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也，佳能去台湾，索尼去泰国，富士去菲律宾，现在尼康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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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做三产粉煤灰。年二十九跟着老爸去讨债，一个混凝土搅拌站。夜里十一点多了，大门直接开着，工厂一个人都没有，打电话给对方经理，说老板联系不上，员工的薪水都欠了半年。前两年开玩笑说他们不结账欠我们一百多万不会倒闭吧，还觉得怎么可能这个行业就是这样账期长，因为源头是国家建设，欠钱就从那边开始你懂的。16，17年过年前都是年前总能分到一点钱，然后其他的继续欠，17年上半年开始明显觉得不对劲，于是断供并开始讨债，讨不到起诉法院，找了人保全了他们八辆混凝土运输车，心里还有点儿底了，没提早下手的估计都惨了。本来以为保全了八辆车总能拿到点钱的，结果还是一毛没有，初九开始起诉执行。回家查了网，该老板17年年底才成立了一个投资公司，估计是想搞点儿集资找人解盘弄点钱回来，但是太晚了。之前有传言他炒了紫砂壶，比特币什么什么的，其实估计就是下家不给钱。我们家拿货是电厂，一毛不能欠，下家账期长，非常难受。电厂由于经济萧条工业用电量少加上常常蓝天计划，三天两头停产就会没有货供应。去年我们做了房产抵押贷款周转。以上是父母工作，本人体制内聘用制基层，和编织员工同工同酬合同三年一签，退休金公积金不同按最低标准缴纳，工资年年微涨。以前遇到工作难受都是老子要辞职这点工资不够买化妆品的，现在再也不敢提了，只求努力工作好好上进不要被体制大佬抛弃。17年从没在商场买过专柜货一年两次出国搞定所有衣服化妆品保健品药品，不是不想支持国家发展实在是支持不起。
另一个，星巴克的店长都建了群，商品零售一上新就是群内七折，然后两周后买一赠一。谁还原价买杯子就傻了，然后app三天两头给会员卡充买一赠一的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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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中美经济实力还有很大差距 要有紧迫感
2018-02-22
来源：凤凰网财经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接受凤凰采访
凤凰网财经2月22日讯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得到飞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龙永图先生作为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对中国加入WTO利大于弊持坚定态度。18年后，我们再次回头审视，中国加入WTO给中国、世界经济带来了哪些利益？中国如何摆正自己在全球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位置？反全球化情绪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再次面对改革开放？
对此，近日凤凰网财经专访了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先生。龙永图，1992年1月出任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开始参加中国的复关谈判。1995年1月至2001年9月期间，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在第一线领导并最终成功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2003年初，龙永图辞去外经贸部副部长职务，出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批胡鞍钢“中国三大实力超越美国”：误导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得以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大幅改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7.79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增长14.2%。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岿然不动，推动了中国经济企稳回升。
伴随中国对外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也逐渐增加。尤其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贸易关系日渐紧张，甚至近期中美两国均对对方部分商品采取了反倾销措施。部分观点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与特朗普“美国优先”、“让美国更强大”的执政理念产生冲突。
作为一个最懂和西方打交道的官员，龙永图认为，我们应该要以一种双赢的理念来处理和西方的关系，而不是老抱着一种批判西方的冷战思维，我们应该有这种观念，“美国对中国来说是好事情，美国经济好对中国也是好事情。”要抱着这种理念，真心实意的参与到国际交往当中。
日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的一份研究成果称，中国现今的六大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发展，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时期——其中前三大实力早已超越美国。
对此，龙永图认为，这种观点是误导。“在国内其误导作用，在国外起更大的误导作用”。龙永图称，中国从来就没有把经济实力超越美国作为处理美国关系的前提。“中国不管在发展实力、个人素质还是综合国力和美国相比还有很长的距离，我们需要紧迫感和危机感来不断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不是沾沾自喜。”
龙永图表示，如果我们认为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而沾沾自喜，就会抹平我们整个国家艰苦奋斗的斗志。如果没有对自己国家国情的基本了解，没有对自己和全球在力量对比上的一个准确把握，是不可能产生这种危急感和紧迫感的。
谈中国加入WTO：一个巨大的扶贫工程
事实上，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WTO的争论还没有完全结束，而那些当年促使中国加入WTO的人们也被冠以“卖国贼”的帽子。近期，这种声音再次卷土重来。
“我从来没有觉得‘卖国贼’这个帽子对我来讲有多么重要，我觉得都是那些不了解情况或者是社会上比较偏激的人讲的话”，面对记者直接的陈述，龙永图也直接回答他的看法，“我到全国各个地方去，所有人都对我说，你们是入世的功臣，你们给中国人带来了好处。”
龙永图透露，今年年初他去探望朱镕基总理，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我在温州机场等飞机，突然从外面来了一个小伙子，走进来就感谢我，说因为我推动入世成功，他现在成了亿万富翁，是一个做灯具的。”朱总理听了非常高兴。
龙永图表示，历史已经证明了中国加入WTO肯定是利大于弊，而且利比弊要大得多，这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看法，而且外国人也这样评价。“中国入世，对美国好，对发达国家中低收入人群也好，是一个巨大的扶贫工程，他们享受到了中国产品的价格红利。”
近期，一些反全球化的声音喧嚣日上，甚至连特朗普都表示，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错误。“美国抱怨是没有道理的，”龙永图表示，特朗普觉得中国入世得到的利益比美国大，是因为他不知道中国正处在改革的历史进程中。
此外，龙永图还谈及当时中国加入WTO的一些争论。如中国市场一旦开放，外企、外部商品进入中国以后冲垮了中国企业和产业怎么办？搞乱了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怎么办？“朱总理当时特别坚定，因为他了解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比，到底有多大竞争力。”
事实证明了一切。加入WTO 18年以来，中国和国外企业融合不断加深，国外企业不断到中国设厂扩大投资，中国企业也不断走出去到国外设厂投资。
谈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去掉“社会主义”
2001年底，中国正式以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身份加入到WTO。但直到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还没得到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承认。
“实际上我们参加WTO谈判的最初6年，不是说要不要外国承认我们市场经济地位，而是我们搞不搞市场经济，”龙永图如是说，其实当时我们谁也不敢讲我们是搞市场经济。
1992年，邓小平南巡，在武昌、深圳、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为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讲话以后大家才逐渐意识到中国的改革方向就是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龙永图表示，方向确定以后，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讲市场经济，我们的谈判也顺利多了。
龙永图透露，在谈判时他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去掉“社会主义”，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国外的市场经济不完全一样。“所谓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要大多数的人得到好处。当前出现的反全球化是因为全球化确实给少数人带来了负面影响，中国没有出现就是因为我们注意到了贫富差距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高层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侧面反映出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龙永图认为，我们一定要坚定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全球，中国要带领落实好“一带一路”倡议，让世界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龙永图曾在2017年凤凰网财经峰会上表示，我们要向全世界、向中国老百姓讲清楚“一带一路”的故事，它既不是中国要洒钱当冤大头，首先是为了中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将有利于沿线国家，必定有利于促进全世界的合作和交流，实现合作共赢。
谈个人得失：从没有把官帽子看得重要
中国入世后，按照一般的推理，时任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的龙永图可能会在完成WTO谈判后被委以重任，或者名正言顺地出任日内瓦中国WTO的大使，但是最终都没有。2003年初，龙永图辞去了外经贸部副部长的职务，出任非官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
“我从来没有把官帽子看得重要，我和很多同事在中国加入WTO后两三年就忘了，”龙永图回忆称，因为当时争论很大，要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就不能说真话，但是如果不能说真话，谈判就完蛋了，中央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如果没有把乌纱帽看得很淡，就不能坚守到最后。”
龙永图表示，至于做WTO大使，“我根本不想去做这个大使，谈了四五年WTO，碰到WTO这三个字就头疼。”
同时，龙永图透露，做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不是个人选择，而是中央的决定。“因为博鳌需要一个能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人撑起来。”
博鳌亚洲论坛于2001年2月27日正式宣告成立，2002年开始，论坛每年定期在博鳌召开年会。论坛目前已成为亚洲以及其他大洲有关国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务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
两架俄最新五代机苏-57于21日飞抵叙利亚Khmeimim空军基地，这是俄罗斯“第五代战斗机”的首次实战部署。 ——2010年首飞的苏-57，最初被称为T-50 PAK FA，2017年8月份获得苏-57正式序列号，按照原计划苏-57将在2019年正式服役。自2014年来，美军F-22隐身战机被部署到叙利亚执行作战任务，2017年又曝出俄军被迫用存在代差的苏-35去勉为其难地抗衡F-22，甚至出现老旧的苏-25攻击机与F-22以死相拼的悲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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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美在任何国际问题上都有矛盾，几乎没有任何的利益重合点。苏联解体后至乌克兰危机爆发的20多年间，我们无法想见俄美间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但乌克兰危机后的这4年，俄美直接军事对抗变得可以想见了。今天在黑海上空、在叙利亚，任何事件都有可能闪分分钟钟地升级为双方间的面对面碰撞。在美国大众或大众媒体的眼中，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是比苏联更坏的国家。
用国家统计局采纳的宏观杠杆率指标M2/GDP来看，中国宏观杠杆一直高位运行，从国际横向比较看，我国杠杆率处于世界较高水平；从历史纵向比较看，2009年开始中国宏观杠杆率增速明显加快。但同期内中国工业企业的负债率却一直处于下降态势，从2014年开始，中国工业企负债率再度脱离台阶，缓慢下降到了2016年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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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拜单车将按用户信用等级收费，信用差骑半小时收100元】
日前，北京海淀区法院向摩拜公司发送了司法建议，摩拜公司于近期在回复函中表示，其研讨并上线了新版的信用分系统，相关奖惩措施包括：高信用等级可以获得更高的现金红包奖励以及优先体验摩拜推出的最新服务；如果用户出现不文明用车行为，其信用分降为一般等级，摩拜将会以当前单价的双倍向用户收取骑行费；而当信用等级降为较差级别时，收取的骑行费将会变为每30分钟100元。北京海淀法院官网
周其仁再谈改革：“大象感冒，不能只拿小勺喂药”
2018-02-22 经济观察报
经济观察报刘玉海/文 时间跨入2018，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也步入第四十个春秋。
曾经，“改革开放”是中国从上到下十多亿人的图腾：那意味着可以吃饱肚子、可以自由择业、可以去更广阔的精彩世界闯荡，那意味着生活越来越富裕、意味着人们的尊严与权利日渐有保证，意味着明天会更好……
只是，此刻，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在自豪于改革开放取得耀眼成就的同时，值得再咀嚼“改革开放”，到今天。
改革开放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列车，已不再如过往那般狂飙突进、气势如虹；当下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中国经济整体上正处于原有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一部分是竞争性成本的上升、另一部分则是体制性成本的显著上升——而新的独特性竞争优势尚未确立的“三明治”状态，亟待突围。
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经济体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改革进入新的阶段，更需要新的改革动能。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研究者和参与者，北大教授周其仁试图在《突围集》一书中给出自己的解释和答案。籍《突围集》出版之机，《经济观察报·书评》专访周其仁教授，求解改革之惑。
在周其仁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并非一直在做改革；相反，大多数时间是在酝酿、讨论、准备改革的条件，只是“关键的几锤子改革”见效了；最近几年的改革，“讲的雷声很大，做的雨点很小”：正如一头大象得了感冒，不能拿一个小勺给喂药，即便药方是对的，量也不够。
“中国经济今天的体量已经不是三四十年前的体量，一件事就地动山摇的，要是没有一定的药量，根本看不到显著效果。”周其仁说，“这是中国改革新的形势”。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周其仁
对美国减税冲击的最好回应是中国主动降低体制成本
问：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后，国内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认识似乎逐渐有了分歧：一种声音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原有成本优势逐步丧失而新的独特性竞争优势尚未确立的转型升级关键时刻，因而应继续改革开放；另一些则认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且发展速度依然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经济体，并因此而自信起来，隐隐有输出“中国模式”的冲动。在您看来，当下中国经济的历史坐标（以改革开放为维度）和国际坐标（对外比较）处于什么位置？
答：同一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也可以说有分歧，但其实是观察的角度不同。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应该没有人会否认。但是说我们的成就伟大到了一点问题也没有，恐怕也没有人会接受。
不过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侧重。过去的经验，直面问题，不回避、不掩饰，研究解决之道，是中国经济不断取得新成绩的不二法门。我相信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也是这么过来的。
成本优势的变化，就是值得面对的问题。中国刚开始开放的时候，国家好穷，人民也好穷，工资、能源、土地价格等等，什么都很便宜。搞开放，外资愿意来，其中一个吸引力就是成本低廉。中国自己的产品，拿出去，特别进入发达经济体的市场，非常有价格竞争力。这就带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带来高速增长。这是我们走过来的路，很成功。问题是，成本优势会变化。
问：成本上升，尤其是人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这几年被广泛谈论。特别是去年曹德旺先生在美国设厂及其对两国营商成本的比较引起广泛讨论，而“体制成本上升”，则是您的独到观点。
答：成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成本是在市场竞争里形成的——比如经济增长很热，劳动力大家都想雇，工价就升高；一块地，你想拿，我也想拿，地价就贵。所以，经济发展一定会带来成本上升。挑战就是，生产率增长得是不是更快。工资贵，其实工作人口的收入增加、购买力增加，市场就变厚，是个好事情。但如果一个企业、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生产率提升得不如要素价格涨得那么快，那增长就不可持久。这种市场竞争导致的成本上升，是增长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还有一种成本，我把它称为体制成本，那就是成体系的制度运行的成本。譬如从1995年到2012年这段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阶段，涨得最快的并不是工资——工资总额跟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差不多，不过略为高了一点点——涨得非常快的是税收、是法定社会保障缴付，还有政府的土地出让金。这类成本跟市场竞争导致的成本变动不同，带有体制的强制性，如果没有法律政策方面的主动调整，它降不下来。
十八大以来，在降低体制成本上，政府这方面还是努力的。降得最快的，应该就是“腐败税”下来了。过去办事情找人、托关系、打点，政商关系方面的企业耗费惊人，甚至不办事也往官员那里扔一包钱。其实所有这些，最后都加到企业成本中去了。其他方面，税费也在调减，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及调低社保缴纳。但我国体制成本的下降空间还是非常大，不少消极的社会现象，包括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投资中的浪费等等，基础还是国民收入中的政府板块偏大，需要通过深化改革继续降低体制成本。
现在美国减税，开启所谓全球减税竞争。有舆论抨击，特朗普要打减税仗。当然可以抨击，问题是，用词语去抨击，到底有没有用？我的看法，还是要面对现实，主动应对美国降税后全球竞争的格局变化。
其实美国也是对全球竞争态势作反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成本优势崛起，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根本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美国对此不做反应，维系不了他的全球地位。贸易保护主义等等，是美国的消极反应，遏制不了中国。减税和国内改革，才是美国的积极反应。这一反应，就把球重新踢了回来。要明白，成本优势不是恒常不变的，发达国家过去凡价皆贵，但全局开放竞争和危机，迫使他不断做出调整。曹德旺讲的那些，我认为值得重视。我也在宾夕法尼亚州看过中国开在那里的制造业公司，算算那里的地价、电价，外加美式招商引资的税收优惠，想想我们的人均收入远比美国低，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评估。
对特朗普减税冲击的最好回应，是中国主动降低体制成本，重振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我之前讲过的，现在是“三明治”，中国成本优势不再显著，但独到性优势远不突出。《突围集》主要讨论的就是如何突这款“三明治”之围。
降税费还不够，还要把无效行政开支大幅砍下来
问：在体制成本中，非常重要的一块是税收，您也讲，不赞成经济学家提加税的建议，并提议在宪法中确定总税负上限，而目前国内对中国宏观税负的总体水平的看法颇不尽一致，就您的研究来看，中国的宏观总税负究竟是什么水平？和中国以前比、和主要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比，中国的总税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答：这个有很多专业测算，如世界银行前不久公布的全球税负排名。千万别形成一个风气，外面表扬我们的，大肆报道；别人基于事实的批评，就假装没那回事。不相信统计排名也可以，观察一下周遭的现象，政府有钱很耀眼，但很多钱花得可不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过去多有，但数现在的贵，真的是非常贵。“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现在说废话的时间成本、走形式主义所占用的空间、机会成本，比过去贵了多少倍啊！
中国今天也不是一家两家企业走出去，对不同国家的企业生存环境，是可以有客观比较的。当然，对总税负的概念、测算有不同看法，专业上永远有更精准的改进余地。
问：如果中国需要减税，哪些最需要减？总税负减到何种水平才是和中国当下经济相适宜的？
答：我以为要紧的是，降税要与“减支”并行推进。里根那波供给经济学留下的教训是，放松管制和大福降税时，没有同时推进减少政府开支。只降税、只松管制，而不简政，那降税、松绑都不可能持久，减着、松着，加税加管制又卷土重来。从实际情况看，我们这里简政的余地很大，把叠床架屋、头重脚轻的权力架构的编制、预算砍掉，才是反对“四风”的治本之策。
这样看，解决体制成本减弱中国经济竞争力问题，光降税费还不够，还要把无效行政开支大幅砍下来。
问：相比于减税，关于加税的观点也不少，比如房产税的提议，这十年来一直屡屡冒头。您怎么看？
答：这个我过去发表过意见。我们这个地方，最容易被接受的意见就是加税；但不能说所有加税都是错的。我当时的建议是，税改要注意控制总税负。如果总税负已经偏高，那么加任何一种税、包括非常必要的税种时，要同时减一个或一些已有税种，至少别让总税负再加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就对房产税做了部署，也在上海、重庆做了试点。到底，试得怎么样，应该有个细致的总结。该做的事情不等于一定做得好，改革不仅仅是必要不必要，紧迫不紧迫，还包括方向对头的事情能不能真正妥当落地。
房产税跟中国过去主打的流转税很不一样，不管业主是不是马上有收入，只要物业的市值上升，税就增加。这在操作上难度不小。真要实行，就真要好好当个事，涉及千家万户老百姓的税收变革，鲁莽不得。也别以为国外行得通的办法，国内就一定也行得通，必须找到适合国情的办法。
问：一般而言，大家会觉得改革开放是个逐渐降低体制成本的过程，何以近些年体制成本不降反生？
答：天下没有成本一直下降这回事。成本曲线，边际上降到一个点以后无可避免要掉头上升。企业如此，行业如此，地方如此，国家也如此，无一例外。所以，降下来的体制成本重新掉头上升，不意外。
出路何在？抽象讲，就是永远不能在一条成本线上做文章。要审时夺势，与时俱进地移动到新的成本线，不断将成本曲线向右下方推移。用日常语言说，就是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突围集》讲来讲去，就是讲创新才能突围。
问：从感知到的氛围而言，最近几年企业家也在讲商业成本之外的不确定性因素、不安全感，甚至超过了对商业成本上升的关注，如何解这个结？
答：不确定性——这是你的语言表达的——意味着驾驭经济、对付未来遭遇挑战，甚至过去的经验也推不出来未来一定是个什么样。其实，企业家——或者任何一个方面的事业家——的使命就是对付不确定性。
你讲的不安全感，有一个来源是转型社会的政商关系。水实在浑，不适应不行，但也有尝到甜头就上瘾、把权力搅买卖当正常生意做，越搅越大、越搅越深。等到反腐加力，拔出萝卜带出泥，一圈一圈地出事。这方面要给“安全感”，怕是谁也给不了，社会机体终究要净化，否则还不烂死？
究竟怎么对付，全世界的顶级商学院可能也教不了。只有复盘经验，从中吸取营养。王石的万科很早就高调宣称不行贿，是不是就没生意做了？也没有。不行贿拿不到好地，但拿到了差地也做成好楼盘，不也一样可以立足出头？当然，遇上野蛮生长的环境，想不低头也过不了关。是不是没得选？我看到的还是有人善选：譬如用脚投票，到风气较好的地方去发展。实在不成，也别把违心、违德、违法的事做得远远超过平均水平啊。至于把权力买卖当成“主业”经营，那哪一天灭了顶也别埋怨谁。
所以，事情要分开讨论。不要一说体制问题，就以为谁也没办法。经验说，总有例外。同样的体制环境，同样的“机会”，总也有人就是不入流，宁丢利益也保留清醒和距离；更多人对权力搅买卖，反正想沾光也沾不着。潮流一变，原来没机会的，就有了新机会。
新技术对于观念突破、体制突破和利益格局突破，都有非凡功效
问：除了关注经济发展的成本优势问题，近几年您对培育经济的独特性竞争优势——创新关注颇多，去以色列、美国考察，有哪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答：这跟我关注成本优势变化是一个逻辑的延伸。因为要么想办法让成本降下来，或者升的不那么快；要么另辟蹊径：给定较高的成本负担，如果能够生产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品，岂不开拓出新的竞争优势？
我最早在伦敦问，人工成本、办公楼租金等等，都是天价，那她们从事什么生产，才承担得起如此高昂的成本？产品升级啊，做汽车没有竞争力，专做发动机就好一点，后来做发动机的追兵也围上来了，那做航空发动机的就杀出了重围。
中国后起，遭遇成本挑战也顺延靠后。不过你起的越急、越成功，成本优势的挑战就越尖锐。问题是一样的。
其实，无论观念、组织还是体制，惰性都是普遍存在的。创新要突破，但方方面面的惯性可不容易突破。如果我们还有明显的成本优势的老本可吃，谁愿意费那个劲儿搞创新？
比如过去我们的商场可牛啦，企业产品要放进去，各式各样的费用令人咂舌。批评四起、骂声不断，但一个时期之内，谁也没办法。谢天谢地，来了一波电商大潮，人们跑到互联网上“剁手”，大商场租金就下来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城市出租车服务，早该改一改、变一变了。但像任何体制一样，一旦形成，改起来可不容易。结果冒出来一个滴滴，局面很快冲开。期间一大功臣，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打车软件。
正是得到这些经验的提示，让我明白，新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技术手段，它对于观念突破、体制突破和利益格局突破，都有非凡功效。
问：您提到了滴滴的例子，最近几年，随着技术进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的扩展，一些人相信技术进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那技术进步能替代改革、打破垄断吗？
答：为什么新技术有过人之处，你就看案例，你看滴滴打车软件，就把交通部的整个管理体制搅了个稀里哗啦。但科技创新要在体质层面真正完成合法化，还有很长路要走。现在比较融洽的地方是深圳，机场下来，有“网约车”专用候车地点。其他几个大都市，还要求司机非“本地户籍、本地车牌”不可，动不动扣车罚款。我也写过拍案惊奇——市长书记都不一定有本市户口，开个滴滴车的，非要本地户籍，是何道理？这也说明，技术进步也离不开观念、体制创新的配合。
问：在培育中国经济的创新能力方面，政府、政策能扮演什么角色？比如之前有些地方政府设立创业基金，批评声音不少。
答：这种实践当中的事就让他做，先做起来。我能做的工作，就是有机会多看看，看明白了点评一二，供读者批评参考。别指望我这样的能教实践者怎么去做，真没这个本事。创新过程中政府该干什么，企业该干什么，科学家和大学该干什么，经验里都有，好好看，认真品，写出来也许有点参考价值，也许有助于降低实践者的信息成本。至于让我划线，应该这么干、那么干，真的没有那份能耐。
就像80年代，没有一件先做起来的事，一开始就头头是道、非常理想的，还不是碰来碰去，如果能够总结经验教训，那就容易上路一些。不管哪件事，总要合乎规律才行得长久。别把我们经济学家惯得以为自己真能“给世界立法”，登高一呼，然后大家照做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那是致命的自负。
至于差不多每件事情都有不同意见，挺正常。我的观察，真正做事的那些事业家和企业家，不同意见和声音并挡不住他做事，但不同意见可以提醒他注意方方面面，兼听则明，把事情做得更好。
不要忽略在取得后发优势的同时，可能还掩盖着后发劣势的危险，更不要轻易激活后发劣势
问：您对改革开放的学理阐述的核心论点之一是，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在原来超级国家公司全盘国有的基础上逐步界定产权、从而创造了市场交易的可能，如果沿着您这个界定产权的解释关照当下现实，改革还需要怎样推进？
答：因为分析一个复杂的事件要有一些思维模块、一些惯用的东西，用包产到户、产权理论，无非是用概念讨论这个问题，用别的语言也可以讲。我的看法，产权界定从来不是一个瞬间的，“产权”跟过去教科书讲的“所有权”不是一个事，所有权一天就可以改过来；产权不一样，技术一变化，环境一变化，人民的预期一变化，是界定了再界定，是一个过程。比如，街上原来没有共享单车，谁也不清楚街道究竟是谁的，有了共享单车，单车多了、甚至多到把路都堵上了，那就要重新界定，到底行路权、骑车权、停车权，究竟怎么划界。
所以，产权界定就是这个道理，资源的价值没有发现之前没什么界定的问题，因为界定要成本，要有了问题才推动界定。中国改革，就是从过去很多认为不需要界定的地方走向发现需要界定。
按这个思路往下看，比如国立大学教授的发明和发现，究竟怎么算贡献？这里没有国家资源不行，没有教授个人的努力也不行。问题是，成果一出来，究竟如何界分，是难度蛮大的挑战。界定不清，很多科研努力、特别是向市场转化的努力，就可能供给不足。最近的经验还提示，界定不清，已经形成的成果不但转化不力，还可能争议四起、纠纷频出，甚至让发明人身陷罪罚，各方共输。
问：我隐约有个感觉——不知道对不对，最近几年虽然各方面也还在谈论改革，但不仅调子降下来了，讨论没那么深入了，甚至似乎很多人已经不怎么相信“改革”了，如何重新唤起人们对改革的信任？
答：经济学上讲边际递减，“改革”也不能免。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改革”这个词，有行动时是个动词，没行动那就是个名词。回到中国现实，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作为纲领或大政方针一直存在，说明深得人心。但是改革也不是年年月月天天都有行动的，实际上很多时候，并没有推出改革的行动，而是在准备、酝酿、试探、或只是做局部实验。这里有一个关键，是改革跟革命不一样，改革是又要过日子，又要做系统性变革。过日子叠加体制机制变革，就不可能那样顺畅。特别是容易改的改得差不多之后，深层改革之难，是题中应有之义。另外，中国经济体量今非昔比，改革力度如何与今天经济体量相匹配，值得关注和研究。
问：过去大家比较认同“后发优势论”，随着近几年一些新情况的出现，“后发劣势”的谈论越来越多，您认为中国当前是否处在了“后发优势”向“后发劣势”转变的轨道上？
答：早年杨小凯讲过这个问题。我的理解，小凯不是不知道有后发优势，但他认为由于享受到后发优势，就容易回避关键领域的改革，以至于形成后发劣势。经验上也显示，中国发挥后发优势获得高速增长，会让很多人觉得成就如此巨大，干嘛还要改啊。很多人甚至认为输出“中国模式”的时候到了。
仔细看，到今天我们在原创方面的贡献还不够多。大多数成就，还是跟跑的成就。从原子弹、高铁、互联网到电商、社交、共享打车，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但论到原创——最初的想法和核心技术——还是人家先发，我们跟随，在跟随中发挥应用性、组合性创新。
所以讲回来，后发优势要充分利用，但不要忽略在取得后发优势的同时，可能还掩盖着后发劣势的危险，更不要轻易激活后发劣势。
首都既然是政治中心，也就同时是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心，要承认大都市有扶贫功能
问：您也关注过城市化问题，并且特别强调高密度城市管理的探索。几年前，政策层面对城市化一度寄予厚望，之后逐步降温，但行政主导的城市化、行政主导的城市管理体制不仅没有改观，似乎愈演愈烈，这个局面怎么打破？
答：城市由密度来定义，这个观念不容易普及。现在一讨论城市就是大中小，在我看来，缺一个维度：在多大面积的地方上有多少人。没有密度概念，很多问题扯不清楚，像三百万人就可以修地铁，那是“四万亿”投资时的一个派生物。当时着急放项目，够三百万人的城市就可修地铁，而不问三百万人占多大地方。密度不够，同样三百万人，地铁修一个赔一个。最近叫停包头地铁，不是不够人数，而是不够密度。我们的城市区划，本来就连城带乡，过去还有个郊区概念，现在所谓“城乡一体化”，弄得完全没法与世界一般城市对标。像重庆，几十个区县，几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城市吗？
至于北京，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挤到北京来，背后的力量机制值得细察。全世界单一制国家——不是联邦制的——首都差不多都是头号城市。巴黎、伦敦、东京，莫斯科、墨西哥城，都是所在国首位度最大的城市。德国也许例外，那是因为“二战”把柏林给切分了。两德统一后，柏林重建热火朝天，应该用不了太久就会是欧洲中心都市。
为什么多数国家首都都是最大城市？我猜到的道理，首都既然是政治中心，也就同时是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心。现代国家，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越来越强。谁不来，谁就沾不上光。我看这些年要不是中央明令禁止，别说县政府要来北京设办事处，乡镇都愿意来。企业也一样，你以为不是央企就不愿意来？要来得多了去。精英积聚，“低端人口”还能不来？有活干、有收入啊。
要承认大都市有扶贫功能。那是送上门来的扶贫，如果推出去，完成精准扶贫的难度会提高。北京周围大片地区比较穷，但凡挤到北京来，干点啥也比老家强。
当然，中国今天国际地位提升，国事国务活动对首都提出新要求。这也是现实问题。北京的当务之急，是先把首都核心区做达标。其实，在核心区里没多少农民工。像金融街周围堵车，哪里是民工弄堵的？恐怕还是大机关、大央企、大部门，并不承担首都核心职能，却在核心区里占据过多资源。从这方面去清，见效快。
凤凰国际iMarkets讯 北京时间2月22日，据零对冲网站报道，有统计数据显示，伦敦切尔西和威斯敏斯特两地区医院的头胎产妇平均年级已经高达37岁。有观点指出，伦敦居民生活成本的上升也可从中窥见一斑。对于中产阶级而言，伦敦地区生活成本的增长是显著的。比如一个四岁儿童每年在伦敦托马斯地区入学受教育的成本高达17040英镑，而其中还不包含校服费用。另一方面，伦敦的房价也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而房价的疯狂上涨成为伦敦人即使是经济条件较好也无力拥有自有住房的原因之一。
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伦敦地区房地产市场的表现更像是涉及全球范围的庞氏骗局。来自全世界的资金涌入伦敦房市，由此使得当地房价上升到一个相比于人均薪资相当不切实际的位置；另一方面，工作在伦敦金融城的大量欧洲银行家们拿到高额奖金之后有意在当地置业，这也成为伦敦房价大涨背后的推手之一。数据显示，自1995年1月至2017年11月间，伦敦地区半独立住宅的均价从133820英镑涨至873603英镑，涨幅高达553%。
同期，伦敦地区独立住宅的均价从257748英镑暴涨至1453271英镑。
不过伦敦房市价格疯涨的大戏最终还是迎来了落幕的一刻。虽然早前已经身处悬崖边上，但伦敦房地产的价格眼下已经处在下降过程中。事实上伦敦房市所遭遇的情况才刚刚开始，已经有陷入绝望的卖房房主遇到是否可以降价数万英镑的要求。
或许在当下花钱在伦敦置业应该可以被医生诊断为精神错乱。通常情况下，在描述一次现代金融灾难时需要引用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表现或者是国际银行间的组合贸易债务等等，但这些都不适用于解释当下的伦敦房地产灾难。
有媒体盘点出造成伦敦房地产面临价格崩盘的四大原因：
1、英国脱欧是把伦敦房地产市场的潜在买家都吓跑的最显著因素。
人们没有理由去一个未来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城市购买房产。那些曾经把伦敦房地产市场当做入欧跳板的国际投资者如今都保持着较为冷静和谨慎的态度，他们即使是在2017年大量中国投资者掀起收购伦敦地标建筑物热潮之时对于伦敦房市仍然保持高度警惕。根据房地产数据收集研究专业机构Molior London所公布的数据，2017年第四季度内伦敦地区住宅销量下跌20%，伦敦市内大约有15000套近期刚刚建设完工的公寓处于待售状态。对于市场观察家们而言这是极为不同寻常的现象，要知道之前往往是伦敦市内的新住宅还在修建过程中，其售价早已经被国际投资者炒高。
2、持续低迷的国际油价对于伦敦房地产价格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伦敦房产的主要买家群体因为低油价而大幅缩水。
自从2015年沙特同美国页岩油“杠上”之后，大量廉价石油流入市场试图抢占更多份额。受此影响众多海湾阿拉伯国家面临着沉重的预算赤字，这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和部分国民已经拿不出太多的资金投入到伦敦房地产市场上。
海湾经济学家、智库巴塞罗那国际事务中心高级研究员艾卡特-威尔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低油价意味着富豪们再无力投资伦敦房地产市场。事实上大多数海湾国家眼下正在积极吸引海外资金回流至国内。比如沙特就已经将海外资产中的2000亿美元吸收至国内。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大型主权财富基金和个人富豪投资伦敦房地产市场的兴趣程度也就大大减弱了。”
3、杰里米·科尔宾成为下任英国首相可能性的存在对于伦敦房地产市场来说是件坏事。
杰里米·科尔宾很有可能出任下届英国首相，他上台之后或将领导一个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对于管理伦敦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将会有许多同之前截然不同的措施。比如杰里米·科尔宾就公开支持对伦敦市内富人所拥有的且闲置的住房进行“征用”的政策，这些被政府“征用”的住房将分配给穷人使用，他还强调指出在伦敦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现象——富人们把自己的高档大厦或者豪华住宅当做是一种针对未来的土地储备，而另一方面这个城市的无家可归者却在苦苦寻找一个安身之所。
4、这是一个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原因：在历经了数年的被压榨之后，伦敦本地乃至全英国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早已成为穷光蛋。
根据comparethemarket.com近期的一项调查结果，英国人人均负债达到8000英镑，这其中还不包括按揭还款部分。2017年6月，英国央行宣布国内未担保消费者信贷总额超过2000亿英镑。值得一提的是，有类似研究结果多次发现，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英国人需要使用信用卡透支功能才能保证每月收支相抵，这部分人群的年收入在50000英镑至70000英镑之间。在英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伦敦，上述问题的严峻性更加凸显。随着英国央行可能会在今年加息，民众入不敷支的情况预计将会更加严重。
有观点指出，伦敦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现状既不是在高位稳定运行，也不是较为冷静的增长。伦敦的房价目前就像一颗石头一样在下坠并且面临崩盘的风险。（双刀）
转网友：
坐标广东省，老家在粤东城市
1.家里哥哥在深圳开厂，生意越来越难做，合作伙伴，竞争对手越来越难做，倒闭了不少
2.过年回家，了解了一下老家房价竟然都要8000多一平，甚至过万，而老家老师工资在5000多左右
3.过年亲戚交流普通认同生意难做，过年回来的人不多
4.如上答案所说，今年的微信红包少了许多
5.租住的地方，店面换租频率高，开没多久就转让，估计年后还得有转租
6.考研人数剧增，事业单位越来越难考了
准备好节衣缩食，省钱过日子了。
转网友：
我有一个朋友（你懂的），坐标中部某中心城市，往年的项目都是上千万，年底奖金科员都是以万为单位，他工作三年，除了第一年因为实习期发了几千外，其他的年终奖都是接近2W。以上为背景……
今年科室有几个妹子请了产假，剩下的几个人都在讨论瓜分了妹子的年终奖，我们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结果到手一看还不如去年的多……当时几个年轻人就不干了，找科长谈话才知道还有更惨的，其他部门有一分钱没发的，有领导只发几百叫嚣请上级领导吃饭的，还有准备下班了去堵老大的办公室的。
长这么大第一次开始考虑“怎么过年”以及“以后怎么办”这两个问题。
转：
【2017年，中国哪里假货出口最多？】广东造假排第一，山东江苏紧随其后
2017年6月，《消费者报道》以“产品造假窝点”为核心，梳理了国家质检总局属下的中国质量新闻网自2001年至今共计1187条被曝光的产品造假新闻。2001—2015平均GDP排名前三的省份广东、江苏、山东，其造假新闻曝光量也较多，作为全国GDP排名第一的制造业大省广东，其造假新闻曝光量最多。
莆田中国安福电商城、广州白云皮具城、义乌小商品市场、深圳华强北以及沿海众多制造业发达城郊的工厂中，机器在不同的地方昼夜轰鸣，但是它们所生产出来的高仿货有共同的售卖路径——一部分去国外旅游一圈，借着代购的名头出口转内销，另一部分则直接出口到国外。
只要承担加工费，就能以名牌的价格卖出，收割十倍百倍的溢价，如此简单的造富让高仿蔓延到了各个产业。
手表、皮革制品、帽子、鞋子、香水及化妆用品、 玩具、服装、各种加工制造产品、烟草、五金、电子零配件、小型电子产品和音像制品等等，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成为了世界假货工厂。
2016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数据也显示，全国线下可疑售假团伙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山东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而经济发达的伟大首都北京，是唯一突破200个团伙的内陆地区。
这些假货产业兴旺的地区，大部分都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国传统印象中的河南人擅长造假的印象似乎并不相符。恰恰相反，人们常规心目中的经济发达地区才是造假的重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