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题目是1968年的春天，主要是记述这期间的事件人物。但为把问题说清楚，也追述一下前因，难免枝蔓过多。刘少奇问题的起因说得较细，下面就简捷点。

康生说：“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历史。定个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定个叛徒特务，就永世休想翻身！”

３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１９３６年８月至１９３７年３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

3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有关刘少奇“历史问题”材料交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

４月１日　《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开始了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全面批判。

5月8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为名，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

5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单位“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18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此后，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了大量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并在群众中开展了主要针对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

从1967年5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集中力量“狠抓刘少奇自守变节问题”

到1968年2月26日，担任专案组组长的谢富治明确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谢富治这个批示意见，十分耐人寻味。总的感觉是刘案大局已定。

文革的发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功完成，是江青谋划支持、全程组织的。

文革的决战胜利——把中国的郝鲁晓夫钉上叛徒、内奸、工贼的钌铐的，首功是江青。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此，江青居功至伟。

林彪一度是呼声最高的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有那高水平的理论家，站在国际共运历史的大局上，指划说：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伟大领袖站在时代前列，指明方向。而他的身边，都有一个亲密战友，做他忠实的信奉者，为他摇旗呐喊，全身心维护。第一代伟大导师马克思，他的亲密战友是恩格斯；第二代伟大导师列宁，他的亲密战友是斯大林；第三代伟大导师是毛泽东，他的战友和旗手的责任，历史必然地落在林彪的肩上******林彪先是成了唯一的副主席，全党全国的祝词，在祝万寿无疆之后，必不可少的要祝他永远健康。

但是，在这狂热的潮流中，人们始终把“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这一荣誉称号，加在江青头上。1968年春天，全国大量为江青印制发放小册子。这都是明确的政治信号。而且，这种政治信号不是单一、偶然的，它在不断地出现，不断地强化。且看事实：

历史事件本身是清楚明确的，之所以模糊复杂，是人为的搅扰混乱——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

发生在1968年春天的“杨余傅事件”，到今天还被人们觉得是个迷。就是由于经历者的回忆看法各不相同，而得不出一致的结论。

有人说：打倒“杨余傅”是林彪的主张，他找到主席，提出来并实施的。
有人说：打倒“杨余傅”是江青的阴谋，是遭她诬陷迫害，才构成这一事件。

多种回忆录，多种记述的小册子，众说纷纭，听着都有道理，采信莫衷一是。

笔者手头有一本1968年4月印刷的在打倒“杨余傅”大会上的“中央首长”讲话，这几乎是当年大会的同期记录（大会是3月24日，3月27日两场，分别有讲话）。当时，这会议记录是传递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谁也不敢，也想不到要修饰掩藏。

三年以后，林彪才“自我爆炸”；八年以后“四人帮”才被“一举粉碎”。才有了被顶责被涂抹的可能。

我们看原始的一手材料吧。

这是当时的中央文件：

原始件展现了当年真实的现场。象周恩来宣读的起始语：“同志们、战友们”活现了彼时彼地的政治生态，过若干年，拍电影的导演，都要刻意寻求这充满时代印记的语言。

好了，还是言归正题：

这是四大领导机构联合签署颁发的正式文件。权责十分明晰，政治上来不得半点马虎。

还记得所谓“林副主席一号令”吧，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晚，林彪“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十月十八日，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的名义正式下达。这事在9.13事件后，被定性为是：“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打倒杨余傅的文件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联合下发的，怎么成了无人担责的糊涂帐了。

还有罗瑞卿、陶铸、贺龙等人的去留生死，都是纷纭不休的含混问题。事情本不该是这样。

下面，再看现场，有每个人的发言为证。

打倒杨余傅大会开了两场，第一场是1968年3月22日，地点在人民大会堂：

下面是实况。许多回忆记述都说是参加会议的是团以上党员干部。这本记录是十四级以上。这是付合实情的，当时通知参会，惯用十七级以上，或十四级以上。发文也是发至十三级以上。

林彪第一个讲话，对江青的评价很有分量，不象某些回忆中所说：轻描淡写

这是3月24日人民大会堂打倒杨余傅大会上，周恩来的讲话，对江青的评价之高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前人的处境可能有许多不能为外人所理解的。在这样场合，林、周讲这样的话，不会事出无因。高层政治，一言九鼎，信口开河是最不能允许的。

还有周在讲话中提到：“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有很多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已经印成小册子，大家读了的”，这说明《江青同志就话选编》一书的出版发行，周是知情的。

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７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林彪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的详细情况看原件。整个大会，把保卫江青、誓死捍卫江青放到重要位置。发言的人都明确强调这一点，但以周恩来讲得比较系统条理，明显是经过准备的。好，看原件吧：

之所以把原件贴上，是想说明，后期有的回忆录，包括公开出版物的刊载，与当时的现场是有距离的。这也难免，一是回忆者有感情或自身感受的差异存在，二是也有后来宣传口径上的配合要求。

贴上原件，也不是想对讲话者作道德上的追究，因为我丝毫不怀疑林彪、周恩来的革命立场的坚定和远大理想的崇高，因为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血雨腥风枪林弹雨的严酷考验验证过的。如是投机取巧，谄言媚上之徒，他们也等不到如今——当年与蒋介石相处，他们不是没有这种机会。而蒋在几十年间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最强大政治势力。

那为什么他们在1968年春天这样的大会上，又都讲了这些明显不是出自内心真实的话（林彪在私底下始终称江青是“那个婆娘”，批林时揭出许多事实证明他对江十分反感。而周恩来在邓小平复出时，给邓交待的：江青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说。这能看出他们心中的愤懑吧。）？

笔者认为，这讲话更象是两个人在政治上的表态——对权威力量究竟是赞成和拥护还是抵触反对？就象当时各省建立文革政权——革命委员会，都要给主席发个致敬电。其实，主席的伟大评价和意义都有人说了，而且很难超越，各省就是表明态度、亮明旗帜就行。

林彪周恩来3.24、3.27讲话，就是这种表态性的：江青有多高大多英明，自有权威评价认可，林周不会讲得更好，但是，赞成还是反对，必须亮明态度。而且必须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这是当时的流行语。

江青，这个走出山东家乡，发迹于上海舞台，最终投身于延安党中央怀抱的文艺青年。她的经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颇有些励志：她一介贫民的女儿，为了生存拼命在十里洋场站住了脚；更不同的是，她憧憬理想，追求平等，这使她天然与左倾政治团派水乳相融。不幸的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派政团，长期在中国是非法的，是被取缔和镇压的，因而，他们被逮捕关押判刑乃至英勇赴义，成为高概率事件。这种历史经历，不仅江青，可以说在中共白区的党的许多成员，包括重要领导，（当年高岗事件时，高岗就说中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根据地军队的党，一部分是白区的党），都是大致相同的。

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强调党内斗争性的中国共产党内，经过多次运动的缜密审查，都对许多同志历史上的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比如有名的61个叛徒集团的问题，这是经过当时中央主要领导讨论同意的，张闻天总负责，毛泽东也知道。再比如事关周恩来的“武豪声明”，当时周恩来不在上海，已到了瑞金。当时中央苏维埃政府（瑞金），为此还在报上发了对造谣叛变者的通缉令，而身为当时苏维埃政府主席（瑞金）的，就是毛泽东。还有刘少奇的两次被捕获释的问题，都是做过历史结论的。

但是，到了文革，这一切都不予承认了。让对历史对党内政治生活完全不了解的红卫兵冲在前，在党内大抓叛徒。“叛徒”成了打倒任何人的最有力武器。邓拓被《人民日报》发文点名是“叛徒”，随后自杀。陶铸被姚文元文章点名是叛徒，是“蒋介石的奴才”，被打倒。二月逆流后的潭震林，被江青在众多大会上多次点名：是证据确凿的大叛徒，后经查实，潭震林当时在瑞金根据地，不在事件发生地。周恩来的最后几年，“武豪声明”成了他最大的心事，连进手术室前都呼口号“我不是叛徒”，
更明显的，是包括文革派在内，谁被打倒，接着就成了叛徒：空军政委余立金，被打倒后公布是“叛徒”。文革登上中央四号高位的陈伯达，被打倒后公布是“叛徒”。林彪爆炸后，公布他老婆叶群，曾参加过国民党特务训练班。张春桥老婆更是曾给日军广播电台当过播音员。陈永贵加入过汉奸组织。****这些，如在基层，在社会上，能不能活下来，端的要看他的命大不大了。但是，在政治没出问题前，他们这都不是问题。

所谓文革抓叛徒，最大的问题，就是奉行双重标准。

这个双重标准，在江青身上体现得最典型。接着看看，在1968年春天，江青在她的发迹地上海（包括浙江），和她的家乡山东都做了什么。

上 海

原国民党军统总务主任沈醉在其自传《我这三十年》一书第二十章《二进深宫》中，有一段关于蓝萍（江青） 和狄克（张春桥在上海的化名）的极为重要的文字：

“我当时去崔万秋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按其文中所述及的崔万秋，是军统特务，上海《大晚报》主笔。沈醉对崔万秋的真面目，曾于1977年1月8日作如下说明；

“ 我于一九三二年冬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后，便在特务处上海特区当交通联络员，崔万秋当时已参加了特务处，是特务处上海特区领导的直属通讯员，每月薪金八十元。上海特区有十多名直属通讯员，由区长直接领导，由交通联络员联系。我每月送薪金给他，并取回几次情报。他的情报相当多，还经常给他送去比他薪金多得多的“奖金”和“特别费”。我曾问过他，这么多钱用得完吗？他说还不够呢，常常得把自己的薪金贴一些进去，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情报。我担任上海特区交通员两年左右的时间中，都由我约崔万秋与先后担任特务处书记长的唐纵、梁于乔和特务处情报科科长张炎元见面，1933年冬天，特务头子戴笠还叫我约他在上海四马路杏花楼菜馆吃饭，事后，他对那次和戴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1967年11月，已经被特赦七年，并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委员的沈醉，又被江青集团莫名其妙地逮捕了。

1967年11月26日，由张春桥批示，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18位了解江青历史情况的文艺界人士被隔离审查。1968年2月由吴法宪派飞机押解到北京长期关押，1970年顾而已因无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杀身亡；1969年，郑君里患肝癌死在狱中；赵丹等人出狱时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1968年2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将所谓“反革命黑调查案”列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要案，由谢富治、吴法宪负责审查。2月22日，吴法宪到上海，将接触此案材料的上海市委副书记梁国斌关押。并把与有关的上海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王鉴、卢伯明、胡志毅（几人为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等17人用空军专机解押北京囚禁。

1968年2月23日晚，江青布置吴法宪找到孙峻青，上海的一个作家，3月１日并把他用飞机押到北京。一关就是五年！

1968年3月2日，江青又对吴法宪说，她３０年代的一个佣人叫秦桂贞，了解她的情况。她叫吴法宪找到她，请她来北京谈谈。江青把老人批捕投入秦城监狱。

浙江

1968年2月28日，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副厅长吕剑光，还有几个处长和工作人员，被空军派专用飞机，押送到北京。

在北京被专案人员集中力量审问一个问题：到底收集了江青多少黑材料。

文革中，浙江的公安系统主要是牵连到“18号案”，也被称为“反革命黑调查案”——即建国后揭发江青30年代历史的一封匿名信。

这一关押就是七年，到1974年10月，在毛泽东作了批示后，才放了出来。

下面是王芳在回忆录中所记录的有关18号案件的过程，照录如下：

1953年毛主席与江青来到杭州。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

江青收到匿名信后，非常恼火，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和不安。
第二天，江青找我(我——即王芳，当时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谈，谈了一个上午，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我看了。
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
江青一脸严厉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匿名信主要写的是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肯定对江青过去的历史十分清楚。因写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当时我理解写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疮疤，是对她如今贵为第一夫人的骄横作风非常不满，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评，要她识相一点，不要太张狂。
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后，忽然问我:“你熟悉扬帆吗？”
我当时对她的发问毫无警觉，随口就说:“解放前，我是八路军，他是新四军。解放后，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较密切。”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就有点不高兴，半阴半阳地说:“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他过去不叫扬帆，叫殷杨。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
江青没有再往下说，气氛有点僵。她可能在估计我是否知道，扬帆曾经搜集她在上海的材料，写信给延安党中央的事。
30年代，扬帆按照党的指示，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上海“左联”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因此，他对江青在上海曾经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变节和生活上的风流丑闻、复杂的社会关系，了如指掌。
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同志，听说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出于对党的忠诚和负责，要扬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用密电向延安党中心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是曾经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运动、现任军部秘书扬帆同志提供的。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落入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里。善于投机的康生出于他的政治目的，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毛主席当然不会看到这个报告。
江青为了出这口气，在康生的直接指使下，先后两次将扬帆下狱。第一次在延安整风运动后的1943年10月。幸亏负责审查扬帆所谓历史问题的是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同志，他顶住康生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扬帆被关了10个月，最后放了出来。1955年元旦，扬帆第二次被捕，扣上了“反革命”、“特务”的帽子，长期关押，受尽折磨。与此同时，潘汉年被冠上了包庇扬帆的罪名，成了“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要成员，在1955年3月被捕入狱。一直到20多年后“四人帮”垮台，潘汉年和扬帆才得以平反。然而，此时潘汉年已死于劳改农场，扬帆早已被逼疯了，就连来劳改农场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也相见不相识了。

在谈了扬帆之后，过了一会，江青又问我，“你熟悉覃晓晴吗？” 我说“覃晓晴就在省妇联工作，不是很熟悉。”
覃晓晴是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党员。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把她调来浙江工作的。
当时我不知道覃晓晴和江青之间有什么隐秘的事。后来我了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时，覃晓晴和江同住一个牢房。覃回忆自己被捕原因，是因为江青首先被捕，在敌人面前供出了她。而江青后来说了谎：特务来逮捕她时，她已搬家了，因此，覃晓晴被捕了，她没有被捕。
覃晓晴于1976年12月18日写下这样的材料：
1934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原(夏纬)的介绍认识了李鹤(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 “无名剧社” 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1934年）秋后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 我们随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 “引渡” 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不断提我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 “黑大个” 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 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得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 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1935年春，我出狱以前，向特务供认了我认识的 “无名剧社” 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鹤。

江青问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特务赵耀珊
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 (绰号 “黑大汉”、“黑大个” ) 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先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当江青问到我关于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特务赵耀珊时，我警觉起来，不再说什么。我知道，赵是当年审讯江青的特务。江青怕他还活着。我只说，赵耀珊在南京镇压反革命时被枪毙了。她一直阴沉的脸，这时才有了一点笑容。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将匿名信的事报告了毛主席。说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主席认为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工作不虚心，得罪什么人了，是对你不满，有意见引起的。当时正好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江青一定要将这匿名信事件和那时政治斗争形势挂起钩来。她认为这件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同志之间不满、发私愤，而是一个政治事件，有其政治目的。后来主席没有再说反对意见，也就是默认了。
动用了主席的权威，这一匿名信案(被列为“18号案”)的侦查工作也就升级了。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不久，中共中心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心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心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还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参加，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会议确定，“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总负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会议并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把重点对象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江青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她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然而，时间拖得很长，案子还没有结果。
当时受侦查时间最长、怀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赖少其引起的。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过一个议案，要求组织上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
江青极其忌恨贺子珍。公安部门注重赖少其后又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关系密切，并且对贺子珍的处境深表同情，而且对毛泽东1952年在上海没有与贺子珍女儿李敏见面一事颇有微词。另外，赖少其又恰好是在华东文委工作！
专案人员向柯庆施汇报之后，柯庆施认为曾菲“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于是公安部门找来曾菲的笔迹。经过鉴定，曾菲的笔迹竟然与匿名信的笔迹很相似！于是，曾菲成了重点怀疑和审查对象。

然而，对曾菲进行了诸多秘密侦查，始终未发现任何证据。

其间，江青催问了多次，她显然对案件迟迟侦破不了，感到不满足。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给江青写匿名信的人，原来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

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心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虽然朱明自杀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仍将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行文至此，笔者觉得也许是见多了类似的材料，听多了个人惨痛的经历，已经是见怪不惊了，纯然是抽象材料在手下机械地流过，象极了会计师笔下的货币金额，那是一串串数字，不是可以变现的钱了。

可是，回忆当年的真实场景，至今仍是令人震骇不已。就说抓叛徒吧，人们目光盯住所有的可能，档案中但凡参加三青团、童子军以及有台海亲属关系的，全部揪出来。我所在的中学，揪出一位副校长，说他历史上叛变投敌。我当时是初中学生，对这位副校长印象很好，他浓眉大眼一表人才，什么时候都是笑嘻嘻的，不象别的领导老是板着面孔，好给学生们说话聊天。那时都知道他是从部队上转业来的，学生也听说他好象有历史问题，不受重用，所以才到中学当副校长。揪出时全校贴满了大字报：打倒大叛徒XXX,他的名字打着叉。后来听人说，他11—12岁就跟着父亲参加了八路军，他父亲是基层的指挥员吧，后来牺牲了，他是烈士子女。在一次战斗中，他跟部队跑散了。被日伪军抓住了，当时就是个11-2岁的瘦小的孩子。日伪军也没拿他当回事，跟着干了几天活，瞅空跑了出来，又到了八路军这里。后来，入党提干，参加了解放战争，还上了朝鲜战场。但就是说他被俘投敌，是大叛徒。到了文革，又被当成了重点对象。那时就见他穿着涂满了墨汁的衣服，白天抬大筐劳动，晚上开批斗会。

很快，学生们都到各地大串联去了，在外边跑了几个月，回校已到了年底，寒冷的冬天了。我在校园里看见了他，大吃一惊，已经认不出来是他，整个人已经失神了，脸腊黄又浮肿，见了人眼珠都不转了，反映迟顿。走路两腿抬不起来两脚蹭地往前挪。现在，他的样子还出现在我眼前，以我现有浅显的医学知识看，他明显地是肝肾都有了重病。以后再也没见到他，听说不久他就死了。

后来，听同学说起，当年打牛鬼蛇神大叛徒走资派都有哪些花样。说看管队有个同学，是校排球队的，他只要一时兴起，就跳起来象扣排球一样，对着专政对象的头抡掌猛扣。还有让他们跪在铁棍上，一位熬出来的老师，给人看他的腿，在膝部迎面骨上就有明显的凹痕。

还有给我留有深刻印象的一次批斗会。那不是教我们课的老师，只听说他是三青团员，他哥哥是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官。批斗会先帖出了公告，说重大阶级斗争新动向，阶级敌人的疯狂进攻。大家都是带着好奇去的，台上站着一群人围着那位老师。原来有人发现，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一首诗：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 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再独立地向前途踏进。

为什么我印象这么深？因为当时逼着他念给台下听，也许是紧张害怕，他念起来哆哆嗦嗦，怪腔怪调，引得台下哈哈大笑。

围着的人批判说他想念跑到台湾的哥哥，想复辟想变天，盼着国民党反攻大陆。随着批判他就认罪求饶，说自己就是反动，就是混蛋该死之类。气氛越来越热烈，有人追问他还写过什么同类的东西或给台湾如何联系、送情报之类。他满头满脸是汗水，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最后，他哀声说，这诗不是他写的，是抄的。抄的谁的！几个人历声问。他吭哧着说，是抄的鲁迅书上的。是烈士殷夫的诗。会场一片寂净——冷了场了。稍倾，有人领着高呼大批判口号，台上围着的人拿着语录，在他头上脸上敲打，说是要消毒。台下的人都散了。

当时这种情况是全国普遍性的，谁的档案有一点疑问， 都不会被轻易放过。更不用说是进过什么“特务训练班”，当过“日伪电台播音员”，加入过什么“汉奸组织”。从1966年8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到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连续几年，没有人能躲过。

山东

据（山东省志*大事记）载：
1968年4月 山东省开始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这项工作是在“左倾”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加上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致使许多人被非法关押，遭到刑讯逼供，制造了一大批冤案。其中，最突出的是王效禹等人制造的所谓“阴谋陷害江青的重大反革命集团冤案”，原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副厅长李秉政等8人被诬为“反革命分子”，39名公安干部受到迫害，张国峰、叶茂林等含冤去世。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1959年春天，公安部布置给山东省公安厅一项特殊任务，要求调查“济南铁路局职工李干卿历史和现实表现”。原来，江青的哥哥叫李干卿。解放前，李干卿曾当过日伪和国民党的警察、警长、巡官、局员等职，建国后被济南铁路局留用。在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中，曾被查出有多次贪污行为，受到“记过”处分。山东省公安厅在张国峰的主持下，如实上报了这一历史事实。

1968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时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列席了这一会议。会上江青哭诉了所谓对她的迫害。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王效禹对此在山东做了相应的部署。

五天后在4月30日，曾参与李干卿问题调查的山东公安厅和铁路公安处二十七名工作人员，分别被逮捕和关押审查。其中六人被专机押往北京关进秦城监狱。张国峰因患癌症，被关押在济南郊区郭店劳改医院，不分昼夜突审逼口供。 昏迷过去打上针，继续追。说是不要让他把口供带走。就这样折腾了2个月，直到把张国峰审死在病床上。

事情没有完结

青岛

1968年4月26日一早，早起的几个青岛人在太平路的海边，发现了一具被溺毙的老人尸体。经多方辨认，是山东海洋学院的教授赵太侔。据经见人说：赵身上衣服很整齐，脚上穿着袜子，口袋里放着手绢。因当时是“砸烂公检法时期”，济南市在这年的1月11日，青岛市在这年的1月14日（有说是17日，但实物证明是14日），相继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代替公安政法部门的职能。所以，就由当时的学院造反派组织处理了此事。对外说赵太侔是投海自杀。直到现在，对赵的死因也多是以“含冤逝世”来涵盖统称。

赵太侔是江青走上人生道路的第一个职业培训师和引路人。早年赵太侔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以后又官费留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文学，继入该校研究院专攻西洋戏剧。回国后担任济南实验剧院院长。说到这有人就明白了，江青的从艺之路，就是在15岁时（1929年夏，当时江青名李云鹤），考入赵太侔主持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自此开始的。而这之前，她只上过2年小学，当过童工。

山东省立实验剧院是由当时的山东省府教育厅长何思源力主创办的，经费由山东官方开支。何思源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与赵太侔是校友。他们办实验剧院，也是融合中西方的艺术理念，所以，学生课程有话剧表演，并逐步加重。这为江青日后到上海拍电影、表演话剧《娜拉》、《大雷雨》等，都打下了基础。学生的京剧课，也以改良京剧为主。对配戏龙套等，也要求吸收西方舞台表演原素。这些，也都为江青多年后，主持京剧现代戏的改革，播下了种子。

1930年赵太侔离开济南，到青岛任国立青岛大学教授、教务长。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易名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接任校长。

1931年春，因经费困难，韩复榘下令解散实验剧院。李云鹤到北平参加晦鸣剧社，演出京剧折子戏。她的功底与坐科出身的京剧艺人自然不能比，因而起始的职程失败，她又返回济南。

1931年5月，李云鹤在济南与裴明伦结婚，2个月后就与裴明伦离异。

1931年7月，李云鹤乘上胶济铁路的火车，毅然到青岛投奔山东大学的校长赵太侔。当年她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