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上郭店楚简图片

首先来看一下郭店楚简字型和笔划的特点：郭店楚简文字在字型方面的特点，一是少有棱角；二是相当于现代汉字的三角和方框多写为圆形，即为桃形或圈状，像蝌蚪的上体；笔划则多为弧形，笔划轻重的特点是在中间或稍前部分加重线条，后半部分疾速划过，起笔时笔锋细而尖，像蝌蚪的尾巴。

此外，简书中的“见”、“视”、“蜀”等字简直就是活灵活现的、游动的蝌蚪。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次发现古文字：

一是汉代景、武间，孔壁出土的古文字；

二是晋太康年间，在汲县（今河南卫辉西南）出土了魏国的古文字。这两种古文字都称为“蝌蚪文”。
到三国魏正始二年，鲁、魏（战国）两国的“蝌蚪文”已不存世了，有人借着凭空想象来恢复“蝌蚪文”，刻了一块叫“三体石经”的碑，其中的“蝌蚪文”也就是在金文的基础上，笔划稍作变化。

现在根据郭店楚简文字的字型和笔划的特点和先例，将郭店楚简的文字也称为“蝌蚪文”是再恰当不过的事了。河南汲县是战国时魏地，是中原地区，出土的《竹书纪年》为蝌蚪文字；在文化发达的鲁国，孔壁出土的简书也是蝌蚪文字。这样看来，郭店楚简的文字并没有“迥异于”中原，而是与中原地区的魏国和东方的鲁国使用的是同一种古文字————“蝌蚪文”。

“蝌蚪文”除了在字的外形方面像蝌蚪外，内容也有其一致性：汉代景、武间，在孔壁出土的蝌蚪文，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说文解字序》又加上《春秋》，皆为典籍和史书；晋太康二年（281），汲县（今河南卫辉西南）出土的蝌蚪文《竹书纪年》，是史书；1993年，湖北省郭店出土的蝌蚪文，有《老子》、《太一生水》两篇道家著作，还有十几篇是儒家的著作；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也是蝌蚪文，主要内容有：《周易》、《诗论》等；清华竹简蝌蚪文的内容有《尚书》，还有一些类似《礼》、《乐》、《周易》等竹简。

2008年7月15日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捐赠了一批楚简予清华大学 ，这批竹简由赵伟国购自香港，有2500多枚竹简上有文字。通过碳14测定，竹简产生的年代是公元前305年前后，即战国中期偏晚一点，与孟子、庄子同时代。

清华竹简目前属于三无产品，即不知是什么时间出土的、不知是什么人挖掘的、也不知是从哪个墓葬出土的。一旦清华竹简被确定是真品，马上能够证明汉代孔安国献的《古文尚书》不仅内容与清华竹简一致，文字也是蝌蚪文，也就是现代发现的郭店楚简文字。

这就是说，传播典籍是蝌蚪文的最主要功能。

秦始皇当时的法令是“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

秦国当时不仅仅焚书、禁书，而是连同记载这些“《诗》、《书》百家语”的文字————蝌蚪古文一同禁绝，而记载这些书籍的古文字正是李斯这些秦朝官吏和当时的儒生从小就写、读的文字。由《文心雕龙 练字》“程邈造隶而古文废”可以看出，秦始皇在废除蝌蚪古文之前，便已经令人改造文字了，秦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秦隶是通过改造秦国朝廷官方使用的小篆或秦篆，再令人根据大篆简化、改造出一种便于书写的文字。秦隶的作用是用来取代先秦蝌蚪文。据《史记 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韦编”就是用熟牛皮编的简书。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晚年应在公元前500年以后，郭店楚简下葬的时间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其写作时间肯定在下葬时间之前，从孔子读的“韦编”到郭店楚简也就是一百多年的时间，上海博物馆竹简有《周易》，因此可以断定孔子读的《周易》和上海博物馆竹简上的文字相同。

上海博物馆竹简《诗论》中有《诗经》的原文，孔壁出土的蝌蚪文有《春秋》，据此可以确定孔子工作用字就是蝌蚪文，这种文字的书写速度大约是现在楷书的两到三倍。
有了“韦编”《周易》，可以得知，《周诗》也是以“编”的形式流传的，即以简书的形式流传，这就是说，蝌蚪文最迟在周代便已经是一种成熟的各种功能都很完备的文字了。蝌蚪文不仅在郭店楚简出现过，在中原的魏国（战国）、在东方的鲁国，都出现了。从甲骨文和金文传播状况来分析，也是从中原地区向楚国传播，作为至少与金文并行并与金文有联系的蝌蚪文怎么可能由楚国向中原传播呢？因此，郭店楚简文字不可能仅仅只是楚国地方文字。

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

据说商代甲骨文里不但没有“夏”字，连可以怀疑的对象也没有，“蜀”字却有很多。

有关“蜀”的甲骨卜辞，最早董作宾先生统计有11条(《殷代的羌与蜀》《说文月刊》3卷7期,1942年版);后来日本学者岛邦男先生统计有42条(《殷 墟卜辞综类》,北京中国书店翻印1979年);,在纪念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时候姚孝燧先生列出了67条(《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版), 这其中还包括仅有一两个字无法确定其内容的卜辞。现选具有代表性、内容比较完整的20条如下予以分析说明。为印制的方便,对疑难的甲骨文字都用现代汉字代替。
甲骨卜辞大都选自《甲骨文合集》,简称《合》。
(1)口寅卜,壳贞:登人征蜀。 (《合》6858)
(2)口寅卜,壳贞:王登人征蜀。(《合》6859)
(3)丁卯卜,壳贞:王敦岳于蜀。(《合》6860)
(4)丁卯卜,壳贞:王敦岳于蜀。(《合》6862)
(5)……允……它蜀…… (《合》18080)
(6)……伐……蜀……口…… (《合》33083)
(7)……于蜀 (《合》6866)
(8)……在蜀 (《合》20584)
(9)……无祸在蜀 (《合》20598)
(10)癸酉卜,我贞:至蜀无祸。 (《合》21723)
(11)辛酉卜,录贞:至蜀无祸。 (《合》21726)
(12)甲寅卜,臣子来蜀。 (《合》22374)
(13)癸巳卜,贞:旬在蜀。 (《合》33141)
(14)……蜀御事。 (《合》5563)
(15)癸卯卜,贞至蜀我有事。 (《合》21730)
(16)……巳,贞:毕以津于蜀乃奠。(《屯南甲骨》866)
(17)辛巳,贞:毕于津于蜀乃奠。(《英藏甲骨》2413)
(18)贞:蜀受年。 (《合》9774)
(19)贞:蜀不其受年。 (《合》9774)
(20)贞:蜀不其受年,二月。 (《合》9775)”

这是甲骨文里的“蜀”字原型

@轻予云烟过 48楼 2013-05-14 09:30:00
楼主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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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你们怎么不说话，没有人和我讨论啊。我也有很多疑问，想借这帖子抛砖引玉

奉上“蜀”字图片：

班簋（Gui），西周时一个名叫毛班的贵族铸造的青铜器，用来缅怀他先祖毛公的功绩




班簋文字铭片

前三行（从右往左）：“隹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亟极，秉緐、蜀、巢令……”

这段铭文翻译为：八月上旬某一天，甲戌这个时辰，在宗周（西周都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部），周王命令毛伯（这个当时还是伯爵的毛伯，后文里封了公爵称毛公，估计是西周的辅政大臣）接替了虢城公（这个虢（guó）城，估计是指周初的西虢国，在周原宝鸡一带作为西面的屏藩，而不是后来东迁到三门峡作为宗周东面屏障的东虢国）的职位，率领禁卫军以保卫王室的安全，让毛伯掌管其政事，并监管繁、蜀、巢的有关政务……”

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图片

@zhaich5201314 2013-05-14 09:35:29
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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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字为“蜀”。
综上所述，无论是西周甲骨、还是班簋、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这里的“蜀”字明显是人形，侧面人形。

据文献记载，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濩 ( 伯灌)、鱼凫，三代而下是望帝杜宇、鳖灵（或说是蒲泽）、其后是开明。① 这些帝王名号怪异，史料匮乏，正如诗人李白喟叹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长久以来，其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成为困扰着人们的难解之谜。但是，《山海经 大荒西经》有一段看似荒诞的文字，对揭示蜀国开国之秘有重要帮助：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有叔歜国，颛顼之子——《山海经·大荒北经》有国名淑士，颛顼之子——《山海经·大荒西经》颛顼母，浊山氏之子，名昌仆——《世本》

这里的关键词“鱼妇”学界向无确诂。有人以为指上身为妇人、下身为鱼的“鱼美人”，其实不然。“鱼妇”即蜀先王鱼凫的别写；“蛇乃化为鱼”， 则隐含了民族融合、图腾易帜的剧烈变故。其理由可先从文中的颛顼说起。颛顼是五帝之一。在神话系统中, 他是水神, 是大名鼎鼎的治水英雄鲧的父亲、禹的祖父。古籍各版帝系都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生启。②作为他的子裔、鲧、禹同样具有水族的特征。他们都有鱼的化身。③《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西北海外，流沙之东，有国曰中车扁，颛顼之子。” 这里“中车扁”， 和上面《大荒西经》讲的有鱼“偏枯”， 是一个意思。这个颛顼之子，显然指鲧。鲧，又作鮌，即玄鱼。④《庄子 盗跖》说：“禹，偏枯。”《列子 杨朱》说：“大禹，一体偏枯。”禹也是鱼，而且禹、鱼是同音通假字。

如上所说，《山海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这段内在联系已清楚了，但作为沿袭鱼图腾的颛顼一脉与蜀先王鱼凫之间的关系，还须进步讨论。

奉节县就是鱼妇县，上文那句“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的地点似乎也可以确定了，即湖北西部、重庆东部是古鱼妇国范围，极有可能就是大禹（鱼）的故国，也可以认为是夏朝的发祥地。巴蜀在中国古代地理观念中，是西部的大本营之一( 另一个是以西王母为神性代表的昆仑山，确切地点不明，有的说法含巴蜀地境)。而不少材料证明颛顼族团所处的西方具体位置恰恰就在巴蜀。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竹书纪年》若水，古水名，在今四川省。 那么，颛顼是巴蜀人，或至少颛顼的母家是巴蜀土著了。

《山海经·海内经》曾列出一个著名的巴蜀帝系，说“西南有巴国，大嗥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人。”颛顼又号高阳，高阳与太昊(大嗥)族关系密切。因此，和这个谱系也对得拢。不同的是，太昊风姓，属东夷集团，以凤鸟为图腾。但这正说明颛顼这一集团族氏成分的复杂性。鲧也生于西方。《吴越春秋 越王无馀外传》：“鲧……家于西羌。”关于禹，证据更多。《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故禹兴于西羌。”集解引孟子语：“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伯禹……长于西羌，夷人。”而《史记 夏本纪》正义引《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更指明禹为今四川汶山县人。

古代蜀国又称华阳国，跟中华文明发祥地“华胥国”音同，中华的华就来自华胥国。
晋代有名的四川地方志《华阳国志》记载了古蜀国的上古传说。其中的望帝杜宇禅让之事简直就是舜禅让大禹的翻版，可以认为就是一个故事的另一种说法。两者相同点很多：舜帝字都(杜)君，舜帝死后葬于九嶷山，人民很思念它，他的两个妃子据说把竹子都哭红了，叫潇湘竹。而望帝同样如此，人民看见杜鹃鸟就思念它。

《华阳国志》记载了历史传说，但是它的年代又搞错了。五帝传说距晋代有近3000年历史，《华阳国志》作者把古蜀国第一代称王者定位在西周末年各诸侯国称王的时代，现在已经被考古证明是错误的。三星堆的出土证明古蜀国的文明要早的多，比中原最辉煌的商文明还要早1000年以上，只有可能是五帝时代。舜帝的弟弟是有象氏，是崇拜大象的部落，在三星堆文明附近发现大量象牙遗存。舜帝的父亲叫瞽叟，也跟眼睛有关。舜叫重华，据说是双瞳，也跟眼睛有关，被现在考古证实。

再来看看甲骨文里的“夏”字

秦公簋（guǐ）：春秋时期青铜器，出土地不详，传为甘肃天水。作于秦景公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铭文解读：“秦公曰：不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责，十又二公，在帝之坯，严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夏，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剌剌桓桓，万民是敕”铭文里的“虩事蛮夏”，以前的专家们一般解读为威震蛮族。

但是“虩（xì）”字一般解释为恐惧，这句我认为应该理解为―――谨小慎微地侍奉蛮横的夏。不论是按我的解读还是按专家们的解读，这里的“夏”字是专家们公认的最早出现的夏字。（这里暂且不说秦自称其十二代祖先都侍奉“夏”意味着什么）这个春秋时期的“夏”字是已经稍稍变体后的夏，还依稀看得到最初的面貌。最初的面貌是什么，请往下看。

在殷商甲骨文金文里，有一个字，被一部分权威专家们解读为“夔”，而另一部分不那么权威的专家解读为“夏”。

在殷商甲骨文金文里，有一个字，被一部分权威专家们解读为“夔”，而另一部分不那么权威的专家解读为“夏”。


上图是《汉语古文字字型表》中收录的一部分权威专家们认为的“夔”字，和前面的夏字正相反，下面两栏都是空白，这代表仅仅在商甲骨文金文里发现“夔”字，而后世的西周金文和春秋战国金文均未见“夔”字，“夔”字在殷商之后失踪了？

《汉语古文字字型表》收录了“夔”字的四个典型来源，分别指郭沫若老师的《商契萃编》里的第三片甲骨；刘鹗《铁云藏龟》里的1002甲骨（找到了这本书但是没找到第1002甲骨）；至于“佚三七六”不知是指李旦丘老师的《殷契抚佚》还是指商承祚老师的《殷契佚存》（反正两本都没找到）？最后是商代晚期“小臣艅尊”上的铭文。读后发现，刘鹗收藏的甲骨都是小残片，看来的确是从中药铺里拣出的有字龙骨，而药铺为了煎药方便都早掰成了小碎块。相反，郭沫若先生书里收录的有很多完整大骨，铭文也多完整清晰，完整的卜辞铭文可以给我们的研读提供一种上下文。在这里，我们来看看“小臣艅尊”和郭老《商契萃编》收录的所谓“夔”字：

小臣艅尊小臣艅尊（商代晚期），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据传道光年间出土于山东省寿张县梁山，制作年代约在商代帝乙、帝辛时期。通高22.9、通长37厘米。器物造型为双角犀牛形象。器口开于背部，盖已失，整器光素无纹，体积感很强。



铭文解读：
“丁子，王省（“省”字是省视的意识，这里翻译为视察比较合适）夔京（铭文里的这个字，形象类似京但是比京的地位低，我们暂用“京”字来翻译，理解为一小城邑小地点更合适些），王赐（“赐”字我们在前面贮贝器章节也单独讲过）小臣艅夔贝，唯王来征（“征”字我们前面恰恰也讲过，这里稍微有点简化，少了双人旁）人方，唯王十祀（“祀”字前面将祭祀相关文字也单独讲过）又五，肜日。”“艅”是器物主人的名字，在王前自称小臣。通篇27字铭文。第一个“夔”是指某种地名（也有可能是指关押奴隶的处所），第二个“夔”指战俘奴隶，也就是说王赐给小臣奴隶和金钱。

郭沫若《商契萃编》收录了大大小小共1595片刻辞甲骨。在开篇的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十，十四，十五，十六号甲骨中都有这个“夔”字



上面第一，第二两片，上来就说“高祖夔”，郭沫若结合第三第四片的语法，认为“夔”是商的先祖，是这卜辞里祭祀告白的对象。并且他赞成王国维用音训得出的“夔”就是《山海经》和《史记》里讲到的夏前的“帝喾”。

第八，第十一片没有“夔”字，郭老在书中把另外一个形象误解为了“夔”字。

第八，第十一片没有“夔”字，郭老在书中把另外一个形象误解为了“夔”字。

@zhaich5201314 2013-05-14 09:43:34

第八，第十一片没有“夔”字，郭老在书中把另外一个形象误解为了“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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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第十四，十五，十六片甲骨中有一个变体字，郭老解读为
http://img3.laibafile.cn/p/m/142329239.jpg字。

@zhaich5201314 2013-05-14 09:43:34

第八，第十一片没有“夔”字，郭老在书中把另外一个形象误解为了“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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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ich5201314 2013-05-14 09:44:56
上图第十四，十五，十六片甲骨中有一个变体字，郭老解读为


字。

综上，稍稍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秦公簋里春秋时代的“夏”字虽然有些抽象化断笔化（这是甲金文字往汉字演化过程中的共同规律现象，这变化也是导致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胡说八道的原因），稍有一点点脱离原貌，但是和商甲骨金文里的所谓“夔”字描写的是同一个人物的侧面形象，这人物的特征是大眼睛，有的头上还有像卷毛一样的东西，脚上戴着镣铐， 有的脖子上还系着锁链。他们的身份很明显―――是战俘奴隶。

自上世纪30年代三星堆遗址发掘之后，众多的史学家都否定了三星堆器物上面的图案为古文字。但是，事实是残酷的，随着彝族学者对三星堆文字的破解，现在又出来一种新说法否定相关文字为三星堆出土。

彝族学者到博物馆，能辨识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还有器物、图腾、符号、造像，汉彝学者的阐释都大相径庭。就连汉族学者识别不了公之于世的字符，也为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所破，他破译过不少民间的玉石铭文。有趣的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有个课题小组正在构拟藏缅古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拟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三星堆玉石铭文也就此绕不开了。

从上世纪30年代到现在，三星堆颇多文物流向民间，被人收藏。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

第一次出土400件，大多流向民间，异地和国外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捆绑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东 南亚诸国都有。

1990年代文物开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稍晚，成都的张思勇遂规模最大。外地收藏较多者是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成都、重庆约有三十来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张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 关键在文字、图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