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的春天

说来这已是半个世纪前了。著作权的保护期都过了，当时的档案都应该解密了。******但是，人们还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纷争不休。如果说观点不一，意见不同的存在是正常现象，应该兼听则明，各种意见都能充分表达才是正确的作法。但是，对基本事实的认定则不应该是模糊不清或真假莫辩的。

所以，真正关心热衷于这些时期的人，让我们少些逞口舌之快的争辩，多做些收集发掘历史真相的实物的琐屑工作，因为也许不用多久，这些不入人们眼目的物件，就会湮灭于沉寂，就象根本没存在过一样。

不是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写的么？这有些高抬我们这些草根。但是，能尽力保留些有岁月刻痕的纸片瓦块，也许能抚去一些蒙在浮面的尘埃。就是没能力做到这些，尽力往明白上摸索，也是自求心安的做法。

我将把手头收集的各种物品逐一展示，希望得到交流和指正。

1968年，是文革十年中的一年。这是相对平静的一年。最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

回顾一下：1966年是文革起始的一年。

官方定位于是1966年5月16日，即“5.16”通知下发的那一天。所谓《“5.16”通知》，就是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被《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定义为“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5月17日，《人民日报》前总编，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自杀身亡。

5月23日，中办副主任田家英自杀身亡。

5月28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文革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并带上了红卫兵袖章。此后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

此后全国出现了“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的狂潮。各级党委遭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炮轰”和揪斗，各种群众组织纷纷成立，一时间天下大乱。

1967年，是文革突破进展的一年。以“一月风暴”命名的夺权行动，在上海首先实施成功。紧接着山西、黑龙江、贵州、山东、北京成立了文革新政权——革命委员会。

４月１日　《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文中首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4月１２日－１８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7月20日武汉暴发了震动中外的“七.二0事件”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活动。并围攻了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此时当时被称为“反革命事件”。、

７月２２日　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公开提出“文攻武卫”煽动武斗。次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文革从66年发动，到67年末，按文革小组（就是江青：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的说法，共经过五个回合的斗争：
第一回合，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第二回合，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第三回合，击退所谓“二月逆流”；
第四回合，揪出了王力、关锋、戚本禹；
第五回合，揭露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

这五个回合的斗争，总决策是毛泽东无疑，但具体运作，大多是文革小组和林彪集团。前两个回合是两股力量合作。后边就看出各自为战，各有各的目标了。但明显文革小组派的作用要大于林彪集团。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程和目标要求到底是怎样的？只有毛泽东说的才算数。且看毛泽东当年是如何说的：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这样的评价和估计。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现在正处在决战时期，谁胜谁负还不能作结论，到明年这个时候，可能差不多了。

1967年5月间毛泽东在同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前的发展过程，谈了他对当前运动的看法，他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发表后，这可算是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

1967年7月13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萧华、杨成武开会。讲“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的两位专家谈话，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地方，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卡博和巴卢库同志是一、二月份来的。当时我要他们呆到四月份。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份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真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1967年9月16日，毛泽东在浙江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21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1967年10月7日，在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9月19日毛在武汉与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中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

9月20日，毛泽东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说到：“大概（明年）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毛还向曾思玉提出了九大召开的时间：“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份开。”

以上这些都见诸正式的党内文件和公开发行出版的书刊。

对于文革的进程和目标要求，毛泽东在1967年说了几近十次之多（不完全统计），这是不多见的。

他并明确，文化大革命，第一年发动（1966年），第二年取得基本胜利（1967年），第三年扫尾（1968年），在1968年秋冬季或至迟在后年（1969年）一月，召九大。这是他多次在中国的反修亲密战友——阿尔巴尼亚领导会谈中，还有与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以及在各地视察时与当地领导人会面时表述的。

就如《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革十六条》中用高度概括的哲学语言所说：这次运动要大破大立，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经过一年半的所谓“把旧世界砸个稀巴烂，冲破旧的条条框框”，“造反、夺权、揪斗、打倒”、中央领导核心内的“定时炸弹”被挖出；八大中央委员会成员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到总数的71%；各级党委政府全部打倒，党团组织瘫痪。******

力度空前的，前所未有的，反字当头的“破”，全部实现了。事物发展到顶点，就要向对立面转化——什么都破了，就什么都要立起来，大破就要大立：各省建立革命委员会，这是政权立起来。还有，组织要立起来，除了党的团的，工（会）青（年团）妇（联）的，也要立。旧的力量破了，这个真空，必须有新的力量去填补。

就在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把召开九大和整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说：“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
“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
他又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

毛泽东在这里对整党建党提出了纲领性的标准和要求：就是前几天亲自批示的：“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指示后被称为“50字建党大纲”。

毛泽东清晰地向全国全党传递了由“破”转“立”的信息，没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没让林彪、周恩来到场。而是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谈话中传递的。这是反常规的作法。

政治是敏感的，政治家更是敏感的。看看随后的活动日程表吧：

1967年11月13日，毛泽东林彪等接见北京部队、北京部队空军学习毛泽东
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代表。
1967年12月3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戚本禹、姚文元等接见出席海军首次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
1968年1月26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出席解放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
1968年3月7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出席解放军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整党建党的最高指示，发出了才七天（11月5日——11月13日），北京部队、北京部队空军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就已经隆重召开，并受到毛泽东、林彪接见。

每当看到林彪的政治军事运作，都不由得拍案惊叹，这军神的赞誉，绝非浪得虚名。他把抢占先机，兵贵神速运用到神鬼莫测的境界了。就如1967年武汉“7.20”事件发生时，7月21日凌晨，毛泽东刚上飞机离开武汉，林彪这边就指挥25军3个步兵师从九江、开封向武汉运动。15军空降部队占领了孝感机场，运动到黄陂。东海舰队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启程当晚可达汉口。

武汉市内独立师 和“百万雄师”还开着上千辆卡车在市内游行呢，没想到北边有空降部队、南边有3个步兵师、东边有三艘炮舰已经形成铁壁合围之势。如果真想抵抗，只有一条路，向西溃逃，而且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才行。

这次，也是这样：首发北京部队、北京部队空军，接着是海军，又接着是全军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一波一波，紧锣密鼓，声势逼人。

如果对此感兴趣的，请在网上搜一下，这些会议当年的记录片，看当年的如宗教仪式般的痴狂热烈。再想深入了解的，搜一下当年红遍全国的学习积极分子，在1971年9.13事件后的际遇。

林彪再神，也是个军神。他有所为而为的形迹太露。而且，手中的有效神器一用再用，这——容易使人审美疲劳。反复描画，心迹自现。

大音希声、大象希形，希并不是无。神龙见尾不见首，也有迹可探寻。

1968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这标志中央文革小组参与掌握任免地方领导干部的大权。这是核心权力。此前成立的省级革委会，都是以中央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批准。

1968年2月起，这本薄薄的小书，被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书名是《江青同志讲话选编》，收了从1966年2月，到1967年11月27日的讲话共八篇。

这是非一般的事情！

首先不一般的是：建国以来，毛泽东著作出过各种版本，这不必说。

然后，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过几次，最大量出版的是在1962年，国家度过了三年灾害，刘的威信得到提高。这次是修定再版，并广泛发行。

再然后，如果江青这本书进入此范围，她就是刘之后的第一位。当时，她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当时，林彪是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唯一的副主席（林是九大在党章中写明的接班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是常委。

第二不一般的是，此书是最高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发行出版的。这本书的印刷、发行都是超常规的。

有实物为证——

北京新华印刷厂 1968年2月1版1印



上海新华印刷厂 1968年2月1版1印



浙江和杭州同时印





江苏新华印刷厂 1968年2月1版1印

东西南北中，军队青年都要印









这份是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印

东西南北中都在印，军队青年也不落后











这是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的

印到了中苏边境




有的是一印再印三印

这种书都是在全国各地的旧书店、摊、书主手里买到的。多谢现在有了网上书店，为搜寻这些多年不被人注意的出版物提供了及大的便利。东西南北中的书店，包括香港的旧书店，都有这本书。


在搜寻时，有时稍一迟疑，就被别人买去了，特别是那些少见版本。在叹惋的同时，也觉得有同好者，在向着一个方向努力，深感欣慰。

只要是人走过的路，总有踪迹可寻。

１９６８年春天的故事，这只是开始。还有重头在后边。

1967——1968年长见的场景

下面的地址是：
纪录片 >1968年1月26日下午，欢聚在人民大会堂的总参、总后、空军、第二炮兵学习毛著积极分张代表，等待伟大领袖的接见。（1968年的新闻联播 第6号）

腾讯网
http://v.qq.com/page/v/u/5/v01624a37u5.html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以诗一样的语句，开启了“元旦社论”雄伟的篇章：
“东方红，太阳升。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全国亿万军民怀着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文中说到取得全面胜利的标志是：
“革命的大批判正在各条战线上进一步展开，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革命罪行，大量地被人民群众揭露出来******”

是的，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就把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展示在世人面前。这，在当时恐怕最有想象力的头脑也难以平静接受。

我们就从文革开始后刘少奇逐步升级的检讨看起吧。
1966年

5月4日——26日 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是发出了“5.16通知”标准文化大革命开始；

林彪作了振聋发聩的5.18讲话；就是那个总结古今中外经验的政变经，并号召“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全军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26日，刘少奇在会上讲话，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开展文化革命的意义等问题，并作了自我批评。他在谈到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时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6月14日——28日 刘少奇多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讨论运动中的有关问题。在这些会议上先后提出：对这一场斗争，咱们都没有经验，工作组也没有经验。

6月20日 将反映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后来，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等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八月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宣布：“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听取驻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工作组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对这个学校的运动发表了意见，并说：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怎么搞，你们和大家一起搞、一起学嘛，大家讨论，走群众路线。

7月24日、25日 毛泽东同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对工作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28日，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7月29日 刘少奇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对派工作组问题代表中共中央承担了责任，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他在讲话中建议：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因为相互间有各种问题要讨论，有的时候要辩论。对牛鬼蛇神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办法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在同学中间有不同的意见也要贴大字报，也要放手发表意见，对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要发表意见，也要讨论。讨论起来就要辩论，刚才周恩来同志讲了，辩论会和斗争会很难分，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同时，辩论中间发生不同的意见，发生各种事件也是完全可能的。你今天是多数，经过辩论之后，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的问题上你又是少数。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时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主要的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我现在要讲一句老实话，包括我在内，我们现在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我们不了解情况。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

到这时，还是围绕着当前运动中派工作组等工作中的问题来进行着。

随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出现了性质完全不同的突变。

8月1日在毛泽东支持下，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布开会时间为五天。从第二天起，就讨论工作组问题，并延长了会期。

刘少奇报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国际国内工作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派工作组的作法承担了责任，他检讨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毛泽东在插话中指责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陈伯达也严词批评派工作组是“想把真正搞文化大革命的打下去”。

8月2日 刘少奇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参加学生大会，听取了两派学生的发言，最后作了讲话，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有不同意见讨论么，有错误改正错误，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

8月3日 刘少奇再次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分别同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座谈，向他们做思想工作，要求他们团结起来，讲究政策，共同把运动搞好。

刘少奇除在全会上检讨，还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向两派学生，两派群众组织分别作了检讨。他的态度是诚恳的，是积极地寻求与毛一致的。

8月4日 刘少奇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南组讨论并发言，说：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决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一起来，我们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组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决心让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就非让你下台不可。

当天，刘少奇出席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派工作组一事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说：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的话越说越重，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吗，专得好。又接着说：“讲客气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本来是克制着的，但渐渐地，他的情绪失控了。当毛泽东语带威胁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时，刘少奇用毛泽东经常说的“五不怕”的话来回敬毛道：“无非是下台嘛。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毛泽东没有想到刘少奇还会顶他，也不由得火上浇油。这时，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泽东将话接引了过来：“牛鬼蛇神，在坐的就有！”

会议空气十分紧张，毛泽东说：“今天大会不开了，开小会好了。”。散会后，毛泽东回到了他的住所，心气无法平静下来。“牛鬼蛇神”的概念一直在他的脑海中翻腾，他想起了两个月前《人民日报》所发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他寻找了半天，找到了，是《北京日报》上转载的。这一天的报纸还转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毛泽东草草地再读了一遍，有所思，有所感，于是用他常用的铅笔，在这篇社论的边角上，写了一段话，这就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此文写于1966年8月5日。全文照录：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接着派飞机去把在请假在大连休养的林彪接来，参加会议。

林彪出山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合力在会上发难，对《炮打司令部》作了超级发挥，同时向刘少奇发起总围攻。林彪的几次讲话表示，“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8月17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中央文件正式下发，一直“发到县团级”；

几乎是又重复了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的路子，请来掌控军队的林彪。会议本是谈当前工作的，又扯出历史上的旧帐，从头清算。刘少奇的命运至此已经注定，他是在劫难逃了。

8月8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二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重新选举了政治局常委，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只有林彪一人仍被称为副主席，刘少奇等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刘少奇在会上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他还请求辞去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职务。

8月11日、12日 林彪妻子叶群两次找人，指使他写了诬告刘少奇的材料。十四日，林彪把这份诬告材料通过江青转给毛泽东。

9月中旬 刘少奇写出《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并报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九月十四日复函刘少奇：“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9月14日 刘少奇致信周恩来：“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之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 请你酌情安排。”十七日，周恩来按毛泽东、刘少奇的意见批办。

10月22日 刘少奇致信周恩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初稿)，已经作了一些修改，基本上是根据你和陈伯达同志提出的意见修改的。现特送上，请你审阅，并加修改。”周恩来未再提出意见。

１０月９日－２８日　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0月23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对所谓“路线错误”承担了责任说：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10月31日 刘少奇致信周恩来：“童小鹏同志电话说你的意见，是否可以把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发到县团级，我是否有什么修改？我同意你的意见，把我的检讨发下去。我已作了一些修改，并加了一段，列举我在历史上所犯的一些错误。现送给你，请你审阅修改！是否要送主席和林彪同志审阅，也请你酌定。”十一月九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印发至县、团级。

12月6日 出席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林彪在会上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攻击，说：“刘、邓不仅是五十天的问题，而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刘少奇在发言中被迫作了检讨。

12月18日 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单独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公开煽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二十五日，蒯大富带领五千余人上街游行，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大字报。这一煽动活动持续了多日。

刘少奇逢会就被批判，逢会就检讨，检讨从政治局到工作会到发至全国县团级 。谁能说说，刘少奇还能怎么办！这也证实了以后的林彪，为什么抵死不检讨。

谢谢阅读。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可能有些话题敏感。我写完在网上发出后，都是滞后一段时间才出现。开始以为是技术故障，后想也可能是审稿，等一会就好。我这些材料都是公开正规出版物上刊登的，都有事实依据的。绝非地摊文学或传说。

1967年1月1日 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1月3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扣押并批斗(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

1月5日 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一月七日四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毛泽东6日批示周恩来：“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周恩来于7日凌晨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

1月12日 戚本禹在钓鱼台十六楼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些人开会说：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当晚，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强行闯进刘少奇住处，第二次围攻、批斗刘少奇夫妇。

1月13日 毛泽东派人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刘少奇在谈话中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要刘少奇“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对所提要求未表态。


令人不解的是：
1月12日是上海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日子，所谓掀起造反夺权高潮的一月风暴势头正猛的时候。
1月13日是《公安六条》公布的日子。《公安六条》即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内容分为六条，所以简称"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人。

公安六条的颁布牢固地确立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专政地位，刘少奇已是任凭法落的待罪之人，这时候接见他是所为何来？事实证明并没有轻饶他。难道就是为了看他的最后惨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