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也,佳能去台湾,索尼去泰国,富士去菲律宾,现在尼康也走了

哦也,佳能去台湾,索尼去泰国,富士去菲律宾,现在尼康也走了。
今天看新闻说,尼康在华相机工厂停产啦。当然现在手机摄像功能日益强大,早已使得数码相机陷入尴尬境地,因此关闭整合是必然的。而且,4亿补偿金除以2000人,算下来平均20万,也算相当可以啦。仔细想一想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撤离中国吧

【共同社10月30日电】尼康公司30日发布消息称,将关闭生产数码相机的中国江苏省无锡市的工厂。这是因为受智能手机普及的影响,小型数码相机需求减少。尼康将关闭开工率低的工厂推进集约化,从而改善收益。
无锡工厂当天起停工,约2300名员工已解除劳动合同。尼康将结束在中国自产数码相机。在中国工厂生产的部分型号将转由泰国工厂等继续生产。伴随工厂关闭,预计将产生员工补偿金等约7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亿元)费用。
智能手机拍照功能日益提高,导致小型数码相机市场急剧萎缩。尼康因业务陷入低迷,从2016年11月起推进了人员裁减、生产据点集约化等结构性改革。今后,公司将致力于单反相机等高价位商品及特色产品,力争促使业绩好转。
尼康当天还修正了2017财年业绩预期。得益于成本削减的成果,净利润从原先的130亿日元上调为140亿日元,但没有计入工厂关闭导致的费用增加。(完)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0-30 19:32:54 +0800 CST  

昔日明星科技企业赛龙到底是怎么死的?| 沸腾

新京报 2017-10-30

“赛龙之死”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响,是因为在大家的眼中,民营企业家的境遇不仅关系到经济建设,而且是法治建设的一个风向标。




▲赛龙公司地址。图片来自钛媒体


文 | 西坡


由于钛媒体的一篇报道《创始人离奇被捕,深圳赛龙突然死亡之谜》,“赛龙”这个名字为公众熟知。

据报道,赛龙是一家手机研发公司,是国内最早掌握手机核心技术的企业,但它在普通人那里知名度不高。因为它不直接面向消费者,而是为摩托罗拉、华为、小米等品牌提供服务。

赛龙公司原本在深圳,2010年9月经招商引资进入江西省共青城市。后来赛龙死于这个县级市,其创始人代小权也身陷囹圄,谜题是:赛龙到底是怎么死的?




▲2015年1月7日,代小权与共青城市长卢宝云短信对话截图。图片来自钛媒体


按照钛媒体的报道,赛龙之死有很多蹊跷,当地政府起了很坏的作用。报道将“元凶”直接指向两个人,一是前九江市委常委、共青城市委书记黄斌,二是前共青城副市长詹政。

报道称,詹政上任后找到代小权,以赛龙曾向政府举债为理由,停供赛龙在当地的银行贷款。断贷直接导致赛龙系公司整体几乎陷入瘫痪。

接着,来自当地政府的人员绕开实际控制人代小权召开了公司整改会议。

其后,代小权被拘禁,詹政向其索要股权。报道援引代小权的话说,詹政威胁将其“永远关进监狱”。最后代小权以逃税罪名被起诉,而钛媒体援引多方观点认为,逃税罪名也有很大问题。




▲赛龙公司整改会议纪要。图片来自钛媒体


可以说,《创始人离奇被捕,深圳赛龙突然死亡之谜》这篇报道对当地政府和相关个人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指控。按常识来讲,撰写报道的记者和刊发报道的机构对此应该有充分认知。

这篇目前仍主要是单方信源,采信的是赛龙、代小权一方提供的证据和言辞。其真实性也待考证。如果报道大体属实,哪怕有个别情节存在偏差,那也意味着赛龙之死是畸变的政商生态结出的苦果。

吴晓波的《大败局》一书中呈现了,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产权不清晰,一些企业陷入与地方政府的纠纷中,最终导致企业折戟、企业家落难的悲剧。今年大火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更是生动地表现了大风厂是如何被丁义珍、赵瑞龙、高小琴等人官商勾结玩死的。

如今,代小权的境遇引起巨大舆情涟漪,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不敢想象,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深入人心的今天,还会有赤裸裸抢夺民营企业的事情发生。这桩疑案发生在科技行业就更加容易激起人们的关注,因为科技行业一向是与权力走得比较远,自身也比较清净的。




▲来自2013年深圳海关缴纳的关税票显示,2013年共青城赛龙公司完税共计763万余元,税款上交中央金库。图片来自钛媒体


十九大报告就已强调,“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人们也恰恰是因为相信十九大会议精神,所以,才会关注这样一件个案,从这样的个案中去观察十九大会议精神能否在一些基层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

就目前看,这篇报道的价值在于将迷雾重重的“赛龙之死”曝光在公众视野中。真相有待权威部门的介入和调查。

此案是如报道所言,还是非报道所言,当地主政部门和司法机构的下一步回应和作为,其实都应该本着“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原则,而让大家看到事情的真相。

在真相清晰之前,我们不主张将矛头对准具体的人。虽然共青城市委原书记黄斌因违反廉洁纪律等事项已被“双开”,但报道中提到的有些人在法律上现在还是清白之身。舆论有关注的权利,定罪是法律的事。

要强调的是,“赛龙之死”之所以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响,是因为在大家的眼中,民营企业家的境遇不仅关系到经济建设,而且是法治建设的一个风向标。

有关方面还需尽快还原赛龙之死的真相,回应舆论对法治、财产权和公民人身安全的关切。​​​​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0-30 19:38:28 +0800 CST  


日企都跑完了吗?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0-30 19:43:18 +0800 CST  


【2016平均工资出炉 15省份非私营单位月工资超5000元】近日,各省份2016年城镇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陆续出炉。据统计,在已公布省份中,北京平均工资最高,非私营单位年均工资119928元,私营单位为65881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7569元,私营单位为42833元。via.新京报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0-31 08:52:36 +0800 CST  


地产市场的未来可能会有这样的阶段:花得起钱的人住私房(包括赶在现在之前已经买了房子的人),私房房价本身价格昂贵不说,以后还会另增包括房地产税在内的新费用,房地产税会昂贵到你咬牙交得起但非常吃力的地步;买不起房的住公有产权房,这种房子价格便宜,但只能住不能卖,并且质量低劣、管理混乱,住进去以后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填很多表,打很多报告不说,你电路坏了,可能两天以后都未必有人理你;租住私房也会比住公有产权房贵,但会比后者方便。至于这个阶段会不会一直延续或改变都不知道,但这个阶段,至少部分地区不久后可能就会到来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0-31 11:49:18 +0800 CST  


社评:外企中成立党支部,请莫带着偏见看
环球网 作者: 环球时报 2017-10-31



近一段时间,在华外企中成立党支部的事情受到一些西方媒体的关注,它们大多朝着中共对外资企业进行“渗透”的方向解读,把有的党员在办公桌上贴一个党员标志都描述成他们的“高调表现”,并且突出强调有的外方管理者对党组织可能“影响公司管理决策”或“建立另一个权力中心”的担心。

上述报道非常清楚地显示出西方一些人对中共的长期偏见。他们想当然地把中共基层党组织的活动与外企的在华经营对立起来,这是他们因中西体制不同而把两边方方面面都对立起来的陈旧思维的缩影。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党员走到哪里,党的组织就应该发展到哪里。外企中的党员组建党组织,并非专门针对外企,而是党的组织原则在社会空间的落实。外企进入中国,需要了解并适应中国的这一基本国情,这对外企的长期健康发展肯定是有益的。

中共和政府相关官员曾多次表示,外企中的党组织不会干预那些外企的正常经营活动与决策。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一起外企中的党组织与公司高层围绕企业管理发生冲突的事件。即使外媒的报道也没有举出过一例党组织影响外企实际经营的情况,外媒的举例都是各种“担心”。

真实情况是,由于中共党员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社会各领域的先进分子,他们在外企中建立党支部,通常同时带着遵守党的纪律的政治觉悟和促进企业发展的善意。那些党支部对沟通企业与政府、化解劳资纠纷、协调各方利益贡献了正能量。

中国对外开放是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积极面对外部世界各种不熟悉事物的过程。外企来到中国,同样面对了一个新世界,它们对待这个新世界的态度也应当是积极的。这当中少不了磨合,磨合取得成功需要双方的努力,而不应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适应与迁就。

党对国有企业和非公企业的党建工作做了相应的指导,这意味着外企的情况也会得到充分考虑。党和政府都希望外企能在中国健康发展,因为组建党组织,外企就搞不下去了,这样的情形决非党希望看到的。

对于外企中发展党组织,再也没必要从动机上加以审视了。中国要党的组织建设在全社会空间的充分展开,同时也要进入这个国家的外企取得经营发展的成就。我们热切希望这两个方面的统一,而非它们的彼此对立。

实际上,成立了党组织的外企,不仅深入了解国家新政策和周围社会的变化更方便了,企业把自己的想法与诉求、遇到的各种问题向政府传递亦有了更多渠道。外企尽量发挥出其内部党组织的沟通协调之利,比充满怀疑地盯防它们会更加有助于外企在华的健康发展。

一些西方媒体有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价值情结,同时还总想看热闹,很愿意扮演挑拨外企与中国的党和政府关系的角色。多数外企来华发展时有“入乡随俗”的大的心理准备,但是有的西方舆论机构总是撺掇外企“坚持原则”,拒绝磨合,它们像是很希望外企做“改造中国”的“远征军”,而它们自己当“督战队”。而真正到中国投资和寻找机会的外企不会愿意给他们当枪使。

因为这不是全球化时代应有的游戏。全球化的本质是融合,而非世界的“西方化”。关于这一点,相信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会逐渐看清并加以适应。​​​​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0-31 16:50:05 +0800 CST  


转网友:

逛了一下布拉格的超市,被刺激到了,肉、牛奶、面包、食用油等等,统统比成都便宜。当然啦,有人会说,捷克是穷国了。虽然人均收入比中国高得多,但是中国人要说中国人口多拉低了平均数。

捷克最低工资保障是900欧。这样算总对了吧?低于这个工资企业要被罚款的。 ​​​​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0-31 16:52:37 +0800 CST  


因乐视网IPO财务造假,发审委多人被抓;姜姓律师因另案被抓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7-10-31


《财经》记者曲艳丽陆玲/文 王东/编辑

多名发审委委员被采取强制措施,警方顺藤摸瓜,案件慢慢发酵,更多人深陷其中。消息人士透露,最终名单超过10人。

《财经》记者获悉,被带走的委员包括第一届创业板发审委委员谢忠平,系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以及北京天圆会计师事务所副总经理孙小波。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执行合伙人韩建旻亦被带走,他也是第一届创业板发审委委员,虽未直接参与乐视网首发申请,但据《财经》了解,亦在乐视网IPO期间提供帮助。

据接近韩建旻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没想到韩建旻会触雷,印象中韩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但赶上乐视也没办法”。

此事发生于8月份,随后发酵。上述委员或因乐视网IPO造假被牵连,目前被关押在西南某省,已长达数月。

此外,10月中旬,国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第十六届主板发审委委员姜业清亦在证监会被公安带走,当时他正在证监会开会中。

据悉,姜业清一案与安徽某证券公司有关,属另一桩案件。姜业清是2014年第十六届主板发审委员例行换届时留任的仅有两名律师之一。

乐视网于2010年6月首发通过,8月登陆创业板,是中国视频行业第一股,上市交易价格超过发行定价60%,接近47元。当时,乐视网在国内网站流量排名远远落后于其他公司,随后迅速反超,并成为创业板龙头股票。

参与乐视网首发审核的创业板发审委委员,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中心副主任付彦、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王越豪、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孙小波、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张云龙、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李文祥、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谢忠平、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朱增进。

在被带走的委员中,孙小波曾连任三届创业板发审委委员,在第三届时也是广东新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大地)首发审核的7名发审委委员之一,新大地因被媒体查出涉嫌造假而上市夭折。

事实上,近年来,证监会加大对资本市场的“看门人”——各大证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监管力度和处罚力度。今年来,证监会已多次抽派各地证监局集中对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抽查。其中,17家会计师事务所被证监会通报,部分被稽查。

2017年10月,新一届的发审委委员名单出炉。聘任63人为证监会第十七届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相比此前发布的66人发审委委员拟任人选公示名单,有3人最终未被聘任。分别是河北证监局证监处稽查员调研员房永峰,上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叶慧,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魏强。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最初公示的80人名单,大大增加了来自监管的人员,减少了来自中介律所的人员。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0-31 17:32:21 +0800 CST  


官方统计删除生育率关键数据有害无益

2017年10月30日 来源于 财新网


【财新网】(专栏作家 梁建章 黄文政)两年前的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两孩政策。在此两周年之际,该政策对生育状态到底有多大影响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反映生育状态最重要的数据是生育率,包括按育龄女性年龄分列的生育率以及按年龄加总后的总和生育率。在人口学里,总和生育率是衡量未来人口增减趋势最常用的指标,因而对人口政策的制定具有关键意义。

按照中国的统计惯例,每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会在标题为“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的表格中公布上一年的生育率数据。自2010年~2015年,根据各年份该表格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8,1.05,分别低于日本对应年份的生育率1.39,1.39,1.41,1.43,1.42,1.46。日本是世界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统计年鉴中记录的中国总和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如此之多,说明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有多么严重。而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后的2016年,生育率能否显著提升,更具有标杆性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统计年鉴》发布之前,不少人对生育率数据充满期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最新出版《中国统计年鉴2017》中却删除了“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表格。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删除生育率数据。这一异常的举动引起了公众乃至媒体的质疑。

至今为止,我们未见到国家统计局对此事作出解释。不过,我们也注意到,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启动会曾于2017年6月1日在北京召开。根据公开报道,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会议上要求,“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切实把调查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层层明确任务,压实责任。要加强质量监控、经费保障、评估考核,确保圆满完成调查任务。”

由此判断,此次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是由卫计委组织实施,所称目的是了解生育水平变动态势。但到目前为此,我们还未见到有关此次调查的任何后续报道,因此我们推测卫计委组织的生育状况抽样调查还在进行之中。而国家统计局编撰的《中国统计年鉴》之所以没有公布生育率数据,可能原因是担心统计局有关生育率的常态抽样数据,与卫计委的生育状况调查结果冲突。由于卫计委生育状况调查投入力度更大,国家统计局可能希望等到卫计委的结果出来后,将其再作为官方数据予以公布。如果情况如此,指责国家统计局有意隐瞒生育率真相并不公平。

不过,我们依然认为,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删除生育率数据有害无益。

首先,调查并公布《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表格数据,是国家统计局的职责,与国家卫计委无关。国家统计局自身有一套可行的年度生育率抽样调查机制,其在年鉴中发布相应数据,可保持生育率数据的一致性、连贯性以及不同年份的可比性。

其次,国家卫计委是人口政策的执行部门,而生育率数据的获取是政策评估的重要环节。将政策执行与评估分离,是确保国家基本政策不被部门利益误导的行政原则。因此,国家卫计委组织生育状况调查本身就不合适,如果再要求国家统计局在数据公布环节进行配合,那更是有越权之嫌。

实际上,在官方统计中删除关键的生育率数据有过非常深刻的教训。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回测来看,中国的生育状况在1990年代经历了巨大的改变,出生人数在达到一个短期高峰后,直线坠落,短短十年时间内锐减一半左右。但这种触目惊心的变化并没有显著地体现在当时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的变化上,这可能是因为出生数据是层层上报汇总并有可能经过调整,而这个过程可能是以往年数据为参考对象,导致最终结果无法准确反映生育状况的变化。相比之下,每年的抽样调查相对独立,虽然确实可能存在漏报和瞒报现象,但不同年份之间的数据变化却能较好反映变化趋势。然而,在中国生育率快速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的1991年到1993年,最有指标性意义的生育率数据从中国所有官方出版物中消失,致使整个社会对生育形势的关键性改变浑然不知,并错过了及时调整生育政策的时机。

从过去经验来看,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生育率,虽然一直未被采信,但却远比计划生育部门宣称的生育率估算准确。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抽样调查的生育率为1.22,而计划生育部门却以漏报瞒报为由将此上调到1.8,并在之后近十年时间一直把1.8当作权威数据及人口政策的基础。为此,时任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说:“我们确定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参照联合国的数据和有关人口专家提供的数据,多种数据综合比较的结果。国家人口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对这个数字是非常谨慎的,没有科学性我们是不能随便确定的。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我们国家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7—1.8之间,这是经过科学测算的数据,不是哪个人说的,更不是我个人说了算的数据。当然有个别专家认为中国生育率不是1.7—1.8,是1.5,当然这毕竟是个别人的观点。”然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核实当年的生育率只有1.35左右,远为更接近抽样调查的1.22,而非计划生育部门的1.8。

长远来看,虚假的统计数据所导致的政策失误,对国家和民族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2016年10月中央深改小组第28次会议指出,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根本出路在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要健全政绩考核机制,健全统计数据质量责任制,强化监督问责,依纪依法惩处弄虚作假,确保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调查、独立报告、独立监督职权不受侵犯,确保各类重大统计数据造假案件得到及时有效查处,确保统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而《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也提出,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加强人口中长期预测。健全人口动态监测和评估体系,科学监测和评估人口变动情况及趋势影响。

我们认为,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删除生育率调查数据,与上述要求不符。而历史经验表明,作为政策实施部门的国家卫计委,在人口数据的估算和预测方面缺乏公信力,国家统计局如果在未来全盘照搬其抽样调查数据,那将无法取信于民。

作者梁建章为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黄文政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0-31 17:56:50 +0800 CST  


1953年 第一次普查 汉族 5.47亿,占总人口 98.94%, 各少数民族人口0.35亿。 2010年 第六次普查 汉族12.26亿,占总人口91.51%, 各少数民族人口1.14亿。 以上数据是公开的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0-31 17:57:48 +0800 CST  


商务部:美方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严重歪曲事实

2017-10-31

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冯其予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在京表示,美方无视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继续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严重歪曲。

据悉,美国华盛顿时间10月30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其在铝箔反倾销调查中开展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调查结论,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继续适用“替代国”做法。

发言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发言人强调,美国在对华铝箔反倾销调查中,依据其国内法继续适用“替代国”价格,违反了其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下应承担的国际义务。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履行国际义务,采取实际行动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并保留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相关权利。(经济日报 冯其予)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0-31 19:31:01 +0800 CST  


小蓝单车成都办公室已人去楼空 目前押金难退

2017年10月31日 成都商报


小蓝单车押金难退,位于成都航天科技大厦共享办公室工位已经很多天无人上班,3个维修点2个撤走,一个无人上班,撤走的维修点留下数以百计的单车零部件。小蓝单车这是怎么了?

随着国内多个城市宣布暂停共享单车停放,日益趋紧的政策使得这场原本依赖数量抢夺市场的角逐进入了洗牌阶段。

疑问

押金难退 成为普遍性问题

10月29日,成都市民刘先生再次查看自己的支付宝账户,9月28日申请小小蓝单车押金至今未退,整整一个月了。

“如果退不到能怎么办呢?客服联系不上,只能这样了。”刘先生说,三个月前他缴纳了99元押金和199元半年特权卡押金费用,成为了小蓝单车的客户,可以免费骑半年,他的固定骑行路线是草堂北路和高升桥,几个月后发现,小蓝单车难觅踪影,给骑行带来不便,打算退款,可是意外发现,小蓝单车在未告知用户的情况下,私自将半年的199元特权卡延期为一年。

刘先生说,9月28日,他先后提交了特权卡和押金的退款申请,按照小兰单车的退款规则7个工作日可以完成退款,然而,7个工作日过后退款没有到账,他致电小蓝单车客服,只有语音提示无法转入人工客服。

10月20日,刘先生看到小蓝单车在官方微博发布的公告,公告声明,在10月30日之前申请退款的用户将会在11月10日之前完成退款。10月25日,刘先生收到199元的特权卡押金退款,不过99元押金退款至今未收到。

一家名为聚投诉的公益性网络媒体消费投诉服务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0月30日下午3点,小蓝单车因为押金难退的全国投诉量达到2810件,位列投诉排行榜第一,解决量576件,解决率为20.5%。

目击

办公室无人上班3个维修点2个被撤

几番周折,成都商报记者找到小蓝单车位于航天科技大厦侠客岛共享办公航天岛的办公室,侠客岛共享办公前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蓝单车于几个月前入驻在共享办公室的32层,后来因为小蓝单车人员调整,办公工位进行了调整,该企业目前没有固定的工位,目前和另外企业一起拼工位,不过,小蓝单车的人员已经很多天没有上班。“现在这个公司欠了我们的房租。”

根据小蓝单车的APP提示,记者找到了位于蚂蚁物流园、红瓦华阳春天和双华路三段的3个维修点。蚂蚁物流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6月,不知道什么原因小蓝单车维修点从物流园撤走;红瓦华阳春天小区背后的维修点也已撤走;位于双流区双华路三段的小蓝单车维修点,这个仓库堆放了有逾2000辆的小蓝单车,单车铺满灰尘,无人上班。

“小蓝单车的维修师傅因为几个月没有发工资,早就没有来上班了。”与小蓝单车共同租用一个仓库一名师傅说,听小蓝单车的维修工人说,小蓝单车在成都投放了5万辆单车,但只找回了2万辆,其余3万辆不知去向,公司损失惨重,不过丢车这个数据,因为小蓝单车没有回应而无法确认。

该仓库房东钟老板说,小蓝单车没有签订租赁合同,最先租用了3个月,每个月租金7000元,眼看房租即将到期,租赁场地的小蓝单车尚没有缴纳房租。“反正还在租期内,如果到期没有缴房租,肯定要他们搬出去。”钟老板说。

回应

小蓝单车: 日均使用频率为5次

10月24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了此前对接媒体的小蓝单车成都负责公关人员,对方表示上周从小蓝单车辞职。

“押金的事情我们正在加速退款,如果没有收到押金估计是延迟。”小蓝单车总部媒体公关人员孙丹印说,对于记者提出的其他问题,她表示,小蓝单车成都城市经理因为职位调整,需要确认后再告知。10月30日,记者联系到了小蓝单车原有的城市负责人林洁,她表示她目前已经不再负责成都项目,小蓝单车在成都投放超过30万辆,每辆车目前日均使用频率为5次。

“我们现在的运营工作还在正常开展中,项目没有停运,我们的维修点每天都有在维修更新,只是有时候在等零部件所以没有每天投放。”林洁通过短信回复,否认了成都项目停运和车辆丢失的事情。

现象

维修点撤走了 车辆零部件乱丢

10月29日,成都商报记者看到,红瓦华阳春天小区外面的垃圾场,堆放了许多小蓝单车零部件,数量无法点数,预计有上百辆车。“这里以前是小蓝单车的一个维修点,一个月前他们撤走了,就把这些烂车丢在这里了。”红瓦华阳春天居民钟大爷指着附近的一个坝子说。

除了维修点,在天河路鑫光洗车美容停车场里面、三江悦府以及宏达世纪丽景小区的草丛中都堆放了许多小品牌的共享单车,今年7月,这些区域因为有共享单车被弃而为周边居民所诟病,本报曾经有过报道。

天河路鑫光洗车美容馆停车场原来停放了约800辆共享单车,因为无人领长期占用停车场。10月22日,记者再次前往回访停车场,草丛里堆了30辆共享单车,其中小蓝单车12辆。

智聪单车成都运营总监许大海介绍,多个单车企业第一代产品不具有GPS定位功能,企业丢车是一种必然现象。“许多电子锁的定位就是伪定位,加上找车成本太高了,很少企业专门派两个人去找一两辆单车。”许大海说。

声音

共享单车进入洗牌敏感期

企业观望闭口不谈

据了解,目前在成都的共享单车企业有十几家,车辆较多的有7家,OFO,摩拜、永安行、小蓝单车、一步单车、智聪单车,黑拜单车。据企业介绍,黑拜投放单车1万多辆,智聪单车投放2万辆。根据此前公布数据,永安行在成都投放了车辆10万辆。

多家共享单车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共享单车行业领头羊局面已定,OFO和摩拜正在做最后角逐,除了小蓝单车,成都其他品牌选择观望。

“收取了押金的企业采取的是押金滚动发展的模式,本身资金有限,采取押金购买单车投放,一旦用户出现退押金资金链断裂,这种反映是连锁性的,除非有人接盘,否则垮是不可避免的。”许大海说,智聪单车采取的无押金骑车模式,没有退押金压力,目前正在持观望态度。

“钱已经砸进去了,要退出市场也退不了,要不等着被收购,要不和景区合作,把这些单车投放到小点位中。” 许大海说,只有等待OFO和摩拜竞争结束,明确收费模式才能确定下一步怎么办。“或许有一天,你用一个APP可以扫开所有的单车,小品牌单车就有了机会。”

黑拜单车运营部门负责人谢宗杉说,目前成都市场已经处于饱和状态,不能再新增车辆。“现在我们在回收我们的车辆做升级,升级完了再投放,市面上车辆只有3000辆左右。” 谢宗杉说,黑拜单车的运维成本是每年300元,坏车率目前在10%以内,公司运维人员有30名,黑白单车日均使用率为3次到5次,虽然不能再新增车辆但是要对客户负责,继续维持运营。“在偏僻角落的单车是日常运维遗漏的,我们会根据定位和巡检对闲置车辆进行有效调度的。”永安行成都单车运营负责人唐池则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在这样的敏感时期,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出来说什么。”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0-31 19:51:21 +0800 CST  



中金在线微博


电脑手机“涨价潮”山雨欲来

◆经济导报记者 刘勇济南报道

“疯了,简直是涨疯了!没想到,两根内存条的价格竟然和一个高端显卡差不多,买不起了。”27日早上,在济南科技市场,想对电脑进行升级的秦万春,摇着头对经济导报记者这样说道。

“像当前热销的金士顿DDR4单条8GB内存条,今年初只要400元左右,现在已经要900元以上了,涨了两倍还多。”秦万春举例说。

经济导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近期,由于原材料成本上升、供货结构倾向智能手机、中间商囤货居奇等多种原因,内存条价格暴涨,短期内或难以反转。跟随这一行情,手机和电脑的价格也可能迎来涨价潮。此前已有手机厂商将部分机型的价格上调了100到500元不等。

前所未有的涨价

“上个月就想对电脑进行升级,当时一看内存价格都700多块钱了。本以为这个月会便宜点,没想到又涨价了,一条8G的内存价格高达939元。”秦万春说,“内存条现在太贵了,是去年的3倍多。本来想给电脑升一下级,现在只能暂缓了。”

秦万春告诉经济导报记者,他在去年3月购置了一台电脑,当时容量为8G的内存条价格约为300元。

在济南科技市场经营一家装机公司的山虎告诉经济导报记者,过去内存条价格约占整机的5%到10%,甚至有些主机都可以附送一个8G内存条。“但现在想配两个8G的条,就要花费将近1900元,已经接近一个很好的CPU价格了。”

“对于装机玩家来说,为了高性能一般至少需要两个8G的条。1900元也已经逼近一款高端显卡的价格了。这对于装机爱好者来说是不能想象的。”山虎解释说。

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济南科信达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刘伟开玩笑说,“现在我们都不把内存叫内存了,叫‘最佳理财产品’。一年时间,收益率300%以上,难道还不是‘最佳理财产品’吗?”

他告诉经济导报记者,去年一条8G的内存在300元左右,现在是900多元,而即将被淘汰的DDR3内存也从250元升至500元,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市场像在玩捉迷藏

在刘伟看来,内存涨价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这几年内存市场好像在玩捉迷藏,涨跌不定。“可以‘白菜价’到让人怀疑会不会买到假内存,也可以‘天价’到让人觉得这是不是内存厂商在恶意抬价,像炒房一样。”

他认为,存储器产业和其他周期性产业一样,随着需求和产能的相互作用,会呈现“景气-衰退-景气”的规律性循环。2016年中期,这个景气周期再次到来,而且来得比想象的更加凶猛。

“内存条价格‘破千’不是问题,在一周内就有可能实现。未来8G内存条的价格很有可能达到1500元一根。”刘伟预测道。

IC Insights的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的12个月里,DRAM(动态存储芯片)从2.45美元涨到5.16美元,涨幅达到惊人的111%。而且在年底之前,DRAM的价格预计还会出现高达40%的增长。

主要是产能不足

经济导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此轮内存条价格暴涨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上游颗粒(DRAM颗粒)厂商在制程转换方面进展不顺利,导致出货量达不到预期;再是手机等移动设备出货量不断增长,挤占了电脑的应用空间。

此外,部分厂家今年来遭遇停电、泄漏事故等意外,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内存条价格的短期波动。

当然,也不能忘记无处不在的“黄牛”。

易观媒介入口分析师赵子明表示,“主要还是产能不足,出货量跟不上需求,导致存储芯片价格上涨。”

今年初,金士顿董事长陈建华曾针对DRAM内存市场进行了分析。他表示,目前主要DRAM内存大厂都没有增产计划,而且将主要产能转至生产3D NAND闪存,造成DRAM内存供需短缺。

此外,从2016年起内存颗粒开始转进20纳米制程,技术的革新导致产能不太充足,产量减少导致供需不平衡。

在刘伟看来,DRAM颗粒不仅是电脑内存的原料,同时也是手机等电子产品内存的原料。而最近几年来,电脑市场基本饱和,出货量已经连续5个季度持续下降,也导致内存价格不断下跌。

在这种情况下,制造DRAM颗粒的厂商只能把销售方向转向智能手机,为手机提供大量的货源。

但是,这个过程进行得并不顺利。手机需求的DRAM颗粒远远超出了预期,导致供货不足,“这样一来,电脑内存和手机内存都无法满足。”

此前的华为P10“闪存门”,更是凸显了存储芯片产能紧张的问题。

在华为公布的信息中,P10款手机将使用UFS2.1闪存,能达到800MB/s的读写速度。但随着2017年上半年新手机不断发布,华为从供应商处拿到的UFS2.1规格闪存开始减少。为了保证手机生产,华为不得不将多种规格的闪存共用,从而成为“闪存门”的根本原因。

渠道商零售商囤货待涨

山虎告诉经济导报记者,不少渠道商和零售商囤货待涨,也导致内存价格较快上涨。

据山虎介绍,全球超过60%的内存条由金士顿供应后,各大厂商的内存条出厂价格,每天都会根据金士顿当日的出货价进行调整。而工厂方面出售的内存条,价格涨幅是与上游DRAM颗粒的上涨幅度相符合的。因此,多出的价格很可能是来自那些渠道商的定价。

“差不多每家装机公司手头都囤有一些内存条。我不敢多说,一般小公司手中肯定有个几十条,大点的公司则从几百条到上千条不等。”山虎说。

据经济导报记者了解,目前山虎手中还有近100条内存条。他最多时曾存有200多条,而且价格也不是很高,是在400元左右入手的。

对于囤积内存条之说,刘伟并没有否认:“你看,几百根内存条还放不满我这个抽屉,占用的资金也不会太多,挣钱的事情大家都会干。”

电脑零部件都在涨价

内存的大幅涨价,增加了手机和电脑的购置成本。

采访中,经济导报记者在山虎的门店里看到一张今年年初的装机配置单,一部电脑的总价在6400元左右。“现在,同配置下这款机器的价格应该是在8200元左右。”山虎接过配置单简单计算后说道,“处理器涨价,内存涨价,固态硬盘涨价,几乎所有的部件都在涨价。”

孙杰是济南一家电脑公司的销售经理,他告诉经济导报记者,目前一些品牌机则是通过减配的方式进行提价:“原来用8G内存,现在改成用4G的;原来硬盘是‘固态+机械’的组合装,现在直接改用机械硬盘了。”

手机也有涨价苗头

除电脑外,手机也有涨价的苗头。

济南一家手机卖场的营销总监孙超告诉经济导报记者,目前他们已经接到多个厂家的口头通知,要上调手机价格。“一般来说,上新款手机的话,旧款手机会适当下调价格。但最近新手机频频上市,旧手机并没有降价。或者是新款手机大幅提高了售价。”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此前华为推出P10手机,当时最低售价3788元,不仅相比上一代P9最低的2899元涨了近千元,更比前代“旗舰”Mate9的3399元还要高出400元。

“由于内存颗粒售价大幅上涨,P10是直接4G+64G起步的,而此前Mate9是4G+32G起步。内存大了,售价自然贵了。”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如此解释说。

就在本月21日,华为正式发布了国内版年度“旗舰”Mate10手机,其4GB+64GB版、6GB+128GB版售价分别为3899元和4499元;其Pro6GB+64GB版、6GB+128GB版售价则分别为4899元、5399元。另外,其保时捷版6GB+256GB售价高达8999元。

金立集团董事长刘立荣在9月底公开表示,国产手机下半年仍会涨价,部分原因是内存成本上升。“虽然金立坚持使用6GB内存且没有抬高价格,但从手机市场的行情来看,有涨价趋势。”

想要趁存储芯片涨价之机提升手机售价的,还有魅族、乐视、小米等多家厂商。今年初,这几家公司都曾宣布因元件价格上涨而上调整机价格。

目前智能手机内存容量一般为2G至8G,同一个厂家推出的同一款智能手机,仅仅因为存储器容量的不同,价格可能相差数百元到一两千元。

有证券分析师表示,这一轮内存涨价,大幅增加了国产智能手机的成本,特别是存储器成本占比相对较高的中低端智能手机,本就竞争激烈、利润微薄,因此提价已成必然。

据孙超介绍,已经有手机厂商将部分机型价格上调了100到500元不等,未来或将有更多手机产品涨价。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0-31 20:59:02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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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莱雅金致臻颜早晚霜,国内300以上。看这个价格,100等于30人民币,自己算。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1-01 15:24:20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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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原马克思主义理论部主任:计划经济不可行性早已证明 大数据也弥补不了


本文为中央党校原马克思主义理论部主任周为民在第二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本人已审订

我要讲的是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不可动摇。

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就是有些本来曾经讨论过、争论过、并且已经做了澄清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重新又出现了争论,又似乎模糊了。我们现在讨论的大数据条件下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议题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需要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澄清,以免一些陈旧错误的思想观念重新产生影响。

一、大数据弥补不了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

经过上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的那场著名争论(注:米塞斯和兰格的争论),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已经得到了强有力的理论说明。虽然计算机的出现曾鼓舞了计划经济的思想,但是理论和实践都一再证明以为靠计算机技术就能让计划经济优于市场经济的想法终究仍然是幻想。

现在,大数据的出现,又重新引起了这样的幻想。而今天关于大数据技术能够让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行的观念实际上都是早已被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所否定的陈旧观念。

应当看到,大数据本身就是市场的产物,它是在市场环境中由市场的作用而带来的技术创新,它不可能成为计划经济的根据,因为它不能弥补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

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一直到现在,有不少人还是有一个疑问好像解不开,他们认为,计划经济为什么要否定?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做事情、搞经济要有计划怎么就不对呢?为什么要否定计划经济?过去的毛病是因为没把计划经济搞好,所以改进的方向应当是完善计划经济,怎么能否定计划经济?不少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

实际上我们要了解,计划经济的实质不在于有计划,不在于讲计划,而在于它是一种管制经济,命令经济,是一种类似战争体制、战时管制体制的那种一种组织方式。和市场经济以人们的自主活动为基础根本不同,计划经济的实质是对个人、对个人之间的组织也就是企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否定。这是计划经济的要害,也是它的根本缺陷。

由于这个缺陷,所以产生了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大数据技术不能改变计划经济否定人的自主性和人的自主活动这个性质,所以它不可能帮助计划经济克服它固有的那些弊端。

第一,大数据技术仍然不能帮助国家计划当局获得充分的、无限的信息,特别是知识。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不能集中收集、集中控制、集中使用在分散的市场决策中为个人所独有的那些信息和知识。尤其是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的个人所独有的那种直觉、灵感、想象力、决断力和冒险精神,是不可能由计划当局靠大数据技术就能集中起来使用的。这些为不同的个人所独有的知识只有在市场的分散决策中才能产生,才能发挥作用。实际上,计划经济本身就注定是排斥“大数据”的,因为这种集中控制方式必须以简单、同一、平均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为基础,而大数据却是日趋复杂、多样、差异化的市场活动的结果和表现。

第二,大数据同样不能帮助计划经济解决内在动力机制问题,也就是说它不能帮助计划经济形成对个人和企业的符合经济效率目标的有效激励。这是因为,计划经济的实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否定个人和企业的独立利益主体、决策主体的地位为前提,所以,缺乏由自主利益动机而形成的内在动力机制和有效激励,是计划经济搞不好经济的基本原因之一,而这个弊端是无法靠大数据技术来克服的。

第三,计划经济由于它的性质,由于它否定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所以即便有了大数据,它仍然一定会压抑企业家的作用,而且甚至可能因为有了大数据而更加压抑企业家的作用。因此它一定会抑制创新活动。

例如乔布斯,他大概是从来不去调查搜集什么需求信息的,为什么?他的理由是他要创造的产品世界上根本没有。他特别喜欢引用福特的一句话,福特说,如果去调查,你无论找多少人问他需要什么,他肯定不会说需要汽车,都会说需要一辆更好的马车。所以像这样的创新不是靠现有的数据搜集能去实现的,要靠企业家的创新作用。而计划经济的性质决定了它做不到这一点。

计划经济固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但是,第一,它能办的大事一定只是在已有的产品及其技术、设备上的模仿式赶超,而不可能是熊彼特所谓“创造性毁灭”意义上的创新;第二,它的集中力量一定同时意味着不计成本,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因而它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不可能是经济行为,而总是“重大的政治任务”,所以在凡是以经济效率为目标、存在市场竞争的那些领域,这种方式都是缺乏效率,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都是不适用的。而这两个问题也同样无法靠大数据来解决。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已越来越需要以创新驱动,同时,长期、整体的经济发展已处在全球化的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所以,计划经济方式更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了。

第四,大数据技术不能使计划经济保证它的集中决策总能按照符合社会利益的方向来配置资源。这是因为,计划经济的集中决策可能有特殊的偏好,有特殊的目标,而这样的偏好、目标可能不是符合社会利益和经济效率标准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数据有助于满足这些偏好,实现这些目标,那么它越是有用,就越会使集中决策背离正确方向。

我们讨论过产业政策,特别提到过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什么问题?是大量资源被错误配置的问题。而大量的资源错配,原因主要还不在于缺乏数据及其处理能力,而在于过多掌握资源控制权和集中决策权的政府部门和官员的特殊偏好、特殊目标,这些偏好和目标往往不取决于经济效率目标,而取决于掌握权力的部门和官员的特殊利益及其它诸多因素。

第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需要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直接控制的体制来和它配合。这是由它的逻辑决定的。实际上,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仅是经济体制,而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在内的一种集中控制体制。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为什么没有其它方面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能真正成功,其成果也不能保持的原因。所以,如果因为有了大数据,就以为可以重新搞起计划经济的话,那么,不光是经济体制,而且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体制就都不能按照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不能朝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向发展。

所以概括起来说,大数据不管“大”到什么程度,它也不能弥补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因此它不可能成为计划经济的有效工具。这个道理、这个逻辑很清楚,如果大数据能够克服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也就是能让计划经济来承认、肯定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自主活动、独立的利益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的话,计划经济本身就没有必要存在,它也就不会存在了。

这是我谈的第一点看法,就是大数据弥补不了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因而它不能克服计划经济的固有弊端。

二、我们中国人为什么难以理解市场经济

这是我要谈的第二点看法。也有不少人提出一个疑问:“中国搞计划经济总共就搞了二十来年,现在改这个体制已经改了四十年了怎么还没改过来,怎么这么难改?”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是费解。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是1949年以来的深刻变革,也不仅是1840年以来的深刻变革,从中国大历史的视野来看,这是自公元前221年以来,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

为什么?因为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以后,虽一再改朝换代,但有一个做法基本上是一直延续的,可以说是历朝历代都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那就是所谓重本抑末,也叫重农抑商。小农经济,这是本,国家须以此为重,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孤立、分散、单一平均的小农经济是传统皇权专制统治的最适宜的基础;末呢?主要就是民间工商业,民间的市场活动,这是要抑制的。其所以如此,固然是为了国家财政目的而与民争利,但最重要的目的仍在于皇朝安全,这是传统皇朝国家的最高目标,甚至是唯一的目标,所以,民间工商业的独立活动、财富在民间的积累,一概被认为是危险的,甚至(如希克斯所说),仅仅是人们在市场上的聚集,都会被视为一种威胁。

在这个传统中,国家总是力图去限制、排斥民间的市场活动。凡是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都要由国家来控制。例如盐、铁。盐是重要的生活资料,铁是重要的生产资料,那都是要由国家来垄断的。尽管官办作坊提供的产品质量低劣,像镰刀,“割草不痛”,但即便如此,也要坚持国家垄断。同时,凡是利润丰厚的那些产品,像茶、酒之类,也一律实行禁榷,直接控制在国家手里。更有甚者,是像告缗那样的极端行为,彻底剥夺民间的财富积累,全面摧毁“中等收入阶层”。这一整套的制度,包括国营、禁榷以至均输、平准等等,目的是什么?都是压制民间工商业,排斥市场活动。

一直到中国近代以来第一轮大规模的工业化现代化运动,也就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并持续三十来年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用的还是这种国家垄断的做法。官府要办纺织厂,就不准民间再办,明令民间不得另树一帜。即使官办企业的低效率让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以至不得不向民间有限开放以后,也还是想方设法地维持国家控制,所谓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之类。

到国民党政府搞“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仍然沿袭传统的国家垄断方式。首先统制全国金融。要从统制全国金融走向统制全国生产。后来还提出计划教育、计划经济、以计划教育配合计划经济之类的主张。

再后来,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围绕苏联援建的156个大项目,开始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同时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同样是一种外国模式的苏联模式很容易就能直接照搬呢?就因为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模式跟我们的传统是完全契合的。

这样来看,今天在改革过程中要改掉计划经济体制,改的不只是过去搞了二十年的那一套体制,要改的是两千年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传统方式。所以这个变革是空前深刻的,也是很艰难的。

在这个传统中,由于缺乏市场经济的历史和文化,所以我们中国人往往很难理解市场经济的逻辑,人们对市场的作用天然地充满疑虑,充满不信任,总觉得把事情交给市场就会乱。相反,人们习惯了过多地迷信权力的力量,崇拜权力的力量,以至把凡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由国家垄断,各种利源必须由政府控制当成了不需要任何证明的公理,以至无论官民,全社会普遍地缺乏权利观念,而充斥着浓重的权势意识。

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人的自主性,是个人和企业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自主活动。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民众的自主经济。所以对市场充满疑虑、充满不信任,实质是对人民的自主活动充满疑虑、充满不信任。

由于这个原因,历史上,只有在国家垄断控制方式造成严重的经济、财政困难以至危机的时候,才会迫不得已地放松管制,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市场,“允许”民间经济活动。这样,靠市场的力量,通常都能渡过难关,而且会出现一段繁荣。但只要日子一好过,往往就想回过头去重新强化国家的垄断控制。这时,一些旧意识旧观念也会重新泛起。

也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中国改革明确了建立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认真对待这个目标,需要我们深刻理解市场的逻辑,否则一些陈旧观念就很容易在新的条件下反复出现并产生影响。像以为有了大数据就能重搞计划经济,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里还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大数据计划经济”观念实际上是简单、机械地套用工程技术思维来对待经济社会问题的表现,是以对待物的方式来对待人及其行为而产生的幻想,因而既难以理解市场经济的逻辑,也认识不到计划经济的根本缺陷究竟何在。

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不可动摇

现在,改革仍处于紧要的半途,市场经济体制仍远未完善。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大目标、大战略一定要坚持,不能动摇,不能变。大目标、大战略在什么情况下往往容易变呢?两种情况。

一个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容易以为现在我们有底气了,有条件,有实力来变一变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遇到不少困难、矛盾、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容易变,觉得这个时候有必要变了,这么多问题你还不变?

而在目前这个改革的半途上,这两种情况恰恰同时存在。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又面临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就是现在既有必要变(因为问题很多),又有条件变(因为实力今非昔比)。这个时候一定要真正保持清醒坚定,不能动摇。

实际上,要达成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改革仍然任重道远。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需要着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遵循正确的方向,根据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正确定位有效推进;民间经济的发展需要获得更完备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条件;政府的宏观管理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进行改革和完善,特别是一定要避免多年来反复出现的那种现象,就是在宏观调控中,一旦扩张,就主要扩张国有部门,一旦紧缩,又首先打击民间经济,这是宏观调控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一定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布克笔记”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1-01 16:09:36 +0800 CST  


苏宁被曝禁止员工在京东购物 一经发现立即开除

2017-11-01
来源:电科技网


苏宁被曝禁止员工在京东购物,一经发现立即开除

双十一临近,各家电商平台间的大战也一触即发,呈现出一片剑拔弩张之势。作为不同阵营的对手,苏宁与京东之间的也一直持续着各种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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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股战火也烧到了苏宁的内部了。今日,有相关人士爆料,称苏宁禁止内部员工在京东购物,苏宁将这一行为定性为眼中缺乏主人翁意识,一经发现,立即开除。

从截图可以看出这是一条来自苏宁内部的通知,通知的范围是苏宁的全体成员,而对员工提出此要求的出处则是《苏宁员工思想与行为规范准则》。

虽然身为员工确实应当以维护企业的形象和利益为先,但企业对于限制员工自由选择的做法也有些欠妥。作为企业,在市场上与其他同行进行竞争无可厚非,但这并不能作为企业对员工提出无理要求的原因。

每个人都有选择高质低价产品的权利,企业大可以推出内部优惠福利来作为吸引内部员工的方式,而以这种“一经发现,立即开除”的粗暴做法,也会激起不少抵触情绪,对于员工和企业都不是一个长远而良好的发展方式。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1-01 16:41:05 +0800 CST  
转:

凤凰网财经11月1日讯 继10月12日发布《36计•胡润百富榜2017》(36G·Hurun Rich List 2017)之后,胡润研究院今日发布其子榜《2017胡润套现企业家榜》(Hurun Cash Out Rich List 2017),今年共有30位企业家登上了《2017胡润套现企业家榜》,其中,52岁的龚虹嘉、陈春梅夫妇过去一年套现60亿成为“2017套现大王”,30位大陆企业家共套现806.5亿,马云通过减持其在美国上市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所拥有的部分股份累计套现约45亿元,许家印累计从香港上市公司中国恒大获得的分红金额达到33亿元。

胡润百富称,减持上市公司股票和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是过去一年企业家大额套现的两大主要途径。

以下是胡润套现企业家榜全名单:

企业家套现的金额及方式(数据统计自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各上榜企业家的套现金额,以此进行排名。套现数额皆未减去纳税部分。)

1. 龚虹嘉、陈春梅夫妇套现额:60亿元

自去年7月以来,龚虹嘉持续减持其所拥有的A股上市公司海康威视的股份,减持套现额达到60亿元,海康威视是全球领先的以视频为核心的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全球提供安防、可视化管理和大数据服务。自海康威视上市以来,龚虹嘉、陈春梅夫妇累计从该公司套现总额已经超过100亿元。龚虹嘉、陈春梅夫妇今年以财富650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24位。

2. 文炳荣套现额:52亿元

去年下半年,文炳荣通过转让上市公司神州高铁股份,累计套现52亿元。文炳荣今年以财富57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737位。

3. 彭建虎、彭俊珩父子套现额:48亿元

自去年11月起,彭建虎、彭俊珩父子作为巨人网络股东之一,数次减持上市公司的股份,累计套现48亿元,彭建虎、彭俊珩父子今年以财富95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401位。

4. 王广西、郭天舒夫妇套现额:46亿元

王广西、郭天舒夫妇于去年7月至9月期间数度减持上市公司永泰能源股份,累计套现金额达到46亿元。王广西、郭天舒夫妇今年以财富220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131位。

5. 马云套现额:45亿元

过去一年马云通过减持其在美国上市公司阿里巴巴集团所拥有的部分股份累计套现约45亿元。马云今年以财富2000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3位。

6. 蔡小如套现额:36.5亿元

过去一年中,蔡小如通过减持A股上市公司达华智能股份套现36.5亿元。蔡小如今年以财富82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485位。

6. 张观福套现额:36.5亿元

过去一年中,张观福通过减持和转让的方式,将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信邦制药的所有股份卖出,累计套现36.5亿元。张观福今年以财富45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937位。

8. 许家印套现额:33亿元

自去年7月至今,许家印累计从香港上市公司中国恒大获得的分红金额达到33亿元。自2009年恒大在香港上市以来,许家印累计从上市公司获得的分红已经超过200亿元。许家印今年以财富2900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榜首。

9. 许荣茂家族套现额:30.5亿元

自去年7月至今,许荣茂家族累计从香港上市公司世茂房地产获得的分红金额达到30.5亿元。自2006年世茂在香港上市以来,许荣茂累计从上市公司获得的分红已经超过100亿元。许荣茂家族今年以财富545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33位。

10. 盛百椒套现额:28亿元

今年上半年,盛百椒为主要股东之一的香港上市公司百丽国际宣布私有化,盛百椒通过此次私有化套现28亿元。盛百椒今年以财富85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455位。

11. 孙荫环家族套现额:27亿元

去年11月,孙荫环家族将所持有的香港上市公司亿达中国的13.7亿股股份转让给中民投旗下嘉佑(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套现27亿元。孙荫环家族今年以财富55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754位。

12. 唐永清家族套现额:26亿元

过去一年,唐永清家族通过减持其所持有的A股上市公司玉龙股份的股权累计套现26亿元。唐永清家族今年以财富35亿元位列今年胡润百富榜第1214位。

13. 杨惠妍套现额:25亿元

自去年7月至今,杨惠妍通过其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碧桂园累计取得的分红达到25亿元。自2007年碧桂园在香港上市以来,杨惠妍累计从上市公司获得的分红已经超过150亿元。杨惠妍今年以财富1600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4位。

14. 郭光华、秦丽婧夫妇套现额:23亿元

去年11月至今年3月期间,郭光华、秦丽婧夫妇通过逐步减持上市公司新华龙股票累计套现23亿元。郭光华、秦丽婧夫妇今年以财富23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1831位。

14. 颜静刚套现额:23亿元

在过去一年中,颜静刚通过减持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中技股份的股权累计套现23亿元。颜静刚今年以财富100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368位。

16. 何享健、何剑锋父子套现额: 22亿元

自去年7月起,何享健、何剑锋父子通过其控股的上市公司美的集团累计取得的分红达到22亿元。自2014年起,何享健、何剑锋父子从上市公司美的集团所获得的分红金额超过50亿元。何享健、何剑锋父子今年以财富1150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8位。

16. 阎志套现额:22亿元

去年9月,阎志减持旗下香港上市公司卓尔发展套现22亿元。阎志今年以财富385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53位。

18. 吴亚军家族套现额:21亿元

自去年7月起,吴亚军家族通过其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龙湖地产累计取得的分红达到21亿元。自2009年龙湖地产在香港上市以来,吴亚军从上市公司所获得的分红金额接近50亿元。吴亚军家族今年以财富570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30位。

19. 张力、张量父子套现额:19.5亿元

自去年7月起,张力、张量父子通过其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富力地产累计取得的分红达到19.5亿元。自2005年富力地产在香港上市以来,张力、张量父子从上市公司所获得的分红金额超过40亿元。张力、张量父子今年以财富215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136位。

20. 许世辉家族套现额:18.5亿元

自去年7月起,许世辉家族通过其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达利食品累计取得的分红达到18.5亿元。自2015年达利食品在香港上市以来,许世辉家族从上市公司所获得的分红金额超过40亿元。许世辉家族今年以财富560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32位。

21. 潘石屹、张欣夫妇套现额:18亿元

自去年7月起,潘石屹、张欣夫妇通过其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SOHO中国累计取得的分红达到18亿元。自2007年SOHO中国在香港上市以来,潘石屹、张欣夫妇从上市公司所获得的分红金额超过100亿元。潘石屹、张欣夫妇今年以财富250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111位。

22. 杜方家族套现额:17亿元

今年5月,杜方家族减持其所拥有的上市公司奥维通信股份累计套现17亿元。杜方家族今年以财富24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1781位。

22. 薛向东家族套现额:17亿元

去年10月至11月期间,薛向东家族持续减持上市公司东华软件股份,累计套现17亿元。薛向东家族今年以财富160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199位。

22. 张长虹套现额:17亿元

过去一年中,张长虹通过减持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大智慧的股份累计套现17亿元。张长虹今年以财富55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754位。

25. 吴光明、吴群父子套现额:16.5亿元

过去一年中,吴光明、吴群父子通过减持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万东医疗的股份累计套现16.5亿元。吴光明、吴群父子今年以财富225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129位。

25. 沈小平家族套现额:16.5亿元

过去一年中,沈小平家族通过减持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通鼎互联的股份累计套现16.5亿元。沈小平家族今年以财富90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423位。

27. 贺正刚套现额:16亿元

今年上半年,贺正刚通过数次减持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和邦生物的股份累计套现16亿元。贺正刚今年以财富115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316位。

28. 王桂波套现额:15.5亿元

今年6月,王桂波将其所掌握的上市公司希努尔的股份转让给雪松文化,套现15.5亿元。王桂波今年以财富34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1285位。

28. 王庆辉套现额:15.5亿元

去年7月至12月期间,王庆辉通过减持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信威集团的股份累计套现15.5亿元。王庆辉今年以财富25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1681位。

30. 王春鸣家族套现额:15亿元

去年10月,王春鸣家族将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国栋建设的股份转让给正源地产,套现15亿元。王春鸣家族今年以财富35亿元位列胡润百富榜第1214位。

今年共有30位企业家登上了《2017胡润套现企业家榜》,但上榜门槛从去年的10亿上升到15亿。十年来,2017年、2015年、2008年是历史套现最高的,榜单中套现数额主要是从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的数字。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1-01 19:03:50 +0800 CST  


李嘉诚402亿港元出售中环中心 成香港物业交易最高价

2017-11-01

来源:澎湃新闻网



李嘉诚再次高价出售位于香港中环一处物业,这次出售创下了商厦物业交易的一项纪录。

11月1日,李嘉诚名下长实集团(01113.HK)发布公告称,名下间接全资附属子公司The Center International Limited在当天与中国港澳台侨和平发展亚洲地产有限公司( C.H.M.T. Peaceful Development Asia Property Limited)订立买卖协议,以402亿港元(约合338亿元人民币)出售项目公司The Center (Holdings) Limited全部已发行股本及与转让债务。公告称,项目共有拥有香港中环中心多个物业单元及车库等。

按照此前香港媒体报道,这次交易所涉及的中环中心物业权益在75%左右,买方将以现金支付款项,这也成为了香港商厦交易的最高成交记录。

目标公司为公司间接全资附属公司及卖方的直接全资附属公司。于出售事项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目标公司任何权益。

中环中心于1998年落成,位于香港皇后大道,大约在香港地铁港岛的上环站与中环站之间,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同时也是香港著名的摩天大楼之一,高度达346米,可以尽览海景,是维多利亚港两岸的标志建筑,地盘面积超过100万平方英尺,外形为八角形的设计。长实持有75%权益涉及约122万平方英尺(约合11.33万平方米)楼面面积,如果按照402亿港元总价来计算,平均每平方英尺价格接近3.3万港元。

长实的公告没有透露买方的具体信息,公告仅表示购买方为一家注册于维京群岛的离岸公司,而这类公司的信息并不对公众开放查询。

此前香港信报报道称,买方以财团形式购入中环中心,除了为首的内地石油系统机构以外,该财团还包括一两名香港本地的物业投资者。

值得一提的是,该交易已经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拉锯战,而402亿元的成交价格已经比一年前的报价高出了45亿港元。

早在2016年10月底,便曾有市场消息称长实拟以357亿港元价格把中环中心75%权益售予某中资公司,但由于有长实高层人员认为中环中心地理位置优越,合理价应在400亿港元以上,因而临时反悔,也导致出售中环中心的谈判不得不重新开始。

这一决定不可谓不明智,因为短短一年间,中环中心的楼价又涨了不少,且仍不愁买家。2017年9月20日,长江实业集团执行董事赵国雄曾透露,不时有中介代理询问关于中环中心出售的事情,但目前并没有实在的(进展),以后有合适的价格便会卖出。

而仅仅一天之后,即2017年9月21日,市场便传出中环中心79楼顶楼全层以7.38亿港元售出的消息,太和控股将其售予启润国际有限公司,预计录得账面净收益约1.31亿港元。此番交易每平方英尺价达5.59万港元,创出香港最贵商厦单价记录。

也正因如此,李嘉诚麾下的中环中心75%权益在“捂盘”一年后得以卖出更高价格,402亿港元的最终交易价格较2016年传闻的交易价已经增加了约12.6%。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1-01 22:02:26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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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1-02 09:23:58 +0800 C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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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晚间,丹东港集团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发行的2014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4 丹东港 MTN001,债券代码:101473011)应于 2017 年 10 月30 日付息及兑付回售部分本金,截至付息/兑付日终,该公司只向托管机构划付应付利息 5860 万元,尚未能按照约定将“14 丹东港 MTN001”的回售部分本金按时足额划至托管机构,出现了本金的实质违约。

本期债券规模为10亿元,利率为5.86%,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600030,股吧)。该期债券发行于2014年10月30日,期限为5年,第 3 年末设有发行人回售选择权。


楼主 而立中大  发布于 2017-11-02 09:45:19 +0800 CST  

楼主:而立中大

字数:2279361

发表时间:2017-10-31 03:32:54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8-02-23 11:24:42 +0800 CST

评论数:32194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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