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末路：深扒历史上那些大人物神秘之死
所以，正因为劳苦功高，后来感觉良好的桑弘羊不免有点沾沾自喜，甚至于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以至于连堪称当时第一经济牛人的他，也不能很好地预见汉武帝晚年经济思想的明显转变，这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说是十分悲哀的事情。
更加悲哀的是，他居然在政治上也因利欲薰心而经常找不着北，最后竟然斗胆和权倾朝野的霍去病宝贝弟弟、“摄政王”霍光面对面硬碰硬，这是一种性格悲剧，人心不足蛇吞象的结果，也由此埋下一家被杀的祸根，
而汉武帝晚年经济思想的转变，是因为当时穷兵黩武所造成的民不聊生，国内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而引起并促成，因为再不转变，便有亡国之虞，可见当时汉武帝的严重经济垄断对社会秩序和管治所造成的巨大冲击。
当然，铁血皇帝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他保住刘姓江山的终极考量，不然钱收得那么爽，谁会愿意在自己身上割肉？那肯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啊。
因为作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汉武帝经济改革的根本目的,也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持和稳定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改革中很多政策明显不利于民间,告缗令使得“中家以上大抵破”，均输平准令又是“贾贵,或强令民买卖”，强买强卖的结果当然是令老百姓苦不堪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发生影响政局稳定的农民起义当然也不可避免。
所以，为了大汉江山万万年计，汉武帝晚年对这段时间为了摆脱财政困境进行的急进经济改革，进行了一番比较清醒的反思，然后有的放矢地进行一番“经济纠偏”。
史载，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他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罪己诏”（有的说第一个“罪己”的是汉文帝），也就是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矣。”这诏上都承认自己的政策如狼似虎有点苛暴，要制止苛捐杂税，让老百姓大养其马，即可免除徭役，总之是痛痛快快地承认了自己的施政错误，即使是常人也算是一条汉子，何况他是九五之尊。从这一点上来说，汉武帝不失为一代英主，很多史学家都有这样的观感。
所以，在进行一番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后，汉武帝也重新检讨了经济政策，有意恢复先辈管理经济的宽松政策，还任命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同时下令赵过推行“代田法”，恢复生产。
这一政策转变还比较及时，从而很好地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紧张形势,并为此后的“昭宣中兴”打下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可谓是明智的抉择，也玉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达130年的盛世，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到昭宣中兴，善莫大焉。
而这边厢，作为汉武帝的主要经济官员的古代第一牛经济学家桑弘羊，却没有对主子的思想转变保持敏感的观察，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转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或者说已经利令智昏的桑弘羊假装没有看到）。
面对最高当权者内外政策的改变，也就是对内恢复休养生息，对外转攻为守，桑弘羊却还奉行以前的那一套积极财政政策，这样的积极进取态势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因为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他还伙同其他大臣上书汉武帝，建议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目的就是保持对匈奴的进攻态势。
就这样，原本合作甚欢的君臣便有了裂缝，汉武帝甚至于强硬地驳回了桑弘羊等人的屯田奏请，脸都撕破了，从此不再事事听他的，让桑弘羊很没面子，从此他们之间也不再有那种如鱼得水、亲密无间的君臣合作，直到汉武帝死去。
对此，很多经济观察家都猜不透“经济天才”桑弘羊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甚至不惜和皇帝对着干，颇有一种“顶风作案”的况味，如果只是为了保持自己创立的经济制度的连续性的话，这个政治冒险代价也太大了。
当时，桑弘羊认为轮台一带是军事要冲，是打击匈奴的必争之地，在那里屯田开荒，既可丰衣足食，也可成为对匈奴作战的前线阵地，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这就抵触了汉武帝既有的“弃轮台之地”的构想，尽管桑弘羊的屯田建议不无历史穿透力。
而且从长远来看，还真是征服匈奴的“灵丹妙药”。因为从后来的几任皇帝的施政方针来说，基本上都是采用桑弘羊的这一政策。不仅汉昭帝时在轮台屯田，而且到了宣帝、元帝的时候，也是如此操作，效果还挺好的。
所以，如果跳出了汉武帝当时也算是很及时有效的经济调整政策，单从历史的发展眼光来看，桑弘羊的“舍命坚守”也是获得了很多历史分的，只不过汉武帝考虑的是更重要的国家内部的安全问题（桑弘羊考虑的更多是外部问题），不然任由农民起义冲击，像秦末乱世一样，保不准汉朝立亡，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因为思考角度和层次不同，于是君臣之间的纷争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