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才刚刚开始，能挺过2020年？
经济社会发展总成本守恒，用超发货币推动经济增长，不论你如何折腾，最终难逃“通胀～滯胀～通缩”厄运。有一种紧缩叫债务性通缩，是资源错配的结构性恶性被动紧缩，投鼠忌器讳疾忌医不断拖延，答案是什么？ “吊瓶经济”→“死循环”→衰竭〓庞氏融资→财富坍塌→灾难收场。
力竭而衰。在“滯胀”尾部折腾不了多久了，一切才刚刚开始！
力竭而衰。在“滯胀”尾部折腾不了多久了，一切才刚刚开始！
会不会选择这种模式？公司合营，既不走大公，也不走市场化之路，而是调整生产关系，巩固执政党控制的经济基础！
①中和一下左右两派；
②“混改”与“债转股”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没搞懂。但我知道企业债务对应的是国家货币，对国家而言就是一点印钞成本，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印钞可换成股份，控制实物资产，一本万利啊。去了解一下清末“保路运动”吧，世上无新事，那样的事极可能重演。
③至于债务问题的处理，姓公的债务就好说了，大家了解一下朱镕基“新政”当年是如何处置债务的，就知道是咋回事。
@天道人道王道2017 2018-01-21 15:05:20
危机一定是产能、资本都过剩的，产能、产品过剩叫经济危机，资本过剩叫金融危机，工业化社会中，产品、产能过剩资本就会溢出，去一切没有过剩的领域，农业自然过剩，农产品无法存放，自然先暴露出来，实际一切都过剩了，农业过剩的危机自然先爆发，而服务业是寄生在制造业（实体经济）上的，当制造业危机爆发，寄生在其上的服务业、金融等还玩毛啊
各种危机已经从隐性从向显性，等死吧
-----------------------------
人仔升值解读：“川普绞索”不断收紧，人民币汇率虚弱强势，产业资本加速逃离，随后热钱跟进高位出走。
人仔汇率不降反升，爬得愈高摔得愈惨～实质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危机一定是产能、资本都过剩的，产能、产品过剩叫经济危机，资本过剩叫金融危机，工业化社会中，产品、产能过剩资本就会溢出，去一切没有过剩的领域，农业自然过剩，农产品无法存放，自然先暴露出来，实际一切都过剩了，农业过剩的危机自然先爆发，而服务业是寄生在制造业（实体经济）上的，当制造业危机爆发，寄生在其上的服务业、金融等还玩毛啊
各种危机已经从隐性从向显性，等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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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仔升值解读：“川普绞索”不断收紧，人民币汇率虚弱强势，产业资本加速逃离，随后热钱跟进高位出走。
人仔汇率不降反升，爬得愈高摔得愈惨～实质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brianyin2200： 举报 2018-01-20 22:37:36
评论 独钓一江秋2015：以环保之名，行“限产保价，这个是到别人的奶提自己的价
微评：与29年美国经济危机时牛奶倒大海如出一辙！
评论 独钓一江秋2015：以环保之名，行“限产保价，这个是到别人的奶提自己的价
微评：与29年美国经济危机时牛奶倒大海如出一辙！
【章家敦：中国经济离崩溃只剩半年 】本月26、27日这两天，将在中国上海召开G20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这次会议或许会成为中国拯救人民币的最后机会。
选择中国作为G20一系列会议的主办方，其初衷是为了展现中国的进展并让其得到承认，用《华尔街日报》的话说，“推广世界经济运行的新模式”。事到如今，可中国的经济却正在摇摇欲坠，其金融体系正在分崩离析。由此，G20成员国都在希望北京能够“矫正其经济问题”。
除了即将在上海举行的财长会议，今年还会举行其他一些G20活动；不过，似乎与会各国并不准备出台一套救援中国的方案。
拯救人民币也许是北京首要的一项关键任务。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人民币在最近几个月内步履蹒跚，许多中国企业与个人都纷纷将资产带往国外，以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去年，中国资本净流出的规模大约在6760亿美元（国际金融学院数据）至1万亿美元之间。
为了减缓资本外流的速度，北京重新启动了资本管制措施，有些措施得到了公开，有些却还没有；此外，中国还大举减持外汇储备，以干预国内与国际汇市。
结果便是中国的外储迅速下降。其下降规模无疑比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还要庞大。从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来看，去年中国外储下降了5128亿美元，今年1月又继续下降了995亿美元。
截至上月月末，北京方面声称，其外储余额只剩下3.23万亿美元。一些分析师认为——此外还包括类似于凯尔·巴斯这样的对冲基金大佬——中国的外储流动性头寸实质上要比官方公布的还要少。
中国当前局势的恶化程度，从下述事件中就可见一斑：周四，人民银行却没有发布1月外储报告中的明细项目。
人民银行通常都会公布其外汇购买的历史明细，但在1月的报告中却只剩下了外储余额的数据。央行选择不公布金融机构的购汇数据，这使得分析师很难就外储的流入流出情况进行比对分析。
正如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的分析，央行未发布重要数据的理由可能是推迟发布。然而，这似乎更像是北京在近乎绝望般地，试图掩盖外储下滑的程度。
很明显，中国的外储还会继续下滑，直到达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不过，与此同时，中国的技术官僚们却坚决地反对让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到恰当水平。对于G20财长会是否会达成一项限制货币波动的协议，中国财长楼继伟连说了三个“不”字。他说，对中国搞什么‘广场协议’，这只是“媒体的幻想”。
“这项提议根本就不存在。”
这种看法与关注G20的大部分分析师不谋而合，他们都不认为G20会就汇率达成什么重要协议。资本经济学研究所（位于伦敦的一家智库——观察者网注）的安德鲁·肯宁汉姆表示：“尽管最近金融市场持续动荡，这激发了G20财长会将加强各国协调汇率政策的推测。不过，对于这样一种协议的目标究竟为何，各国根本还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很难想像，这一议题会在会上得到严肃讨论。”
大部分G20国家能够达成共识的又是什么呢？肯宁汉姆认为，这便是同意不陷入“竞争性贬值”。
G20国家都认为，应当由市场来决定汇率问题。而这又恰恰是中国政府内部技术官僚们中的主流看法——至少从他们的官方表态来看是这样的。但北京恰恰就不会允许汇率自由波动。在每一个交易日，央行都会确定在岸人民币的一个中间价，有时甚至为了确保每日2%的浮动规模上限，不惜消耗真金白银。
总之，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们并不允许人民币发现自己的清晰价格，并且花费巨资以捍卫其由政治决定的价格范围。他们依旧可以这样做，也许再做上个半年，但并不会更长久，特别是中国所捍卫的汇率实际上，要比市场自身决定的高出不少。
因此，中国必须对外储耗尽有所作为。然而，人民币贬值，无论是快速还是慢速，也不会成为北京的选择，因为这会造成更加严重的资本外流。
对北京技术官僚而言，根本的问题是，对中国的问题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技术”的解决方案。新经济思考学院的罗伯·约翰逊正确地诊断了中国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稳定汇率的关键在于，制订一种可信的发展政策。惟其如此，在人民币与中国外储上的压力才会消除，这是因为投资者将可以看到明确的前景。”
不过，至于约翰逊真正在谈论的——结构改革问题，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根本无法解决。
到目前为止，北京采取的手段便是开罪华盛顿。在2月10日的一篇社评中，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声称：“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其政策总是主要着眼于国内，却又总是溢出到国外。”
新华社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强战略协调并坚持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北京的实际意思是，在多边机构中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让中国在例如IMF等等国际机构中发出更大的声音，这究竟是不是个好主意，上述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并不能解决中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将遭遇的问题。
中国所需要的，正是G20为人民币背书。这样就可以为北京寻求解决方案并重获市场信心而赢得时间。
不过，中国高级领导人却过于自负与傲慢——或许甚至太过缺乏敏感性——以至于不会在G20上寻求帮助。而G20对中国来说，恰恰是防止其货币、经济和金融体系崩溃的最后机会。
〖转〗
选择中国作为G20一系列会议的主办方，其初衷是为了展现中国的进展并让其得到承认，用《华尔街日报》的话说，“推广世界经济运行的新模式”。事到如今，可中国的经济却正在摇摇欲坠，其金融体系正在分崩离析。由此，G20成员国都在希望北京能够“矫正其经济问题”。
除了即将在上海举行的财长会议，今年还会举行其他一些G20活动；不过，似乎与会各国并不准备出台一套救援中国的方案。
拯救人民币也许是北京首要的一项关键任务。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人民币在最近几个月内步履蹒跚，许多中国企业与个人都纷纷将资产带往国外，以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去年，中国资本净流出的规模大约在6760亿美元（国际金融学院数据）至1万亿美元之间。
为了减缓资本外流的速度，北京重新启动了资本管制措施，有些措施得到了公开，有些却还没有；此外，中国还大举减持外汇储备，以干预国内与国际汇市。
结果便是中国的外储迅速下降。其下降规模无疑比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还要庞大。从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来看，去年中国外储下降了5128亿美元，今年1月又继续下降了995亿美元。
截至上月月末，北京方面声称，其外储余额只剩下3.23万亿美元。一些分析师认为——此外还包括类似于凯尔·巴斯这样的对冲基金大佬——中国的外储流动性头寸实质上要比官方公布的还要少。
中国当前局势的恶化程度，从下述事件中就可见一斑：周四，人民银行却没有发布1月外储报告中的明细项目。
人民银行通常都会公布其外汇购买的历史明细，但在1月的报告中却只剩下了外储余额的数据。央行选择不公布金融机构的购汇数据，这使得分析师很难就外储的流入流出情况进行比对分析。
正如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的分析，央行未发布重要数据的理由可能是推迟发布。然而，这似乎更像是北京在近乎绝望般地，试图掩盖外储下滑的程度。
很明显，中国的外储还会继续下滑，直到达到一个合适的水平。不过，与此同时，中国的技术官僚们却坚决地反对让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到恰当水平。对于G20财长会是否会达成一项限制货币波动的协议，中国财长楼继伟连说了三个“不”字。他说，对中国搞什么‘广场协议’，这只是“媒体的幻想”。
“这项提议根本就不存在。”
这种看法与关注G20的大部分分析师不谋而合，他们都不认为G20会就汇率达成什么重要协议。资本经济学研究所（位于伦敦的一家智库——观察者网注）的安德鲁·肯宁汉姆表示：“尽管最近金融市场持续动荡，这激发了G20财长会将加强各国协调汇率政策的推测。不过，对于这样一种协议的目标究竟为何，各国根本还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很难想像，这一议题会在会上得到严肃讨论。”
大部分G20国家能够达成共识的又是什么呢？肯宁汉姆认为，这便是同意不陷入“竞争性贬值”。
G20国家都认为，应当由市场来决定汇率问题。而这又恰恰是中国政府内部技术官僚们中的主流看法——至少从他们的官方表态来看是这样的。但北京恰恰就不会允许汇率自由波动。在每一个交易日，央行都会确定在岸人民币的一个中间价，有时甚至为了确保每日2%的浮动规模上限，不惜消耗真金白银。
总之，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们并不允许人民币发现自己的清晰价格，并且花费巨资以捍卫其由政治决定的价格范围。他们依旧可以这样做，也许再做上个半年，但并不会更长久，特别是中国所捍卫的汇率实际上，要比市场自身决定的高出不少。
因此，中国必须对外储耗尽有所作为。然而，人民币贬值，无论是快速还是慢速，也不会成为北京的选择，因为这会造成更加严重的资本外流。
对北京技术官僚而言，根本的问题是，对中国的问题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技术”的解决方案。新经济思考学院的罗伯·约翰逊正确地诊断了中国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稳定汇率的关键在于，制订一种可信的发展政策。惟其如此，在人民币与中国外储上的压力才会消除，这是因为投资者将可以看到明确的前景。”
不过，至于约翰逊真正在谈论的——结构改革问题，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根本无法解决。
到目前为止，北京采取的手段便是开罪华盛顿。在2月10日的一篇社评中，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声称：“发达经济体，例如美国，其政策总是主要着眼于国内，却又总是溢出到国外。”
新华社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强战略协调并坚持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北京的实际意思是，在多边机构中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让中国在例如IMF等等国际机构中发出更大的声音，这究竟是不是个好主意，上述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并不能解决中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将遭遇的问题。
中国所需要的，正是G20为人民币背书。这样就可以为北京寻求解决方案并重获市场信心而赢得时间。
不过，中国高级领导人却过于自负与傲慢——或许甚至太过缺乏敏感性——以至于不会在G20上寻求帮助。而G20对中国来说，恰恰是防止其货币、经济和金融体系崩溃的最后机会。
〖转〗
再来看看：
《华尔街见闻》
本文系专栏作家张启迪博士独家向华尔街见闻供稿。
一、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三大矛盾
笔者认为，当前货币政策的制定面临以下三大矛盾，分别是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货币供应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以及稳汇率与稳资产价格之间的矛盾，具体分析如下所示。
（一）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
从防风险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稳定汇率、抑制房地产泡沫还是金融去杠杆，都要求紧货币。但一旦控制 M2 增速的力度过大，就会显著影响经济增速。这主要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与 M2 之间依然高度相关（见图 1）。在当前经济资本回报率不高的情况下，实体经济企业往往需要通过增加贷款提高杠杆率提升盈利水平。而一旦 M2 增速下降，杠杆率势必降低，经济增速也可能将趋于下降。
另外，由于民营企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如果金融机构选择压降贷款，一定选择压降民营企业的贷款，而对民营企业贷款的压降会通过多种方式降低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因此，对 M2 增速的控制要稳定在一个合理区间。控制的力度既不能过大，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行酿成更大的风险，也不能过小，达不到防风险的目的。
图 1 GDP 增速与 M2 增速变化趋势（2008/12-2017/09）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二）货币供应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
当前货币供应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在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两个层面表现均较为突出。金融系统方面，具体表现为大银行资金相对充裕，而且可以使用 MLF 等多种工具补充资金。中小银行资金相对紧张，杠杆率也较高，金融风险较大。实体经济方面，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资金相对充裕，融资渠道也较为丰富和畅通，融资成本也较低，而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融资成本也较高。因此，一旦货币环境受到冲击，最先受冲击的是中小银行以及民营企业，并且容易引发链式反应和系统性风险。
根据《2016 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在债券回购市场通过债券回购方式融出资金前三位的机构分别是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净融出资金分别为 137 万亿元、92 万亿元和 31 万亿元，而净融入资金前三位的机构则分别是农村金融机构、非法人金融产品类投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净融入金额分别为 81 万亿元、81 万亿元和 48 万亿元。另外，城市商业银行的净融入金额也超过了 40 万亿元。以上数据进一步说明，当前金融市场的资金分布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由于中小银行资金紧张，只能通过债券回购以及发行同业存单等方式补充资金，加大了中小银行的经营风险。
（三）稳汇率与稳资产价格之间的矛盾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稳汇率和稳资产价格（主要是房地产价格）均十分重要。汇率是防范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导的最重要中间变量。一旦贬值趋势形成，将加大资本流出压力，影响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汇率稳定是一个具有较高优先级的政策目标。此外，房地产价格的稳定也十分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居民部门上杠杆时间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 2015 年以后，另一方面是因为土地和房地产是当前金融系统中最重要的押品，一旦价格大幅下跌，也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稳汇率要求控制货币供应量，同时提高利率以对冲外部从紧的货币环境。而一旦利率水平上升过快，又会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压力。
二、2018 年货币政策展望
（一）2018年中国央行或放弃中性货币政策
从当前发展趋势来看，2018 年中国央行极有可能放弃中性货币政策，并转向相对从紧的货币政策，具体原因如下所示。
1. 外部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不允许继续采用中性货币政策
外部经济环境方面，当前美国经济持续稳健复苏，失业率降至 17 年以来最低水平。欧元区已经走出了持续长达数年的经济金融危机，经济也在持续复苏。日本经济复苏态势也十分良好，出口和民间消费稳健，为 2000 年以来最好水平。外部金融环境方面，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稳步推进，预计 2017 年年底加息一次，2018 年加息三次，2018 年年底前缩表规模预计将超过 4000 亿美元。10 月 26 日，欧洲央行宣布从 2018 年 1 月起将月度 QE 规模从 600 亿欧元降至 300 亿欧元，持续 9 个月。11 月 2 日，英国央行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将现行利率从 0.25% 提至 0.5%。这是英国央行自 2007 年 7 月以来的首次加息。自此，英国央行成为美联储、欧央行之后第三个退出宽松政策的主要央行。总的来看，全球发达经济体大都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并且这一趋势很可能将在 2018 年持续，货币政策也将按计划同步收缩。而如果中国央行不加息，则势必会造成中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利差的逐步收窄，给汇率和资本流出带来更大压力。一方面会威胁国内金融稳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有观点认为，加息会加大债务负担和债务风险，影响金融稳定。此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完全正确。一是因为如果不加息，中美利差将逐渐收窄，汇率风险难以控制；二是因为只有通过加息的方式才能进一步迫使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降杠杆。因此，加息本质上是在降低系统性风险，而不是提高系统性风险。
2. 内部金融和实体经济去杠杆要求收紧货币政策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金融和实体经济去杠杆的政策目标屡次被提及，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杠杆率难以下降与当前中性的货币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只要货币环境持续维持中性，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实体经济都没有去杠杆的动力。因此，除了采取监管考核措施以及其他方式去杠杆以外，必须通过紧货币的方式从货币环境的源头抑制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继续上杠杆的冲动，以此达到去杠杆的目的。
3. 防风险将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从外部金融环境的角度来说，全球利率水平上升趋势已经形成。因此，国内利率水平也大概率持续上升。如果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杠杆率持续维持在高位，随着利率水平的持续上升，债务风险迟早会暴露。从货币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说，最终的目标并不是为了通过持续稳定货币环境稳杠杆，而是如何想办法降杠杆。2017 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表现较好，为后续处置风险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虽然稳增长压力已经下降，但防风险的压力依然较大。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防风险可能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优先于稳增长的工作重心。
（二）货币政策思路可能转为 " 控量 +提价 "
第一，控制货币供应量是降杠杆和抑制资产价格的必要条件。数量型政策方面，基础货币的投放可能会保持逐渐缩量的思路。一方面，要保证流动性适度供应，避免货币供应量的大起大落，引发流动性风险和债务风险；另一方面，要通过控制货币增速迫使金融机构和高债务企业进一步去杠杆，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抑制房地产泡沫。
第二，加息势在必行。价格型货币政策方面，为了进一步去杠杆、稳定汇率和资本流动，预计 2018 年全年可能出现两次加息，以对冲美联储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货币紧缩的影响。目前中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已出现收窄迹象。利差收窄会给汇率端带来压力，增大了加息的必要性。
此外，央行无法像 2017 年一样通过采用提高市场利率替代加息的方式来稳定汇率。2017 年，由于市场利率水平上升而存款基准利率未变，致使大量资金脱离存款，进入各种货币市场基金和理财产品，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而如果市场利率与存款基准利率之差继续拉大，则会进一步加剧银行存款的流失，银行可贷资金量将趋于减少，同时也会推升资产价格泡沫，甚至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在当前流动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势必会抬高金融资产价格，人为制造泡沫，影响金融稳定。此外，基准利率过低还会进一步刺激房地产泡沫，加大房地产风险，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央行只能通过加息的方式来进行对冲。
（三）2018年或看到更多的定向降准
2017 年 9 月 30 日，中国央行决定从 2018 年起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名义上是为了支持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而实则可能有其他方面的考量。从此前定向降准的实施效果来看，定向降准很难保证资金流向央行希望的方向，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央行真实的政策意图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年底前的流动性预期，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单独向中小银行提供流动性，希望可以减少同业存单的发行量，降低杠杆率。然而，中小银行获得流动性后并不一定会降低同业存单的发行量，反而可能会继续加杠杆。因此，央行此举试探性意味较浓，未来很可能出台新的监管举措，例如将同业存单发行量列入 MPA 考核等措施来确保定向降准释放的流动性用于去杠杆。
图 2 同业存单发行量和托管量情况（2015/03-2017/09）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根据笔者在《当前缩表计划力度较弱 加强缩表力度势在必行》中的测算，到 2018 年年底美联储的缩表规模为 4328 亿美元。全球美元资本流动体系大体为一个三层防浪堤体系，美联储缩表引发的美元回流最先受冲击的不是美国，而是处于三层防浪堤最外层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也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前期央行为了避免使用准备金工具，不断采用 MLF 等工具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然而由于中小银行无法使用 MLF，只能向大银行借款，造成同业存单规模以及杠杆率升高。如果继续使用 MLF 投放流动性，一旦资金环境再度紧张，势必会导致中小银行向大银行借款增多，金融杠杆率继续上升，这将不利于金融稳定。因此，为了补充因外储流失所造成的基础货币回流，央行在 2018 年可能会采用更多的定向降准工具，缓解中小银行资金压力，降低金融杠杆率。
（四）货币政策将与其他宏观政策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房地产泡沫问题、金融杠杆率过高问题、汇率稳定以及资本流出问题等等，名义上似乎都与货币政策有关，而实则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以房地产泡沫问题为例，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绝非仅仅是因为货币超发和信贷宽松所致，而是涉及到地方政府财政体制等一系列顶层机制的设计问题。当前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中，无一是由单一因素引起，而大都是多种因素复合影响所致。既然并非由单一因素引起，根据丁伯根原则，自然应该采用货币政策等多种宏观经济政策配合使用才能解决。因此，今后货币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统筹协调力度。
此外，考虑到货币政策一旦从紧可能会加大市场波动，很可能是其他配套政策先行，货币政策最后调整，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减轻货币政策调整对市场的压力，更好的实现防风险的目的。
《华尔街见闻》
本文系专栏作家张启迪博士独家向华尔街见闻供稿。
一、当前货币政策面临的三大矛盾
笔者认为，当前货币政策的制定面临以下三大矛盾，分别是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货币供应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以及稳汇率与稳资产价格之间的矛盾，具体分析如下所示。
（一）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
从防风险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稳定汇率、抑制房地产泡沫还是金融去杠杆，都要求紧货币。但一旦控制 M2 增速的力度过大，就会显著影响经济增速。这主要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与 M2 之间依然高度相关（见图 1）。在当前经济资本回报率不高的情况下，实体经济企业往往需要通过增加贷款提高杠杆率提升盈利水平。而一旦 M2 增速下降，杠杆率势必降低，经济增速也可能将趋于下降。
另外，由于民营企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如果金融机构选择压降贷款，一定选择压降民营企业的贷款，而对民营企业贷款的压降会通过多种方式降低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因此，对 M2 增速的控制要稳定在一个合理区间。控制的力度既不能过大，防止经济增速大幅下行酿成更大的风险，也不能过小，达不到防风险的目的。
图 1 GDP 增速与 M2 增速变化趋势（2008/12-2017/09）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二）货币供应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
当前货币供应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在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两个层面表现均较为突出。金融系统方面，具体表现为大银行资金相对充裕，而且可以使用 MLF 等多种工具补充资金。中小银行资金相对紧张，杠杆率也较高，金融风险较大。实体经济方面，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资金相对充裕，融资渠道也较为丰富和畅通，融资成本也较低，而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融资成本也较高。因此，一旦货币环境受到冲击，最先受冲击的是中小银行以及民营企业，并且容易引发链式反应和系统性风险。
根据《2016 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在债券回购市场通过债券回购方式融出资金前三位的机构分别是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净融出资金分别为 137 万亿元、92 万亿元和 31 万亿元，而净融入资金前三位的机构则分别是农村金融机构、非法人金融产品类投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净融入金额分别为 81 万亿元、81 万亿元和 48 万亿元。另外，城市商业银行的净融入金额也超过了 40 万亿元。以上数据进一步说明，当前金融市场的资金分布存在严重的不对称，由于中小银行资金紧张，只能通过债券回购以及发行同业存单等方式补充资金，加大了中小银行的经营风险。
（三）稳汇率与稳资产价格之间的矛盾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稳汇率和稳资产价格（主要是房地产价格）均十分重要。汇率是防范金融风险由外向内传导的最重要中间变量。一旦贬值趋势形成，将加大资本流出压力，影响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汇率稳定是一个具有较高优先级的政策目标。此外，房地产价格的稳定也十分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居民部门上杠杆时间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 2015 年以后，另一方面是因为土地和房地产是当前金融系统中最重要的押品，一旦价格大幅下跌，也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稳汇率要求控制货币供应量，同时提高利率以对冲外部从紧的货币环境。而一旦利率水平上升过快，又会给房地产市场带来压力。
二、2018 年货币政策展望
（一）2018年中国央行或放弃中性货币政策
从当前发展趋势来看，2018 年中国央行极有可能放弃中性货币政策，并转向相对从紧的货币政策，具体原因如下所示。
1. 外部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不允许继续采用中性货币政策
外部经济环境方面，当前美国经济持续稳健复苏，失业率降至 17 年以来最低水平。欧元区已经走出了持续长达数年的经济金融危机，经济也在持续复苏。日本经济复苏态势也十分良好，出口和民间消费稳健，为 2000 年以来最好水平。外部金融环境方面，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稳步推进，预计 2017 年年底加息一次，2018 年加息三次，2018 年年底前缩表规模预计将超过 4000 亿美元。10 月 26 日，欧洲央行宣布从 2018 年 1 月起将月度 QE 规模从 600 亿欧元降至 300 亿欧元，持续 9 个月。11 月 2 日，英国央行宣布加息 25 个基点，将现行利率从 0.25% 提至 0.5%。这是英国央行自 2007 年 7 月以来的首次加息。自此，英国央行成为美联储、欧央行之后第三个退出宽松政策的主要央行。总的来看，全球发达经济体大都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并且这一趋势很可能将在 2018 年持续，货币政策也将按计划同步收缩。而如果中国央行不加息，则势必会造成中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利差的逐步收窄，给汇率和资本流出带来更大压力。一方面会威胁国内金融稳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有观点认为，加息会加大债务负担和债务风险，影响金融稳定。此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完全正确。一是因为如果不加息，中美利差将逐渐收窄，汇率风险难以控制；二是因为只有通过加息的方式才能进一步迫使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降杠杆。因此，加息本质上是在降低系统性风险，而不是提高系统性风险。
2. 内部金融和实体经济去杠杆要求收紧货币政策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金融和实体经济去杠杆的政策目标屡次被提及，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杠杆率难以下降与当前中性的货币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只要货币环境持续维持中性，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实体经济都没有去杠杆的动力。因此，除了采取监管考核措施以及其他方式去杠杆以外，必须通过紧货币的方式从货币环境的源头抑制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继续上杠杆的冲动，以此达到去杠杆的目的。
3. 防风险将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从外部金融环境的角度来说，全球利率水平上升趋势已经形成。因此，国内利率水平也大概率持续上升。如果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杠杆率持续维持在高位，随着利率水平的持续上升，债务风险迟早会暴露。从货币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说，最终的目标并不是为了通过持续稳定货币环境稳杠杆，而是如何想办法降杠杆。2017 年前三季度经济数据表现较好，为后续处置风险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虽然稳增长压力已经下降，但防风险的压力依然较大。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防风险可能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优先于稳增长的工作重心。
（二）货币政策思路可能转为 " 控量 +提价 "
第一，控制货币供应量是降杠杆和抑制资产价格的必要条件。数量型政策方面，基础货币的投放可能会保持逐渐缩量的思路。一方面，要保证流动性适度供应，避免货币供应量的大起大落，引发流动性风险和债务风险；另一方面，要通过控制货币增速迫使金融机构和高债务企业进一步去杠杆，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抑制房地产泡沫。
第二，加息势在必行。价格型货币政策方面，为了进一步去杠杆、稳定汇率和资本流动，预计 2018 年全年可能出现两次加息，以对冲美联储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货币紧缩的影响。目前中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已出现收窄迹象。利差收窄会给汇率端带来压力，增大了加息的必要性。
此外，央行无法像 2017 年一样通过采用提高市场利率替代加息的方式来稳定汇率。2017 年，由于市场利率水平上升而存款基准利率未变，致使大量资金脱离存款，进入各种货币市场基金和理财产品，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而如果市场利率与存款基准利率之差继续拉大，则会进一步加剧银行存款的流失，银行可贷资金量将趋于减少，同时也会推升资产价格泡沫，甚至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风险。在当前流动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势必会抬高金融资产价格，人为制造泡沫，影响金融稳定。此外，基准利率过低还会进一步刺激房地产泡沫，加大房地产风险，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央行只能通过加息的方式来进行对冲。
（三）2018年或看到更多的定向降准
2017 年 9 月 30 日，中国央行决定从 2018 年起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名义上是为了支持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而实则可能有其他方面的考量。从此前定向降准的实施效果来看，定向降准很难保证资金流向央行希望的方向，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央行真实的政策意图一方面是为了稳定年底前的流动性预期，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单独向中小银行提供流动性，希望可以减少同业存单的发行量，降低杠杆率。然而，中小银行获得流动性后并不一定会降低同业存单的发行量，反而可能会继续加杠杆。因此，央行此举试探性意味较浓，未来很可能出台新的监管举措，例如将同业存单发行量列入 MPA 考核等措施来确保定向降准释放的流动性用于去杠杆。
图 2 同业存单发行量和托管量情况（2015/03-2017/09）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根据笔者在《当前缩表计划力度较弱 加强缩表力度势在必行》中的测算，到 2018 年年底美联储的缩表规模为 4328 亿美元。全球美元资本流动体系大体为一个三层防浪堤体系，美联储缩表引发的美元回流最先受冲击的不是美国，而是处于三层防浪堤最外层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也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前期央行为了避免使用准备金工具，不断采用 MLF 等工具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然而由于中小银行无法使用 MLF，只能向大银行借款，造成同业存单规模以及杠杆率升高。如果继续使用 MLF 投放流动性，一旦资金环境再度紧张，势必会导致中小银行向大银行借款增多，金融杠杆率继续上升，这将不利于金融稳定。因此，为了补充因外储流失所造成的基础货币回流，央行在 2018 年可能会采用更多的定向降准工具，缓解中小银行资金压力，降低金融杠杆率。
（四）货币政策将与其他宏观政策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房地产泡沫问题、金融杠杆率过高问题、汇率稳定以及资本流出问题等等，名义上似乎都与货币政策有关，而实则单纯依靠货币政策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以房地产泡沫问题为例，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绝非仅仅是因为货币超发和信贷宽松所致，而是涉及到地方政府财政体制等一系列顶层机制的设计问题。当前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中，无一是由单一因素引起，而大都是多种因素复合影响所致。既然并非由单一因素引起，根据丁伯根原则，自然应该采用货币政策等多种宏观经济政策配合使用才能解决。因此，今后货币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加大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统筹协调力度。
此外，考虑到货币政策一旦从紧可能会加大市场波动，很可能是其他配套政策先行，货币政策最后调整，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减轻货币政策调整对市场的压力，更好的实现防风险的目的。
@wosuner2017 2018-01-21 08:38:48
哗众取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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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调整机会：
①209年
②2013年（标志是“克强经济学”被主流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后偃旗息鼓）
③2015年
2015年先后出现了两个标志性的口号：先是要“壮士断腕”，后是娄继伟之流技术官僚的哀嚎“不论如何，我们先得混过当下！”
哗众取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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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调整机会：
①209年
②2013年（标志是“克强经济学”被主流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后偃旗息鼓）
③2015年
2015年先后出现了两个标志性的口号：先是要“壮士断腕”，后是娄继伟之流技术官僚的哀嚎“不论如何，我们先得混过当下！”
愈后调整愈艰难
2015年初“公司”管理层曾有过“壮士断腕”的决心，想让市场出清。当初还下文清理地方债，严禁地方政府举债投资。但随着债务“连环雷”爆炸声的此起彼伏与技术官僚们“不论如何，我们先得混过当下！”的哀鸣，管理层吓破了胆，短短几个月之后便重回投资与房地产老路。标杆是重新下文允许地方政府继续举债与随后房地产的突飙狂进。
2015年初“公司”管理层曾有过“壮士断腕”的决心，想让市场出清。当初还下文清理地方债，严禁地方政府举债投资。但随着债务“连环雷”爆炸声的此起彼伏与技术官僚们“不论如何，我们先得混过当下！”的哀鸣，管理层吓破了胆，短短几个月之后便重回投资与房地产老路。标杆是重新下文允许地方政府继续举债与随后房地产的突飙狂进。
再而衰三而竭
短短两年，地方政府债务又翻了一个倍，房价的上涨大家都看到了——用杠杆抬升房价。
——近两年的经济虚假复苏就是这么一回事！
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投资力竭，货币被掏空，需求被透支……危机与大萧条来！
再而衰三而竭。
简而言之就是这么回事！
短短两年，地方政府债务又翻了一个倍，房价的上涨大家都看到了——用杠杆抬升房价。
——近两年的经济虚假复苏就是这么一回事！
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投资力竭，货币被掏空，需求被透支……危机与大萧条来！
再而衰三而竭。
简而言之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 @wosuner2017 2018-01-21 08:38:48
哗众取宠】
——微评：
这帮“灯塔组织”成员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混淆是非，才是货真价实的“哗众取宠”，是大忽悠、是奴才……
哗众取宠】
——微评：
这帮“灯塔组织”成员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混淆是非，才是货真价实的“哗众取宠”，是大忽悠、是奴才……
中美贸易战打响第一枪：
华盛顿时间1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进口光伏产品和大型洗衣机分别采取为期4年和3年的全球保障措施。
——微评：需求在萎缩！
华盛顿时间1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进口光伏产品和大型洗衣机分别采取为期4年和3年的全球保障措施。
——微评：需求在萎缩！
张五常回应人民大学教授批评其鼓吹私有制！
2018-01-22 张五常 凤凰网争鸣
上周凤凰网争鸣公众号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新城在《求是》杂志旗下的《旗帜》上发文批评张五常、吴敬琏“鼓吹私有制”的文章，并发起了网友投票。前文如下：
如何看待人大教授狠批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制？
今天，张五常教授在他个人的博客上发文，对此作出回应，凤凰网争鸣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新城在内地一份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该题在某网站出现时被改为《人大教授狠批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制》。这篇文章在网上炒得热闹，不少朋友关心这件事，纷纷来邮慰问，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历来不管这类批评，但关注的朋友太多，而香港的《明报》一月十六日以大字标题《党刊转载轰张五常鼓吹私有制文章》作报导，我因而追查周新城教授的原文，其中提到我的那一段，有点莫名其妙，要回应一下。
周教授提到我说的话有不少问号，而其中最奇怪的是说在某干部会上，“在座的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不仅不予以反驳，相反，却把张五常的讲话结集公开出版。”我不记得曾经有这么一个干部会——历来凡会不参——也不知道有那样的一本“结集公开出版”的书。更奇怪的是在周教授引用的文献中，竟然找不到我的名字，没有一项是我的作品。难道有人在生安白造吗？希望周教授能多读我写的文章，不要凭道听途说而破口大骂。
让我在这里以最简单的文字来澄清我对“私产”这一词的观点。
自私三解
英语private这个字译作“私”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了。中国文化对“私”这个字有负面的含义是不幸的，但那是一个伟大文化的传统。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所说的自私（selfish）则有三个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看法，是自私是天生的。这是源于一九七六年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一本名为《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书。这本书重要，博大湛深，也很有说服力。但在经济学上，我不采用这个自私的阐释。
第二个看法，是自私是自然淘汰的结果。这是源于亚当·斯密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其意思是说在社会中人不自私不容易生存。一九五〇年，我的老师阿尔钦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把斯密之见伸延，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在经济科学方法上的争议。阿尔钦说人类争取利益极大化是自然淘汰的结果。这观点对我影响很大，但我自己用上的自私概念可不是自然淘汰，也不是天生自私。
第三个自私看法，我常用的，是自私源于经济学的一个武断假设。在这假设下，究竟人类是不是天生自私或是不自私不能生存，皆无关宏旨。深入一点地说，这个武断的自私假设是经济学说的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你给一个小孩子两个选择，同样的糖果他可以选一颗也可以选两颗，如果他选二弃一，就是自私了。
自私的一般化是需求定律
需求定律是经济学的灵魂，没有这定律就没有我从事了几十年的经济学。这定律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一个人对这物品的需求量会增加。这里说的价格是局限，其转变导致需求量的转变，是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需求定律也是一个自私定律。经济学可以不谈自私，但不可以不用需求定律。那所谓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可以简化为“自私”这两个字。你要我不说自私，就要让我多用几个字。你要我不说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我就要用需求定律这个外人不知所指的术语了。需求定律的威力不仅替代了“自私”或“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些听来有点价值观味道的说法，更重要是这定律有远为广泛的变化与用途。可惜的是，对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我应该怎样说呢？要解释需求定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想当年，作研究生时，我为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这句话苦学苦思了三年才感到有舒适的掌握。来去纵横的掌握还要多观世事三十年。今天西方的经济学教授不仅不多管这定律，好些甚至不教了。这是经济学的悲哀。提出上面的三个自私观，因为我要澄清，当我说人是自私的，我只不过是说这个人是遵守着需求定律。
市场是处理竞争的一种安排
远为复杂的问题，是在资源稀缺、多过一个人的社会中，竞争一定会出现。跟任何竞争一样，决定谁胜谁负要有一个衡量胜负的准则。我们日常见到的市场，价高者得，决定胜负的准则是市价。我曾多次申述，可以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多如天上星，但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就是市价。这是因为当你要购买我手上的东西时，你自己一定要有所产出，对社会作了贡献，才可以付出我要求的价。不用一个市价作为决定胜负的准则，采用其他任何准则，某程度一定会导致租值消散。这观点我在一九七九年的一篇文章内对北京的朋友解释得清楚。他们重视该文。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我的好友科斯一九六〇年提出的那个所谓科斯定律的观点。科斯说，没有清楚的权利界定，市场不会出现。如果没有市场出现，市价就不能用作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用上任何其他的竞争准则，例如搞人事关系，或论资排辈，或动用武力等等，必会导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这里的不幸处，是清楚的权利界定也就是周新城教授反对的私有产权，英语俗称private property，法律称fee simple absolute。
另一方面，界定权利的费用相当高，市场形成的费用也高。这些是生产成本之外的费用——统称交易费用——在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往往占国民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我们今天有银行，有商业机构，有律师、公安、法庭等，费用甚巨，为的就是要争取以市价作为竞争的准则，从而减少没有市场但有竞争必然会出现的庞大的租值消散。庞大的租值消散是昔日中国开放改革前的经验。我们可以不谈私产，甚至不用“私”这个字，但我们要不要市场呢？市场对社会的主要贡献，是在竞争下，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必须决定，而采用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然而，采用市价这个准则需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这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科斯定律了。
中国制度的重点是权利界定
在2008年出版的一本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小书中，我说得清楚：“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
我跟着说：“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成果令我拍案！政党历来有困难，困难多多。党员八千万，要怎样安排党的职责与执行党规才对呢？不可思议。”
我跟着又说：“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
《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书其实是一篇长文。我是在考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三十年，其中苦思了三年才找到解释的。该文的重点，是通过地区层层承包这个制度，地区政府每层之间与市民之间的权利界定得清楚。因为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之手，激烈的县际竞争就出现了。我们可以不谈私产，但清楚的权利界定不可不谈。其实二者是同一回事。
追讨版税可博一笑
我不是一个改革者，只是想到二战期间在广西逃难时那么多的小朋友饿死了，对国家的关心我无从掩饰。一九七九年我到阔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那里满目疮痍，忍不住把两个外甥女带到美国去读书。跟进中国的经济研究，一九八一年我写好《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其实是问会否走向市场经济——准确地推断中国会走的路。在科斯的催促下，一九八二年我放弃美国的职位，回港任教职。回港后新华社的朋友鼓励我写文章，北京与深圳皆提供助手，协助我找寻数据，分析中国的问题。我一口气地写下《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七）这三本书。后面的两本北京各印了两千本，说明是内部阅读，使我高兴。如果周新城教授认为这两本书误导了北京的朋友，那我应该考虑追讨版税（一笑）。
一九八一年我考虑回到香港任教职时，科斯和巴泽尔等同事认为我对经济制度运作的认识前无古人。今天八十二岁了，在内地跑了那么多年也实在累。日暮黄昏，我可以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是差不多了吧。周新城教授要消灭私有制，但我不知道他说的私有制是什么，所以既不能赞成也不能反对。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土地，今天皆非私有，但使用权与收入享受权是界定得清楚的。私字当头，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容易接受。我希望周教授不是反对权利的清楚界定，也不是反对以市价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只要能维护这两点，其他怎样说都不重要。
2018-01-22 张五常 凤凰网争鸣
上周凤凰网争鸣公众号发布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新城在《求是》杂志旗下的《旗帜》上发文批评张五常、吴敬琏“鼓吹私有制”的文章，并发起了网友投票。前文如下：
如何看待人大教授狠批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制？
今天，张五常教授在他个人的博客上发文，对此作出回应，凤凰网争鸣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新城在内地一份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该题在某网站出现时被改为《人大教授狠批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制》。这篇文章在网上炒得热闹，不少朋友关心这件事，纷纷来邮慰问，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历来不管这类批评，但关注的朋友太多，而香港的《明报》一月十六日以大字标题《党刊转载轰张五常鼓吹私有制文章》作报导，我因而追查周新城教授的原文，其中提到我的那一段，有点莫名其妙，要回应一下。
周教授提到我说的话有不少问号，而其中最奇怪的是说在某干部会上，“在座的身为领导干部的共产党员不仅不予以反驳，相反，却把张五常的讲话结集公开出版。”我不记得曾经有这么一个干部会——历来凡会不参——也不知道有那样的一本“结集公开出版”的书。更奇怪的是在周教授引用的文献中，竟然找不到我的名字，没有一项是我的作品。难道有人在生安白造吗？希望周教授能多读我写的文章，不要凭道听途说而破口大骂。
让我在这里以最简单的文字来澄清我对“私产”这一词的观点。
自私三解
英语private这个字译作“私”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了。中国文化对“私”这个字有负面的含义是不幸的，但那是一个伟大文化的传统。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经济学所说的自私（selfish）则有三个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看法，是自私是天生的。这是源于一九七六年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出版了一本名为《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的书。这本书重要，博大湛深，也很有说服力。但在经济学上，我不采用这个自私的阐释。
第二个看法，是自私是自然淘汰的结果。这是源于亚当·斯密一七七六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其意思是说在社会中人不自私不容易生存。一九五〇年，我的老师阿尔钦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把斯密之见伸延，影响了一代经济学者在经济科学方法上的争议。阿尔钦说人类争取利益极大化是自然淘汰的结果。这观点对我影响很大，但我自己用上的自私概念可不是自然淘汰，也不是天生自私。
第三个自私看法，我常用的，是自私源于经济学的一个武断假设。在这假设下，究竟人类是不是天生自私或是不自私不能生存，皆无关宏旨。深入一点地说，这个武断的自私假设是经济学说的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你给一个小孩子两个选择，同样的糖果他可以选一颗也可以选两颗，如果他选二弃一，就是自私了。
自私的一般化是需求定律
需求定律是经济学的灵魂，没有这定律就没有我从事了几十年的经济学。这定律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一个人对这物品的需求量会增加。这里说的价格是局限，其转变导致需求量的转变，是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需求定律也是一个自私定律。经济学可以不谈自私，但不可以不用需求定律。那所谓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可以简化为“自私”这两个字。你要我不说自私，就要让我多用几个字。你要我不说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我就要用需求定律这个外人不知所指的术语了。需求定律的威力不仅替代了“自私”或“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些听来有点价值观味道的说法，更重要是这定律有远为广泛的变化与用途。可惜的是，对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我应该怎样说呢？要解释需求定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想当年，作研究生时，我为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这句话苦学苦思了三年才感到有舒适的掌握。来去纵横的掌握还要多观世事三十年。今天西方的经济学教授不仅不多管这定律，好些甚至不教了。这是经济学的悲哀。提出上面的三个自私观，因为我要澄清，当我说人是自私的，我只不过是说这个人是遵守着需求定律。
市场是处理竞争的一种安排
远为复杂的问题，是在资源稀缺、多过一个人的社会中，竞争一定会出现。跟任何竞争一样，决定谁胜谁负要有一个衡量胜负的准则。我们日常见到的市场，价高者得，决定胜负的准则是市价。我曾多次申述，可以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多如天上星，但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就是市价。这是因为当你要购买我手上的东西时，你自己一定要有所产出，对社会作了贡献，才可以付出我要求的价。不用一个市价作为决定胜负的准则，采用其他任何准则，某程度一定会导致租值消散。这观点我在一九七九年的一篇文章内对北京的朋友解释得清楚。他们重视该文。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我的好友科斯一九六〇年提出的那个所谓科斯定律的观点。科斯说，没有清楚的权利界定，市场不会出现。如果没有市场出现，市价就不能用作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用上任何其他的竞争准则，例如搞人事关系，或论资排辈，或动用武力等等，必会导致某程度的租值消散。这里的不幸处，是清楚的权利界定也就是周新城教授反对的私有产权，英语俗称private property，法律称fee simple absolute。
另一方面，界定权利的费用相当高，市场形成的费用也高。这些是生产成本之外的费用——统称交易费用——在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往往占国民收入百分之七十以上。我们今天有银行，有商业机构，有律师、公安、法庭等，费用甚巨，为的就是要争取以市价作为竞争的准则，从而减少没有市场但有竞争必然会出现的庞大的租值消散。庞大的租值消散是昔日中国开放改革前的经验。我们可以不谈私产，甚至不用“私”这个字，但我们要不要市场呢？市场对社会的主要贡献，是在竞争下，资源使用与收入分配必须决定，而采用市价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然而，采用市价这个准则需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这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科斯定律了。
中国制度的重点是权利界定
在2008年出版的一本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小书中，我说得清楚：“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
我跟着说：“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成果令我拍案！政党历来有困难，困难多多。党员八千万，要怎样安排党的职责与执行党规才对呢？不可思议。”
我跟着又说：“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
《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书其实是一篇长文。我是在考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三十年，其中苦思了三年才找到解释的。该文的重点，是通过地区层层承包这个制度，地区政府每层之间与市民之间的权利界定得清楚。因为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之手，激烈的县际竞争就出现了。我们可以不谈私产，但清楚的权利界定不可不谈。其实二者是同一回事。
追讨版税可博一笑
我不是一个改革者，只是想到二战期间在广西逃难时那么多的小朋友饿死了，对国家的关心我无从掩饰。一九七九年我到阔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那里满目疮痍，忍不住把两个外甥女带到美国去读书。跟进中国的经济研究，一九八一年我写好《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其实是问会否走向市场经济——准确地推断中国会走的路。在科斯的催促下，一九八二年我放弃美国的职位，回港任教职。回港后新华社的朋友鼓励我写文章，北京与深圳皆提供助手，协助我找寻数据，分析中国的问题。我一口气地写下《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七）这三本书。后面的两本北京各印了两千本，说明是内部阅读，使我高兴。如果周新城教授认为这两本书误导了北京的朋友，那我应该考虑追讨版税（一笑）。
一九八一年我考虑回到香港任教职时，科斯和巴泽尔等同事认为我对经济制度运作的认识前无古人。今天八十二岁了，在内地跑了那么多年也实在累。日暮黄昏，我可以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是差不多了吧。周新城教授要消灭私有制，但我不知道他说的私有制是什么，所以既不能赞成也不能反对。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土地，今天皆非私有，但使用权与收入享受权是界定得清楚的。私字当头，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容易接受。我希望周教授不是反对权利的清楚界定，也不是反对以市价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只要能维护这两点，其他怎样说都不重要。
@陆零壹捌零零 2018-01-24 03:11:12
每次 大米 出来，都要拉上 科斯 站台助威。有知道科斯和大米之间交情几何？大米现在还没法返回香港或米国吗？风传 张大米 躲在大陆是因为惹了官司。
貌似 杨小凯 就没有拉虎皮做大旗的记录，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一切没坐过牢的人都不可靠。
-----------------------------
在华人经济学圈中杨小凯与张五常是享誉最高的两位学者。小凯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擦肩而过，最著名的一本书《中国向何处去》初始于文革中的长沙（调研于湘乡与双峰），小凯也因此“大字报”而入狱，其母牵连受辱自杀。相对于林毅夫的“后发先势”，小凯的“后发劣势”观点可能更具学习借鉴价值……
每次 大米 出来，都要拉上 科斯 站台助威。有知道科斯和大米之间交情几何？大米现在还没法返回香港或米国吗？风传 张大米 躲在大陆是因为惹了官司。
貌似 杨小凯 就没有拉虎皮做大旗的记录，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一切没坐过牢的人都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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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人经济学圈中杨小凯与张五常是享誉最高的两位学者。小凯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擦肩而过，最著名的一本书《中国向何处去》初始于文革中的长沙（调研于湘乡与双峰），小凯也因此“大字报”而入狱，其母牵连受辱自杀。相对于林毅夫的“后发先势”，小凯的“后发劣势”观点可能更具学习借鉴价值……
@天道人道王道2017 2018-01-21 20:54:23
形势严峻，当下是手术的关键时期，手术不能有效完成，后面很难了
-----------------------------
①我们的危机是一场结构性经济危机。长期的投资与出口导向拉动了与出口与生产资料有关的庞大产业，更严峻的是长久的货币超发诱导非金融企业负债突飙狂进成世界第一。
②我们的危机是消费严重不足的危机。消费占GDP比一直在33～35％之间，尚不及美国的一半～～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消费尚不及一个3亿多人口国家消费的一半～是不是一种悲哀？
③我们的危机是一种分配型经济危机。财富极端两极分化是祸根！
结论：能创造出强大需求的国家才是牛B的国家！
形势严峻，当下是手术的关键时期，手术不能有效完成，后面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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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们的危机是一场结构性经济危机。长期的投资与出口导向拉动了与出口与生产资料有关的庞大产业，更严峻的是长久的货币超发诱导非金融企业负债突飙狂进成世界第一。
②我们的危机是消费严重不足的危机。消费占GDP比一直在33～35％之间，尚不及美国的一半～～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消费尚不及一个3亿多人口国家消费的一半～是不是一种悲哀？
③我们的危机是一种分配型经济危机。财富极端两极分化是祸根！
结论：能创造出强大需求的国家才是牛B的国家！
@太湖绿洲2017 2018-01-24 10:29:11
③我们的危机是一种分配型经济危机。财富极端两极分化是祸根！
-------这个祸根是谁造成的？？P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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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真相是：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已被权贵资本勾结国际财团与体制内巧取豪夺，“李嘉诚们”与大小“王爷”捞取了巨额财富并转移到海外，丢给国内一堆过剩产能与债务。
③我们的危机是一种分配型经济危机。财富极端两极分化是祸根！
-------这个祸根是谁造成的？？P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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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真相是：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已被权贵资本勾结国际财团与体制内巧取豪夺，“李嘉诚们”与大小“王爷”捞取了巨额财富并转移到海外，丢给国内一堆过剩产能与债务。
@davy0000 2018-01-24 10:03:03
楼主写的很有道理，可是纵观近几年来的崩溃论调，无一不是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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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潮落缘起缘灭： 黑名单 举报 2018-01-24 18:43:00 评论
邪路国家市场经济为主导 所以危机来的快 去得也快 野火过后 市场会再次生机蓬勃 至于那些严重管制的国家 玩到最后 都是悲剧收场 因为从2楼跳下去跟从20楼跳下去肯定是不一样的
微评：这样表述管制的国家可能更确切：大火来了，二楼不想跳，到了三楼讲怕痛，顶楼跳下能有好果子吃吗？
楼主写的很有道理，可是纵观近几年来的崩溃论调，无一不是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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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潮落缘起缘灭： 黑名单 举报 2018-01-24 18:43:00 评论
邪路国家市场经济为主导 所以危机来的快 去得也快 野火过后 市场会再次生机蓬勃 至于那些严重管制的国家 玩到最后 都是悲剧收场 因为从2楼跳下去跟从20楼跳下去肯定是不一样的
微评：这样表述管制的国家可能更确切：大火来了，二楼不想跳，到了三楼讲怕痛，顶楼跳下能有好果子吃吗？
@潮起潮落缘起缘灭 2018-01-25 19:11:36
@投资舆情
【自我反思和预判：总结下这两年关于房价，股市，物价的判断得失，反思过去是为了预判未来（重要）】：
-----【关于房价】：昨晚睡前突然想到，15年330后提到的房地产去库存，总体还是成功的，尤其是三四线，成功地把债务转移到居民身上，并带动经济繁荣了两年。但也有个很大的失误，那就是误伤了一二线，把一二线城市泡沫吹起来了。
这个也带来很大的麻烦，实体经济压力大增，15年后外储持续大幅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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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不敢苟同！至少会有两年的调整，至少美元加息周期内是通缩。但我们这种体制无法承受通缩，最终仅剩印钞一途。
@投资舆情
【自我反思和预判：总结下这两年关于房价，股市，物价的判断得失，反思过去是为了预判未来（重要）】：
-----【关于房价】：昨晚睡前突然想到，15年330后提到的房地产去库存，总体还是成功的，尤其是三四线，成功地把债务转移到居民身上，并带动经济繁荣了两年。但也有个很大的失误，那就是误伤了一二线，把一二线城市泡沫吹起来了。
这个也带来很大的麻烦，实体经济压力大增，15年后外储持续大幅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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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不敢苟同！至少会有两年的调整，至少美元加息周期内是通缩。但我们这种体制无法承受通缩，最终仅剩印钞一途。
轉:【为什么日本不恨美国】
为什么日本人就不恨美国人反而一直亲美？有一个日本学者，叫松本，给出的答案很有代表性。
他说：其实日本天皇统治时期，比原子弹灾难大的多，因为天皇拿日本人不当人看，当动物统治，而美国给我们一个好制度，日本人才算是真正的人了。否则没有日本的今天。
为什么日本人就不恨美国人反而一直亲美？有一个日本学者，叫松本，给出的答案很有代表性。
他说：其实日本天皇统治时期，比原子弹灾难大的多，因为天皇拿日本人不当人看，当动物统治，而美国给我们一个好制度，日本人才算是真正的人了。否则没有日本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