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５年12月2日上午，凤凰网上看了原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现凤凰国际智库首席顾问、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所写的《供给侧改革的十大风险》一文后（论述十三五时期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我就立即有了写字的冲动，写了一半不得不白天晚上上班工作，直到3日下午2点后才又有了时间，就把自己想说的话继续大胆直白地都写出来了。

我以为，自上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我们这个社会出现过的体制内的自然科学家还是很有一些的，但体制内的社会学家太少了（文学家不在此列），尤是缺少经济学家。为什么这么说？

“两弹一星”、航天飞船、隐形战机，上天翱翔；能下到8000多米水深的蛟龙一号，海底漫步；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青藏铁路、杭州湾以及港珠澳跨海大桥等高难度的超级工程建成使用；遗传育种成就的杂交水稻惠及全人类；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巨型计算机诞生在中国，且多年保持世界第一的记录；海底石油能够被开采出来，先进的数控机床前几年已经制造出来，今年11月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首架支线喷气式客机已经生产下线，等等。如果中国没有自然科学家，以上这些事情是万万不可能做到的，这都证明我们国家还是有一些、甚至有很多优秀自然科学家的。因此，如果说我们中国从上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没有自然科学家，那是睁眼说瞎话。你能说钱学森、王稼祥、李四光、袁隆平、王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汉字激光排版印刷系统首创人）、屠呦呦等等他们不是自然科学家吗？

几十年来经济社会的反复折腾说明了我们国家真缺少社会学家，尤其缺少经济学家。我们只有政客，没有政治家；只有阴谋家，没有思想家；只有自以为是的文艺人，没有艺术家（文学家除外）；更没有哲学家，谈都不谈上有什么哲学家；而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也几乎没有，可惜称得上是政治学家、法学家的敢讲真话的蔡定剑教授却于2010年11月54岁时英年早逝；至于经济学家太少，我以为，体制内只有两个半人称得上是经济学家，体制外的经济学家也只有一两个。

媒体称为当代中国泰斗级的经济学家说是吴敬琏、厉某某、林某夫这三位，其他的被叫做经济学家的人还有周小川、成思危、向松祚茅于轼、李稻葵等等不计其数，他们都是体制内的人。我虽然是普通人，但在我看来，厉、林、周、成、茅、李稻葵们统统都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连半个经济学家都不是，而勉强称得上体制内经济学家的只有两个半人，三个都没有！吴敬琏能算一个，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算一个，深圳大学的国世平算半个；体制外倒有一两个经济学家，他们是谢国忠、许小年。除此之外中国再也没有一个经济学家，没有，没有，一个也没有！这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那些人只会呆在书斋里做学问，的确水平有限，只会马后炮，只会鹦鹉学舌，因为我们既没有看到过我国有哪一个经济学家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提出过一个在全世界有影响、被公认的经济学说或经济理论，也没有谁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实际情况预先、提前提出过好的经济社会政策建议意见，他们只会瞎建议乱参谋，不懂装懂，试错犯错再纠错；二是长期政治体制禁锢造成了他们不敢有什么活跃的思辨的思想，最后也就真正没有了什么经济学见解和思想了。好不容易出来了一个文学家莫言(只有读了高小，即现在的初中)，他最多也只能以拐弯抹角的魔幻写作手法来实现他批评现实主义的写作目的，这就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我一向对政治经济感兴趣，几十年来长期跟踪关注我们国家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的言论，让我来对我们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一个个说道说道：

我敬佩“吴市场“，鄙视“厉股份”。要认识所谓的“厉股份”的真实面目，我以为很有必要将他与“吴市场”吴敬琏做对比，这样可以更好地分辨他们。

厉的思想，长期鼓吹效率，忽视公平。目前我们社会不合理的分配体制，贫富悬殊，这多少与他的主张有关。由于厉以宁最先提出我们的企业要搞股份制，所以称为“厉股份”。尽管在几届政治局委员中有多个他的弟子，甚至他有几个政治局常委的弟子，但他所谓的股份制理论、证劵债券理论以及平时的文章讲课演讲等都不仅不是自己首创的什么理论，而且还大大脱离中国经济社会实际，只会高谈阔论，只会马后炮，只会玩新概念来故弄玄虚，显示自己有水平，其实连李昌平的水平都不如（李昌平曾在2000年他写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里因不赞同厉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内容而写过”厉某某先生应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文，厉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极其没有水平），虽然我们的股市、债市等资本市场搞得很糟的原因和责任主要在政府，但他厉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从来就没有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过什么正面的贡献；他前些年本来已经无图无声的了，这两三年来“父凭子贵”又开始有图有声了，他在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还说今后房地产仍然是我们的支柱产业，就在几天前他在广州又说“把品牌打到国外，把消费留在国内”，前者是瞎说，迎合高层，后者是喊口号，并没有提出什么好的措施来，一大把年纪了还这么不自重，还在拼老命拍马溜须，沽名钓誉，实在令人鄙视。更值得指出的是，此人不仅说假话办假事，而且只为既得利益集团说话，而从来不为老百姓说话：林长期说企业高层领导不要不好意思去拿个人股权分红，也不要不好意思去拿高额奖金。他就是这样长期鼓吹效率而忽视公平的，目前我们社会不合理的分配体制，贫富悬殊现状，这多少与林的主张有关。他的人品真值得怀疑。

吴敬琏的思想，长期提倡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而且总是强调我们的改革不能就经济改革谈经济改革搞经济改革，必须简政放权，必须要有顶层设计，即必须要同时或事先进行社会体制、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吴敬琏是新中国以来最先提出我们应该要搞市场经济的人，所以称为“吴市场”，最近几年他又大力呼吁我们的改革应该先进行顶层设计，进行系统改革，只有先将理论研究清楚，把改革方案、路线图、时间表都研究清楚，都定好了，再来步步实施，层层推进，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不能搞到哪里是哪里，这样才能避免试错犯错，或者少犯错，也能真正推动改革。“顶层设计理论”是他最先提出来的，他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主张简政放权。而且他一向有良知，敢于讲真话，而不说假话。所以，虽然吴敬琏提出的市场经济理论和“顶层设计理论”（所谓顶层设计理论，我认为其实就是两点：一是，系统工程论，改革要有章法，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完全可以借鉴人类成熟的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改革，二是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又会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论说。可我们的人只说不做），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正因为他有别与厉以宁的假大空和坏，我才把吴敬琏先生称为体制内唯一的一个经济学家。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深圳大学国世平教授，尤其是前者不仅治学严谨，经济金融学养扎实深厚，最主要的是他有吴老的风范，敢讲真话，不像那些人只会说假话，只会违心地经常写出一些什么政治经济金融方面“青词”之类文章来。故，我以为，他他们是体制内仅次于吴老的经济学人。体制内有太多太多的只会写出一些除用作评职称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作用了的所谓经济金融学论文的教授学者，只会“教书”，不会育人，教书也只是误人子弟的。

林，一个丢下枪杆、脱下军装、抱个篮球、夜游台湾海峡、投诚到大陆后上了北京大学的台湾逃兵。但林的成功不在于他的经济学养有多深，而在于当他善于当御用文人，善于领会和揣摩最上层意图。笔者长期关注林的所谓的经济政策建议，他就是一向鼓吹我们有后发优势，鼓吹我们要长期进行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他认为只有投资才会带来消费，带来内需，其实这都是十分错误的，这其实就是凯恩斯主义的一部分，我以为林没有完全搞懂凯恩斯主义，笔者我这个不是经济学人的人都懂得凯恩斯主义（（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干预经济只能是在经济发生危机时短期使用的一种应急措施，权宜之计，而绝非是长久的正常的举措。你林主张一直使用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何居心？简直就是居心不良啊。因为，在我们这个其他很多领域都没有改革、没有配套的情况下的经济落后国家即便有了二三十年较高速度经济增长，这也不是什么后发优势，这是一种假象，因为如果不进行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之前的经济发展成果都是靠不住的。美籍华人杨小凯教授说，世界各国在发展经济上根本没有什么后发优势，只会有后发劣势（在此不作详细讨论）。由于他写了一本有关鼓吹中国经济有有后发优势的书，这本书可能恰合了我们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二三十年这一结果，这好像被他预言准了，林的后发优势之说是使他曾当过一届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任首席经济学家的唯一筹码，也必须承认林的英语很好，英语很好是林能担任这一职务的另一充要条件，当时我们很多人曾为林当上世界银行副行长而洋洋得意，可他在世界银行行长任期里毫无建树。我认为西方人、主要是美国人让林担任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任首席经济学家，这是西方国家对我们政府的不良用心（别以为我们高层什么都懂，都懂就不会一会儿极左一会儿极右了；即便他们懂，可他们过于恐惧，因为恐惧就故意去坏了），是对我们政府的忽悠和麻痹——让我们政府洋洋得意于林毅夫的假说，继续践行林提出的政府该长期大力投资的搞法（他们的确长期是这样做的），以此阻止我们的崛起，因为这一做法必定会使得我们陷入深深的各种危机之中而不得自拔——因为林的主张虽然可取得这些年代高速增长，可殊不知这种高速增长是在社会管理体制、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等很多东西都没有跟上，都被破坏的前提下取得的，这是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眼下以及今后必会为此付出惨重代价，而且一定会是得不偿失的。

现在就是应验的时候到了，大家难道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经济已经陷入严重危机？这虽然主要是政府决策的失误所致，但这与他林绝对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因为他长期鼓吹政府要加大投资，直到去年底他还在呼吁和鼓吹国务院和地方政府要加大投资力度，说只有这样才能救我们的经济，至于2008年之前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以及2008年2009年的强刺激，现在中国经济诸多问题，产能过剩、债台高筑、货币超发、信贷泡沫，房地产泡沫等都与他的主张有关，他并没有对我们的政府高层出过什么好主意好建议，出的都是馊主意，现在问题都爆发出来了，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不认为他是什么经济学家，他就是一个投机者，一个投诚的叛徒，是一个提出并迎合了我们最高层自我陶醉的所谓中国模式的阴险狡诈之小人，是令中国陷入危机的罪魁祸首。我不相信什么后发优势，我更相信后发劣势。如果真有后发优势——那必须是在理顺社会管理体制、行政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有真正的后发优势，否则，如果是一种消耗了极多资源、预支了未来很多年的消费能力后（暂不论环境破坏）所取得的暂时成绩，这不是什么后发优势，这一定都会很快被葬送的。在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被葬送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审判他，葬送他。可是，这一点，这个人，社会遇到的问题，我们被愚弄了还在洋洋得意，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这又是我感到最悲哀的所在，替人悲哀，更为这个民族和国家悲哀。


再说说周、成、茅这三个人，并不是我知道他们本科学的都是工科不是经济学科，我就不承认他们不是经济学家，半途出家这不是原因，我懂得很多经济学大师或其它方面大师级人物往往是复合型人才，他们本硕博不一致是很正常、甚至是很正确的搞法，因为对于智商高者来说，本硕博不一致的复合求学经历恰恰是促成大师级人物的必由之路之一。之所以说周、成不是经济学家，是因为我读过他们的一些文章和讲话，他们只是深得为官之道，说话办事中规中矩，圆滑通融，极其善于人际沟通与联络，在权力面前更是会极其迅速地妥协、委屈求全；至于经济金融知识他们也是懂得一些的，但他们懂得更多的是政治手腕的玩弄，人际关系的维护，他们是官员，还远远称不上是经济学家，一个是央行行长，一个是全国人大常务员委员会副委员长。周在18大之前说是要退休的，后有被再次延用至今。周要是懂经济，就不会支持2008年2009年的4万亿强刺激政策，即使那一次难以阻止国务院的决议（在中国的央行不完全像美国的美联储，美联储自己有决策权，不受国会控制，我们的央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这“一行三会”还得服从国务院的领导，并没有决策权；据说由于“一行三会”过去对金融资本市场监管不力，明年“一行三会”权利和职责将会被新成立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委会”这一机构所取代），但后来一次又一次的超发货币和宽松流动性这一做法，你周小川应该要出言反对的啊，可是他都没有作声，也许他本就主张这么去做的，他这是傻还是坏呢？不管他是不懂真傻，还是故意而坏，我们现在的经济千疮百孔、危机重重，周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发生次贷危机后的美国，七八十岁高龄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都被叫到国会质询了三个多小时，可周小川却对现在的经济糟糕形势不付任何责任，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说什么成是中国搞天使投资的第一人，他无非是照搬美国的天使投资搞法而已，有什么创新，没有创新！而且他搞的天使投资多少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女儿开房地产公司募集资金，他搞的天使投资到底为别人的企业募集了多少资金，投资成功了几个企业？他无非就是一个受惠与父辈荫蔽（其父成舍我1898—1991），著名新闻出版界人士，14岁参加革命军，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上海《民国日报》主编，北京《益世报》总编辑。），善于拍马抬轿的党外人士而已，一个副国级高官而已，说他是一个经济学家，那就扯远了。

茅，本不值得一提的，但还是说道两句。他自己说后来转搞经济学研究是对经济学感兴趣，我看他一是为了多赚钱（所谓的经济学研究来钱多），二是为了沽名钓誉，为什么这么说他呢？因为他到处说一些自己研究出了一个什么什么经济现象，可事实上既谈不上是什么理论，也更漏洞百出，茅在八九年前还时不时地出现于某些小媒体上，现在已经好多年无图无真相了。以上三人都不能算是经济学家。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无论是讲学还是作报告，即便是上央视评论经济总是不回避经济社会问题，都敢于直言，指出问题所在。既讲事实，也很有经济学道理，更是有良心的学者专家啊。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曾经准确预言到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确有真才实学，体制内所谓的经济学家无一人预计到亚洲金融危机发生；谢国忠10多年来一直指出我们的房地产有泡沫，房价要大跌，很多人认为他说得不准，他没有水平，被人戏称为预言我国房地产方面的“空军”，但我不以为然，我以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他对我们房地产的预言是错误的，而从纯经济学理论来说谢说得又是正确的，之所以房地产泡沫迟迟不破灭，是因为我们政府一直在过多地使用了凯恩斯主义，过多地提供了很多货币，凭空提供了很多需求，是因为我们政府违反经济规律办事，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去做的原因，我在多篇文章里有论述。正是因为谢是有良知的学者，他实在看不惯要实施这些经济政策措施，所以一次次地预言我们的房地产有泡沫，房价要下跌，是想以此提醒当局，提醒决策者注意危机；还有，你想经济规律总要发挥作用的，问题和泡沫是不能无限掩盖推移的，是脓包就会穿包，是泡沫就会破灭，正是因为谢一直说泡沫要破灭而没有破灭，如果真到了泡沫破灭时一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泡沫了，那泡沫破灭的冲击波一定很大，现在就是破灭破灭的时候了。如果政府能早听听谢的意见，让泡沫早破灭，或使泡沫变得小一些，也不至于有今天。谢是我敬佩的经济学家。


中欧商学院的许小年教授虽然也没有提出过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经济学说，但他不仅对我国自1949年以来到当下的政治经济所走过路径，所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都有很系统很深刻的研究和见解，而且对西方各个流派的经济学说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并能将之与我国当下经济现状作比较研究，从而提出真知灼见，至于这意见会不会被当局采纳则是另一回事。许小年教授比什么李稻葵厉以宁茅于轼周小川们有水平多了，李稻葵的“长处”就在于他有一副御用文人的嘴脸。

最早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是张五常教授，早在2010年是就提出来了的。李稻葵在凤凰国际智库上刊发《供给侧改革的十大风险》一文，论述十三五时期需要什么样的供给侧改革。供给经济学这学派是你李稻葵创出来的？这文章不过就是东拼西凑抄袭的文章。 你之前为什么不提出这一点来？你这不是马后炮，不是鹦鹉学舌吗？如果其它都没有改变，供给经济学也是救不了我们经济的。


李是个什么人，仅就今年来看，李在多个场合，包括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房地产论坛上、大学讲台上等多次鼓吹中国没有房地产泡沫，房价还会上涨10年，我们的经济当下还有20年的中高增长时期，中国的城市化现在还大有可为等观点，不，这不是什么观点，更称不上是什么理论了，这只是睁眼说瞎话！他的这些瞎话，连我这样的普通人都觉得非常荒唐可笑，可李却一遍遍地讲得口吐白沫，一副御用文人的丑恶嘴脸显露无余，除了令人恶心外，还直叫人无语。李们虽然头顶很多光环，除了会说几句英语口语外，并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因为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过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没有提前做出过任何一个预判和任何一个好的建议，他们不是极左，过分相信政府的力量（国务院有1700多项行政审批权，南方周末报说一个长沙市政府有9000多项行政审批权，可我们的社会几乎没有民间组织），把政府搞得大大的强强的，而把市场把社会搞得小小的，用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来左右经济，这是极左；过分相信市场的力量，将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产品和公共事业完全市场化，而忽视了政府的兜底作用，这是极右。李们从来就没有为政府高层出过一次利国利民的好建议，他们不是傻就是坏，傻是因为不懂，而坏是故意的。李不仅傻而且坏。近来我们是有很多所谓的经济学家都开始提到供给经济学，我记得是许小年最先提到的，比你李稻葵叫嚣什么供给经济学至少提前了一两个多月的时间，而你李现在才开始叫嚣什么供给经济学，也没有说到点子上去。我一个普通人也懂得，在没有全国统一市场，不是真正市场经济环境下（且不论有没有真正简政放权和进行行政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供给经济学是根本不可能医好我们当下的经济问题的，这么做仍然只会向后推移问题，掩盖问题。就算供给经济学适合我们，你李稻葵们原先是干什么吃的，现在才这么说，这不是马后炮，就是鹦鹉学舌。这样的人能是经济学家？


供给经济学说是相对于凯恩斯的需求经济学来说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并取得了较大效果。于是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但是，凯恩斯主义人为地扩大需求，最后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生产停滞、失业严重，同时物价持续上涨的“滞胀”局面。于是经济学界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出了替代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供给经济学派的先驱者是加拿大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芒德尔（当然，随后还有一些学者对供给经济学进行了不断完善）。供给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而得名。该学派认为，生产（供给）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A.B.拉弗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

供给学派出发点是彻底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可是你李、林、厉、周等原先不都是大力鼓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经济学（投资、出口，内需三驾马车）吗？现在又说应该要搞供给学经济了。笔者我虽然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但我知道，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措施人为地提供需求，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我还知道，这一需求经济学理论只能是在一个经济体发生经济危机时不得已而使用的一个短时期的应急手段，可我们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却把凯恩斯主义（需求经济学）当成了一个宝，一直用了30多年，早就用出很多问题来了。从现在开始到今后一段时期里我国不能在大力大行其道地使用和采取凯恩斯主义来抓经济了，必须要真正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真正使市场起到支配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才行，而你李稻葵们现在才说起要搞什么供给经济学。我认为一个经济体或一个国家想要保持经济的正常运转还是要按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自由经济学来办事，80%90%左右的时候按亚当、史密斯的自由经济学来办事，10%20%左右时间（发生经济危机时）按凯恩斯主义办事，这个早就在80年以前已经争论辩论清楚了的。说什么现在我们的国家要搞什么供给经济学，这也是狗屁，是权宜之计谋，不是长久之政策。我们必须要建立起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即法治经济体制才能从根本上使得我们的经济走上正轨——但那时即便有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都不可怕，因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规律。但是我们当下的危机却是大政府小社会小市场的人为的危机。

一个拥有14亿人口，想搞市场经济的民族和国家，没有政治家，没有政治学家，也没有经济学家，这是不是一个著名和国家的悲哀呢？

注：本文除倒数第三第四自然段查找资料外，其余所有文字皆存于我脑洞中。

@花木双 2016-04-16 11:20:52
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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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奖了。我写错了“这是不是一个著名和国家的悲哀呢？”，应该是“这是不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悲哀呢？”。

@二x请继续 2016-04-16 11:53:26
有些人的观点是由其立场和利益决定的。。特别恶心的就是林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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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只能这样唱歌不能唱衰，这是由他的投诚身份决定的。可糟糕的是，他的很多错误的建议却高层采纳了。这是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