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上海的革命生涯及与保皇党人的论争

二十世纪初之中国, 政治漩涡之中心, 乃是反清。但是, 这时改良主义的保皇党, 则有一定的市场, 他们的思想尚能笼络不少人心。因此, 邹容认识到要反清必须先反保, 否则反清无从谈起。而不少革命志士就是从保皇党的阵营中脱离出来后投入革命的。所以, 在思想和理论上驳倒保皇理论极为重要, 这样才能不断削弱对方。邹容回到上海后, 就在理论上对保皇党人的思想言论, 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他和章太炎两人所写的文章,可以说是与保皇党人论争的战场上, 冲锋在先, 打了头阵 。
邹容从日本回到已离别一年多的上海, 感觉到某些不同。首先是在文化思想领域方面已不像过去那么死气沉沉, 似乎有什么精神在召唤。当时邹容十八岁。
章太炎和蔡元培等人, 当时已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 他们编辑了教科书、发行报刊,并且拟定和实行了办学的计划。目的很明确: 以此传播新文化和新思想, 为下一步的革命行动打下精神基础。这年的十一月, 上海南洋公学 (交通大学的前身) 因压制思想言论, 引发学潮, 一部分学生罢-课, 从而导致二百多名学生被勒令退学。中国教育会立即伸出援手, 设立了爱国学社, 接纳这些退学的学生入学。爱国学社不同于一般学堂, 首先创立了民-主管理的模式: 它把学员分成若干联, 每联约二、三十人, 推举联长一人, 组织学生联合会。学社的大小事宜, 由联合会讨论决定。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只负责上课和引导的责任。因此, 爱国学社的学习和生活, 显得井井有序而又生动活泼。事隔不久, 南京陆师学堂又有一批退学的学生南下, 加入上海爱国学社, 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名人的章士钊等, 还有一些从其他地方来的青年学子。
这些青年学生大多数热情奔放, 倾向革命, 而在蔡元培、章太炎等老师的启发引导之下,更是激昂慷慨, 议论时政。当时, 学生们经常以“国民公会”的名义, 借用一个名叫张园的地方召开集-会, 在集-会上同学们可以暢所欲言, 甚至倡言革命, 无所忌讳, 简直已成了一个革命团-体。
张园本名味莼园, 当时是由一位张姓士绅购买设置的一座新园林, 故又称张园。原址在今上海北京西路泰兴路口(今已不存), 占地面积约八十亩, 大门口有售票处, 购票而入, 内有景点“海天胜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 另设有舞榭歌厅, 餐室茶座, 戏班书场, 供游客休憩娱乐, 可谓一切俱全。更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的, 是张园内还有一个叫“安恺弟”的大厅, 公开出租, 在这座大厅里可以开会议事, 集-会演-说, 因此, 这座大厅成了当时革命分子进行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而当某某什么人在大厅里发表鼓吹革命的演-讲时, 那气氛夸张地说简直和法国大革命有什么两样? 其实, 清王朝末年的民主化程度真可以说还是比较高的, 这当然不是出于它自愿, 而是因为有很多燃眉之急的事令它无暇顾及了。清末的革命家也产生得特别的多, 真可谓群星璀灿, 如徐锡麟、秋瑾、陈天华、章太炎、蔡元培、黄兴、宋教仁、孙逸仙……等等, 而邹容可以毫无愧色地列入其中, 而且他是为革命牺牲的知名先烈中最年轻的一个。
爱国学社编辑出版《童子世界》,每日一期, 并配有插图。后来又扩大篇幅, 改成旬刊,增加社说、时局、政治评论等栏目, 还有对历史社会和自然科学的介绍, 文字浅显明白, 使读者容易领悟, 目的就是向广大青年灌-输革命思想。爱国学社的一系列活动, 与当时的《苏报》密切配合, 在当时可说是点亮了反清的星星之火。
《苏报》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一份著名报刊, 它原是日侨所创办的一家报社, 成立于一八九六年。到了一八九八年, 湖南人陈梦坡出资购下《苏报》,继续出版。陈梦坡是一位因教案丢职的官员, 原是江西铅山县县令, 具有维新思想, 他曾对人说:“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在民-主思潮的推动下, 他逐渐倾向革命。南洋公学和南京陆师学堂发生学潮时, 《苏报》在舆论上积极支持学生, 特地开辟了专栏《学界风潮》,报导并介绍学生的正义立场, 帮助民主的思想得以伸张。这样的行动和爱国学社形成了一致。因此学社的人就开始经常给《苏报》投稿, 主要是写一些政论、时评文章, 而报社则每月给学社以一定的经费补助。到一九0三年五月以后, 报纸上登出的文章, “火药味”开始越来越浓, 有时竟出现公开号召推反清王朝的言论。这是因为写文章的人, 往往就是在张园“安恺弟”大厅演说的革命者, 或是与革命者观点相同及受了革命思想影响的人。《苏报》上的言论越来越激昂,也就不足为怪了。
上海的这一系列活动, 诚然和留日学生密切相关。首先, 爱国学社的教员很多原是日本留学生, 没有留过日的也多与留学生有联系。在拒俄运动时, 留学生在东京组织义勇队, 就曾经发电报给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 请求“给于支持”。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立即响应,在上海也组织了义勇队, 双方形成一致。这是由于当时的革命者已认识到团结的重要, 只有团结一致才能达到目的。如果一盘散沙, 那么一切都将沦为空谈。
邹容一回到上海, 就住入爱国学社, 积极参与各种活动。由于当时中国的民-主革命思潮风起云涌, 邹容振奋无比, 过去那种他曾经说的“落落何人报大仇”的寂寞感一扫而空。星转斗移, 历史在发展, 社会在曲折中前进。
邹容一进爱国学社, 当即和章太炎结识。章太炎比邹容大十八岁, 但两人一见如故, 相谈融洽。由于在政治、社会和革命思想上许多观点相同, 因此两人结为忘年之交。章太炎早年曾参加康梁维新派的改良主义活动, 但在维新派受到镇压以后, 他改变了观点, 认为只能进行革命才能解决问题。他毅然剪掉自己头上辫子, 表示从此参加革命并与改良主义断绝的决心。这时的章太炎已是一位有学问且颇有声望的革命家, 他发表了不少很有战斗力的文章。他把自己在十九世纪末年写的政论和学术文章编辑成书, 题名为: 《 訄书 》,于一九0三年出版, 封面即请邹容题署书名。
《訄书》是章太炎早期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书中各篇文章运用比较或类比的方法论述中国自古以来的各个学派, 从而引申出对孔子学说进行批判。章太炎引用了一个日本学者的话, 说“中国更八十世而无进取者, 咎在于孔氏”。意在说明孔子的学说是中国不能进步的根源。特别是书中《定版籍》一篇, 尤为出色, 对于土地和赋税问题, 章氏说:“田不均, 虽衰定赋税, 民不乐其生, 终之发难”。揭露出君主专制社会在土地所有制上的根本矛盾, 这个矛盾用孔子学说是根本无法解决的。章氏又说:“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地”,也就是说, 土地应该归耕者所有。这些新锐的观点, 无异给当时的思想界甩了一个炸弹, 引起了极大的影响。当然, 人的思想是会变化的, 时隔三十年后, 到了晚年的章太炎, 据说对上述那个日本学者的话予以否定, 在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的自我封闭中, 居然走上“尊孔读经”之路。章氏去世于一九三六年。
章太炎对邹容很器重, 他把邹容当作自己的亲弟弟一般看待, 在一赠诗中, 就以“邹容吾小弟”之句为首。邹容积极地参加爱国学社的各项活动和张园的集会, 又因与章太炎朝夕相处, 在各方面都获帮助。他虽然年纪轻轻, 却有经历: 出四川, 到上海, 渡重洋, 到日本, 又从日本到上海……可谓经风雨, 见世面。现在又有了这么一位既有学问又有胆识的老大哥章太炎的帮助, 更使他得益非浅。因此, 邹容的革命意志日益坚固, 促发革命的愿望也日益强烈。

(待续)

(续第四章 在上海的革命生涯及与保皇党人的论争)

但是改良派的活动也没有停止。如在拒俄运动和成立“国民公会”中, 康有为的学生龙泽厚一开始也积极参与, 高呼爱国与革命, 过了不久, 却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 宣扬保皇党人的主义, 积极拉拢别人, 筹划向清政府请愿立宪。此事在革命派人员中产生恶劣影响, 有些人因此申明脱离《国民公会》。当时邹容即挺身而出, 与龙泽厚等人展开正面的较量。当然, 《国民公会》也从此解散, 为了免于它被保皇党人把持和利用。
通过与保皇党人的斗争, 邹容深刻地认识了所谓的改良主义。邹容认为, 改良派虽然也提出过一些改革维新的主张, 但是它们反对革命, 反对民主共和, 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开明聪慧的皇帝身上, 以为一纸宪法就可以约束历史悠久深厚的皇权, 实在是太天真。这无异于是为虎作伥, 改良派的思想在实质上比君主专制主义思想更为危险, 对革命的阻力也更大, 因为它在当时有一定的市场, 其影响力不可小觑。为此, 邹容在空余时间阅读了不少书, 钻研各派理论, 吸收先进思想, 以期充实自己, 一旦需要, 便可拿起笔来与敌人论战, 而且立于不败之地。
一九0三年五月, 上海《新闻报》登载了一篇名为《革命驳议》的文章, 文中说:“天眷中国, 圣主当阳, 内修政治, 外联邦交, 中国尤有可为”。意思是只要上天保佑, 恢复光绪皇帝的权位, 进行政治改良, 搞好外交关系. 中国就可以强盛起来。该文又说: 如果闹革命,必至“内讧未已, 外侮踵至”, 中国就会由乱而亡。这正是保皇党人的理论, 同康有为不久前发表的《与南北美洲诸侨只可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文一唱一和, 互为呼应。
革命派立即有了回音。先是章太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逐条驳斥康有为的保皇主张, 托人带到香港面呈康有为。看到《新闻报》刊出的《革命驳议》后, 章太炎又写了《驳〈革命驳议〉》一文, 针锋相对地加以批驳。柳亚子在回忆录《我和言论界的因缘》(载《逸经》第一期)中说, 章太炎的《驳〈革命驳议〉》的文章, 只开了一个头就放下了, 是由柳亚子和另一个人接着写下去并完成的。这“另一个人”就是邹容。特别是末尾一段, 是邹容所写, 现把这段文字录在下面:
“总之, 国民与政府主于对待之地者也。革命之权, 国民操之, 欲革命则竟革命。维新之权非国民操之, 不操其权, 而强聒于政府, 亦终难踖此革命之一大阶级也。悲夫! 放弃国民之天职, 而率其四万万人之同胞, 以仰以异种胡儿之鼻息, 是又昌言维新者所挟以自豪乎? 无量头颅无量血, 即造成我新中国前途之资料, 畏闻革命者, 请先饮汝以一卮血酒, 以壮君之胆, 毋再饶舌, 徒乱乃公意。”
这段话仍全文画龙点睛之笔, 因为它阐明了一个原则问题, 即是革命和维新(改良)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革命的主动权操在革命者手中, 即所谓“欲革命则竟革命”。讲维新(改良)则掌控在皇帝手中, 皇帝同意维新方能维新, 这无异于是在乞求皇帝的恩施。所以这两者之间是具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同时, 邹容又指出, 革命必然会流血, 会抛头颅, 但是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所应付出的代价。
但是, 笔者在这里要提出一个设想和一个疑问。设想是如果命运让邹容多活四十年(他去世时是二十一岁, 多活四十年也不过六十一岁), 那么他会活到四十年代中期, 抗战胜利前后。假设这样, 那么他又会作何感慨? 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历尽蒼桑艰辛, 十年内战, 军阀浑战, 日寇大举入侵, 八年浴血抗战……这不正是应了当时改良派所说的:“内讧未已, 外侮踵至”么? 难道改良派有先见之明? 谓予不信, 可是改良派的预言确是事实, 或者仅仅是一种巧合? 但不论怎么说, 当时章太炎、邹容等革命派人士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和理论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对于极端腐败、卖国的清政府, 在当时看来, 似乎用革命的手段更好些。但结合后来所发生的历史来看, 则改良派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当时真的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进行君主立宪, 而不实行暴力革命, 那么,中国就能像日本或英国那样繁荣富强么? 就能避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所遭遇的种种内乱和侵略么? 这就难以定论了, 因为历史不可能重来。何况, 中国有中国的特色, 同为民-主革命, 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就有很大的不同。同为君主立宪, 中国当时若实行君子立宪, 肯定与其他君主立宪国家也有所不同。中国的事情的确很複杂。
就在革命派与改良派进行论战时, 邹容还在日本东京时就已着笔的代表作《革命军》完稿。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长, 才两万多字, 印成书只是薄薄一册, 但是它的问世却是不同凡响。首先, 它的书名“革命军”三字,就如一把匕首, 闪亮醒目。而全书文字, 更是酣畅淋漓, 锋芒所向直指清王朝。同时, 指出改良派的弊端, 剖析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 彻底否定他们的主张。可以说, 《革命军》的出版问世, 具有积极的战斗意义, 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民主革命, 它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邹容和《革命军》的名字, 将永载中国民-主革命的史册。

(待续)

读陆放翁集(一) 梁启超

诗界千年靡靡风, 兵魂销尽国魂空;

诗中什九从军乐, 亘古男儿一放翁。




读陆放翁集(二) 梁启超

辜负胸中十万兵, 百无聊赖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 说到胡尘意不平。

邹容传(下)
第五章 《革命军》的问世

一九0三年五月, 《革命军》在上海出版。一石激起千重浪, 《革命军》的问世, 无异向清王朝投了一枚重磅炸弹, 又无异于向一切有革命倾向的人发出的一篇号-召战斗的檄文。全书分七章:
绪论
革命之原因
革命之教育
革命必剖清人种
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革命独立之大义
结论
全面地论述了当时面临的革命问题, 也可以说是中国民-主革命中最早的一本系统的直接号-召革命的论著。它高举革命的大旗, 决断地指出革命是“天演之公例”, “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它又说必须“仗义群兴革命军”, 进行武装-革命, 推翻清王朝, 走全新的道路。以“革命军”三个字作为书名, 本身已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宗旨。
《革命军》一书的不平凡之处, 首先是它以革命的“公例”和“公理”性, 来阐明革命的必然与革命的真理。它以“公例”和“公理”为箭, 有的放矢, 以腐败的清政府作为靶子。
它开始就尖锐而强烈地写道:“我中国今日欲脱离满洲(贵族)统治者,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 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 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 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 不可不革命。”
以上的话,也就是向人们指出一条真理: “革命”这一现象具有世界性,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通过“革命”这一种手段来解决问题, 从落后专制走向民-主共-和, 因此“革命”本身有它的“公例”性和“公理”性。同时指出中国为什么要进行革命, 因为不革命中国就无法摆脱清王朝的黑暗统治, 不革命就有可能沦为外国列强的奴隶之邦, 不革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不革命中国在地球上将难以生存, 不革命就永远落后……。雄辩地论证了中国必须进行革命。
邹容在《革命军》中又写道: 革命“是去腐败而存善良”,“去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的必由之路”。革命是“牺牲个人以利天下, 牺牲贵族以利平民”的崇高事业。邹容在文中激情地表示, 他要“沿万里长城, 登昆仑, 游扬子江上下, 溯黄河, 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 呼天吁地, 破嗓裂喉”,“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他还坚定地说: 对革命不能“中立”, 不能“徘徊”, 不能“后退”,号召进行革命“此其时也”。这一方面是指出搞革命不仅要有激昂的斗志, 更应坚定不移, 要有自我牺牲和只争朝夕的精神, 这样才能达到推翻专-制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目标。
《革命军》以疾风骤雨之势, 号召大家起来革清王朝的命。因为清王朝已成了一个腐败透顶、崇洋媚外又极端专-制独-栽的政权。这个政权对全中国老百姓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和压榨, 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邹容在文中说:“中国人群, 向分为士、农、工、商”,他们都受到了压迫和压榨, 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生机, 都被清王朝的统治者所断送。《革命军》一书中对残酷的经济压榨有极为精简的描绘。
“今试游于穷乡原野之间, 则见夫黧其面目, 泥其手足, 终日劳劳而无时或息者, 是非我同胞之为农者乎? 若辈受田主、土豪虐待之不足, 而满洲人(贵族)派设官吏, 多方刻之, 以某官割某地之皮, 而某吏吸某民之血, 若昭信股票, 摊赔款, 其尤著者也。是故一纳税也, 加以火耗, 加以钱加, 加以库平, —两之税, 非五六两不能完, 务使之鬻妻典子而后已。而又美其名曰薄赋, 曰轻税, 曰皇仁。吾不解薄赋之为何? 轻税之为何? 若皇仁之谓, 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也。”
上述这段文字, 就是邹容在《革命军》中描述清政府对农民进行的残酷压榨。充分概括了官僚、地主阶层统治下的罪恶本质。邹容尖锐地指出, 清王朝口口声声所宣扬的“皇仁”,其实就等于“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 彻底揭开了专制统治者口蜜腹剑和假仁假义的画皮。但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邹容没有能够在《革命军》中利用土地所有制的问题, 号-召广大农民群众团结起来进行革命,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局限性。
在《革命军》一书中, 还揭露了清政府所设立的重重叠叠的关卡, 苛捐杂税, 以及遍及全国各地的监视老百姓的机构和爪牙。为了维护君主专制统治, 清政府对民族资本的发展加以严重压抑, 这就使中国的工业经济不可能发展。残酷剥削加上专制独裁, 腐败堕落加上愚昧无知, 这真是清王朝的特色。对于以上种种问题, 邹容也有极为精简的描述和分析, 言辞可谓尖锐犀利, 震憾人心。
“抑吾又闻之, 外国之富商大贾, 皆为议员, 执政权, 而中国则贬之曰末务, 卑之曰市井, 贱之曰市侩, 不得与士大夫伍。乃一旦偿兵费, 赔教案, 甚至供玩好, 养国蠹者, 皆莫不取之于商人, 若者有捐, 若者有税, 若者加以洋关, 而又抽以厘金, 若者抽以厘金, 而又加以洋关, 震之以报效国家之名, 诱之以虚衔封建之荣, 公其词则欲派, 美其名则曰劝, 实则敲吾同胞之肤, 吸吾同胞之髓, 以供其养家奴之费, 修颐和园之用而已。吾见夫吾同胞之不与之计较也自苦。呜呼! 呜呼! 刀加吾颈, 枪指吾胸, 吾敢曰: 满洲人(贵族)之敲吾肤, 吸吾髓。”
邹容在《革命军》中又说, 清王朝之应该被推翻,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 就是它是个卖国政府。从鸦片战争开始,在战场上吃了败仗以后, 就割地赔款。不但赔偿对方大量银子,更把大片国土送给敌国,“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 就连他们自称“祖宗发祥之地”的东北, 也任凭沙俄恣意宰割蠶食。甚至到了“杀一教士而割地赔款, 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问”的可悲、可耻又可笑的境地。因此, 邹容说, 清王朝是洋人的奴隶, 而全国的老百姓又是清王朝的奴隶。全体中国人要翻身改变自己奴隶的命运, 只有团结起来推翻清王朝这个奴隶总管,才能当上国家的主人。如果不推翻清王朝, 不但奴隶还得做下去, 恐怕更要亡国灭种。不想亡国灭种, 必须先推翻清王朝……。邹容的这些坚决革命的主张, 概括分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 阐明了不革命就无以生存发展的道理, 语言简明扼要, 落地有声。这些主张也表明了革命派与改良派在原则上的分歧。
《革命军》更进一步分析说, 在政治上革清王朝的命时, 同时要革“奴隶根性”的命, 在《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这一章里, 邹容把“国民”和“奴隶”说成是两个对立的名称,进行深刻的分析对照。邹容生动而尖锐地刻画了做惯“奴隶”的嘴脸, 揭露出这种奴隶性正是专制独裁统治的产物, 是统治者套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 它的目的就是奴役人民, 而且被奴役了还不敢反抗, 不敢思考, 逆来顺受, 还要口呼万岁, 感恩主子, 服服帖帖, 甘心愿意永远当奴隶。

(待续)

(续 第五章 《革命军》的问世)

邹容指出这种“奴隶根性”由来已久, 他在《革命军》中写道:“数千年来, 名公巨卿,老师大儒, 所以垂教万世之二大义: 曰忠、曰孝, 更释之曰忠于君, 孝于亲”, 是“做奴隶的信条”, 是最大的精神枷锁。邹容责问曰:“吾不解忠君之为何?”他又以讽刺的笔调写了一首《奴才歌》, 鞭挞了反对革命的奴才哲学。诗中曰:
奴才好! 奴才好! 不管内政与外交,
大家鼓里且睡觉。 古今有句常言道:
臣当忠, 子当孝, 大家切勿胡乱闹!
所谓忠孝之道, 是儒家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秩序而制定的一套“道德”标准, 是不准任何人违反的信调戒律。千百年来, 虽然有的人在实际行动上不断违反, 可谓既不忠, 又不孝,然而在理论和思想上,这“忠孝”之道却始终是统治者手中的法宝。而邹容就想从这里攻击这个顽固的专制独裁的堡壘, 打开一个缺口, 撼动“奴隶根性”, 为迎接民-主革命的来临, 先清除思想上的障碍。邹容说:“上下古今, 宗教道德, 政治学术, 一视一听之微物, 务必经历革命之洗涤”。
邹容的上述理论, 可谓难能可贵, 因为它触及了在中国已建立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内核和理论基础。但是, 邹容更难能可贵的, 是他的实事求是的思辩方法。他在批判孔子学说时,在指责孔子的奴隶道德的同时, 也指出孔子的某些理论是正确的, 他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子的学说。例如在谈到反对外国侵略者以及必须维护民族尊严时, 他认为孔子的某些言论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既坚毅又客观的革命精神。
邹容清醒地认识到, 要推翻清王朝, 绝非轻而易举。为了不失去自己统治的天堂, 统治者必然会对反抗者进行残暴的镇压。因此, 他在《革命军》中号-召革命者“作十年血战之期, 磨吾刃, 建吾旗, 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 “效法人三次, 美洲七年”, 同敌人“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这样坚持做下去, 革命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对此他表示深信不疑。他又提出了革命建国纲领二十五条, 立为革命者奋斗的目标, 最重要的有以下几条:
“一、先推翻满洲人(贵族)所立之野蛮政府。
二、诛杀满洲人(贵族)所立之皇帝, 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
三、敌对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
四、凡为国人, 男女一律平等, 无上下贵贱之分。”
可以说, 这些纲领应该是脱胎于《美国独立宣言》,它所具有的民-主色彩, 已大大浓于兴中会成立时发布的宣-言, 也可以说为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的纲领作了准备。特别要指出的是, 其中“敌对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这一条, 明确指出凡干涉、破坏中国革命的外国人和本国人, 都是革命的敌人。这就在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包括外国侵略者和保皇党)之间划分了一条敌我分界线, 具有深刻的不可或缺的革命意义。
在《革命军》一书的结尾, 作者充满信心地写道: “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邹容这时才刚满十八岁, 却已经写出了这么一册生气勃勃、滿怀革命激情和革命斗志的书。它从思想上撼动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 使清王朝在精神上受到重创。由于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读者欢迎, 广为传播, 因此它的号-召力和影响之大实无法估量, 可以说它不仅是革命的思想武器, 也是革命的一种物质力量, 因为有不少青年人在读了《革命军》以后参加了革命, 思想变成了行动。邹容的思想, 主要来源于法、英、美等国的启蒙思想家, 他自己说:“吾将执卢骚诸大哲之宝旛, 以招展于我神州土。”又说:“吾但信卢骚、华盛顿、威曼诸大哲,于地下有灵, 必哂曰:‘孺子有知, 吾道其东’。”邹容所颂扬的自-由、平-等、人的天赋权利等等, 其实都是卢梭、伏尔泰、华盛顿等思想家和革命家早在十九世纪所倡导的思想, 现在由邹容把这种思想移植过来, 在中国却成了全新的民-主革命思想, 因为中国人过去从未接触过这种思想。民-主革命是世界性的, 是不可阻当的世界潮流。因此, 邹容所号-召的革命, 直至后来发生的辛亥革命, 都是世界民-主革命的一部分。民-主革命的思想也是世界性的, 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君主专制政体, 还存在人压迫人的不公平的社会, 这民-主革命的思想就是一种武器, 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革命军》完稿以后, 邹容将原稿送达章太炎处, 说文章写得粗糙, 请章氏为它润色。章太炎仔细地阅读了全文, 极为赞赏, 称之曰:“文字虽浅直, 然要感动社会上大多数人, 就非要这样写不可。不用修饰。”他提起笔来, 为《革命军》作序, 序中说:
“呼乎! 世皆嚚昧而不知话言, 主文讽切, 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 其能化者几何!”
意思是人们已经糊里糊涂, 看不懂那些隐晦讽刺的文章, 只有“震以雷霆之声”, 方能使人醒悟, 收到宣传的效果。而《革命军》一书, 就是这种“雷霆之声”。章太炎的序言, 对《革命军》一书作了极为恰当的评价。
《革命军》的出版, 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当时不像现在, 到处都有出版社和书店,当时的出版社和书店统称书局, 而且为数极少, 全国也就屈指可数的几家。何况《革命军》是一个号-召大家造-反的书, 这可是杀头的罪名, 书局老板哪肯冒这种风险? 再说出版书是需要化钱的, 书局老板不肯掏, 那就得自己出, 邹容和章太炎都是穷革命家, 何来付给书商的钱? 但碰巧当时南社诗人柳亚子也在爱国学社, 他看了《革命军》原稿后, 也很赞赏, 决心自己掏钱为之出版, 费用不够就找几个朋友凑集, 付清了印刷费和其他一些开支, 终于在一九0三年五月底, 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印行。

(待续)

澳亚归舟杂兴 梁启超

拍拍群鸥相送迎, 珊瑚港湾夕阳明。

远波淡如里湖水, 列岛繁于初夜星。

荡胸海风和露吸, 洗心天乐带涛听。

此游也算人间福, 敢道潮平意味平。

闻意索三门湾,以兵轮迫浙江有感 康有为

凄凉白马市中簫, 梦入西湖数六桥。

绝好江山谁看取, 涛声怒断浙江潮。




闻和议成而东三省别有密约割与俄有感 康有为


魏绛和戎岂有功? 只愁云雾蔽辽东。

凭将士气扶中夏, 泪洒山河对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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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革命军》与《苏报》案

《革命军》一旦问世, 立即引起巨大的反响。最为关注这本书的人, 当然是当时的清王朝的统治者, 其次是革命派和倾向革命的人。
就在《革命军》出版的同时, 上海出版的《苏报》,为扩大《革命军》的影响, 在报上刊登了《革命军-自序》一文, 时隔不久, 又登载了《读〈革命军〉》和《介绍〈革命军〉》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在报上的出现, 对促动《革命军》一书的传播, 起到了极大的推波肋澜的作用。《苏报》是一张倾向革命的报纸, 报社老板陈范也同革命派交往密切。由于报社设在租界里, 因此视它为眼中钉的清政府, 一时也奈何它不得。
《读〈革命军〉》这篇文章, 主要阐释了革命的主要目的, 是要“去世袭君主, 排满洲特权, 覆一切压制之策”, 建议广大读者去读这本书, 认为这是当前“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介绍〈革命军〉》这篇文章, 称赞《革命军》“文极犀利, 语极沉痛”, 读者阅后没有不为之“拔剑起舞, 发冲眉竖”的, 希望此书能“普及于四万万中国人之脑海”。报纸上这样的介绍, 使得《革命军》一书声名远播, 销路大增, 因之书局一印再印。但是, 广大读者虽是欢迎,清政府却视此书为毒蛇猛兽, 极端恐慌。这本公开号召革命且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书, 甚至引起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皇太后和皇帝的关注。因此下了密令, 务必将《革命军》作者和《苏报》灭之而后快。

上海的张园早已引起清政府的注意, 因为它那里有一个爱国学社, 又经常举行集会演讲, 这些演讲内容都被官方认定是“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 认为必须“予以查禁, 以免蔓延”。但由于爱国学社和《苏报》都设在上海的租界, 租界是外国人的势力范围, 清政府无法下手。后来《革命军》得以出版,《苏报》又发表了宣传邹容《革命军》的文章, 这使得清政府感到忍无可忍, 说是“复有不普通、最激进、致政府惊心动魄之一词曰‘革命军’者, 公现于世”, 加紧策划迫害革命派的阴谋活动。两江总督魏光焘发函致上海道袁树勋, 函中说:“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 章炳麟为之序, 尤肆无忌惮”(《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令袁树勋立即同租界管理方工部局打通关节, 查封爱国学社和《苏报》,密拿邹容和章太炎等革命者。又委派了南京道俞明震赶到上海, 协助袁树勋办理这起案子。

在清政府紧锣密鼓准备向革命派下手时, 革命派一方却并未停止活动。六月二十九日, 《苏报》又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文中, 不仅力驳了康有为的谬论, 而且用事实论证了革命是最高的权威, 说“公理之未明, 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 即以革命去之”。在提到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皇帝时, 章太炎竟直呼其名, 称之曰“五谷不分的载湉小丑”, 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这也无异于给了保皇党人当头一棒。这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与《革命军》先后发表, 等于是姊妹篇, 相得益彰, 清政府看到后, 更是火上浇油。就在此文刊出的第二天, 上海道已打通关结, 与租界工部局勾结一起, 经过领事签署同意, 外国巡捕和清政府探员, 到《苏报》报社捉人, 报社老板陈范已经躲开, 就把负责财务的人抓走。接着又前往爱国学社, 指名道姓要抓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当时蔡元培正去往青岛,不在上海, 邹容人在虹口, 也不在场。当场被抓进巡捕房的只有章太炎一人。但邹容在听到章太炎被捕以后, 他不愿让章太炎一个人承担责任, 抱着生死与共的决心, 逐于七月一日主动前往巡捕房投案。这样, 加上后来又抓去《苏报》社有关的几个人, 总共抓捕了六个人。

到了七月七日, 租界当局又查封了《苏报》和爱国学社, 《苏报》财产全被没收, 而苏报馆原是陈范毕生心血积累, 一旦被没收, 等于倾家荡产。陈范不得不只身流亡日本, 后来不知所终。一位很好的办报人, 竟落得如此下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清政府勾结外国人迫害国内反对派的所谓苏报案。《苏报》老板陈范应该说是中国报业的先驱者, 理应在中国的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遗憾的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他, 甚至几乎从历史上消失了, 比如在本文中由于写邹容才会提及他, 如果不写邹容, 也不可能专文去写陈范的(在这里向陈范先辈致敬)。
在苏报案这件事上, 外国列强与清政府是既合作又矛盾。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被关进租界的巡捕房后, 清政府的代表袁树勋、俞明震竭立奔走活动, 甚至拜会各国领事, 要求租界工部局交出人犯, 好让他们把章、邹等人押解南京, 然后处死。远在江西武昌的满洲贵族、湖广总督端方, 更是把章太炎和邹容恨得咬牙切齿, 他先发电询问魏光焘, 接着写奏章送北京, 然后又派亲信到上海瞭解情况, 生怕租界工部局不肯引渡,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端方说:“此书(《革命军》逆乱,从古所无。劝动天下造反, 皆非臣子所忍闻。”又说必将章太炎和邹容“妥密解宁, 尽情惩治”(《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但是, 章、邹等人是否会被引渡, 那还不能由清政府来决定, 而是要看外国人(租界工部局)愿不愿意。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美国驻上海的领事古柏, 他当时的言行有点与一贯以民主和人权自居的美利坚精神相悖, 他居然同意引渡, 把人犯交给清政府。他还写信给袁树勛说:
“外人之租界, 原非中国有罪者避难之地。以大义论之,, 当时反抗政府诸领袖, 如今之《苏报》一案诸人,一律交华官听其治罪。吾观该会党之举动, 疑与长江一带匪徒暗相联络,使非治以重罪, 恐其势力不久扩张, 必有害于各国商务, 及骚动全国, 而外人之居于中国者,并将罹其危难云。“(《国民日日报汇编》, 第一集)


(待续)

作者：冰河凭风 时间：2016-05-03 12:33:02

九月十八日夜,谭嗣同独自一人前往北京法华寺一一当时袁世凯的住地,袁世凯很客气地接待了他。双方寒暄一番之后,谭嗣同就直奔主题:说当今圣上正面临危险,说荣禄欲借阅兵之机废黜皇上,现在唯一能救皇上的只有他袁世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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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夏生 2016-04-29 13:23:05
顶楼主雄文！
虽然袁慰亭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似乎另有隐情……但并不影响谭嗣同事迹的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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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冰兄之顶。
对于袁世凯的为人,我也吃大不准,只感到这个人物太复杂。我基本上同意民国老人马相伯对他的评论。
还盼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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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当。以前浮光掠影的看了一部为袁翻案的书，现在回想起来，应是所有写袁的著作以及为名人翻案的书里，最好的，没有之一！可惜想细看时再也找不到了……
告密一事，印象里据他考证：袁慰公是得到政变的消息，即局面已无可挽回后，为了自保才去见荣禄的，即政变在前；“告密”在后。这个时间节点有确凿的资料、证据……当然在今天的环境下，也只能成为学术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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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冰兄所说:“即政变在前, 告密在后”,此论在其他为袁辩护的文中也曾见到过。兴许这是事实的真相, 谁知道呢? 历史从来同时有不同说法。

不过我个人历来对袁世凯抱有一种复杂的观点: 此人有能力,有机缘, 只可惜最后一着棋走错了。所谓走错一步、全盘皆输也。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或许正是中国人的命运, 中国人欢喜做皇帝的人多, 喜欢做华盛顿的少, 人种不同, 民族性也不同, 这很正常。既然大家都欢喜做皇帝, 为什么袁公就不能呢? 而以失败告终?

但是又有历史学家出来作了阐释: 谓曰此时历史已经转型, 袁公再称帝登位, 就是与历史潮流对抗, 所以要失败。也就是说他晚了一步……此说或许也讲得通。

那么历史在前进, 社会在进步, 我们今天已生活在光明、民主的幸福生活之中……

(续 第六章《革命军》与《苏报》案)

从上面所引古柏的信来分析, 当时外国人并不欢迎中国发生革命。从表面来看, 是为了维护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利益。从深处来看, 应该说还有一层意思, 那就是希望中国永远落后,永远任人宰割。 如果让清政府永远统治下去, 那么中国也就永远落后下去, 岂不正符合外国侵略者的利益? 所以他们过去曾协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现在也不可能同情或支持革命派。因此古柏才会同意引渡, 并且写出上述的信。但是, 当时的上海租界主要是英国人在治理, 英国人的势力占主要地位, 他们的观点与古柏又有些不同。英国人也并不支持中国的革命, 也不可能同情中国的革命派, 他们却反对引渡。为什么? 因为英国人更重视租界的统治权, 他们不肯在这个点上有所退让, 如果让步, 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等于是向清政府示弱。因此, 英国人所控制的租界工部局拒绝把章邹等人引渡给清政府, 理由是“苏报案发生在租界, 是租界事, 当于租界治之”。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也一再发表评论, 声称“外人在租界一日, 即有一日应得之权利”。就这样, 清政府向租界当局提出把章太炎和邹容引渡给自己的要求, 遭到了正式拒绝。
就在这时, 又有一则新闻传遍了大江南北。有一个叫沈荩的革命志士, 被清政府秘密逮捕, 没有公开审讯, 就在刑部监狱里被竹鞭活活打死。这件事引起人们极大的愤慨。那么沈荩又是什么人? 为什么使清政府如此恨他而置之死地? 沈荩原是一个赞同维新的读书人,后来维新失败, 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赴难, 他就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事。自立军失败后, 他到北方参加反清活动, 并在天津英文《新闻报》上揭露了清政府同沙俄签订密约、出卖东北利益的卖国行径。但专制统治者自己可以卖国, 却不准别人说话。沈荩的揭露使得清王朝恼羞成怒, 于是下令派出侦探, 密捕沈荩, 随即就在监狱中下了毒手。由于沈荩的遭遇, 使人们联想到苏报案, 联想到如果章太炎和邹容被引渡给清政府, 他们将会有什么下场, 就可想而知。因此, 当时的舆论界非常注意苏报案, 一致表示反对引渡。远在香港的由兴中会主办的《中国日报》,登文申明说:“租界当局如果决定把章、邹两人引渡, 应当予以反抗”, 这就等于是在号召人们用实际行动来反抗。这样, 上海租界的执政者工部局,对于是不是要将章、邹两人引渡给清政府, 就更加感到要慎之又慎。
到了七月十三日, 清朝的皇帝和皇太后也公开出面, 发出“上谕”:“邹容等六犯既经拿获, 仍需押解南京, 毋任狡脱。”但是“上谕”对外国领事和租界的工部局来说, 没有丝毫威力, 不起什么作用, 他们可不怕你什么中国的皇帝和皇太后, 他们的眼里只有本国的在华利益, 租界的统治权, 因此坚决按照自己的意旨办事。但为了不过分得罪清政府, 为了今后还需要“合作”, 租界方面答允清政府对章、邹等人进行会审, 清政府可以派代表数人前来一同审讯。七月十五日, 租界的会审公廨成立了所谓的额外公堂, 对章太炎和邹容进行审讯。
会审开始, 章太炎和邹容的辩护人, 对会审官说: “根据法律规定, 如果只有被告而无原告, 案件就无法成立。此案的原告是谁? 是清朝政府吗? 是两江总督吗? 还是上海道台呢?”会审官突然被问, 竟然不知所云, 情急之下, 只能漫应之曰: 中国政府。这样, 清朝政府就作为原告一方, 而章太炎、邹容则作了被告一方, 出现了一国政府与两个人打官司的天下奇事。清政府的代表, 在公堂上列出章、邹两人的罪状, 他首先摘引《苏报》上的反清文章, 特别是有关《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文字, 指控章太炎和邹容等, “故意污蔑今上, 挑诋政府, 大逆不道, 欲使国民仇视今上, 痛恨政府, 心怀叵测, 谋为不轨。”这里所说的“今上”,指的是光绪皇帝, 在章太炎的笔下成了“载湉小丑”。
章太炎和邹容两人在公堂上显得从容不迫, 对清政府的代表所提出的控告进行了辩驳。首先是章太炎, 他面对坐在法官席上的几个中外杂凑的会审官, 先是叙述了自己的斗争经历, 然后又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革命理想和对控告的辩驳, 直说得会审官们哑口无言。
在皇帝统治的年代, 皇帝的本名是不能称呼和书写的, 写文章如果有字与皇帝本名相同,也必须避讳, 用其他字来代替。可是今日章太炎不但在文章中对光绪皇帝直呼其名“载湉”,而且还在后面加了“小丑”两字, 这在清王朝看来, 当然是大逆不道, 不仅如此, 甚至可以说是对整个清王朝的不敬和漫骂, 这就是一件灭九族之罪。但在外国人统治的租界里, 清政府尚无法逞其凶焰。且看章太炎对这件事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
“……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 袒护清朝, 便作文驳斥。这文章我托人带往香港, 转寄新加坡, 没有得到回音, 不知什么原因, 竟然在苏报上发表出来。文中所指的‘载湉小丑’四字, 据控者说触犯‘清帝圣讳’,我只知道载湉是个满洲人, 哪里知道他是皇帝? 更不知什么叫做‘圣讳’……”。
会审官们听了上面这段话, 面面相觑, 不知如何继续审问下去。于是他们转向邹容。邹容的答辩很简单扼要——
“当初由故乡四川来上海, 进入广方言馆读书, 后来又去日本留学。因为对清政府的所作所为非尚愤慨, 所以写了《革命军》一书。今年四五月间, 听人说公堂出票拘我, 我自己来巡捕房投到。其他无语。”
章太炎和邹容两人, 在公堂上所表现出来的无畏气概, 可以说长了革命者的志气, 灭了清政府的威风。当时海内外的革命派和舆论界都在关注这起审判。当年八月, 日本留学生主编的《江苏》杂志第四期, 有位署名“浴血生”的作者, 发表一篇杂剧《革命军传奇》,就是以邹容入狱一事为内容, 呕歌了邹容的事迹。文章开头就写道:“男儿自有男儿性, 不到民权誓不休。”可谓说出了邹容追求民主的本质和灵魂。
会审了多次, 无法定案, 但是清政府不甘心就此罢手, 就把此案移往北京, 由外务部直接向各国驻华公使交涉, 走上层路线设法将章、邹两人引渡。但是, 外国公使们也并不把清政府的外务部当会事, 还是出于自身在租界上的利益, 拒绝了清政府外务部的要求。清政府对外国人的拒绝感到无可奈何, 又担憂此案拖下去很可能会不了了之, 因此一计不成, 又生一计, 退而求其次, 清政府又向上海租界工部局提出: 释放苏报案其他在押人员, 集中惩办章太炎和邹容。清政府声称此两人仍“谋逆重犯, 厥罪惟均”, 本应立即处决, 适逢太后万寿, 为了“广布皇仁”, 可以援例减轻处理。这一次, 租界工部局总算同意了清政府提出的建议, 于十二月二十四日, 额外公堂开庭审理, 判决章太炎和邹容为“永远监禁”,也就是无期徒刑。审判结束后, 当时的舆论界对此判决进行了猛烈抨击, 指出这种判决是非法的, 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不能成立, 应该将章太炎和邹容立即释放。 在舆论的压力下, 拖到一九0四年五月, 租界额外公堂被迫改判章太炎关押三年, 邹容两年。刑期从到案之日起算,期滿后驱逐出境, 不准在租界逗留。 当然, 这一判决对清政府来说, 是肯定于心不甘的, 他们对章太炎和邹容两人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判他们无期徒刑已经算“广布皇仁”了, 现在改判三年和两年, 岂能容忍? 所以他们要酝酿新的阴谋来对付章、邹两人。
在清政府看来, 章太炎和邹容两人是“厥罪惟钧”的, 而以邹容更为“狂悖”,那为什么最后的判决却是章太炎判得多, 而邹容判得少呢? 这是因为被清政府收买的外国律师古柏,在法庭上声称“摘读《革命军》,邹容所论者, 无非杀人放火之事, 较章炳麟之言, 犹有甚焉。劝人造反, 殊为可恶,。但并不逃走, 承认自己印行, 似若疯癫, 可稍宽治云云。”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租界法庭要把邹容判得较轻的原因。但是他们不理解邹容为何能逃不逃反要挺身而出的真正原因, 因此认为邹容“似若疯癫”。真正原因, 就是邹容表现出了作为一位年轻革命家的男儿风骨。
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 想通过苏报案以及迫害章太炎和邹容等革命者, 把日益高涨的革命风潮压制下去, 以维护其日益腐朽的专制统治。但事与愿违, 历史的发展并不以清朝皇帝的意志而转移。苏报案判决以后, 有位作者在《江苏》杂志第五期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题名为《革命制造厂》。天下还有制造“革命”的工厂? 确实有。这篇文章就向读者介绍清政府就是一个“制造革命的工厂”,因为它阻碍革新, 压榨人民, 卖国求荣, 杀戮异见。但是“压力愈大, 质量越坚。磨练愈深, 锋锷愈锐。”革命者就是这样培养和磨练出来的, 也就是说, 清政府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

(待续)

潼关 谭嗣同

终古高云簇此城, 秋风吹散马蹄声。

河流大野犹嫌束, 山入潼关不解平。

晨登衡岳祝融峰 谭嗣同

身高殊不觉, 四顾乃无峰。

但有浮云度, 时时一荡胸。

地沉星尽没, 天跃日初熔。

半勺洞庭水, 秋寒欲起龙。

第七章 勇献青春志长存

综观邹容短短的一生, 从他在故乡四川同旧的传统势力的斗争开始, 到在日本留学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直至回上海后发表《革命军》以及在监狱和法庭上的种种表现来看, 他是抱着“革命到底、宁死不悔”的决心的。在他所写的《革命歌》歌词里, 头一句就是:“纵使不成头被砍, 也教人间称好汉。”鲜明地表达了他不惜为革命掉脑袋的壮志雄心。他言行一致,一生所作所为, 无非是革命之事, 革命之言。他的一生虽然短促, 只活了二十一个春秋, 但是他的英名将与世长存。
苏报案发生后, 开始时章、邹两人被拘留于租界巡捕房, 当所谓的额外公堂进行审讯时,两人就被转移到会审公廨的监狱。在监狱里, 章太炎和邹容虽然遭受到各种虐待, 但是英雄不减本色, 继续与之斗争, 两人还经常以诗词唱和。在诗词方面, 章太炎是行家里手, 他写的诗具有沉雄悲壮的特色, 而邹容自知在这方面不如章太炎, 就经常向这位老大哥请教。两人在监狱里写的诗, 其中有几首居然流传到狱外, 还被发表在报刊上。
当沈荩在刑部被秘密鞭死的消息传到监狱里, 章太炎在愤怒之下写了《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一诗, 沈禹希是沈荩的名字。邹容立即和了一首诗, 题为《和西狩〈狱中闻沈禹希见杀〉》,西狩是章太炎的笔名。这首和诗录于下:
中原久陆沉, 英雄出隐沦。
举世呼不应, 抉眼悬京门。
一瞑负多疚, 长歌召国魂。
头颅当自抚, 谁为墨新坟。
诗写得悲壮沉痛, 既感于祖国的沉沦, 又哀于英雄的牺牲, 也叹于民众的沉默, 大有章太炎的诗风。特别是其中“一瞑负多疚”一句, 是说革命者死了也感到内疚, 因为不能和敌人继续斗争了, 这是何等的气魄。此诗和章太炎的《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一诗一同流传到狱外, 并被登载于《国民日日报》上。《国民日日报》的出现, 是在《苏报》被封三十天后, 由章士钊等人创办建立的, 其宗旨与《苏报》相同。它一出版, 就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自然也引来了清政府的密切注意。但这一次, 清政府没有使用下令封闭的办法, 而是用了新招, 下令禁阅:
“上海逆党著书刊报, 煽惑人心, 大逆不法, 业将苏报馆办事人等, 按名拿办,并将报馆封闭在案。乃又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 依然妄肆蜚语, 昌言无忌, 实属执迷不悟, 可恨已极。仰各属府、州、厅、县将《国民日日报》荒谬悖逆情形, 示知地方商民, 不准买看, 如有寄售国民报者, 提究。”(引自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
清政府可谓黔驴技穷。既然报纸无法禁止出版, 又岂能阻止得了读者买看? 这正如对水源无可奈何, 又妄图阻当水流四方。其实这和当时的革命形势密切相关, 清政府已处于四面楚歌之境, 民间办报已成不可阻当之势。所以刚封了《苏报》, 不久又出了《国民日日报》, 如果再封, 就可能再出, 大有雨后春笋之势。况且当时报社都设在租界里, 也不是清政府想封就能封的。封一个《苏报》, 已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所以这一次不封了, 而是下令“不准买看”。这大概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章太炎在狱中曾写有《狱中赠邹容》一诗, 开头一句即为“邹容吾小弟”,表达了他与邹容亲如兄弟的友谊。最后两句为:“临命须掺手, 乾坤只两头。”表示他俩临死也会手挽着手, 因为天地间有着两颗为革命献出的好头颅。邹容有《狱中答西狩》和诗一首, 录于下: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 ,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这首诗, 初刊于一九0六年留日学生主办的《复报》第五号, 已是邹容牺牲后的第二年。诗中的章枚叔, 即是章太炎的别号。“并世无知己”一句, 含意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更了解我的好朋友了。这首诗反映了邹容虽身陷囹圄, 遭受种种折磨和虐待, 但斗志弥坚, 百折不挠, 仍念念不忘“何日扫妖氛”, “同兴革命军”。完全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
邹容在狱中还写有以《涂山》为题的七绝一首, 与章太炎联句的绝命词两首。涂山, 是山名, 在邹容的家乡巴县。这是托物寄情, 从怀念故乡山水之情思中, 寄托对国家民族的忧虑。联句是写诗的一种方式, 两个人, 或几个人, 你写一句, 他跟一句, 然后联成一首。章太炎和邹容的《绝命词》联句, 表达了互相勉励、生死与共的精神。章太炎另有《狱中联吟记》一篇, 记述了狱中对压迫与逆待作斗争的情况。租界监狱里的狱卒有不少印度巡捕, 十分凶狠, 经常借故用木棍打他, 章太炎就以绝食抗议, 邹容以同样行动表示支持, 因此两人联吟《绝命词》。邹容在联吟中, 有“愿力能生千猛士”之句, 表达了只要有不屈不挠不畏艰险的“愿力”,就能促使千百个猛士起来, 与专制黑暗统治作斗争。陆游的诗中有“何方可化身千亿, 一树梅前一放翁”之句, 邹容的结论是: 只要具有英勇牺牲的“愿力”, 就能“可化身千亿“。
邹容在狱中待了近两年, 他在狱中所写的文字,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 除了上述的几首诗以外, 其余的就是《狱中与柳亚子书》这封信, 刊登于《复报》第五期, 当时为避开清政府的鹰犬, 标题改为《致四君子书》。这是邹容留在世上的唯一一封给朋友的信, 十分珍贵。原文照录于下:
“人权志士足下: 奉致枚公书, 得近状。审足下知支那大陆尚有某某, 不以其微贱忽之,感甚感甚。某事国无状, 羁此半年, 徒增多感。甚得枚公, 同与寝食, 迩来并闻高谊, 耳目一新。奈某愚极, 不堪造诣。且思潮塞绝, 欲尽文字的国民责任, 念而不能。得足下活泼之文章, 鼓吹国民, 祖国前途或有系耶! 狱事消息又转伪京, 俟有来文, 然后定议。书此敬问起居,侍祉。弟邹容谨上。”
信写得不长, 却说明了一件事, 章太炎和邹容虽被关在狱中, 与外界的革命志士,却依旧保持着联系。对苏报案移至北京一事, 邹容虽只略为涉及, 但从他信中所说的“欲尽文字的国民责任”和“祖国前途或有系耶”两句话来看, 邹容虽在狱中备受苦难, 但他考虑的仍不是个人的安危, 而是国家的命运, 以及将来自己如何为国家“尽文字的国民责任”,也就是继续宣传革命。这封信中所表达的思想, 与邹容在狱中所写的诗, 相互映衬, 显示了年轻的邹容的旺盛斗志。
一九0四年, 蔡元培与狱中的章太炎取得联系, 共同发起成立一个革命团体, 这个革命团体就是上海的光复会, 并联系江、浙两省的革命力量。邹容经章太炎介绍, 也加入了光复会。

(待续)

(续 第七章 勇献青春志长存)

是什么力量在支持邹容的革命激情? 这是专制黑暗势力的压迫与反专制压迫的斗志相撞击所产生的一种结果。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具有革命天赋的人, 这从他的少年时代已有所表现。而他又表现得如此顽强, 勇往直前。他非常清楚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社会的革新, 国家的民主。他也非常清楚要实现革新和民主, 就要进行革命, 因为不革命就无法实现上述目标, 不革命就无法推倒压在全体中国人身上的君主专制的黑暗统治。但是革命就要付出代价, 这个代价很可能就是自己的生命。邹容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 章太炎也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章太炎曾说他和邹容,“相延入狱, 志在流血”(《狱中答新闻报》),这句话, 足以显示了章太炎和邹容的革命激情。

在监狱里的日子当然不会好过, 何况这两人是清政府索而不达又非欲置之死地的人, 所以他们买通祖界监狱里的狱卒, 想方设法的折磨章、邹两人, 经常罚做苦工, 又不给吃饱,食物又极粗劣。有时又无端找岔, 对两人使用体刑。在这种境况下, 两人毫无畏懼之意。章太炎为了减少烦扰, 经常研究佛教经典,, 又对邹容讲解佛学中的因明入正的道理, 说学了这些, 可以增强信心, 减轻痛苦。但邹容对佛学却毫无兴趣, 由于年轻, 狱中所给食物又太少,因此经常愤愤不平。章太炎后来在回忆狱中生活的文章中,曾说到邹容“以少年为狱囚, 狱卒数侵之, 心不能平, 以啖麦麸饭不饱, 益愤激”。以“愤激”一词来形容邹容在监狱中的不屈不挠, 甚为恰当。

经过长期的折磨, 邹容终于病倒, 这时已是一九0五年二月。病情不明, 就是经常昏厥。章太炎开始认为这可能是由于长期肌饿造成营养不良所致, 因此托人在外面买了一些人参、阿胶带进狱中, 给邹容滋补, 但是不起作用。章太炎又向监狱当局提出, 要求派一位医生来进行诊治, 竟遭到拒绝。直到邹容病情已十分凶险时刻, 租界的会审公廨才允许保释出狱。但在出狱前一天, 却又要邹容亲自到监狱医院去一次。

到了监狱医院, 医生给邹容一包药, 说是此药对邹容的病情有帮助, 嘱他回狱后服用。邹容回狱后服了药, 却在半夜(四月三日凌晨)突然口吐鲜血而死, 死时年仅二十一岁。邹容第二天即将保释出狱, 而离他实际判决两年的监禁期也只有七十天左右。平时对他的病情不闻不问, 却在保释出狱前一天突然“关心”给药, 服了后却使病人吐血而亡。因此人们怀疑邹容是被毒死的, 而且肯定与清政府有关, 是他们买通租界监狱当局向邹容下了毒手。如当时另一位革命党人吴樾在给章太炎的信中, 当提及此事时, 写道:
“吾于邹子之死, 有深疑焉。疑西人必为满政府所嗾使, 而毒杀之, 以去后患。”(《血花集》,第二五页。)
邹容死后, 租界监狱竟把他的遗体弃置后墙外, 他的同乡得知后收敛起来, 安置在北四川路的四川义庄里。中国教育会在愚园路举行了邹容的追悼会, 革命派有近百人参加, 他们向年轻的革命家的去世表示深沉的哀悼, 同时也对清王朝和它的帮凶租界当局表示强烈的谴责。
邹容虽死犹生。他的革新思想, 他的革命精神, 他的敢于牺牲, 以年仅二十一岁就献出生命, 都令人敬叹。他的《革命军》一书如长空一声惊雷, 令清王朝胆颤心惊, 恨得咬牙切齿, 因此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他的名字和他的《革命军》, 不会被人们遗忘, 必将长留青史。邹容牺牲后不久, 上海和日本的一些革命刊物上, 刊登了不少诗文, 悼念这位年轻的革命斗士, 并用他的事迹来鼓励并号召人们参加革命斗争。如《醒狮》第二期, 就有署名亚庐(柳亚子)的《哭邹威丹烈士》,以及署名黄天的《吊威丹》等诗, 还有金松岑的《哀邹容》的祭文, 祭文中有这样一段:

“江流出峡, 一泻千里而至东瀛兮, 乃以汉魂而吸欧粹耶。建共和、革命之两大旒兮,撞钟伐鼓满天地耶。”
这几句话的意思, 是把邹容比拟为长江之水, 从四川出三峡, 一泻千里, 奔赴东海, 以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吸欧粹), 揭起革命和共和两大旗帜, “撞钟伐鼓”一样在中国进行宣传。这是用文学的语言, 歌颂邹容的短促然而光辉的革命厉程。这也说明革命者的血,无论古今中外, 永远都是后继者崇敬的对像, 和继续为之奋斗的推动力。
—九0五年八月, 也就是邹容去世后四个月,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特派出专人来上海调查邹容的死因。为了找到他的遗体, 从四川义庄的许多棺材中, 只找到了一个“周容”的棺材, 这很可能是当时收尸的人怕惹麻烦, 因此用了这个名字。当时要为邹容找块墓地安葬, 却一时难寻。有位义士刘三(季平), 挺身而出, 将邹容的灵柩运回自己的家乡上海县华泾乡, 安葬在黄叶楼旁。这样做, 在当时是要冒风险的, 因为清朝统治者视邹容为眼中钉, 肉中刺, 虽然人已死去, 但恶毒的统治者更想让死者死无葬身之地。因此, 后来章太炎在为邹容所作的墓碑文中, 特地提到此事并称之为“义士刘三”。
作为一位民主革命家的邹容, 将他短促的一生贡献给了革命事业, 并留下了给予清王朝重大打击的杰作《革命军》。后人将永远铭记他的光辉形象和他的不朽英名。

(待续)

第八章 《革命军》对革命之影响和推动

邹容之所以写《革命军》, 是为了要推翻清王朝, 为何要推反? 是由于它专制、暴政、腐败、卖国。也可以说, 是清王朝这个“革命制造工厂”迫使邹容写作了《革命军》。
《革命军》一书是在革命的前夜写成的, 它一出世就引起两方面的特别关注。一方面是革命派, 他们觉得这书写得好, 说出了革命的真谛, 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另一方面是滿清王朝的统治者, 他们对此书表现出震惊和震怒, 震怒之后是愤恨, 然后是设计对作者捉拿和迫害, 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作者邹容最终被迫害至死,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是, 邹容的死并非说明邹容失败了, 而是说明邹容经受住了考验。 捕拿, 囚禁, 折磨, 死亡——邹容经历了这一过程, 没有屈服, 没有哀求, 没有后悔, 死亡只是夺走了他的肉体, 他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志却丝毫不减。从这个意义上说, 邹容没有失败, 而是获得了胜利。
一本书的价值有多大, 不仅仅是看它拥有多少读者, 还可以从反对它的声音中显示出来, 特别是一本讲革命的书。薄薄的一册《革命军》,它一出版就受到读者们热烈的欢迎, 同时也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关注, 总督大员也看这本书, 还立即呈文至最高当局——皇太后和皇帝, 阵述此书的“大逆不道”。皇帝和皇太后下了圣旨, 命令捕捉邹容。由此可见清王朝对此书的憎恨与害怕, 视此书如毒蛇猛兽。书的作者受到监禁并被迫害至死, 但始终不屈不挠。以上种种, 更赋于《革命军》以强大的影响力和战斗性。
伟大的作家鲁迅在谈到辛亥革命前夜的革命派的文论时, 就提到过邹容的《革命军》,他说:“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 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 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 则别的千言万语, 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杂忆》,《鲁迅全集》第一卷。)为什么“别的千言万语”都抵不过《革命军》?
就是因为它“浅近直截”, 也就是通俗易懂和说理透彻, 在群众中引起广泛反响, 因此使得清政府感到恐慌和震怒, 非欲置此书和它的作者于死地。宣传《革命军》的报馆被封了,《革命军》的作者被关进监狱, 最后被迫害而死于狱中。但是, 这样一来却使《革命军》的名气越来越响, 一些原来不知的知道了, 一些原来没有看过《革命军》的人们也想方设法要买本《革命军》来一睹为快了。最后名气传到国外, 《革命军》一书也传到国外, 在国外的中国人中流传。可以这样说, 《革命军》一书已和当时的革命派与革命形势融为一体。
由于宣传了《革命军》,引发了苏报案, 而苏报案发生以后, 《革命军》更迅速流传, 革命的思想广为散播。这种因果关系, 在陈天华写的剧本《狮子吼》中, 有很恰当的描述, 其中第七回里有一段写道:“ 那时有一个破迷报馆, 专与政府为难, 所登的论说, 篇篇激烈, 中有一篇《革命军》,尤为痛快。此论一出, 人人传颂, 革命革命, 反清反清之声, 遍满全国。”
清政府把《革命军》和它的作者视作死敌, 非欲除之而后快, 不是没来由的。这也证明了《革命军》一书的力量所在。它的力量就存在于它对革命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之中。
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巡捕房捉拿了邹容, 并且最终把邹容迫害至死。从肉体上消灭邹容他们做到了, 但是《革命军》一书的传播之快, 却出乎他们的意料。清政府一再下今宣布《革命军》为大逆不道的禁书, 禁止人们传看, 实际上却屡禁不止。不但禁止不了, 相反是看的人越来越多, 到处传阅, 而且越印越多, 各地多有印行。《革命军》成了激发革命思想的有力传媒, 因此, 在清政府与邹容的较量中, 邹容在思想和精神上得到了彻底胜利。
革命党人吴樾说在苏报案审理期间, 他从友人那里拿到一本《革命军》,竟然“三读不厌”。
上海梅溪学堂的学生, 得到一本《革命军》,竞相传阅, 读后深受感动。到了晚上, 等学监查夜以后, 纷纷起床, 把《革命军》抄录下来, 以备日后常读。
一九0三年冬天, 在上海出版了《黄帝魂》一书, 就有《革命军》的主要章节作为单篇列入其中, 广为流传。
黄兴在一九0三年从日本回到湖南后, 酝酿组织华兴会, 大量翻印《革命军》,把它散发到军方和商业界。
一九0四年, 湖北成立了革命团体日知会, 并派员到上海购买《革命军》数百册, 带回武汉散发给团体成员。同年, 孙中山在旧金山, 写信请洪门会首领出资翻印《革命军》一万一千册。

(待续)

(续第八章《革命军》对革命之影响和推动)

一九0六年, 孙中山写信给华侨张永福说“海外各地近来亦多进步, 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兹就河内同志印就者寄上一本, 照此版式……从速印之, 分派各处, 必能大动人心, 他日必收好果。”(张永福:《南洋与创立中华民国》)
孙中山对《革命军》有高度评价, 他又是《革命军》一书的积极推荐者。在他写的《革命原起》一书中, 他说:“苏报一案, 章太炎、邹容以个人和清朝政府对讼, 于是民气为之大壮。”又说“《革命军》一书, 为反清最激烈之言论, 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 为力甚大。”原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言论在海外的影响也不小, 在华侨中有一定市场。孙中山本人曾写过《驳保皇党》和《告同乡书》等文, 就是揭露康、梁等人的保皇理论的欺骗性。《革命军》一书传播到海外以后, 给保皇派以极大的打击。所以孙中山说:“其开导华侨风气, 为力甚大。”

由于清朝政府极立查禁《革命军》,为了避免受到破坏, 因此《革命军》在国内外刊印时, 经常变换书名, 如在香港翻印的名为《革命先锋》,在新加坡翻印的名为《图存篇》, 在上海翻印的名为《救世真言》, 在横滨则与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合印为《章邹合刊》, 另外也出现了与《扬州十日记》合印的。当时《革命军》的销售量为一百一十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出版数量的首位。有些遥远的省区, 甚至卖到十两白银一册。携带该书的人们为了防止被清兵查出, 就把它夹置在衣鞋杂物中。这一切, 说明了《革命军》一书受到了大众的欢迎, 同时也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和战斗性。

《革命军》一书的诞生和能够广泛传播, 当然是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掀起革命高潮密切相关。就在一九0四年, 当章太炎和邹容尚在监狱中过着牢狱生涯时, 蔡元培、陶成章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 狱中的章太炎也是该会的核心成员之一。黄兴、宋教仁和陈天华等在湖南成立了华兴会。湖北的革命党人, 在武汉组成了日知会。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 纷纷成立;民主革命的思潮, 此起彼伏, 浩浩荡荡, 汇合成一片不可阻挡的洪流。一九0五年, 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 在日本东京成立, 并且发行《民报》, 一面宣传其革命宗旨和革命思想,一面与保皇党人的改良主义继续展开论战, 从思想理论上不断削弱保皇派的影响。在实际行动上,组织武装力量, 成立革命军, 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 牺牲了多少英雄豪杰, 付出了多少无可言喻的代价, 直至武昌起义胜利,推翻了黑暗的清王朝, 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建立了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不断呼喚的“共和国”。
有一点不能忘记, 就是在武装起义的前夕, 在起义部队中流传的革命宣传品, 仍是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等书,而当时邹容已去世六年。所以说, 《革命军》一书是和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民主革命相关始终的。
邹容在《革命军-自序》中写了一句话:“文字收功日, 全球革命潮”。这是什么意思? 所谓“文字”,是指宣传革命的书刊文论, 一旦革命成功, 也就是文字收到功效的一天。邹容的革命思想的萌芽时期,一开始得益于卢骚、伏尔泰等思想家的著作, 他们的理论影响巨大, 邹容认为这是通行于全世界的民主革命理论。所谓“全球革命潮”,是指中国的民主革命也是世界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是其他国家(如法国大革命)民主革命的继续。法国大革命虽早于中国的辛亥革命一百多年, 但邹容认为都是“全球革命潮”中的一部分, 邹容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民主的潮流必将席卷全世界。

一九一二年初, 当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 为表彰邹容的革命功勋, 特授与“大将军”荣衔, 并在距第一次追悼会七年之后, 又一次举行了追悼大会。章大炎写成《赠大将军邹容墓表》, 纪念这位年轻的战友, 并刻在墓碑上。邹容生前自称“革命军中马前卒”,并不想当什么大将军, 但追授大将军也是后人的一种表示。重要的是邹容的著作《革命军》,这可以说是一本向君主专制制度发出冲锋号的书, 是一本宣告君主专制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的书, 也是一本象征着邹容短暂而光辉一生的书。邹容之名永存青史。

(《邹容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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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秋瑾传及秋瑾诗词文选

1、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中国出现了一位女中豪杰。自幼习文, 天资聪慧, 长大后出口成章, 落笔成文, 深得父母嘉许。少年时代又在亲戚家里练过几年武功, 因此可谓文武双全, 令人括目相看。她精通诗词, 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与徐锡麟一起组织起义事败, 最后血洒绍兴古轩亭口, 时年32岁。对其为人, 可以用八个字概括: 义胆仁心, 侠骨诗魂。

她是首批加入同盟会的会员, 也是从光复会转入同盟会的第一人, 浙江籍中加入同盟会的第二人。她就是被人们称作侠女的秋瑾。

秋瑾, 原名秋闺瑾, 字璇卿, 小名玉姑。以后又自取“鉴湖女侠”、“竞雄”、“旦吾”等作为字号。她生于1875年11月8日, 牺牲于1907年7月15日, 仅享年32岁。她的出生地是浙江绍兴长桥老宅, 长到三岁时随父母去福建, 这是由于当时她的祖父秋嘉禾正在福建做官,因此秋瑾一家也移居此地。她的祖先在绍兴务农为生, 但到了她的高祖父一代, 因为中了举人, 就开始做官, 一直到她的父亲, 没有脱离过官场。她的父亲秋寿南, 曾任湘潭厘金局总办。

秋瑾的启蒙教育从五岁时就开始了,她是在自己家中办的私塾里读书。她天资聪慧过目不忘, 深得父亲的赞许。她的母亲出身名门, 也曾饱读史书, 所以经常亲自教女儿读诗作文。在这种环境下, 长大后被称作女侠的秋瑾, 能写一手好字, 能作千首好诗, 也就不足为奇了。

秋瑾十五岁时回到故乡绍兴,因为她的祖父退休了。从这时开始一直到她20岁结婚为止,这五年光阴可说是秋瑾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这从她当时所写的诗词中能体现出来。从艺术和技巧以及思想的角度讲,她当时的作品不及她后期所刨作的作品那么深邃、成熟和完美,但充滿了一个少女的天真烂漫和对自然风光的热爱。

秋瑾虽然是个女孩子,但却有尚武精神。当她回到绍兴后,她首先去浙江萧山她舅舅家,並在她舅舅家小住。因为早在福建时, 她母亲就告诉她: 舅舅一家都精通武术。从此她就在舅舅家向舅舅及表兄学习武艺, 天天或舞刀挥剑, 或骑马射箭, 忙得不亦乐乎。当时的女子都从小缠脚, 秋瑾当然也不例外, 因此练武对于女子来说更是加倍的困难,。但秋瑾从不叫苦,也从不偷懒, 勤学苦练的精神令她的舅舅和表兄都颇为赞叹。正由于有这样一段学武经历,所以在若干年后, 当她赴日本留学, 由于丈夫反对致使旅费短缺, 使得她不得不乘坐三等舱, 她仅凭怀中一柄短剑, 女扮男装, 敢于和那些三教九流之辈摩肩接踵, 共处一舱抵达日本。1894年秋寿南调任湖南湘潭, 秋瑾一家也伴同前往。

湘潭在清末已是一个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大城。城内有一户经商的王姓大户,在城内开设了好几家钱庄、当舖、茶庄等,据说与曾国藩有远亲关系,可说是远近闻名、富甲一方。某日,秋寿南的朋友李润生来访,他是受王姓大户之托,来为儿子王廷钧与秋瑾提亲的。秋瑾的父母曾见过王廷钧,感觉不错,又认为是门当户对,故当即表示同意。当时的婚姻都由父母作主,因此事后当秋瑾得知,虽然不滿意父母的决定,因为她根本不了解王廷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也无可奈何。1896年5月十七日,秋瑾与王廷钧结婚。

婚前的秋瑾与婚后的秋瑾,在情绪上判若两人。秋瑾的娘家家风厚道大度,而婆家尽管家财万贯,却是刻薄吝嗇,这使得秋瑾极不适应。再加上秋瑾的婆婆性格粗暴,对人要求又极为苛刻,早晚二次,秋瑾都要向婆婆请安。举手投足,稍有不慎,即当面斥责。而丈夫王廷钓又是一个标准的纨绔子弟,只知吃喝玩乐,与秋瑾经常话不投机。从小热爱自由,性格爽朗的秋瑾, 陷入了痛苦的家庭生活之中。

1897年6月27日秋瑾生下了儿子王沅德。1899年,秋瑾随同丈夫王廷钧、婆婆屈氏,带着儿子一起来到北京。王廷钧原是一个富家子弟,为了光宗耀祖,不惜花了一万两白银捐了一个户部主事,一下子成了一名京官。北京毕竟是个大地方,秋瑾在此接触了很多新思想新风尚。正在此时, 义和团运动似暴风骤雨股降临, 紧接着,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血腥屠杀, 大肆破坏, 中国处于空前的灾难之中。秋瑾一家只好又回到湖南避乱。

看到大批河山陷落敌手, 秋瑾不禁悲从中來, 潸然泪下。

1901年10月7日,秋瑾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灿芝。秋瑾是希望她女儿象阳光一般灿烂,如芝兰一般香洁。别号小侠的王灿芝,确实实现了她母亲的愿望。她自小喜爱读书, 15岁时便能出口成章, 挥笔写字龙飞凤舞。更为令人注目的, 就是她处世为人欢喜助艰扶困,一身侠骨,而且也喜爱习武,这几点特别象她的母亲。她曾主持“竞雄女校”,后来留学美国, 学习航空技术。学成归国, 成为中国航空女子飞行员第一人。1967年, 王灿芝病逝于台湾。秋瑾的儿子王沅德,大学毕业后曾任报社经理、中学教员等职, 1949年以后, 任湖南文史研究馆秘书, 1955年在长沙病逝。

就在秋瑾生下女儿的次月, 即1901年11月, 秋瑾的父亲秋寿男在湖南桂阳病故。前后两个月, 秋瑾经历了一喜一悲: 得女儿之喜, 失父亲之痛。这使她感慨万千, 在深感岁月流逝、人生短暂的同时, 她认为不能在平凡无聊中浪费时光, 决心干一番大事。

(待续)

柳亚子悼秋瑾诗一首


吊鉴湖秋女士 柳亚子

恶耗惊传痛哭来, 吴山越水两堪哀!

未歼朱果留遗恨, 谁信红颜是党魁!

缺陷应弥留血史, 精魂还傍断头台。

他年记取黄龙饮, 要向轩亭酹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