”（载先生全集《素书楼余渖》书中）说“中国人主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实为学与做人，亦人生之两端，亦贵兼顾而用，使各得其中。”又说“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即学在做人。三十而立，则已能自立成人。……是孔子毕生为学，亦学在做人而已。”为什么孔子说“小人哉，樊迟也”？今人或以为孔子轻视劳动，樊迟要学农、学圃，就被孔子看不起。其实不然，钱先生说“盖樊迟志在学一艺，而不志在学做人，故孔子讥之如此。”接下去钱先生又说，《论语》四子言志“子路、冉有、公西华或主治军、或主理财、或主外交，所志皆在一艺，而曾点则仅言日常生活，志在为人，而孔子与之。”赞许他了。
钱先生敬事钱基博先生，说是“前辈典型人也”。这前辈典型人，看来也是指的为人，而不是指的学问高、本领大吧。
基博先生《自传》（四十多岁时所写）中写到，民国初年“二次革命失败，直隶都督赵秉钧，江苏都督冯国璋……皆以秘书为招”基博先生没有去，而去做了小学老师。为什么不去做秘书？他说“基博自以奉职南方军府，丈夫立身，岂容反复；议论异同，只以救世难而非以图身利，又目睹世乱方兴，飞书去檄，不过以文字为藩府作口舌，文章不以经国，而莠言乱政，匪所思存，谢不往也。”
基博先生自传中还讲到民国初年二十六岁时参加进德会的事。说“会之成立，其大旨以革命必先革心，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相约以不为自律，最高者八不，降杂以次至三不者为末级。而基博则卑之不敢高论，只以不吸烟，不赌博，不狎妓，不纳妾四事自约敕。”到写自传的时候，二十多年过去，基博先生说“诸公衮衮，纳妾者不可以更仆数，其他细德出入更无论矣。”而基博先生自己“独基博龌龊小儒，乃不敢犯戒耳。”坚持这四不，不违反一点的。此事而写入自传，可见先生对于修身做人之重视，真是前辈典型人也。
还有一个典型事例： 钱基博先生民国十六年被聘担任第四中山大学（南京）国文系主任。做了半个月，就辞职回无锡了。他自己说，当时国文系改组，教授副教授都要系主任提名供校长聘任。钱先生到任，见各方要人的推荐信多多。有一天，院长又领来一人说这人有蒋总司令给校长的介绍信。钱先生对来人说，蒋总司令对谁可以当军长师长，是有权决定，可是对于谁可以当老师，需要什么知识，就不一定清楚了。来人又拿出段祺瑞、孙传芳两封来信，说我送自己的著作《清代朴学大师传》给他们，他们读过后都说好，这里就是他们的来信。基博先生说，大作我也读过的，很佩服。不过送给段祺瑞、孙传芳他们，却反而降低了价值。当年孔夫子写书，也没听说送给季孙他们看的。来人不高兴了，直接问，那么国文系能不能聘任我做教授？钱先生回答，一定奉屈！不过系里正和文学院在商订聘任条例，还得教授会通过。如果先生和这条例相符，就是没有这总司令的信，也不敢不奉屈。来人大怒，不辞而出。后来又有理学院院长拿来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某某某某某某等三人可国文系教授。下面签名是蔡元培。钱先生说，这是朱批上谕了。于是钱先生就留一张条子，向文学院院长告辞，回无锡去了。
汤晏先生有一本书《一代才子钱钟书》。这本书里，摘有原见《光华大学半月刊》的基博先生训子书一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人为愧”，这信写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去今七十多年了。窃以为，基博先生所说这两句，至今仍然可作为座右铭送给青年才俊，前辈典型人，真不是浪得虚名啊。
前面说严先生钱先生可称亦师亦友，这钱基博先生年长于钱宾四先生，后者平日称之为叔，也敬事之如师。宾四先生《国学概论》书成每章都给基博先生寄去，最后并请之作序。或亦可说亦师亦友吧。
钱穆先生师友杂忆中说道
“余在厦门集美无锡三师苏州中学三校，校内敬事者有钱子泉，校外敬事者有金松岑，皆前辈典型人也。”
但是我们今天，对于这两位被钱先生敬事的前辈典型人，却真正知之甚少。或者只知道子泉就是钱基博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父亲这一点。
子泉先生十六岁时，就在梁启超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表文章，而且是四万字的学术文章《中国舆地大势论》，二十四岁辛亥革命后，钱先生参加苏浙联军（革命军），军衔中校。“戎马仓皇，未尝废文史”所撰文章，一时传诵。但是 当时“革命新成功，同事者罔不恣意声伎以歌舞升平”，每天晚上军部的人都去玩声色犬马，只有他自己“独留守，挟册吟讽，中宵琅琅”反而被人笑话。不久，基博先生就辞职回家。随后发生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失败等事，先生在家中，乃有赵秉钧、冯国璋两处都督来招请当秘书，又有无锡一位校长想请他到小学当老师。这位校长想，钱先生“文章有高名，而自二十岁奔走江南北，月薪常在二百金以外”现在又有两处都督在请，小学里月工资只有二十元，每周要上课二十四节，恐怕请不来。没有想到钱先生居然不去当都督的秘书，却应聘前来无锡县立第一小学做国文教员。“自此委身教育，二十二年以来，历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国文史地教员，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经学教员及教务长，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第四中山大学中国语文系主任，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这里说的“二十二年”是从那年做小学校老师到民国二十四年他写一篇自传时止（引号内文字就是引自这自传）。“其为教也，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弘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他这样说，也这样做。所以钱穆先生说他是前辈典型人也。
钱宾四先生《晚学拾零》之“为学与做人”（载先生全集《素书楼余渖》书中）说“中国人主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实为学与做人，亦人生之两端，亦贵兼顾而用，使各得其中。”又说“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即学在做人。三十而立，则已能自立成人。……是孔子毕生为学，亦学在做人而已。”为什么孔子说“小人哉，樊迟也”？今人或以为孔子轻视劳动，樊迟要学农、学圃，就被孔子看不起。其实不然，钱先生说“盖樊迟志在学一艺，而不志在学做人，故孔子讥之如此。”接下去钱先生又说，《论语》四子言志“子路、冉有、公西华或主治军、或主理财、或主外交，所志皆在一艺，而曾点则仅言日常生活，志在为人，而孔子与之。”赞许他了。
钱先生敬事钱基博先生，说是“前辈典型人也”。这前辈典型人，看来也是指的为人，而不是指的学问高、本领大吧。
基博先生《自传》（四十多岁时所写）中写到，民国初年“二次革命失败，直隶都督赵秉钧，江苏都督冯国璋……皆以秘书为招”基博先生没有去，而去做了小学老师。为什么不去做秘书？他说“基博自以奉职南方军府，丈夫立身，岂容反复；议论异同，只以救世难而非以图身利，又目睹世乱方兴，飞书去檄，不过以文字为藩府作口舌，文章不以经国，而莠言乱政，匪所思存，谢不往也。”
基博先生自传中还讲到民国初年二十六岁时参加进德会的事。说“会之成立，其大旨以革命必先革心，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相约以不为自律，最高者八不，降杂以次至三不者为末级。而基博则卑之不敢高论，只以不吸烟，不赌博，不狎妓，不纳妾四事自约敕。”到写自传的时候，二十多年过去，基博先生说“诸公衮衮，纳妾者不可以更仆数，其他细德出入更无论矣。”而基博先生自己“独基博龌龊小儒，乃不敢犯戒耳。”坚持这四不，不违反一点的。此事而写入自传，可见先生对于修身做人之重视，真是前辈典型人也。
还有一个典型事例： 钱基博先生民国十六年被聘担任第四中山大学（南京）国文系主任。做了半个月，就辞职回无锡了。他自己说，当时国文系改组，教授副教授都要系主任提名供校长聘任。钱先生到任，见各方要人的推荐信多多。有一天，院长又领来一人说这人有蒋总司令给校长的介绍信。钱先生对来人说，蒋总司令对谁可以当军长师长，是有权决定，可是对于谁可以当老师，需要什么知识，就不一定清楚了。来人又拿出段祺瑞、孙传芳两封来信，说我送自己的著作《清代朴学大师传》给他们，他们读过后都说好，这里就是他们的来信。基博先生说，大作我也读过的，很佩服。不过送给段祺瑞、孙传芳他们，却反而降低了价值。当年孔夫子写书，也没听说送给季孙他们看的。来人不高兴了，直接问，那么国文系能不能聘任我做教授？钱先生回答，一定奉屈！不过系里正和文学院在商订聘任条例，还得教授会通过。如果先生和这条例相符，就是没有这总司令的信，也不敢不奉屈。来人大怒，不辞而出。后来又有理学院院长拿来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某某某某某某等三人可国文系教授。下面签名是蔡元培。钱先生说，这是朱批上谕了。于是钱先生就留一张条子，向文学院院长告辞，回无锡去了。
汤晏先生有一本书《一代才子钱钟书》。这本书里，摘有原见《光华大学半月刊》的基博先生训子书一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人为愧”，这信写于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一日，去今七十多年了。窃以为，基博先生所说这两句，至今仍然可作为座右铭送给青年才俊，前辈典型人，真不是浪得虚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