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对张九龄风度的欣赏。还是《开元天宝遗事》记载，李隆基在朝堂上公开对大臣们说：“朕每见九龄，使我精神顿生。”为什么有这样的评价？因为张九龄在早朝的时候“风威秀整，异于众僚”，也就是说比起其他上朝的同僚，张九龄格外精神振奋，这种姿态使得早朝的时候，李隆基专门再文武百官中去找张九龄，只要一看到他，这种勃勃生机连李隆基的精神都带动起来了。
欧洲的谚语“三天培养出一个富翁，三代培养出一个贵族”现在已经普遍得到认可，但是这句话在张九龄身上无效，他属于天生贵气，即便是对自身形象的减分项，也能反转。当时官员上朝，都携带一个笏板，一般是用象牙或美玉做成，条件差的也有木质的，作用类似现在的便签，记录的是要向皇帝奏对的事项，或是自己分管工作的数据。朝堂上自然可以双手捧着它，但是在上下朝的路上怎么携带呢？在张九龄之前，人们都是把它别到腰带上。张九龄是岭南人，身高偏矮，腰带上别上笏板行动不便，于是他就作了一个“笏囊”，把笏板装进去，往身上一背，分外潇洒，估计就像现在的身背“LV”文件包的感觉。不久，这个笏囊就被全员效仿，成为一景。
唐玄宗给张九龄配的搭档名为裴耀卿，两者的“进步”几乎一致。裴耀卿是在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十月，从京兆尹的职位上转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在次年升任侍中。
裴耀卿出自河东裴氏，自小聪慧，少年考中童子科，二十岁时（公元701年）授予为秘书省正字，前往相王府担任典签，相王李旦对他非常器重。李旦登基后，对他屡加提升，他大多担任的是地方官吏，也展示了自己非常强的治理经济的能力，在各个任上都深受百姓的好评。唐玄宗在开元十三年（725年）封禅泰山之时要途径济州，要组织大量的后勤保障。彼时担任济州刺史的正是裴耀卿，他处置得当，既接待了皇帝，也没有百姓增加过重的负担，既得到了唐玄宗的赞赏，又受到百姓称赞，此后，他历任宣州刺史、冀州刺史、户部侍郎等职（十三年，为济州刺史。其年，车驾东巡，州当大路，道里绵长，而户口寡弱，耀卿躬自条理，科配得所。时大驾所历凡十余州，耀卿称为知顿之最。又历宣、冀二州刺史，皆有善政，入为户部侍郎——《旧唐书•裴耀卿传》）。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关中大旱，唐玄宗准备移驾洛阳就食，但裴耀卿上奏建议疏通漕运，把南方的粮赋调配关中，唐玄宗对此非常赞同，最终执行之后，彻底解决了京城的供给问题，从此后，直至唐朝覆灭，南方赋税都能供应到长安。因为出众的施政能力，就在十月，裴耀卿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在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升任侍中。他不仅能力出众，为官清廉，而且一心为公。他为相时还充任江淮河南转运使，通过合理运作，积存粮米七百万石，省下运费三十万缗（也就是一贯，折合一千文），有人劝他将省下的钱财交到皇帝内府，以表明功劳，奉承皇帝。裴耀卿却将这笔钱款上解官府。他比张九龄小三岁，很是仰慕张九龄，《全唐诗》中只收录了他两首诗，但是都与张九龄有关，一首名为《敬酬张九龄当涂界留赠之作》，一首名为《酬张九龄使风见示》，虽然没有达到“执弟子礼”的程度，但甘做绿叶，与张九龄配合默契。

张九龄在执政期间，做了一些重大的改革。
为国选贤更重实际，弱化官员选拔任用中的“循资格”（论资排辈）制度，使得“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意谓才德之士可不按年资，随时擢用）”。
加强吏治，把天下划分为十五道，各道设置采访使，类似于现在的纪检巡视组，对官员的作为进行检查。
注重经济建设，亲自兼任河南稻田使，在河南引水种稻，提高了粮食产量。
对外用兵，在开元二十二年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可以概括为：枭首示众王与帅，大唐军威震契丹；三易可汗国力微，突厥依从靖边患。
在契丹方向，曾经跟随上届宰相萧嵩大破吐蕃的名将张守珪，先是击溃连年为患边关的契丹兵马，致使契丹首领屈列和大将可突干无奈之下企图用诈降的招数，却又被张守珪识破，他将计就计，阵斩了屈列和可突干，并将两人的首级送到洛阳，悬挂在皇城南门前的洛阳桥。而另一个重大外患突厥，则爆发了内乱，先是在开元二十年，大臣梅录啜给突厥可汗毗伽下毒，结果可汗毗在毒发身死前率兵斩杀了梅录啜及其党羽，两个人同归于尽，大臣们拥立了毗伽的儿子伊然为可汗，可惜时间不长也去世了，于是就在开元二十二年十二月拥立了伊然的弟弟登利为可汗。
改善民生，劝谏李隆基对贫病老弱的群体进行收容，完善悲田坊、养病坊制度。
由此看来，张九龄在为相之后，从政治、经济、军事、民生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应该更得唐玄宗的信任才对，然而恰恰相反，两个人的“蜜月期”只有短短不到两年，从开元二十三年开始，彼此间就产生了嫌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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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有三个，李隆基、张九龄和李林甫。
李隆基方面的原因很简单，国家生平日久，开元盛世景象已现，他慢慢变得刚愎自用，很难听人劝谏，享乐思想也逐渐抬头，需要的是一个能“稳住”国事，让自己有时间去声色犬马的宰相。
张九龄的原因也不复杂，他算是传统的中国文人，首先是有“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自身仕途发展又顺风顺水，所以就略显清高和执拗，对于李隆基做出的“他认为不合适”重大决断，力谏不从。他在还没有为相的时候，就在“千秋节”上给李隆基上了一课。现在大家闹花灯吃元宵的时候，要感谢隋炀帝杨广一样（元宵节最早来自汉代礼敬佛教的“上元灯会”，但是在杨广的倡导下，每年正月十五举行盛大的晚会，以招待万国来宾和使节，通宵达旦，逐渐在民间形成了固定的节日），我们在吃月饼赏明月的时候，要感谢李隆基。
八月十五中秋节的前身名为“千秋节”，是宰相张说在开元十六年上表建议并经唐玄宗欣然应允，把每年八月五日李隆基的生日设为普天同庆的“千秋节”（东方半岛的邻邦跟我们学习的不错，把两代领袖的生辰都列为了节日），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当时的日本使者把这个概念搬回去的，只是日期换成了天皇的生日。天宝七年，又觉得“千秋万代”虽然长久，但毕竟有时间限制，还是不够吉利，就改命为“天长节”。到了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后，他也效仿父亲李隆基将自己的生日九月三日定为“天平地成节”，由于这两个节日期相邻，李隆基也还做太上皇，不能不给面子，于是就将“天长节”改在处于这两节之间的八月十五，父子一起庆贺（其实还是李隆基不爽，要知道，庆祝生日是只能提前不能推后的）。八月十五为“中秋”，早在《周礼》中就有了，但只是表示时序，顶多是帝王祭拜“月神”，民间并没有什么活动，从“天长节”开始，这种庆祝活动便在民间推广开来，唐亡之后，自然没有臣民再给这两位前朝皇帝过生日，但“中秋节”却深入人心。
在李隆基初设“千秋节”的时候，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活动就是君臣互赠金镜，当时名为“千秋镜”，也叫千秋金鉴。唐玄宗还专门有一首诗来记载这种盛况：
《千秋节赐群臣镜》

铸得千秋镜，光生百炼金。
分将赐群后，遇象见清心。
台上冰华澈，窗中月影临。
更衔长绶带，留意感人深。

张说也有和诗，名为《奉和圣制赐王公千秋镜应制》

宝镜颁神节，凝规写圣情。
千秋题作字，长寿带为名。
月向天边下，花从日里生。
不承悬象意，谁辨照心明。

就在满朝文武都忙着和皇帝交换千秋镜，其乐融融，共祝李隆基千秋万代的时候，张九龄觉得设置这样的节日，标志着皇帝从以往的励精图治转变为现在的骄奢淫欲，自己有责任进谏。于是他进上的礼物不是金镜，而是一篇文章，名为《千秋金鉴录》，共十个篇章，历数了朝代的兴亡（初，千秋节，公、王并献宝监，九龄上“事鉴”十章，号《千秋金鉴录》，以伸讽谕——《新唐书 一百三十九》）。这“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高高的格调仿佛使人回到了贞观时期，李隆基给予了张九龄口头表扬，但是内心十分不爽，后来的千秋节也招办不误。

《千秋金鉴录》只是体现了张九龄的清高，反对张守珪为相，则充分说明了他的执拗。玄宗在开元二十三年，想要提拔立下破契丹战功的范阳节度使张守珪进入到相臣的行列，取代裴耀卿出任侍中，张九龄表示反对，李隆基又退而求其次，提议只给个“相臣”的名义，依然被张九龄以“现在张守珪打破了契丹你就让他做宰相，那如果他平定了整个东北，您拿什么赏赐他”的堂皇理由拒绝（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以斩可突干功，帝欲以为侍中。九龄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后授，不可以赏功。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对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东北二虏，陛下何以加之？”——《新唐书 列传第五十一》）。最终虽然李隆基尊重了张九龄的意见，但是这种指着鼻子给李隆基上课的形式，如果是在“事业的上升期”也就罢了，兴许李隆基还要虚心受教，如今四海升平之时，着实会让他心里别扭，张九龄也有“堵塞贤路”之嫌。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张九龄身边，有一位钻营能力极强，捕捉时机极准的李林甫。
自从张说之后，李隆基就经常在中书令和侍中之外，设置一个“第三宰相”，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七三四）五月二十八日，张九龄为中书令，裴耀卿为侍中，而李林甫以礼部尚书之职，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恰恰给张九龄配的第三宰相就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抛开李林甫其他方面不谈，他的确是个白字先生，他一个人就留下了“杖杜”、 “弄獐”这两个典故。李林甫以吏部尚书同平章事进入相臣行列，在吏部对官员的考核中，一位名为严迥的判语中有“杕杜”二字，诗经中有两篇同题诗《杕杜》，原意是孤生的赤棠树，比喻人孤立无援。其中“杕”字读dì（音第，四声）。李林甫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就问自己的副手吏部侍郎韦陟，这个“杖杜”是什么意思，搞的韦陟不敢答话，只得低头不语，装没听到，这就是“杖杜”典故的来历。要说“杕”确实生僻一些，但是把“弄璋”写成“弄獐”就太不应该了。古时将生男称为“弄璋”（女孩为弄瓦），意思是男孩长大以后执璋（玉器）为王侯。太常少卿姜度是李林甫的表亲，他生儿子时，李林甫手书贺信，写有“闻有弄獐之庆”的内容。因为这个，后人讽刺地成李林甫为“杖杜宰相”、“弄獐宰相”。我倒觉得也许是李林甫一时手滑，出现笔误，要知道这算是个基本常识了，他不至如此，只是因为他在历史上名声太坏，大家更乐于看他的笑话。
对于这样一位副手，有着“清高”品性，以“文采”为评价人品、能力，组建朋友圈的唯一标准的张九龄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甚至于对李隆基说：“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资治通鉴 唐纪三十》。连带着，张九龄派系的官员也都蔑视李林甫赏识的官员，李林甫在开元二十四年，曾引荐萧炅为户部侍郎。这位萧炅也读白字，曾把“伏腊”读成“伏猎”，张九龄的副手，中书侍郎严挺之对张九龄说：“朝堂之上岂能容许有‘伏猎侍郎’！”因此，萧炅外调为岐州刺史，未能如意升迁。如此，李林甫自然怀恨在心。不过在张九龄为相的前两年，并没有和皇帝发生什么理念上的冲突，李林甫没有机会而已。从开元二十三年，张九龄拒绝唐玄宗任命张守珪为相开始，李林甫捕捉到了张九龄和李隆基之间的不睦信息，于是开始推波助澜。
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张守珪奉命亲往东都献捷，唐玄宗尽管没有能拜他为相，但是也极尽宠爱，特许他到宗庙饮酒庆功，还亲自赋诗相赐，加封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尤其是御史大夫这个官职，一直都是清贵之职，受人尊敬的程度仅次于宰相。
插叙一下这位张守珪，他在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任幽州节度使时，抓住一个偷羊贼，准备以军法乱棍打死的时候，小贼大喊：您难道不想消灭契丹和突厥两个蕃族吗？为什么要杀我！张守珪被其豪言打动，又见他长得胖大魁梧，语言豪壮，就放了他，命令他跟同乡史思明一起抓敌军俘虏，绝对能够按时完成任务，于是就把他提拔为偏将，后来见他确实骁勇，就收为义子。张守珪却又嫌弃这个干儿子越来越胖，以至于吓得他不敢吃饱，这位偷羊贼出身的义子，就是发动安史之乱，几乎灭亡唐朝的安禄山。
安禄山还有一次也险些丧命，开元二十一年，在张守珪麾下的他打了败仗，罪当处死，张守珪把他押送到长安，交给皇帝发落，张九龄认为安禄山面有谋反之相，建议处死他，李隆基却没有听从，特赦了安禄山。特赦的原因史书没有记载，但是从张守珪的做法上看，跟他脱不了干系，败军之将，按照军法在幽州杀了就完了，干嘛往长安送？

后来安史之乱爆发，逃到四川的唐玄宗，回想起张九龄的先见之明，后悔地落下眼泪，彼时张九龄早已离世并归葬在故乡韶州，李隆基派出专使赶到张九龄的墓前祭祀，并厚赏其家族后人（帝后在蜀，思其忠，为泣下，且遣使祭于韶州，厚币恤其家——《新唐书》）。

不过这是后事了，在开元二十四年的时候，因为《千秋金鉴录》事件和张守珪事件，李隆基对张九龄产生了疏远，尽管远远没有到“罢相”的程度，但已经明显流露。敏感的张九龄感受到了，当年七月，借着唐玄宗赏赐给他的羽扇，他发挥自己的文笔，写了一篇《白羽扇赋》，大意是说：到了秋天，扇子该压进箱子底了，我这个宰相也很快就要被陛下抛弃了，不过我为您报效无怨无悔，即便是死都不怕（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忌……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李隆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赶紧安慰，说我是在炎热之际赐你羽扇，你在我心中也正像这盛夏时节的羽扇一样，得我重用。不过话虽如此，本来没有什么含义的赐扇，经过双方这样一番对答，反而成了“解释就是掩饰”，彼此倒真的生了嫌隙。

李林甫捕捉到了张九龄和李隆基之间的不睦信息，于是开始推波助澜，在此之前，李林甫可是一个乖乖的小白鼠的。
先是在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李林甫力压张九龄，露了一小脸。李隆基借口长安宫中有鬼祟，想到洛阳巡幸，于是征求大臣意见，耿直的张九龄依然表示发对，原因是大批人马出行，会影响沿途百姓的秋收。劝谏平常的出游倒是没有什么，这次事关李隆基“避难”，如此表态就有君王轻于百姓的嫌疑。而李林甫在退朝之后单独向李隆基进言，说洛阳与长安不过是李隆基的两个家，想回哪回哪个，根本不必挑时间？即便耽误了百姓的秋收，可以免了他们的赋税作为补偿。陛下如果想回洛阳，今天下令给各个有司衙门，明天就可以上路。唐玄宗一听，李林甫的办法一举两得，能力比张九龄强啊，于是就采纳了。

第二件事是在废立太子上，李林甫又一次站在张九龄的对立面，迎合了李隆基和武惠妃。张九龄反对更换太子，理由十分充分，也符合客观实际。但是李林甫私下向宦官表示，这是皇帝的家事，何必问外人。这个话很熟悉吧，当初李治要立武则天为皇后，大臣反对，许敬宗也是这样给李治进言的。皇家无私事，李林甫的这个表态其实是十分不负责任，却很讨李隆基和武惠妃喜欢。尽管由于武惠妃过于心急，大肆勾结朝臣，过于干涉朝政，贿赂张九龄又被其举报给了玄宗，使玄宗犹豫未决，但是却进一步加深了对李林甫的好印象。

真正使唐玄宗对张九龄的不满爆发的，是关于对牛仙客的任命。
牛仙客堪称草根中的草根，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官身，祖上应该也不显赫，他拜相六年后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在任上逝世，张九龄为其做墓志铭，才为他找了一个大名鼎鼎的祖先，隋朝的吏部尚书，复兴儒家文化的大贤，牛弘。不过这实无可考，只是生拉硬拽而已。尽管牛仙客死后得到了文坛宗师张九龄撰写墓志铭的殊荣，但是在其生前，张九龄是极力反对他拜相的。
牛仙客没有参加过科举，是从担任故乡泾州鹑觚县（现在的甘肃省灵台县邵寨镇附近）的小吏开始宦海生涯的，他是一个能吏，受到历任上司的看重。王君毚任河西节度使时他任节度判官，处理各种军政事务托，他工作勤勉，以诚信待人，深得军民爱戴。后来王君毚战死，萧嵩接任，依然重用牛仙客，后来萧嵩因战功卓著回朝拜相，但仍遥领河西节度使，不过实际治理河西的就是牛仙客。牛仙客接替萧嵩正式出任河西节度使后，发挥其治理民政发展经济的特长，加之他廉洁奉公，使得“仓库盈满，器械精劲”。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他升任朔方行军大总管，继任者崔希逸将这些上奏朝廷，并经过刑部员外郎张利贞代表朝廷进行了现场盘点，果然属实。李隆基非常高兴，为树立榜样，准备任命牛仙客为六部中某一部的尚书，这是拜相的前兆。
张九龄的态度和“张守珪事件”一样，表示反对，认为六部尚书是卸任的宰相或是德高望重之臣才能担任，如果让任命一名边将，会被天下人耻笑。李隆基又退了一步，想要给牛仙客封爵并赐予封地，又遭到张九龄的反对，理由是储备粮草保养军械本就是边将的本职，不能算是可以封地授爵的功劳。李隆基几次想要为天下人树榜样（主要是奖励军功）的想法都被驳回，面对不识趣的张九龄，也揭露了他真实的想法：你不就是看不起牛仙客出身寒门吗？难道你张九龄就是什么高门大阀了？张九龄其实还真就是这么个思想，这也算是他的局限性吧。他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反而更加振振有词的反驳唐玄宗，说自己虽然也是岭南寒士，但是能得到您的重用是因为臣的文学，牛仙客不过是一个目不知书的胥史，如果您一定要提拔他，我实在是耻于和他为伍。
就这件事上，张九龄一是犯了“以文论人”的错误，文学好不代表品德好、能力好，有很多才子也是流氓混蛋；二是在相臣任免这样的大问题上，过于坚持己见，很有“专权”的嫌疑，要知道相臣之间，不仅有在处理朝政方面配合的责任，还有在忠于皇帝方面监督的义务。

（尚书，古纳言，唐家多用旧相，不然，历内外贵任，妙有德望者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谓何？又欲赐实封，九龄曰：「汉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汉法，太宗之制也。边将积谷帛，缮器械，适所职耳。陛下必赏之，金帛可也，独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岂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门阅哉？」九龄顿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夫，羞绛、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帝不悦。翌日，林甫进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书邪？九龄文吏，拘古义，失大体。」帝由是决用仙客不疑。——《新唐书 列传五十一》）

真正使唐玄宗对张九龄的不满爆发的，是关于对牛仙客的任命。
牛仙客堪称草根中的草根，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官身，祖上应该也不显赫，他拜相六年后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在任上逝世，张九龄为其做墓志铭，才为他找了一个大名鼎鼎的祖先，隋朝的吏部尚书，复兴儒家文化的大贤，牛弘。不过这实无可考，只是生拉硬拽而已。尽管牛仙客死后得到了文坛宗师张九龄撰写墓志铭的殊荣，但是在其生前，张九龄是极力反对他拜相的。
牛仙客没有参加过科举，是从担任故乡泾州鹑觚县（现在的甘肃省灵台县邵寨镇附近）的小吏开始宦海生涯的，他是一个能吏，受到历任上司的看重。王君毚任河西节度使时他任节度判官，处理各种军政事务托，他工作勤勉，以诚信待人，深得军民爱戴。后来王君毚战死，萧嵩接任，依然重用牛仙客，后来萧嵩因战功卓著回朝拜相，但仍遥领河西节度使，不过实际治理河西的就是牛仙客。牛仙客接替萧嵩正式出任河西节度使后，发挥其治理民政发展经济的特长，加之他廉洁奉公，使得“仓库盈满，器械精劲”。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他升任朔方行军大总管，继任者崔希逸将这些上奏朝廷，并经过刑部员外郎张利贞代表朝廷进行了现场盘点，果然属实。李隆基非常高兴，为树立榜样，准备任命牛仙客为六部中某一部的尚书，这是拜相的前兆。
张九龄的态度和“张守珪事件”一样，表示反对，认为六部尚书是卸任的宰相或是德高望重之臣才能担任，如果让任命一名边将，会被天下人耻笑。李隆基又退了一步，想要给牛仙客封爵并赐予封地，又遭到张九龄的反对，理由是储备粮草保养军械本就是边将的本职，不能算是可以封地授爵的功劳。李隆基几次想要为天下人树榜样（主要是奖励军功）的想法都被驳回，也颇为无趣，就在当日散朝后，李林甫单独进言，意思是牛仙客是宰相之才，小小的尚书自然不在话下，皇帝您是知人善任，张九龄不识大体。这种表态，让李隆基很欣慰，更是认为李林甫不仅能实干，也能站在全局角度看问题（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节用度，勤职业，仓库充实，器械精利；上闻而嘉之，欲加尚书。张九龄曰：“不可。尚书，古之纳言，唐兴以来，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骤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则但加实封可乎？”对曰：“不可。封爵所以劝有功也。边将实仓库，修器械，乃常务耳，不足为功。陛下赏其勤，赐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于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上悦。——《资治通鉴•唐纪三十》）。
在第二天，李隆基再次提出给牛仙客封爵，结果又被张九龄驳回，这就使李隆基非常生气了，于是揭批了张九龄的“内心深处”：你不就是看不起牛仙客出身寒门吗？难道你张九龄就是什么高门大阀了？张九龄其实还真就是这么个思想，这也算是他的局限性吧。他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反而更加振振有词的反驳唐玄宗，说自己虽然也是岭南寒士，但是能得到您的重用是因为臣的文学，牛仙客不过是一个目不知书的胥史，如果您一定要提拔他，我实在是耻于和他为伍（帝怒曰：“岂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门阅哉？」九龄顿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夫，羞绛、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新唐书 列传五十一》）。一番话又把李隆基噎的够呛，下朝后，还是李林甫，单独进言说，只要有才华见识，何必局限于诗词华丽，何况天子用人，有什么不可以破格呢。于是李隆基没有再考虑张九龄的意见，而是给牛仙客授爵封地（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十一月，戊戌，赐仙客爵陇西县公，食实封三百户——《资治通鉴•唐纪三十》）。
张九龄在相臣任免这样的大问题上，过于坚持己见，很有“专权”的嫌疑，显得嚣张跋扈了。平心而论，他这种“以文论人”的想法也不是多么科学，文学好不代表品德好、能力好，有多少才子才是真正的流氓混蛋。这件事后，李隆基看张九龄越来越不顺眼，罢免其实只是时间问题，不过是要等一个契机而已。张九龄通过复盘，发现了李林甫的厉害，也感知到了自己的相位不稳，他还没有清高到“不为五斗米折腰”，非常想留在相位上。为了缓和与李林甫的关系，希望他不要过早的取自己而代之，他写了一首《咏燕》送给李林甫，诗中以暂时来到“绣户”、“玉堂”的海燕自喻，说自己无心与他人竞争，希望鹰隼，也就是李林甫不要猜忌自己。

《咏燕》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暂来。
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不过，李林甫好不容易才等来了这样的局面，自然会“宜将剩勇追穷寇”，何况，这第一宰相位置的“绣户”、“玉堂”只有一所，你这海燕不去，我这鹰隼怎么能来？
李林甫趁热打铁，就在张九龄的权威被李隆基否定而 仙客获得封赏的一个月内，就发动“严挺之”事件，罢免了张九龄和裴耀卿。
作为第一丞相的中书令张九龄罢相，直接原因颇有点“躺枪”的味道。张九龄赏识并提拔了一位尚书左丞严挺之，授予他负责吏部的职责，并且准备举荐他进入宰相班子，这是当做接班人培养的节奏，这位严挺之原来做过中书侍郎，是张九龄的直接副手，跟张九龄交好。他有位前妻，改嫁给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刺史贪污受贿被人检举揭发，严挺之的前妻托门路托到了严挺之的门下。严挺之一时糊涂，竟然开始为“隔壁老王”上下打点，却被一直对他耿耿于怀的李林甫抓住把柄。为什么李林甫对严挺之有如此怨念呢？一是严挺之作为文人，瞧不起不是科举出身的李林甫，平时缺乏敬重，反对李林甫引荐的萧炅为户部侍郎，并嘲讽萧炅为“伏猎侍郎”的就是他。并且严挺之曾经放言，绝不登李林甫的大门。二是严挺之上升势头很猛，也让李林甫隐隐感到威胁。
李林甫指使手下将严挺之妄想为王刺史脱罪的情况上报李隆基，因为严挺之是高级干部，李隆基召集宰相商议如何处置。结果缺乏政治敏感性的张九龄以严挺之已经和前妻分手为由，力证严挺之不是徇私，但这个结论明显站不住脚，李隆基认为“虽离乃复有私”，并因此引起对张九龄“结党”的警惕。
这件发生在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的“包庇”事件，影响不大但性质严重，李隆基为了警告大臣不要“结党营私”，在事发的第二天，就下诏免除了张九龄的相职。
裴耀卿的罢相更是无辜，就是因为他素日与张九龄交好，于是被罢去相位，第一宰相正是由李林甫接任，而第二宰相恰是张九龄反对的牛仙客。不过李隆基还是一如既往地给离开相位的大臣们一个体面归宿，裴耀卿改任尚书左丞相，封爵赵城侯，张九龄任尚书右丞相，尽管是虚职，但也算平稳着陆。
只是由于张九龄文风太盛，留在京城终是隐患，总在皇帝面前晃，哪天皇帝念起他的好，再启用他拜相怎么办？二进宫的宰相不是没有，张说就是例子。恰好在张九龄罢相的第二年，大臣周子谅弹劾牛仙客不配为相，在弹劾的言论中引用了谶语，被认定为妖言惑众，仗死在朝堂。张九龄曾经推荐过周子谅，李林甫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举荐不称职的罪名，把张九龄贬谪荆州，任大都督府长史，至死未回京师。
自此，李林甫开始了他16年首席宰相的宦海生涯，变化的只是他身边的搭档，牛仙客、李适之、陈希烈等等。张九龄这只海燕，终于没能逃出鹰隼的爪喙。

修改了一点

四、无双国士成追忆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张九龄贬谪荆州担任大都督长史，离开相臣的位置，又被踢出京师，张九龄反而不再有患得患失之心，平静的接受了现实。此时的他在回头看看自己那些如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等等颇有几分向李林甫讨饶的句子，不禁五味杂陈：早知讨饶无用，何必低声下气。勘破了这一层的张九龄，在荆州期间，写了很多抒发自己高洁志向和坚贞品德的诗篇，最有名的当属《感遇》十二首，其中的第一首和第四首更是广为流传，选进《唐诗三百首》，并成了开篇之作。
《感遇其一》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诗句毫无用典，诗句自然顺畅却又蕴意深厚。诗中的春兰和秋桂，都是诗人的自喻，这种比兴手法是婉转抒情的一种常用手法。诗歌的最后两句乃是诗眼，前六句描写草木君子生机盎然，美丽了季节，相悦了隐者，在铺垫的基础上，指出这种高雅洁净，是出于本心，而不求美人的怜爱。言外之意是无论皇帝对我恩宠或是疏远，我都会保持自己君子之风的本色。
这首诗可以看成是张九龄对自己心声的一次吐露，并没有把情绪投射出来，但在感遇其四中，张九龄对于自己贬谪的始作俑者李林甫，提出了带有讽刺意味的规劝，火药味渐浓，却又表现的相当文雅。

这首诗可以看成是张九龄对自己心声的一次吐露，并没有把情绪投射出来，但在感遇其四中，张九龄对于自己贬谪的始作俑者李林甫，提出了带有讽刺意味的规劝，火药味渐浓，却又表现的相当文雅。
《感遇其四》
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
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
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
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
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开头两句，以孤鸿自喻，池潢是池塘的意思，一只越过重洋的鸿鸟，对一个池塘都不敢注目，这个句子描写孤单寥落的背后，更有“心有余悸”之感，惊涛骇浪之余，对一汪碧水的敬而远之，恰如张九龄对官场倾轧的恐惧。原来，怕，不是因为胆子太小，是因为经历太多。
接下来的四句以华丽的翠鸟来入诗就有些意思了，翠鸟比之孤鸿，代指的事清高与世俗。侧见一词一语双关，既有暗指李林甫牛仙客这两个鸟人气焰熏天使人不敢正视的意思，也有冷眼观之不屑一顾的意味。接下来的两句：站的那么高，就不怕飞来的弹丸吗？这其中有善意的提醒，也能读出有“天道轮回”般的幸灾乐祸。所以在后面两句更倾向温柔敦厚的说理：漂亮的衣服太过引人注目，总会被挑出毛病，过于高贵富足的家庭，难免会招来鬼神的厌恶。高明一词，可不是说见解高人一等，而是出自《左传》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的典故，是说富贵至极的高门大阀会招恶鬼的窥伺，寻机给带来霉运，蕴含的是“盛极而衰”的哲理。
最后两句又把视觉落回到自己身上，说自己就要鸿飞冥冥，世间的一切都不会再给自己桎梏和伤害，让那些还在红尘中的沉浮艳羡吧。
顺便插一句，金庸大师一定非常喜欢“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两句。在小说《连城诀》中，被奸诈的戚长发改成“哥翁喊上来，是横不敢过”，用似是而非的“躺尸剑法”来误导自己的徒弟狄云和女儿戚芳，从而揭开一场比拼人品卑劣的大戏。
唐玄宗也很是大度，并没有细究这些诗中的怨气，还在开元二十七年，给张九龄封爵始兴开国伯，食邑五百户。这也是张九龄作为贬官，一直被文坛的后辈追随膜拜的原因之一：大都督一职都是皇亲遥领，长史实际上是真正的封疆大吏，并且皇帝也没有穷追猛打，还不停的念叨“风度得如九龄否？”不排除东山再起的可能，此时的“烧冷灶”，也许会有意外收获。
张九龄不仅不愧伯乐张说给自己的的评价，成为“后来词人称首也”的文坛领袖，并且也和张说一样，大力奖掖后辈，其中被后人熟知的当推王维和孟浩然。在张九龄被贬谪到荆州之后，世人还是尊称他为“张丞相”，王维和孟浩然分别呈诗拜谒。王维在《寄荆州张丞相》中写道：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表达了对张九龄的思念之情和感激之意。孟浩然诗人生涯中最出色的一首诗就是写给张九龄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张九龄在荆州呆了三年后，自己感到时日无多，于是请假回乡祭拜祖先，就在这次祭拜的行程中去世，也算是魂归桑梓，功德圆满。唐玄宗追赠他为荆州大都督，谥号叫文献。在张九龄离世十五年后的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曾被其在脑门上贴上“必反标签”的安禄山掀起了“安史之乱”，从而导致唐朝迅速从“全盛”走向没落。唐玄宗匆忙出逃四川，回忆起自己拒绝张九龄建议杀掉安禄山的往事追悔莫及，专门派使臣到张九龄在曲江的墓前祭奠，并再次追赠张九龄为司徒，官居一品了。
张九龄还有一些诗歌写的隽永雅正，非常精彩。例如在一首《折杨柳》的赠别诗中写道：纤纤折杨柳，持此寄情人。一枝何足贵，怜是故园春。杨柳本身并不珍贵，珍贵的是它饱含着故乡春天的气息和折柳送别之人的深情。在一首奉和诗中，他也娓娓劝谏视察军事要塞的皇帝：在德不在险，方知王道休。
当然，还有一首很多人写过的同题诗，我认为张九龄的首屈一指，那就是《赋得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
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

文士张九龄，是一位诗文俱佳的文坛领袖，是从唐朝一直影响到清朝的岭南诗派的创始人。宰相张九龄，是一位忠贞正直，清廉高洁的官员楷模，玄宗称赞他有正大厦者柱石之力，乃昌帝业者辅相之臣。对于岭南地域，张九龄是一个传说的存在，因此后人评价他是“盛唐无双士，岭南第一人”。

@李贾博尔 2019-08-08 22:47:48
先留名，再好好看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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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被隐逸和功名分裂的任性才子孟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