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将要陆续和各位朋友分享的，是《佛教往事实录》之二，打算以粱武帝为核心，梳理截至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东渐史过程。

多谢各位朋友支持！

引子


公元395年，欧亚大陆的另一端，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完成了将近十个世纪辉煌而颇具规模的称霸后，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同一年，驰骋于中国北方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北魏，与一个叫做后燕的国家，在内蒙古凉城，进行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战，大获全胜。第二年，也就是公元396年，北魏政权的开创者，鲜卑人拓跋珪，大大方方地宣布称帝，向世人宣称，他本人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唯一合法的帝王。此后这个帝国在北方，逐渐完成了他的征服。中国历史也以这一事件为标志，进入了近200年的南、北分治状态（实际上，在晋帝国政府被迫迁都的时候起，已经形成南北朝的格局）。公元4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发生在东、西方的两个类似的分裂事件，前后仅相差一年。

此后，汉人的政权就在建康（今南京）这个偏安之都，象走马灯一样“朝起朝落”地更换着不同的王朝。到了梁武帝时期，南中国已经经历了晋、宋、齐、梁四个朝代。南、北的各自为政，正好提供了一对可供对比的参照系，让我们更加方便地跨越交错的时空，以大历史的眼光，考察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相关情况。

历史总是这样惊人地重复着类似的故事，就在印度著名的阿育王，为自己举行登极仪式（公元前269年，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统治者阿育王，在首都华氏城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灌顶仪式，相当于中国皇帝的登极大典。）的772年后，公元502年，在南中国的都城建康南郊，也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登极大典。这场登极大典的主人，就是38岁的萧衍，他就是梁武帝。此后，他的统治一直延续了47年。这位寿命不短的梁武帝，被后世的中国人尊称为中国的“阿育王”。

两位相距七百多年的皇帝，虽然一位在印度，另一位在中国，但最大的相同之处，就是他们在位期间，都极力地推崇佛教，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育王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位将佛教奉为国教的皇帝，他在位期间，曾不遗余力地将佛教从地区推广到全国，并由他亲自组织将佛教传播到西亚、中亚和南亚，使佛教在短短的几十年后，成为了国际性的宗教）

壹、从权臣到皇帝


牛刀小试，助人助己(1)

梁武帝名叫萧衍，《梁书•武帝本纪》记载，他的家族属于南朝的四大望族之一，传说是汉代名相萧何的后代。这一记载是否属实，我们不去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家族，确实有出身望族的渊源。不幸的是，因为某些无法了解到的原因，到了魏、晋时期，萧姓的官位始终居下不高，家道逐渐衰落。但到了他的父亲萧顺之这一代，机会来了。他看准时机拥戴他的族弟萧道成，逼迫南朝宋帝下台，自立为皇帝，改朝换代建立了南齐帝国。此后，作为开国之臣，萧顺之倍受重用。这不光是因为排队有眼、抬轿有功，更有他才德出众的原因。据说，在当朝，有很多人赞誉这位能臣：“文武兼资，有德有行”。这种溢美之词，用在一位大臣身上，已经如同赞美一位古德圣人了！ 随着他地位的上升，家道出现中兴的迹象。据说，这位高帝始终不忘萧顺之的拥戴之恩，一直想找机会，再次提升他的官职，甚至想把扬州刺史的重任交给他，遗憾的是，高帝在位时间不久就死了，这个愿望只得被记入了历史。

随之即位的齐武帝，则对功高可能盖主的萧顺之心存猜忌。因此，这位开国之臣，欲居台辅要职的理想，也就化为泡影。官高职虚，使得这位满腹政治抱负的皇叔施展无门，心情异常苦闷，很可能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整日里郁郁寡欢，据说岁数不大就就撒手人寰。

那时，由于科举制度还没有确立（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官吏的任命，除了世袭就是推荐，当然推荐者与被推荐者，都必须有显赫的家族背景。萧衍的家族比较特殊，好歹也算皇亲贵戚，因此刚一做官，就得以在当时著名的大将军王俭手下任职。萧衍对于自己的工作相当努力，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头脑灵活，办差认真又善于处世应对，极受上司的赏识，官职一升再升。据说，王俭曾毫不掩饰地对人夸耀说：“萧郎三十岁以内将官至侍中，以后则贵不可言。”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显示，王俭是一位看相算命的能手。这种带有预测性的结论，很可能是王俭对于部下前途，带有经验性的判断。恐怕当时连王俭自己也没有想到，这“贵不可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三十岁以内将官至侍中”之说，很可能是后世的附会之言，但王俭对这位部下的赏识，则是不言而喻的。

牛刀小试，助人助己（2）

萧衍的另一个过人之处，表现出他对于时事的判断与分析能力。有一件事情曾令他的好友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萧衍29岁那年，齐武帝突然病重，当时的权臣王融曾秘密策划，拥立与他关系密切的竟陵王萧子良（齐武帝第二子）为帝，企图“废昏立明”。不想，阴谋很快败露，作为主谋，王融获罪下狱，并被赐死。这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却早在事发前，就已经由萧衍象说故事一样讲给他的好友范云听。事后范云才发现，萧衍对这一事件的判断和对结局的预计，简直就是如影随形，分毫不差。其实，此前王融曾找到同是竟陵王萧子良座上客的萧衍，商议此事，萧衍却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冷漠，不仅没有在这件“义举”上伸把手，反而不动声色地看着好友王融一步步滑向深渊，最终被杀。这件事令范云着实对萧衍佩服得五体投地。

由于萧衍在这场未遂政变中，头脑清醒地充当了一位旁观者，其后，官位频频得到提升，就在他官运亨通之际，父亲突然去世，按制他只得去职为父亲守丧三年。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高官，不得不遗憾地暂时退出帝国的政治舞台。

其实，守丧三年，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三年。按照当时的惯例，只要经过两个周年后，再外加第三年的第一个月即可，也就是说只要经过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就算守丧期满。在这段时间里，孝子必须回到老家，在父亲坟墓的附近，搭建一座简易房屋，布衣素食，酒肉一概戒除。据说第一年饮食不仅简单，而且不得使用调料，一年后才可以食用菜果之类的食品，直到两年期满，才可以食用酱、醋等调味品。这种非正常的饮食状态，必须延续到整个服丧期结束后，才能恢复正常。此外，在父亲下葬前，孝子只能居住在临时搭建的茅棚内，睡在铺满了干草的简易床榻之上。先父下葬后，才可以将泥土披涂在墙壁上用以遮挡风寒，百日后，可对茅棚稍加修整。一年期满，可以搬迁到新建的房屋里，白灰涂墙、铺设简单卧具。两年期满可以复居正寝，但不可使用床榻，直到守丧期全部结束，才可以恢复正常就寝状态。守丧期间，大多数时间用来追思先父的慈爱之心与种种美德，其它的时间可以读书、立志，此外的一切，包括功名、前程都必须暂时放下。这在以孝治天下的时代，往往成为检验守丧者本人道德人品及社会声誉的重要标准。然而时不待人，就在萧衍还在为父守孝的时候，外间的世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地变化。

牛刀小试，助人助己（3）

齐武帝死了，继位的新皇帝似乎非常昏庸，毫不顾及臣僚们的劝说，只顾吃喝玩乐而使朝政荒疏。朝中的权臣萧鸾，私下密谋，欲图将其废掉，拥立当时名声很好的隋王为新皇帝。

据《资治通鉴•第一百三十九卷》记载，此时萧鸾想到了正在服丧的萧衍，跑去征求他的意见。萧衍对这个想法却不以为然，他坦诚地劝说萧鸾，不要光看隋王有很好的名声，实际上却是平庸之辈，手下又没有足智多谋的人相助，惟利是图的小人却很多。他给萧鸾出主意，用高官厚禄引诱隋王的部下，以消弱隋王的势力，就是隋王本人也只是一封信就能“请”到。随着两人交往的不断深入，萧衍开始频繁地劝说萧鸾自立为皇帝。萧鸾得到这等鼓励，自然心花怒放，何况他本人也早有这份心思。但是要想实现这一宏伟计划，自然少不了亲信谋臣们的帮衬。此时的萧衍虽在服丧期内，但却无法拒绝萧鸾的热情邀请，出任了他的高级参谋。萧衍看清了这笔政治投资的回报，不仅具有重大地现实利益，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不顾祖制身披孝服，为萧鸾大卖力气。

为了分化隋王的势力，萧衍亲自谋划，采取投其所好的方式，将隋王的亲信一一收买，最后，一纸诏书，将已经变成光杆司令的隋王召进京城，委以一个名声很大的虚职，这样一来隋王的势力被彻底分化瓦解，从此，不无野心的隋王本人，也只能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这几手漂亮的运作，使得服丧期内的萧衍，更加受到重用。萧衍立即施展他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帮助萧鸾肃清了可能对其造成重大军事威胁的对手。

一切准备就绪，萧鸾很快将现任的皇帝废黜，临时找了一位听话的人充当新皇帝。在萧衍等人大力支持下，萧鸾开始堂而皇之地操控起朝政。

三个月后（建武元年，公元494年），萧鸾准备就绪，废掉现任皇帝，自立为齐明帝。萧衍作为当朝第一功臣，在不长的时间里，官职连升两级。齐明帝一上台，就毫不客气地将齐武帝的儿孙们杀了个精光。由于齐武帝登极后，萧衍的老父亲开始失势，据此很多史家怀疑萧衍很可能在这场屠杀中，充当了重要帮凶。因为对齐武帝的不满，导致他对于其后代产生成见或仇恨，是可以想象的。如果按照这种推理来看，萧衍当初没有支持王融实施“废昏立明”的行动，除了对于时势的判断外，很可能与他不愿意看到齐武帝的子孙继续承袭皇位有关。所以，后来萧鸾欲拥立隋王（亦为齐武帝子）为帝时，萧衍极力反对的原因，很可能因为隋王也是齐武帝的血脉。相反，他却力劝、怂恿这位本来与皇位继承系统毫无关系的萧鸾自立（萧鸾为齐高帝的侄子，出于旁系），并且大卖力气，这显然很耐人寻味。但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笔者则不敢妄加评断。

to:不飞的狸

多谢不飞的狸！这确是我行文之误．感谢！

救人要先救己(1)


就在齐明帝即位的第二年（建武二年，公元495年），北魏军队大举进攻南齐，萧衍奉命率偏师开往前线，增援司州刺史萧诞。大军离作战地点还有百余里的时候，主帅听说北魏军队兵强马壮，竟然被吓得举步不前。无论萧衍如何劝说，主帅死活不动。于是萧衍派部将攻占贤首山，不想魏军很快切断通往贤首山的粮道，众将们没有一个敢前去解围。无奈萧衍主动要求充当先锋，带领主帅拨给他的一部分精兵和自己的一些部下，趁黑夜登上贤首山，打退了魏军的进攻后，利用反间计，使魏军发生内耗，就在敌军士气低靡之际，萧衍决定发起反攻，他的动员令是：“望麾而进，听鼓而动。”为了激励士气，他亲自挥舞大旗，鼓声震天动地，士气大振，萧诞的守军也趁势开城迎敌。魏军受到前后夹击，很快溃不成军大败而逃。

据说整理战场时，有人在魏军丢弃的一个“巾箱”内，发现了北魏孝文帝，给他前线指挥官的一道敕令：“听说萧衍善于用兵，我到之前，不要轻易与其交锋。如果能俘获此人，江南则为我所有。”但是萧衍的动作快得多，还没等孝文帝赶到这里，魏军已经被打败，孝文帝称霸江南的愿望也就此泡汤。这次卓越的战功，使得萧衍的地位与官职再次提升。当然除了他的战功以外，这道来自北方敌国皇帝的敕令，虽然对于北魏的败军之将们，已经毫无意义，但对于萧衍来说显然是顶级的“褒奖”。齐明帝萧鸾，得到消息欣喜异常，即刻颁诏，萧衍就地升职，接手司洲刺史的重任。

萧衍不仅会打仗，治理地方也得心应手。担任司洲刺史任期间，声望极高。但这一切并没有使他头脑发昏。一次，有人想赠送一匹上等良马给刺史大人，萧衍一脸严肃地予以拒绝。作为一名刺史，接受一匹良马，本非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但萧衍却抓住它小题大做，反复推辞。既然当面不肯收，不如来个“暗度陈仓”， 固执的送马者，趁夜黑风高之时，将马拴在萧衍住处门前的一根柱子上。第二天一早，萧衍知道后，竟然发挥他大文人的特长，斟字酌句地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信，拴在马头上，命人赶出城外，以便马的主人前来认领。据说最终马还是被送到府上。送马的“佳话”，使刺史大人的廉洁之名，得到广泛地传颂。让萧衍始料不及的是，其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声望，却引起了朝廷的不安，皇帝陛下不知道这位被世人爱戴着的部下，作出这等“表演”，到底意欲何为？还没从“表演”的快感中脱离过出来的萧衍，被第一时间诏回京城，职位明升暗降。聪明的萧衍意识到自己的表演过火了，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如不马上“转舵”很可能会触上“暗礁”，使自己多年的用心毁于一旦。回到京城后，他马上遣散自己的部下，深居简出，出门常常乘坐“折角小牛车”，作出一副退休养老的姿态，清心寡欲地就像一位出世修道者，结果搞得皇帝陛下大受感动，在齐明帝的倡导下，朝野掀起了一股向萧衍学习的热潮。疑心消除了，君臣之间又恢复了以往的亲密，萧衍日后倍受到重用.

萧衍打胜仗靠的是出众的谋略，但这并不保证他，成为常胜将军。虽然他打过许多胜仗，但也经历过类似走麦城的事。就在前面那场令他大放光采的胜仗结束两年后，另一场战争又开始了。

救人先救己（2）


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一》记载，建武四年（公元497年）北魏军队又一次不请自到，大举南下，连续攻克南齐几座重镇，雍州告急。齐明帝惊惶之余，立即派遣萧衍等人迅速竲援雍州。

这一次萧衍的运气可没那么好。大军一到雍州西北，就被北魏强悍的铁骑围了个水泄不通。萧衍立即运用他擅长的战略思维，作出了判断，提出我军远道而来物资匮乏，不可久战，不如趁敌人立足未稳，鼓励将士们一鼓作气杀出重围以图大计。这条建议虽非上策，但在当时可谓先见之明。不想，另一位主帅却坚持认为北魏军队都是骑兵，游动性强，坚持不了多久，日暮就会自行退兵。根据这位将军后来的表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胆小怕死，不敢突围。倒霉的萧衍，终于被这个家伙拖下了水。事情果真就象萧衍预料的那样，敌人不光没有退兵，反倒像蚂蚁见到肥肉一般，越聚越多。这位将军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偷偷地带着几位亲信部下溜之大吉。得知主帅逃走，各路军马顿时大乱，作鸟兽散。北魏军队见到对方的乱象，趁机发起攻击。混乱中齐军完全失去作战能力，很快溃不成军。萧衍仰天长叹，无力回天，只得带领手下的残余边战边退。南齐军队由于惊惶失措，队伍经过一道沟壑时相互践踏，加上追兵用弓箭射杀，死伤惨重，好不狼狈，最后一直退到樊城。

这次战场失利，虽主要责任不在萧衍，但总还是吃了败仗，作为主帅自然难辞其咎。然而，明帝算是明白人，不仅没有责怪萧衍，反而将雍州的防务全部交给他，并认命他为辅国将军、雍州刺史。这对于地位已经很高的萧衍来说，无异于如虎添翼。不仅在朝廷上任高官，更拥有地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权，真可谓高官在座、兵权在握，成为名副其实的实权派。但出乎萧衍意料的是，就在他被任命为雍州刺史的当月，在位5年的明帝因病驾崩。随即即位的是他的儿子萧宝卷，就是有名的东昏侯。

这位新登极的皇帝，年仅十六岁，竟然又是一位昏君。！”《南史•废帝东昏侯本纪》记载说，他任用当时被称作“六贵”的权臣，同时又有所谓的“八要”把持朝纲，把个朝政弄得乌烟瘴气，异常混乱。这位新皇帝在做王子的时候，就是一位戏耍无度，而不爱读书的人，先帝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反而告诫这个宝贝儿子：做事不可在人之后，意思就是先下手为强，后出手遭殃。这可能也是其父萧鸾一生大开杀戒的重要行事原则。死前他将这一原则传授给本来就缺少德行的萧宝卷，国家的未来就可想而知了。这位萧宝卷性格、心理上都可能存在严重问题，沉闷寡言，拒绝与众臣接触，只喜欢与一些宠臣们在一起，而且非常听信他们的话。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六贵”、“八要”为何能够如此专权。

虽然做太子时，就得到父亲的百般宠爱，但不知为什么，他对父王似乎非常反感。这种强烈的逆反心理，究竟源于何事，我们不得而知。据史料记载，他刚一登极，就非常厌恶停在太极殿里老皇帝的灵柩，急不可耐地要将其下葬，因为臣子的一再坚持，才勉强撑过一个月。史书说每当到他哭灵的时候，他都推说自己喉咙疼痛，想方设法地躲避。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一》记载，有一次，一位没有头发（秃顶）的大臣来到先帝灵前痛哭，由于前仰后合，头巾掉在地上，露出了油光锃亮的秃顶，正在大庭广众之下装腔作势、有声无泪的萧宝卷，竟然出人意料地破涕大笑，并对左右大声取笑道：“秃鹫啼来乎！”意思是，秃鹫也跑来啼叫了！萧宝卷对父亲的厌恶，可以说是豪不掩饰的。《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四》还讲述了这样一件可笑的事情，一次他来到东游苑时，可能是因为阵势太大，使苑中的人、马受到惊吓，于是他向一位自称能够看见“鬼”的巫师询问缘由。巫师乘机大显自己的“特异功能”，信誓旦旦地说：“我见到先帝因为圣上频繁出游，而非常生气的样子。”萧宝卷闻听此言，一股邪火往上窜，从腰中抽出一把利刃，拉着这位巫师到处寻找父亲的“鬼魂”，结果没见到任何蛛丝马迹。萧宝卷并不放弃，命人用草编扎成先帝的形象，并凶狠地将草人的头砍下，悬挂在东游苑门前示众。

救人要先救己


即位后的他似乎很不喜欢他父亲重用过的大臣，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杀掉。相反他父亲生前不喜欢的人，却被他重用提拔。虽然对父亲很反感，但是老皇帝 “作事不可在人之后”的告诫，却被这位不孝之子当作金科玉律。因此，作为皇帝，他成为历史上少有的“快刀杀手”。他杀人前往往没有任何预兆或迹象。正因如此，在他即位两年的时间里，就成功地激起了四次旨在推翻他的重大兵变，而前三次都被他很快剿灭。但最后一次，却使他最终丧命亡国。

据《梁书•武帝本纪》载，萧衍是一位善观时局的有心人，他曾对自己的亲戚，任录事参军的张弘策说：“《诗经》云：‘一国三公，吾谁适从？’现在国家有六贵、八要，看来稳定是没有指望了！政出多门，必生动乱！”从当时的情况看，他的这一分析是非常正确的。在这种纷乱的局势中，自己应该如何趋吉避凶呢？对此他说出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如果权贵们相互猜忌，彼此厮杀起来，那么雍州则是最好的避祸场所。假若我在这里多施仁义，日后必会称雄西方”
萧衍明白，如果不赶快想对策，作为先皇的宠臣，自己也会落得被诛杀的结局。好在自己离京城较远，萧宝卷的手暂时还伸不过来。但眼下他最担心的却是两位身在京城的兄弟。于是萧衍派张弘策找到自己的兄长萧懿商量对策。他提出将兄弟们全都聚集到雍、郢一带，以图大计。萧懿听到这话后不禁脸色大变，并拒绝了萧衍的计划。在一次成功剿灭针对朝廷的政变之后，护驾有功的萧懿，被萧宝卷升任尚书令，他的弟弟们，包括萧衍在内，都被看作朝廷元勋，因此哥儿九个，都位列朝班之首，此间其中一位兄弟曾任卫尉，掌管宫门的钥匙。因为萧宝卷很喜欢出宫游玩，进出宫门非常频繁，所以有人鼓捣萧懿乘皇帝出宫门时，起兵将其废掉，但萧懿不肯答应。萧懿兄弟的地位，使皇帝身边的宠臣们产生嫉恨之心，他们向皇帝陛下吹风，强调萧懿的危险性。萧宝卷再次想到父亲的劝告，立即令人送去毒酒。这位萧懿，可谓忠诚不渝，死到临头还在为朝廷着想，对送酒的人说：“我的弟弟萧衍，将深为朝廷的一大忧患！”。好在萧衍动作快，在此之前，已经派人将两位兄弟接出了京城。

萧衍得知兄长被诛的噩耗，连夜召集自己的亲信与嫡系秘密商议起兵之事，他说：“昏君的暴虐，超过了商纣王，我要与各位共讨之” ，就在这一日，萧衍竖起大旗招兵买马，据说他很快就招募到甲士万余人、战马千余匹、战船三千艘。

其实在一年前，他就已经派人秘密砍伐大量竹木沉在河水中，到了此时这些备战之物派上了用场。他命人将沉在水中的竹木全部取出，安装舰船。动作麻利的萧衍，很快又利用反间计，将左右摇摆而手握重兵的西中郎长史萧颖胄收服。

为了有更强的号召力，一切准备就绪后，他联合当时的南康王萧宝融一道起事。萧宝融是明帝第八子，也是萧宝卷的弟弟，当时任荆州刺史，手中并无实权，实际上年仅十四岁的他，完全被西中郎长史萧颖胄控制着。后来萧颖胄与萧衍联合起来，共同讨伐萧宝卷，此间有人（其中包括萧颖胄）向萧衍建议拥立萧宝融为帝，萧衍曾两次拒绝这一建议，据说他曾上表以萧宝融为国相，而自任征东将军。

永元三年（公元501年）他命两位兄弟留守襄阳，亲自发兵，气势汹汹地直扑京师。他深知出师无名必难成功，如果只是号召打倒昏君，没有可以博取同情的理由，以下犯上，难免被人骂做乱臣贼子。所以宣传战是必不可少的，于是他向全国发表檄文，指责当朝皇帝萧宝卷及其宠臣悖德乱政、擅权专杀等罪行，声称要“替天行罚，废昏立明”等。很快他率雍州、荆州、梁州等地的兵马顺江而下。正在萧衍首战失利，等待援军的时候，传来南康王在江陵宣布即皇帝位的消息，这位号称和帝的小朋友，发布的第一道圣旨，就是遥废东昏侯为涪陵王，以萧衍为尚书右仆射，加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此时的萧衍也顾不上那许多了，好在自己手里拿捏着强大的军队，还怕别人翻天不成？更何况这位刚刚称帝的小朋友，又是东昏侯的亲兄弟，“废昏立明”岂不名正言顺？眼下最重要的是尽早打到京城，将萧宝卷从王位上拉下来。一旦占据京城大施“仁政”，一个十四岁的小皇帝又能奈他萧衍如何？

六个月后，萧衍的军队已兵临建康城下，皇城被紧紧围住。

救人要先救己


此时的萧宝卷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也许是因为前面的三次兵变，都被他轻易剿灭，因此三番五次“狼来了”，对他显然已经失去了警戒的作用。所以这次萧衍围城，并没有使他感到特别地紧张，吃喝玩乐一切如故，仿佛置身世外的逍遥童子。此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狼”真的来了！他跟左右商议，备办柴草粮食，够百日之用即可。可见，他根本就没把来势汹汹的萧衍放在眼里。据说这位东昏侯爱钱如命，就在大军压境，守军屡败的情况下，臣下请求他拿出部分钱物赏赐守城官兵，以激励士气，他竟然说出这样一番混蛋话：“反贼难道是专门对付我的吗？为什么要让我出钱？”言外之意就是敌人进城大家倒霉，又不是我一个人吃亏，凭什么要我出钱？宫中存放了一批木料，有人请求拿去做城防之用，萧宝卷不答应，他要留着这些木料盖大殿用。仗打到这个节骨眼上，他还督促御府打造三百人使用的精仗（可能是礼兵仪仗使用的兵器），以备萧衍退兵后出城游玩时，用来驱逐路人。其它的金银御用也在赶制，制造时间反倒比平常加快一倍。这个死到临头还满脑袋吃喝玩乐的家伙终于大失民心，看出了形势的人们，个个消极怠工，反心日盛，只等有人登高一呼。

守将王珍国和张稷，非常担心萧宝卷身边的两位奸佞谀臣，其实恰恰就在此时，这两个家伙也正在对信任他们的皇帝大做工作，他们进言说：“由于大臣们不用心，使得都城之围无法解除，应该把他们全部杀掉！”两位守将知道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杀人不眨眼的皇帝马上就会对他们下手。于是王珍国密派亲信，给萧衍送去一面铜镜，以示心迹。萧衍则以“断金”回赠，表示愿意同心协力，共谋大事。两位守将分明对皇帝陛下“作事不可在人之后”的座右铭深怀恐惧，这次终于赶在这位“快刀”皇帝之前动手。经过一番策划，十二月的一个夜晚，他们串通后舍人（很可能是皇宫内廷的总管）令人打开云龙门，御刀（御前侍卫）丰勇之作内应，王珍国、张稷很顺利地引兵进入大殿。刚刚笙歌艳舞后，还未熟睡的萧宝卷被一阵异常的动静惊醒，朦朦胧胧地见到大兵入殿，顿时感到不妙，连滚带爬冲向北门，想要跑回后宫。但通往后宫的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人关闭，正在其不知所措时，一位宦官跑过来迎面一刀砍伤了他的膝盖，随后赶到的张齐（时任兖州中兵参军，是张稷的心腹，也是这次兵变的参与和策划者）像杀猪一样斩下他的首级，送往萧衍处。

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四》记载，萧衍进入建康后，命其部下封存、整理各种图书典籍、珍宝文玩，严格约束部下，做到秋毫无犯。萧衍没有忘记，去利用前朝早已下野的皇太后的“剩余价值”，像请“神”一样搬出了宣德皇太后。宣德太后原本是齐明帝萧鸾废掉的海陵王的太后，本姓王氏，海陵王被废，王太后只得出宫，居住在鄱阳王故第，称为宣德宫。既然太后出面，就必定要发挥她的作用。很快她的全身，包括她的嘴都如同连上了无数根线绳，这些线绳的另一端却攥在萧衍的手里，这位太后俨然萧衍手中的一具“玩偶”。太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颁诏，再次将已经死去的涪陵王（即已被和帝贬为涪陵王的萧宝卷）贬为东昏侯，将他的褚后及太子废为庶人。借用宣德太后的诏令，萧衍为自己弄了一身包括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等重大职务。并依照晋代武陵王司马遵承制之例，大大方方地行使起代理“皇帝”的权利。在萧衍的主持下，朝廷的一些重大官职，各就其位，同时下令大赦天下。继而，他还做了一番深得民心的“拨乱反正”工作，下令将那些不合理的规章、税收、过重的刑罚、劳役予以废除或重订。当然，此时的萧衍早就把把十四岁的小皇帝忘到了脑后。

潘贵妃曾是萧宝卷的宠妃，容貌十分美丽，萧衍一见，春心荡漾，这样的美人当然应该留给自己。这个心思刚一动，就被那些爱管闲事的部下们给瞄上了，领军将军王茂首当其冲，毫不客气地对萧衍说：“这个女人是东昏侯的亡国之物，如果留下她，将会招致人们的议论。”萧衍听到这话，不免心里来气，但仔细一想，觉得很有道理，立即毫不犹豫地将这个可怜的女人处死，同时下令将那些东昏侯时期乱政的臣子们一并诛杀，将两千宫女分赐给将士们。大司马萧衍还下令，凡是东昏侯时期不必要的费用开支，除去操习礼乐法度及必要的军事费用外，一律禁绝。改革力度之大，气魄之巨，实在非同一般。

一番深得民心的施政表演后，萧衍意识到，该是见好就收的时候了，于是大司马又导演了一场还政于太后的精彩好戏。他将宣德太后请进宫中，临朝称制，行使皇权，自己则宣布停止执掌朝政，收买人心的举动换来的一定是丰厚的政治回报。太后自然是一尊傀儡，宣布摄政第二天，就将萧衍的从弟宁朔将军萧昺授予监管南兖州诸军事之职。又过了两天，太后下令提升萧衍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上殿可以佩剑穿鞋，朝见时可以不报姓名。就这样，太后一步一步地按照萧衍的意思，将他喜欢的人全部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这位太后的地位，自然也凌驾于和帝之上。此时掌握着全国正规军的最高统帅大司马，表面上看去，其地位仅次于皇帝，但实际上无论太后还是皇帝，都成为他手中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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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位需要“大智慧”

此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殊荣对于萧衍，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他的目光开始频繁地扫视着和帝屁股下面的那张诱人的宝座。渐渐地，他的心眼儿开始活动了，因为到目前为止，他的势力已经到了不可取代的地步，想到改朝换代，也算不上是什么痴心妄想。

这一切心理活动，都没有逃过他的好朋友兼部下沈约的眼睛，于是委婉地向他提起此事。第一次听到这些话时，萧衍作出一副听不懂的样子，打岔装儍地糊弄过去。过了两天沈约又一次向萧衍提出，并用劝慰的口气说：“当今的时代与过去不同了，不可能以淳古的风气等待世事的自然变化。士大夫们都攀龙附凤，期待着建功立业。连童子、仆人都知道齐家的天下已经到头了，明公您应该取而代之。现在天文谶言也都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不要违逆天意，失了民心！如若天道如此，明公即使再谦逊礼让，也无济于事。”看来此时已经有些人在利用谶言等方术大造舆论了。但后台是不是萧衍本人，则无法断定。萧衍听了这话，沉默片刻，回答说：“让我想想再说！”。沈约继续说：明公刚开始于樊、沔兴兵的时，应该反复思考，但是如今王业已成，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如果不早定大业，但凡有一人提出异议，都将有损于您的威德。况且人非金石，时事难保，如有不测，难道您愿意将区区建安之封的爵位留给子孙后代吗？如果天子（指和帝）回到京城，公卿们各得其位，君臣之间名分已定，大家就不会有异心了，君明于上，臣忠于下，哪里还会有人愿意跟随您作反叛之贼呢？”，这话何尝不是说到了萧衍的心坎上，对此他表示认同。沈约离开后，他马上又请来范云，加以试探。没想到范云就像是与沈约串通好了似的，回答的意思完全相同。萧衍抑止不住满腔的兴奋道：“智者所思不谋而合！”于是沈约私下拟定了各类诏书及未来朝廷的人事名单，萧衍十分满意，未作只字改动。

几天后宣德太后这个活木偶，又开始按照萧衍的计划行动起来。传诏将大司马晋升为相国、扬州牧，封十郡为梁公，加九锡之礼，特许其在梁公国内设置各种官位，骠骑大将军的称号照样不变。萧衍对此任命表示了必要的矜持，抻了多日后方才受诏赴命。5天后，太后再次下诏令梁国选任各种官员要职，官位的设置，可以依照朝廷之制。这等于是朝廷公开允许臣子在他的属地，复制一个新朝廷，于是沈约与范云就分别成为梁公国的吏部尚书兼右仆射及侍中。梁国公萧衍就这样公开地干起了自己的“三产”，一心一意地为将来代齐禅位，认真地做着挖齐帝国墙角的工作。

以沈约、范云等人为首的政变班子开始运作起来。文人就是厉害，更何况这些萧衍的旧友，年轻时与萧衍一道被称作“八友”，个个都是文才出众、才高八斗的大学者。无论造势还是运作，都是鼎鼎一流的高手。

就在萧衍的这帮弟兄们，不辞辛苦地为他策划着“禅位”阴谋的同时，发生过一段有趣的插曲。看来东昏侯的后宫中，确实不乏美貌的女子，梁公萧衍再次看中了他的余妃，于是私下纳入宫中，两人整日摸爬滚打，泡在一起，到了妨碍政事的程度。这次是范云毛遂自荐，但几经劝说无效，无奈他拉上王茂一同来见萧衍。范云说：“从前沛公（刘邦）进关后，不贪财物、不近女色，使得范曾等人敬畏他的远大志向。而今明公刚平定健康，海内之众景仰您的大名，您怎能承袭那些亡国乱政的前车之迹，被女人拖累呢？”紧跟着王茂也行礼道：“范云所言极是，您当以天下为念，不应留此女人在身边。”萧衍听后默然无语。此时满脑袋“转轴”的范云，趁机向萧衍提出将余妃赏赐给王茂。萧衍虽然满心不悦，但最终还是答应下来。他显然是想通了，女人再美，与江山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他可不想成为一名难过美人关的英雄。他突然出人意料地拿出高额奖金，赏赐这两位对他私生活过分关心的部下，因为他们的劝说使他大开其窍。第二天，范、王二人意想不到地各得到赏金百万钱，心中着实地狂喜了一阵儿，特别是那位王茂财、色双至，可谓美不胜收。

不久，宣德太后再次颁诏，增封十郡给萧衍，进爵为梁王。萧衍照例装模作样地“从容”了一下，多日后方才受命。他接受封爵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赦免国内及府州死刑以下的犯人。

纂位需要大智慧（2）




大概一个月后，准备东归健康的和帝到达姑孰，此前萧颖胄病死，这位已经完全受控于萧衍的小皇帝，下达了一份辞藻华丽的诏书，正式宣布禅位予梁王萧衍。

“忠于职守”的宣德太后，“庄严”地进行了最后一次登台表演。他宣告：“西边的诏书到了，皇帝陛下效法前代，将国之神器（皇权）禅于梁，明日我将亲自主持，派使者将印玺恭授给梁公，我也将回到别宫去居住。”第二天禅位诏书和玉玺就由尚书令王亮等人恭送至萧衍处。圆满完成了这场木偶剧的最后谢幕后，老太太终于自觉地回到她的故第，去享受养老生活。然而，另一出大戏，又以萧衍等人为主角，正式开演了。

诏书一到，萧衍便一脸无辜地对和帝的“谦逊”禅位，予以了必要的“推辞”。范云等人立即按照事先编排好的把戏，带领117位大臣，集体上书称臣，并请萧衍尽快登极称帝。太史令也拿出自己的专长，以天文符谶宣示改朝换代的天意。既然民意如此、天意如此，再推辞下去岂不是违逆天意，失了民心？带着“使命感”的萧衍，经过一番必要的扭捏作态之后，终于大步流星地走向金銮殿的宝座。

公元502年，38岁的萧衍，在京城建康南郊举行了祭告天地的仪式。在侍从们的搀扶下，皇袍加身的萧衍，登上祭坛。此时百官匍匐在地山呼万岁，其声震天撼地。一番折腾之后，一个叫做“梁”的朝代在南中国诞生了。

即位后的梁武帝，没有忘记他的先辈。他首先追尊先父为文帝、追尊先母为献太后，追封他死去的前妻郗氏为德皇后，追赠其兄萧懿为长沙王，谥号为宣武。

从追尊亡父为文帝而自称武帝这件事情上看，他比魏文帝曹丕做得漂亮多了。当年曹操去世后曹丕世袭汉丞相位，也因战功而逼迫汉献帝“禅位”，改汉为魏。曹丕自称魏文帝而追尊其父曹操为武帝。文、武听来似乎差别不大，但在古代，文治与武功则略有高下，文治明显高于武功。这在周朝的第一位统治者周武王登极后，追尊其父为文王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从这个细节上看，梁武帝即位之初，就很注意按照“惯例”行事，并试图尽量“中规中矩”。

仔细想来，梁武帝的代齐“禅位”，也算是循规蹈矩。“禅位”并不是他的独创。自东汉后期起这种听来冠冕堂皇的政变活动，就像乌云一样时刻笼罩在每位帝王的宝座之上，“禅位”几乎成为一种改朝换代的必要手段。说它是一种时尚，可能不够严肃，但说它是一种低成本权利再分配的运作方式则不为过。这种方式，特别是在当时南中国，这些短命的王朝兴衰更替的过程中，几乎毫不例外地被使用着。正如梁武帝在他的登极大典上祭告天地时所说：“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谢虞受，汉替魏升，爰及晋、宋，宪章在昔。”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因为皇天的授命不同，自古帝王就不是一家一族的专利。尧禅位给舜，汉被魏取代，后来晋、宋也都是照章办事，所以我代齐禅位是有章可循的。原本听来并不高雅的“篡位”活动，在武帝的登极“宣言”中不仅被美化为承天命，而且是依旧制，这样一来武帝显然是步步踏在“规矩”之上。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记载，因为是“禅位”，梁武帝贬齐和帝为巴陵王，并准备将南海郡改名巴陵国，把这块蛮荒之地封给“谦逊”让位的前朝废帝。这原本是一件非常冠冕堂皇的事情。但此时已经官居尚书仆射的沈约却警告说：“从前魏武帝（曹操）说过‘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梁武帝闻听此言，深以为是，随即改了主意。

公开杀戮前朝废帝，显然是不得人心的，这当然要秘密进行。一天，带着重要使命的使者，来到姑熟，向萧宝融献上生金。这位还处在少年时期的前朝废帝，原本已经交出了自己手上的那点可怜的权利，一心一意地想作大梁的子民，没想到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索命的生金，这位萧宝融倒是有些骨气，对来人说：“我死不需要吞金，饮酒即可！”然后将自己灌得烂醉如泥后，由来使杀死。

后来官方发布消息说巴陵王系暴病而死，并被追封为“和帝” ，进行了高规格的厚葬。这位“巴陵王”死后倒是恢复了自己的帝号，也算死得光荣。然而历史却又给梁武帝的脸上抹了一笔重重的灰色。

纂位需要大智慧


即位后的梁武帝还算明智。鉴于前朝的经验，对于齐宗室的其他成员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即位后的某一天，他曾召见两位前朝的皇亲，对他们说：“要得天下，光凭借武力是不够的，还要有运气……所以有天命的人不会为人所害。我拿下建康后，很多人劝我杀掉你们以除后患，如果我当时这样做了，不会有人敢说个不字，但我因为看到东晋以来禅代之际，相互屠杀有伤和气，这样使国祚不能长久，何况我们萧姓原本是宗亲，虽然出了五服，但却是同宗同族，我的父亲还曾效命、辅佐过齐室，可谓同甘共苦、情同一家，我怎能视你们为陌路？你们兄弟二人如有天命，非我所能诛杀，如果没有天命，又何必杀你们呢？……你们现在仍然是我大梁的宗室，我会坦诚相待，希望你们也不要见外。”

此外武帝还有意撩拨了一下他们敏感的神经，他说：“明帝（萧鸾）上台后，大肆诛杀高帝和武帝的子孙，使得你们的家族遭殃，我起兵不仅自雪家耻，也为你们弟兄报了仇，如果建武年间（明帝的年号）你们兄弟能够成事，我哪有不拥戴你们的道理呢？我是取了明帝家的天下，而不是你们家的天下。”这番表白，虽然振振有辞，但并不能使人们忘记，出于皇族旁系的明帝得以登上王位，正是因为这位萧衍的大力协助，而此时这等“功劳”，对于萧衍今后的“政治生涯”已经毫无用处，相反，还会成为终身跟随着大皇帝的“拖油瓶”。所以敏感的萧衍，自然要在这件事情上，大费一番脑细胞。他明白，作为当今皇帝，狠狠地诅咒一番前朝杀人不眨眼的当政者，肯定能为自己赢得好分数，倒打一爬，倒是收买这些齐家宗亲的好手段。果然兄弟二人，对这些话心悦诚服，感激涕零。

武帝不光口头安抚，还采取实际行动，安排前朝皇亲十六人，分别出任梁朝官员。据说，这些被武帝优待的齐室宗亲，因为心怀感激，处处谨慎小心，夹着尾巴做官，反而倒比本朝的那些皇亲国戚出色得多，其中几位还以才能与官德而知名。

这种宽容也曾给新兴的南梁帝国带来一些危险，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五》记载，武帝登极不久，前朝东昏侯的一些旧臣孙文明等人，就曾发动过一场未遂政变。他们曾是东昏侯的宠臣，虽然得到梁武帝的赦免，但心中却始终感到不安，也许是因为他们在东昏侯时期，做过什么至今未被披露的龌龊事，以至使他们感到坐卧不宁。一天夜里，他们集结了几百人以运送芦柴火把为名，夹带大量兵器从南北掖门进入皇宫，一场暴乱开始了。他们焚烧了神虎门、总章观后闯入卫尉府，杀了卫尉，武帝的亲戚兼重臣张弘策也遭不测。当值的近卫军由于人数较少，有些抵挡不住。此时梁武帝一身戎装坐镇前殿，非常镇定地说：“反贼们夜间来袭，是因为他们人数不多，天一亮他们就会逃走。”于是他命手下击鼓求援，果然鼓声一响，京城的军队立即赶来解围，最后反贼全部被诛杀。但是我们注意到，武帝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做法，这位皇帝最终也没有像前朝的明帝与他的儿子东昏侯一样草木皆兵地大开杀戒。

第二章 三家店主与佛教学者


店主的面目

梁武帝信佛，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他本来就是一位学贯古今的文化人。早在出道前，不光精通儒、释、道三学，诗文更是堪称当时一绝。在他年轻的时候，当时的齐宰相竟陵王萧子良，曾在建康城外的鸡笼山开西邸，相当于半官方的文化沙龙。这位萧子良虽是一国之宰相，但本身也是一位有素养的文人，一直以来广召名人雅士，很快使这里成为名符其实的学术中心。萧衍与当时著名文人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经常聚集在这里，被称为“八友”。由于学识与地位的原因，他们也成为这个沙龙里的活跃分子和灵魂人物。

梁武帝是一位多才多艺且勤奋好学的人。史书上说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由此看来，他不光在正统的学问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还是一位下棋的高手。同时对“阴阳纬候，卜筮占决” 之类的“方术”也很有研究。其实这很符合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也是他后来对佛教进行改造和变易的思想基础。就是这种文人气质，使他在少年的时候，就喜欢结交那些著名的学者、高僧、道士们，并深受浸染。他本身很好学，又有读书破万卷的阅历，所以深得三家学说的精髓。早年，在担任雍州刺史的时候，他就与茅山道士陶弘景交往甚密。但他一直以来还是比较重视道家的学说，并成为道家的门徒，这种信仰一直持续到他即位以后。

《梁书•陶弘景列传》提到，陶弘景原是前朝南齐的一位官员，传说曾受习东阳道士所传的符图经法，36岁时辞去官职，遍游名山，收集古代医书，寻找仙药，成为一名职业道士。此外在医学方面也很有研究，还有著述传于后世。后来他整理了杨羲、许谧等人的学说，编撰了《真诰》一书，成为道教上清派的教史资料。由于过去在官场上的历练，他为人圆通而谨慎，头脑清楚说话简洁。后来他在茅山建筑了一座三层楼，自己住在最上层，弟子们住在中间，宾客们住最底层。看得出，这位道士虽然隐居山林，但非常喜欢结交各类社会名流和政治人物，平时他身边只有一位家童时刻跟随。晚年他修习辟谷导引之术，传说年过八十相貌还象年轻人一样。有趣的是，他有一次做梦，梦见有佛来为他授记（据佛教所说，佛对发大心求证佛法的人，预先记名，预告此人将于何地何时，成为某佛或菩萨），说他将成为“胜力菩萨”。于是，这位道士就来到阿育王塔下明誓，并受了佛家的五戒。也就是说这位道士既通道术，也算是佛家的入门弟子，但他的身份仍然是一位道士。按照佛教受戒的规矩，受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者必受三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受三皈者，不可以再信受其他外道。可见在这位道士的思想中，佛、道两家的思想很可能也被绞到了一起。所以他与佛教的和尚们也时有往来，相互交流。从以下这首诗可见一斑：

《和约法师临支诗》
陶弘景
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
今日为君尽，併洒秋风前。

他和所有的道士一样，喜欢研究神奇玄妙的事情。特别是在“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等方面颇有成果，史书说梁武帝还服食过他炼出的金丹。他有一些道学著述，当中多杂有佛、儒两家的思想。梁武帝在雍州起兵的时候，陶弘景曾命弟子奉表来迎，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拥戴的表示。我们可以注意到梁武帝起兵时，响应者不光包括前朝的武将、文官，连那些隐居深山的修道者都作出这样的表示，可见民心所向。

据《南史•卷七十六》记载，后来陶宏景书写谶言道：“水丑木”，为“梁”字。萧衍的反政府军打到新林时，陶弘景遣弟子“假道奉表”。后来听说萧衍集团正在谋划禅代之事，他便援引图谶，很多处都呈现“梁”字，于是令弟子进献“梁”字给萧衍。由此看来后来定国号为“梁”，很可能与陶宏景有很大的关系。此后登极仪式、祭告天地大概也少不了这位道士择吉日定良辰等“形而上“的决断。

《梁书•陶弘景列传》中还提到，梁武帝即位后，想请这位高人出山辅政，几次下诏、极尽美言，但都被婉言谢绝。所以武帝对陶弘景更是优礼有加，每遇吉凶征讨等大事，都必上门请教。用史书上记载的话讲就是：“恩礼逾笃，书问不绝。”由此陶弘景在当时得了个“山中宰相”的绰号，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他就是梁武帝的“外脑”或“智库”。梁武帝还为这位道士炼丹搜集大批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稀有原料。后来他还鼓捣出一种叫做“飞丹”的丹丸，颜色如同霜雪一样洁白，据说吃了能使人感到身轻，这大概是服药后产生的一种幻觉。武帝服用“飞丹”后，感到很灵验，就更加相信他。据《南史•卷七十六》载，梁武帝每每接到陶弘景的书信，都要焚香拜读，简直把他当成了神仙。而这位“世外高人”，实际上也就成为梁武帝决策机构的成员之一，

店主的面目




据《全梁文》卷四载，武帝即位第三年，突然改变主意，要弃道崇佛。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他也遇到了类似阿育王羯陵伽之战后的苦闷（传说印度的阿育王，是因为看到自己发动的羯陵伽兼并战争所造成的悲惨情景后，发誓皈依佛门，停止战争的。）。据记载，梁武帝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佛教是唯一的“正道”，孔子、周公和老子都是佛的学生。也就是说儒家和道家的鼻祖们，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

这种“中国式”的思维模式，令人感到费解。按照史料分析，释迦牟尼比老子小6岁、比孔子大14岁（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老子出生于公元前571年），他们应该属于同时代的人。若说孔子曾在学问上请教过老子，还有些道理。如果说当时中国的两位圣哲曾游学印度，或说释迦牟尼曾跋山涉水来到中华大地，教化两位中国学生，显然很荒唐。从佛学源流上看，在释迦牟尼时期，佛教在印度还只是地区性的宗教，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理论。它被推向国际，是释迦牟尼灭度二百多年后，阿育王时代的事情。众所周知，古代中、印由于天然的地理屏障，文化与经济交往都须通过西域。事实证明佛教最早是由西域的“胡人”（包括来自月氏、康居、安息等地的僧人或居士）传入的。可以说，传入中国的，是已经西域化了的佛教。我们知道，中国人最早接受的“金人”（佛像），是一种佛教受希腊宗教艺术影响的产物，并非印度的原产。我们知道原始佛教没有造像的习俗，这一习俗起自公元一世纪的犍陀罗（现今的阿富汗境内）地区。从没有偶像，到偶像崇拜，这一过程既然可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那么隐藏在偶像背后的崇拜形式，一样可能受到西方宗教的影响，只是个程度大小的问题罢了。佛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国的时侯，无论释迦牟尼，还是老子、孔子都已经作古几百年了。周公的生卒年代，则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后，也就是说，他老人家早在释迦牟尼出生前约五百年就已经作古（释迦牟尼出生于公元前565年，灭度于公元前486年），说他是释迦牟尼的学生，就更加荒唐可笑。 如果这种说法，在缺乏历史及时间概念的古代印度出现，是理解的，但是出现在中国，则完全可能是有意识地附会或神化。

既然将老子、周公和孔子的地位都降格成了学生，那么，当然不如直接去请教老师更好。因此，梁武帝首先宣称自己要“弃迷知返”，放弃儒、道学说，彻底皈依佛门。但我们注意到，就在他公开宣誓彻底皈佛的同一年，他与以往的君王们一样，亲自主持，按照儒家正统的方式，制礼作乐，忙得不亦乐乎。

根据《广弘明集》卷三十的记载看，我们知道梁武帝，在国家政治方面，采取的并非纯粹的佛教学说，而是三教并用、三教同源。他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和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放弃儒、道而专心“佞佛”。相反，他正在费尽心思地欲图将儒、释、道三家的理论，彻底搅和起来，使这个面目全新的学说，为自己的王朝所用。

追根究底，武帝并非三教同源之说的鼻祖。在此前早些时候，道家们就首创了这一学说。所不同的是，他们自然把老子包装成为三教的“总教头”，其代表作就是那部《老子化胡经》。在这部经里，老子教化孔子在先，西越流沙到印度教化释迦牟尼在后（后来也有说老子直接化身为释迦牟尼），换句话讲，孔子和释迦牟尼继承了老子的学说，都是老子的学生。这部出自中国人特有“智慧”的著作，促使佛、道之间，由强词夺理的“口水战术”，直接升级到具有理论高度“造经战术”。

说起这部《老子化胡经》的诞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西晋时，有一位帛法祖，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僧人，他自幼出家，研习佛法，后来以讲经为业。当时有一位叫做王浮的道士，与他就佛、道二教的高下问题进行辩论。这位能言善辩的王浮，竟然不是帛法祖的对手，几次交锋均败下阵来。为此，无论如何都不服输的王道士，心里积压了一股难以名状的邪火。既然在“口水战”中，没能捞到便宜，索性拿起笔杆做刀枪，一样可以达到“隔山打牛”的功效。于是 “弃口从笔”，竟然诌出这么一部粗俗不堪的《老子化胡经》。这部伪经曾在一段时间里风靡整个学术界，一时间，道士们也扬眉吐气的紧。其实，王浮造作的这部伪经，也并非完全缺乏依据。因为“老子化胡”之说，早在汉末就已经出现，只因那时仅仅停留在传说的层面。而此时的王浮，因为与帛法祖辩论失败，一气之下，干脆把它整理成一部之乎者也的美文，以“经”的形式隆重推入大雅之堂。对于重视经文传承的中国人看来，简直不亚于一张“信用卡”，看来，这种瞒天过海的行为的确需要点“胆识”。但是，伪经终究是伪经，很难站得住脚，帛法祖等人很快行动起来，明真相、揭老底，王浮的把戏很快被拆穿，这部《老子化胡经》最终被打上“伪经”的烙印。然而有趣的是，随着历史的延续，这部伪经不仅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在历次佛、道斗争中，被道教信徒们当作“重磅炸弹”反复使用。这样一来，经历了历次斗争经验的积累，佐料越添越多，内容迅速得到更新和完善。据说到了唐代后期，《老子化胡经》由原来的一卷，被扩充为十卷，并堂而皇之地塞进道家的权威经典《道藏》中。

佛家自然也不甘落后，他们依据当时的一部叫做《清净法行经》的内容，勇敢地扯起佛教为三教源头的大旗。可笑的是《清净法行经》同样是一部被造作出来的伪经。当然它的造作者，肯定是与道教对立的佛教徒们。可见，中国人造作伪经的传统，的确由来已久。据《广弘明集》卷八载，在这部经中，声称佛曾派遣三位菩萨，来到震旦（中国），广行教化。一位叫作“儒童菩萨”名曰孔丘；一位叫“光净菩萨”名曰颜渊；还有一位“摩诃迦叶” 就是老子……这样一来完全调了个儿，印度的释迦牟尼成了儒、道两家的老师，而老子与孔子及其他的学生颜渊，都成了佛教中的“菩萨”。这种刻意的安排，令人啼笑皆非，但事情就是这样荒唐地发生了。看来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很可能承袭了这种说法,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周公、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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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之初，虽与道术合流，但两家之间也不免发生一些类似争夺地盘及政治影响的斗争，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传说：

据《清凉山志》卷三•高僧懿行•摩腾法兰传记载，汉永平年间，印度僧人摄摩腾等人，来到清凉山（五台山），他们认定这里是文殊菩萨的居所，但有感于佛之圣教，没有传到这里。于是向皇帝提出在此地建立佛教道场的请求，得到允许后，他们在清凉山修建了最早的伽篮（佛教寺院）。因为他们看到这里很像印度的灵鹫山（释迦牟尼曾经说法的地方），所以就依山名为新建的寺院起名。由于清凉山很早前就有道家居住，这一下出了问题，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占地画圈明显带有侵犯性。两家之间，因此发生了后面这件有趣的故事。

永平十四年正月（公元71年），一位久居清凉山的白鹿道士，集合当时五岳的道士，及其一批信徒密谋对策，竟然想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主意。他们向皇帝提议用焚经的办法，以辨两家学说的真伪。就是将佛、道两家的经典当众分别用火焚烧，哪家的经典被焚毁，就是伪经，既然经是假的，道术也就是假的，那么清凉山就不再有它们的立足之地。

当时汉明帝虽是佛、道两家兼信，但是这个带有挑逗的主意，还是让他心里痒痒的。正月十五，皇帝带着主持人的使命，亲临白马寺。道士们设坛祭祀，将七十二子书等道家经典置于坛中；和尚们则将佛舍利、佛像、经书等放置一处。吃罢斋饭，道士白鹿手执香炬，绕坛数匝，声泪俱下道：“臣等上启太极大道元始天尊、众仙百灵的意旨，驻守清凉山道场，现在“胡神”乱夏，皇上误信邪道，将使正道失去，臣等今天斗胆在此设坛，用真火验证，到底看看真伪？”说罢把火投入坛中，经书速燃，化为灰烬。道士们顿时惊惶失措，欲罢不能，哑然无声。和尚们的行动，则是另一番景象，烈焰中佛经、佛像安然无恙，舍利的光芒，在空中形成一圈伞盖。摩腾和尚跃身虚空，现十八种“神变”，朗声对皇帝说偈曰：“狐非狮子类，灯非日月明。池无巨海纳，丘无松狱荣。法云垂法界，法雨润群萌。显通希有事，处处化群生……

唐代太宗皇帝，游此圣迹时曾诗兴大发，吟出一首《登焚经台》的七言诗：

门径萧萧长绿苔，一回登此一徘徊。
青牛谩说函关去，白马亲从印度来。
确定是非凭烈焰，要分真伪筑高台。
春风也解嫌狼藉，吹尽当年道教灰。

历史上诸如此种“佛道大战”，一时间天昏地暗的记载很多。虽有夸张虚构的成份，两种文化间的冲突，却是事实存在。但这种冲突却没有血雨腥风地厮杀，有的只是充满智慧的你来我往，柔和而可爱，其结果却是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不过，以上的传说，有明显的漏洞，我们知道汉明帝时，道教还没有被创建出来，人们不可能跨越时空，预知有一个道教团体，那么道教、道士之说，也就不免空穴来风。因为道教的出现，至少还要再经历一百多年，所以这则传说的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就这一传说本身来讲，佛、道两家在初期，确实很难被人们区分清楚，最后只能通过所谓的“斗法”，来解决问题。谁的“法力”高强，谁就是“正道”，败下阵的一方自然就是“邪道”。诸如焚经一类的做法，体现了佛教在初期，不得不学着中国本土 “法术”或“方术” 的样子，进行表演的无奈。这明显远离了释迦牟尼时期，以理服人、以道度人的平等传教方式。代之而来的，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过分宣扬，与佛教真理的日益隐秘。更为佛教在今后中国化的进程中，轻教理而重形式埋下了一个重因。

你的样子很古怪（1）



佛教无论从理论和形式上，都与中国本有的文化大不相同。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说：“释迦之教义……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而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惟识之学，虽轰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

可见，佛教若不在未来的传播过程中，主动改变自己，就不可能在中国生存下去。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几个世纪里，在与儒、道两家进行着各种辩论与斗争的同时，也在不停地调整自身，入乡随俗，以适应这块土地上的风土人情。正如谭世保《从佛教与中国传统礼俗文化之相互影响看未来》一文所谈到的那样，除了剃头一事没有改变外，从里到外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僧人服饰的变化上得到一些启示。

现在南传佛教的僧人服饰，基本与印度早期佛教服饰接近。僧人一般都是身着桔黄色的僧衣，也就是所谓的三衣。由于天气炎热，他们袒露右肩，赤足行走不穿鞋。最初来华的僧人，就是穿着这样的僧衣，然而，在儒家的眼中，这种服饰简直不成体统，被戏称为“披赤布”（指僧人所穿桔黄色僧衣），因为在儒家看来“服为三德始”，衣冠整洁，才合礼俗，袒肩赤足实在难以容忍。这实际上除了礼制风俗的不同，亦有自然环境的差异。在中国，佛教徒直接穿着印度的服饰，肯定是不合时宜的，气候的寒冷，就是一大障碍，所以改变是必然的。在《佛教常识答问》中，赵扑初先生谈到，后来的中国人逐渐将当时人们的俗服加以改造，成为中国佛教僧人特有的服饰，但形式上仍然继承了印度僧服的简朴传统。有意思的是，中国僧人的服饰虽然统一，但色彩却有所不同。明代时曾规定，禅宗僧人着褐色僧衣，他们被称作禅师；讲经的僧人着蓝色僧衣，被称作法师；律宗僧人着黑色僧衣，被称作律师，后来到了清代改为黄色。这与印度佛教是完全不同的。

再有，印度佛教中，有过午不食或称日中一时的戒律，僧人一天只在午前吃一顿饭，其它时间吃东西叫做“非时食”是非法的。这项规定从释迦牟尼到普通比丘，人人都严格尊守，不得违犯。但是这项戒律到了中国就慢慢改变了，因为中国僧人与印度僧人不同。印度僧人并不从事耕种等体力劳动，相反则会被视为违犯戒律。在印度，僧人的生存方式就是托钵乞食，通过其它方式谋生都是非法的。佛教到了中国，情况则大不相同。由于寺院拥有土地，僧人必须参加劳动。《宋高僧传•怀海传》记载，后来还有佛教界高僧号召僧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唐代百丈禅师，曾号召僧人们必须参加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套规定成为《百丈清规》的一部分），形成中国佛教特有的“从林制度”。这标志着流传于印度的“托钵乞食”在中国佛教界的彻底结束。由于参加体力劳动，日中一食的方式，显然不能满足僧人们的身体需求。所以中国的大部分僧人，与大众一样每日三餐，一顿不少。

历史上所有文化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都是双向的。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更是如此。我们在儒、释、道三家造像中，常常见到双膝盘坐的坐姿（佛教称为结跏趺坐）。其实老子与孔子时期，并没有这种坐姿，它是后来随佛教传入的。这种坐姿，刚刚传入时，曾遭到中国人的抵制。

据《南史•顾欢传》记载，当时有一位著名的道士顾欢，就将其讥讽为 “狐蹲狗踞”。这种形容，显然带有歧视甚至是辱骂的口吻。这位顾欢曾作有一篇《夷夏论》，对佛教与道教进行对比，他的解释有点奇特，首先他认可佛教与道教同源，所谓“道则佛也，佛则道也。”。他显然应该归属道家“老子化胡”一派。他认为老子到天竺降生为佛，所以佛教大兴于印度。既然老子可以转生为佛，那么佛同样能够化身为儒家、道家及佛教僧人。故而，在印度有以“夷语”教化的佛教；在中国则有以“华语”教化的道教。佛教是教化夷狄“粗人”的，所以文字繁复；道教是教化中土“精人”的，故文字简练通达，由此推断佛、道虽然同源，但道教显然优于佛教，因为它更适合中国的“精人”。因此他下了一个结论，“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为“悖理犯顺”。也就是说，佛、道虽是同源，但华夏“精人”显然应该学习道家学说，而不应效法“西戎”之教，他的这些论点自然很快就遭到有力的回敬。

但是，此前中国确实没有这种盘坐的坐姿，中国人传统的“坐”，实际上是“跪”。也就是双腿并拢，双膝跪于席或塌上，臀部坐于双脚的后跟之上。这种坐姿得到了儒家礼制的规范，特别是在正式的场合，它成为中国人唯一高雅的坐姿。奇怪的是到了宋代时，这种礼仪却几乎被“狐蹲狗踞”的盘坐所替代。其实无论从坐的舒适度，还是从有益生理健康的角度看，胡人的盘坐都远比中国人的跪坐好得多。中国人虽重视礼仪，但并不等同于“自虐狂”，所以接受这种较为舒适的坐姿，似乎没有遇到任何道德与礼制方面的障碍。据说到了宋代，中国人已不太记得跪坐的祖宗之礼了。后来不管儒家、道家都不顾祖制地统统盘坐，连宫廷、民间也莫不如此。更有意思的是，被中国人认为已经过时的跪坐方式，却被来华的日本人象拣古董一样，承袭并带回日本，成为日本人沿用至今的传统礼仪。

你的样子很古怪（2）





有一个重要问题，是需要首先说明的，那就是汉代的儒家与道家，及其他们的思想，与先秦时期已经完全不同。此时，以公孙弘和董仲舒为首的儒家学者，已经将孔、孟的原始儒学，发展成为杂糅了先秦诸子思想，和古代各类传统方术的庞大思想体系。他们善于以“卜巫”的方法追求对“天意”的预知，同时阴阳五行学说也被他们融合到儒学中来，后来的谶纬之术，就是董仲舒的发明。因此，一套繁琐而教条的礼仪制度被彻底法律化，并被有效地实施。

道家的学说，同样在这个时代被彻底异化。很显然，先秦时期的原始道家思想，非常朴实而单纯，此时《老子》、《庄子》这两部被公认最早的道学著作所阐释的思想内容，也在经历了秦、汉两个朝代后，变得面目全非。其实所谓面目全非，并非指这两部经典本身，而是围绕它们所进行的解释及其诸多的附会之词。此时虽然还没有出现真正的道教，但道学的发展已经开始离经叛道，以致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原始的鬼神崇拜；神仙传说和各类“方术”及黄老学说中的神秘主义成分，被一些学者们揉在一起，逐渐形成一套非常奇特的学说，而被他们标榜的两部道学原典《老》、《庄》中的内容，在这一新兴学说中，已经严重缩水，最后终于成为这套新学说不可或缺的美丽装饰，而完全变成鬼神祭祀和神仙方术的附庸，最终成为稍后出现的道教，赖以生存的重要思想基础。

其实，先秦的道家著作《老子》中，虽然含有诸多神秘主义的思想，但并没有神仙满天飞的描述。甚至，字里行间，根本找不到任何神仙的影子。而《庄子》、和随后的《列子》中，开始渐渐明确地谈到神仙与仙境。如《庄子•天下篇》）中：“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这段文字，似乎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一位在世间生活十个世纪的千岁老人，对这个眼前的世界，感到了厌烦，想要“移民”到天界（帝乡），去享受永远不死的神仙生活（身常无殃）。这明显地含有世间长寿，与出世成仙的思想。再如，《庄子◎在宥篇》记载广成子对黄帝说：“我修身两千百岁矣，吾形未尝衰。”按照《庄子》所述，广成子应该是仙道之术的鼻祖。这一记载，很明确地暗示了，修身可以得长寿。《列子》更在此基础上，谈到具体的神仙境界，《列子◎汤问篇》载：“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神仙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我们看到，这些仙境广阔无边，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虽然没有翅膀，但飞来飞去，似乎没有任何问题。这些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后来神怪小说中，孙悟空及其众神仙们，腾空飞天的原始版本。这些神话，显示了中国人特有的抽象思维能力。相比之下，西方那些会飞的神仙、天使，往往会被艺术家们，人为地创造出两只生硬而带羽毛的翅膀。我们的祖先，显然不愿意惹那么多的麻烦，双脚一蹬，衣带飘飘，腾云驾雾岂不潇洒简单？这才叫真正的神仙境界。

此后，这套学说，开始越来越多地，服务于鬼神崇拜为目的祭祀与方术中。此时修身成仙、炼丹服药、服气辟谷等道术，也在慢慢发育，逐渐趋于成熟，并被最高统治者尊奉。因此，佛教传入后，在这一大环境下，不得不选择一种适合生存的方式，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的结果。原本排斥神仙之道、祭祀之术的印度佛教，不得不与这些土生土长的神仙道法进行妥协甚至苟合，佛教也很快在这个输入国，被人们误解为另一种道术，而逐渐模糊了它与道家的界限。所以先天不足，必然导致后天畸形。

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儒、道与佛教经历了一番相互争论后，发现你吃不掉我，我也吃不掉你。他们当中的一些聪明人，就开始搅混水，来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两种背景完全不同的文化，就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土地上，被搞得相互收受不清,难分你我。既然分不清楚，就只能“考证”一番，谁是源头、谁是支脉？ 这个时期以佛教为主体的三教同源说，显然是占了上风。如同佛教进入西域后，很快被西域化一样，已经西域化的佛教，进入中国，也会迅速地被中国化，不然它面临的将是被彻底排斥的危险结局。如果说，最初的夷、夏之辩，是一种“文化冲突”的话，那么，佛教的自我改变与调整，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文化妥协”，到了这位硕学皇帝梁武帝时期，主动将三家学说进行会通，就可以称得上是“文化融合”了。这种融合，便渐渐地，不再有国界、不再分彼此，来自两个截然不同国度、发源于不同土壤的文化，竟然被理解为具有传承关系而同出一脉的东西。这既让人啼笑皆非，又令人感到欣慰。啼笑皆非，是因为这种文化的融合，已经使得他们各自的学说，变得与原始学说相去甚远，相反，越发接近对方的学说，使得个性减弱；令人欣慰的则是，两种文化通过相互地吸收、融汇甚至是附会，变得更加绚丽多彩，他们之间的相互对抗与恶性竞争，也将越来越少，使得共性加强，代之而来的，是自觉、不自觉地携起手来，共同谋求未来的发展。

梁武帝的旗帜高高飘扬




面对这种中、外融合，略显古怪的文化，梁武帝似乎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诧。他以自己对于“三教”的研究，作出了总结。虽然，此前他已经完全认同甚至大力推行了“三教同源”的学说，但依据多是前人的观点。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学者，自然要有一套个人的见解。《广弘明集》卷三十记录了梁武帝的一首充满感慨的《述三教诗》，这充分表达了他对于儒、释、道三教的真实看法。我们不妨来欣赏一下：

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
孝义连方册，仁恕满丹青。
践言贵去伐，为善在好生。
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
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
密行遗阴德，显证在长龄。
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
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
不毁惟平等，至理归无生。
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
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
大椿径亿尺，小草裁云萌。
大云降大雨，随分各受荣。
心相起异解，报应有殊形。
差别岂作意，深浅固物情。

从这首诗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梁武帝本人，对于三家学说的领悟与接受的过程。从叙述与着墨的分量上，已经可以看出，他对“三教”的认识，是依儒、道、佛的顺序由浅入深的。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在他看来，儒家的“孝义”、“仁恕”是世间基本的道德基础；而道家的“名”与“无名”、“妙术”与“密行”是一种玄妙而神秘的技术；佛家的“苦集”、“因果”、“无生”则是“犹月映众星”。就是说佛教与儒学、道术相比，就如同“大椿”与“小草”一样，决不是一个重量级。但究其根源（穷源）只有一个，测其善法（测善）也没有三家之分。最后又提到“差别岂作意，深浅固物情。”虽然三教各有差别，但各有各的用处。这倒使我们想到了一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这样看来，武帝对于“三教”的态度，就非常清楚了！他虽对三家学说各有褒贬，但在他看来，“三教”中的任何一教，都不应该被放弃，这正好表明武帝的务实态度！虽然他反复强调儒、道都是佛的学生，但他们的说教，显然适合不同的人群。因此，我们不仅一次地见到这位皇帝，将释迦牟尼、老子、孔子合称为“三圣”。很显然，武帝实际上是将三家学说，放在同一个高度加以重视，而绝对不是罢辍儒、道，独尊佛法！因此，武帝在佛教方面，大做工作的同时，在儒、道两方面更是亲自动手，著述颇丰。

据《梁书•武帝本纪》记载，我们可以找到梁武帝有关儒学方面的著述包括：《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系》、《文言》、《序卦》等义、《周易大义》、《周易系辞义疏》、《尚书大义》、《毛诗大义》、《毛诗发题序义》、《礼记大义》、《中庸讲疏》、《乐论》、《乐社大义》、《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当然这些著述中，揉进很多佛教思想，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儒学上的造诣。我们看到，他的研究已经涵盖了，诗、书、礼、乐、易等传统的儒学领域。

据说，这些看了让人眼晕的著作，全都是长篇大论。如果这位皇帝生在今世，靠拿版税过活，其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恐怕都会令那些畅销书的作者们目瞪口呆。但这些，只是他一生著述的很小一部分。据说他不仅勤于著述，还常常亲临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学），作专题讲座，所谓“讲授经典、策试学子”。看来，这位大皇帝深知，儒学教育要从年轻人抓起，从娃娃抓起的必要性。

此外，在儒学经世致用方面，武帝更是不遗余力。即位不久，他便亲自参与“制礼作乐”的工作。多才多艺地武帝，还是一位音乐专家，他不仅精通音律，还擅长各种乐器的制作。据《梁书•武帝本纪》载，他曾亲自研制了四种叫做“通”的弦乐器；在他的主持下，乐器专家们，还制作了十二种音调的吹管（笛），“辅以钟器，厘正雅乐” 。这些最新研制的乐器，很快被投入到各类儒教仪式中去。一时间，优雅的丝竹，配以庄严的钟、罄之声，成为国家各类礼典仪式上专用的音乐（正乐）。

即位第三年（公元505年），他下令按照汉代的模式，设立了五经博士，建立儒学学馆，教授儒学经典。这些博士们，还被派到各州、郡建立地方教学机构。我们注意到，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向朝野宣布了所谓“弃道皈佛”，宣传三教同源的同时，强调佛教为正宗源头，正式以佛教的名义统摄儒、道两家。

此后，在他即位的第十年（公元512年），也就是在他皈依佛教的第七年，又亲自主持制成以儒家精神为基础的《五礼》一千多卷，共计八千一十九条，并颁诏实施

武帝打着佛教的旗号，大肆兴儒，这件事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是仔细研究，却内藏玄机。儒家的本质，就是强调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皇帝是人间的至尊，既是天子又是人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层次分明不可践越，此外的“神鬼”们都被敬而远之，这种上下尊卑的教化，显然是印度佛教中所没有的。武帝虽然认定佛教为“究竟之道”，但是佛教讲求众生平等，反对人为地宣扬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出家之人更是以天（天界）人（人间）之师而自居，不拜父母、甚至不拜君王，信徒心中只有佛、菩萨，因此被当时的儒家称作“无君无父”。所以，梁武帝在尊佛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以儒家的礼制治世，可谓双管齐下。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梁武帝个人的角度加以分析：在佛教的规范下，他永远都只是佛教的四众弟子（佛教的四众弟子，分成出家男、女与在家男、女四种： 一、出家男众，称比丘；二、出家女众，称比丘尼；三、在家男众，称优婆塞；四、在家女众。称优婆夷。在家的男、女众也可以称为男、女居士）之一（武帝应该属于在家居士）。但在儒家的规范内，他却是承受天命的九五至尊。当然，他何尝不想成为佛教的至尊呢？只是这个愿望的实现，对他来说，确实有点难度。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武帝曾一度想充任僧团的“白衣僧正”。因为当时的“僧正”，就是人间佛教的至尊。但是此事最终也未能如愿。有关故事，我们会在后面祥述。

除了兴儒之外，武帝的热情也同样体现在道教方面。据《隋书•经籍志》载，他曾亲自著述了《老子讲疏》六卷。当然，这部专著里也被揉进了大量的佛家思想。随后，我们常常可以见到他在宫廷中举行专题演讲，亲自为臣下们讲述《老子》、《庄子》等道学著作的记载。这位大皇帝，实际上已经成为称霸帝国讲坛的首席主讲。

在武帝超乎寻常的努力下，儒、释、道三家学说，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从理论上被大规模地杂糅、融汇起来，形成一个难以区分的庞大系统。但他将“三教”的源头，都归到佛教一脉。挂着佛教的“头”，卖的却是儒、释、道三家的“肉”，三家的“货色”，被他一股脑地装到佛教的包装袋里，使得佛教成为容摄三家的大学说，武帝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式佛教学说的权威学者。所以我们对他日后的一些儒化、道化佛教的所谓“发明”与“创新”，也就不足为奇了。

武帝时的佛教，大量融汇了黄、老学说及孔、孟之道。相反，另外两家的学说，同样也杂揉了大量的佛教思想。佛教由开始的“水土不服”，到现在的融摄儒、道，可说是逐渐走向中国化，并处于“三教”的统治地位。但是，其副作用也逐渐彰显出来，那就是，佛教开始越来越远离它原始的教义，开始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成一株相貌特殊的“菩提树”。这种文化上的融合，在未来的日子里，始终没有停止过。隋、唐时期，特有的中国佛教开始慢慢地走向成熟，并开始逐渐输出到东亚的邻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后来朝鲜、日本等国接受的，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而决非印度或西域佛教。

不和谐的音符




其实，佛教大量吸收中国本土思想，远在梁武帝之前的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成书于三国时期的《牟子理惑论》就是一部用儒、道思想解释佛教的著作。在牟子时期（早于梁武帝时期二百多年），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的并不多。牟子的功力，并不在佛教上，相反他对儒，尤其是道家思想的把握，却十分精准，可想而知，其佛学思想中被附会了多少本土的内容。

据说，牟子是一位敢于读书，并且善于读书的人。《理惑论》中有关牟子生平的介绍中说他“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用现在的话讲，他对中国传统的诸子百家、经传史籍、无论大小，都非常喜好并认真研读。此外，他对于各种学问，不分好恶都能认真深入地加以研究。据说，他本不喜欢兵法，但还是认真地阅读各类兵书；他对于神仙不死之说，虽然不太相信，以为荒诞！但他也会带着敬仰的态度，阅读此类书籍。可见，此人对于学问涉猎甚广。不以个人的好恶，废弃某些读物，这确难能可贵。他生活在东汉末年，由于频繁的战乱（董卓、曹操之流），从宫廷到地方，人们大多迷恋黄老神仙之术，这时的佛教，也开始慢慢地脱离黄老祭祀，逐渐开始与传统的儒、道发生冲突。

此时的牟子，还很年轻，但他不想参与到复杂的政治博弈中去，多次谢绝为官的机会，躲避起来，潜心研究佛教，同时钻研黄老学说。虽然如此，但由于当时，被译成汉文的佛经非常少，翻译又存在很多问题，用部分道家术语，直译佛经的情况非常普遍（后面有关安世高的内容中，将作祥述）。这样的结果，更容易使读者对佛教产生误解，甚至产生佛、道等同的错觉，此时的牟子也不例外。因此，他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十分含混，甚至将其与本土的神仙之术混为一谈。这正与佛教传入以来，依附黄老道术的现实相应。

他在回答什么是“佛”的问题时，把“佛”解释为“谥号”。“谥号”是指古代帝王、贵族、大臣或其他有地位的人死后，被加给的带有褒贬意义的称号.接下来的解释就更加可笑：“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这显然是将佛的称号，混同于三皇、五帝。

既然第一个纽扣系错了眼，那么后面也只能是将错就错：“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因此“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汙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从这些描述看，释迦牟尼在牟子的笔下，俨然成了超级神仙。如果说，这只是将释迦牟尼，由一位觉者变成了神仙，那么后面的解释则完全将佛法混同于道术：“道之为导者，导人致无为。”，这显然将佛教的“涅槃”，与道家的“清净无为”扯到了一起。更有甚者“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这哪还有一点佛教的味道，干脆可以直接叫做道术。很明显，牟子是在用当时现有，并且流行的道家观念，直接解释佛教。这样一来，在世人的眼里，佛、道根本没有办法被界定清楚。因为，这在当时，已经是一部水平最高，并试图将佛教解释清楚的专著了。这部书，对后世佛教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断定，作为当时的一位权威的佛教学者，牟子对于印度佛教，基本还没有入门，而对于儒家，特别是道家的学说，却已经达到了专家级的水准。这样一来，佛教得到了国人所熟悉的解释，自然也就不再陌生。其道德上的追求等同于儒家的最高理想；修道上的目标，又与道家殊途而同归。那么至于“出家”、“剃头”、“披赤布”等外在形式方面的问题，解释起来就显得游刃有余。佛教第一次在理论上与本土文化接上了轨，走向融合，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随着一些佛教经典的陆续译出，佛教的教义开始越来越明朗。此时的儒、道两家开始明显地感觉到，这位躺在身边的小“弟兄”，跟他们显然不是一个鼻孔出气。于是，开始对这种带有明显异帮色彩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猛烈攻击。因为此时的儒、道学者们，开始嗅到佛教思想中，那些让他们感到不安的“异端”气息。

冲突首先发生在儒家与佛教之间，主要反映在佛教的“轮回”学说与“弃世出家”的修行方法上。当时，已经混杂了大量玄学思想的儒家，只相信人死为鬼，而不承认轮回之说。其实这种观念，自古在中国人的心中，就已经根深蒂固。以致到了今天，一部分人，仍然自觉或不自觉接受这种说法。我们注意到，在这一点上，佛教始终没能彻底扭转中国人的观念。相反，后来的佛教，也只能无奈地，多多少少地迎合它；其次，佛家的修道方法，直接与儒家的“孝道”相对立。在印度的传统中，出家修道的行为，早在佛教产生前就已经存在。最早的出家行为，都是在完成了各种社会义务之后，才开始实施。古印度有“四行期”（ 第一个时期为梵志期，是指在儿童时期接受初级的宗教教育与训练、第二个时期为居家期，是指成年后娶妻生子，完成各自的俗务、第三个时期为住林期，是指进入老年后离开家到树林中悟道修行、第四个时期为比丘期，是指完全出家，四处行化，托钵乞食，以求证道。）的规定，人们必须完成了娶妻生子的社会义务后，在中年或晚年时，才会出家。当然这些传统，很可能被佛教，和当时的其它沙门学派打破（释迦牟尼时期，有未婚者和未成年者出家的记载。）。中国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宗法社会的现实，决定了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允许他的儿女，为了离欲修道，而断了后代香火。所以直到三国以前，中国虽有佛教，但没有自己的出家人（当时的僧人全部来自外国，及其他们在华的侨民），政府甚至颁布命令，禁止出家的行为。

紧接着，道家与佛教之间，也出现了冲突。在“灭”与“不灭”的问题上，两家的学说完全相反。比如佛教宣说的“灭缔”，是佛教四项根本道理之一（苦、集、灭、道是佛教中的四圣谛学说，其中灭谛，是佛教强调的有关涅槃之道，也是修行的最终真理），也就是说，佛教修行的最终目标，不是成仙，而是“涅槃”， “涅槃”就是寂灭，所谓“道成者身灭”。这与道家的长寿、永生、不死等保身哲学是根本对立的。

如何调和这些矛盾呢？以佛释佛，自说自话，显然是不会有什么好效果。换一种方法，以道释佛、以儒释佛，倒是个不错的招术。此时《牟子理惑论》之类的学术著作，就应运而生了。它的根本做法，就是用儒家、道家思想中的部分内容，附会佛教的理论。这种做法，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让人们认为，佛家思想中的内容，在中国传统思想当中早已存在。

这些“官司”打了将近200年后，到了晋末，儒、道之间首先联起手来，使“玄学”广泛流行的同时，再次与佛教进行了一番互通互释之后，“玄学”化的佛教，和佛教化的“玄学”，已经浑然一体，难分你、我，“三教”之间的关系，似乎已经进入了“蜜月期”。

此后，南朝的思想界，被这股曾经盛极一时的“玄风”刮得异常混乱，人们的思想中，已经将三教的本义，忘得差不多了。脑海中的儒、释、道，基本被炖在了一锅“汤”里。虽然此时的“三教”学者，都试图重新开始自说自话，但谁都很难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梁武帝年轻时，游学于儒、释、道三家，必然受这种学术空气的影响。自认为已经博通“三教”玄旨的他，索性反过来以佛释道、以佛释儒，亦或干脆来个“三教同源”，既然源头找到了，怎么附会也不为过。最后的结果，使名义上处在源头地位的外来佛教，改头换面，为具有深厚传统思想的中国人服务。所以佛教从“度人”转变为“度鬼” ，也就不足为奇了！“三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再加上天子的亲力亲为，佛教思想在以武帝为首的南梁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也算是基本稳定。事情到了这个阶段，本也应该告一段落。但偏偏在这个时候，跳出一位“神灭论”者范缜，攒足了“火药”，四处寻找目标，向所有的“有神论”者开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