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视角看孔子的历史贡献
宋以前，儒学是学以致用于社会的一种学说。不管是学习道德还是学习射术，都是为了有为于社会。
宋以后思孟儒学，修已致用于心。想找寻人性中的永恒真理，以至于有了心学和理学之争。
作者认为：儒学只是社会学的一种，探索人类所需要遵循的社会规律。
这个论点相对于宋儒已经离经叛道。儒学是人如何服从于社会的一种科学学说。不用参杂唯心的东西，所谓的心学还是理学，那还是交给像弗洛伊德这样的科学家分析更靠谱。
任何理念都要紧贴现实，事实其实，不能你认为好，就不顾现实的去推行。
爱有差别，在尊重事实的情况下， 道德理论普及的基础是由普遍的个人利益所决定的。这一观点由我个人提出。
程颐说，儒学最重要的便是理解这个“仁”字。而这个“仁”字的理念在如今起了很大的变化。
“仁”首先指的是：忠、孝、信，就是如何对待社会、对待父母、对待他人。
宋以后思孟儒学，修已致用于心。想找寻人性中的永恒真理，以至于有了心学和理学之争。
作者认为：儒学只是社会学的一种，探索人类所需要遵循的社会规律。
这个论点相对于宋儒已经离经叛道。儒学是人如何服从于社会的一种科学学说。不用参杂唯心的东西，所谓的心学还是理学，那还是交给像弗洛伊德这样的科学家分析更靠谱。
任何理念都要紧贴现实，事实其实，不能你认为好，就不顾现实的去推行。
爱有差别，在尊重事实的情况下， 道德理论普及的基础是由普遍的个人利益所决定的。这一观点由我个人提出。
程颐说，儒学最重要的便是理解这个“仁”字。而这个“仁”字的理念在如今起了很大的变化。
“仁”首先指的是：忠、孝、信，就是如何对待社会、对待父母、对待他人。
重新解 仁
程颐说，儒学最重要的便是理解这个“仁”字。而这个“仁”字的理念在如今起了很大的变化。
任何理念都要紧贴现实，事实其实，不能你认为好，就不顾现实的去推行。
中国进入商业社会，人最重要的关系不再是那一亩三分地，人和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仁的内涵发生巨大转变
爱有差别，在尊重事实的情况下， 道德理论普及的基础是由普遍的个人利益所决定的。这一观点由我个人提出。
“仁”首先指的是：忠、孝、信，就是如何对待社会、对待父母、对待他人。
第一，人与社会
由于物资的极度贫乏，古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太大的不同利益。
古代社会往往把义转化为忠。而现在的“忠”应该是忠于社会，义于人民，主观意识上向社会妥协。因为，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个人的。
这里引申出一个义务和权利的关系，我认为，义务与权利虽然看似相对，但是它却有深刻互通的一面。
你想得到的最大的权利是什么？是幸福的生活。
那么你是否想到你的义务也是幸福的生活！
只要大多数人们能幸福生活，退休的老人就有养老金，宇宙飞船就能飞上月球。
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幸福的生活，就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最大的贡献。你的权利是幸福的生活，那么你的义务也是幸福的生活。
程颐说，儒学最重要的便是理解这个“仁”字。而这个“仁”字的理念在如今起了很大的变化。
任何理念都要紧贴现实，事实其实，不能你认为好，就不顾现实的去推行。
中国进入商业社会，人最重要的关系不再是那一亩三分地，人和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仁的内涵发生巨大转变
爱有差别，在尊重事实的情况下， 道德理论普及的基础是由普遍的个人利益所决定的。这一观点由我个人提出。
“仁”首先指的是：忠、孝、信，就是如何对待社会、对待父母、对待他人。
第一，人与社会
由于物资的极度贫乏，古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太大的不同利益。
古代社会往往把义转化为忠。而现在的“忠”应该是忠于社会，义于人民，主观意识上向社会妥协。因为，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个人的。
这里引申出一个义务和权利的关系，我认为，义务与权利虽然看似相对，但是它却有深刻互通的一面。
你想得到的最大的权利是什么？是幸福的生活。
那么你是否想到你的义务也是幸福的生活！
只要大多数人们能幸福生活，退休的老人就有养老金，宇宙飞船就能飞上月球。
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幸福的生活，就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最大的贡献。你的权利是幸福的生活，那么你的义务也是幸福的生活。
随着商业社会的高速发展，现今中国社会又处在从农耕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的大变革之中。儒学藤绕于农耕社会的发展，受到了近乎灭顶的冲击。
儒学要有危机感，其枝叶（三纲五常等等）一直是伴生于农耕社会。在农耕社会即将完成其历史生命的时刻，儒学遇到其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再不发出新枝，也有伴它西去的可能。儒家的困境，既不符合当代，不贴切时代，自身没有发展。
和谐为体，中庸为用是现在新儒学的主流。从清朝纯正的农耕模式提取出来。儒学如果这样发展，将被扔进历史的犄角旮旯。
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新的道德理论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使全国人民受益呢？
不能使大多数人受益的理论，再高深、只要脱离了现实利益，就不会被人们接受。
说这么多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有什么关联呢？我说过，孟子时期是儒学第一个低谷，而如今是儒学的第二个低谷。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像其第一次低谷一样，社会在向商业社会改进，而儒学的指向还是农耕社会，商业社会要求人流动（开放的心态），竞争，当然农耕社会要求人安定，无为（只要老老实实耕种）。（我在《独一无二的魅力中国》中有评说）
用我的观点看，第一，儒学要有方向性转变，促进商业社会发展。
第二，儒学要使民众得到更多的现实利益。
对于第一点，我是这样想的：儒学发展到清朝，基本上演变成以“孝”为根，以“仁、义”为主干，以繁杂的“礼”为其枝叶、轮廓的一棵参天大树。
现在我们很多人不用养我们的父母，他们很多是靠“退休金”生活，而退休金是哪里来的，是从社会每一个工作的人中提取的。一个三十岁的人，你将来的退休金其实并不来自你现在缴了多少，而取决于将来社会的财富水平。今天拿到的四千元“退休金”的人，当年他们都缴这么多了吗？所以，你今天的工作是在感恩别人，而将来将被别人感恩。
所以当今社会是个福利社会，‘孝’不能包全你所应感恩的人。
所以现应把“孝”延伸为“社会责任心”。
我们不说深得，最显著的是一个人从出生到工作前，再从退休之后，是被社会关爱的人。
其实我们在方方面面都受益于社会，如果你出生在古代，即使你是地主家的，在你出生时，也就是一把剪刀，一盆热水。
那么将儒学的根，从“孝”延伸为“社会责任心”，是什么现实意识？答曰：就是一举改变了儒学对社会支持德方向。
一个人负有社会责任心，那么他要努力学习，才能更好的工作，回报社会。这一过程于无形中实现了“个人价值”。努力工作就是回报社会，努力工作也就是个人价值实现的过程。
这和商业社会追求个人价值的观念相吻合，不再反对流动与竞争。儒学将发生‘方向性’变革。使儒学适应商业社会，并且推进商业社会。
说到这里就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商业社会和农耕社会比，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商业社会的“不确性”。
农业社会很稳定，你的食物来源就是，家里祖辈开垦的那几亩地，只要老天不和你作对，虽然很穷，但你不用考虑明年是否挨饿。
但商业社会不同，你甚至不知道下个月，是否还能在这个工厂上班，或许下个月这个单位就不要你了，或许它破产了。所以商业社会里人们心里压力更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比以前更富有了，可更加牢骚满腹，怨言更大。原因是人们比吃‘铁饭碗’时，对未来有更多的‘不确定’，心中更恐惧。
这就要求商业社会向更深得‘福利社会’发展。只有更完善的福利社会，才能使人们更放胆的追求个人价值。
一时失业有救济金，有医疗，有养老等等。
福利社会的完善使社会更加有活力，反过来，又推进了福利社会纵深发展。
所以儒学的根—由‘孝’衍深为‘社会责任心’。这在‘福利社会’完全可以做到。 在文明达到现今的高度，“孝”这个根太狭隘，完全可以以社会责任做根，这个根部才牢固，厚重。
那么将儒学的根，从“孝”延伸为“社会责任心”，是什么现实意识？答曰：就是一举改变了儒学对社会支持的方向。由支持家族理念改为支持‘个人价值’；进而由支持农耕社会改为支持商业社会。
儒学要有危机感，其枝叶（三纲五常等等）一直是伴生于农耕社会。在农耕社会即将完成其历史生命的时刻，儒学遇到其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再不发出新枝，也有伴它西去的可能。儒家的困境，既不符合当代，不贴切时代，自身没有发展。
和谐为体，中庸为用是现在新儒学的主流。从清朝纯正的农耕模式提取出来。儒学如果这样发展，将被扔进历史的犄角旮旯。
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新的道德理论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使全国人民受益呢？
不能使大多数人受益的理论，再高深、只要脱离了现实利益，就不会被人们接受。
说这么多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有什么关联呢？我说过，孟子时期是儒学第一个低谷，而如今是儒学的第二个低谷。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像其第一次低谷一样，社会在向商业社会改进，而儒学的指向还是农耕社会，商业社会要求人流动（开放的心态），竞争，当然农耕社会要求人安定，无为（只要老老实实耕种）。（我在《独一无二的魅力中国》中有评说）
用我的观点看，第一，儒学要有方向性转变，促进商业社会发展。
第二，儒学要使民众得到更多的现实利益。
对于第一点，我是这样想的：儒学发展到清朝，基本上演变成以“孝”为根，以“仁、义”为主干，以繁杂的“礼”为其枝叶、轮廓的一棵参天大树。
现在我们很多人不用养我们的父母，他们很多是靠“退休金”生活，而退休金是哪里来的，是从社会每一个工作的人中提取的。一个三十岁的人，你将来的退休金其实并不来自你现在缴了多少，而取决于将来社会的财富水平。今天拿到的四千元“退休金”的人，当年他们都缴这么多了吗？所以，你今天的工作是在感恩别人，而将来将被别人感恩。
所以当今社会是个福利社会，‘孝’不能包全你所应感恩的人。
所以现应把“孝”延伸为“社会责任心”。
我们不说深得，最显著的是一个人从出生到工作前，再从退休之后，是被社会关爱的人。
其实我们在方方面面都受益于社会，如果你出生在古代，即使你是地主家的，在你出生时，也就是一把剪刀，一盆热水。
那么将儒学的根，从“孝”延伸为“社会责任心”，是什么现实意识？答曰：就是一举改变了儒学对社会支持德方向。
一个人负有社会责任心，那么他要努力学习，才能更好的工作，回报社会。这一过程于无形中实现了“个人价值”。努力工作就是回报社会，努力工作也就是个人价值实现的过程。
这和商业社会追求个人价值的观念相吻合，不再反对流动与竞争。儒学将发生‘方向性’变革。使儒学适应商业社会，并且推进商业社会。
说到这里就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商业社会和农耕社会比，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商业社会的“不确性”。
农业社会很稳定，你的食物来源就是，家里祖辈开垦的那几亩地，只要老天不和你作对，虽然很穷，但你不用考虑明年是否挨饿。
但商业社会不同，你甚至不知道下个月，是否还能在这个工厂上班，或许下个月这个单位就不要你了，或许它破产了。所以商业社会里人们心里压力更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比以前更富有了，可更加牢骚满腹，怨言更大。原因是人们比吃‘铁饭碗’时，对未来有更多的‘不确定’，心中更恐惧。
这就要求商业社会向更深得‘福利社会’发展。只有更完善的福利社会，才能使人们更放胆的追求个人价值。
一时失业有救济金，有医疗，有养老等等。
福利社会的完善使社会更加有活力，反过来，又推进了福利社会纵深发展。
所以儒学的根—由‘孝’衍深为‘社会责任心’。这在‘福利社会’完全可以做到。 在文明达到现今的高度，“孝”这个根太狭隘，完全可以以社会责任做根，这个根部才牢固，厚重。
那么将儒学的根，从“孝”延伸为“社会责任心”，是什么现实意识？答曰：就是一举改变了儒学对社会支持的方向。由支持家族理念改为支持‘个人价值’；进而由支持农耕社会改为支持商业社会。
那么社会怎样鼓励这个道德思想的实现呢？
第一，是开放，开放！使人们能更好的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第二，加快建设福利社会，使人们减少后顾之忧。
第一，是开放，开放！使人们能更好的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第二，加快建设福利社会，使人们减少后顾之忧。
人类的文明是我们不完美的祖先创造的，宁可崇拜不完美的祖先，也不崇拜完美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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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一直不明白，西方为什么要烧死 ‘日心说’的人。
学了儒学才知道：因为上帝是完美的，不能有错。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话只有儒学能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 不管是释迦牟尼佛、耶稣、慕寒都不敢说，因为他们是无所不知的神。
一个人走到哪里都说自己无所不能，天生来拯救世界，你知道他是个神棍。
不不不，你猜错了，他是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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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一直不明白，西方为什么要烧死 ‘日心说’的人。
学了儒学才知道：因为上帝是完美的，不能有错。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话只有儒学能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 不管是释迦牟尼佛、耶稣、慕寒都不敢说，因为他们是无所不知的神。
一个人走到哪里都说自己无所不能，天生来拯救世界，你知道他是个神棍。
不不不，你猜错了，他是耶稣
一句话阐明---儒释道
佛教针对人群是社会底层。不要眼红地主，人家上辈子吃苦、求善。你这辈子好好吃苦，下辈子也做地主。
儒学针对社会中层。没人帮你，全靠自己。学习、修身才可发达、安命。
道家针对社会富贵。最高形式是‘守静去燥’。什么也不需要做，安安稳稳多活一天，就是在‘人间天堂’多快活一日。试想，一个家中没有粮，老婆在闹，三个孩子在哭，你让他怎么‘守静去燥’。
劳苦大众要社会公平。不要克扣工资、血汗钱；辛苦半生，升个小科长，别被他人算计了。
精英要社会自由，来吧，是骡子是马，来出来溜溜，看谁会挣钱。极端自信，好似没有社会制约，他马上变成比尔·盖茨。
佛教针对人群是社会底层。不要眼红地主，人家上辈子吃苦、求善。你这辈子好好吃苦，下辈子也做地主。
儒学针对社会中层。没人帮你，全靠自己。学习、修身才可发达、安命。
道家针对社会富贵。最高形式是‘守静去燥’。什么也不需要做，安安稳稳多活一天，就是在‘人间天堂’多快活一日。试想，一个家中没有粮，老婆在闹，三个孩子在哭，你让他怎么‘守静去燥’。
劳苦大众要社会公平。不要克扣工资、血汗钱；辛苦半生，升个小科长，别被他人算计了。
精英要社会自由，来吧，是骡子是马，来出来溜溜，看谁会挣钱。极端自信，好似没有社会制约，他马上变成比尔·盖茨。
看不懂的“孝顺”
首先要肯定“孝顺”是人类知恩图报的美好品德。
早期儒学肯定孝道，但孔孟，荀子还是把孝看做“小义”。《荀子•子道》有充分阐述。
真正把孝道礼教化是在进入封建社会之后，到了小农社会的宋朝，孝道被赋予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
“孝顺”俨然成为儒学的根，抬升到宗教礼仪最高的地位，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今天看来如同黑暗的宗教，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但是古人为什么如此痛苦地坚守着？
因为每个人都有老的一天，而且他今天义务于长辈，是明天被儿孙所义务的理论基石。
表面上孝被作为小农社会每个人最大的义务，但他又是每个人最大的权利。
小农社会中我们的道德标兵不再是英雄好汉，而是二十四孝。（别的地区不是这样，还处在‘庄园社会’的日本的道德标兵还是三大为主报仇事件的主角，这样的人物就像我国春秋战国的豫让。）
在小农社会中，不可以有一丝悖逆的孝，看似是一种义务，而其实是一种权利，维护“孝”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看似是一种义务，其实是一种权利。
在小农社会中，被孝成为人最大的权利，除此之外孝还是社会组织和生产 的核心理论基石。这是很多人忽略的问题。
第一，小农社会的生产以家庭为单位，以最有经验的老人为生产的组织调度者和财务的分配者，以孝维系秩序，孝维护着小农社会的生产组织重任。孝在生产中的作用，只这一点便完成了它在小农社会中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
第二，由于科技水平底下，古代政府无力直接管理农村，在实力强大的庄园主消失之后，以孝为理论基石，宗族长老成为农村秩序的维护者。孝还维系着社会秩序。
在小农社会中，孝维护社会秩序，孝还维护着小农社会的生产组织重任。孝被宗教化，被神秘化便不言自明了。
依此看至少在小农社会，‘孝’并不是鲁迅先生口中的吃人的封建礼教。但是中国进入了商业社会的初期，社会将进入第一次深刻转折。
孝对于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影响几乎不复存在。商业社会也转为社会养老，努力工作，实现自我价值才是真的养老，老人老，以及吾之老。
儒学再过分强调孝顺的礼教则成为儒学最大的缺陷。
儒学是一种人服从社会发展的的学说，儒学应该遵守新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孝顺的‘顺’太沉重，我们根本负担不起，于当代流动、竞争的社会现实也有所悖逆。不再多述，而对于孝，个人认为应该遵循感恩图报的理念，三分尊重，七分关怀。
对待父母，三分尊重，七分关怀，已经非常不容易。
一个个人观点，媳妇对公婆不需要孝顺，她有没有受到抚养之恩。但是，但是她应当比老公更加尊重公婆。对于一个不认识的老人，或是邻居老人都要尊重，那么老公的父母就需要更尊重。我曾经对媳妇说，她对公婆有七分尊敬，我就满足了。如果再有三分关怀，则感恩不尽。
母亲于我感情更密切，可以打成一片，甚至是指出不足哦，所有有三分尊敬则可，更重要的是要有那“七分关怀”。
说白了，尊敬还是嘴把式，没有实质的付出，因此老婆要七分以上的尊敬。
从人类文明史中任意提取50年，几乎没有一个是真仁真义的；
但是纵观人类文明全景，仁爱、正义还是人类发展的主线。很清晰。
股市任何一个小时间段都不是价值投资；可是纵观25年中国股市，价值投资的主线很清晰。
但是纵观人类文明全景，仁爱、正义还是人类发展的主线。很清晰。
股市任何一个小时间段都不是价值投资；可是纵观25年中国股市，价值投资的主线很清晰。
自由只能是被包容。因为每个人只是世界人口的70亿分之一。每个人只有包容别人的自由。
你的儿子逃学，女儿早恋，媳妇出轨。不得不说，这也算人家的自由。你不能鞭棍交加。你就包容一下吧，不然非被别人的自由气死 。追求自由的顾城，因无法包容别人的自由而成为扼杀自由的魔鬼。
而今天社会高度科技之下，商业社会，人与人的竞争在减弱，生活物资充实，人与人的合作却在更多的加强。责任和个体利益越来越突出。
儒学应以社会责任为根本，以正义、仁爱为主干，以人的权益为轮廓。
就是，仁爱、正义、人的权益，使人修身、齐家、立业。
你的儿子逃学，女儿早恋，媳妇出轨。不得不说，这也算人家的自由。你不能鞭棍交加。你就包容一下吧，不然非被别人的自由气死 。追求自由的顾城，因无法包容别人的自由而成为扼杀自由的魔鬼。
而今天社会高度科技之下，商业社会，人与人的竞争在减弱，生活物资充实，人与人的合作却在更多的加强。责任和个体利益越来越突出。
儒学应以社会责任为根本，以正义、仁爱为主干，以人的权益为轮廓。
就是，仁爱、正义、人的权益，使人修身、齐家、立业。
而对待他人，应该善意，宽容。不用去爱。
现在你的邻居和你卖一样的商品，直接竞争，怎么去爱。
但是可以善意，宽容。
全是恶意的，睚眦必报的，那是都会完蛋
摘录
传教士所译介的儒家经典，在客观上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诱因之一，也是启蒙主义者反对封建神权的思想武器。
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出版了《孔子与中国之道》。在这本书中，他对中国儒学在17至18世纪对欧洲的影响，尤其是对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做了极其翔实的论述。他在该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耶稣会士是促成中华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发生联系的媒介。他们对中国人文经典著作进行翻译和介绍，构架起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桥梁。"借一斑而窥全豹"，我们可以通过德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伏尔泰、魁奈等人可以看到儒家经典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先看看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从澳门回去的一批耶稣会士把大批儒家典籍送给了在欧洲享有盛名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激起了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兴趣。莱布尼茨在《论中国哲学》一书中，给予中国传统文化极高评价:"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中国儒家的德性论有相通的地方；他所提出的"预定和谐"说和中国的"道"非常相似。至于说到莱布尼茨受中国《易经》的影响，尽管学界对于《易经》在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算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还存在争议，但《易经》六十四卦图曾深刻影响过莱布尼茨的"二进制"，这却是不争的事实。莱布尼茨发现易图与"二进制"相通，这在当时具有数学和宗教学的意义。二百多年后，"二进制"成为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数学基础。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对以后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人，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和精神领袖伏尔泰，出于反对宗教神学和开展启蒙运动的现实需要，对中国的历史和哲学大加赞扬，并对中国的伦理道德给予高度评价，声称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他非常欣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甚至在自己的礼拜堂里挂上孔子的画像，朝夕膜拜。伏尔泰在《诸民族风俗论》中这样赞美中国文化:欧洲的贵族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知道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伏尔泰指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伏尔泰还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加以评论。在他看来，中国的行政组织各部分互相联系，官吏是经过严格考试才产生的，皇帝虽然高高在上，却也不便擅自专制，加上中国设有谏议制度，是不能以专制国家称之的。他指出，"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因此，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当然，伏尔泰为了达到反对宗教神学的目的，对中国文化和孔子思想的赞美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就其结果而言，他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极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魁奈也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魁奈在《中国专制制度》一书就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制度的钦佩。魁奈主张的"以农为本"思想，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魁奈的《中国专制制度》出版的那一年，也就是1767年，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到了法国，富兰克林以后的许多经济思想，都是在受到魁奈的影响下形成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魁奈的重农主义对于欧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魁奈在其《经济表》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谋求自然秩序和实际秩序合二为一的心理，跟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是相通的。尽管魁奈对中国的了解在今天还比较贫乏，他对中国的赞赏，也是建立在理想的憧憬之上的，但是他的著作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仍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除了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人对中国文化给与高度评价外，还有笛卡尔、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并有很深的研究，如笛卡尔在其著名著作《方法论》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专门撰写了"中国哲学"条目来介绍中国哲学的发展史；霍尔巴赫主张要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沃尔夫主张以儒家伦理来补充基督教的不及，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所运用的精神辩证法与中国儒家经典《大学》的辩证法思想相吻合；费尔巴哈也汲取了孔子的思想，强调对自己要进行自我节制，要以爱人之心对待他人，并试图把这种道德推广到家庭、集团、社会、民族和国家中去。
传教士所译介的儒家经典，在客观上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诱因之一，也是启蒙主义者反对封建神权的思想武器。
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出版了《孔子与中国之道》。在这本书中，他对中国儒学在17至18世纪对欧洲的影响，尤其是对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做了极其翔实的论述。他在该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耶稣会士是促成中华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发生联系的媒介。他们对中国人文经典著作进行翻译和介绍，构架起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桥梁。"借一斑而窥全豹"，我们可以通过德国的莱布尼茨、法国的伏尔泰、魁奈等人可以看到儒家经典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先看看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从澳门回去的一批耶稣会士把大批儒家典籍送给了在欧洲享有盛名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激起了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兴趣。莱布尼茨在《论中国哲学》一书中，给予中国传统文化极高评价:"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中国儒家的德性论有相通的地方；他所提出的"预定和谐"说和中国的"道"非常相似。至于说到莱布尼茨受中国《易经》的影响，尽管学界对于《易经》在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算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还存在争议，但《易经》六十四卦图曾深刻影响过莱布尼茨的"二进制"，这却是不争的事实。莱布尼茨发现易图与"二进制"相通，这在当时具有数学和宗教学的意义。二百多年后，"二进制"成为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数学基础。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对以后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人，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和精神领袖伏尔泰，出于反对宗教神学和开展启蒙运动的现实需要，对中国的历史和哲学大加赞扬，并对中国的伦理道德给予高度评价，声称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他非常欣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甚至在自己的礼拜堂里挂上孔子的画像，朝夕膜拜。伏尔泰在《诸民族风俗论》中这样赞美中国文化:欧洲的贵族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知道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伏尔泰指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伏尔泰还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加以评论。在他看来，中国的行政组织各部分互相联系，官吏是经过严格考试才产生的，皇帝虽然高高在上，却也不便擅自专制，加上中国设有谏议制度，是不能以专制国家称之的。他指出，"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因此，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当然，伏尔泰为了达到反对宗教神学的目的，对中国文化和孔子思想的赞美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就其结果而言，他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极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魁奈也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魁奈在《中国专制制度》一书就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制度的钦佩。魁奈主张的"以农为本"思想，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魁奈的《中国专制制度》出版的那一年，也就是1767年，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到了法国，富兰克林以后的许多经济思想，都是在受到魁奈的影响下形成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魁奈的重农主义对于欧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魁奈在其《经济表》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谋求自然秩序和实际秩序合二为一的心理，跟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是相通的。尽管魁奈对中国的了解在今天还比较贫乏，他对中国的赞赏，也是建立在理想的憧憬之上的，但是他的著作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仍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除了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人对中国文化给与高度评价外，还有笛卡尔、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并有很深的研究，如笛卡尔在其著名著作《方法论》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专门撰写了"中国哲学"条目来介绍中国哲学的发展史；霍尔巴赫主张要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沃尔夫主张以儒家伦理来补充基督教的不及，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所运用的精神辩证法与中国儒家经典《大学》的辩证法思想相吻合；费尔巴哈也汲取了孔子的思想，强调对自己要进行自我节制，要以爱人之心对待他人，并试图把这种道德推广到家庭、集团、社会、民族和国家中去。
外媒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不断适应、不断讨论的过程。其概念的形成不是一个单纯的自我适应的过程，而是一个漫长的不断修正、概念变化、事件不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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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儒学不再适合这个社会时，中国紧抓“道家”，完成复兴。
中国的文化底蕴是儒道融合。
道家即世界观，指如何顺应和利用大自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不承认现实是不行的。（实事求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都是道家理论。）
儒家即社会观，指如何顺应和利用（人类）社会。尊重别人，才能保护自己；学习，修身才能发展自己；适可而止，才能成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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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儒学不再适合这个社会时，中国紧抓“道家”，完成复兴。
中国的文化底蕴是儒道融合。
道家即世界观，指如何顺应和利用大自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不承认现实是不行的。（实事求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都是道家理论。）
儒家即社会观，指如何顺应和利用（人类）社会。尊重别人，才能保护自己；学习，修身才能发展自己；适可而止，才能成就自己。
中国的文化底蕴是儒道融合。
道家即世界观，指如何顺应和利用大自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不承认现实是不行的。（实事求是，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都是道家理论。）
儒家即社会观，指如何顺应和利用（人类）社会。尊重别人，才能保护自己；学习，修身才能发展自己；适可而止，才能成就自己。
第十五章 公元317年 幽冀辽 内道 12
从东晋开始直到隋唐，道家的治世理念又显现出来，所谓‘笃道崇儒’。使我们必须看清儒道的关系。
儒家的核心是人性论（个人）需要服从社会。当时儒学人性论最高端是‘君子’。而君子就是完全服从社会的人。
道家的核心却是社会观需要顺从世界观，即社会要顺从‘道’这个自然规律。你要造个潜水艇，用社会的仁义‘道’做指导是不行的。
西周农具还是以铜器为主，平民用不起在当时还像黄金一样贵重的铜器，公有的井田制使其农业生产的必然。在战国时期，随着块炼铁（还是很落后）农具的普及和农业技术的发展。不用官员督导，就能家族就能生产更多的粮食，产生更高的赋税。这样由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的土地改革开启了。
以土地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为核心，任何阻碍这一转变的事物都要被扫入历史。生产不再需要更多的官员督导，采邑制便成为土地私有化的阻碍。公侯伯子男层层上贡更加削减了国家税负。那么如何打破世袭世禄的采邑制成为变法的攻坚。世袭世禄的贵族们有枪有人，也不会束手就擒。
这样，根据事实情况，制定现实办法的‘道家’的作用显现出来。
在战国时期，最先成功的是道家。道家不同于后来的道教，道家是实行黄老之说，而推行政治的一帮专业官员。他们宣传老子的世界观，审时度势的治理社会。
他们宣传老子的社会观绝对顺从世界观，政治随时而变。采用黄帝的办法来治理国家，这里最绝的就是黄帝的办法。黄帝已经逝去了两三千年，甚至有没有这个人都很难考证，他们的办法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人具体的知道。所以，他这个说法，很适合专业官僚们‘揉捻’，看似追远，其实是用的自己的革新方法。
道家的核心就是社会观需要顺从世界观，即要顺从‘道’这个自然规律。
孔子建立儒学时，推崇周公，希望以周公的方法治理国家。现实中，孔子还未看清世间变化，不认同‘道’和万物有变化。崇拜近古人士的孔子却做了复古之实。因为周公的治理方法，非常明确。《周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律书籍，周公的那一套就是公侯伯子男世袭贵族的采邑制。孔子这样其实是维护了旧的奴隶制。孔孟的治国方针出现‘方向性’错误，反潮流是早期儒学不张的主要原因。
而道家就是审时度势的来治理国家，成为新的改革家。战国时代由井田制改为私有制，官员的世袭世禄改为郡县制，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大势所趋。
百家争鸣，在战国，道家可谓做到了一马当先。他们在整个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最成功的。
也正因此，道家走出了更绝对的人物，这些人物甚至只以统治者为服务对象，以法为制约社会的最高原则，这些人就是法家。在中国很多时候法道混淆，笔者认为法家属于道家的极左派，可以分离出去。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韩非与老子的传写在一起，也代表了当时汉朝学者也认为法道不分。（司马迁的父亲是道家学者）。
道家在战国时期非常成功，推行了土地私有制，并以土地私有制为核心，任何不符合土地私有制的都得改革，以此破除了世袭世禄的采邑制。而法家属于道家中的极端派，其甚至不考虑道家的根据现实情况而治理国家的观念。在他们的心中，所谓的现实情况就浓缩为富国强兵，一切围绕着富国强兵这一理念开展。
从商鞅起，明确提出的国家理念就是耕战理念，一切围绕着更好的耕种，更有利于打仗来治国。这在争霸天下的战国后期还比较吃香，战争中国家不团结就没有明天，往往推行极端的专制。二战中，英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兵营，而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也连任四届，这都是战争时期的特殊现象。但是，这种极端的专制不适用于和平时期，极端的专政完全压制人性，完全顺从统治者的极端专制，这种极端专制不适合于和平时期。司马谈曰：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
秦朝的崩溃使法家变得臭名昭著。指鹿为马的法家被人憎恨。西汉时，一位学士对崇尚道家的窦太后说他崇尚法家，窦太后马上命人把他扔进野猪圈，再扔给他一把匕首，让他和野猪拼命。他不是崇尚法家吗，窦太后的法律就是叫持有这一论点的人与野猪拼命。这是对法家最大的讽刺。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
这样政权又回到了温和派——道家的手中。道家审时度势的提出来墨守成规，使得道家在治世的这个道路上又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就是文景之治。
汉朝之后，每当社会现实情况发生巨变，既定道德无法指导现实生产，道家便会崛起。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岂不都和道家的审时度势相通。
虽然仁义还是永远的道德核心，可是却没有更适合现实的‘礼’，旧礼却无法指导现实生产和社会生活。因此从东晋到隋唐，道与儒可以分庭抗‘礼’。
道家做事审时度势，很多时候表现得恰到好处，那还要外儒内道干什么？
道家的核心就是社会观需要顺从世界观，即要顺从‘道’这个自然规律。那么我们今天所能了解到的最高的自然规律是什么？无非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可以来指导大自然，对个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他不能用来指导‘人类社会’。
这便是道家的缺陷。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不能全面认识社会本质。
人类社会的许多事情并非像自然界那样明确。大多时候界限是模糊的，并非非黑即白。比如言论自由，笔者认为自由是人类的一个基本权利，任何人都有评价甚至批评任何事物和人的权利。
但是言论自由可以批评，却不可以侮辱。而在这批评与侮辱之间，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那么这个界限由什么来区分，只能用道德认知来区分。
道家的治世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如文景之治，唐朝盛世。审时度势的治世原则不可或缺。
但是，自然界有自己的‘道’（自然规律），而人类的社会又有自己独特的‘道’（社会规律）。道家只关心自然万物的道，忽略社会规律是其重大缺陷。（儒家则正相反）我们举两个道家失败的例子。这两个典故还都很著名。
第一个例子是李陵事件。
李陵在大漠战败投降后，大多数大臣认为，李陵战败投降，沉重打击汉军士气，如果他这样的行为不被惩处，那么以后所去的将领打了败仗，都可以投降了。
而司马迁认为，李陵战败投降，或有隐情，对他的处罚可以等等再看。
这两个观点分别代表了儒家观点和法家观点，成为儒法之争的重要事例。司马迁的观点根据道家具体事务具体分析，认为李陵投降可能会有更深层次的含义，认为对他的处分应该等等下发，但是我想一想，就算李陵杀掉敌人可汗，那么这个后果是什么？这个后果仅仅是匈奴又换了一个可汗，对于战争敌我双方几乎没有影响。而因为放过了投降者李陵，则可能动摇所有汉军中高级军官的战争决心。
战败比一定非要死，可以向苏武一样做俘虏。战败投降就是汉奸，此事非黑即白，没什么可谈的。
所以，从儒家的尽忠尽义的观点来处罚李陵是更加正确的。王夫之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第二个例子是淮南子事件。
淮南王刘安是西汉最著名的道家学者，其所著《淮南子》被称为道家巅峰之作。他还编著《淮南万毕术》，深入探索自然规律。他在淮南四郡不循先法，不守旧章，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效果也很好。
淮南王刘安因为子孙犯法，而被汉武帝割去了几个城邑，一时气愤准备造反。他是汉初的著名学者，他的首席助手伍被劝其不要造反。而淮南子以道家的观点对伍被说：“武帝执政，对外战争太多，人们开始生活痛苦，这个时候正好是起义的最佳时机。”
而伍被却用儒家的观点来劝说其不要造反，他意思是，各个小家庭还没有失去孝义，法律纲纪还未松弛，所以率先起义者不会成功。
刘安讥讽他说：“我们现在的实力难道说比陈胜吴广还要弱吗？陈胜吴广只有区区百人，揭竿起义应者数十万人。而我们一上来就有数万军队，而且可以抢先率兵控制虎牢关，军事家说只要控制虎牢关就等于控制了东方。（断绝成皋，隔绝天下）”
伍被仍然用儒家的观点来说明，汉朝人心未失，即使你有一定的军事才华，也不能成功。
在无奈之下，伍被给刘安出了个狠主意，这个主意直接要了他自己的命。他用儒家的观点看待这件事情，认为若使汉武帝丢掉天下，必先使其丢掉人心。不如假传圣旨，命东方各郡人民都去参加北伐匈奴，骗官员去捉拿年轻壮丁，这一下，必定天下汹汹。再利用这些捉来的壮丁起义，最后拉拢东方诸侯，或许能成功。这一招太阴毒，刘安又不敢用。结果仓促起兵，民心、军心都不在他这一边。连军队都调配不好，被杀。
淮南子看到了客观事实，朝廷征讨匈奴压迫了人民；攻下虎牢，隔绝天下。但他没有深入观察社会，见微知著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此事也能看出儒生坏起来，更加混蛋。越有才华的伪君子越恐怖。
从东晋开始直到隋唐，道家的治世理念又显现出来，所谓‘笃道崇儒’。使我们必须看清儒道的关系。
儒家的核心是人性论（个人）需要服从社会。当时儒学人性论最高端是‘君子’。而君子就是完全服从社会的人。
道家的核心却是社会观需要顺从世界观，即社会要顺从‘道’这个自然规律。你要造个潜水艇，用社会的仁义‘道’做指导是不行的。
西周农具还是以铜器为主，平民用不起在当时还像黄金一样贵重的铜器，公有的井田制使其农业生产的必然。在战国时期，随着块炼铁（还是很落后）农具的普及和农业技术的发展。不用官员督导，就能家族就能生产更多的粮食，产生更高的赋税。这样由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的土地改革开启了。
以土地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为核心，任何阻碍这一转变的事物都要被扫入历史。生产不再需要更多的官员督导，采邑制便成为土地私有化的阻碍。公侯伯子男层层上贡更加削减了国家税负。那么如何打破世袭世禄的采邑制成为变法的攻坚。世袭世禄的贵族们有枪有人，也不会束手就擒。
这样，根据事实情况，制定现实办法的‘道家’的作用显现出来。
在战国时期，最先成功的是道家。道家不同于后来的道教，道家是实行黄老之说，而推行政治的一帮专业官员。他们宣传老子的世界观，审时度势的治理社会。
他们宣传老子的社会观绝对顺从世界观，政治随时而变。采用黄帝的办法来治理国家，这里最绝的就是黄帝的办法。黄帝已经逝去了两三千年，甚至有没有这个人都很难考证，他们的办法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人具体的知道。所以，他这个说法，很适合专业官僚们‘揉捻’，看似追远，其实是用的自己的革新方法。
道家的核心就是社会观需要顺从世界观，即要顺从‘道’这个自然规律。
孔子建立儒学时，推崇周公，希望以周公的方法治理国家。现实中，孔子还未看清世间变化，不认同‘道’和万物有变化。崇拜近古人士的孔子却做了复古之实。因为周公的治理方法，非常明确。《周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律书籍，周公的那一套就是公侯伯子男世袭贵族的采邑制。孔子这样其实是维护了旧的奴隶制。孔孟的治国方针出现‘方向性’错误，反潮流是早期儒学不张的主要原因。
而道家就是审时度势的来治理国家，成为新的改革家。战国时代由井田制改为私有制，官员的世袭世禄改为郡县制，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大势所趋。
百家争鸣，在战国，道家可谓做到了一马当先。他们在整个战国时期，可以说是最成功的。
也正因此，道家走出了更绝对的人物，这些人物甚至只以统治者为服务对象，以法为制约社会的最高原则，这些人就是法家。在中国很多时候法道混淆，笔者认为法家属于道家的极左派，可以分离出去。司马迁在《史记》中，将韩非与老子的传写在一起，也代表了当时汉朝学者也认为法道不分。（司马迁的父亲是道家学者）。
道家在战国时期非常成功，推行了土地私有制，并以土地私有制为核心，任何不符合土地私有制的都得改革，以此破除了世袭世禄的采邑制。而法家属于道家中的极端派，其甚至不考虑道家的根据现实情况而治理国家的观念。在他们的心中，所谓的现实情况就浓缩为富国强兵，一切围绕着富国强兵这一理念开展。
从商鞅起，明确提出的国家理念就是耕战理念，一切围绕着更好的耕种，更有利于打仗来治国。这在争霸天下的战国后期还比较吃香，战争中国家不团结就没有明天，往往推行极端的专制。二战中，英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兵营，而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也连任四届，这都是战争时期的特殊现象。但是，这种极端的专制不适用于和平时期，极端的专政完全压制人性，完全顺从统治者的极端专制，这种极端专制不适合于和平时期。司马谈曰：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
秦朝的崩溃使法家变得臭名昭著。指鹿为马的法家被人憎恨。西汉时，一位学士对崇尚道家的窦太后说他崇尚法家，窦太后马上命人把他扔进野猪圈，再扔给他一把匕首，让他和野猪拼命。他不是崇尚法家吗，窦太后的法律就是叫持有这一论点的人与野猪拼命。这是对法家最大的讽刺。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
这样政权又回到了温和派——道家的手中。道家审时度势的提出来墨守成规，使得道家在治世的这个道路上又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就是文景之治。
汉朝之后，每当社会现实情况发生巨变，既定道德无法指导现实生产，道家便会崛起。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与时俱进，岂不都和道家的审时度势相通。
虽然仁义还是永远的道德核心，可是却没有更适合现实的‘礼’，旧礼却无法指导现实生产和社会生活。因此从东晋到隋唐，道与儒可以分庭抗‘礼’。
道家做事审时度势，很多时候表现得恰到好处，那还要外儒内道干什么？
道家的核心就是社会观需要顺从世界观，即要顺从‘道’这个自然规律。那么我们今天所能了解到的最高的自然规律是什么？无非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可以来指导大自然，对个人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他不能用来指导‘人类社会’。
这便是道家的缺陷。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不能全面认识社会本质。
人类社会的许多事情并非像自然界那样明确。大多时候界限是模糊的，并非非黑即白。比如言论自由，笔者认为自由是人类的一个基本权利，任何人都有评价甚至批评任何事物和人的权利。
但是言论自由可以批评，却不可以侮辱。而在这批评与侮辱之间，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那么这个界限由什么来区分，只能用道德认知来区分。
道家的治世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如文景之治，唐朝盛世。审时度势的治世原则不可或缺。
但是，自然界有自己的‘道’（自然规律），而人类的社会又有自己独特的‘道’（社会规律）。道家只关心自然万物的道，忽略社会规律是其重大缺陷。（儒家则正相反）我们举两个道家失败的例子。这两个典故还都很著名。
第一个例子是李陵事件。
李陵在大漠战败投降后，大多数大臣认为，李陵战败投降，沉重打击汉军士气，如果他这样的行为不被惩处，那么以后所去的将领打了败仗，都可以投降了。
而司马迁认为，李陵战败投降，或有隐情，对他的处罚可以等等再看。
这两个观点分别代表了儒家观点和法家观点，成为儒法之争的重要事例。司马迁的观点根据道家具体事务具体分析，认为李陵投降可能会有更深层次的含义，认为对他的处分应该等等下发，但是我想一想，就算李陵杀掉敌人可汗，那么这个后果是什么？这个后果仅仅是匈奴又换了一个可汗，对于战争敌我双方几乎没有影响。而因为放过了投降者李陵，则可能动摇所有汉军中高级军官的战争决心。
战败比一定非要死，可以向苏武一样做俘虏。战败投降就是汉奸，此事非黑即白，没什么可谈的。
所以，从儒家的尽忠尽义的观点来处罚李陵是更加正确的。王夫之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第二个例子是淮南子事件。
淮南王刘安是西汉最著名的道家学者，其所著《淮南子》被称为道家巅峰之作。他还编著《淮南万毕术》，深入探索自然规律。他在淮南四郡不循先法，不守旧章，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效果也很好。
淮南王刘安因为子孙犯法，而被汉武帝割去了几个城邑，一时气愤准备造反。他是汉初的著名学者，他的首席助手伍被劝其不要造反。而淮南子以道家的观点对伍被说：“武帝执政，对外战争太多，人们开始生活痛苦，这个时候正好是起义的最佳时机。”
而伍被却用儒家的观点来劝说其不要造反，他意思是，各个小家庭还没有失去孝义，法律纲纪还未松弛，所以率先起义者不会成功。
刘安讥讽他说：“我们现在的实力难道说比陈胜吴广还要弱吗？陈胜吴广只有区区百人，揭竿起义应者数十万人。而我们一上来就有数万军队，而且可以抢先率兵控制虎牢关，军事家说只要控制虎牢关就等于控制了东方。（断绝成皋，隔绝天下）”
伍被仍然用儒家的观点来说明，汉朝人心未失，即使你有一定的军事才华，也不能成功。
在无奈之下，伍被给刘安出了个狠主意，这个主意直接要了他自己的命。他用儒家的观点看待这件事情，认为若使汉武帝丢掉天下，必先使其丢掉人心。不如假传圣旨，命东方各郡人民都去参加北伐匈奴，骗官员去捉拿年轻壮丁，这一下，必定天下汹汹。再利用这些捉来的壮丁起义，最后拉拢东方诸侯，或许能成功。这一招太阴毒，刘安又不敢用。结果仓促起兵，民心、军心都不在他这一边。连军队都调配不好，被杀。
淮南子看到了客观事实，朝廷征讨匈奴压迫了人民；攻下虎牢，隔绝天下。但他没有深入观察社会，见微知著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此事也能看出儒生坏起来，更加混蛋。越有才华的伪君子越恐怖。
外儒 上
虽然按自然规律办事很重要，但是我的孩子老是考鸭蛋，将来可能成为自己的负担，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
可见，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虽然世界观的道好重要。但是社会还有自己的规律。
在儒学史上，由于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在世袭贵族即将没落但还未解体时，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势还不明确。孔子的思想支持世袭贵族，虽然从今天看是逆潮流的，但是当时的世袭贵族还占有政治的绝对权力，面对这么一个世袭贵族大厦将倾，希望孤身支天的孔子，大多数世袭贵族对其的言论是充满理解和敬佩的。只是在‘利’的作用下不能实施。
但是孟子所处的时期，已经处在世袭贵族瓦解的中后期，世袭世禄的采邑制已经不被大多数人接受。所以，孟子虽然完善了孔子的学说，但是整个时期，儒学是非常的静默。虽然孔门七十二贤在努力推广仁义道德的社会观，但是那是一个儒学的黑暗时代。
而改变这一切的是荀子。随着道家、法家的成功，儒学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而世袭贵族已明确为昨日黄花，儒家也彻底将他们抛弃。
荀子的法后王原则，将法融入进儒学思想。荀子说人皆可以为大禹—用礼、法约束（其礼义，制法度。涂之人可以为禹）。重法爱民而霸。
但是荀子将法引进儒学并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法的一大进步，‘为法立心’，法上加法，使法真正融入文明社会。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法要有一个提纲挈领的总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仁义。不能是偷个馒头就砍手，骂了元首就枪毙。荀子将法引入儒学，使法律发扬光大。
道德是法律的一个重要基础，这被世界广泛认可。还是前面说的，美国大法院的浮雕上的三个人，第一位是代表西方的宗教人物摩西，第二位代表东方法律的先知是孔子，而真正的立法者梭伦却排在最后一位。简陋的说，法律就是保护好人，惩罚坏蛋。那么谁是好人，谁是坏蛋，还的是‘道德’说了算。因此摩西和孔子排在梭伦前面。
同样，在‘道’上，荀子明确提出，为圣人可以不知天，但治之要在于知‘道’。在具体问题上，仍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荀子甚至提出处理事务的最高战术原则：欲潜以深，欲伍以参（深入研究，广泛对比）。
荀子把道引入儒学，隆礼尊贤而王，为道竖德。使‘道’有的放矢。将‘道’（自然规律）引为‘道’（社会规律）。‘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这里的道是社会规律。道不再是“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为道竖德的说法有些牵强。荀子的‘道’更多的是社会规律。
在荀子之前，孔子只讲‘人道’。他所谓的‘君子之道’。君子就是完全服从社会利益的人。即人性论服从社会观。孔子大体上不讲天道（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因为他不能肯定世界和社会是变化的，否则他就不能‘复古’。
荀子荀子为法立心，为道竖德，树立了中国两千年的治世模式。
此后，荀子的学说影响极大，《荀子》甚至被尊为‘帝王之术’。而且其使儒家从社会的保守派一举变为改革派中的激进派。像以董仲舒为首的西汉儒家，在‘仁义’原则的指导下，甚至多次要彻底破除奴隶制，这在当时都过于激进，无法实现。
从荀子改革后，儒学也有了市场。甚至秦始皇‘坑儒’也算代表了他对儒学的重视。他怎么不去‘坑’别人。其实终秦朝一朝，朝廷上还养着很多儒生。查一查‘叔孙通’这个人就知道了笔者此言不虚。而‘坑儒’一事《史记》未载。秦朝还有‘商山四皓’，后世儒家把这四人打扮成反‘坑儒’斗士，其实张良原话是“（四人）皆以上（刘邦）嫚侮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
笔者参阅了大量的唐中期以前的政论性文章，被引述的最多的人，第一是孔子，再者便是荀子。
那么有人会问：“荀子的地位如此之高，《荀子》一书又被评为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那么《荀子》为何未能进入经书？”
荀子为法立心，为道竖德，树立了中国两千年的治理模式。‘君，臣不得不尊’表明荀子重君思想。正因为看中君主的作用，所以反倒是对君主有要求。这本书最激进的地方，就是‘为统治者加箍’。‘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一观点充斥于很多章节。如《荀子·君命》和《荀子·天道》。《荀子·正论》中号称：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
天下者，至大也，非至辩莫之能分；
天下者，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见。
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
这一观点即使是自认为符合条件的最强人秦始皇、刘邦也不能认同。他们还要把皇位传给子孙。谁知道子孙会不会还是强人。
还有，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
主暗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俱害之道也。
（皇帝）好利多诈而危。
荀子推行儒学的仁义道德，作为社会观提纲挈领的总原则，要限制社会上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这是历代统治者都不能容忍的。而他的这一思想又贯穿在荀子的整本书里，这使得无法更改，因此《荀子》这本书无法成为经书。但是大小《礼记》包括《大学》、《中庸》中有荀子的思想。（礼记总体上还是早于荀子的）
像统治者也要被约束，也要是最有能力和最有道德的人，在今天这个社会是更广泛的被认可了。因为今天的总统、主席都是选上来，而且还有任期。选上来的是笨蛋或者是没有道德的人，是不被接受的，而且他也需要遵守法律。
荀子三大历史贡献：为法立心；为道竖德；为权加法。
《荀子》这部经典，无可取代地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总结者、先秦思想集大成者。（不包括个人主义启蒙的《庄子》）
隋唐以前，学习儒家文化就是为了治理国家，或者治理家族。这一时期的儒学是一个治世儒学，在这一时期，荀子的学说成为儒学的重中之重。
从北朝隋唐开始，士族没落，大多数人学习儒学并不能直接带来官位，这样儒学慢慢的演化成主讲“德”的哲学。学习儒学的首要功能是学习修身，安身立命。这一时期后，思孟哲学被深入挖掘。
在德上，以孟子的性善为起点，推导出性本善，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假定‘性本善’为起点，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多是善德，要把善德的一面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人的行为要围绕着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社会治理上，更加深入挖掘孟子的义，在自然村、宗族围绕着义来治理，仍然采用无为之治，宗教仅以孝‘义’作为对村民的约束。
我们今天知道的孔孟儒学，是宋之后的孔孟儒学。在宋以前，孟子的地位非常低，到了元朝，《孟子》才成为十三经中的最后一本入选者。而荀子在唐以前的地位非常高。从韩愈开始儒家掀起了开除荀子的运动。
虽然按自然规律办事很重要，但是我的孩子老是考鸭蛋，将来可能成为自己的负担，咱也不能把他扔到垃圾堆上。
可见，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虽然世界观的道好重要。但是社会还有自己的规律。
在儒学史上，由于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在世袭贵族即将没落但还未解体时，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势还不明确。孔子的思想支持世袭贵族，虽然从今天看是逆潮流的，但是当时的世袭贵族还占有政治的绝对权力，面对这么一个世袭贵族大厦将倾，希望孤身支天的孔子，大多数世袭贵族对其的言论是充满理解和敬佩的。只是在‘利’的作用下不能实施。
但是孟子所处的时期，已经处在世袭贵族瓦解的中后期，世袭世禄的采邑制已经不被大多数人接受。所以，孟子虽然完善了孔子的学说，但是整个时期，儒学是非常的静默。虽然孔门七十二贤在努力推广仁义道德的社会观，但是那是一个儒学的黑暗时代。
而改变这一切的是荀子。随着道家、法家的成功，儒学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而世袭贵族已明确为昨日黄花，儒家也彻底将他们抛弃。
荀子的法后王原则，将法融入进儒学思想。荀子说人皆可以为大禹—用礼、法约束（其礼义，制法度。涂之人可以为禹）。重法爱民而霸。
但是荀子将法引进儒学并不是简单的抄袭，而是法的一大进步，‘为法立心’，法上加法，使法真正融入文明社会。法必有心，法上必有法。法要有一个提纲挈领的总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仁义。不能是偷个馒头就砍手，骂了元首就枪毙。荀子将法引入儒学，使法律发扬光大。
道德是法律的一个重要基础，这被世界广泛认可。还是前面说的，美国大法院的浮雕上的三个人，第一位是代表西方的宗教人物摩西，第二位代表东方法律的先知是孔子，而真正的立法者梭伦却排在最后一位。简陋的说，法律就是保护好人，惩罚坏蛋。那么谁是好人，谁是坏蛋，还的是‘道德’说了算。因此摩西和孔子排在梭伦前面。
同样，在‘道’上，荀子明确提出，为圣人可以不知天，但治之要在于知‘道’。在具体问题上，仍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荀子甚至提出处理事务的最高战术原则：欲潜以深，欲伍以参（深入研究，广泛对比）。
荀子把道引入儒学，隆礼尊贤而王，为道竖德。使‘道’有的放矢。将‘道’（自然规律）引为‘道’（社会规律）。‘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这里的道是社会规律。道不再是“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为道竖德的说法有些牵强。荀子的‘道’更多的是社会规律。
在荀子之前，孔子只讲‘人道’。他所谓的‘君子之道’。君子就是完全服从社会利益的人。即人性论服从社会观。孔子大体上不讲天道（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因为他不能肯定世界和社会是变化的，否则他就不能‘复古’。
荀子荀子为法立心，为道竖德，树立了中国两千年的治世模式。
此后，荀子的学说影响极大，《荀子》甚至被尊为‘帝王之术’。而且其使儒家从社会的保守派一举变为改革派中的激进派。像以董仲舒为首的西汉儒家，在‘仁义’原则的指导下，甚至多次要彻底破除奴隶制，这在当时都过于激进，无法实现。
从荀子改革后，儒学也有了市场。甚至秦始皇‘坑儒’也算代表了他对儒学的重视。他怎么不去‘坑’别人。其实终秦朝一朝，朝廷上还养着很多儒生。查一查‘叔孙通’这个人就知道了笔者此言不虚。而‘坑儒’一事《史记》未载。秦朝还有‘商山四皓’，后世儒家把这四人打扮成反‘坑儒’斗士，其实张良原话是“（四人）皆以上（刘邦）嫚侮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
笔者参阅了大量的唐中期以前的政论性文章，被引述的最多的人，第一是孔子，再者便是荀子。
那么有人会问：“荀子的地位如此之高，《荀子》一书又被评为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那么《荀子》为何未能进入经书？”
荀子为法立心，为道竖德，树立了中国两千年的治理模式。‘君，臣不得不尊’表明荀子重君思想。正因为看中君主的作用，所以反倒是对君主有要求。这本书最激进的地方，就是‘为统治者加箍’。‘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一观点充斥于很多章节。如《荀子·君命》和《荀子·天道》。《荀子·正论》中号称：
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
天下者，至大也，非至辩莫之能分；
天下者，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见。
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
这一观点即使是自认为符合条件的最强人秦始皇、刘邦也不能认同。他们还要把皇位传给子孙。谁知道子孙会不会还是强人。
还有，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
主暗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俱害之道也。
（皇帝）好利多诈而危。
荀子推行儒学的仁义道德，作为社会观提纲挈领的总原则，要限制社会上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这是历代统治者都不能容忍的。而他的这一思想又贯穿在荀子的整本书里，这使得无法更改，因此《荀子》这本书无法成为经书。但是大小《礼记》包括《大学》、《中庸》中有荀子的思想。（礼记总体上还是早于荀子的）
像统治者也要被约束，也要是最有能力和最有道德的人，在今天这个社会是更广泛的被认可了。因为今天的总统、主席都是选上来，而且还有任期。选上来的是笨蛋或者是没有道德的人，是不被接受的，而且他也需要遵守法律。
荀子三大历史贡献：为法立心；为道竖德；为权加法。
《荀子》这部经典，无可取代地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总结者、先秦思想集大成者。（不包括个人主义启蒙的《庄子》）
隋唐以前，学习儒家文化就是为了治理国家，或者治理家族。这一时期的儒学是一个治世儒学，在这一时期，荀子的学说成为儒学的重中之重。
从北朝隋唐开始，士族没落，大多数人学习儒学并不能直接带来官位，这样儒学慢慢的演化成主讲“德”的哲学。学习儒学的首要功能是学习修身，安身立命。这一时期后，思孟哲学被深入挖掘。
在德上，以孟子的性善为起点，推导出性本善，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假定‘性本善’为起点，推理出格物致知，致良知。知行合一。讲，人的本性多是善德，要把善德的一面全部挖掘出来（穷理尽性）。人的行为要围绕着人的善德（知行合一）。
在社会治理上，更加深入挖掘孟子的义，在自然村、宗族围绕着义来治理，仍然采用无为之治，宗教仅以孝‘义’作为对村民的约束。
我们今天知道的孔孟儒学，是宋之后的孔孟儒学。在宋以前，孟子的地位非常低，到了元朝，《孟子》才成为十三经中的最后一本入选者。而荀子在唐以前的地位非常高。从韩愈开始儒家掀起了开除荀子的运动。
西方的社会哲学也是服从自然 交织着服从社会。
个人主义服从自然；宗教服从社会。他俩也是绝配。
巴菲特对仆人说，这辈子上帝认我做巴菲特，让你做我的仆人。好好干，下辈子换过来
个人主义服从自然；宗教服从社会。他俩也是绝配。
巴菲特对仆人说，这辈子上帝认我做巴菲特，让你做我的仆人。好好干，下辈子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