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近年来国内舆论中的年轻人形象，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年轻人的形象越来越转向积极正面。昔日被加诸年轻人身上的“叛逆”“自我”等标签逐渐被“自信”“担当”等正面评价取代。特别是年轻一代对西方的态度，更耐人寻味：面对西方的一些“傲慢与偏见”，他们不再卑怯、沉默，而是理直气壮地“怼”回去；有的更以“自黑”的方式调侃——这种“回怼”和“自黑”不仅仅出于自尊，更是发自肺腑的自信。　　年轻一代的“集体自信”，无疑来自于中国的日益发展和强大。由于近代的屈辱史，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少人在如何面对西方这个问题上，是缺少点自信和底气的。即便是向西方说“不”，在方式上也往往是激烈多于平和——这似乎成了一种饱受创伤后的应激反应。而如今，以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年轻人，或许可以称之为近代以来最能“平视”西方的一代。他们生活和成长的时代，物质条件更加优渥、信息获取更加便利、眼界视野更加宽阔，这让他们并不天然认为“西方比中国好”，也因此更加自信平和，更加懂得把这种自信、平和与爱国、自强有机结合起来。

中国梦真不如就叫太君梦算了，更直白。精利只不过认识了血统问题，把太君梦先憋食道上，不行做个打先锋的伪军梦或者翻译梦也行。 ​​​ 明抢同胞讨好洋大人然后洋大人喜不胜收？//@斌:呵呵//@晶：日本东北沦陷区，军阀兵拿着枪指大妈的头，“这个是日本女人，她买东西你送一个”，莫不就是这种即视感…… 好歹皇军嘴上直喊着军国主义，这国的人是怎么做到一边渴求穷兵黩武欺压殖民，一边被“和平友谊”自我感动的

如果在国内混低端会被清理，那可以去巴铁家当洋大人啊！”许多人控诉压迫与不平等，其实只不过是怨恨为什么自己不在压迫者的位置上罢了。过去世代的帝国主义向外输出压迫却能获得国内众多被剥削人口的山呼响应，大概也是依仗相似的群体心理基础。殖民压迫、军国主义曾经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何等深重的灾难。然而对今天这些慕强心深入骨髓的时人来说，侵略与压迫本身或许并没有错，错的只是敌对的立场；毕竟，他们自己的心中又何尝没有一个太君梦呢？

不必过分责备这个小女孩本身，她不过是你我身边众多类似价。。值观的一个显例罢了。 而在同一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我们，也要警惕自己心中有无或多或少住着相似的魔鬼。

我其实一直是为杜昂分忧类型的，我一直说，年轻人不能太天真，不能全怪杜昂是这个逼样。不是这个逼样能是别的逼样吗？英国那逼样，美国那逼样？可能吗？我们杜昂深深扎根于我们的历史，历史是什么逼样杜昂就是什么逼样。你能对道光咸丰寄予什么期望吗？不能的话你跟我们杜昂来劲你不是有病吗。

大家发的三色帖也太多了

作为作安防相关工程多年的从业人员说两句。

1.按照国家的强制性规定，硬盘录像机不得有删除视频的功能。这是为了便于公安机关进行调查而做的规定。市场上的硬盘录像机都是没有直接删除视频的功能的。

2.如果要删除视频，可以采取的办法是拆除硬盘，挂到笔记本或者台式机上进行删除。

从幼儿园这次事发的情况来看，因为要删除视频所采取的手段比较复杂，估计他们来不及拆硬盘就被警方控制了。而且一般硬盘录像机都可以放置多个硬盘，国内的常见品牌国产的是大华，海康威视，红苹果等，都可以放置最多12-24个硬盘。仓促之间要确定有关视频在哪个硬盘，然后拆机，把硬盘挂到计算机上删除，事发之后再干，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如果要事前干，则必须每天或者每隔一段时间把录像机关闭，然后拆机下硬盘，再删除以后重新装机，开机录像。

可即使如此，依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重新把视频找回来。例如使用pq等硬盘恢复软件。

所以，从技术和一般使用习惯来讲，有意识这么干的，咱家不敢说没有，但还不如找个监控盲区直接收拾人更方便快捷。

其次，按公安部门叙述，恢复了130多个小时的视频，也就是大约5-6天的内容。这个比较符合一般工作单位的录像保留情况。

一般而言，保存录像时间常见要求是一周，根据业主单位的具体要求可以更长。根据画质要求，可根据视频流量数*字节数（根据画质决定）*时间（秒或者分钟小时）估算数据容量（一般是m)。根据数据容量推算需要的硬盘容量,除以1024为g。

通常常见硬盘录像机根据画质不同需求，至少可录像数天到半年，乃至一年。

所以具体要保留多长时间一般是根据各个单位自己需求来定，多留就多加硬盘，少留就少装硬盘。因为硬盘录像机是个空机器，硬盘是单卖的，要另外算价钱。硬盘录像机厂家自己不生产硬盘，他们卖的所谓监控级硬盘其实都是直接找希捷西数等硬盘厂家拿的货换个标。你自己去买一块西希的硬盘插上去一样可以用。

会有人问，录像数据满了怎么办？

很简单，会自动擦除之前的录像，硬盘空间会反复循环，但有一定随机性。老一点的机器尤其是带多个硬盘的，擦除的时间不一定，可能擦除的是中间时间的。

当然，为了节约投入，还可以采用一些其他的录像模式。

例如采用动态录像模式，即画面为静止无活动内容的，则不录像。当画面有变动的时候，再录像，同时预录画面变动之前五秒或数秒内容。

采用这种模式的话，能节约大量画面没有任何活动物体的无效录像时间，节约经济投入。

关于噪音的问题，要看储藏的环境。新机器都是没有噪音的，因为录像机的噪音源主要为散热风扇。如果储藏条件不好，风扇和散热孔被堵了，那噪音确实是很大的。所以一定要记得安装机房精密空调哦！

最后说一句，说那个老师觉得太吵拔电源，这个细节值得注意。因为很多硬盘录像机面板都没有电源开关键（防呆设计），只有重启键。

所以，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保安或者夜班人员觉得太吵了，于是晚上拔插头，白天插插头（受电自动启动），是硬盘损坏的常见原因。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夜班人员会睡机房。知乎果然小资多，没有实际的生活经验。找一个负责网络运维啊，或者经常跑机房的电信部门的人来，都会告诉你因为机房冬天暖和啊。那么多设备都在散热，不用暖气片都很暖和了。

从技术上来说，咱家认为公安部门的描述是比较准确的，符合一个通常的单位的常见监控系统故障表现。

大家有兴趣的话，明天上班去自己单位看看录像机的安装环境，咱家可以这么说，八成以上堪忧。

最后奉送有车一族两个福利。

记住道路监控一般大部分都是坏的，因为政府没有钱维护。但关键路口，政府机关，学校门口的交通监控肯定是保障优先维修的，所以违章的话。。。。。。

道路违章录像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是违章预备动作，第二个是违章过程动作，第三个是违章完成动作。三个的动作都具备，违章才成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

关于监控都坏了的问题，可以这么说，绝大部分监控安装两年以后，都是坏的，因为一般保修只有24个月，按开票日期计算。政府都很扣的，享受完24个月的免费保修之后你觉得他们会再出钱让你维修？

不如过几年扎一笔钱，重新搞新的，油水更厚不是。。。。。。

公元前 170 年冬，在汉文帝的亲舅舅、车骑将军薄昭家门口，来了一群身着孝服、哭哭啼啼的大臣，家中并未死人的薄昭顶不住压力，当即自杀身亡。
这种先哭丧、后死人的奇事，出自汉文帝的巧妙安排。
此前，薄昭因擅杀朝廷使者，按律当处死刑，汉文帝委派公卿大臣陪他饮酒，劝说他自杀，但他装聋作哑拒绝去死，皇帝只得使出派人哭活丧的奇招。

汉文帝并非唯一擅长逼死人的皇帝：在汉代，让犯下死罪的权贵人士自行了断，是历代皇帝的常规做法，只是多数时候流程都比较简单，只需下诏暗示对方该自杀了即可。
可想而知，坚持爱惜生命的并非只有薄昭一人，赖着不肯死的大有人在。
面对此等尴尬局面，除了上门哭丧，汉代皇帝们还有哪些办法能战胜薄昭之流的求生本能，让他们自愿撒手人寰，以维护朝廷的权威？


畏罪自杀的权利
有些时候，大臣可能确实没有领会上意，因为汉代皇帝暗示他们自杀的诏书通常都很含蓄，只是历数对方种种罪状，痛加谴责，或者要求官员自行去廷尉所辖监狱受审，不会直接要求自杀。
收到这种诏书，识趣的大臣自会接受暗示，一死了之；不识趣者则大可以装傻看不懂，也不算直接顶撞皇帝的意志。
不过装傻也有限度，很少有官员真的遵照皇帝指示，去廷尉所辖监狱受审，因为这等于是放弃了宝贵的自杀权利，非要走死刑的司法程序。
汉代的死刑执行极为惨烈，通常有三个司法环节：当众宣布罪状，公开执行死刑，最后暴尸示众。执行地点一般是在人流密集的市场，受刑者当众被拦腰斩断，身首异处。

被判死刑的普通百姓，即使想自杀也很难得手。汉律规定,提供兵刃绳索等潜在自杀工具给囚犯，造成囚犯成功自杀的，提供工具者将被处以「髡为城旦舂」的严厉处罚。
只有对王公大臣，朝廷会格外开恩，默许、鼓励、甚至强制他们自行解决，免于横尸街头。
权贵在死刑上享受特殊优待，并非汉代首创，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早在秦汉以前，就有大量诸如吴王夫差赐死伍子胥、秦昭王赐死白起、赵高矫诏赐死公子扶苏等经典案例，是汉代人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
这种做法的好处并不难理解：贵族地位特殊，如果在光天化日之下解衣就斩，则尊严尽失，不利于维护社会尊卑等级秩序。维护身边官员的尊严，当然也就是维护人主自己的尊严。

当然，皇帝劝人自杀，也并非都是维护对方的体面。
如汉武帝的好友韩嫣，受宠到出入后宫不禁的地步，终于“以奸闻皇太后”，被迫自杀。

此等案情，显然不宜对社会公布，绕开公开审判、直接赐死当事人，不但可以避免暴露皇帝的私生活细节，还能消弭社会上的非议。
因此，汉代除诸侯王外，最容易享受自杀待遇的，莫过于后宫嫔妃和皇帝的亲信佞幸。
要处死德隆望尊的社会名流，也宜采取劝导自杀的温和态度。如名臣赵广汉被判处腰斩后，「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民意反弹强烈。如果能让其自杀、对外宣布病亡，无疑可以大幅消弭臣民的怨愤。
对「罪臣」而言，选择自杀也并非只能让他们保住体面，还有充分的现实理由。
根据汉代法律规定，犯有谋反、降敌、行巫蛊诅咒君上等重大罪行的罪犯，不但本人要判死刑，妻子、父母、同产（同母兄弟姐妹）也都要受到族诛。如果犯人能在正式判决前自行死亡，至少可以保全家属的性命。
因此，诱导罪臣主动自杀，无论于君于臣，看起来都是确保「双赢」的善政。

为方便自杀，不少高官府署都日常备有毒药，以求事发仓促时能从容服用，不至慌乱。如果高官接受公开审判并获罪，全府属官往往都要连坐，下属们为求自保，也会想方设法劝说领导及时服药。
但是，好生恶死毕竟是人之常情，劝人自杀也就格外需要技巧。遇到薄昭这种情况，更需要皇帝出奇招、使妙计，确保对方圆满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号。


劝人自杀的艺术
在劝说官员自杀方面，汉代帝王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运用之妙，有时甚至无须发布诏书，只要派出使者，在「罪臣」面前表演特定节目，让后者意识到死期已至。
典型例子如汉文帝派众臣到薄昭家哭活丧，由于创意堪称经典，成为常被后世循用的「文帝诛薄昭故事」。
皇帝还可以赏赐特殊礼物，加倍考验臣子的悟性。
公元前 7 年，天空出现奇异星象，占星家认为可能危及天子性命。汉成帝大惊之余，想到让丞相翟方进替自己死，于是突然下诏严厉谴责翟，同时赏赐牛酒，让翟「自审处焉」。
赏赐牛酒，本来是汉代朝廷对大臣告病辞职的福利性赏赐，发给身体健康的大臣，无疑是通知对方宜尽快因病去世。翟方进领会皇帝意图，很快自杀身亡。皇帝还多次亲临凭吊，对外营造丞相病死的假象。
如果是明示赐死，使者通常还会送去自杀工具供「罪臣」使用，早期是剑，汉武帝时出现了专供自杀用的「欧刀」，西汉中期以后则流行毒药。
如果只是被暗示赐死，大臣还须观察皇帝使者的具体行为，以判断自己最合适皇帝心意的自杀时机，没有必要表现得过于自觉。
公元前 177 年，汉文帝的使者前往逮捕名士朱建，结果一进门朱建便开始自杀，使者大惊之下和朱建的几个儿子一起苦劝，朱仍坚持自杀身亡。
事后，汉文帝深为自责，只好对朱建家人厚加抚恤，赐他的儿子做了中大夫。
朱建的错误并不难避免：如果确实非死不可，皇帝排遣的使者通常会从旁催促，或者做出某种暗示性动作。如汉哀帝赐死王嘉时，使者就「危坐府门上」，即直挺挺坐在门口。摆出这种威风八面的肢体动作，意思就相当明确了。
不过，总有些比薄昭不明事理的官员，自认无罪或罪不至死，不肯引刀自决，执意要接受公开审判。
遇到这种破坏官场规矩的行为，皇帝该怎么办？


敢于亮剑的汉代皇帝
面对不愿自杀的官员，皇帝首先还是要继续劝说，直到对方认命为止。
按照贾谊《治安策》中的观点，理想的君臣关系，即便在生死之际，最好也不要伤了和气，能好言说服，绝不动粗。
公元前 115 年，御史大夫张汤被人告发勾结奸商投机获利，汉武帝认为其「怀诈面欺」，促其自杀。但张汤一口咬定无罪，坚决不肯从命。
为促成张汤自杀，汉武帝连续派出八位使者，登门「谴责」张汤。最终，张汤的同僚赵禹终于不辱使命，说服张汤自杀身亡。

不过，真的碰上心存侥幸未及时自杀者，皇帝也并不怕刺刀见红。
如名将周亚夫，被人告发盗卖官器，在执法官吏登门拜访之际，匆忙准备自杀，结果被夫人劝阻，最终在狱中「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汉代官员们在狱中被迫自杀、受折磨致死、病死，以及种种不明不白的死法，史书中常统称为「下狱诛」。
更不可容忍的，自然就是极少数公然遵守皇帝诏书、自行前往廷尉所辖监狱受审的官员了。
汉哀帝时，丞相王嘉尽管有府属官吏为他调制毒药，并再三劝说服食，但王嘉仍坚决不从，摔破药罐，径直赶赴监狱受审。
如此不按规矩办事，终于招致皇帝的怒火。在汉哀帝授意下，监狱小吏对王嘉「稍侵辱嘉」，便令他「系狱二十余日不食呕血」（《汉书·王嘉传》），悲惨死去。

影射

调查结果已出，那么，家长造谣的动机是什么？拿自己孩子的未来开玩笑吗？按说能上得起这样价位幼儿园的父母，不至于愚蠢到不明白造谣生事的严重后果

作为计算机的专业人士，可以真诚的告诉您，其实硬盘没有那么容易坏，就算坏掉了也可以进行数据恢复，只有删除掉的老电影，没有找不回来的小AV儿。另外，现在的计算机制造技术发展的非常成熟，没有哪个硬件是特别容易坏的，除非人为的有意损坏。所以请大家放心购买计算机产品，不要听信谣言，影响计算机产业发展。

公元1273年，蒙古大军压境。虽然14年前独臂大侠杨过已经飞石击毙了蒙军统帅蒙哥大汗，但这只是稍缓了蒙军南侵的步伐，襄阳依旧被围，华夏危在旦夕。


郭靖站在襄阳城的城楼上，远处蒙军的帐篷绵延数十里不绝，瞭望塔高耸入云。郭靖在心中又默念了一遍《武穆遗书》，苦苦思索破敌之策。


襄阳城，他已经守了16年了，他面前的对手已经从蒙哥变成了阿里海牙。他想：蒙古人一向有破城之后屠城的习惯，我一定要死守襄阳，以免同胞和后代遭受灭顶之灾。


阿里海牙很着急。忽必烈已经下了死命令，再攻不下襄阳提头来见。纵横天下的蒙古铁骑居然拿不下一个小小的襄阳，太丢人了。


其实郭靖更着急。


这时候襄阳城里除了死心塌地跟着郭靖保大宋的人已经分为了三派。


一派是激进派，成天逼问郭靖为什么不主动出击：“你武功盖世精通兵法手里又有一个能征善战的团队，为什么不杀出去灭了蒙古人？”


第二派是保守派，总是有意无意地敲打郭靖：“蒙军对于抵抗的城市都是屠城，你这么死守能够守多久，大宋都快灭亡了，你不管撑多久我们都是死，你撑得越久我们死得越惨，现在骑虎难下了怎么办？”


第三派是蛋疼派，他们不关心生死也不关心对手，他们只关心一点：“你是一个体制外劣迹斑斑的江湖人士，你凭什么压制我们体制内的吕文德大帅？”


大宋即将灭亡，这三派救不了天；蒙军大兵压境，这三派退不了敌。突然之间，他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哎呀，我们可以一起骂郭靖呀！


战线统一起来了。很快，襄阳城内开始张贴各种大字报：


【太惊悚了，郭靖竟然有蒙古背景】郭靖小时候到蒙古留过学，还曾经是蒙古的金刀驸马！铁木真非常器重他、拖雷还是他的结拜兄弟！


【撕开所谓大侠的B面】郭靖现在跟黄蓉表面上恩恩爱爱的，其实他就是一个负心郎！首先背叛了已经订婚的华筝，然后背叛了他叔父杨铁心指定的穆念慈，后来才跟小三黄蓉在一起的！


【郭靖，你的钱从哪里来的】你手下这么大一帮江湖混混，他们吃饭的钱穿衣的钱从哪里来的？是不是蒙古人暗中提供给你的？请你提交财务报表！


【杨康等人是怎么死的？郭靖黄蓉你出来说说】听说你的结拜兄弟杨康是被你老婆毒死的吧？他师傅梅超风的丈夫陈玄风是被你捅死的吧？你一直说你的几个师傅是被欧阳家杀死的，证据呢？


【郭靖，你守襄阳城真是为国家？炒作自己吧】全国这么多城市你不守，这么多蒙古人你不杀，你偏偏挑中了襄阳城，说，你是什么动机？是不是这里安全所以你可以放心炒作自己呀！


【郭靖你骑一匹蒙古大排量红马，居然有脸说自己是抗蒙英雄？】你是大宋子民吗？你为什么骑蒙古生产的马？抵制蒙古大排量红马，是大宋人就转！


【劲爆！郭靖不过是度宗统治集团的代言人】你们都被蒙蔽了，郭靖不过是度宗统治集团豢养的一条狗，安插在襄阳城，随时取代跟度宗不是一条心的吕文德而已！擦亮眼睛看清楚哦，亲！


【郭靖，你怎么证明你的子女跟民族大义有关】你说你全家抗敌，你大女儿郭芙哪里去了？你小女儿郭襄哪里去了？你干儿子杨过哪里去了？你老丈人黄药师哪里去了？留一个傻乎乎的郭破奴在这里炒作，你要脸吗？


【揭秘郭靖飞扬跋扈的一面】我是大帅吕文德身边的人，我亲眼看见所谓的大侠郭靖不为人知的一面，呵呵，其实他也并不是一个道德圣人，暗地里飞扬跋扈得很，他老婆也不是吃素的哦，以前混帮派的，还当过老大。我只能说这么多了，郭靖的势力太强大，你懂的。


【国难当头，郭靖你还给女儿办生日宴？】大家还记得14年前吧，蒙古人都杀到家门口了，郭靖居然给自己女儿办了一场生日宴！花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了，哪些人来送礼捧场我也不记得了，不过你们还记得襄阳城上空的烟花么？可惜没拍照。


【黄蓉，当年你勾引欧阳克的事情你忘了么】欧阳克是怎么断腿的？我隐隐知道一点，有更知情的朋友出来说说？


【专业人士点评一下郭靖战术的失败】呵呵，你们都觉得郭靖的战术很好是吧，上一次守城的时候不符合《孙子兵法》，在上一次出击的时候跟《武穆遗书》背道而驰，还有一次设伏的时候完全跟诸葛亮的指导思想背道而驰，算了，不想说了，自己体会。

……


铺天盖地，现在，支持郭靖的人拼命找证据证明郭靖有抵抗蒙古的资格，反对郭靖的人不停地寻找新的证据，全襄阳城都不讨论怎么抵抗蒙古人的事儿了，焦点只有一个：郭靖。


郭靖坐在桌旁，愁眉苦脸地问老婆：“蓉儿，现在怎么办？”


黄蓉惨笑一声，说：“我这辈子给你出了很多主意，现在我也没办法了。我听你的。”


郭靖说：“事到如今，我只有以死以证清白了。明天一早，开城门，我们带着郭破虏和丐帮的兄弟们杀出城去，杀死几个算几个吧。”


公元1273年，襄阳城外，郭靖、黄蓉、郭破虏死，襄阳城破。

王小山说：真相一定比你想像的更可怕，否则，硬盘真的没必要坏。


1 2008年深圳海事局猥琐女童案，硬盘坏了。
2 和狱友玩躲猫猫死亡的李荞明，他所在的9号牢房摄像头损坏半年。
3 猝死在看守所里的李彦明也是硬盘损坏，部分视频资料不能查看。
4 黑龙江在押犯猎艳案的硬盘也在关键时刻坏掉了。
5 江西男子带病死在监狱，硬盘再一次发挥了它质量不过关的光荣使命。
6 湖南警官跟踪劫持前女友案，整个路面的监控全部坏了。

全中国只有陈冠希的硬盘修好了，没坏。

你见过最邋遢的女生有多邋遢？



女生宿舍高空抛屎！

2017年11月27日，晚间时分，在我曾经待过四年的松江大学城四期宿舍区某一楼，一张自制横幅赫然出现在来来往往的学生眼中！

横幅是由宿舍区女寝同学制作，其中诸如“贱婢高楼坠屎，七世食粪烂逼”、“文明限制了我的想象”等标语醒目，

让人心生纳罕。



事情发生在27日下午时分，某一女生上完课回到寝室，阳台惊现一坨大便。

根据当时的情形，大便乘装在塑料袋里，明显是由高空坠落而来。



紧接着，顺屎找屎，发现在楼下自行车棚上，同样呈现着几坨大便。



等消息一经朋友圈爆出，女生宿舍炸开了锅，朋友圈纷纷转发动态。

这时，我们就理解为何有人如此义愤填膺的自制横幅了。

你想啊！你吃着零食唱着歌，开开心心的回到宿舍，突然就发现有一堆屎，搁谁谁受得了！？

研究生室友：

坐在床上吃麻辣烫

上铺啊！！

粉粉的被单上都是陈旧的大姨妈痕迹。

衣服多到把柜门撑掉了，就那么乱七八糟像山体滑坡一样，瘫在地上！想穿的时候她就扎进去找，找到了拽出来，拽错了就随手扔椅子上。椅子上堆得像小山。

一个寝室四个人，两个本地的不住，她一个人能占掉三个位置！
三张桌子都让她的衣服，化妆品，垃圾等占满了，还要跑到我的桌子上切菜煮粥煮火锅。

窗台上她的外卖盒一汪红红黄黄地油水中有的泛着绿绿白白的泡沫，有的飘着绿霉啊！

鞋子扔了一地，东一只西一只，
里面还耷拉着一坨看不出原本颜色的脏袜子啊！
她下次想穿的时候才会扯出来啊！
夏天的时候冬天的毛毛鞋还在屋子中央散发味道啊！

鞋盒乱堆，外卖的汤撒上去，倾倒的饮料，挨着的墙边都是霉点！

一开房门，就能被一股浓烈地说不清是汗臭还是脚臭还是什么的气味击地倒退三步啊！

一地的瓜子壳啊！

外卖快餐盒油水汪着地上的书和鞋啊！

还特么把血淋淋的内裤扔我椅子上啊！

擤鼻涕的纸满地扔啊！一不小心踩上去脚下一软啊！

还自诩爱干净，拿电饭锅煮毛巾和内裤，说消毒啊！
然后洗吧洗吧拿那个锅继续煮粥啊！
然后吃不完不倒啊，就那么继续发馊，长霉啊！
还扑了一桌子一地的粥啊！
干在地上都是痕迹啊！

寝室瓷砖黏鞋底啊！
走路把脚吧啦响啊！
还好我在最靠近门的位置啊！
再里面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啊！
满地都是东西啊！

我打扫卫生，为了不动她的东西都得很小心，绕着她地上的东西。
因为动了她还有意见啊！

不小心碰倒了她窗台下那一堆外卖盒，鞋盒，衣服，鞋，书，杂志，化妆品盒，毛绒玩具……等等不知道是什么的玩意，

哗啦一声，东西一倒

一堆蟑螂狂奔而出！

冬天啊！！！！！东北啊！！！！！女生寝室啊！！！怎么养出一窝蟑螂的啊！！！！

！！！！！

————————————————————————

已经毕业四年了，她还是我的噩梦！

一个家境相当优越的女孩子能这么邋遢，我可真是！！！！！

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一想到她在上铺捧着外卖麻辣烫，坐在层层叠叠血迹的被窝里，对着电脑上的韩剧大呼小叫：哦呵呵呵……我老公……！

地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泡在外卖的油汤里

还有那股难言的味道

以及：哎呀呀～，干嘛开窗啦？通什么风啦！你喷点香水好了的啦呀～







不想回忆了，想自杀！

对了，她还夏天一周不洗澡，刺激的我冬天都每天跑去学校浴室洗澡，因为看见她我就觉得身上痒！

啊，回忆着我就想回去洗头洗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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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绝任何转载，因为我写的是真事！】
不能让你们把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回忆）之上……

啊！我洗澡去了
……



捶地大笑的烽火

有这么一个最爱干净的女生：

寝室间里，
每当轮到她的值日大扫除时间，
她把拖把给室友：
“我怕脏，你来拖。”

图书馆里，
临走时把奶茶打翻在自习课桌，
她笑笑转身离去：
“我怕脏，不擦了。”

校园小径，
她对绕在脚边喵喵讨食的猫咪，
迎面就是一小踹：
“我怕脏，走开点。”

快递中心，
她对满是尘土的包裹瞥了一眼，
望向同行的好友：
“我怕脏，帮我拿。”

雨天公车，
她把自己沾满水滴的湿漉雨伞，
放在一旁空座位：
“我怕脏，怕衣湿。”

……

她的双手始终涂着乳霜白白净净，
她的穿戴永远一尘不染整整齐齐，
她喜欢调侃对门发丝凌乱的姑娘，
她常爱揶揄邻桌衣角起皱的女孩。

说起不爱整洁的女生，
她兴之所至侃侃而谈，
十个手指都数落不完。

我不知道邋遢有多少种类，
不过我知道：

有种邋遢，叫做自私的干净。

所以呢，
若问我最邋遢的女生是何模样，
我会回答你：

去找她吧，你会知道答案的。

1889年，英国出台了《预防虐待儿童和保护儿童法》——这部法律的出台，被称为儿童保护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它的出台与当时的英国议员洛克有极大关系。洛克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最初他致力于推动动物福利的保障，并为此在议院中痛打他的反对者，并呵斥：“你是人类，可以喊叫疼痛，而动物不能！”——他促成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动物福利保障法，随后，一起严重的虐童事件进入他的视野，一个养女被残酷的养母虐待，法律和警察却束手无策，洛克在法庭开庭时，以一袭斗篷裹住那个遍体鳞伤的孩子，走进法庭，将孩子呈放于法官面前：“我请求援引动物保护条例，对这个动物进行保护。”这个巧妙的比喻将流血的真相和盘托出，舆论哗然。之后，儿童福利保障成为严肃的议题。请注意，这是128年前的事。20世纪被成为“儿童的世纪”，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儿童是享有和成人一样的权利的主体”的权利理念。中国，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

唯一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机构——未保委，是一个挂靠于团团名下的民间组织，我们从来没在公开场合听说过，唯一声称保护妇女儿童利益的组织——妇联，会 配合计生委去抓捕孕妇、说服引产。在一个糟透了的制度里，每个人都是悲剧的道具。在一个遍地野火暗燃的荒原上，每一个人都可能在明天焚身以火。悲剧里没有人能够笑着离开——我亦知道，我的呼吁细若蚊鸣，象希绪福斯一样推动巨石，周而复始，也许注定没有任何改变。

2009年，河北农民孙文辉10岁的儿子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为了医治儿子的绝症，全家举债近30万元。 2010年春节后，儿子又开始出现发烧等症状，医生说，只有花40万换骨髓，不换就只能死。3月31日，走头无路的孙文辉，天不见亮就飞奔一百多公里来到北京，找到红十字基金会申请资助。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里只救白血病，不救再生障碍性 贫血，即使白血病人也不是来一个救一个。孙文辉跪下了，工作人说不救；孙文辉把头磕得嘭嘭响，工作人还是说不救。他从兜里掏出一把水果刀，架在工作人员脖子上问“你们救不救？”。十多分钟后，一群特警赶来，把工作人员救了下来。在这之前，他用颤抖的声音给老婆打电话说“好好照顾咱们的儿子”，特警抓住这个机会，夺刀救人。
孙文辉、南京“鸡腿妈妈”、广西杨六斤，我们看过太多这样的故事，它们一次次激发着社会公众的泪点，一次次采用人工充气的办法制造“正义的能量”。表面上看，这些故事好像都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春天”，实际上是没有人愿意去思考社会福利、制度平等、责任失缺等给人造成困境的根本性问题。这些年，公益人和社会公众会都习惯擦干泪水之后，切换到“大爱无疆”，对系统性解决问题的思考视而不见。慈善公益专家也会趋利避害，从弱者入手解决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解决不掉，就把弱者当成问题解决。有专家就正义凛然地说：“孙文辉这种行为应坚决制裁！”每次看到类似孙文辉的故事，我就觉得中国的社会互助机制，正在陷落到一场找不到敌人的战争之中。行动与价值脱轨，公益人在台上讲“生命无价”，在台下算每条生命给多少钱。穷人把贫困当作工具， 富人把公益当成审美，这些都漂浮在中国慈善公益头上的魔咒，几十年阴魂不散。 1949年以后，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生活，国家统管了一切社会服务与福利，原有的社会互助机制在新制度下魂飞魄散。从生儿育女到生老病死，国家包干了一切，一切都按计划分配，人活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螺丝钉，人与人之间重要的关系不再是社会互助，而是对国家和政权的忠诚。直到改革开放给经济发展带来了贫富差距，社会互助机制才重新被从政策面提起。1981年7月28日，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成立第一家慈善公益基金会。这些成立时间早、体量庞大的国有慈善公益组织，大多是按照行政体系的附庸设计，大部分精力都是在完成政府转移的行政任务。把“扶贫济困”当作行政任务的背景，让官办公益的实践往往了无生机，与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参与者勉为其难，受助者强作欢颜，宣传上效果甚佳，社会效果难圈难点。一个好的公益项目是从社会问题开始，去发现人的困境，找寻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价值，继而推动社会互助机制的完成。这样的公益项目不是没有，而是还未形成民间互助机制，就被政府制度性推动挤压得一干二净，譬如“希望工程”。首先，必须承认“希望工程”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棒的项目，现在除了被某些人拿来做宣传用，几乎找不到成型的研究资料。大家都很清楚，“希望工程”的火，不是“希望工程”按照民间互助机制的做法，一步一个脚印地做“火”了，而是1992年，两次给“希望工程”捐款的“一位老共产党员”，一下子激发了全国的党员干 部、工农商学兵、中小学生排队给“希望工程”捐款，把“希望工程”催肥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希望工程”开始玩虚假的感谢信，把几个亿的善款拿去炒股赔了。世纪之交的那场巨大风波，最终让“希望工程”悄无声息地暗淡下去，乏善可陈。

烽火查了一下，千年左右爆光了希望所有钱用来自消费了，也没有处理谁

现在很多北京人，其实当年也是外地逃荒过来的，北京本来就是个移民城市。2008欢迎你，2017你滚出去，不能服众。农民工怎么产生的当权者不清楚吗？把人赶来赶去就能解决问题吗

1949 年以来，这长期是个老大难问题。

文｜日飞

1953 年 6 月，北京市工商局决定，在北京做摊贩谋生的外地农民应一律予以整治，「由公安局清查户口，进行检查，限期回籍生产。」

随之而来的清理行动，远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事实上，1950 年代前期，北京市曾多次发动联合执法行动，均未能成功将这些贫苦农民驱赶回乡。



▍平津总前委首长在正阳门城楼上检阅解放军入城式

这些一无所有的底层摊贩，甚至没有在执法人员面前束手就擒。根据当时政府部门的记录，他们不但大肆以游击、迂回战术相抗争，而且常常口出恶言，当面指责管理者「执行的是反动政策」，让他们「有能耐去把台湾拿回来」，令负责清理工作的干部难堪不已。

相比之下，社会地位远高于他们的企业家、民国政客和知识分子，均在同一时期的历次运动中应声而倒。这些底层求生的外地人为什么格外坚韧抗压？



▍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中山公园举行惩治反革命罪犯的大会

「盲目流入城市」

1949 年 5 月，刚进城不久的北京市政府出台政策，为改善市容、交通，全市四万余户摊贩须在市政府登记，办理牌照，到十二个指定的市场区域经营。约 3 个月后，政府宣布整治工作完成，摊贩已「各得其所」。



▍北平市长、军管会主任叶剑英

事实上，摊贩牌照并非人人可得，尤其是在摊贩中「约占三分之二」的外地农民，正是北京市政府的重点清理对象。



▍建国初期的摊贩许可证

持续数年的内战，加上 1949 年的河北水灾，使得大量周边地区的贫民、灾民涌入北京求生，其中很多人摆摊为业。

可想而知，很多摊贩不但没有固定居所，「晚间宿在城门洞里及其他空场地方」，不少人甚至不能自备挑子、箩筐、小车、秤等摆摊工具，须从小商店租赁使用。



▍ 1950 年的北京街头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幸的是，这些起早贪黑、风餐露宿的摊贩，按马克思理论看来并不属于「劳动人民」，而是理应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却「轻视劳动，盲目流入城市」来游手好闲混生活的青壮年劳动力。

在政府看来，摊贩既不直接生产粮食，又要长期在市区生活，消耗城市的粮食供应，而且管理困难，怎么看都像是有国民党特务混迹其中，自然应当严格筛选、控制，只允许老弱病残、生活极度困难者充任。

1950 年，商业局的报告中提出建议，对本市居住的外地难民以「遣送返籍」为原则，「对经营摊贩一般不应批准。」



▍ 1949 年广州的摊贩。建国后全国各大城市均有驱逐外地摊贩的行动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几个月后，北京市政府又作出明确规定，只有生活困难的北京市户口持有者和复员军人才能上街摆摊，且牌照须每年一审，一旦发现本人经济条件已有所改善，立刻剥夺其摆摊资格。

其实，除了底层外地人，长期找不到工作的北京户籍者也在清理之列。

1949 年底，北京开始「有计划地号召与介绍」失业市民迁往东北、察哈尔、绥远等地务农，这些地方地广人稀，有些还「在土改时留下了一些土地」，正好安置北京的无用人口。



▍ 1950 年北京正阳门外

因此，1953 年的整治计划中，这些没能进入十二个集中市场的摊贩都成为了取缔对象。除了外地农民要驱逐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即使是本市的青壮年摊贩也要「坚决取缔」，与流氓分子相同待遇。

如 1953 年 7 月，北京宣武区共清理摊贩 307 人，其中农民 200 人、市民 107 人，最后只有 16 人得到长期营业执照。

从 1950 年开始，北京市多次展开这样的多部门联合整治行动，查获的无照摊商数量动辄上千，其中的农民往往被遣送回原籍。1954 年的整治中，有数百外地农民被遣送回乡，造成三起自杀事件，被工商局认为「影响很坏」。

然而，这样的战果并不能长期有效，摊贩们只是暂时消失，很快又重返北京街头。1953 年 8 月，北京市委的报告中便提及，外地回乡的农民仅是极少数，北京本地无照摊贩也很少改行。

「你是什么出身」

摊贩们之所以坚守岗位，主要是因为摆摊几乎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不但北京本地贫民找工作困难、无处可去，即使是外地摊贩，许多也来自灾区，返乡后难以解决生存问题。相比之下，来京摆摊即使被工商部门取缔，也无非小小惩戒，蒙混过关也不特别困难。

为了让他们一去不返，工商局曾在 1953 年的整治行动中请求劳动局协商解决，给青壮年摊贩安排就业。然而劳动局本来就为高失业率所困，虽然一度同意，后来还是答复「现不需要」。



▍北京市公安局也曾以「各派出所人少事烦」为由，冷淡答复工商局请求他们协助查处无照商贩

即使在街头取缔摊贩时，工商执法人员虽然多数时候都能保持强势，不时也会遭到言语和行动上的回击而措手不及。

如前门区就有摊贩被管理处人员批评为「轻视劳动」后，当面指责对方才是吃闲饭的，「每月拿好几十」，反而轻视自己的劳动。对于确实不从事体力劳动的管理处人员来说，这样的责难并不容易应对。

老年摊贩更令人头疼，他们当众指责管理处人员是「小毛孩」，执法行动是没大没小，甚至援引民国时期的生活经验，当街批评新政权「和蒋介石没有两样」。



比老人更难搞的是解放军退伍军人，虽然按照规定可以摆摊经营，但他们往往拒绝去政府规定的集中市场，专挑交通繁华的地段，与管理处短兵相接。

在遭遇执法时，这些人不但行为嚣张，比如以「老子腰疼」为由拒绝站起来，而且还语多放肆，历数革命战争时期的丰功伟绩，有的更质问党干部「是什么出身」，让人家「有本事去打蒋」。

相对而言不这么尖锐的摊贩，也往往会表示「您说叫我干什么去呢」，让管理人员「指条明路」，同样能令指不出明路的管理处人员无言以对。

尤其令工商人员难堪的是，北京市民对无照摊贩常持同情态度，特别是在执法行动频发的春秋时节，八成以上的无照摊贩都在经营瓜果，广受群众欢迎。

早在 1950 年，管理处初试身手后就在报告中表示：「勉强取缔，恐围观之人忍予同情。」



▍改革开放前在广场上卖萝卜的摊贩

时间一长，摊贩们甚至学会了守望相助，有人被查时，其他摊贩便跑来扮演围观群众，「打抱不平，阻碍取缔。」

为尽量避免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抗民意，工商部门只能在搞运动之外，另行采取其他策略。

对不能自备摆摊设备的摊贩，工商局就从小商店入手，严禁他们出租箩筐、小车等，从根源上断绝了贫苦摊贩的经营渠道。

「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也被用于打击摊贩：1955 年的多部门联合行动中，除了外地农民要坚决遣送，对屡教不改的本地青壮年还要断绝其粮食供应，通过饥饿疗法让他们重新爱上劳动。如果仍不见效，则「强迫参加劳动」。

此外，工商局还发动宣传攻势，收集个别摊贩坑蒙拐骗、强买强卖的行为，「重点地在报纸揭发。」

这些方法尽管各有长处，但要真正解决北京的底层人口摆摊问题，还是得等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到来之后。

「老子最爱过拘留生活」

1950 年代后期，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家完全控制了商品的流通渠道，社会主义终于取得胜利，无照摊贩自然难以为继，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只在各个经济困难时期短暂复出。直到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反映的时代，北京市民才再次熟悉他们的身影。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摆摊的知青

不过，此前这些底层人口能在首都北京长期逍遥法外，也不单纯是因为他们特别能战斗或特别能吃苦。

更大的原因，还是他们的无产者身份。

相比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其他运动，1950 年代的北京对外地摊贩的打击力度十分微弱，一般不过罚款、教育、遣送回乡。

即使是采取强硬手段「暴力抗法」的摊贩，或者是扔下货物逃走、转天再来向管理处索赔的刁民，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几率也相对较低。

1954 年的突击整治中，只有 23 人被移送公安局，最终被判刑的只有 7 人。

宽松的专政环境下，个别摊贩也意识到了反抗并无极端后果，逐渐变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在管理处人员的记录中，留下了不少摊贩遭到整治时的口号，从「我要饿极了就抢了」到「老子最爱过拘留生活」，宣武区甚至有摊贩拒绝政府发给的执照，视工商法规如无物。

相较于广大「阶级敌人」，外地农民和本地贫民毕竟是无产者，秋风扫落叶的打击方式并不合适。1955 年，北京市委在审批工商局关于摊贩问题的报告时，便特意将「逮捕法办」从处理方法中划去，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得的温情。

要通过整治手段驱逐北京的底层劳动者，还得等到政府转变思路，彻底不再视他们为阶级兄弟、而只是影响北京市容的下等人以后。

很多人对最近发生的许多事情表现出愤怒和哀叹，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每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应为此感到振奋，因为正如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他们利用法律和各种规定，为了把所谓城市建设“好”，剥夺小商小贩的生计，驱赶工人，占领农田，为了环境不受污染而禁止这个禁止那个是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最大帮助。因为他们的这种行为搞不好城市，只能唤醒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恩格斯指出：“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大退步，而这正是工人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因为统治阶级这种做法全部是空想，因为他们认为建设干净整洁的城市的正确的做法，认为凡是能够达成建设优美城市的手段都可以加以实行，这完全是空想，正如恩格斯说的：“断定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当有人硬要从现有情况出发预先设定一种据说可用来消除现存社会或其他任何一种对立的形式时，那才是空想。” ​因此统治阶级的这些手段在激发和动员无产阶级与他们自己的斗争上，他们做的又快又好。因此作为共产主义者要欣赏他们的表演，因为不可能实现任何他们的愿望，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城市。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想实现他们的理想却带来相反的效果、作出有利于社会革命的事情，那是我们乐于让他们自己去欣赏这个理想的！”

所以我特别喜欢哈耶克说的话："通往奴役之路都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电影《功夫熊猫》里面有一段台词，"人往往是在逃避自己的命运的路上才撞见自己的归宿"。比如熔断机制，大家想到你会熔断，熔断之后我卖不出去，我才会更加积极地卖股票。推熔断机制本来是一个好意，不想让市场下跌，但反而引发了市场的下跌。这是我们政策制定里面特别缺少的博弈的思路。
这种东西会自我强化——房价涨了两年之后，买房者可能觉得明年上涨的概率是 55%，涨三年的话他可能会觉得是 65%，如果涨了 5 年，他会觉得房价上涨的概率是 100%。 我觉得一线城市不会出现断崖式下跌。一句话说，我觉得房价在这个时点上还会往上涨，但是十年二十年之后，如果以真实货币计价，现在可能就是十年二十年的一个顶部。做这个判断我稍微有点不太确定，如果你以美元计价，一定会比现在低，如果是本币，算对了通货膨胀，也一定比现在低，我觉得我不是很确定的是，如果做这个假设，那我的假定是说，今后十年的人均收入增长一定会比较慢。

预测泡沫见顶这个是最难的一个事情，我也不尝试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预测长期的趋势要比预测什么时候见顶容易很多，而且从长期趋势来讲，人家说伦敦和纽约还比北京和上海贵，还能贵 20%~30%，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伦敦和纽约全世界的人都想去，北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