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剑侠女 2020-02-11 22:31:47
挺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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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太吝啬了，怎么不夸我几句？我喜欢奉承，呵呵，开个玩笑，欢迎你常来并留下足迹，我会感动的！

第五章 出走

15

虽然瘦弱，但我还是如雨后的苞谷苗，身板长起来了。我成了生产队里的一个劳动力。只是我的日子仍然是浑浑噩噩、杂乱无章的。我仍旧是个未开窍的青涩少年，什么都不懂。真的，什么都不懂。我纯粹就是一个人们嘴里常说的那种半生不熟的闷瓜蛋子。后来我的人生经验也表明，男人的确是需要开窍的。这是个早晚的问题。而开窍也许就在倏忽之间，就像那天清晨起来，我突然就不再流浓鼻涕了那种。
土地承包到户了，我也分到了二亩地。
虽然在江汉平原生活十多年了，但我们这些移民一直没有种植水稻。我们也想，政府也教导、推广了几年。只是这里的土地渗水，水稻产量低。实验失败了，我们也乐意回归我们骨子里的河南人生活习惯。小麦玉米仍然是我们的主食。唯一不同的是，棉花成了我们主要的经济作物。每家都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人们再也不会磨洋工了，而土地回报给我们的就是总算能吃饱饭了，人们的精气神也焕然一新。后来在一群人的闲聊中，民办教师张老二文绉绉的说道，过去大集体，每个人都想偷懒，书上说农民是一个勤劳朴实的群体，依我看哦，一个个都是又憨又奸的滑头，哪里有一点朴实的样子？听张老师这么说，我的那些拙嘴笨舌的左邻右舍们舒展开了他们那张满是污垢油腻的脸，有的龇着一嘴黄板牙大笑，有的点着头应和道，就是、就是。因为移民们集中连片，我们还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但我真的不喜欢种地，我不希望我一辈子困死在这片泥土里。
一个人总是在被别人的影响中成长起来的，不管这种影响对他今后的人生有没有帮助。
南张营村的小学里调来一个新的校长，姓易，他的家也跟着插在我们生产队里了。易校长的大儿子易和谦长得白白净净，秀里秀气，一副不群的样子。我因他的弟弟易和虚认识了他。我和忠娃经常去找易和虚玩。忠娃是跟我一起长大的好伙伴。按辈分，忠娃得叫我一声小爷，只是忠娃从来没有叫过。我们一起拾柴割草，玩泥巴打架。就是去偷人家的瓜果梨枣，我们也会形影不离。每次到易和虚家，我都会看见他哥哥易和谦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专注的看书，偶尔也会给我们打声招呼。或者，他趴在一张靠窗的桌子上奋笔疾书。他的书桌上摞满了厚厚薄薄各样的书。他时不时地停下手中的笔，手背支起下巴，双眼迷离，表现出一脸的遐思状。兴致来了，他也会屈就下来跟我们聊天，聊唐诗宋词，聊杏雨江南，聊大漠风沙，聊三国、聊水浒、聊他那波澜壮阔的人生梦想。
“我要成为一个作家。”
二十来岁的易和谦一脸骄傲的对我们说道。天哟，这是一种多么不可思议的理想，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啥是作家？”我花费了自己有生以来积攒的所有谦卑向他问道。
“呵呵，你不懂，就是写书的。看到没有，这就是作家写的。”
易和谦顺手从桌子上拿起一本厚厚的书，在我眼前摇晃。我下巴差一点就要惊掉了。
“我不会一辈子待在农村的，太落后封闭了。我要走遍中国的名山大川，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年轻帅气的易和谦站起来，踱着方步，摇头晃脑，一副老学究的作派，嘴上抑扬顿挫的吟哦着岳飞的词句——他竟然在我们这些泥巴蛋的孩子们面前激动了。
“将来我还要娶一个像任静薇那样的老婆。”
易和谦接着说道。
“谁是任静薇？”
我问道。
“任静薇是个演员。演员知道吗？就是演电影的。”
易和谦的脸有点红了，不好意思的扭向别处。易和谦要娶一个墙上贴的画里和在电影里活蹦乱跳的大美人做老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高贵和高不可攀的理想哦。我再一次被易和谦的春梦惊呆了。易和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从他嘴里蹦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我闻所未闻，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之外。我张大嘴巴，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生平第一次活生生地佩服一个有这么一肚子学问的年轻人。我也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广大。大得我不敢想象。也让我对它里面的包藏痴迷不已。
我想，肯定是因为易和谦舌头上的几番拨弄，我开窍了，我的心智苏醒了。

16

我那颗木瓜一样的脑袋开始活泛了。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没日没夜的勾勒和憧憬外面的世界。我竭力地回忆十年前我所经过的那些所谓城市的每一个细节。丹江口、襄樊、明陵。不，它们只是我从大人们的嘴里说出来的名字罢了，有的我根本就没有经过。就算经过了，对于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匆匆过客而言也没有留下任何具体的记忆，剩下的那些残缺不全的片段也就是嘈杂和拥挤的人流了。外面还有比这些更大更繁华的城市。我心里想。武汉、北京、上海，它们在哪里呢？我为什么不可以在它们那华丽的街面上吐一口浓痰？哪怕翻它们一身白眼也好。我相信，只要我穿过这些只有在人们口耳相传里的都市，那就意味着我这一生没有白活了。我为我这种野性的想法激动不已。
记不清楚是哪一天了，当然，这一点都不重要了。我决定效法易和谦。我要离开南张营村，到外面的世界里舞扎一番。我相信，那繁华未知的世界一定比南张营村美好。
“我准备出门去。我不想在家里呆了。”
我对忠娃说道。忠娃被我的想法吓着了，就像我被易和谦的想法吓着了一样。
“你到哪里去？你能摸着路？听说出门可受罪了，你不怕？”
忠娃一连串的问我。忠娃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忠娃和不是忠娃的那些忠娃们一样视出门如畏途。
“我不怕。我不想在农村过一辈子，太受罪了。”
我态度坚定。
“你啥都不会，上哪找活干，你咋吃饭嘞？”
是啊，连忠娃都知道填饱肚子的重要性。
“没事，活人还能叫尿憋死？车到山前必有路，就是要饭也比在家里强。”对于这种关乎能不能活下去的大事，我轻描淡写说道，“在农村活得死气沉沉的，太憋屈人了，一辈子只能戳牛屁股，没有一点出息。”
我继续说道。
“那倒是。”
忠娃好像被我说动心了。
“跟我一起走吧。”
“我也想出去，不过我爹不会让我去的。”
“是啊，你跟我不一样。”
我泄气了。其实我早就应该猜出来忠娃不会跟我走的。我没有羁绊，南张营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留恋的。但忠娃跟我就不一样了。忠娃有父母，有兄弟姐妹，还有他家里的那十几亩地。我不再勉强他了。但我决定出门远行的想法是坚不可摧的。只是真的要走，也不是一件说走就走的事。我心里还有怯懦。
我还要继续熬下去。

时间在指缝里日夜流淌。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我那颗躁动不安的心也在遭受着日益严重的煎熬，以至于我行走起卧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离家出走的事。只是除了忠娃之外，我抑制着心里的冲动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尽量掩饰自己这个不成体统的想法。我怕人们笑话。我知道出去一定会很苦。我在心里也为此预演过千万遍了。但和南张营村这潭死水比起来，外面再苦我也能够忍受。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的智慧盘算到这个地步，就是有个过来人当面告诉我，外面的世界是狼窝，是陷阱，是风餐露宿，是难挨的饥饿，我也会听不进去的。就是十万头赤兔马也拉不回我了。我想。
我愈发地厌恶我那个空徒四壁、冷冰冰的家和南张营这个偏僻落后贫穷的小村庄了。夜里睡不着，我总是病态地沉溺在离家出走带给我人生各样美好的际遇里。我乐此不疲。
村子里来了两个补锅修伞的安徽人。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带着一个比我还小点的徒弟。他们衣衫褴路，蓬头垢面。唯独我对他们羡慕极了。他们走乡串户，满世界的吆喝着赚钱的生意，这是何等的潇洒和自在哦，不管想到哪里去，任凭他们随意往来，我觉得他们就是那些在传说中给我无限遐想的江湖儿女。晚上他们没走，就住在我们生产队那间破败的保管室里。我邀上忠娃去拜访他们，想从他们嘴里听出来一连串跌宕起伏的江湖传奇。可我们之间的乡音差异委实太大了，我们艰难地咬文嚼字竭力表达，仍然听不懂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抓耳挠腮。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定意走出去的心志。我想我已经长大了。我能养活自己了。我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了。让我继续再呆在这个令人厌恶的地方，毋宁杀了我。
我再也等不下去了。
那天我把忠娃叫在我的屋里，对他说道：“忠娃，我要走了，这次是真的。”
“啥时候走？”
忠娃不再惊讶了，平静的问我。
“就这两天。不过，有件事想让你帮忙。”
“帮忙？我能帮你啥忙？”
“是这样的，我这一走不知道啥时候回来。我不是有二亩地吗，你回去问你爹，看他种不种。”
“就我爹那样，一个地埂子都不想让它荒着，他肯定会种。”
忠娃苦笑着说。
“但我有个条件，你们最少种三年，多的不限，但要给我五十块钱。你回去问你爹，看他愿不愿意，要是不愿意，我再找别人。”
“好吧，我回去问问他。”
晚上忠娃过来，对我说，他爹愿意种，只是手上没有那么多钱。
“有多少？”
我迫不及待的问道。
“三十。”
“三十？”我沉吟道。“算了，三十就三十吧，你给我拿来，我也不好意思见你爹。”
“我爹说了，你得给我们写张字据。”
“你爹还真能，怕我反悔了？”
我笑着说道，然后从墙洞里扒出来不知道是哪一年放进去的笔和纸，费了好大的劲，才歪歪扭扭的写了一张字据，落款签上自己的大名，递给忠娃：“拿回去给你爹，看中不中，不中的话再重写。”
忠娃回去，不到十五分钟又过来了。
“我爹说行。给，这是三十块钱。”
我从忠娃手里接过来厚厚一沓块块毛毛新旧不一的钞票。我的心突然一下子就空了。我觉得我把自己给卖了。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我的内心深处，突然有一丝恐惧和不安。

一九八二年乍暖还寒的初春，我十九岁。我把我那个穿风漏雨的家托付给了忠娃。一切准备妥当。一条乡下自织的老粗布床单，包了一条油腻破烂的被子和两件衣服，第二天天不亮，我走了。在村口，我回头了看一眼晨雾笼罩着的南张营村。这一幕好熟悉哦，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但又是那么的缥缈和模糊。
我想起了十几年前母亲带我和妹妹离开的那个早晨。

睡咧！

17

我到了武汉。
我到了心向往之的九省通衢武汉。下了汽车，我真切的感受到一股都市的气息扑面而来，它高贵、奢华、流光溢彩，熠熠生辉。我站在大街上车和人的洪流中，注视着那些从我身边走过去的红男绿女们。我承认他们生活在这座如此繁华的城市里值得骄傲，所以我眼里的男人们一个个跟公鸡似的气宇轩昂；女人们挺着胸脯，扭着屁股，走姿如风拂杨柳，气质逼人，跟我们南张营村的那些蓬头垢面、弯腰躬脊、猥猥琐琐的男女们绝对不一样。我不会走路了。我从心底里冒出一股深刻的自卑。我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了。而且，那一刻，我也相信了“邯郸学步”这句成语里面所说的故事是真实的，是真的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精简总结。
我站在武汉的屋檐下，呆若木鸡，。

七天了。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孤魂一样在富饶如海的武汉三镇里游荡。夜里，我就露宿在高楼之间某一个不影响别人观瞻的阴暗角落里。我看不出来哪里能找到活路。我尝试了无数次也没有勇气张口去问别说人，你们这里要干活的人吗？我像一只闯进人群里的老鼠，畏缩、懦弱，心惊胆战。我觉得我不配跟这些城里人说话。我从龟山上下来，在长江大桥上丈量了一个来回。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下了桥，我一屁股坐在江边的礁石上，直愣愣的看着浑浊的江水往东涌流。我麻木了。
钱也花完了。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我慌了。是饿慌了，也是心慌了。
在一个水果店门前的垃圾筐里，我看见里面有几个烂苹果。我眼睛一亮，想过去把它们捡起来吃了。我心底里激烈的挣扎着。但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我实在不好意思弯下我那扇卑微的腰来。我想保持一点我们乡下人最后的一点尊严。我咽了一下口水，坚忍着，毅然傲慢的扬长而去。
我继续漫无目的的往前走。
下雨了。
我流窜到解放大道的一家新华书店里避雨。要下班锁门了，我被店员撵了出来。外面的蒙蒙细雨乱如牛毛，汽车的灯光撕开了沉重的暮色，人影憧憧，像鬼魅一样迷离。我躲在一株雪松下面茫然不知所措。
我往哪里去？我苦思冥想。

一个五十多岁的瘦小老头走到我跟前，上下看了我几眼，嘴里滴滴溜溜的吐出一串话，可是我一句也听不懂。我摇摇头，一脸迷茫的看着他。我虽然是个不打折扣的湖北人，但在我生活的圈子里，我们说的仍然是一腔悦耳流畅的河南话。
“小伙子，你站在这里干嘛呢？”
老头嘬嘬嘴，吃力地说了句蹩脚的普通话。天杀的，我竟然听懂了。
“我出来找活干，已经好多天了，还没有找到。”
我有气无力的应道。这么多天没有跟人说话，我的舌头都有点硬了。我以为这座城市要把我给淹死了。还好，终于有人关注我了。
“到建筑队里干活你去不去？””
“我去、我去，”
我的精神为之一振，忙不迭地赶紧应道，深怕他反悔了。
“跟我走吧。”
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我跟在老头的身后。在如丝的细雨里，我们吧唧吧唧的踩着积水，过了几条街，穿过黄孝河上的三眼桥，来到一大片建筑工地上。天已经黑透了。在低矮简陋的工棚里，老头向屋里的民工们介绍我的来历。这群来自黄梅县的蛮子蛋像看猴子一样看着我，嘴里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我一头雾水，傻乎乎的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老头叫我把被子放在通铺的空处，带我到食堂里吃饭。厨师端给我的剩饭和剩菜已经凉了，我不介意。我一口气吃了三大钵子盆，厨师两眼放光，像看一个怪物。我擦擦嘴，从砖头堆上站起来，把钵子和筷子洗干净，放到灶台上，我舒坦了。

我的工资是一天两块钱，包吃住，工作的内容是和灰浆或者给大工们搬砖拎灰浆；没有规定上班的时间，以日出为准；午间休息两个小时，包括吃饭的时间；晚上下班也没有定时，以日落黄昏看不见为准，没有节假日礼拜天。我每天勤勤恳恳的干活，胳膊累的酸疼，手掌也磨下了一层厚厚的茧子。不过，慢慢的，也就习惯了。他们也知道了我是河南移民。
“这侉子跟襄樊人说话差不多。”
他们这样评价我的口音。他们叫我“侉子”。他们在我面前肆无忌惮地指指点点取笑我。我虽然心里极不舒服，但也莫可奈何。我没有朋友，也不想跟他们多说话。
我开始思乡了。想那个名叫南张营的村子。想我的那些好与不好的伙伴们。

18

毕竟这群蛮子不是外国人。慢慢的，我也能大概听懂他们说的话了。周新平是我唯一乐意服务的大工，只有他对我态度和善，愿意跟我很平和的聊天。最重要的是，他总是护着我，使我免受好多次别人的挑衅，这让我的心里特别受安慰。
在呼来喝去声中，我每天继续在各个大工之间奔忙。那天下雨了，工地也停了，总算放了一天假，这群黄梅人里的年轻人都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嚷嚷着要去解放公园玩。我好想跟他们一起去，但我不会主动去求他们带我的。我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们。我想，我的眼神一定是没有隐藏好我心里的羡慕。
“跟我们一起去吧。”
周新平对我说。我的眼泪刷的就流下来了——就在那一瞬之间——这是对我最大的认可和接纳。我点点头，嗯了一声，然后再恰如其分的背过身，以我最从容的漫不经心擦掉眼泪。
我不想让人看见。
“让这侉子跟着搞么斯，看他那脏兮兮的样子。”
有人一脸厌恶的眼神看着我，反对周新平的决定。
“没事，他跟着我。”
至少我能看出来，周新平在这群年轻人中间，威望还是不错的。那人不说话了，翻我一脸白眼，转身走开了。我跟着周新平。我们来到了解放公园。那天我玩的很开心。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公园。
公园，在我们乡下，那是一个多么高大上的名字哦。

“侉子，你愿不愿意跟周师傅学砌墙啊？”
在上工的路上，这群人无聊了逗我开心。
“当然愿意了。”
我不亢不卑的回答。在这些不友好的人中，我天然的懂得维护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尊严。我学会了把我的那颗脆弱敏感的心扎上篱笆。我得学会保护自己。
“那你得磕头拜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知道吧？”
他们一本正经的说道，但我知道他们是在戏谑我。我脸憋的通红，没有吭声。
“去去去，别开玩笑了。”
周新平哄他们走，这群人嘻嘻哈哈的走开了。在我那个孤独的青葱岁月里，在武汉臭水沟黄孝河岸边的建筑工地上，在那一段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像个小女人一样，我对周新平有一种既深且浓的依恋。我每天总想跟着他干活。我非常看重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
依恋是一种酸楚的感觉。
我喜欢怀旧。漂泊久了，总能遇到一些相处融洽的朋友。有的人可能只跟他在一起不过几天，但我仍然会觉得他就是我的老朋友，分别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痛苦。这么多年来，从我身边离开过很多好朋友，有的我们在一起甚至几年，之间当然也有很多的不愉快。每一次想到这一辈子也许再也见不着他们了，我的心就有一种被揪住的难受，又空荡荡的没有着落。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想到他们，我好多次抑制不住的嚎啕大哭。我是一个泪多的男人。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让我像对周新平那样依恋。
一个没有依靠的青年对哥哥的依恋。

在这家建筑队里干了三个多月，因为质量问题，建筑队解散了。可我的工钱呢？我找到包工头：“老板，我的工资啥时候发？”
“工资？你哪有工资？你每天吃那么多，早把工资吃完了，还欠我们十几块的饭钱。这钱我们不要了，你可以走人了。”
老板皱着眉头，不耐烦的看着我，恶声恶气的说道。
“不是吧？不是说好包吃包住，一天两块钱工资，我怎么会吃完了呢？”
“谁说包吃了？谁说了？谁说你问谁要去。走走走，别烦我了。”
说完，老板走开了，我愣在那里。那个时候我年轻，的确能吃。但是，三个多月，我累死累活干了三个多月，这样就打发我了。怎么会这样呢？我再能吃也不至于把我的劳动所得全部都吃进去吧？我不甘心。我追上老板，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缠着他要。
“你要个屁钱，你看看你的帐，都一笔一笔记的清清楚楚。我不问你要钱就不错了，还问我要？再缠着我就找人揍你。”
队长横眉冷目，好像真要打我的样子。我害怕了。我欲哭无泪，无言以对。我能说什么呢？我卑贱的从包工头的身边走开了。最重要的是，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打工选择留下了极不正面的影响，但凡有一点办法，我绝不会到工地干活。

我的工钱真的要不回来了，连走都走不了了。就在我去路茫然的时候，周新平找到我，说他们又组织了一个班子到九江去干活，问我去不去。
“我去。”
我张口就答应了。不去我能到哪里呢？第二天他们又不去九江了，说是在附近找到了活，给郊区的农民盖房子。我跟着周新平他们来到那户人家，放下行李，就投入到了紧张的施工当中——我不喜欢这句话，真的不喜欢，听起来有一种标榜劳动模范的样子，可我不是，一直都不是，但那十几天的活路的确忙碌而又紧张。
春天已经结束，天很热了，晚上我就睡在农户家的平房顶上，没有蚊帐，武汉著名的花脚蚊子咬得我浑身起包，无法入睡。休息不好，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还要不停的搬砖、和灰。干了半个月，房子盖好了，我挣了三十块钱。因为周新平，我拿到了工钱。活一结束，周新平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
“小张，本来我要带你到九江去的，但我爸爸给我带信叫我回家结婚。我不能帮你了。”
周新平满脸歉意。
“没事，周师傅，我自己会再找活干的。”
我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却凉透了。太突然了。
“这样就好。等一会儿我就要走了。我一走，他们不会管你的，你多保重。”
“没事的，周师傅，你走吧。我会照顾自己的。你结婚，我也没有东西送你，对不起哦。”
嘴上这么说，眼泪已经挂满了我的两腮。我泣不成声。
“小张，别这样，像个男人不？去收拾你的东西吧，我走了。”
周新平勉强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看着周新平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我擦干眼泪，回去收拾我的东西。一条蛇皮袋子就装完了。我把蛇皮袋子背在肩上，四周看了看，不见周新平的影子，也用不着给谁打招呼。我走了。
我走了。

19

往哪里去呢？
我不想留在没有周新平的武汉。我不喜欢武汉。我曾经想过继续往南方去，往莺飞草长能不忆江南的南方去，往唐诗宋词里烟花三月、委婉温润的南方去。但我决定不再往南方去了。南方不好，南方不是文字里的南方。南方的人说话听不懂，听不懂就不好打交道。我还是往北方去吧，往北方的河南去吧，至少我能听懂河南人说话。
在汉口火车站候车室的地图上我看到了洛阳。我听说过的洛阳。我决定去洛阳。下午五点多的车，还有好几个小时的空挡。我背着我的蛇皮袋子行囊在车站广场上晃悠。一个小贩手里拿了一沓子塑料薄膜包装的衬衣走过来问我：“衬衣，要不要？特别便宜。天热了，买一件吧。”
是啊，已经是夏天了，我还穿着年初来时的那件蓝斜纹中山装，已经烂的不成样子了。
“多少钱？”
我问道。
“五块。”
“有点贵了，再便宜点吧”
“好吧，看你不像个有钱人，四块五给你了。”
“我可不可以打开试一下？”
“那不行，你要是不要了，我卖给谁？”
说的有理。
“我不能试，穿在身上合不合身？”
我再次疑惑的问。
“合身，绝对没问题。”
听他那不用质疑的口气好像那件衣服就是为我量身定做似的。好吧，既然你这样肯定，我信了。我掏钱给他，爽快的买下来。小贩走了，我找一个偏僻的地方，撕开包装的塑料套，脱掉那件一直没有离身的中山装，换上新衬衣，险些没把我给气晕了——硬是小了一号，两个袖子还长短不齐，穿在身上看起来我就是一个小傻瓜、二愣子。我赶紧回头去找那个游贩，早没影了。罢了罢了，可扔不得，凑合着穿吧。身上还有二十多块钱，得省着花。我回头去买车票。排队的时候，我脑袋灵光一现，要是只买到襄樊，不就省了将近一半路程的钱吗？没有人教我，我就这么自以为聪明的开始实践逃票了。民民办老师张老二说过。别看农民一脸的憨厚，其实可奸猾着嘞。我也是吗？坐上火车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火车，南张营村的好多一把胡子的老头都没有坐过，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我知道我做亏心事了，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总觉得要出事。果然，火车过了贵富，开始查票了。还要查票？我怎么不晓得呢？毫无悬念，我被逮住了。穿着制服的乘警把我叫到餐车里要我补票，我说，我没有钱。他们搜了我的身，又让我打开蛇皮袋子，看见里面塞的只是一条臭烘烘、脏兮兮的破被子和几件烂衣服，就不再细翻了。既然没有钱补票，就在前面的一个小站里把我给轰了下去。
可是，他们把我的票没收了。我竟然不知道要回来。
他们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就把我给放了，我以为这样我就平安无虞了。我好开心。只是想不到出站的时候还要检票，我又被逮住了。检票员把我拉到治安室里，里面有两个治安员，他们问我从哪里上来的，我如实说，武汉。
“好，票价十块，罚款十块，一共十二块，快交钱吧。”
“不对啊，我买到襄樊的票。”
我争辩道。
“票呢？”
“他们给没收了。”
“那就是没票了。别废话，掏钱吧。”
“我没钱。”
我装着一副可怜巴巴的哭丧相，对治安员说。
“没有钱你坐什么车啊？”
治安员上前踹了我一脚，又在我身上搜了一遍，也懒得打开我装被子的那条蛇皮袋子了。没有从我身上搜到一分钱，治安员很气馁，就让我抱着头蹲在地上，不理我了。蹲了至少两个多小时，腿脚都麻了，我认为他们觉得没意思了，又踢了我两脚，把我给撵出来了。
“滚，你个死盲流，再逮住你逃票就把你关到派出所里。”
治安员凶神恶煞的警告我。我点头称是。其实，剩下的十几块钱就塞在我蛇皮袋子里面的被套里。我怎么这么聪明呢？这点钱，我算是保住了。我走出车站的大门，安逸了。

这是个小镇，我已经记不清它叫什么名字了。在背人的墙角里，我蹲下来，打开蛇皮袋子，摸索着从被子里抠出那几张抖起来啪啪作响的钞票。街角一个卖西红柿的，一大板车的西红柿，二分钱一斤。我大大方方的买了五斤，没地方装，卖西红柿的老汉给我找来一块麻袋片，我把西红柿兜起来，拎在手上，又在一个烧饼铺子里卖了三个烧饼，找一个不碍人的地方，我一屁股坐在蛇皮袋子上。我一口一个西红柿再咬一口烧饼。我大快朵颐。一阵风卷残云之后，我把肚子给填饱了。还剩下十几个西红柿，我把它们塞进蛇皮袋子里。我站起来，活动一下腰肢。往哪里去呢？我再次犯愁了。
往哪里去呢？
在我后来几十年的流浪生涯中，这是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选择题。
我抬头看看天。天色阴沉沉的，也看不出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背着袋子，站在街边呆呆的发愣。不大一会儿，过来一个中年男人，身上背了一张新锯和斧头凿子，上下打量我几眼，过来问我：“你是不是找活干嘞？”
对我来说，听河南人说话一点都不费劲。我答道：“是啊。”
“我收你当徒弟，教你木匠活你干不干？”
“中啊。”
我爽快的就应道。我没有想到能在这个小地方顺利的找到活路。做木匠也不错哦。
“那就跟我走吧。”
我毫不犹豫的跟着这个男人出了小镇，没多久，我们就进山了。一路上，我和这个姓王的师傅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顺阳的。他说他是北召的，咱们算是半个老乡呢，都属于宛城管。老王说他姓王，在这一带作木匠活十几年了，对这里熟的很。我问他我们要去的地方远不远。
“不远，一会就到了。”
老王答道。

20

北方的夏天是迷人的。
伏牛山郁郁葱葱，层峦叠嶂，山风习习，吹在身上舒服极了。我和老王沿着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走了一程又一程，天都快黑了还没有到地方。每一次问老王还有多远，老王都会说快了快了。直到天黑后我们才来到一农户家。看起来他们很熟，打过招呼，吃了喝了，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家。第二天又走了大半天才到他说的楸树沟。我从没有走过这么远的山路，可把我累坏了。楸树沟是个伐木场，中间一小块山坳平地，有十几户人家，我们住在小山坡上的一间房子里，自己做饭。山民们每天从山里边拖出来人腰粗的木头堆在平地的开阔处，旁边就是解木板的场地，我每天的活路就是拉大锯，解木板。我不觉得这是个技术活，这样的活路我也不觉得需要拜师学艺。
这纯粹就是一个气力活嘛。
拉大锯全凭两臂的推拉送往。我先前见过拉大锯的，有气力，经验丰富，两个人配合默契，你来我往，一上一下，一推一送，锯和木头的摩擦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看起来轻松自然且韵味十足。但我不行，我的一副瘦身板，双臂还没有那个气力，每一次推送我都要使尽吃奶的力气。在建筑队里干活虽然也很重，但毕竟有个间隙可以喘口气，拉大锯没有。不大一会儿，我就出汗了，山风一吹，我感冒了，从鼻孔里不断的往外流清鼻涕，双手握着大锯，连擦鼻涕的功夫都没有。
我厌恶这个活路。
但真正让我愤怒的是，王木匠这个不要脸的老光棍汉子还是个贱货。这老东西晚上睡觉不主贵，老是在我睡熟的时候爬到我的被窝里，搂着我的身子浑身乱摸，揉我的鸡鸡，直到把它揉硬的像根棍子了。爱美女的不少，很多男人都是，但一个男人有什么好摸的？老王把我摸醒了，浑身立马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太恶心人了。我把这个腻物从身边推开。等我一睡着，他又爬了过来。再次醒来，我纵然没有发火，但我会躲。我跳下床，把我的被子从蛇皮袋子里掏出来，裹在身上，靠着墙角坐在地上。睡不着，心里好难过，就想家了，想我那个一无所有的家，想江汉平原那一小块我熟悉的土地，想那个了无生机的村庄，想那个村庄里的男男女女们。
白天双手拉着大锯，突然的就伤心了，眼泪不由自主啪嗒嗒的流。腾不出手擦，就任它江河一样的流吧。王木匠寒着一张马脸拿眼瞪我。我想争口气，别哭了，在这个老男人面前有什么好哭的？但不行，我忍不住。我只得把脸卖过去不看他。这地方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勉强干了五天，我说我要走，我的意思是说你得给我这几天干活的工钱。我想的好，说了几次，王木匠连理也不理。我不要了，我要走。吃过早饭，我往兜里揣了两个馍，把被子一包，连声招呼也没打，我走了。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愿意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呆在家里，那么，我的今天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可能是一个邋遢女人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一头牛的主人——现在的农村很少有人看牛了——晚上回家有个热炕头，手头攒几个小钱。或者，我依然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清苦寂寞的老光棍，就像我现在一样。或者，跟老王一样，因为寂寞，我也会拿男人来宣泄自己的欲望。我不知道。其实，不用猜测，我什么都不是，但是什么都有可能。
我不知道。

第六章 入狱

21

离开王木匠，我的心情好多了。
出了楸树沟，凭直觉往东走。虽然来的路我没有记住，但我知道，只要往东走，就能找到铁路，找到铁路就能找到火车站，找到车站我就能继续往洛阳去。
走啊，到洛阳去。
大山里人烟稀少。我一个人行走在山间崎岖的小路上，四围空旷寂静。在芦苇湖的平原长大，我几乎没有到过山里，但我骨子里天然的喜欢大山，喜欢那壁立千仞、万马奔腾的群山。一路上，我用眼睛不断地切割和组合那些奇峰怪石，山间里的雾，崖缝里的松柏，让它们在我的想象里成为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画。没有了武汉的冷漠，没有了老王的骚扰，我觉得我就是一只放飞的鸟，一匹撒欢的小马驹。我爬上一座小山包，再张开双臂飞跑下来。蛇皮袋子击打着我的屁股一弹一弹的，我开心极了。或者，我大声地吆喝，欣赏空谷里那拖长了的回音。中午，我就着清澈的山泉吃馍。我不急不躁，悠哉游哉。我发现，出门这近半年来，只有在这一刻，我才尝到了自由的乐趣。没有人辖制我，没有人呵斥我，也没有人歧视我羞辱我，我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在这渺无人迹的大山里，我蹦，我跳，我哭，我笑，没有人拦阻我。
如果没有饥饿，我愿意就这样永远的走下去。
连绵不绝的伏牛山看不见尽头，不管今天能不能出去我都不会计较的。在一个山坳里，我看见有几户人家。天也快黑了，我不打算再往前走了。我看见路边的麦场里堆了几个麦秸垛，我知道我有地方住了。我想在附近找一条小溪，就着水把兜里的那个馍吃了，找了一大圈也没找到，我只好干吃。馍硬得像块石头，把我噎得伸长脖子直打嗝。天黑定后，我靠着麦秸垛在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麦秸，盖上被子，这就是我的天堂了。我躺在被窝里，瞪大双睛，望着黑夜里的满天星斗。微风湿润的抚摸着我的脸，有一种沁人的凉意。我想着心事，想着将来的路，想着明天，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不知不觉地，我又流泪了。
为什么我有那么多的眼泪？
也许，只有眼泪才能温暖我内心的孤独和悲伤。

一阵雨点落在我的脸上，还有哗哗的水声。下雨了。我惊醒了，睁眼一看，不是，一个人正站在我头顶上撒尿。我下意识地大声问道：
“谁？”
那人冷不丁吓了一跳，提着裤子撒腿就跑开了。不大一会儿，来了四五个男人，手里还拿着家伙。“起来，你是干啥嘞？”他们恶狠狠的叫我起来，但声音却是压抑的。我很不情愿的坐起来。“我是过路的，天黑了没处睡，睡到这又没碍你们事，咋啦？”我低声嘟囔着。
“走，跟我们走。”
看他们那恶劣的态度，人又多，我只得起身，把被子往肩上一搭，手里拎着蛇皮带子，跟着他们来到麦场边的那一户人家。从后院的偏门进去，进到院子面朝南的屋里，把我吓了一跳。我以为碰见鬼了。屋里挤满了穿着各类奇装异服的男女，一支昏暗的煤油灯挂在头顶上，中间是一把太师椅，上面坐着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身上穿着一件龙袍，头上带着冠冕，像古戏里的人物，但在这小屋子里，又不可能是在演戏。他左右还坐着两个女人，凤冠霞帔，脸上涂着不合宜的浓妆，像一对妖精。右首坐着一个老头，有五十多岁，也穿着一身戏袍，贼眉鼠眼的，留着一撮山羊胡子。带我进来的一个汉子把门插好，站在我身后。我以为我到了聊斋里的阴间了，太诡异了。
“给我跪下。”
穿龙袍的那个男人指着我说道，声调是戏文里的道白，虽然一脸的肃穆，却愈发显得滑稽做作。有人从后面照着我的腿窝踹了一脚，我不由地扑通一声半跪在地上。
“启禀万岁，这就是我刚才发现的那个娃，好像是个要饭花子。”
万岁？我心里想，他是万岁？万岁不是皇帝吗？他是皇帝？现在是啥世道，怎么会有皇帝？再看这场面，阴森森的，我真的有点害怕了。
“你叫啥名字，是哪里人，干啥的，快给我从实招来。”
右首坐着的那个山羊胡子老头也是一腔戏文里的道白，摇头晃脑阴阳怪气的。我怀疑我这真的是遇到一群鬼了。我吓坏了。我带着哭腔结结巴巴地把我的来路给他们说了一遍。山羊胡子老头伏在万岁的耳边嘀咕了一阵，万岁点着头，然后冲我说：
“看你这熊样也不会是个奸细，你起来吧。既然你是个没爹没妈的孤儿，就不用走了，给朕放个牛、挑个水就行了，朕不会亏待你的。”
我刚要起来，就听背后有人说：
“还不快谢主龙恩？”
我赶紧说：
““谢主龙恩。”
“今天晚上你看见的一切都不能随便乱说。你要敢说出去，哼，小心你的狗命。”
山羊胡子老头警告我。
“我不说，我不说。”
我卑贱地答应道。
“好了，把他送到我哥那里去睡觉吧。”
万岁说道。看来他们不是一群鬼。我哆哆嗦嗦的站起来，把被子胡乱一兜，抱在怀里，跟在一个男人后面，来到相邻七八丈远的一间房子门口。那人做贼一样，轻轻的叫开了门，把我推进屋里。一股浓烈的尿臊味扑鼻而来，我以为这是要把我关进厕所里了，但这分明不是厕所的建筑，只是黑灯瞎火的，我什么也看不见。那人对屋里的人说，朱大爷，这娃今晚跟你睡。说完就走了。
“床在这。”
后墙根那里传来一个老男人浑浊的声音。我顺着声音摸索到床边，揭开被子角，从里面弥漫出来一股不可名状的温热臭味。顾不得那么多了，我小心地上到床上。木床各支支的摇晃。三更半夜的把万岁他哥哥吵醒，他老大的不高兴，嘴里嘟嘟囔囔地像说梦话，也听不出来说的是什么。我睡不着，也不敢随便翻身子。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这是一伙什么人？看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肯定不是好货。我心里一团乱麻。鸡叫三遍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
早晨被叫起来，我才看清了我住的这间屋子和我睡的床铺以及这间屋子的主人。这是一间孤零零的土坯房，里面没有粉饰，呲牙咧嘴的土坯被烟熏的漆黑。床上的被子也看不出来是什么颜色。床头堆了一堆杂物，粮食，烂衣服，农具。靠门口那里是锅灶，锅台上残留的饭渣都干了，没有洗的碗和筷子还放在锅里。主人又是一个光身汉子，看不出来到底有多大年纪，估计五十岁左右，一张黢黑油腻的脸，一头灰土土的花白乱发，眼窝粘着眼屎，脖子上一层显而易见的灰垢，衣服也看不出来是蓝色还是黑色，脚上的鞋子半个鞋底都没有了，脚后跟裂开的肉缝里夹着污垢，整个人像是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一样。哦，天哪，我服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世界上还有如此邋遢的人。我承认我都够邋遢了，但和他相比，真是小巫见到大巫了。
这间乱七八糟的屋子里面，烟熏火燎，一切都是黑乎乎的。

作者心里的主人公形象：

22

我被指示到山泉里给“万岁”家挑水，来回七八里的山路，挑担水，花了大半个早晨。想不到山里吃水也这么艰难。做饭的是个女孩子，看起来比我小一点，十七八岁的样子，胖墩墩肉乎乎的，圆圆的脸，虽说不算难看，但长了一嘴黄板牙还是个黑牙根，这一下子就打折了她那花一样粉嫩的红脸蛋。昨天晚上那两个女人中绝对没有她。我心里想。不知道她是什么身份。我把水倒进水缸里。
“先歇会儿吧，等一会饭就好了。”
女孩说道。不用跟“万岁”的哥哥大皇兄在一口锅里吃饭，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听到女孩的吩咐，我放下水担和木桶，来到院子里。“万岁”和山羊胡子老头背抄着手，正在院子里溜达。他们现在穿的是中山装，扣子扣得严严的。万岁上衣左胸部位的口袋里还别着一杆钢笔，看起来就像公社里的干部。山羊胡子老头的口袋里是并排着三杆，很有学问的样子。我躲得远远的。
“那娃，你叫个啥、啥呀，你过来。”
山羊胡子老头把我的名字给忘了，他冲我招招手，叫我过去。“看到没有，”他用手指指“万岁”，对我说道，“万岁”身腰登时一挺，振作起来。“这是咱们的万岁爷，很快就要登基坐殿了，你要好好的干，将来说不定也能封侯拜相呢。”
“嗯。”
我嘴里毕恭毕敬的应道，但本能的意识到这是犯罪，是在造政 府的反，这说不定是要掉脑袋的，还封侯拜相呢。我得跑，得早一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好，你去吧，往后小心点，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别看，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早饭吃了两碗苞谷糁煮红薯，就的是炒酸红薯叶。挺好吃的。吃过饭，我赶上“万岁”家的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犊子，外加六七个山羊蛋子到山坡上放牧。一袋烟功夫，做饭的那个小女孩也来了。我猜测她来是奉命监视我逃跑的。
山坡上的草还好，牛羊们都悠闲安心地吃着，用不着我操心。我坐在一个凸起的石包上看云看天，偶尔拿眼角扫那个女孩一眼。女孩坐在一块小石头上纳鞋底子。时间在这种尴尬的氛围中一点点的过去。女孩好像累了，站起来，伸个懒腰，来到我坐着的大石头这里，站在我旁边看着我。我从来没有跟大姑娘独处过，感觉如芒在背，浑身的不自在。女孩一点也不扭捏。后来我发现，在男人面前，女人有一种天生的从容。女孩问我是哪里人，叫啥名字。我告诉她。我心里想，我比她大，我不应该在她面前这么被动。我壮着胆子问她们家的怪异，问我昨晚看到的那一幕是怎么回事。
我没想到女孩真的给我说了。

23

“他们昨晚是在开会。”
女孩说道。女孩叫翠妮，是“万岁”的独生女儿，他们家姓朱，她娘早死了，她只读了两年书。那个山羊胡子老头姓丁，不知道是哪里人，他说他会算命看相看地气。
前年冬天，姓丁的老头来到翠妮家，一见翠妮的爹就磕头，嘴里还说，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吓得翠妮她爹赶紧把丁老头给拽起来，问他是啥意思。丁老头把他拉到里屋，对他说，我夜观天象，发现天下将要大乱，有真龙天子出世，那个人姓朱，是明朝朱洪武的后代，就住在中原的伏牛山里，他找了两年才找到这里。丁老头又仔细看了翠妮爹的五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贵相啊，贵相，真是天庭饱满、地格方圆，实在是贵不可言。丁老头又看了翠妮家的老祖坟，说是龙脉，说啥也不走了，就住在翠妮家要保他爹的驾。’一开始翠妮她爹说啥也不敢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命，终归没有经得住丁老头天天在他耳旁聒噪。慢慢的，这个粗野的庄稼汉子真的就相信了自己是真龙下凡，天生做皇帝的命。在丁老头的调教下，翠妮她爹连言谈举止都跑调了。
“等你得了天下，登基当皇帝了，咱们在北京城里享受荣华富贵，天天沥水面条白蒸馍，大鱼大肉的吃。”
丁老头对朱皇帝说道。丁老头还有一套歪理邪说。丁老头说，国民党、共产党都不算正统，只有民国以前才算真正的朝代。因为正统的朝代都有年号，国民党共产党没有年号，所以咱们现在的国家不算国家。清朝虽然有年号，但清朝的皇帝是鞑子，不能管咱们，咱们还得要汉族的皇帝管。
“等坐江山了，咱们的国号就叫大明。”
丁老头说。丁老头铁定了心肠要到北京做宰相，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丁老头不辞劳苦，满山沟子的窜，到处封官许愿，纠结争夺天下的人才。功夫不负用心人，据说，已经有一千多人愿意跟着朱皇帝扯旗造反了。抓我的那几个人就是丁老头为翠妮她爹物色的五虎大将，那两个凤冠霞帔的女人是甘愿委身于翠妮她爹的东宫和西宫娘娘。
“其中一个还是俺表嫂子嘞。”
翠妮生气的说。
“你信丁老头说的不？”
我问翠妮。
“俺才不信那个老不要脸的鬼话嘞。”
翠妮好像对那个丁老头非常反感，一提到他就一脸的不屑和厌恶。不过，我真的没想到在昌明先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还有这等样的事，太匪夷所思了。我得跑，得赶紧的跑，跑得远远的，要不就是祸。其实逃跑很容易。在这贫瘠荒芜的大山里，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的事。但我舍不得那条被子，那是我从家里带出来的唯一财产，它太重要了，不管我走在哪里，只要有它，我就不怕夜的寒冷了。
不管在哪里，不管多冷，只要我把身子裹在被子里，我的心就踏实了。

大皇兄的家里穷得连块囫囵砖都没有，心眼倒是不少，出门总不忘记锁门，深怕屋里那些破破烂烂被贼给偷了。我好几次从山里溜回来，想把我的行李拿走，但大门都是在锁着。要不，那个邋遢男人在家。
说起这位大爷，真是天下难得一见的人才。这家伙懒得半夜里尿尿都不想起床。他把后墙掏个洞，插了一截三尺多长的竹筒，尿尿了就揭开被子角，一侧身，尿到竹筒里，流到外面去了。亏了这个懒人想得出来这个便捷的方法。有天中午，我亲眼看见他在和面，粘满白面的手掏出他那根丑陋乌黑的物件，转身就尿在墙角的老鼠洞里了，难怪这屋子里有那么大的尿臊味。尿完后，连手也不洗，继续和面。别看朱老大又脏又懒，他还是个急性子。那天他蹲在院里吃饭，一只老母鸡刚下过蛋，仰着脖子“咯嗒、咯嗒”地叫，他烦了，顺手捡了一块土坷垃哄它走，谁知道这下子母鸡叫的愈发的欢了，气得朱老大暴跳如雷。他摔下饭碗，光着脚丫子追上老母鸡，拿刀把母鸡头给剁了，还咬牙切齿地说，看你还给我叫！看你还给我叫！
母鸡自然是死了，总算出了朱老大一肚子的鸟气。

24

晨晖染透了夏天伏牛山朝阳的山脊和树梢，炊烟和雾岚在这个叫朱家坪的小山村里漫不经心的舒展着。我挑着一担水推开厨房虚掩的门。我惊呆了，在灶火的干草堆上，我看见那个姓丁的老汉正露着屁股趴在翠妮的肚子上像猪一样的拱。翠妮的上衣被掀到脖子上，雪白的胸脯在暗淡的灶火前光芒耀眼。我赶紧往后退，慌乱中弄洒了桶里的水。姓丁的老汉提着裤子出来，气急败坏地照着我的脸就是一耳光：
“他妈的，你个小鳖娃真不长眼色。”
我又羞又怒，憋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捂着发烧的脸走开了。吃饭的时候，丁老头没事人一样，跟“万岁”有说有笑。翠妮有意躲着我的眼神。我端着碗蹲在院子里，心里还在想着早晨的那一幕。
对男女之间的事，除了肉体本能的反应之外，剩下的我就一无所知了。我对女人的思想和渴望还停留在甜蜜的爱情故事里。在我精心策划并导演的各类纯美的爱情里，我始终是风度翩翩、高深莫测、不食人间烟火、人见人爱且无可争议的主角。我的爱情对象们也从来不吃饭，不拉屎，没有口臭，气若兰香，不说脏话，性情温柔。她们一个个明目皓齿、天姿国色、一尘不染、冰清玉洁，齿缝里绝对不会沾有韭菜叶子。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是年龄相若的少男少女。当然了，故事里没有悲剧，没有肉欲，有的只是浪漫、温暖和各种出人意表的美满情节。对我来说，任何已婚和被别人上过的女人要么是肮脏的，要么就是破鞋。突然之间，我看到了翠泥和丁老头那龌龊的画面实在令我措手不及，它无耻的破坏和颠覆了我对爱情的美好定义和想象，把我恶心的差点呕了。尤其是翠妮，我在心里严重的鄙视她。太肮脏了。在山坡上，翠妮凑到我身边，可怜巴巴地对我说：
“金贵哥，今天早上的事，你可别给俺爹说哦。”
我把头扭开，从鼻孔里哼了一声。突然有个恶意的想法，想知道那个快要死的老头是怎么把她勾搭上了。我回过头，问道：“我不说，那你告诉我你和那个老头是咋回事？”
翠妮低着头，双手捻着衣袂，红着脸，嗫嚅着说道：“他刚来俺家，对俺可好了，给俺撕布做衣服，买花头绳，还说将来叫俺住北京城里享福。俺把他当爷爷看，想不到有一天半夜，这个老畜牲就，就钻到俺被窝里了。”
“你咋不反抗呢？”
“他力气大，俺推不开他。”
“唉。”
我悲叹一声，没有接翠妮的话。我们沉默着。突然翠妮起来跑几步，蹲在地上，张口大声地干哕。我以为她生病了，也赶过来，问她：“翠妮，你这是咋了？”
翠妮摆摆手，嘴里含糊地说：“没事，停一会就好了。”
翠妮擦擦嘴，站起来。我们又回来坐到石头上，面朝着太阳。
“金贵哥，我是怀孕了。”
翠妮面无表情，扒开衣服让我看。我看见翠妮的肚子已经厥起来了。
“那老东西真坏，你咋不给你爹说，叫你爹打他嘞？”
“我不敢。俺爹已经叫他给迷住了，成天只想着登基当皇帝，啥事都不管。”

25

不知不觉的一个月就过去了。
那天吃过早饭，把牛羊赶到山上，我回来把被子拆了，把口袋里仅有的五块钱小心翼翼的卷好，塞在我上衣领子的夹缝里——这是我想了好多天才想起来藏钱的地方。洗好被面后，我把被套和被面都搭在外面晒，晚上也不收。我计划到半夜装作起来解手，就可卷起来拿走，离开朱家坪。然而，就在这天晚上，刚躺下来睡觉，一大批全副武装的公安就来抓朱皇帝们了。我也被抓了起来。朱皇帝的文臣武将宫妃喽啰被抓的有几十个。在他们家里搜出来犯忌的东西计有龙袍御带、用青砖雕磨出来的传国宝玺、刀矛兔子枪，来往书信。忙乎了一夜，搜索完毕，我们被一条长绳栓起来，像一串蚂蚱。在大队干部、民兵营长们的配合下押着出山。交住公路，那里停了两辆解放牌大卡车，我们被塞进车厢里，挤成一团，车上把守着荷抢持弹的民兵，两个小时后，我们这群犯人被关进了酒仙县的看守所里。

酒仙县看守所的每一间牢房里都关满了触犯国法的犯人。偷牛犯、强奸犯、投机倒把犯和朱皇帝一伙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犯。可是，我是冤枉的，我什么都没做啊。
在酒仙县看守所关押的那几个月是我十九年生命历程中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我是说，在汉口建筑队里干了三个多月活没有一分钱的报酬带给我的气愤也不能和它相比，甚至连王木匠在半夜里骚扰我也不能和它相比。因为，能在阳光下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是幸福的。因为自由。
当一个人失去自由的时候，才知道自由的可贵。
拥挤的牢房里阴暗狭小。吹不进来一丝风，挤不进来一粒阳光，腥臊粘稠的空气，让人喘不过气来。每天的两顿稀饭能照见人影。正是能吃的年龄，难熬的饥饿每时每刻都在吞噬着我。因为弱小，因为是外乡人，倒尿桶，打扫卫生的活都是我的。晚上，我就睡在靠近尿桶的角落里，那尿臊味比朱老大的屋子更加浓烈。开始几天还带着手铐，吃饭睡觉都是件难事，恨不得把手剁了免受桎梏。好在我瘦小，手脖子上没有磨出血。但千万别轻看了丁老头。在牢房里我才知道，他已经把农历九月十八这天定为朱皇帝的登基大典和起义的日子，然后就去攻打他们乡政府的所在地。
不管怎么说，能够谋划这样的大事都是人才，至少我不行。

我这一关就是三个多月。开始还提问了几次，知道我真的是个被无辜牵扯进来的盲流后，他们就把我给忘了，等我熟悉并习惯了看守所的生活，有人终于想起我来了。
“张金贵，拿着你的东西出来。”
我能有什么东西？我空空如洗，一无所有，连我那条唯一的财产——我的被子也没有了。我被放出来了。临走的时候，公安局严厉地警告我：
“你这个盲流，我们国家的安定团结都是你们这些盲流给破坏的。我们要把你遣送回去，免得你再扰乱社会治安。”
“同志，我不想回家。”
我小声的乞求。回家、回家、回家——我曾千万次地想过回家的事。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的回家是我还没有离开家的时候就已经立定的心志。被遣送回家？多丢人哦。就算我不能衣锦还乡，我也不能以被遣送的名义回家。如果是以这幅乞丐的形象回去，我毋宁死在外面。
公安局一拍桌子，皱着眉头，大声训斥我：
“你这个盲流，由得着你咯，看我再把你关起来。”
公安局的人把我送到南下的火车上就走了。他刚一转身，我就从另一个车门下来了。
我还要到洛阳去。

第七章 下煤窑

26

历经千辛万苦，我总算坐上了去洛阳的火车。可是，已经是深秋了。
我是午夜到的洛阳。
出了火车站，我眼里全是低矮的平房，街道也不宽绰，在昏暗的路灯下，这座古老的都市显得萧条和破败。我一肚子深深的失望，那么有名的洛阳怎么会是这样？一打听，才知道我下错了地方。这里是洛阳东站，离中心站还有一段路呢。我苦笑一下，怅惘极了，暗自埋怨自己的粗心。大街上行人稀少，小风吹在身上凉飕飕的。我夹着膀子拿眼寻觅躲避的去处。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我来到售票大厅，捡了一张报纸，蜷曲在角落里休息，可那冰凉的水泥地贴在脊梁板子上根本无法入睡。我坐起来，绝望地向四周打量。大厅里的灯光泛着暧昧的红，不时有人进进出出，他们的身体伴随着脚跟敲击地板的“笃、笃”声不合拍的向前移动，这种脱节使那种空灵的声音仿佛是从辽远的隧道里传来，以致使他们看起来就像鬼魅一样悄无声息、缥缈虚无。耳边传来坐卧在大厅里的流浪汉们那断断续续的嘀咕声更增添了这夜的清冷。
我的路在哪里呢？下一步该怎么走？把腿抬起来，茫然四顾，我竟然没有落脚的地方。我衣衫单薄，不名一文，如何度过这夜的寒冷和排着队等候挤压我的那一串串未来的日子？
我在大厅里来回踱步。
我鼓足勇气凑到两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旁边。他俩正偎在被窝里小声说话。我想，他们也是出来干活的吧？听他们的口音几乎跟我一摸一样，我蹲下来，壮着胆子跟他们套近乎：“老乡，你们是顺阳的吧？”
“不，俺们是涅阳哩。”
“哦。我是顺阳的，离涅阳不远，那咱们也算是老乡呢。”
我向他们隐瞒了我移民的身份。
“你是干啥嘞，咋一个人？”
他们问我。
“我是出来找活干哩，受人家骗了，你们也是出来找活的吧？”
“是啊”
“你们到哪里去？”
“就到洛阳。”
“你们去干啥活？”
“修铁路。”
“能不能把我也带上？”
他俩相互看了一眼。
“中啊，只要你不嫌累。”
他们答应了。
“谢谢你们了，我不嫌累。”
我有着落了。我想哭。
时间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仿佛再次回到了那天夜里，那个寒冷的秋夜。洛阳东站。那个昏暗的、人影憧憧的售票大厅。在我身无分文、孤单绝望的时候，那两个老乡帮助了我。最让我心悸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场景还是那样的历历在目，那样的熟悉和清晰，却又像梦一样模糊和遥远，每一次想起来，我都会泪流满面。
“来，你也来偎到被窝里暖和暖和吧。”

天麻麻亮，我跟着这两位老乡坐公交车来到洛阳道北的一个铁路工程队里。
包工头也是涅阳人，里面大部分人都是他们同乡。这两个老乡向包工头给我要了一条别人丢弃的被子、一件破棉袄和几件旧衣服，我安定下来了。我在这里一直干到年底，活很重，每天干十个小时以上，不是挖土方，就是拉水泥枕木。但是管吃。早晨蒸馍稀饭，中午晚上是面条，尽管吃。每天的工钱是两块钱。对于我，和黄梅县那家建筑队相比，这已经是天上地下了。最重要的是，因为没有沟通的困难，虽然活很重，但我一点也不感到孤单。
工程队里人很多，我跟这两位老乡被分在不同的班组，开始我们还能保持接触，渐渐地，就失去了联系，以致今天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他们的名字了。

要过年了，人们陆陆续续都回家了，只有两个看场子的人留守在这里。工程队的院子里空荡荡的，往日里热热闹闹的简易工棚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床架上是凌乱的稻草和民工们扔掉的破衣烂鞋，空气里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一个人住在这种满目荒凉的城市阴角里，心里别有一番惆怅。我好说歹说，看守人才答应我留在这里过年，但每天得交一块钱的伙食费。
“谢谢你，大叔，我愿意。
过了初五，有人来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虽然认识他，但从没有跟他说过话，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相互点点头，就算打了招呼。随后的几天里都有人来，我同样不熟悉。陈显涛是初八来的。其实我跟陈显涛也很陌生，但因为年龄相仿，我们就多说了几句话。晚上，陈显涛告诉我说，他明天就要走了。我问他到哪里，他说到宜县下煤窑：
“比在这里挣钱多了，还没有人管，可自由了，你去不去？”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下煤窑。我知道那活路又脏又危险。不过，这里的工程要过完正月十五才开工。我想了想，决定跟着他去。

@城市田园生活 2020-02-17 06:40:15
楼主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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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网友一直的鼓励和支持，我很少回复，不是我不懂得感谢，我只是想，作品不好想让别人浪费时间顶帖是不可能的，好作品不用说人家也能看出来。我这部作品反应冷冷清清，说明不咋地，有鼓励的，我真的从心底里感谢，希望我的文字没让你失望！再次感谢！！！！

27

前几天下的雪还没有融化，天阴沉沉的，大地一片苍茫的白。坐在开往宜县的汽车上，我的心像窗外的天气一样沉重。差不多一年了，我像一枚掉在山溪里的落叶，一路随流水跌撞沉浮，到现在也不知道无风无浪的平安在何处；或者，我就是一只一头撞进蜘蛛网里的苍蝇，虽然拼命挣扎，但仍然无法摆脱命运的摆布。我失去把握自己的信心了。
七十多里的路，到了。
宜县很小，刚过完年，街上的行人稀少，显得冷冷清清的。我跟在陈显涛身后，踩着雪水和泥渍，穿过城区主干道，往西一拐，就出城了。从一个山口进去，不到二里路，就是我们要去的王沟矿区。我们踩着石头，从沟底的溪流里过去，李留根家的小餐馆就建在半山坡的一小块平地上。陈显涛领着我进去，跟老板娘打招呼：“李大婶，新年过得好啊，我又来了。”
餐馆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正坐在煤炉子前烤火。看见我们进去，她站起来，一脸喜相，“是小陈哦，我还以为你小龟孙不来了呢，”又看了我一眼，“这个是你带来的？你们吃饭没有？”
“他是我老乡，俺们刚下车，还没顾得上吃嘞，你赶紧给俺们做饭吧。”
吃过饭，嘴一擦，陈显涛理直气壮地对老板娘说：“大婶，先记到帐上，俺们没钱了。”
我心里颇感意外，吃饭还可以赊账？想不到老板娘笑着说道：“你个龟孙，刚来可没钱了？那你明天就得给老子干活去。”
说完，就顺手拿起账本，把我们俩人的名号饭钱都记上了。
“大婶，我年里头住的那间房子没人住吧？”
“还没有呢。”
“那俺们去住了。”
“去吧。”
李家充分利用了他们饭店的所有空间。他们老两口和小儿子住在饭店的隔壁里。饭店的西山墙上搭了一个挎耳棚子，里面住了两个四川人，后面是个小小的院落，就着后墙一溜搭了两间单砖砌的简陋的油毡房子，靠着饭店的山墙拐角也就势搭了一间窝棚。我跟着陈显涛出了饭店，拐过墙角，从小门里进去，推开那间窝棚的门，里面是一张铺着柴草的床，所剩的空间就只够俩人转身了。我们把带来的被子铺好，安顿整齐，陈显涛就带我到附近的小卖部里买了一条帆布口袋和一只手电筒。这都是下煤窑背煤必须用的东西。第二天一早，我就跟着陈显涛干活去了。简陋的饭店，简陋的院落。我们租的那间小窝棚每月只有六块钱的房租，我和陈显涛各出三块。
我在宜县长达数年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28

王沟有一家国营的大矿，但它跟我们这些外乡来的背煤汉子没有任何关系，能进到那里干活都是些有脸面有门路的。散落在各处半山坡上的小煤窑是当地公社、街道或大队办的。在山坡上打个十几丈深的斜口就见着煤层了，但煤层薄，只有二尺多厚甚或不到，还有落差很大不规则的坡度，所以用不着使用机械。我们就在这种煤窑里干活。除了一把气力，老板对我们没有任何要求。从漆黑的地底下把煤一袋一袋地背出来，按深度的大小，五厘到八厘钱一斤，窑口有个过磅的，把姓名斤数一登记，一个礼拜就可以领到工钱了。在小煤窑里背煤，人勤快又舍得下力气的话，的确报酬丰厚，一个班下来挣到十来块钱不是难事。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几乎就是个天文数字了。但我不行，我从来都不是个肯吃苦又勤快的人。
小煤窑里冬暖夏凉，干活没有人催，也不受时间的限制，啥时候想下去干都行，全靠个人的兴趣。不想干了，随时都可以屁股一拍走人。当然了，在不断的进进出出中，可以见到日白天蓝，人也不会觉得压抑。我想，正是因为这种极端的自由才使来自安徽、四川、豫东等地的许多人跟我一样，既挣不下钱，又舍不得离不开这个地方。通透的说，小煤窑其实就是一种看不见的泥淖，它在不知不觉中吞噬着我们这些流浪汉们的生命。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曾尝试挣脱过，但总是走不了多远又回来了，直到我最后不得不彻底的切断与它的一切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在我诗一样青葱的岁月里，我在宜县小煤窑里前后干了三年。不管是得也好失也好，是爱也罢恨也罢，在今天看来，它们都不重要了。

刚开始下煤窑，头上绑个手电筒照路，脊梁上背一袋煤，在掘工们开凿的仍然显得低矮的巷道里往井口爬，特别不习惯，一不小心脊梁上的煤袋子就撞上天板了，有时候因为用力太猛，能把我一屁股弹坐下来，一天下来，浑身每一个骨节都是酸痛的。坚持了一个礼拜，就习惯了。我甚至能够弯着腰，低下头，在巷道里飞也似地跑。身上背着煤，不管再狭窄的路，只要腰往下一哈，肚子贴着石壁便过去了，如履平地。
人真是一种最能适应环境的活物。

30

小饭馆的主人、我的房东李留根是国营煤矿的老工人，还没有完全退休，不过已经不下井了，所以，在家闲着的时间多，可以在饭店里帮忙。也许是常年的井下劳动所致，他已经驼背了，五十来岁的年纪使他看起来就像是一条被火烤糊了的老虾米。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样，很多人都惊讶于他干瘦的脸上那个丰满硕大的酒糟鼻子，那上面的油光仿佛汇集了他浑身上下所有的灵气，我相信那是因为他每顿饭前都要独酌几杯的缘故。或者，对他来说，在酒中迷迷糊糊就是一种活着的享受。他不善言谈，他的眉头也总是愁苦万状地紧锁着。如果他不是哑巴的话。他当然不是，你很难跟他呆在一起聊上几句话。换句话说，和他说上三句话你就会感到吃力，即便是你原本有很多话打算对他说，但从他那游移不定的目光和含糊不清的回答中你就会变得和他一样无所适从索然无味了。餐馆里的经营权乃至他们家所有可以行使的权力都在他干净麻利的妻子手里。他们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在老家农村，已经结婚了，小儿子有十来岁，在上小学。
我是过了正月十五才见到他们的女儿李慧芬的。那天我正爬在饭店的小桌子上吃午饭，她一踏进门，就闪亮了我那双低垂的眼。这实在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女孩。她长发披肩，细眉凤目，眼梢上挑，樱桃小口，就跟我在哪一本书的插图里看到的唐代仕女一样。再加上那凸凹有致的身材，一顾一盼无不千媚百态，光芒四射。
“你这个死妮子，浪到哪去了，连年也不回来过。”
李大婶看见李惠芬，瞪大眼睛，脸都扭曲了，咬牙切齿的骂。
“你管不着。”
李惠芬嘴里叼着烟，冷漠的回应母亲的咒骂。李惠芬有一副沙哑锐利的嗓子，这跟她那神采奕奕的形象格格不入。反差太大了。
“不叫老子管，好，有本事你别回来。”
“老子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气死你。”
我不敢相信，如花一样妩媚的女子是这样粗野的对待自己的母亲。母女俩你一句我一句泼妇一样的骂开了。在母亲面前，李慧芬一句话也不吃亏，一脸的满不在乎，把她母亲气得浑身直打哆嗦。这是我第一次见识这对母女的争吵，在后来的日子里，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她们娘俩隔三差五的总要大吵一架，已经成了惯例了。真是一对冤家。
“也不知道我上一辈子造的是啥孽哟，咋生了这个不争气的闺女。”
每一次骂后，我总能听到李大婶如此深切的自责。

李慧芬抽烟酗酒，每喝必醉，醉后又哭又闹，形骸放浪。在背煤汉子们私下的窃窃私语里，我听见他们在说李惠芬是个“野鸡”。那个时候，在我一尘不染如白雪一样纯洁的世界里，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要称呼一个漂亮的女孩为“野鸡”，但从传说者那猥亵的表情里，我能猜出来这不是个夸奖人的称谓。当然，没过多久我就知道它的意思了。住在李家的院子里，我也很快就证实了人们对李慧芬的说法。我深深地为她惋惜，如此精致的女孩竟然沦为妓女，这对爱情太不公平了。
李惠芬就住在我斜对面的那间低矮的油毡房子里，其中的一间装着杂物，一直在锁着。我和李惠芬房间的距离不到一丈远，经常从她闺房里进出的都是些看起来就不正经的男女。李惠芬从不在饭店里帮活，一出去就是几天不回家。偶尔她会在某个小煤窑里过磅，但时间都不长。我听说，就是这个工作也是她用身体换来的。在小煤窑的窑口，那个支磅的小窝棚里，我曾亲眼看见她坐在一个矿长的腿上，矿长的手轻贱地插在她的怀里蠕动。可她的脸连红也不红。
其实李惠芬待我很友善，见了我总是嫣然一笑，只是我从来不敢跟她那电光四射的眼神对视。

春意渐浓了，野山杏在山坡上那灰秃秃的荆棘丛中一簇簇的怒放，那雪白的花朵在这个小草返青的季节里特别招眼。我已经熟悉并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心情也好了起来。
我也结识了很多好朋友，例如安徽亳县的郑家虎，嵩县田湖二程故里的王疙瘩，四川阆中的雍国良。其中跟我关系最好的是豫东永城的周泽峰和蒋小德。他们俩跟我同岁，我们一直结伴在一个煤窑里干活，收工后一起到县城里玩耍。那时候已经有了录像，看录像就成了我们收工后的最爱。因为有了朋友交流，几个月的时间，我说话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含糊不清了。口齿利索起来，似乎口才也长进了。我常常在周泽峰和蒋小德面前手舞足蹈、口若悬河地吹嘘我过往的经历，听得他俩一愣一愣的，觉得我是这天地之间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能是我太做作了吧，太康县的芈保志给我起了个“假斯文”的绰号，这个善意的称呼我非常乐意接受。毕竟斯文总比野蛮好，虽然是假的。坦白的说，我骨子里绝对是个性情中的人，只是隐藏的太久了，在合适的环境里，我总算迸发出来了。
在一九八三年的人生片断里，我是一条在水中自由游泳的鱼。

29

当然，一九八三年也是个多事的年份。
七月的一天早晨，我还在睡懒觉，陈显涛非要叫我起来跟他一起下煤窑。自打我熟悉了附近的两座小煤窑后，我一直没有到别的煤窑里干过活。陈显涛则不然，他是个见面熟的主儿，朋友比我多，王沟的小煤窑他几乎都下遍了，所以后来我很少跟他在一起干活。说到我们的关系，虽然是他带我来的，虽然我们住在一间屋子里，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成为好朋友。毕竟，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我们好像不是一路的货。但这天早晨我无意拂了他的热情，就跟他一起去了。
我们去的那座小煤窑离住的地方有五里路。由于煤层浅，放一次炮至多能崩下来一两吨煤，一二十个人背，手脚麻利的能赶两趟，至于我，不用想，能背一趟就不错了。掘工们放炮的时候，我们都躲得远远的，最好是等硝烟散尽了再进去装。但有些性急的人，为了多背几趟，总以为没问题，不听掘工们的话，躲也不躲远，炮刚响过，就急着进去，就像陈显涛，躲的不严实，被横飞的一块煤矸石给砸死了。
之前没有一点征兆。听见有人在喊砸死人啦，我问是谁，都说不认识。我来到陈显涛的尸体旁，用手电筒照他的脸。虽然他脸上差不多被煤灰糊满了，但我毕竟能认出他来。
“显涛！”
我失声大喊。陈显涛躺在地上抽搐，已经说不出来话了，头上的鲜血汩汩的往外冒。我吓坏了。我扔下手中的帆布口袋，蹲下去，舞蹈着双手就是不敢扶他起来。我半跪着四下打量，里面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我大声的哭着喊道：
“来人呐，赶紧把他抬出去往医院里送啊。”
没有人理我。他们只是躲在远处看一眼，就像捡命似的奔向煤口装煤去了。我心里好难过，一袋煤的蝇头小利，竟然使人们对生命如此冷漠。终于有两个掘工过来了，我们三个轮换着把陈显涛往外背。陈显涛的身体还是温暖的，只是整个人成了一块软塌塌的死肉。出了井口，把他放下来，拿手一探，已经没气了。幸亏我知道陈显涛老家的地址，否则的话，他真的就成了无人认领的孤魂野鬼了。矿上的领导来了，问了我一些陈显涛的情况，便派人往他家里拍电报。我把他背到澡堂子里给他的身子擦洗干净，矿上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穿上，就把他冻藏在冷库里了。
陈显涛的父亲和舅舅是第三天赶到的，他们被矿上安排到旅社里住下来。至于他们如何商讨赔偿的细节，我不得而知。直到陈显涛被火化了，被他的老爹和舅舅带回老家了，我才听别人说，他那条命值了两千块钱。
《回不去的地方叫故乡》

刘马娃说他叫刘马娃
刘马娃被矿顶落下的石头砸死的那年二十三岁
我是刘马娃的朋友
工头问我刘马娃是哪里人
我说不知道
也没有人知道
矿上把刘马娃埋在一个山沟里
五年后我特意跑去看他
可我己经找不到刘马娃的坟丘了
我背上蛇皮袋子
里面塞的是洗换的衣服和被褥
继续向远方流浪

妈
我工作忙
董事长不给放假
今年就不回去了
唉，咋又不回来了
老娘在电话那头一声叹息
我赶紧挂了电话
然后躺在天桥下面的被子里
这北方太几巴冷了
我冷漠地看着马路上奔驰的车流和人群
然后把烫着指头的烟屁股弹得远远的
看着火星溅灭
然后
再一头拱进被窝里
让里面的热气温暖我冰冷的脸
然后
我就进入了我的春天

少他妈的跟老子扯故乡
那不过是一片云
是一场梦
是一种泛滥的情绪
甚至是一根可有可无的几巴毛
实话告诉你
没有人有故乡
我们都是野人
是一群铁石心肠的野人
是一群漂泊的寄居者
直到断气的那天还在欲望的路上奔跑
最后成为一把灰尘
死不暝目

陈显涛的死对我打击很大。一个朝夕相处的人突然之间说没就没了，让我真切地感到生命的脆弱。我对小煤窑那个乌黑的洞口也产生了深深的畏惧。那些天里，我老是做梦，梦见陈显涛。他的身体好像抽缩了，像个小孩子，瘦骨嶙峋，面无血色，目光呆滞，灰头土脸的，就站在我的床前，很胆怯的样子，好像要跟我说话，但总是一句话也没说，吓得我常常从梦中惊醒；我也经常梦见自己即是脚尖轻轻一点也能像鸟一样飞起来。我飞过青草地，飞过平原，飞过山林，飞翔的感觉自然流畅。多年后我看了一篇关于心理学方面的文章，上面说，梦见自己飞是想要改变自己处境的潜意识活动，我立马就想到了陈显涛死后我那段时间的光景。我认可这种解释。
我还老是梦见在小煤窑里那漆黑狭小的天地里，我赤裸着沾满煤尘的肢体，挥舞双手想抓住什么，而黑鸦鸦的石壁铺天盖地地朝我压来，使我感到一种窒息的恐慌，醒来通身是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