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星的陨落——宋教仁遇刺真相大解密（共12集）
重点嫌疑犯：陈其美的幕后身影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讲到，袁克文在报上撰文说宋教仁被暗杀时他恰好在上海，而且亲眼见证了陈其美与应桂馨企图谋害宋教仁的举动，那么，袁克文说的是否真有其事呢？
袁克文说，宋教仁北上前，陈其美、应桂馨等人为之饯行，席间陈其美问起宋教仁将如何组织政党内阁，宋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陈其美听后默不作声，脸色很不好看。一旁的应桂馨勃然大怒，大骂道：“你这样搞法，简直就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说罢，应桂馨从怀里掏出手枪做出要打的样子，其他人一看不好，赶紧将应桂馨劝住。威胁之下，宋教仁却不屈服，只说了八个字：“死无可惧，志不可夺。”众人只好不欢而散。
袁克文又说，他有个老朋友名叫沈翔云，同时也是陈其美的重要谋士，有一天沈翔云私下告诉袁克文，说：“宋教仁要出事了!”袁问其故，沈翔云说：“国民党内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桂馨尤其如此。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的几句议论，也都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几天后，宋教仁果然出事。
袁世凯的儿子中，次子袁克文一向不关心政治，这点与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太子”袁克定截然不同。不过，一生风流倜傥的袁克文还有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那就是，他也不但是青帮中人，而且位居“大”字辈，因而对帮会内部情况颇有了解。袁克文自称，他的文章就是为先公袁世凯辩白，这也给宋教仁的遇刺提供了一个新说法。
说起陈其美与黑帮的关系，和一个人有很大关系，那就是之前提到的青帮大佬范高头。这段机缘得从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说起。陈家兄弟是浙江湖州人，原本是乡绅世家，闹太平军的时候因战乱而家产荡尽，尽管其父勉力恢复祖业，但毕竟劫后余生，大不如前。为此，陈父将陈家三兄弟做了如下安排：老大陈其业继承祖业，经营农桑；老二陈其美外出学徒，志在商贾；老三陈其采修学私塾，以博功名。
陈家老三陈其采确实有出息，他从小聪明伶俐，十六岁中秀才，十八岁被选为官费生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5年后，陈其采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绩学成回国，由于当时清廷正在大练新军，陈其采等人受到了极大重用。刚一回国，陈其采就被委派为驻沪新军统带，不久又被派去创办湖南武备学堂。之后，陈其采又担任了湖南新军标统（即团长）职务，当时仅25岁。两年后，陈其采被调往南京任陆军第九镇正参谋官，不久又被征调入京担任军咨府（也就是参谋本部）第三厅厅长，当时刚三十出头。像陈其采这样的例子很多，同样年轻并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良弼、蔡锷、吴禄贞、阎锡山、张绍曾、蓝天蔚等人，在清末民初都是显赫一时，这批人算是赶上了好时候。
这些有点扯远了，回到刚才的话题。话说陈其采从日本回来后，一度担任了驻沪新军统带，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因为职务原因，他在不经意间帮了青帮大佬“范高头”一个大忙，这为老兄陈其美在青帮中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范高头有个徒弟名叫芮德宝，某次在城隍庙附近看到一个英国人正在欺负一个中国女招待，芮德宝一时义愤上前拦阻，那英国人仗着自己是外国列强，反对芮德宝大打出手。芮德宝一怒之下，使出看家本领将英国人打得落花流水，稀里哗啦。吃了这顿打后，洋人狼狈窜回英国领事馆并强烈要求领事惩治“凶犯”。那时的列强势力大，又有领事裁判特权，范高头不敢轻易得罪洋人，但要将芮德宝交到洋人手中的话，势必让他大丢面子，影响到他的江湖地位。
正当范高头左右为难之时，英国领事请求驻沪新军统带陈其采协助抓捕芮德宝，陈其采问明事情缘由后，非但坚持由上海地方来审理此案，而且反过来要求惩办那个英国肇事者。慑于陈其采手里的兵权，英国领事也不敢有过分的要求，最后反以英国人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结案。
陈其采的介入让芮德宝的案子圆满了结，这让范高头十分的感激与钦佩，也让他欠下了陈其采一个大人情。但是，由于陈其采很快外调并步步高升，范高头没有机会报恩，这个好事后来就落到了陈其美的身上。
陈其美比陈其采大两岁，老弟的成功经历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和启发。说来也是，陈其美很早就出来学徒，在典当行里干了12年还没出师，而弟弟不过在日本留学几年，便已是飞黄腾达，人前人后，前呼后拥，这让他心理如何平衡。之后，陈其美要求弟弟给予资助，他也要到日本去镀镀金。
到日本后，陈其美进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但这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简直不能比，因为进日本士官学校必须由清廷官派，而且选拔非常严格，几十人、上百人才能挑中一个，像陈其采这样的成功案例太扎眼了，当时想去日本学军事的人太多，于是狡猾的日本人便办了不少野鸡学校来招徕中国学生，以骗取他们的学费，东斌学校便是其中一所。
可想而知，这些野鸡学校的留学生是学不到什么真本领的，不过倒让革命党人有机可乘，不久，陈其美也加入了同盟会并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先进。和这些老资格的革命党相比，陈其美参加革命的时间要晚得多，资历也浅得多，但陈其美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社会经验丰富，多年的历练让他在革命活动中极为精明强干，由此很快跻身领导人之列。
陈其美一向行事果断，胆大心黑，当时有“四捷”之称，也就是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加上他本人豪侠仗义，好交朋友，因而打入青帮后如鱼得水，在范高头的帮助下，应桂馨很快结识了帮中大大小小的头目。为了方便革命，陈其美不久又将一些青帮大头目拉入了革命阵营，如原范高头手下的骨干成员应桂馨、刘福彪、李徵五等人，这些人及手下数千会众在之后的上海革命中出力不小。
辛亥革命后，原本在官场上混得好好的陈其采见老兄已经公然反叛，他深知北京不可久留，随后潜逃南方，就此告别了他的前朝仕途。民国后，陈其采投身财政，并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财政部江海关监督等职，虽然混得也还可以，但与老二陈其美及侄子陈果夫、陈立夫比，陈其采只能算籍籍无名了。
陈其美就不一样了，他天生就喜欢乱世，而且趁乱当上沪军都督，一时风光无限。不过，陈其美虽然在革命中爆得大名，但他骨子里依旧是黑帮本色，为巩固自己的地位，陈其美不惜将革命党内部乃至帮会中的竞争对手一一干掉或者赶走，其中就包括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枪杀攻克南京有功的民军参谋长陶骏葆，就连在攻打制造局时救过他性命的光复会领袖李燮和，因为成立了与他对着干的吴淞军政分府，陈其美将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屡次派人行刺，结果李燮和被吓得离开上海。另外，镇江军政府都督、北伐军临淮总司令林述庆，也险些命丧他手。
除此之外，陈其美为勒索革命经费还绑架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宋案”后又炸死了同为青帮大佬、时任扬州都督的徐宝山，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因为反对革命党驻兵闸北而被人刺死，据说也是陈其美幕后指使，至于后来上海守备使、北洋将领郑汝成被炸死，则是陈其美最后一次成功的暗杀。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讲到，袁克文在报上撰文说宋教仁被暗杀时他恰好在上海，而且亲眼见证了陈其美与应桂馨企图谋害宋教仁的举动，那么，袁克文说的是否真有其事呢？
袁克文说，宋教仁北上前，陈其美、应桂馨等人为之饯行，席间陈其美问起宋教仁将如何组织政党内阁，宋说：“我只有大公无党一个办法!”陈其美听后默不作声，脸色很不好看。一旁的应桂馨勃然大怒，大骂道：“你这样搞法，简直就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说罢，应桂馨从怀里掏出手枪做出要打的样子，其他人一看不好，赶紧将应桂馨劝住。威胁之下，宋教仁却不屈服，只说了八个字：“死无可惧，志不可夺。”众人只好不欢而散。
袁克文又说，他有个老朋友名叫沈翔云，同时也是陈其美的重要谋士，有一天沈翔云私下告诉袁克文，说：“宋教仁要出事了!”袁问其故，沈翔云说：“国民党内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桂馨尤其如此。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的几句议论，也都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几天后，宋教仁果然出事。
袁世凯的儿子中，次子袁克文一向不关心政治，这点与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太子”袁克定截然不同。不过，一生风流倜傥的袁克文还有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那就是，他也不但是青帮中人，而且位居“大”字辈，因而对帮会内部情况颇有了解。袁克文自称，他的文章就是为先公袁世凯辩白，这也给宋教仁的遇刺提供了一个新说法。
说起陈其美与黑帮的关系，和一个人有很大关系，那就是之前提到的青帮大佬范高头。这段机缘得从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说起。陈家兄弟是浙江湖州人，原本是乡绅世家，闹太平军的时候因战乱而家产荡尽，尽管其父勉力恢复祖业，但毕竟劫后余生，大不如前。为此，陈父将陈家三兄弟做了如下安排：老大陈其业继承祖业，经营农桑；老二陈其美外出学徒，志在商贾；老三陈其采修学私塾，以博功名。
陈家老三陈其采确实有出息，他从小聪明伶俐，十六岁中秀才，十八岁被选为官费生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5年后，陈其采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绩学成回国，由于当时清廷正在大练新军，陈其采等人受到了极大重用。刚一回国，陈其采就被委派为驻沪新军统带，不久又被派去创办湖南武备学堂。之后，陈其采又担任了湖南新军标统（即团长）职务，当时仅25岁。两年后，陈其采被调往南京任陆军第九镇正参谋官，不久又被征调入京担任军咨府（也就是参谋本部）第三厅厅长，当时刚三十出头。像陈其采这样的例子很多，同样年轻并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良弼、蔡锷、吴禄贞、阎锡山、张绍曾、蓝天蔚等人，在清末民初都是显赫一时，这批人算是赶上了好时候。
这些有点扯远了，回到刚才的话题。话说陈其采从日本回来后，一度担任了驻沪新军统带，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因为职务原因，他在不经意间帮了青帮大佬“范高头”一个大忙，这为老兄陈其美在青帮中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范高头有个徒弟名叫芮德宝，某次在城隍庙附近看到一个英国人正在欺负一个中国女招待，芮德宝一时义愤上前拦阻，那英国人仗着自己是外国列强，反对芮德宝大打出手。芮德宝一怒之下，使出看家本领将英国人打得落花流水，稀里哗啦。吃了这顿打后，洋人狼狈窜回英国领事馆并强烈要求领事惩治“凶犯”。那时的列强势力大，又有领事裁判特权，范高头不敢轻易得罪洋人，但要将芮德宝交到洋人手中的话，势必让他大丢面子，影响到他的江湖地位。
正当范高头左右为难之时，英国领事请求驻沪新军统带陈其采协助抓捕芮德宝，陈其采问明事情缘由后，非但坚持由上海地方来审理此案，而且反过来要求惩办那个英国肇事者。慑于陈其采手里的兵权，英国领事也不敢有过分的要求，最后反以英国人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结案。
陈其采的介入让芮德宝的案子圆满了结，这让范高头十分的感激与钦佩，也让他欠下了陈其采一个大人情。但是，由于陈其采很快外调并步步高升，范高头没有机会报恩，这个好事后来就落到了陈其美的身上。
陈其美比陈其采大两岁，老弟的成功经历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和启发。说来也是，陈其美很早就出来学徒，在典当行里干了12年还没出师，而弟弟不过在日本留学几年，便已是飞黄腾达，人前人后，前呼后拥，这让他心理如何平衡。之后，陈其美要求弟弟给予资助，他也要到日本去镀镀金。
到日本后，陈其美进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但这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简直不能比，因为进日本士官学校必须由清廷官派，而且选拔非常严格，几十人、上百人才能挑中一个，像陈其采这样的成功案例太扎眼了，当时想去日本学军事的人太多，于是狡猾的日本人便办了不少野鸡学校来招徕中国学生，以骗取他们的学费，东斌学校便是其中一所。
可想而知，这些野鸡学校的留学生是学不到什么真本领的，不过倒让革命党人有机可乘，不久，陈其美也加入了同盟会并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先进。和这些老资格的革命党相比，陈其美参加革命的时间要晚得多，资历也浅得多，但陈其美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社会经验丰富，多年的历练让他在革命活动中极为精明强干，由此很快跻身领导人之列。
陈其美一向行事果断，胆大心黑，当时有“四捷”之称，也就是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加上他本人豪侠仗义，好交朋友，因而打入青帮后如鱼得水，在范高头的帮助下，应桂馨很快结识了帮中大大小小的头目。为了方便革命，陈其美不久又将一些青帮大头目拉入了革命阵营，如原范高头手下的骨干成员应桂馨、刘福彪、李徵五等人，这些人及手下数千会众在之后的上海革命中出力不小。
辛亥革命后，原本在官场上混得好好的陈其采见老兄已经公然反叛，他深知北京不可久留，随后潜逃南方，就此告别了他的前朝仕途。民国后，陈其采投身财政，并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浙江省财政厅厅长、财政部江海关监督等职，虽然混得也还可以，但与老二陈其美及侄子陈果夫、陈立夫比，陈其采只能算籍籍无名了。
陈其美就不一样了，他天生就喜欢乱世，而且趁乱当上沪军都督，一时风光无限。不过，陈其美虽然在革命中爆得大名，但他骨子里依旧是黑帮本色，为巩固自己的地位，陈其美不惜将革命党内部乃至帮会中的竞争对手一一干掉或者赶走，其中就包括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枪杀攻克南京有功的民军参谋长陶骏葆，就连在攻打制造局时救过他性命的光复会领袖李燮和，因为成立了与他对着干的吴淞军政分府，陈其美将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屡次派人行刺，结果李燮和被吓得离开上海。另外，镇江军政府都督、北伐军临淮总司令林述庆，也险些命丧他手。
除此之外，陈其美为勒索革命经费还绑架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宋案”后又炸死了同为青帮大佬、时任扬州都督的徐宝山，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因为反对革命党驻兵闸北而被人刺死，据说也是陈其美幕后指使，至于后来上海守备使、北洋将领郑汝成被炸死，则是陈其美最后一次成功的暗杀。
正因为陈其美在历史上并不清白，加上与应桂馨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些报纸在“宋案”发生后也同样怀疑陈其美是幕后谋主。一直与革命党做顽强斗争的大才子梁启超，他在家信中就直指陈其美为刺宋主谋，并认为“宋案”是“同盟会人自屠”，与北京政府毫无关系。不仅如此，梁启超还怀疑这些人将下一个谋刺的对象指向了自己。
舆论压力下，陈其美一边登报自辩，声明自己与应桂馨并无特殊关系，一边督促国民党人尽快破案，以证清白。在黑白两道的共同努力下，“宋案”在事发后3天内即告破获，这在租界暗杀史上算头一遭。多年以后，陈果夫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当年陈其美被怀疑为刺宋主谋后，立即把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潢找来，让他将北京政府与上海方面的电报找来，哪几个人有电报，哪些人有关系，一索即得，正因为在电报往来中找到关键线索，“宋案”才被轻易破获，所以要说功劳的话，还得归功于吴佩潢。
亲自参与破案的国民党人周南陔也回忆说，“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对于缉拿凶手的工作异常努力，凡是党内干事及在沪党员，几乎全体出动，分头寻觅线索。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之前就奉陈其美的命令担任情报工作，凡与“宋案”有关的来往各电，都由他亲自到电报局核对收发号码，逐件逐字检复无讹，并由局中收发员、拍电员等原经手人在电稿上一一签字为证。
当然，破案太快也未必是好事。正如后来北京国务院声明所指责的，“宋案”之所以破案如此之速，原因是应桂馨、武士英等毫无防备也不准备逃跑，他们没有想到主使他们谋杀的人竟然会将他们出卖，整个谋杀案的破案线索与凶犯一索即得，就是这个缘故。至于这个背后的主使人，不是别人，正是陈其美。
在这份声明中，北京方面构筑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逻辑：由于宋教仁主张举袁世凯为总统，陈其美、黄兴等人大为不满，革命党内部暗斗已极激烈。应桂馨本是陈其美的旧部，武士英又是黄兴的私人，洪述祖因为宋教仁要争内阁总理，为保上司赵秉钧的位置而唆使应桂馨毁坏宋之名誉，陈其美利用这一时机，假应桂馨、武士英之手刺杀宋教仁，事后又将罪名归于中央政府。案件破获后，武士英本已将内情全部供出，但陈其美用二十余万元巨款贿赂会审公堂，并威吓武士英全面翻供。等案犯引渡至上海地方检察厅后，陈其美担心武士英再度改口而将之毒杀灭口，以警告应桂馨不得乱说乱动。
逻辑虽然有些道理，但北京方面的指责多为猜疑层面，譬如说武士英是黄兴私人，目前就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点。不过，如果武士英真是被人谋杀，那陈其美倒是有很大的嫌疑，因为武士英被关押在沪军军营，而驻军是陈其美之前的部队，这等谋杀案，如果没有陈其美的默许，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应桂馨，他在刺杀案中的安排也颇有些奇怪。按说，应桂馨是黑道中人，共进会也是人才济济，什么样的杀手找不到，为什么会从大街上随便找个武士英这样的去干这一票呢？要知道，刺杀即将成为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在当时无论如何也不算小事吧？
应桂馨不用内部人，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不想把共进会牵涉进来，或者说，从一开始就有在事成后将武士英出卖的打算，这或许是武士英在应家被抓的原因之一。颇为讽刺的是，看来应桂馨也被人出卖了，而出卖他的人，很可能就是之前与他交往颇深的革命党人。
从整个刺宋过程来看，仍有许多无法解释的疑点，譬如宋教仁是不是真被武士英所打死，恐怕也不能盖棺论定。或者说，武士英奉命去刺杀宋教仁，他也确实开了枪，但因为刺杀时是深夜，加上现场混乱，并不能排除还有其他人开枪的可能。武士英在口供中认为是自己打死了宋教仁，其实也未必。
这个猜测并不是毫无根据，从现场来看，刺客并不止武士英一人，而是还有其他三人，即吴乃文、陈玉生、张汉彪。这三人中，吴乃文之前是应桂馨担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时的手下，正是他将武士英介绍给应桂馨；陈玉生是整个刺杀案的具体负责人，行刺当晚由他带队；张汉彪身份不详，但应该也是杀手。另外，买凶杀人的过程中，还有一位自称是光复军军需官的冯某曾与武士英接洽过。这些人在案发后都逃之夭夭，只剩下一个傻乎乎的武士英被抓被杀，很多秘密也就此戛然而止。
从这四人的身份来看，既有革命党人，也有帮会分子，或者同时具备两种身份。黑帮分子一向行事诡密，手段肮脏下作，其中也不乏欺诈，而一些革命党人同样是“只问目的、不计手段”，例如光复会会长陶成章被刺一案中，即表现得淋漓尽致。多年后，蒋介石在日记中亲口承认，陶成章被刺正是他所为，而幕后指使人乃是把兄陈其美。陶成章被杀后，蒋介石潜往日本避风头，另一位杀手王瑶卿则很快被人灭口。
更吊诡的是，“宋案”的破获过程中居然出现了蒋介石的身影。时任上海地方检察厅长的黄镇磐曾说，当时要没有蒋介石的协助破案，凶手武士英等在短期内恐怕很难在租界中顺利捕获。这说来有些奇怪了，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后跑到日本躲避近一年，谁曾想他居然也参与了“宋案”的破获！
作为陈其美手下的另一重要头目，王金发的作用就更大了。王金发是“山大王”的出身，清末革命时就干起了暗杀的勾当，他这次协助破案可谓熟门熟路。“宋案”发生后，王金发以国民党特派员的身份带队前去捉拿应桂馨，后又在应宅捕获武士英并搜得大量罪证，论功劳自然不小。
另有一段值得注意的史料。曾受宋教仁提携看重的国民党后进杨思义回忆“宋案”时说，国民党选举胜利后，宋教仁各地演讲，其中不乏抨击袁世凯政府，后有人以匿名方式予以反击。宋教仁到上海后撰文反驳，将匿名氏辩得体无完肤，再未出现。宋教仁说起这事时得意非凡，不由仰天大笑，陈其美在边上冷冷地说：“钝初，你不要快活，仔细他们用暗杀手段对付你。”宋教仁听后更加大笑，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暗杀人，哪里海怕他们来暗杀我们？”
宋教仁遇刺的当天深夜，杨思义从同学唐果处得到消息，说袁世凯派出许多刺客要暗杀宋教仁，而唐又是与共进会的另一大佬张尧卿吃花酒时得知的。杨思义正打算次日劝阻宋教仁，不料第二天早上就得到消息，宋教仁提前出发，已经被刺。这时，邮差送来一张明信片，其中不乏挑衅离间之语，说本打算除掉黄兴，不料误中宋先生，实在抱歉之至云云。
明信片之说很可能是故意搅混水，因系孤证，无法查实，不过，文中提到陈其美和张尧卿事先知道刺杀之事，倒透出了几分蹊跷。杨思义说，张尧卿和陈其美都是江湖领袖，是有路数的人，说话必然有因。如果这段史料是真，那陈其美有两种可能，一是策划了这场暗杀，另一种就是冷眼旁观，放任了这场谋杀。
袁克文的生前文友、熟稔民国掌故的郑逸梅曾说，宋教仁遇刺之时，陈其美在妓院宴客，忽有人来报宋被刺死，陈其美开始为之愕然，既而却向在座者举杯，说：“可干此一杯。”然而，这杯酒究竟是为庆功，还是为自己的警告无果而干，只有陈其美自己知道了。
陈其美对待应桂馨的态度也很奇怪。应桂馨被关押期间，所得到的待遇与武士英简直是天壤之别，更吊诡的是，“二次革命”爆发后，应桂馨竟然在陈其美的眼皮底下从容逃走，这其中又有何隐情呢？请看下文。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10篇。）
涉案人大结局：谁也没有好下场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讲到，“二次革命”爆发时，应桂馨在陈其美的默许下从容逃走，这事说来有些蹊跷。按说，此时离宋教仁遇刺已近半年，案情早该水落石出，但由于凶犯武士英已死、另一嫌犯洪述祖仍旧在逃，法庭审理一时无法继续，应桂馨也就一直羁留监所，无所事事。
虽说是蹲局子，但应桂馨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什么被褥衣服，常换常新；美味佳肴，更是从不间断。更荒唐的是，应桂馨有抽鸦片的嗜好，最开始他还偷偷摸摸用手帕涂上吗啡浆过瘾，到后来越来越嚣张，竟公然要求往里边送鸦片烟。上海检察厅也很为难，怕他寻死觅活，像武士英那样来个“死无对证”，到时更加被动，最后只好特准他在狱中公开抽大烟。鸦片问题上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必说了。
就算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多久。等到1913年7月，外面早已是硝烟四起，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彻底撕破脸，打成了一团。不幸的是，革命党人毕竟是游击队，打不过袁世凯的北洋正规军，陈其美等人攻打江南制造局失败后，残兵败将从南市撤退到闸北。一片混乱之时，值日高级副官周南陔向陈其美请示，说刺宋要犯应桂馨，此时还关押在城里地方监狱中，现在是将他带到闸北军中，还是就在此时把他给枪毙了？
陈其美此时正在黄兴公馆里，因为军务繁忙，昼夜不眠，精神十分疲惫，当时眼睛还闹毛病，双眼红肿，不能睁视。听了周南陔的请示后，陈其美考虑了好一阵子，说：“不必！此案既归司法办理，应由司法处理。我辈向来责备袁世凯违法，现在不能自蹈其咎。”说着，因为不能睁眼，陈其美用手作势，指着另一手心说：“放心！放心！总在我们的这里。”大意是，孙猴子再厉害，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周南陔听后，也就此作罢。
这下，应桂馨的机会来了。据天津《大公报》的报道，7月24日晚，监狱狱官吴确生被应桂馨贿赂，“任由应等由该狱大门而出”，同时逃出的还有辛亥革命时因杀死革命党而被捕的原江苏山阳县知县姚荣泽。
除狱官受贿之外，应桂馨的脱逃还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应桂馨被一群流氓劫狱救出，另一说法是陈其美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前，革命军中一些士兵临阵溃逃，其中有二十几个被关在应桂馨所在地，等到陈其美大败之时，这些人立刻闹了起来，应桂馨也来了里应外合，带领囚犯暴动并顺利逃跑。在此过程中，有关“宋案”的大量文件档案也被毁弃一空。
周南陔后来说，革命军撤退时，陈其美未能及时将应桂馨明正典刑，似乎是一小小失着。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应桂馨最后还是报应不爽，没过多久就陈尸于津浦路车厢中，宋教仁先生的在天之灵，总算可以瞑目。
周南陔说应桂馨的逃走是陈其美的一小小失着，实则未必。从他的讲述来看，陈其美非但没有要处死应桂馨的打算，而且还有意放应桂馨一马，这是什么缘故，颇值得思量。也许是因为江湖友情，也许是作为祸水东引的对价，但不管怎么说，应桂馨是逃走了，但最后还是死了，只不过不是死在津浦铁路，而是死在了京津铁路的车厢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应桂馨越狱成功后，他得知洪述祖正在青岛德国租界避风头，于是他也立刻前去投奔。到青岛后，革命党人的讨袁战争已然失败，应桂馨心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次该轮到自己押对了，于是与洪述祖密谋一番后，公开发出两道要求“平反冤狱”的通电，第一道的大意是，革命党人此次叛乱，宋教仁实为祸首，武士英杀贼反而受祸，功罪难平，请中央政府从速颁发明令，平反冤狱。这道电文，应桂馨表面上为武士英喊冤，实际上是为自己表功。
见袁世凯毫不理会，应桂馨又发出第二道通电，称宋教仁是主谋内乱之人，却死有余荣；武士英为民除害，竟冤沉海底。国民党所实施的计划，都是宋教仁一手编制，如果没有武士英的奋身一击，如今民国真不晓得成了什么样子。我应桂馨因为这个案子，搞得骨肉分离，旧部星散，如今栖身穷岛，想想自己因为奔走革命而已破其家，接着又为维持共和而几丧其身，请中央政府一定颁发明令，要为我等申冤，云云。
这份电报还是没人理，应、洪两人很是失望。应桂馨去青岛，本是想问洪述祖要点报酬，但洪述祖当时也是漏网之鱼，情况并不比他好多少。在洪述祖的怂恿之下，应桂馨这个亡命之徒干脆豁出去了——上北京找袁世凯要钱去。
1913年10月20日，应桂馨大咧咧地从青岛跑到北京，随后写信给袁世凯要求兑现“毁宋酬勋位”的诺言，并狮子大开口地提出要授予他“勋二位”和50万元。有人提醒他说，老袁也不是好惹的，你小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小心到时吃不了兜着走。应桂馨说，不怕，我手里还有更机密的文件，不怕袁世凯不给我钱。这些话传到袁世凯那里，老袁当然很不痛快。
1914年1月18日晚，四个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的名义爬进应桂馨的住所，所幸应桂馨这天不在，来人翻箱倒柜搜查一番后即扬长而去。得知这个消息后，应桂馨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自己命大，躲过了一次突袭，下次那就很难说了。第二天一大早，应桂馨立刻收拾行李直奔火车站往天津逃命去。殊不知，应桂馨跑得快，别人反应更快，就在他所乘的京津铁路头等客车中，应桂馨被不明杀手活活砍死。
老袁果然不是好惹的。对此，袁克文倒是坦白的承认，应桂馨确实是袁世凯杀的。据他所说，“二次革命”平息后，应桂馨通过洪述祖介绍，称愿意效忠北洋政府，袁世凯假意应承，等到应桂馨入京觐见，袁世凯待其退下后，即对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说，应某狼视，不可留也，且宋教仁死于其手，不可不诛之。雷震春说，应桂馨遵令投诚，杀之有违信用，如一定要杀，最好用暗杀解决。后来，应桂馨在京招摇生事，袁世凯即令雷震春速速行事。雷震春于是先派人警告应桂馨，一面让他赴天津暂避，一面安排杀手将之刺杀于途中。
雷震春派出的杀手是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和侦探王双喜，离奇的是，这两个人后来也不得善终。据说原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出任陕西督军时，袁世凯命郝占一赴陕听候任用，但不久即被杀。王双喜听到这个消息后，吓得在北京旅馆中发了疯，不久也死了。这段杀手的故事有些传奇色彩，因系小人物，目前真假难辨。
应桂馨死后，家中已是倾家荡产，其遗下两个儿子在其死后生活清苦，十余岁即赴上海学徒，老大改名朱学勉，为宁波著名共产党人，后为革命牺牲；老二应野萍，后成为沪上知名的画家、教授。
应桂馨的故事讲到这里，下面说说洪述祖。刺宋阴谋策划之时，洪述祖正为嫁女儿的事情南下上海，当时手头比较紧，这大概也是他力促应桂馨尽快行动的原因之一。令人吃惊的是，洪述祖接到宋教仁已被成功刺杀的消息后，仍旧打算按计划南下嫁女及扫墓，并写信给应桂馨让他帮忙找个可靠便宜的女仆。似乎在洪述祖眼里，刺杀宋教仁——这位未来的内阁总理——不过是件小case，或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小人之心，其毒可知；洪述祖之胆大妄为，可谓名不虚传！
直到应桂馨落网，洪述祖才意识到情况不妙。经验老道的他很快带着家人逃走，等到北京警方赶到天津抓捕时，洪述祖一家人早已不知去向。据查，洪述祖是3月26日闻风潜逃，其与家人先沿津浦铁路到济南，之后沿胶济铁路逃到青岛，最后化名“王兰亭”躲进了德国租界。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讲到，“二次革命”爆发时，应桂馨在陈其美的默许下从容逃走，这事说来有些蹊跷。按说，此时离宋教仁遇刺已近半年，案情早该水落石出，但由于凶犯武士英已死、另一嫌犯洪述祖仍旧在逃，法庭审理一时无法继续，应桂馨也就一直羁留监所，无所事事。
虽说是蹲局子，但应桂馨的日子过得还不错，什么被褥衣服，常换常新；美味佳肴，更是从不间断。更荒唐的是，应桂馨有抽鸦片的嗜好，最开始他还偷偷摸摸用手帕涂上吗啡浆过瘾，到后来越来越嚣张，竟公然要求往里边送鸦片烟。上海检察厅也很为难，怕他寻死觅活，像武士英那样来个“死无对证”，到时更加被动，最后只好特准他在狱中公开抽大烟。鸦片问题上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必说了。
就算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多久。等到1913年7月，外面早已是硝烟四起，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彻底撕破脸，打成了一团。不幸的是，革命党人毕竟是游击队，打不过袁世凯的北洋正规军，陈其美等人攻打江南制造局失败后，残兵败将从南市撤退到闸北。一片混乱之时，值日高级副官周南陔向陈其美请示，说刺宋要犯应桂馨，此时还关押在城里地方监狱中，现在是将他带到闸北军中，还是就在此时把他给枪毙了？
陈其美此时正在黄兴公馆里，因为军务繁忙，昼夜不眠，精神十分疲惫，当时眼睛还闹毛病，双眼红肿，不能睁视。听了周南陔的请示后，陈其美考虑了好一阵子，说：“不必！此案既归司法办理，应由司法处理。我辈向来责备袁世凯违法，现在不能自蹈其咎。”说着，因为不能睁眼，陈其美用手作势，指着另一手心说：“放心！放心！总在我们的这里。”大意是，孙猴子再厉害，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周南陔听后，也就此作罢。
这下，应桂馨的机会来了。据天津《大公报》的报道，7月24日晚，监狱狱官吴确生被应桂馨贿赂，“任由应等由该狱大门而出”，同时逃出的还有辛亥革命时因杀死革命党而被捕的原江苏山阳县知县姚荣泽。
除狱官受贿之外，应桂馨的脱逃还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应桂馨被一群流氓劫狱救出，另一说法是陈其美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前，革命军中一些士兵临阵溃逃，其中有二十几个被关在应桂馨所在地，等到陈其美大败之时，这些人立刻闹了起来，应桂馨也来了里应外合，带领囚犯暴动并顺利逃跑。在此过程中，有关“宋案”的大量文件档案也被毁弃一空。
周南陔后来说，革命军撤退时，陈其美未能及时将应桂馨明正典刑，似乎是一小小失着。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应桂馨最后还是报应不爽，没过多久就陈尸于津浦路车厢中，宋教仁先生的在天之灵，总算可以瞑目。
周南陔说应桂馨的逃走是陈其美的一小小失着，实则未必。从他的讲述来看，陈其美非但没有要处死应桂馨的打算，而且还有意放应桂馨一马，这是什么缘故，颇值得思量。也许是因为江湖友情，也许是作为祸水东引的对价，但不管怎么说，应桂馨是逃走了，但最后还是死了，只不过不是死在津浦铁路，而是死在了京津铁路的车厢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应桂馨越狱成功后，他得知洪述祖正在青岛德国租界避风头，于是他也立刻前去投奔。到青岛后，革命党人的讨袁战争已然失败，应桂馨心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次该轮到自己押对了，于是与洪述祖密谋一番后，公开发出两道要求“平反冤狱”的通电，第一道的大意是，革命党人此次叛乱，宋教仁实为祸首，武士英杀贼反而受祸，功罪难平，请中央政府从速颁发明令，平反冤狱。这道电文，应桂馨表面上为武士英喊冤，实际上是为自己表功。
见袁世凯毫不理会，应桂馨又发出第二道通电，称宋教仁是主谋内乱之人，却死有余荣；武士英为民除害，竟冤沉海底。国民党所实施的计划，都是宋教仁一手编制，如果没有武士英的奋身一击，如今民国真不晓得成了什么样子。我应桂馨因为这个案子，搞得骨肉分离，旧部星散，如今栖身穷岛，想想自己因为奔走革命而已破其家，接着又为维持共和而几丧其身，请中央政府一定颁发明令，要为我等申冤，云云。
这份电报还是没人理，应、洪两人很是失望。应桂馨去青岛，本是想问洪述祖要点报酬，但洪述祖当时也是漏网之鱼，情况并不比他好多少。在洪述祖的怂恿之下，应桂馨这个亡命之徒干脆豁出去了——上北京找袁世凯要钱去。
1913年10月20日，应桂馨大咧咧地从青岛跑到北京，随后写信给袁世凯要求兑现“毁宋酬勋位”的诺言，并狮子大开口地提出要授予他“勋二位”和50万元。有人提醒他说，老袁也不是好惹的，你小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小心到时吃不了兜着走。应桂馨说，不怕，我手里还有更机密的文件，不怕袁世凯不给我钱。这些话传到袁世凯那里，老袁当然很不痛快。
1914年1月18日晚，四个彪形大汉以搜查烟土的名义爬进应桂馨的住所，所幸应桂馨这天不在，来人翻箱倒柜搜查一番后即扬长而去。得知这个消息后，应桂馨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自己命大，躲过了一次突袭，下次那就很难说了。第二天一大早，应桂馨立刻收拾行李直奔火车站往天津逃命去。殊不知，应桂馨跑得快，别人反应更快，就在他所乘的京津铁路头等客车中，应桂馨被不明杀手活活砍死。
老袁果然不是好惹的。对此，袁克文倒是坦白的承认，应桂馨确实是袁世凯杀的。据他所说，“二次革命”平息后，应桂馨通过洪述祖介绍，称愿意效忠北洋政府，袁世凯假意应承，等到应桂馨入京觐见，袁世凯待其退下后，即对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说，应某狼视，不可留也，且宋教仁死于其手，不可不诛之。雷震春说，应桂馨遵令投诚，杀之有违信用，如一定要杀，最好用暗杀解决。后来，应桂馨在京招摇生事，袁世凯即令雷震春速速行事。雷震春于是先派人警告应桂馨，一面让他赴天津暂避，一面安排杀手将之刺杀于途中。
雷震春派出的杀手是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和侦探王双喜，离奇的是，这两个人后来也不得善终。据说原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出任陕西督军时，袁世凯命郝占一赴陕听候任用，但不久即被杀。王双喜听到这个消息后，吓得在北京旅馆中发了疯，不久也死了。这段杀手的故事有些传奇色彩，因系小人物，目前真假难辨。
应桂馨死后，家中已是倾家荡产，其遗下两个儿子在其死后生活清苦，十余岁即赴上海学徒，老大改名朱学勉，为宁波著名共产党人，后为革命牺牲；老二应野萍，后成为沪上知名的画家、教授。
应桂馨的故事讲到这里，下面说说洪述祖。刺宋阴谋策划之时，洪述祖正为嫁女儿的事情南下上海，当时手头比较紧，这大概也是他力促应桂馨尽快行动的原因之一。令人吃惊的是，洪述祖接到宋教仁已被成功刺杀的消息后，仍旧打算按计划南下嫁女及扫墓，并写信给应桂馨让他帮忙找个可靠便宜的女仆。似乎在洪述祖眼里，刺杀宋教仁——这位未来的内阁总理——不过是件小case，或者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小人之心，其毒可知；洪述祖之胆大妄为，可谓名不虚传！
直到应桂馨落网，洪述祖才意识到情况不妙。经验老道的他很快带着家人逃走，等到北京警方赶到天津抓捕时，洪述祖一家人早已不知去向。据查，洪述祖是3月26日闻风潜逃，其与家人先沿津浦铁路到济南，之后沿胶济铁路逃到青岛，最后化名“王兰亭”躲进了德国租界。
由于案情重大，袁世凯亲自下发通缉令：“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携带女眷一人，乘津浦车至济南，由济南至浦口。此人面有红斑黑须，务饬地方官一体严拿！”洪述祖出逃时，因为带着夫人、女儿和仆人，目标比较明显，北京政府派出的侦探一路访查追踪，从天津到济南，从济南到青岛，费尽周折后，最终发现洪述祖已住进了青岛亨利饭店。从追捕过程来看，其中不乏惊险刺激的场面，这似乎说明北京政府当时是有心抓洪述祖归案的。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洪述祖真得到过袁世凯或赵秉钧的“特别命令”的话，这个场面或许不会发生。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洪述祖此时已是臭名昭著，德国驻青岛总督也知道了他就是刺杀宋教仁的重要嫌犯，随即将之控制。之后，国民党人要求北京方面派人前去交涉引渡，但德方称此时尚未承认中华民国，引渡没有法律依据，外交上难以实行。等到“二次革命”爆发，此事竟不了了之。
在租界的庇护下，洪述祖也是不甘寂寞。5月3日，正当国民党人为传讯赵秉钧而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洪述祖在青岛发表通电，电文中，他一边极力吹嘘自己曾协助唐绍仪完成南京议和、建立共和的功劳，一边又指责宋教仁要挟中央，为党派专制祸始。洪述祖说，宋教仁借“政党内阁之说”，行“植党营私之计”，企图“垄断政界，党同伐异”，这是“共争”不是“共和”，是“党派专制”，“其弊甚于满清贵族专制，其祸必至于亡国灭种。”
洪述祖把自己扮演成爱国义士而不惜攻击抹黑宋教仁，这和应桂馨自拟的“神圣裁判机关宣告”倒有些像。租界巡捕搜查应桂馨家中时，不仅发现了大量密电函，而且还有一套印刷品，即所谓“神圣裁判机关宣告”，其中将宋教仁、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张謇、赵秉钧、黄兴、李烈钧、朱瑞等人骂为“民国神奸巨蠹”，并声称将宋教仁判决死刑，先行执行，以儆效尤。很明显，这是一份故意混淆视听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洪述祖在自辩通电中承认自己“冒用中央名义”，“毁宋”仅仅是为了毁坏其名誉，不能认为是谋杀之证据。这个说法，似乎是为赵秉钧与北京政府开脱，不过从洪述祖后来被捕后的供词来看，这一表态貌似出自真心。因为从逻辑上说，洪述祖被捕之时，袁世凯、赵秉钧早已作古，如果他此时宣称自己是奉命行事，将责任推给袁、赵两人，那在法庭上将是最好的辩护，但洪述祖并没有这样做。
1918年，洪述祖在北京地方审判厅出庭受审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赵秉钧对我说你是要避的，恐防暗杀。总统位分高，人够不到，我无时不出门，你在京恐怕毁了。将来带你到法庭就受了累。我本住在椿树胡同，因此就走了。我走之后，赵秉钧他们就到我寓处，将一切底稿全烧尽。不然，底稿存下，与我毫无关系。”洪述祖又说，总之，我所有与应桂馨往来函电都是奉上行下，尽官吏之职，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我所知道的所谓“通谋”，在“毁损宋之名誉”，让他做不成总理，至于暗杀，我绝不知道。试问我与宋教仁无冤无仇，我欲杀他是图名还是图利？
洪述祖这段话或许只有一半可信，他说与宋教仁无冤无仇，杀宋毫无好处，这就在说谎。从他与应桂馨的来往函电可以清楚的看到，里面充满了各种经济利益的算计，如“毁宋”成功的话，领赏三十万，按“折三分一”，他可得十万，如何不是图利呢？
说起洪述祖后来的被捕、被审、被杀，也是一件离奇事接着另一件离奇事，真可谓天道循环，报应不爽。洪述祖开始在青岛做寓公，后来又潜藏上海，正当他以为大家都把这件事给忘干净时，一直追凶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吕及宋教仁秘书刘白发现了他的踪迹。1917年4月，洪述祖在大街上被宋振吕及刘白堵住并被暴打一顿，之后又扭送租界巡捕房。当时，为父报仇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吕才15岁。
1918年9月26日，洪述祖被引渡到京师地方审判厅后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洪述祖不服上诉；当年12月2日，京师高等审判厅二审维持原判，洪述祖仍不服上诉；1919年3月27日，大理院改判洪述祖死刑。民国时期没有“上诉不加刑”的规定，洪述祖原本判的是无期徒刑，两次上诉后反被大理院重判为死刑，而且是终审，这回洪述祖是没法上诉了。
1919年4月5日，洪述祖被执行死刑。当时因为黎元洪大总统下令废除斩首而提倡绞刑，因而特意进口绞刑机一架，洪述祖很“幸运”的成为最早的试用者之一。按说，绞刑应是全尸，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洪述祖在行刑过程中竟然身首异处，据目击者称：“他的头掉了下来，沉重的尸体落在了地上。”这可真是件咄咄怪事。或许是因为太胖的缘故，也可能是操作不当的缘故。总之，他的家人后来打起了官司，据说还获得了一笔赔偿。
被执行死刑前，洪述祖给自己写了一份挽联，曰：“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
洪述祖的表弟、曾代理江苏都督的庄蕴宽也给他写了一副，“古来才大难为用，夙世因多可奈何”，大意是，才大伤身，胆大害命，爱莫能助，不谈也罢！洪述祖的姐夫赵凤昌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将来罪名至洪述祖止，转瞬雨过天青矣。”意思是，“宋案”也就追究到洪述祖为止。赵老不愧是懂高层政治的人。
最后再说一下陈其美。也许是报应，一向善于制造暗杀事件的陈其美，最后也被人所刺杀。1916年5月18日，正积极筹备反袁的陈其美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被枪杀，凶手逃逸。当时革命党人都认为这是袁世凯指使的报复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要知道，此时袁世凯已是重病缠身，他的死亡日期为6月6日，期间相距仅18天，都这份上了，还要去安排一场暗杀，未免太为难袁总统了。
多年以后，“狗肉将军”张宗昌承认是自己派手下程国瑞干的这票，当时张宗昌在江苏督军冯国璋手下做江苏军官教导团团长，冯国璋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时，赏金是5万元。张宗昌是辛亥革命时从海参崴到上海投奔革命的，当时拜在了青帮大佬李徵五的门下，陈其美既是他的上司又是同门，这次却一点也没有留情。
张宗昌接到任务后，派出程国瑞等人假装富商打入陈其美设在上海租界的秘密组织并买通其部下，等关系混熟后，程国瑞等人假称有笔生意要做，请陈其美做个中人并答应付给一笔报酬，双方约好在某住所会面。陈其美当时筹划革命正急需钱款，于是信以为真，按约前去。到那里后，陈其美被程国瑞等人枪杀，杀手很快逃之夭夭，未留下什么线索。
对这一系列的死亡事件，袁克文曾做如下总结发言：刺杀宋教仁的主谋是陈其美、应桂馨，应桂馨被袁世凯所杀，陈其美也遇刺而死。涉嫌宋案的为赵秉钧、洪述祖，赵为仇家毒杀，洪述祖后来也被法办绞死。至于直接行凶者武士英，当时即被毒杀灭口。由此，宋教仁之仇已报，可是，自己老爹袁世凯的冤枉却至今未能洗清。
袁克文说老袁冤枉，那么，在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中，谁冤屈、谁受益、谁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受损害者呢？请看本系列的最后一集。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洪述祖此时已是臭名昭著，德国驻青岛总督也知道了他就是刺杀宋教仁的重要嫌犯，随即将之控制。之后，国民党人要求北京方面派人前去交涉引渡，但德方称此时尚未承认中华民国，引渡没有法律依据，外交上难以实行。等到“二次革命”爆发，此事竟不了了之。
在租界的庇护下，洪述祖也是不甘寂寞。5月3日，正当国民党人为传讯赵秉钧而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洪述祖在青岛发表通电，电文中，他一边极力吹嘘自己曾协助唐绍仪完成南京议和、建立共和的功劳，一边又指责宋教仁要挟中央，为党派专制祸始。洪述祖说，宋教仁借“政党内阁之说”，行“植党营私之计”，企图“垄断政界，党同伐异”，这是“共争”不是“共和”，是“党派专制”，“其弊甚于满清贵族专制，其祸必至于亡国灭种。”
洪述祖把自己扮演成爱国义士而不惜攻击抹黑宋教仁，这和应桂馨自拟的“神圣裁判机关宣告”倒有些像。租界巡捕搜查应桂馨家中时，不仅发现了大量密电函，而且还有一套印刷品，即所谓“神圣裁判机关宣告”，其中将宋教仁、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张謇、赵秉钧、黄兴、李烈钧、朱瑞等人骂为“民国神奸巨蠹”，并声称将宋教仁判决死刑，先行执行，以儆效尤。很明显，这是一份故意混淆视听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洪述祖在自辩通电中承认自己“冒用中央名义”，“毁宋”仅仅是为了毁坏其名誉，不能认为是谋杀之证据。这个说法，似乎是为赵秉钧与北京政府开脱，不过从洪述祖后来被捕后的供词来看，这一表态貌似出自真心。因为从逻辑上说，洪述祖被捕之时，袁世凯、赵秉钧早已作古，如果他此时宣称自己是奉命行事，将责任推给袁、赵两人，那在法庭上将是最好的辩护，但洪述祖并没有这样做。
1918年，洪述祖在北京地方审判厅出庭受审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赵秉钧对我说你是要避的，恐防暗杀。总统位分高，人够不到，我无时不出门，你在京恐怕毁了。将来带你到法庭就受了累。我本住在椿树胡同，因此就走了。我走之后，赵秉钧他们就到我寓处，将一切底稿全烧尽。不然，底稿存下，与我毫无关系。”洪述祖又说，总之，我所有与应桂馨往来函电都是奉上行下，尽官吏之职，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我所知道的所谓“通谋”，在“毁损宋之名誉”，让他做不成总理，至于暗杀，我绝不知道。试问我与宋教仁无冤无仇，我欲杀他是图名还是图利？
洪述祖这段话或许只有一半可信，他说与宋教仁无冤无仇，杀宋毫无好处，这就在说谎。从他与应桂馨的来往函电可以清楚的看到，里面充满了各种经济利益的算计，如“毁宋”成功的话，领赏三十万，按“折三分一”，他可得十万，如何不是图利呢？
说起洪述祖后来的被捕、被审、被杀，也是一件离奇事接着另一件离奇事，真可谓天道循环，报应不爽。洪述祖开始在青岛做寓公，后来又潜藏上海，正当他以为大家都把这件事给忘干净时，一直追凶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吕及宋教仁秘书刘白发现了他的踪迹。1917年4月，洪述祖在大街上被宋振吕及刘白堵住并被暴打一顿，之后又扭送租界巡捕房。当时，为父报仇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吕才15岁。
1918年9月26日，洪述祖被引渡到京师地方审判厅后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洪述祖不服上诉；当年12月2日，京师高等审判厅二审维持原判，洪述祖仍不服上诉；1919年3月27日，大理院改判洪述祖死刑。民国时期没有“上诉不加刑”的规定，洪述祖原本判的是无期徒刑，两次上诉后反被大理院重判为死刑，而且是终审，这回洪述祖是没法上诉了。
1919年4月5日，洪述祖被执行死刑。当时因为黎元洪大总统下令废除斩首而提倡绞刑，因而特意进口绞刑机一架，洪述祖很“幸运”的成为最早的试用者之一。按说，绞刑应是全尸，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洪述祖在行刑过程中竟然身首异处，据目击者称：“他的头掉了下来，沉重的尸体落在了地上。”这可真是件咄咄怪事。或许是因为太胖的缘故，也可能是操作不当的缘故。总之，他的家人后来打起了官司，据说还获得了一笔赔偿。
被执行死刑前，洪述祖给自己写了一份挽联，曰：“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作；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
洪述祖的表弟、曾代理江苏都督的庄蕴宽也给他写了一副，“古来才大难为用，夙世因多可奈何”，大意是，才大伤身，胆大害命，爱莫能助，不谈也罢！洪述祖的姐夫赵凤昌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将来罪名至洪述祖止，转瞬雨过天青矣。”意思是，“宋案”也就追究到洪述祖为止。赵老不愧是懂高层政治的人。
最后再说一下陈其美。也许是报应，一向善于制造暗杀事件的陈其美，最后也被人所刺杀。1916年5月18日，正积极筹备反袁的陈其美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被枪杀，凶手逃逸。当时革命党人都认为这是袁世凯指使的报复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要知道，此时袁世凯已是重病缠身，他的死亡日期为6月6日，期间相距仅18天，都这份上了，还要去安排一场暗杀，未免太为难袁总统了。
多年以后，“狗肉将军”张宗昌承认是自己派手下程国瑞干的这票，当时张宗昌在江苏督军冯国璋手下做江苏军官教导团团长，冯国璋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时，赏金是5万元。张宗昌是辛亥革命时从海参崴到上海投奔革命的，当时拜在了青帮大佬李徵五的门下，陈其美既是他的上司又是同门，这次却一点也没有留情。
张宗昌接到任务后，派出程国瑞等人假装富商打入陈其美设在上海租界的秘密组织并买通其部下，等关系混熟后，程国瑞等人假称有笔生意要做，请陈其美做个中人并答应付给一笔报酬，双方约好在某住所会面。陈其美当时筹划革命正急需钱款，于是信以为真，按约前去。到那里后，陈其美被程国瑞等人枪杀，杀手很快逃之夭夭，未留下什么线索。
对这一系列的死亡事件，袁克文曾做如下总结发言：刺杀宋教仁的主谋是陈其美、应桂馨，应桂馨被袁世凯所杀，陈其美也遇刺而死。涉嫌宋案的为赵秉钧、洪述祖，赵为仇家毒杀，洪述祖后来也被法办绞死。至于直接行凶者武士英，当时即被毒杀灭口。由此，宋教仁之仇已报，可是，自己老爹袁世凯的冤枉却至今未能洗清。
袁克文说老袁冤枉，那么，在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中，谁冤屈、谁受益、谁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受损害者呢？请看本系列的最后一集。
谁是获利者：宪政就这样被谋杀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说到，宋教仁被刺杀后，大大小小的涉案人最终都遭遇了离奇的死亡事件，“宋案”就像是一道神秘的魔咒，令所有人无法逃脱，而这些离奇事件的背后，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与利益暗流呢？
关于“宋案”，还有一个帮会秘史性质的另类解释，说当年袁世凯派洪述祖来上海时，他最先找到青帮大佬李徵五，李手下有两位高徒，一是应桂馨，另一个是刚从海参崴赶来投奔的张宗昌。之后，李徵五将资历更好也更可信的应桂馨介绍给洪述祖。
国民党赢得国会大选后，李徵五得知宋教仁与陈其美因权利之争而矛盾激化，于是他想利用刺宋一事来与陈其美做笔交易，之后他跑到陈其美那里拍胸脯保证他将“刺宋拥陈”，条件是五十万元与一把手枪。陈其美答应了李徵五的条件，并将钱与手枪立刻送到。等到案发后，陈其美先布置手下设法取回手枪，然后又将应桂馨捉拿归案，李徵五一看事情不妙，赶紧派人将武士英杀人灭口。3年后，李徵五派出另一位高徒张宗昌将陈其美刺死，算是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
这个说法，多少有些支离破碎，不过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说武士英乃是被李徵五所杀人灭口；二是张宗昌刺杀陈其美系李徵五指使；三是宋教仁被刺是李徵五与陈其美所做的一场交易，而原因又在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利之争。
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权利之争在历朝历代、何时何地都存在，革命阵营内部也不能幸免。早在同盟会时期，革命党内部就存在华兴会、光复会和广东派三大山头，其间的利益纠葛、政见分歧还引发了几场针对孙中山的冲突并导致光复会最终从同盟会分裂出去。事实上，辛亥革命前的中部同盟会也是长江中下游革命党人对孙中山、黄兴等人专注于两广一带不满而导致的结果。
革命成功后，随着同盟会扩容为规模更大的国民党，一些新加入的成员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就连原来的革命中坚同盟会，也分化为稳健派与激烈派，稳健派以宋教仁等人为中心，主张用选举和国会作为斗争工具，以牵制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政实力派和旧官僚；激烈派则有戴季陶、何海鸣等人，他们反对与袁世凯妥协并主张继续革命，这派人又隐然以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为领袖。
清帝退位后，国内人心思定，激烈派逐渐失去市场，而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人在国会选举中节节胜利，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一些没有得到合理安排的革命党人，还有那些像应桂馨一样投机革命而毫无收成的会党分子，他们心里不平衡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以陈其美为例，在上海革命后，陈其美由一个籍籍无名的革命党人一举登上沪军都督的宝座，一时间叱咤风云，风光无限，但随着南北议和的最终实现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撤销，陈其美的位置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首先是江苏都督程德全一再借口省内政令统一而要求撤销沪军都督府；接着袁世凯在唐绍仪组阁之际，又委任陈其美为工商总长，实际上是想将他调虎离山，让革命党交出大本营。
对袁世凯的用意，陈其美与其他革命党人也是哑巴吃汤圆——心中有数。因此，陈其美一直找各种理由迟迟不肯上任，袁世凯那边催得急了，陈其美就委托次长王正廷前往北京代理部中事务，他自己就是赖在上海不走。一直到1912年7月31日，在各方压力下，陈其美被迫宣布撤销沪军都督府，上海重新归入江苏方面管辖。而在此时，唐绍仪内阁已经垮台，工商总长也已被袁世凯免职，陈其美最终落得无官一身轻，这对于曾经风光而又野心勃勃的他来说，现实的巨大反差和心里的落寞是可想而知的。
在人情世故方面，袁世凯倒是极为圆通。就在陈其美宣布辞去沪军都督的前一天，袁世凯下令预支三万元旅费供陈其美出国考察工商事务，其用意无非出于安抚的考虑。不过，陈其美拿钱后并没有出国，而是先回老家一趟，之后又与黄兴一起到北京同袁世凯见面，不过，因为之前孙中山已经与袁世凯会见过一次，黄兴、陈其美的这次北京之行多少要冷清许多。
在北京转了一圈后，陈其美也没有什么收获，这点远不能与孙中山、黄兴的待遇相比。孙中山访袁后，被特授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交通部每月拨给办公费3万两，一切行政用人之权，北京政府概不干涉。黄兴来京后，也被授为汉粤川铁路督办，每月经费也能拿到数千元，待遇比内阁总长还要优厚。
至于陈其美这边，除了3万元的出国考察费，就什么都没有了。作为昔日的地方实力派，陈其美当自然是心有不甘。当年9月13日，革命党人于右任就说，陈其美如今在上海很无聊，成天躲在家里，客人也不多见，攻击他的人还说他整天在什么清和坊、平安里之类的娱乐场所厮混，其实哪有这回事。信末，于右任不免有些概叹：昔日的沪军都督，如今混成这样，你说可怜不可怜！
曾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和曾任陆军总长的黄兴，与陈其美的情况也有些类似，在袁世凯把持的政权下，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位置，而他们在革命时期所主张的一些东西也大体失去了市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那些主张在袁世凯的体制内进行合法抗争的人，当时是做官的做官，议员的议员，一个个摩拳擦掌，可谓意气风发，风头正劲。
众所周知，宋教仁从同盟会初期即与孙中山政见相左，无论是个人气质还是行为方式，两人都有较大差异，彼此交往也不多。辛亥鼎革之际，宋教仁一直坚持责任内阁制，而孙中山最初主张总统制，各省代表会决议清帝退位后由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改而主张内阁制，并将之写入《临时约法》；在后来的迁都问题上，孙中山、黄兴主张定都南京，宋教仁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支持定都北京，两者存在明显的分歧。
对于宋教仁的做法，一部分革命党人特别是激烈派大为不满。特别在国民党组成后，外间盛传孙中山、黄兴被架空的谣言，宋教仁后来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公开信，申明自己虽然与孙中山、黄兴政见不同，但彼此忠心为国，自己也是十分尊重与爱戴孙、黄二公。
孙中山、黄兴辞去公职后，态度一度消极，譬如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事情上，孙中山、黄兴就基本没有参与而是全权委托宋教仁一手操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宋教仁快速崛起的机会。尽管孙中山、黄兴仍旧是公认的革命党领袖，但在国民党中，他们只是名义党魁，真正的领导者实际上是宋教仁。
正是在宋教仁的精心策划和积极努力下，国民党才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第一次国会选举。眼看宋教仁即将成为内阁总理，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孙中山、黄兴等人又会做何想法呢。毕竟，宋教仁当时才三十出头，太年轻了！
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孙中山曾对宋教仁说，现在无论谁做大总统，都很难在短期内让中国有所改观，如果仅从政治入手，势必会越搞越乱。所以，他倒是希望袁世凯做十年总统，而他致力于实业建设，最好能修个十万里铁路什么的，这样的话，国家才会有希望。言外之意，他对宋教仁一意鼓吹的政党政治、政党内阁并不赞成。
就私人关系而言，黄兴与宋教仁既是同乡，又都是原华兴会的骨干，两人关系一向亲密，并无芥蒂，但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内部闹过几次分裂风波，黄兴为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刻意维护孙中山的权威与领袖地位，加上他本身也不是特别有政见的人，因而在民国初期的这段时间里，他主要还是跟着孙中山走。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说到，宋教仁被刺杀后，大大小小的涉案人最终都遭遇了离奇的死亡事件，“宋案”就像是一道神秘的魔咒，令所有人无法逃脱，而这些离奇事件的背后，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与利益暗流呢？
关于“宋案”，还有一个帮会秘史性质的另类解释，说当年袁世凯派洪述祖来上海时，他最先找到青帮大佬李徵五，李手下有两位高徒，一是应桂馨，另一个是刚从海参崴赶来投奔的张宗昌。之后，李徵五将资历更好也更可信的应桂馨介绍给洪述祖。
国民党赢得国会大选后，李徵五得知宋教仁与陈其美因权利之争而矛盾激化，于是他想利用刺宋一事来与陈其美做笔交易，之后他跑到陈其美那里拍胸脯保证他将“刺宋拥陈”，条件是五十万元与一把手枪。陈其美答应了李徵五的条件，并将钱与手枪立刻送到。等到案发后，陈其美先布置手下设法取回手枪，然后又将应桂馨捉拿归案，李徵五一看事情不妙，赶紧派人将武士英杀人灭口。3年后，李徵五派出另一位高徒张宗昌将陈其美刺死，算是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
这个说法，多少有些支离破碎，不过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说武士英乃是被李徵五所杀人灭口；二是张宗昌刺杀陈其美系李徵五指使；三是宋教仁被刺是李徵五与陈其美所做的一场交易，而原因又在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利之争。
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权利之争在历朝历代、何时何地都存在，革命阵营内部也不能幸免。早在同盟会时期，革命党内部就存在华兴会、光复会和广东派三大山头，其间的利益纠葛、政见分歧还引发了几场针对孙中山的冲突并导致光复会最终从同盟会分裂出去。事实上，辛亥革命前的中部同盟会也是长江中下游革命党人对孙中山、黄兴等人专注于两广一带不满而导致的结果。
革命成功后，随着同盟会扩容为规模更大的国民党，一些新加入的成员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就连原来的革命中坚同盟会，也分化为稳健派与激烈派，稳健派以宋教仁等人为中心，主张用选举和国会作为斗争工具，以牵制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政实力派和旧官僚；激烈派则有戴季陶、何海鸣等人，他们反对与袁世凯妥协并主张继续革命，这派人又隐然以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为领袖。
清帝退位后，国内人心思定，激烈派逐渐失去市场，而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人在国会选举中节节胜利，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一些没有得到合理安排的革命党人，还有那些像应桂馨一样投机革命而毫无收成的会党分子，他们心里不平衡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以陈其美为例，在上海革命后，陈其美由一个籍籍无名的革命党人一举登上沪军都督的宝座，一时间叱咤风云，风光无限，但随着南北议和的最终实现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撤销，陈其美的位置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首先是江苏都督程德全一再借口省内政令统一而要求撤销沪军都督府；接着袁世凯在唐绍仪组阁之际，又委任陈其美为工商总长，实际上是想将他调虎离山，让革命党交出大本营。
对袁世凯的用意，陈其美与其他革命党人也是哑巴吃汤圆——心中有数。因此，陈其美一直找各种理由迟迟不肯上任，袁世凯那边催得急了，陈其美就委托次长王正廷前往北京代理部中事务，他自己就是赖在上海不走。一直到1912年7月31日，在各方压力下，陈其美被迫宣布撤销沪军都督府，上海重新归入江苏方面管辖。而在此时，唐绍仪内阁已经垮台，工商总长也已被袁世凯免职，陈其美最终落得无官一身轻，这对于曾经风光而又野心勃勃的他来说，现实的巨大反差和心里的落寞是可想而知的。
在人情世故方面，袁世凯倒是极为圆通。就在陈其美宣布辞去沪军都督的前一天，袁世凯下令预支三万元旅费供陈其美出国考察工商事务，其用意无非出于安抚的考虑。不过，陈其美拿钱后并没有出国，而是先回老家一趟，之后又与黄兴一起到北京同袁世凯见面，不过，因为之前孙中山已经与袁世凯会见过一次，黄兴、陈其美的这次北京之行多少要冷清许多。
在北京转了一圈后，陈其美也没有什么收获，这点远不能与孙中山、黄兴的待遇相比。孙中山访袁后，被特授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交通部每月拨给办公费3万两，一切行政用人之权，北京政府概不干涉。黄兴来京后，也被授为汉粤川铁路督办，每月经费也能拿到数千元，待遇比内阁总长还要优厚。
至于陈其美这边，除了3万元的出国考察费，就什么都没有了。作为昔日的地方实力派，陈其美当自然是心有不甘。当年9月13日，革命党人于右任就说，陈其美如今在上海很无聊，成天躲在家里，客人也不多见，攻击他的人还说他整天在什么清和坊、平安里之类的娱乐场所厮混，其实哪有这回事。信末，于右任不免有些概叹：昔日的沪军都督，如今混成这样，你说可怜不可怜！
曾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和曾任陆军总长的黄兴，与陈其美的情况也有些类似，在袁世凯把持的政权下，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位置，而他们在革命时期所主张的一些东西也大体失去了市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那些主张在袁世凯的体制内进行合法抗争的人，当时是做官的做官，议员的议员，一个个摩拳擦掌，可谓意气风发，风头正劲。
众所周知，宋教仁从同盟会初期即与孙中山政见相左，无论是个人气质还是行为方式，两人都有较大差异，彼此交往也不多。辛亥鼎革之际，宋教仁一直坚持责任内阁制，而孙中山最初主张总统制，各省代表会决议清帝退位后由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改而主张内阁制，并将之写入《临时约法》；在后来的迁都问题上，孙中山、黄兴主张定都南京，宋教仁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支持定都北京，两者存在明显的分歧。
对于宋教仁的做法，一部分革命党人特别是激烈派大为不满。特别在国民党组成后，外间盛传孙中山、黄兴被架空的谣言，宋教仁后来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公开信，申明自己虽然与孙中山、黄兴政见不同，但彼此忠心为国，自己也是十分尊重与爱戴孙、黄二公。
孙中山、黄兴辞去公职后，态度一度消极，譬如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事情上，孙中山、黄兴就基本没有参与而是全权委托宋教仁一手操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宋教仁快速崛起的机会。尽管孙中山、黄兴仍旧是公认的革命党领袖，但在国民党中，他们只是名义党魁，真正的领导者实际上是宋教仁。
正是在宋教仁的精心策划和积极努力下，国民党才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第一次国会选举。眼看宋教仁即将成为内阁总理，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孙中山、黄兴等人又会做何想法呢。毕竟，宋教仁当时才三十出头，太年轻了！
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孙中山曾对宋教仁说，现在无论谁做大总统，都很难在短期内让中国有所改观，如果仅从政治入手，势必会越搞越乱。所以，他倒是希望袁世凯做十年总统，而他致力于实业建设，最好能修个十万里铁路什么的，这样的话，国家才会有希望。言外之意，他对宋教仁一意鼓吹的政党政治、政党内阁并不赞成。
就私人关系而言，黄兴与宋教仁既是同乡，又都是原华兴会的骨干，两人关系一向亲密，并无芥蒂，但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内部闹过几次分裂风波，黄兴为顾全大局而不得不刻意维护孙中山的权威与领袖地位，加上他本身也不是特别有政见的人，因而在民国初期的这段时间里，他主要还是跟着孙中山走。
和孙中山、黄兴相比，陈其美就很不一样了，他一向心机很重，而且有很强的权力占有欲，从抢夺沪军都督位置到千方百计的刺死或赶走其他竞争对手，这些都可以得到证明。而且，陈其美是真正拥有过实权的，这与孙中山、黄兴一开始就是接手烂摊子还不一样。一个尝过权力滋味的人，一旦失去了权力会是什么滋味，恐怕只有尝过的人才能体会。
1913年2月15日，在选举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宋教仁在各地演讲后抵达上海，而就在5天前，孙中山带着马君武、何天炯、戴季陶等革命党激烈派前往日本访问。对此，应桂馨用密函向赵秉钧报告称此举为“高人深致”，其含义颇有些玄机。究竟“高人深致”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样的高人出的什么样的高招？高在何处？这些应桂馨都没有明白说明。
按常理说，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将组阁的情况下，孙、黄、宋作为国民党高层领导，不管是名义党魁也好，实际领导人也罢，大家似乎都应该在上海碰个头，好好商议下今后的对策，下一步该怎么走，如何协调党内政策和组阁后的人事安排等，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何孙中山不稍等宋教仁几天，而非要急匆匆的赴日本做并不急迫的访问呢？如果真像应桂馨说的，有“高人”在孙中山背后出主意，那这个人会是谁？会不会是陈其美？他是不是已经有什么图谋而有意让孙中山避开嫌疑？这一切似乎都是谜。
资深革命党人谭人凤曾说，其手下陈犹龙曾与来北京领款的共进会会长应桂馨、副会长张尧卿一起住在中西旅馆，陈得知两人领有中央巨款后，认为此等危险人物直接与政府交涉，必有意外之事发生，回来后即将此事报告谭人凤。谭人凤见到宋教仁后，劝他韬光养晦，注意安全。宋教仁说，戒备之说，之前也有人告知，但这些都是杯弓蛇影，不必多虑。
事实上，宋教仁北上之前，已经感觉到氛围不对的人不止谭人凤一个，《民立报》记者徐血儿在与即将北上的宋教仁告别时，就曾提醒他注意安全，路上恐怕有不测之险。宋教仁笑着回答：无妨，我此行乃为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惧之有？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但仍当全力以赴。
宋教仁去世当天，《申报》也报道说，宋教仁北上前已连续接到友人密函，称他在南京时即有人潜随其后，意图行刺，让宋教仁路上谨慎自卫，但宋教仁接信后却说，现在进行的是阳光下的政治竞争，容不下偷偷摸摸、卑鄙残忍的手段，这些只是谣言，不足以信。但不幸的是，谣言竟然成真。
遇刺当晚，宋教仁在火车站上车之前，身边没有一个卫士，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做任何的防护措施，以至于凶手行刺后竟然从容逃逸，就平时站岗的车站警察，此刻也离奇的不见踪影，一切都显得极为诡异。上海一家英文报纸的编辑也说，“我去过行刺现场，凶手竟能逃之夭夭，使人奇怪”。
不管怎么说，作为国民党人的重要领袖、而且是即将出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在出行时竟然毫无防护，这与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所受到的待遇几乎是天壤之别，这无疑是一种悲哀，而悲哀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陈其美能为孙中山派出卫队并加以严密保护，而对宋教仁却如此冷淡、毫不关心呢？
更奇怪的是在“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在上一年8月，孙中山与袁世凯会面后还极力称赞袁世凯“雄才大略”，是当世无可替代之人，并号召国民党人予以理解与合作，但“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立刻中止在日本的访问返回上海，并召集会议讨论“宋案”后的对策。会上，孙中山认为袁世凯已经无可救药，除武力反袁外，别无他途。
由于反袁的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国民党在表面上仍保持克制，而在另一边，随着“宋案”的进一步发展和“善后大借款”的剧烈冲突，袁世凯与革命党阵营的冲突日益激烈，最终无可调和。1913年6月，袁世凯先后免除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位国民党籍的都督职位，宋教仁的死亡事件最终引爆了一场新的内战，而此时距辛亥革命仅一年半的时间。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讨袁”；3日后，黄兴赶赴南京成立江苏讨袁军，江苏都督程德全逃往上海。接着，柏文蔚、陈其美、陈炯明在安徽、上海、广东相继宣布独立，革命党决心与北洋政权拼个鱼死网破。之后，朱瑞在浙江、孙道仁在福建、谭延闿在湖南相继宣布独立，形势一度对南方有利。
南方各省独立的消息传来，袁世凯也干脆撕下脸皮，他气势汹汹地发表谈话：“我现在算是看透了，孙文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他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了。你听听，孙文还想下定决心跟我干呢！我袁世凯不能听人捣乱，他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我就发兵征伐，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说：“大总统，这样说是不是太直接了？”袁世凯气呼呼地回答：“就说是我说的，我对这话负责！”随后，袁世凯命陆军总长段祺瑞成立战时内阁，准备以武力剿灭革命党人的“叛乱”。
战场是靠枪杆子说话的。随着北洋军的大举南下，江西、安徽、上海、江苏的讨袁军相继失利，谭延闿、朱瑞等人见风使舵，纷纷宣布取消独立，归顺北京政府，形势由此被迅速逆转。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人相继流亡日本，“二次革命”以革命党人的完败而告终。
“二次革命”是一场迟到的决战。国民党内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举动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感，有人说他们“反袁”是借口，实际上是为争权力，甚至有人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在他们眼里， “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失败也就毫不奇怪了。
事实上，革命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革命，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统一全国的好机会。在军事上取得压倒性胜利后，袁世凯随后着手收拾仍在国会进行合法抗争的国民党稳健派。不过，在收拾之前，袁世凯还得让他们办一件事，那就是选举正式大总统。
1917年10月6日，759名国会议员来到选举现场，开始选举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选举进行过程中，会场外突然涌来了数千名打着“公民团”旗号的便衣军警，他们表情严肃的大踏步进入会场，若不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议员们就甭想走出国会大门。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革命一周年之际，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并在太和殿举行了盛大的就职仪式。
这时，袁世凯开始着手对付国民党和国会了。10月31日，在听说制宪委员会已经通过宪法草案的三读程序并准备交国会公布后，袁世凯立即以部分国民党议员曾与“乱党”李烈钧等密切来往为由，命令军警们连夜搜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最终导致国会因不足半数而无法召集会议。之后，袁世凯干脆宣布禁止国民党并解散国会，由此滑向了称帝的边缘。
至此，宋教仁所主导的民初宪政试验被彻底终结，其一手创造的国民党也成为了历史的旧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谋杀了宋教仁，谁就谋杀了宪政，谋杀了新民国。这一历史的教训，可谓惨痛。十二集《宋教仁遇刺之谜》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
1913年2月15日，在选举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宋教仁在各地演讲后抵达上海，而就在5天前，孙中山带着马君武、何天炯、戴季陶等革命党激烈派前往日本访问。对此，应桂馨用密函向赵秉钧报告称此举为“高人深致”，其含义颇有些玄机。究竟“高人深致”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样的高人出的什么样的高招？高在何处？这些应桂馨都没有明白说明。
按常理说，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将组阁的情况下，孙、黄、宋作为国民党高层领导，不管是名义党魁也好，实际领导人也罢，大家似乎都应该在上海碰个头，好好商议下今后的对策，下一步该怎么走，如何协调党内政策和组阁后的人事安排等，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何孙中山不稍等宋教仁几天，而非要急匆匆的赴日本做并不急迫的访问呢？如果真像应桂馨说的，有“高人”在孙中山背后出主意，那这个人会是谁？会不会是陈其美？他是不是已经有什么图谋而有意让孙中山避开嫌疑？这一切似乎都是谜。
资深革命党人谭人凤曾说，其手下陈犹龙曾与来北京领款的共进会会长应桂馨、副会长张尧卿一起住在中西旅馆，陈得知两人领有中央巨款后，认为此等危险人物直接与政府交涉，必有意外之事发生，回来后即将此事报告谭人凤。谭人凤见到宋教仁后，劝他韬光养晦，注意安全。宋教仁说，戒备之说，之前也有人告知，但这些都是杯弓蛇影，不必多虑。
事实上，宋教仁北上之前，已经感觉到氛围不对的人不止谭人凤一个，《民立报》记者徐血儿在与即将北上的宋教仁告别时，就曾提醒他注意安全，路上恐怕有不测之险。宋教仁笑着回答：无妨，我此行乃为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惧之有？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但仍当全力以赴。
宋教仁去世当天，《申报》也报道说，宋教仁北上前已连续接到友人密函，称他在南京时即有人潜随其后，意图行刺，让宋教仁路上谨慎自卫，但宋教仁接信后却说，现在进行的是阳光下的政治竞争，容不下偷偷摸摸、卑鄙残忍的手段，这些只是谣言，不足以信。但不幸的是，谣言竟然成真。
遇刺当晚，宋教仁在火车站上车之前，身边没有一个卫士，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做任何的防护措施，以至于凶手行刺后竟然从容逃逸，就平时站岗的车站警察，此刻也离奇的不见踪影，一切都显得极为诡异。上海一家英文报纸的编辑也说，“我去过行刺现场，凶手竟能逃之夭夭，使人奇怪”。
不管怎么说，作为国民党人的重要领袖、而且是即将出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在出行时竟然毫无防护，这与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所受到的待遇几乎是天壤之别，这无疑是一种悲哀，而悲哀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陈其美能为孙中山派出卫队并加以严密保护，而对宋教仁却如此冷淡、毫不关心呢？
更奇怪的是在“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等人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在上一年8月，孙中山与袁世凯会面后还极力称赞袁世凯“雄才大略”，是当世无可替代之人，并号召国民党人予以理解与合作，但“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立刻中止在日本的访问返回上海，并召集会议讨论“宋案”后的对策。会上，孙中山认为袁世凯已经无可救药，除武力反袁外，别无他途。
由于反袁的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国民党在表面上仍保持克制，而在另一边，随着“宋案”的进一步发展和“善后大借款”的剧烈冲突，袁世凯与革命党阵营的冲突日益激烈，最终无可调和。1913年6月，袁世凯先后免除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位国民党籍的都督职位，宋教仁的死亡事件最终引爆了一场新的内战，而此时距辛亥革命仅一年半的时间。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讨袁”；3日后，黄兴赶赴南京成立江苏讨袁军，江苏都督程德全逃往上海。接着，柏文蔚、陈其美、陈炯明在安徽、上海、广东相继宣布独立，革命党决心与北洋政权拼个鱼死网破。之后，朱瑞在浙江、孙道仁在福建、谭延闿在湖南相继宣布独立，形势一度对南方有利。
南方各省独立的消息传来，袁世凯也干脆撕下脸皮，他气势汹汹地发表谈话：“我现在算是看透了，孙文这些人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除了捣乱，他们就没有别的本领了。你听听，孙文还想下定决心跟我干呢！我袁世凯不能听人捣乱，他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我就发兵征伐，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说：“大总统，这样说是不是太直接了？”袁世凯气呼呼地回答：“就说是我说的，我对这话负责！”随后，袁世凯命陆军总长段祺瑞成立战时内阁，准备以武力剿灭革命党人的“叛乱”。
战场是靠枪杆子说话的。随着北洋军的大举南下，江西、安徽、上海、江苏的讨袁军相继失利，谭延闿、朱瑞等人见风使舵，纷纷宣布取消独立，归顺北京政府，形势由此被迅速逆转。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人相继流亡日本，“二次革命”以革命党人的完败而告终。
“二次革命”是一场迟到的决战。国民党内那些激烈派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举动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反感，有人说他们“反袁”是借口，实际上是为争权力，甚至有人骂他们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所谓“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在他们眼里， “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失败也就毫不奇怪了。
事实上，革命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革命，非但没有给自己加分，反而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统一全国的好机会。在军事上取得压倒性胜利后，袁世凯随后着手收拾仍在国会进行合法抗争的国民党稳健派。不过，在收拾之前，袁世凯还得让他们办一件事，那就是选举正式大总统。
1917年10月6日，759名国会议员来到选举现场，开始选举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选举进行过程中，会场外突然涌来了数千名打着“公民团”旗号的便衣军警，他们表情严肃的大踏步进入会场，若不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议员们就甭想走出国会大门。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革命一周年之际，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正式大总统并在太和殿举行了盛大的就职仪式。
这时，袁世凯开始着手对付国民党和国会了。10月31日，在听说制宪委员会已经通过宪法草案的三读程序并准备交国会公布后，袁世凯立即以部分国民党议员曾与“乱党”李烈钧等密切来往为由，命令军警们连夜搜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最终导致国会因不足半数而无法召集会议。之后，袁世凯干脆宣布禁止国民党并解散国会，由此滑向了称帝的边缘。
至此，宋教仁所主导的民初宪政试验被彻底终结，其一手创造的国民党也成为了历史的旧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说，谁谋杀了宋教仁，谁就谋杀了宪政，谋杀了新民国。这一历史的教训，可谓惨痛。十二集《宋教仁遇刺之谜》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
@缪人凤 122楼 2013-04-02 17:56:41
宋案是最重要的证人就是洪述祖、应桂馨，洪在宋案暴发后能一路平安地跑到青岛躲起来，而应桂馨在被陈抓获后保护得好好的，即使在陈兵败将流亡之际依然没有处死他，请问如此陈还有灭口的嫌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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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不杀应桂馨，正好说明两人存在交易。
宋案是最重要的证人就是洪述祖、应桂馨，洪在宋案暴发后能一路平安地跑到青岛躲起来，而应桂馨在被陈抓获后保护得好好的，即使在陈兵败将流亡之际依然没有处死他，请问如此陈还有灭口的嫌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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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不杀应桂馨，正好说明两人存在交易。
因此，袁世凯必须要让北一辉闭嘴。省的坏了鸡蛋糕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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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北一辉闭嘴的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而该馆和孙文革命党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辛亥年就有军火交易等秘密事项。从北一辉的调查来看，日本浪人很有可能参与了宋案。但究竟具体而已，目前只是北一辉的一面之辞，可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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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北一辉闭嘴的是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而该馆和孙文革命党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辛亥年就有军火交易等秘密事项。从北一辉的调查来看，日本浪人很有可能参与了宋案。但究竟具体而已，目前只是北一辉的一面之辞，可作为参考。
宋案100年了，当事人也早没了，我们也不可能再有什么新证据，只能根据当时各方面的资料来推测，做出尽可能合理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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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而已，宋案只能破到70%的真相，推翻之前的一些谬说，如袁世凯是刺宋的主谋之类。剩下的30%，随着武士英的死、陈其美的死、还有另三个杀手的失踪，永远不会有答案了。但是，从这些梳理来看，至少我们排除了明显的谬说，让真相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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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而已，宋案只能破到70%的真相，推翻之前的一些谬说，如袁世凯是刺宋的主谋之类。剩下的30%，随着武士英的死、陈其美的死、还有另三个杀手的失踪，永远不会有答案了。但是，从这些梳理来看，至少我们排除了明显的谬说，让真相前进了一大步。
南北妥协的结果是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孙文让出大总统，跟临时约法没关系。其实南北议和当时已有结果，即举行国民大会决定国体问题（究竟共和还是君主立宪），但孙文回国后立即否定了这一谈判成果并在秘密状态下抢先就任临时大总统，意在逼迫袁世凯承认南方为对等政府。这种践踏程序价值的炮党做法开了极其恶劣的先河，后来的临时约法同样因人立法，孙文有权时就搞总统制，下台就搞内阁制，将临时约法强加给袁世凯，夹杂私心，遗患无穷。事实上，临时约法并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民国初期十几年的政治纷争都是因此而起。护法运动更是荒唐透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护的什么法！
@海边观潮2009 179楼 2013-04-04 12:13:36
看来一百年前的袁党和孙党之争至今仍未了结……不过有一点比当时进步了许多，那就是现在的争论纯粹是打嘴仗，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动枪动炮了，搞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令人欣慰，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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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几年前不过动枪动炮了。还是单方面的。
看来一百年前的袁党和孙党之争至今仍未了结……不过有一点比当时进步了许多，那就是现在的争论纯粹是打嘴仗，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动枪动炮了，搞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令人欣慰，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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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几年前不过动枪动炮了。还是单方面的。
作者：鹊山落花 时间：2013-04-07 16:19:23 @海边观潮2009 17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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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甚至真相都是稀缺的。
其实这都不重要，毕竟不是历史课考试。读历史，看历史，最重要是培养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何非要有统一的历史认识呢？这本身就是一场灾难。
以动机论，袁世凯赵秉钧、孙文陈其美，均有嫌疑。前者立场、权位分配有冲突，后者同样因内部派系政见不同而又隔阂，主张和平抗争、合法斗争的宋派得势，孙派势必被民国政坛边缘化。以宋案论，动机论不靠谱，能力论可能相对切实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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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甚至真相都是稀缺的。
其实这都不重要，毕竟不是历史课考试。读历史，看历史，最重要是培养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何非要有统一的历史认识呢？这本身就是一场灾难。
以动机论，袁世凯赵秉钧、孙文陈其美，均有嫌疑。前者立场、权位分配有冲突，后者同样因内部派系政见不同而又隔阂，主张和平抗争、合法斗争的宋派得势，孙派势必被民国政坛边缘化。以宋案论，动机论不靠谱，能力论可能相对切实一点。
@金满楼 253楼 2013-04-08 00:14:30
作者：鹊山落花 时间：2013-04-07 16:19:23 @海边观潮2009 17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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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甚至真相都是稀缺的。
其实这都不重要，毕竟不是历史课考试。读历史，看历史，最重要是培养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何非要有统一的历史认识呢？这本身就是一场灾难。
以动机论，袁世凯赵秉钧、孙文陈其美，均有嫌疑。前者立场、权位分配有冲突，后者同样因内部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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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公社 261楼 2013-04-08 00:42:08
凡是思想有点深度，而不是像金满楼之流放炮嘴的人都会明白，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绝对绝对绝对比宋教仁简单照搬西方内阁多党制要适合国情得多！！
凡是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国家，绝没有一步跨到民主制度的任和可能性，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专制。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两蒋，都证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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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观潮2009 269楼 2013-04-08 14:21:37
我说朋友们，各位为何就不能抛开各自的党派之争，平心静气、就事论事地探讨分析宋案呢？
如果各位指控袁世凯或者指控孙中山，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拥护袁世凯或者孙中山的话，那么我想请问，各位又与100年前互相指责对方是宋案元凶的袁党和孙党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对于弄清案情又有何帮助和益处呢？
我认为，审理案件，最重要的原则有两点：
一是客观公正，不带偏见；
二是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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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担心的就是历史的偶然性。看起来像是真相的东西，有时候正是古人精心设计给后人上当的骗局。好比宋案，武士英、洪述祖、应桂馨在书证中看似逻辑与过程完美无缺，丝丝入扣。但偏偏真正刺杀宋教仁的是另一队同时进行的“影子杀手”，而后者恰好是一些人刻意掩饰的历史真实。
或者说，我们一分析，他们就发笑了。
排除动机论，以行动及事后各种离奇事件的可能性而言，袁世凯、赵秉钧的嫌疑确实可以排除，但陈其美、孙文的嫌疑，暂时还要打个问号。应桂馨向北京方面报告孙文在宋教仁抵达上海前出访日本是“高人深致”，或有所指，为何避开与宋教仁见面，其意难解。
作者：鹊山落花 时间：2013-04-07 16:19:23 @海边观潮2009 17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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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甚至真相都是稀缺的。
其实这都不重要，毕竟不是历史课考试。读历史，看历史，最重要是培养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何非要有统一的历史认识呢？这本身就是一场灾难。
以动机论，袁世凯赵秉钧、孙文陈其美，均有嫌疑。前者立场、权位分配有冲突，后者同样因内部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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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公社 261楼 2013-04-08 00:42:08
凡是思想有点深度，而不是像金满楼之流放炮嘴的人都会明白，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绝对绝对绝对比宋教仁简单照搬西方内阁多党制要适合国情得多！！
凡是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国家，绝没有一步跨到民主制度的任和可能性，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专制。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两蒋，都证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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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观潮2009 269楼 2013-04-08 14:21:37
我说朋友们，各位为何就不能抛开各自的党派之争，平心静气、就事论事地探讨分析宋案呢？
如果各位指控袁世凯或者指控孙中山，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己拥护袁世凯或者孙中山的话，那么我想请问，各位又与100年前互相指责对方是宋案元凶的袁党和孙党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对于弄清案情又有何帮助和益处呢？
我认为，审理案件，最重要的原则有两点：
一是客观公正，不带偏见；
二是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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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担心的就是历史的偶然性。看起来像是真相的东西，有时候正是古人精心设计给后人上当的骗局。好比宋案，武士英、洪述祖、应桂馨在书证中看似逻辑与过程完美无缺，丝丝入扣。但偏偏真正刺杀宋教仁的是另一队同时进行的“影子杀手”，而后者恰好是一些人刻意掩饰的历史真实。
或者说，我们一分析，他们就发笑了。
排除动机论，以行动及事后各种离奇事件的可能性而言，袁世凯、赵秉钧的嫌疑确实可以排除，但陈其美、孙文的嫌疑，暂时还要打个问号。应桂馨向北京方面报告孙文在宋教仁抵达上海前出访日本是“高人深致”，或有所指，为何避开与宋教仁见面，其意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