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央企国企大混改，以后就没啥国企民企的区别了，都是打工！
刚刚，国企负债突破百万亿大关！
悦涛
1小时前 · 财经自媒体
历史性的时刻。
财政部刚刚发布的数据：截止11月末，国有企业负债总额首次突破百万亿关口，达到100.08万亿元。
国企负债保持着比M2和GDP都更快的增速。
就在12月2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还警告：靠负债做大国企容易带来宏观上的金融风险。
事实是，过去10年里，国企资产和负债膨胀的速度，远超过其利润增速。
嗯
2007年
2017年前11月
增长
总资产
34.7万亿
151.8万亿
337%
总负债
20.2万亿
100.08万亿
395%
总收入
18万亿
46.7万亿
159%
总利润
1.62万亿
2.6万亿
60%
嘛意思？
1、过去十年里，国有企业各项指标里，负债增得最快，达到十年前的4倍。
2、资产主要是靠负债撑起来的。
3、但没撑起来收入和利润。
4、投资回报率每况愈下。
吃的越来越多，拉得越来越稀。
至于为什么是这状态，说来话长。看看历史：
（以下摘自兴业证券唐跃、黄伟平、罗婷、王涵等人报告）
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全国掀起了一轮加速投资高潮。高速的信贷投放下，资产投资增速维持高位92-96年间积累大量低效产能；而体制障碍又导致去产能和去杠杆缓慢，融资结构与绩效结构不匹配，资源错配严重，信用资源持续流向国有亏损部门。另外一方面，过热投资导致通胀率攀升。影响了94-96年间货币政策从紧，叠加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下需求减少。
1997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出口产生了直接的压力，需求端的压力衍生到供给端，进一步曝露了前期企业过度扩张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加强了管理层进行改革的决心。
届时，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1/3明亏、1/3暗亏、1/3盈利），不少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40%；经济体内部出现严重的债务问题，三角债问题严峻、银行坏账率高企（90年代末期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30%）；财政压力巨大，甚至出现外债压力。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2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今天国企的问题，跟20年以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大量无效投资，大量贷款；再投，再贷；不投，还得贷，借新还旧。
反正都得贷，干脆继续投。。
有的国企贷款花不完，干起了高利贷。以至于最高法都看不下去了。
停是不可能停的，这辈子不可能停的。做生意又不会做，就是债这东西，才能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
但是在百万亿的关口，生活不可能这么持续下去。
朱镕基当年的五大对策
1、货币政策“中性偏紧”，倒逼企业去产能、去杠杆。98年朱镕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强调“两件事情不能做：银行放松银根、生产积压产品等于自杀；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从货币政策来看，98年之前为“适度从紧”，98年改为“适当的货币政策”，99年“稳健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并不因经济下滑而大幅投放。
2、使用行政手段，供给端改革：终止重复建设、清理过剩产能、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劳工。企业兼并、破产加快，96-98年，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减少幅度达到42%。同时减员增效、下岗分流，98年至99年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约2200万。
3、企业债权转股权，金融政策兜底，由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到财政部提供的资本金以及央行再贷款，获准后向对口商业银行发放专项金融债，向四大行收购不良资产。其中1999-2005年间剥离不良资产总额高达2.58万亿。
4、实施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开始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当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并配套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以加强基础建设（用于农林水利、交通、基础建设、电网）。过清理整顿乱收费727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1998-2003年期间持续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直至2004年经济企稳后积极财政政策才逐步退出。
5、需求端改革，释放新需求：房改、税改、汇改。主要有98年后房改启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房改带动高速城镇化消化制造业产能，土地财政修复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其次，94年分税制改革后，加大了中央集权，税制改革使得国库充盈。再次，94年汇改和人民币一次性贬值，94年起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步形成。2000年以后（特别是加入WTO）后，发达国家加杠杆、降储蓄，外需启动，国内出口增速回升引导过剩产能消化。
以上要点，默写三遍。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经常换个马甲重复。
现在这形势，当年用过的招，依葫芦画一遍瓢的概率还是很大的。现在就是前两条进行时。
供给侧改革，熟悉的配方，不同的味道~
第3条债转股、第4条财政扩张，也是基本明确的。
唯独第5条，难再复制当年。
朱总当年铁腕治通胀，对内加息收贷，对外则不断打开增量需求。
1994年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0%，抢了东南亚的蛋糕。东南亚泡沫爆了之后，2001年挤进WTO，继续抢全世界的蛋糕。
朱时代对内收拾国企和地方乱投资的时候，是有外援的。
现在不一样。
外需：中国把世界的蛋糕抢得差不多了，外面不干了，要搞贸易战。
内需：已经被房子和基建加杠杆拉动了十年。国企的百万亿负债就是个注脚。
央妈都开始爱无能。当了15年行长的周小川抱怨：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老是受到干扰。行业和地方追求增长，缺钱就喊妈，导致宏观调控没有纠偏时间窗口。
以往发货币、批项目的央行、发改委今年纷纷喊出明斯基、灰犀牛、黑天鹅……
画风转得有点快。以至大家不敢信：这一次会不一样么？
悦涛觉得，这次真正不一样的，是需求难以再造。
老外该买的东西都买了，再想打动别人，靠质量而不是低价。
对内该加的杠杆都加得差不多了，再加也是无效资产+坏账的组合。
过去导致问题的原因正是需求被过度创造。全世界都在用过度信贷创造需求，现在要消灭过度信贷积累的风险，本身是消灭需求的过程。
所以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一个字儿提到“需求”，和去年会议9次强调“需求”形成鲜明对比。
但也不一定要悲观逆流成河。
会议里有一句饱含希望的话：“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过去三年，这个群体表现优异。负债几乎翻了一番（加公积金贷款总负债44万亿）。
今年居民贷款预计增加7万亿以上。可谓中国经济需求端一道靓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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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刚刚发布的数据：截止11月末，国有企业负债总额首次突破百万亿关口，达到100.08万亿元。
国企负债保持着比M2和GDP都更快的增速。
就在12月2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还警告：靠负债做大国企容易带来宏观上的金融风险。
事实是，过去10年里，国企资产和负债膨胀的速度，远超过其利润增速。
嗯
2007年
2017年前11月
增长
总资产
34.7万亿
151.8万亿
337%
总负债
20.2万亿
100.08万亿
395%
总收入
18万亿
46.7万亿
159%
总利润
1.62万亿
2.6万亿
60%
嘛意思？
1、过去十年里，国有企业各项指标里，负债增得最快，达到十年前的4倍。
2、资产主要是靠负债撑起来的。
3、但没撑起来收入和利润。
4、投资回报率每况愈下。
吃的越来越多，拉得越来越稀。
至于为什么是这状态，说来话长。看看历史：
（以下摘自兴业证券唐跃、黄伟平、罗婷、王涵等人报告）
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全国掀起了一轮加速投资高潮。高速的信贷投放下，资产投资增速维持高位92-96年间积累大量低效产能；而体制障碍又导致去产能和去杠杆缓慢，融资结构与绩效结构不匹配，资源错配严重，信用资源持续流向国有亏损部门。另外一方面，过热投资导致通胀率攀升。影响了94-96年间货币政策从紧，叠加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下需求减少。
1997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出口产生了直接的压力，需求端的压力衍生到供给端，进一步曝露了前期企业过度扩张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加强了管理层进行改革的决心。
届时，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1/3明亏、1/3暗亏、1/3盈利），不少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40%；经济体内部出现严重的债务问题，三角债问题严峻、银行坏账率高企（90年代末期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30%）；财政压力巨大，甚至出现外债压力。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2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今天国企的问题，跟20年以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大量无效投资，大量贷款；再投，再贷；不投，还得贷，借新还旧。
反正都得贷，干脆继续投。。
有的国企贷款花不完，干起了高利贷。以至于最高法都看不下去了。
停是不可能停的，这辈子不可能停的。做生意又不会做，就是债这东西，才能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
但是在百万亿的关口，生活不可能这么持续下去。
朱镕基当年的五大对策
1、货币政策“中性偏紧”，倒逼企业去产能、去杠杆。98年朱镕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强调“两件事情不能做：银行放松银根、生产积压产品等于自杀；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从货币政策来看，98年之前为“适度从紧”，98年改为“适当的货币政策”，99年“稳健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并不因经济下滑而大幅投放。
2、使用行政手段，供给端改革：终止重复建设、清理过剩产能、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劳工。企业兼并、破产加快，96-98年，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减少幅度达到42%。同时减员增效、下岗分流，98年至99年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约2200万。
3、企业债权转股权，金融政策兜底，由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到财政部提供的资本金以及央行再贷款，获准后向对口商业银行发放专项金融债，向四大行收购不良资产。其中1999-2005年间剥离不良资产总额高达2.58万亿。
4、实施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开始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当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并配套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以加强基础建设（用于农林水利、交通、基础建设、电网）。过清理整顿乱收费727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1998-2003年期间持续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直至2004年经济企稳后积极财政政策才逐步退出。
5、需求端改革，释放新需求：房改、税改、汇改。主要有98年后房改启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房改带动高速城镇化消化制造业产能，土地财政修复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其次，94年分税制改革后，加大了中央集权，税制改革使得国库充盈。再次，94年汇改和人民币一次性贬值，94年起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步形成。2000年以后（特别是加入WTO）后，发达国家加杠杆、降储蓄，外需启动，国内出口增速回升引导过剩产能消化。
以上要点，默写三遍。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经常换个马甲重复。
现在这形势，当年用过的招，依葫芦画一遍瓢的概率还是很大的。现在就是前两条进行时。
供给侧改革，熟悉的配方，不同的味道~
第3条债转股、第4条财政扩张，也是基本明确的。
唯独第5条，难再复制当年。
朱总当年铁腕治通胀，对内加息收贷，对外则不断打开增量需求。
1994年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0%，抢了东南亚的蛋糕。东南亚泡沫爆了之后，2001年挤进WTO，继续抢全世界的蛋糕。
朱时代对内收拾国企和地方乱投资的时候，是有外援的。
现在不一样。
外需：中国把世界的蛋糕抢得差不多了，外面不干了，要搞贸易战。
内需：已经被房子和基建加杠杆拉动了十年。国企的百万亿负债就是个注脚。
央妈都开始爱无能。当了15年行长的周小川抱怨：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老是受到干扰。行业和地方追求增长，缺钱就喊妈，导致宏观调控没有纠偏时间窗口。
以往发货币、批项目的央行、发改委今年纷纷喊出明斯基、灰犀牛、黑天鹅……
画风转得有点快。以至大家不敢信：这一次会不一样么？
悦涛觉得，这次真正不一样的，是需求难以再造。
老外该买的东西都买了，再想打动别人，靠质量而不是低价。
对内该加的杠杆都加得差不多了，再加也是无效资产+坏账的组合。
过去导致问题的原因正是需求被过度创造。全世界都在用过度信贷创造需求，现在要消灭过度信贷积累的风险，本身是消灭需求的过程。
所以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一个字儿提到“需求”，和去年会议9次强调“需求”形成鲜明对比。
但也不一定要悲观逆流成河。
会议里有一句饱含希望的话：“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过去三年，这个群体表现优异。负债几乎翻了一番（加公积金贷款总负债44万亿）。
今年居民贷款预计增加7万亿以上。可谓中国经济需求端一道靓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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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的时刻。
财政部刚刚发布的数据：截止11月末，国有企业负债总额首次突破百万亿关口，达到100.08万亿元。
国企负债保持着比M2和GDP都更快的增速。
就在12月2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还警告：靠负债做大国企容易带来宏观上的金融风险。
事实是，过去10年里，国企资产和负债膨胀的速度，远超过其利润增速。
嗯
2007年
2017年前11月
增长
总资产
34.7万亿
151.8万亿
337%
总负债
20.2万亿
100.08万亿
395%
总收入
18万亿
46.7万亿
159%
总利润
1.62万亿
2.6万亿
60%
嘛意思？
1、过去十年里，国有企业各项指标里，负债增得最快，达到十年前的4倍。
2、资产主要是靠负债撑起来的。
3、但没撑起来收入和利润。
4、投资回报率每况愈下。
吃的越来越多，拉得越来越稀。
至于为什么是这状态，说来话长。看看历史：
（以下摘自兴业证券唐跃、黄伟平、罗婷、王涵等人报告）
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全国掀起了一轮加速投资高潮。高速的信贷投放下，资产投资增速维持高位92-96年间积累大量低效产能；而体制障碍又导致去产能和去杠杆缓慢，融资结构与绩效结构不匹配，资源错配严重，信用资源持续流向国有亏损部门。另外一方面，过热投资导致通胀率攀升。影响了94-96年间货币政策从紧，叠加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下需求减少。
1997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出口产生了直接的压力，需求端的压力衍生到供给端，进一步曝露了前期企业过度扩张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加强了管理层进行改革的决心。
届时，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1/3明亏、1/3暗亏、1/3盈利），不少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40%；经济体内部出现严重的债务问题，三角债问题严峻、银行坏账率高企（90年代末期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30%）；财政压力巨大，甚至出现外债压力。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2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今天国企的问题，跟20年以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大量无效投资，大量贷款；再投，再贷；不投，还得贷，借新还旧。
反正都得贷，干脆继续投。。
有的国企贷款花不完，干起了高利贷。以至于最高法都看不下去了。
停是不可能停的，这辈子不可能停的。做生意又不会做，就是债这东西，才能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
但是在百万亿的关口，生活不可能这么持续下去。
朱镕基当年的五大对策
1、货币政策“中性偏紧”，倒逼企业去产能、去杠杆。98年朱镕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强调“两件事情不能做：银行放松银根、生产积压产品等于自杀；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从货币政策来看，98年之前为“适度从紧”，98年改为“适当的货币政策”，99年“稳健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并不因经济下滑而大幅投放。
2、使用行政手段，供给端改革：终止重复建设、清理过剩产能、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劳工。企业兼并、破产加快，96-98年，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减少幅度达到42%。同时减员增效、下岗分流，98年至99年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约2200万。
3、企业债权转股权，金融政策兜底，由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到财政部提供的资本金以及央行再贷款，获准后向对口商业银行发放专项金融债，向四大行收购不良资产。其中1999-2005年间剥离不良资产总额高达2.58万亿。
4、实施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开始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当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并配套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以加强基础建设（用于农林水利、交通、基础建设、电网）。过清理整顿乱收费727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1998-2003年期间持续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直至2004年经济企稳后积极财政政策才逐步退出。
5、需求端改革，释放新需求：房改、税改、汇改。主要有98年后房改启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房改带动高速城镇化消化制造业产能，土地财政修复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其次，94年分税制改革后，加大了中央集权，税制改革使得国库充盈。再次，94年汇改和人民币一次性贬值，94年起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步形成。2000年以后（特别是加入WTO）后，发达国家加杠杆、降储蓄，外需启动，国内出口增速回升引导过剩产能消化。
以上要点，默写三遍。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经常换个马甲重复。
现在这形势，当年用过的招，依葫芦画一遍瓢的概率还是很大的。现在就是前两条进行时。
供给侧改革，熟悉的配方，不同的味道~
第3条债转股、第4条财政扩张，也是基本明确的。
唯独第5条，难再复制当年。
朱总当年铁腕治通胀，对内加息收贷，对外则不断打开增量需求。
1994年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0%，抢了东南亚的蛋糕。东南亚泡沫爆了之后，2001年挤进WTO，继续抢全世界的蛋糕。
朱时代对内收拾国企和地方乱投资的时候，是有外援的。
现在不一样。
外需：中国把世界的蛋糕抢得差不多了，外面不干了，要搞贸易战。
内需：已经被房子和基建加杠杆拉动了十年。国企的百万亿负债就是个注脚。
央妈都开始爱无能。当了15年行长的周小川抱怨：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老是受到干扰。行业和地方追求增长，缺钱就喊妈，导致宏观调控没有纠偏时间窗口。
以往发货币、批项目的央行、发改委今年纷纷喊出明斯基、灰犀牛、黑天鹅……
画风转得有点快。以至大家不敢信：这一次会不一样么？
悦涛觉得，这次真正不一样的，是需求难以再造。
老外该买的东西都买了，再想打动别人，靠质量而不是低价。
对内该加的杠杆都加得差不多了，再加也是无效资产+坏账的组合。
过去导致问题的原因正是需求被过度创造。全世界都在用过度信贷创造需求，现在要消灭过度信贷积累的风险，本身是消灭需求的过程。
所以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一个字儿提到“需求”，和去年会议9次强调“需求”形成鲜明对比。
但也不一定要悲观逆流成河。
会议里有一句饱含希望的话：“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过去三年，这个群体表现优异。负债几乎翻了一番（加公积金贷款总负债44万亿）。
今年居民贷款预计增加7万亿以上。可谓中国经济需求端一道靓丽的风景。
----------------------------------------------
在这里，解毒新经济
长摁下图，关注悦涛
悦涛
1小时前 · 财经自媒体
历史性的时刻。
财政部刚刚发布的数据：截止11月末，国有企业负债总额首次突破百万亿关口，达到100.08万亿元。
国企负债保持着比M2和GDP都更快的增速。
就在12月2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还警告：靠负债做大国企容易带来宏观上的金融风险。
事实是，过去10年里，国企资产和负债膨胀的速度，远超过其利润增速。
嗯
2007年
2017年前11月
增长
总资产
34.7万亿
151.8万亿
337%
总负债
20.2万亿
100.08万亿
395%
总收入
18万亿
46.7万亿
159%
总利润
1.62万亿
2.6万亿
60%
嘛意思？
1、过去十年里，国有企业各项指标里，负债增得最快，达到十年前的4倍。
2、资产主要是靠负债撑起来的。
3、但没撑起来收入和利润。
4、投资回报率每况愈下。
吃的越来越多，拉得越来越稀。
至于为什么是这状态，说来话长。看看历史：
（以下摘自兴业证券唐跃、黄伟平、罗婷、王涵等人报告）
92年邓小平南巡以来，全国掀起了一轮加速投资高潮。高速的信贷投放下，资产投资增速维持高位92-96年间积累大量低效产能；而体制障碍又导致去产能和去杠杆缓慢，融资结构与绩效结构不匹配，资源错配严重，信用资源持续流向国有亏损部门。另外一方面，过热投资导致通胀率攀升。影响了94-96年间货币政策从紧，叠加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下需求减少。
1997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出口产生了直接的压力，需求端的压力衍生到供给端，进一步曝露了前期企业过度扩张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加强了管理层进行改革的决心。
届时，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1/3明亏、1/3暗亏、1/3盈利），不少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40%；经济体内部出现严重的债务问题，三角债问题严峻、银行坏账率高企（90年代末期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30%）；财政压力巨大，甚至出现外债压力。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20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今天国企的问题，跟20年以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大量无效投资，大量贷款；再投，再贷；不投，还得贷，借新还旧。
反正都得贷，干脆继续投。。
有的国企贷款花不完，干起了高利贷。以至于最高法都看不下去了。
停是不可能停的，这辈子不可能停的。做生意又不会做，就是债这东西，才能维持得了生活这样子。
但是在百万亿的关口，生活不可能这么持续下去。
朱镕基当年的五大对策
1、货币政策“中性偏紧”，倒逼企业去产能、去杠杆。98年朱镕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强调“两件事情不能做：银行放松银根、生产积压产品等于自杀；搞大干快上，搞重复建设。从货币政策来看，98年之前为“适度从紧”，98年改为“适当的货币政策”，99年“稳健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并不因经济下滑而大幅投放。
2、使用行政手段，供给端改革：终止重复建设、清理过剩产能、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劳工。企业兼并、破产加快，96-98年，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减少幅度达到42%。同时减员增效、下岗分流，98年至99年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约2200万。
3、企业债权转股权，金融政策兜底，由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到财政部提供的资本金以及央行再贷款，获准后向对口商业银行发放专项金融债，向四大行收购不良资产。其中1999-2005年间剥离不良资产总额高达2.58万亿。
4、实施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开始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当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并配套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以加强基础建设（用于农林水利、交通、基础建设、电网）。过清理整顿乱收费727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1998-2003年期间持续维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直至2004年经济企稳后积极财政政策才逐步退出。
5、需求端改革，释放新需求：房改、税改、汇改。主要有98年后房改启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房改带动高速城镇化消化制造业产能，土地财政修复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其次，94年分税制改革后，加大了中央集权，税制改革使得国库充盈。再次，94年汇改和人民币一次性贬值，94年起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步形成。2000年以后（特别是加入WTO）后，发达国家加杠杆、降储蓄，外需启动，国内出口增速回升引导过剩产能消化。
以上要点，默写三遍。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经常换个马甲重复。
现在这形势，当年用过的招，依葫芦画一遍瓢的概率还是很大的。现在就是前两条进行时。
供给侧改革，熟悉的配方，不同的味道~
第3条债转股、第4条财政扩张，也是基本明确的。
唯独第5条，难再复制当年。
朱总当年铁腕治通胀，对内加息收贷，对外则不断打开增量需求。
1994年人民币一次性贬值50%，抢了东南亚的蛋糕。东南亚泡沫爆了之后，2001年挤进WTO，继续抢全世界的蛋糕。
朱时代对内收拾国企和地方乱投资的时候，是有外援的。
现在不一样。
外需：中国把世界的蛋糕抢得差不多了，外面不干了，要搞贸易战。
内需：已经被房子和基建加杠杆拉动了十年。国企的百万亿负债就是个注脚。
央妈都开始爱无能。当了15年行长的周小川抱怨：对货币“总闸门”的有效管控老是受到干扰。行业和地方追求增长，缺钱就喊妈，导致宏观调控没有纠偏时间窗口。
以往发货币、批项目的央行、发改委今年纷纷喊出明斯基、灰犀牛、黑天鹅……
画风转得有点快。以至大家不敢信：这一次会不一样么？
悦涛觉得，这次真正不一样的，是需求难以再造。
老外该买的东西都买了，再想打动别人，靠质量而不是低价。
对内该加的杠杆都加得差不多了，再加也是无效资产+坏账的组合。
过去导致问题的原因正是需求被过度创造。全世界都在用过度信贷创造需求，现在要消灭过度信贷积累的风险，本身是消灭需求的过程。
所以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一个字儿提到“需求”，和去年会议9次强调“需求”形成鲜明对比。
但也不一定要悲观逆流成河。
会议里有一句饱含希望的话：“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过去三年，这个群体表现优异。负债几乎翻了一番（加公积金贷款总负债44万亿）。
今年居民贷款预计增加7万亿以上。可谓中国经济需求端一道靓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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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解毒新经济
长摁下图，关注悦涛
为什么国企做了这么多年总是亏损？原因就是，它是国家的，国家的是谁的，不知道，公家的大家都是不捞白不捞，说白了就是过去说的大锅饭，这样的机制，无人负责，本身就是违背人性。所谓的改革本质来说都是往私有化的方向走，但是走到什么样的私有程度和如何私有化，则是上边说了算。改革最小的阻力，无非就是把公产变成领导私产，倒霉的当然是国企普通职工，但是这种改革却对全社会是进步的。毕竟公产变私产，你再要是经营不好，自己亏空，也只能破产倒闭，不需要全民买单了。
国企改革之：中石油、中石化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百万员工受影响
山涧散人
2小时前
近日，国家召开国有企业独立工矿区剥离办社会职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提出多数工作要在2018年底前基本完成。两桶油的改革步伐随之逐渐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涉及油田两百余万户，两家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任务量占全部央企任务总量的1/3。
到底什么是企业办社会职能？
国企办社会职能主要包括职工住宅"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气及物业)、离退休人员管理、承办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和消防市政等其他机构五个方面。
可以简称为“企办社会”，通俗点讲：一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在企业里，企业承包了所有社会职能。
截至今年8月，中石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业务已分别有36%、29%、77%和48%完成分离移交，另有30余家医院、幼儿园等实现社会化。这极大地减轻了企业的负担。目前，中石油已经实施的“三供一业”分离移交项目，每年可降低运行成本5亿元以上。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保障员工利益不受损害是根本要求。在目前“两桶油”实施的改革中，原单位职工大部分由新接收方继续聘用，其他人员则进行分流安置。
除了这几项改革外，今年《关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还提出，2018年在全国全面推进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2020年年底前完成。目前，上海、重庆等5个城市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试点正在进行。 国企要剥离办社会职能，全面减负，以后独立推向市场竞争。
山涧散人
2小时前
近日，国家召开国有企业独立工矿区剥离办社会职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提出多数工作要在2018年底前基本完成。两桶油的改革步伐随之逐渐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涉及油田两百余万户，两家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任务量占全部央企任务总量的1/3。
到底什么是企业办社会职能？
国企办社会职能主要包括职工住宅"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气及物业)、离退休人员管理、承办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和消防市政等其他机构五个方面。
可以简称为“企办社会”，通俗点讲：一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在企业里，企业承包了所有社会职能。
截至今年8月，中石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业务已分别有36%、29%、77%和48%完成分离移交，另有30余家医院、幼儿园等实现社会化。这极大地减轻了企业的负担。目前，中石油已经实施的“三供一业”分离移交项目，每年可降低运行成本5亿元以上。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保障员工利益不受损害是根本要求。在目前“两桶油”实施的改革中，原单位职工大部分由新接收方继续聘用，其他人员则进行分流安置。
除了这几项改革外，今年《关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还提出，2018年在全国全面推进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2020年年底前完成。目前，上海、重庆等5个城市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试点正在进行。 国企要剥离办社会职能，全面减负，以后独立推向市场竞争。
现在的经济危机是全方位的，虽然体制外的人率先感受到压力，但是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一样面临唇亡齿寒的压力，压力已经在向体制内传导了！
中国联通总部人员编制减少一半
新华网
14小时前 · 新华网官方头条号
中新社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 刘育英)瘦身健体、精简机构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企业内部改革的“第一刀”。中国联通2017年9月精简机构以来，总部人员编制由1787人减少为865人，减少51.6%。
中国联通27日公布了机构精简和干部首聘工作成效，称“行动快、动真格、超预期”，取得阶段性成效。
在总部层面，部门数量由过去的27个减少为18个，减少33.3%；人员编制由1787人减少为865人，减少51.6%。在省分公司层面，省分公司现有机构数减少205个，减少20.5%；本部管理人员职数减少342个，减少15.5%；地市公司机构减少2013个，减少26.7%。
联通还实施“干部首聘制”，鼓励和引导管理人员到一线，提出今后对各层级人员每年退出比例。截止到目前，管理人员平均退出率在14.3%左右。
联通称，此次推行机构精简，在破解“干部能上不能下、人员能进不能出、收入能增不能减”等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想碰不敢碰的矛盾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下一步，中国联通将继续做好机构调整和流程优化工作，推动人力资源改革，保持集团公司党组管理人员每年1.5%的常态化退出比例。(完)
运营人员： 魏宇波 MX008
新华网
14小时前 · 新华网官方头条号
中新社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 刘育英)瘦身健体、精简机构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企业内部改革的“第一刀”。中国联通2017年9月精简机构以来，总部人员编制由1787人减少为865人，减少51.6%。
中国联通27日公布了机构精简和干部首聘工作成效，称“行动快、动真格、超预期”，取得阶段性成效。
在总部层面，部门数量由过去的27个减少为18个，减少33.3%；人员编制由1787人减少为865人，减少51.6%。在省分公司层面，省分公司现有机构数减少205个，减少20.5%；本部管理人员职数减少342个，减少15.5%；地市公司机构减少2013个，减少26.7%。
联通还实施“干部首聘制”，鼓励和引导管理人员到一线，提出今后对各层级人员每年退出比例。截止到目前，管理人员平均退出率在14.3%左右。
联通称，此次推行机构精简，在破解“干部能上不能下、人员能进不能出、收入能增不能减”等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想碰不敢碰的矛盾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下一步，中国联通将继续做好机构调整和流程优化工作，推动人力资源改革，保持集团公司党组管理人员每年1.5%的常态化退出比例。(完)
运营人员： 魏宇波 MX008
【春节特刊】2018年国企混改：既是持久战也是攻坚战
第一财经
11小时前 · 第一财经官方头条号
2017年是国企改革的“施工年”，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8年，混改进程有望再提速，重点是要通过混改真正促进国企完善公司治理、转换经营机制、增强活力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公司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为核心的产权改革，共同为国企改革创造了条件。
今年混改将再提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目前，我国已推出三批混改试点，涉及企业共50家，这些企业多涉及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交通、民航和军工方面等重点领域。
随着第三批国企混改试点名单的确定，混改进程有望再提速。除了民资可以参与国企改制重组，还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建立健全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也是近期释放的重要信号。
李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十九大后国有企业混改势必有更大突破，混改的领域会不断拓宽，而且会将落脚点放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上，这也进一步提升了混改的重要性。
关于如何推进混改，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撰写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文中提到，鼓励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建立健全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
李锦表示，混合所有制有多种形式，由公有到民营去，由民营到公有来，包括上市。此次混改最大看点就是社会资本对于国企的投资，类似联通、东航的混改。
“下一步，应重视国有资本入股非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类似葛洲坝、晋煤等。葛洲坝集团在前几年参股30多家环保类民企，使得环保产业快速上升为主要产业。”李锦说。
肖亚庆强调，积极推进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改，有效探索重点领域混改，在引导子公司层面改革的同时探索在集团公司层面推进混改。
集团层面的混改难度较大。由于集团公司旗下企业资产质量不一，一些资产质量较差，因此很难引入非国有资本从而实现混改，必须要对质量较差的资产做适当剥离。
李锦认为，在操作上，可以采取引入非国有产权进行混改与资产剥离同时进行。由于一些集团资产规模较大，业务又较繁杂，可以基于明确主业的原则，对其进行拆分进而改革成两家或更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混改机制上还需有所突破
李锦表示，回顾“十三五”，国企混改突破很大。与过去三级、四级公司混改不同，中国联通一级公司拿出30%股份进行混改，仅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百度四家民企就拿出270多亿元参与混改，包括职工持股等总注资达760多亿元，成为“十三五”期间国企混改突破的重要标志。但目前大多央企、国企混改还未跟上，还未形成突破势头。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部署、推进还要加快。
具体来说，混改机制上还需有所突破。李锦认为，混改已经到了出台一套新机制的阶段，与之相配套的参与机制、经营机制、退出机制、分配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要达到共赢。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季晓南在媒体上表示，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要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摆在深化国企改革的突出位置。推进混改，“混”是手段，“改”是目的，要通过混改真正促进国企完善公司治理、转换经营机制、增强活力动力。目前混改已呈现上下联动、全面发力的态势。
季晓南表示，下一步混改的重要领域和行业，从加快集团公司混改来看，应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对主业处于充分竞争领域和行业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应加快推进混改，这类国企面临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混改涉及的体制问题相对少一些;另一方面，应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具有垄断业务性的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从加快员工持股来看，季晓南表示，重点应在科技类企业，如高新技术企业、转制科研院所、科技服务型企业等积极进行试点和推行，这样也符合十九大强调的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
混改是持久战也是攻坚战
去年8月，中国联通混改方案几经波折最终获批，打响了央企集团层面整体混改的第一枪。它对混改目标的确定、路径的选择和标准的明确，都将为此后的央企混改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根据方案，联通混改采用非公开发行和老股转让等方式，大规模引入包括“BATJ”(百度、阿里、腾讯、京东)四大互联网巨头在内的战略投资者。
去年12月2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论坛”上，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发表了关于混改的主题演讲。王晓初表示，“混”的工作基本已经结束，“改”的工作正在进行，整个工作量已完成了92%。下一步中国联通将在创新领域改变过去的被动局面，同时在董事会结构上有较大变化，让民营企业占比多一点，更加尊重小股东，保护小股东利益。
联通的改革动作不小，数据显示，中国联通总部部门由27个减少为20个，减少26%;总部人员编制由1787人减少为891人，减少50.14%，其中，净减编347人，生产分离549人;处室数量由238个减少为127个，减少46.64%，其中，净减少56个，生产分离55个。王晓初透露，已有14名正副职管理人员退出，党组管理人员退出率超6%。今后每年会有1.5%的常态化退出比例。从管理层面上，破除到龄转任非领导职务制度，改变过去退居二线人员长期处于半休养的状态。
季晓南在上述论坛上也谈到了基层员工对混改的担忧。他表示：“国企改革并不是这么简单，深化国企改革既要打持久战也要打攻坚战。”
李锦认为，联通混改有两个改革的重点问题，方案已经有所关注，但还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一是公司化治理，根据投资的比例选出董事，董事会和监事会行使发言权、投票权等;二是市场化经营，到底是谁来做企业管理者，是市场上聘任的职业经理人，还有由联通自己任命。以上两个问题解决与否，是衡量混改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
混改激发企业活力
“用员工的话说，过去朝九晚五，现在朝五晚九;以前革命年代是拎着脑袋上战场，现在是拎着家当上市场，拼的劲头很足。”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赵双连告诉第一财经记者，2018年，中粮下属18家专业化公司将全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解决体制问题，实现上市发展。
赵双连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看似是资本调整，实质是职能调整。除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任务的核心主业外，其他业务不强求绝对控股、不搞“一股独大”和“假混改”，力求通过混改把国企真正改造成为能够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按市场机制、市场规律高效运行、配置资源。
中国茶叶有限公司是国资委明确的首批员工持股试点的十户央企子企业之一。
本次员工持股试点工作中,中茶公司的员工持股范围不仅包括总部领导班子、总经理助理、部门骨干,也包括各业务单位经营班子及核心骨干,合计140余人。广泛的员工持股范围有利于建立正向激励机制,激发团队战斗力和经营活力。同时,在中茶公司员工持股方案中，对员工持股计划设置了动态激励机制,将持股奖励与已持股人和非持股人的业绩表现实施动态关联，切实激发全体员工的工作激情。
中茶公司总经理王贵卿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员工持股后，出现了与过去不一样的责任心和竞争力，全员关心发展，多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混改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而在完成了股权转让、增资扩股之后，东航物流的混改已经进入了第三步，也就是改制上市的前期。
东航集团进入国家发改委首批央企混改试点名单，根据发改委和国务院国资委的总体部署，东航物流被列入民航领域混改试点。
去年6月，东航物流混改落地。在这个混改方案中，不仅最大股东东航集团让出绝对控股权(45%)，引入了联想控股(25%)、德邦(10%)、普洛斯(5%)、绿地(5%);而且实现了核心员工持股10%，这也是首次在民航国企领域实现员工持股。
结果显示，此次入股的联想控股、普洛斯、德邦、绿地等企业，正在与东航物流形成资源互补优势和协调发展优势。
比如，今年下半年，东航物流的供应链产品“东航跨境直达”开始与德邦物流合作，面向海外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的出口海淘小包裹市场，将德邦物流的地面网络与东航物流的中国货运航空全货机、跨境服务体系相结合，延长从中国出口的跨境直达供应链。
借助混改所形成的资源互补和协调发展，“东航产地直达”在2017年也创下业务量新高。
东航物流的此次混改，东航以实际投入18.45亿元国有资本，有效引入了22.55亿元非国有资本投入，切实放大了国有资本的影响力;而且使得东航物流资产负债率从2016年12月底的87.86%，降低到75%左右，达到全球一流航空物流企业的平均负债率水平。
对于东航集团来说，则进一步形成了航空客运与航空物流“双轮”驱动的产业发展模式，可以有效提升东航集团的产业整合能力、经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地方国企混改升温
2017年，地方国资改革也持续升温，方案密集落地。上海、广东、深圳、山东、山西等多个省市或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或召开了相关会议，地方国企混改呈现全面加速态势。
作为地方国资重镇的上海，地方国资体量庞大，推进混改启动得早，动作也较大。具体来说，上海推进混改有三条路径，一是推进国有企业整体上市和核心资产上市，这也是这轮国资国企改革在推行混改过程中最主要的路径。二是开放性市场化重组联合，就是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改革。三是实行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的试点。
2017年12月15日，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林益彬带队到上海国盛集团调研并表示，国盛集团要加强存量资产分类规划，把握好资产配置和处置的时机和节奏。
上海国盛集团、上海国际集团是上海的两大国资运营平台，按照定位要求，二者是部分企业国有股权的持股主体、国有资本市场化运营的执行主体，也是部分一般竞争性领域国资退出的主要通道。
截至目前，这两大平台已经拥有股权价值800亿元，盘活存量资金约200亿元。其中，包括了上汽集团、电气集团、华谊集团、建工集团、光明食品集团、隧道股份、纺织集团等企业的部分国有股权。
这两大平台对于资产配置和处置的操作方法多样，具体包括了协议转让、二级市场交易、发行可交换债、ETF换股份等。通过相应操作，仅以上海国际集团为例，其2016年上缴划入股权的全部年度分红收益为3.46亿元。
去年6月，上海建科集团举行混改增资协议签约仪式，这也是上海市集团层面科研院所实施混改的第一单。
此前，上海市国资委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上海建科集团33.33%、13.33%的股权分别转让给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和国新控股(上海)有限公司;之后，又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增资，引入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资本旗下北京信润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持股25%，完成增资后市国资委持股40%。
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王亚元说，这轮改革中，上海已经先后有16家企业实现了整体上市和核心资产上市。同时也选择了8家企业分两批试行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
运营人员： 赵颖 MX007
第一财经
11小时前 · 第一财经官方头条号
2017年是国企改革的“施工年”，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8年，混改进程有望再提速，重点是要通过混改真正促进国企完善公司治理、转换经营机制、增强活力动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体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公司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为核心的产权改革，共同为国企改革创造了条件。
今年混改将再提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目前，我国已推出三批混改试点，涉及企业共50家，这些企业多涉及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交通、民航和军工方面等重点领域。
随着第三批国企混改试点名单的确定，混改进程有望再提速。除了民资可以参与国企改制重组，还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建立健全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也是近期释放的重要信号。
李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十九大后国有企业混改势必有更大突破，混改的领域会不断拓宽，而且会将落脚点放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上，这也进一步提升了混改的重要性。
关于如何推进混改，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撰写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文中提到，鼓励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建立健全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
李锦表示，混合所有制有多种形式，由公有到民营去，由民营到公有来，包括上市。此次混改最大看点就是社会资本对于国企的投资，类似联通、东航的混改。
“下一步，应重视国有资本入股非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对发展潜力大、成长性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类似葛洲坝、晋煤等。葛洲坝集团在前几年参股30多家环保类民企，使得环保产业快速上升为主要产业。”李锦说。
肖亚庆强调，积极推进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改，有效探索重点领域混改，在引导子公司层面改革的同时探索在集团公司层面推进混改。
集团层面的混改难度较大。由于集团公司旗下企业资产质量不一，一些资产质量较差，因此很难引入非国有资本从而实现混改，必须要对质量较差的资产做适当剥离。
李锦认为，在操作上，可以采取引入非国有产权进行混改与资产剥离同时进行。由于一些集团资产规模较大，业务又较繁杂，可以基于明确主业的原则，对其进行拆分进而改革成两家或更多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混改机制上还需有所突破
李锦表示，回顾“十三五”，国企混改突破很大。与过去三级、四级公司混改不同，中国联通一级公司拿出30%股份进行混改，仅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百度四家民企就拿出270多亿元参与混改，包括职工持股等总注资达760多亿元，成为“十三五”期间国企混改突破的重要标志。但目前大多央企、国企混改还未跟上，还未形成突破势头。混合所有制的改革部署、推进还要加快。
具体来说，混改机制上还需有所突破。李锦认为，混改已经到了出台一套新机制的阶段，与之相配套的参与机制、经营机制、退出机制、分配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要达到共赢。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原主席季晓南在媒体上表示，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要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摆在深化国企改革的突出位置。推进混改，“混”是手段，“改”是目的，要通过混改真正促进国企完善公司治理、转换经营机制、增强活力动力。目前混改已呈现上下联动、全面发力的态势。
季晓南表示，下一步混改的重要领域和行业，从加快集团公司混改来看，应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对主业处于充分竞争领域和行业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应加快推进混改，这类国企面临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混改涉及的体制问题相对少一些;另一方面，应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具有垄断业务性的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从加快员工持股来看，季晓南表示，重点应在科技类企业，如高新技术企业、转制科研院所、科技服务型企业等积极进行试点和推行，这样也符合十九大强调的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
混改是持久战也是攻坚战
去年8月，中国联通混改方案几经波折最终获批，打响了央企集团层面整体混改的第一枪。它对混改目标的确定、路径的选择和标准的明确，都将为此后的央企混改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根据方案，联通混改采用非公开发行和老股转让等方式，大规模引入包括“BATJ”(百度、阿里、腾讯、京东)四大互联网巨头在内的战略投资者。
去年12月2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论坛”上，中国联通董事长王晓初发表了关于混改的主题演讲。王晓初表示，“混”的工作基本已经结束，“改”的工作正在进行，整个工作量已完成了92%。下一步中国联通将在创新领域改变过去的被动局面，同时在董事会结构上有较大变化，让民营企业占比多一点，更加尊重小股东，保护小股东利益。
联通的改革动作不小，数据显示，中国联通总部部门由27个减少为20个，减少26%;总部人员编制由1787人减少为891人，减少50.14%，其中，净减编347人，生产分离549人;处室数量由238个减少为127个，减少46.64%，其中，净减少56个，生产分离55个。王晓初透露，已有14名正副职管理人员退出，党组管理人员退出率超6%。今后每年会有1.5%的常态化退出比例。从管理层面上，破除到龄转任非领导职务制度，改变过去退居二线人员长期处于半休养的状态。
季晓南在上述论坛上也谈到了基层员工对混改的担忧。他表示：“国企改革并不是这么简单，深化国企改革既要打持久战也要打攻坚战。”
李锦认为，联通混改有两个改革的重点问题，方案已经有所关注，但还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一是公司化治理，根据投资的比例选出董事，董事会和监事会行使发言权、投票权等;二是市场化经营，到底是谁来做企业管理者，是市场上聘任的职业经理人，还有由联通自己任命。以上两个问题解决与否，是衡量混改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
混改激发企业活力
“用员工的话说，过去朝九晚五，现在朝五晚九;以前革命年代是拎着脑袋上战场，现在是拎着家当上市场，拼的劲头很足。”中粮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赵双连告诉第一财经记者，2018年，中粮下属18家专业化公司将全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解决体制问题，实现上市发展。
赵双连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看似是资本调整，实质是职能调整。除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任务的核心主业外，其他业务不强求绝对控股、不搞“一股独大”和“假混改”，力求通过混改把国企真正改造成为能够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按市场机制、市场规律高效运行、配置资源。
中国茶叶有限公司是国资委明确的首批员工持股试点的十户央企子企业之一。
本次员工持股试点工作中,中茶公司的员工持股范围不仅包括总部领导班子、总经理助理、部门骨干,也包括各业务单位经营班子及核心骨干,合计140余人。广泛的员工持股范围有利于建立正向激励机制,激发团队战斗力和经营活力。同时,在中茶公司员工持股方案中，对员工持股计划设置了动态激励机制,将持股奖励与已持股人和非持股人的业绩表现实施动态关联，切实激发全体员工的工作激情。
中茶公司总经理王贵卿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员工持股后，出现了与过去不一样的责任心和竞争力，全员关心发展，多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混改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而在完成了股权转让、增资扩股之后，东航物流的混改已经进入了第三步，也就是改制上市的前期。
东航集团进入国家发改委首批央企混改试点名单，根据发改委和国务院国资委的总体部署，东航物流被列入民航领域混改试点。
去年6月，东航物流混改落地。在这个混改方案中，不仅最大股东东航集团让出绝对控股权(45%)，引入了联想控股(25%)、德邦(10%)、普洛斯(5%)、绿地(5%);而且实现了核心员工持股10%，这也是首次在民航国企领域实现员工持股。
结果显示，此次入股的联想控股、普洛斯、德邦、绿地等企业，正在与东航物流形成资源互补优势和协调发展优势。
比如，今年下半年，东航物流的供应链产品“东航跨境直达”开始与德邦物流合作，面向海外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的出口海淘小包裹市场，将德邦物流的地面网络与东航物流的中国货运航空全货机、跨境服务体系相结合，延长从中国出口的跨境直达供应链。
借助混改所形成的资源互补和协调发展，“东航产地直达”在2017年也创下业务量新高。
东航物流的此次混改，东航以实际投入18.45亿元国有资本，有效引入了22.55亿元非国有资本投入，切实放大了国有资本的影响力;而且使得东航物流资产负债率从2016年12月底的87.86%，降低到75%左右，达到全球一流航空物流企业的平均负债率水平。
对于东航集团来说，则进一步形成了航空客运与航空物流“双轮”驱动的产业发展模式，可以有效提升东航集团的产业整合能力、经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地方国企混改升温
2017年，地方国资改革也持续升温，方案密集落地。上海、广东、深圳、山东、山西等多个省市或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或召开了相关会议，地方国企混改呈现全面加速态势。
作为地方国资重镇的上海，地方国资体量庞大，推进混改启动得早，动作也较大。具体来说，上海推进混改有三条路径，一是推进国有企业整体上市和核心资产上市，这也是这轮国资国企改革在推行混改过程中最主要的路径。二是开放性市场化重组联合，就是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改革。三是实行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的试点。
2017年12月15日，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林益彬带队到上海国盛集团调研并表示，国盛集团要加强存量资产分类规划，把握好资产配置和处置的时机和节奏。
上海国盛集团、上海国际集团是上海的两大国资运营平台，按照定位要求，二者是部分企业国有股权的持股主体、国有资本市场化运营的执行主体，也是部分一般竞争性领域国资退出的主要通道。
截至目前，这两大平台已经拥有股权价值800亿元，盘活存量资金约200亿元。其中，包括了上汽集团、电气集团、华谊集团、建工集团、光明食品集团、隧道股份、纺织集团等企业的部分国有股权。
这两大平台对于资产配置和处置的操作方法多样，具体包括了协议转让、二级市场交易、发行可交换债、ETF换股份等。通过相应操作，仅以上海国际集团为例，其2016年上缴划入股权的全部年度分红收益为3.46亿元。
去年6月，上海建科集团举行混改增资协议签约仪式，这也是上海市集团层面科研院所实施混改的第一单。
此前，上海市国资委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上海建科集团33.33%、13.33%的股权分别转让给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和国新控股(上海)有限公司;之后，又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增资，引入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资本旗下北京信润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持股25%，完成增资后市国资委持股40%。
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王亚元说，这轮改革中，上海已经先后有16家企业实现了整体上市和核心资产上市。同时也选择了8家企业分两批试行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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