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国）玛丽·格莱尔·白吉尔。
法国大学荣誉教授，曾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当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主任，巴黎东方语言文明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专著有：
《旧政权结束时上海的金融危机》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49年到今天》
《孙中山》
《清朝官员与买办：东亚危机的关键》
《19--21世纪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本家》
《中国，新国家资本主义》
《走向现代之路---上海史》


前言：上海与中国现代化

对上海，我说不上是一件钟情。1957年10月，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国庆观礼后，我第一次踏上了上海这片土地。与首都北京相比，上海在我的脑海中只是个外省城市。初来乍到，我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这座旧时的帝国主义堡垒。那些已成为革命胜利前工人阶级苦难见证的棚户区滚地龙难免激起了我的愤怒，而上海近郊陆续修建的工人新村的灰色水泥楼房则让我感到钦佩。当我参观人们热切地向我展示的一切时，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一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正在中华大地进行。我完全沉浸在旅行的兴奋中。
在下榻的大饭店中，我第一次感到不自在。这是家豪华的旅馆，仍保留着舒适的套房和陈旧的银质餐具，还有训练有素的服务员。我是那一层楼唯一的房客。身着白色制服的楼面侍应生说话低声细语，走路时鸦雀无声，犹如游魂。更让人有幽灵之感的是，一天晚上我在楼梯间遇到一对年长的英国夫妇，他们的装束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的清贫生活完全不协调，男的西装革履，女的金发盘头。透过他们的身影，那座消失了的大都会的幻影似乎隐约再现。当时的上海已经进入共产主义革命将近十年了，而先前的西方侨民和旅行家们却还生活在色彩斑斓的回忆中。我虽然与上海的过去毫无关系，但强烈的好奇心却悠然而至。对这座被历史的风暴吞没了的城市，我已经产生一丝迷恋之情。
在上海短暂的停留期间，我参观了新中国的工地、学校和幼儿园。回到法国后，我就一头扎进了上海史研究之中，当时的研究还仅限于租界史范围，包括曾经使上海进入国际大都市行列的公共租界，它的商号、银行、造船厂和工厂企业；曾经使上海冠以“东方巴黎”的后起之秀法租界，那些绿荫蔽日的街道和时尚的商店，以及色彩斑斓的文化，还有革命的激进分子。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清楚的认识到，不管上海怎样异化，她还是一座中国城市。是中国人填满了前租界的空间，没有他们的认同与合作，任何规划都不可能实现。上海社会接受了西方人带来的形式，把它吸收、消化并转化为中国式的现代特色。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吸引力是其他任何殖民地都没有的，亚洲、非洲别的殖民地区完全是另一种模式。

与西方人长期以来的想象所不同的是，19世纪中叶的上海已不是一个贫穷渔村，她并不期待外国的介入能使她奇迹般地成为经济金融重镇。当时的上海人口已达20万左右，是相对重要的行政管理中心，一个活跃的地区性市场和生气勃勃的海港，接待来往于中国沿海以至日本的船只，然而在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别的更为富饶、更加活跃、文化传统更深的城市，上海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1842年，根据《南京条约》规定，上海成为向西方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上海的命运也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此之前，清王朝始终拒绝和西方国家进行任何政治、经济上的往来，直到鸦片战争（1839-1842）后被迫让步为止。清廷抵抗英军旨在阻止非法的鸦片贸易，虽然清政府一再禁止毒品贸易，而外国商人则继续不断的向中国输入鸦片，把非法贸易所得作为在中国收购茶叶和丝绸的主要资金来源。普遍地说，欧洲人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迫使中国和他们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在“开放”的口岸中，尽管上海的内河港口设在狭窄的长江支流黄浦江上，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还是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因为她地处中国沿海中部，位于长江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出海口。几十年间，上海就成为外国企业家最喜欢居住的地方。在当地商人的协助下，外国人建起了各自的企业。辛亥革命期间，在中国最后一个王朝走向没落和共和制度艰难产生之际，因为租界受中外条约的特权保护，享有自治，她就成了外国侨民和众多的中国人重新找到的一处避难所。
作为国际贸易的重心和动荡不安的中国领土上相对安全的小岛，上海吸引了前来寻求利益的各国商人，并为他们提供了多种文化接触的机会。当17世纪初耶稣会传教士抵达北京清廷时，他们的活动主要限于文化交流，并被允许与朝廷高官接触；而在三个世纪之后身居上海的欧美企业家的主要交流则是在商业贸易、金融技巧和生产过程领域中。上海从来就不是一座闪光的文化重镇。在这里，中华文明与西方现代性的相撞是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达到平衡的。当地社会对外来事务的接受和外国人在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时，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困难，因为就中外双方来说，这里涉及到的主要对象不是文化人，而是商人和冒险家，他们的目的是要尽快地使各自的谋利手段合法化，他们毫无约束的灵活性把异常的活力传递给上海社会。远离朝廷权力中心和西方世界，这个社会是开拓者的社会。商人与流氓、中国人和外国人，以及北京清廷的介入和外国列强的干涉等等，这些群体不同程度的参与或多或少地减轻了社会的混乱。

和西方列强相比，清廷在实力上处于劣势，所以双方对上海的介入或干涉也没有同等的力度。这种失衡造成了外商与华商之间竞争的不平等。外商依仗着各自的领事馆和船坚炮利，而华商从衰败的清朝那里得到的盘剥多于支持，甚至连1911年辛亥革命后刚刚建立的共和制度也抛弃了他们。然而在上海，这种使用外交和军事压力夺来的特权并不能在经济利益上自然地反映出来。正如一部中国的历史文献所断言，中外群体间的关系远不是那种卵石相击的关系，而西方人则仍陷于老牌帝国主义的错误意识中。
上海和周围的长江三角洲富庶地区有着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这些地区依照稠密纵横的水网分布实行区域建设、物资交换和资金流通，所有的活动都在组织有序的行会公所的控制中。由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外国人被禁止涉足内地市场，所以外国人为了发展与内地之间的关系，必须和当地的行会组织合作，并时常要忍受行会提出的各种条件。面对欧美商人手中的王牌，比如免税、先进技术等等，中国商人就利用他们和地方上各种机构的亲密关系和行业组织间的高度融合来抗争。如果说外国人把握了上海与西方市场间的纽带，中国人则继续控制着开放口岸和内地省份的物流管道。上海经济的运转依赖于这种中外商人的相互合作，这种讨价还价的合作使得利益的分享多少还算公平，而人们经常疏忽了这点。
相反，这种中外合作在文化交流上就显得极为不平衡。在中国人学习生产技术和建立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时，外国人曾起过样板作用。不过这种借鉴并不等于简单的摹仿。西方经验进入中国传统的体系后，虽然改变了该体系的运作，但是在这移植过程中它们也走了味。即便如此，由于外国人的傲慢和享有特权，还是使得伴随这种借鉴而来的文化适应成为中国人的耻辱。不过在上海，普遍的仇外情绪是以现代民族主义的形式体现出来的，目的在于接受和对抗西方以经济现代化、物质丰富和社会进步为主的挑战。上海，这座中国最“洋化”的城市，也是民族意识觉醒和群众革命动员最早的城市。

上海的神话中存在着娼妓、毒品和黑社会，但更主要的是她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题为“开埠”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上海变成了近代化活动中心，以这种演变为起点，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陆续来沪安顿（第一章），利用动摇清王朝根基的社会动荡，在租界内创立基本自治的华洋杂处的社会（第二章）。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在上海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买办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是中外商人合作中的关键性人物（第三章）。促进上海发展的人员来自中国各个省份，来自欧洲主要国家，美国、日本以及西方在亚洲的其他殖民地国家。在不同的时代中，这些多元化群体的人口多寡随之变化。由于语言习俗和利益的差异把他们隔绝了，并不停地为当地社会的变化创造条件（第四章）。外国社团间的这种分裂也把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明显的反映出来了。在某种意义上，当时能够超越这种族群分裂，并使之竞争合作的有效方法，就是建立各自的租界（第五章）。1911年辛亥革命后，尽管困难重重，上海仍然是中国其他地区的榜样，并试图推进中国走共和的道路（第六章）。
第二部分“大都会”，集中阐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发展的历史。再此期间，上海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并以她的现代性影响了中国的整个沿海地区，对内地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此时，中国的资本主义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第七章）。同时，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等政治党派的领导下，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这些组织中有来自西方的领导人（第八章）。自1927年起，为了巩固中央政权，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把上海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更紧密地联在一起。上海成了一个并非现代化的政权的现代化橱窗（第九章）。这一时期上海的繁荣和国内相对稳定的局势孕育了海派文化，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来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影响（第十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个时代的结束”就作为第三部分的主题。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上海失去了她的国际地位，租界也被汪伪政权“收回”。汪伪政权完全是法国维希伪政权在中国的翻版。忍受着杀戮、屈辱和饥饿折磨的上海进入了最黑暗的历史时期（第十一章）。日本战败和1945年世界大战的结束，给上海赢得了短暂的复苏期。随着毛泽东领导的工农武装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取得胜利，陷入通货膨胀、贪污腐化和国民党专制中的上海在消极中迎来了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第十二章）。

“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的历史，是本书的最后部分。在毛泽东时代，上海摒弃了她在100年中始终持有的以市场经济和个体精神为基础的现代性（第十三章）。但从1980年代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上海重获振兴（第十四章）。中国政府已经计划将上海重建成经济和金融的重要中心，未来上海的命运又会如何？
如同所有的通史著作一样，本书的基础是建立在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业绩上的。首先是中国历史学家所作的研究，特别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和上海其他学术机构的研究成果。如果说本书对这些研究成果很少提及，其原因在于本书的主要对象是西方读者。
在这里，我特别感谢张仲礼教授和丁日初教授对我的热情接待，以及对我在上海期间的工作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都对上海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的专著和他们所领导的研究队伍的成果展示了这些成就。
我还要感谢我的一些法国同事，多年来他们和我一起致力于上海史的研究：鲁林（Alain Roux）、兰德（Francoise Ged）、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萧小红、王菊。
我曾得益于许多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我无法向他们一一致谢，因为人数太多了。二十多年来，上海成为大西洋彼岸汉学家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做了大量的史料发掘和实地调查工作，出版了不少具有深度的的专著。本书采用了这些研究人员大量的研究成果作为参考资料，由此可见我对他们的谢意应有多深。
我衷心感谢毕仰高教授（Lucien Bianco），他仔细耐心的校阅对本书的早期编撰帮助甚大;感谢法国外交部档案馆部门负责人伊莎贝尔·娜当夫人（Isabelle Nathan），她指引和帮助我发掘法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画集和肖像资料：感谢本书责任编辑阿涅斯·方丹夫人（Agnes fontaine），没有她的坚持和编辑能力，我几乎不敢相信这部书最终得以完成。

第一部分，开埠

第一章，上海城里的外国人
（1843--1853）

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根据条约规定，上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口岸之一。然而这开埠之举则缓慢持续了二十多年。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影响，西方人在上海的存在被限定于特定的模式中，并由此制定了相应的制度法规。不久，这些法规又迅速地推广到中国的开放口岸。在其后的一个世纪中，上海成了“条约制”的实验室，主导着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蛮夷”的到来
1843年11月8日，一艘小型英国轮船在上海城墙下的黄浦江边下锚。随船而到的是英军驻印炮兵上尉巴富尔（Ceorge Balfour,1809-1894),他被任命为英国驻上海领事，根据15个月前签订的《南京条约》来打开上海对外通商的大门。这位英国军官很年轻，对中国没有任何经验可言。有限的随行人员中有一位医生、一名秘书、以及作为翻译的传教士麦华陀（Walter H.Medhurst）。
岸上没有任何人迎接这些英国人，他们只得在船上过夜。晚餐时，他们为“口岸的强盛和辉煌的远景”干杯。次日清早，最高地方官上海道台宫慕久获悉英国人已临城下，遂下令派了几顶陈旧的轿子前往相迎。在人山人海的民众围观下，英国新任领事和他的随从一行进入城市。在上海道台衙门，他们受到地方官员礼貌而冷淡的接待。当炮兵上尉巴富尔提出要租赁一幢房屋以供居住和办公使用时，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城中没有任何空房。军人出身的巴富尔断然声称要在庙宇的庭院中搭建帐篷，然而在座官员丝毫不为所动。会晤结束后，英国人离开了衙门。街上爆竹震天，人群拥挤在外国人周围。此时一位衣冠楚楚的有钱人靠近英国领事，建议英国人租赁他的住宅，一幢拥有大小52个房间的房子。这位陌生人姓顾，原籍广东，是上海城里最有钱的商人之一。顾氏在香港经营买卖，他希望能够充分利用上海的开放来发展他的生意。
住房问题就这么解决了，英国领事和他的随从们很快就安顿下来。尽管这幢豪宅很宽敞，但并不舒适，尤其是从早到晚都有许多好奇者涌入其间，观看洋人工作、吃饭甚至梳洗。而房主顾氏则以此景为荣。晚餐时，仆人们鱼贯地穿梭于餐厅，跟随音乐的节奏走路，他们“平托餐盘碗碟，犹如手持丝绵包袱”。不过巴富尔毕竟属于英国殖民地创建者的一员。他不顾上海地方官员的迟疑和保留，在抑制商人过分积极的同时，开始适应新的特殊环境。11月17日，他正式宣布上海为开放通商口岸，并着手谈判安置英国侨民的租界领地。12月底，英籍侨民的总数为25人，其中大部分是商人。

四年后的1847年11月，敏体尼（Charles de Montigny,1805--1868）承担了在上海设立法国领事馆的任务。这位布列塔尼省的后裔、移民的儿子和前希腊独立事业的斗士，以他独特的气质和所持的政策，在上海永久的留下了法国的影响和痕迹。一到上海，这位新领事就把法国领事馆设在上海老城和英租界之间的一座天主教会的房子里。“房子很小……但我置身其中，就如人在法国”。敏体尼迫不及待升起的国旗，在一幢“破房子”、一座“不舒适的住宅”、一个“潮湿且有损健康的地方”的上方飘扬。房子的地面经常被夏季的雨水淹没，四周布满了动物的尸体。这里没有好奇的参观者，只有盗贼在附近窥视游荡，以致于为了应付他们，晚上还需要武装警卫。除此之外，连个仆人也没有。领馆内负责文书工作的是领事太太和孩子们，还有原籍波兰的翻译哥士耆伯爵（Kleczkowski)，哥士耆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但性格令人厌烦。面对英国人社区的兴旺和英领馆的排场，敏体尼所能依靠的只有他自己，依靠他好斗的性格和丰富的政治想象力。
既然上海还没有法国的商人或侨民需要保护，敏体尼就承担起保护已安顿在上海郊区和邻近省份江苏、浙江的天主教传教团以及教徒们的责任。他的做法被看成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共和者”的离奇的虔诚，而敏体尼则认为，保护传教团是为了扩大法国在当地的影响。“我向您重申，部长先生，这里所有的传教士都是未来法国取得优势和胜利的工具……我为他们说话做事并非出于我的宗教感情……这是国家利益”。
在发生饥荒或抢劫案件时，法国领事馆从不袖手旁观。一旦事发，领事立即坐着轿子或小船启程前往，唯一的随从就是哥士耆。敏体尼他组织保护忠于职守的神父，训斥掠夺抢劫行为，告诫当地行政官员，“一半靠讲理，一半靠恐吓”，基本上每次都能达到目的。他令无数民众敬畏，“人挤他，他挤人”，“用步枪的枪托开路，这里拨开一只手，那里拨开一只脚”。这支步枪的外观往往就足以使盗匪们害怕了。但在一次出征宁波的归途中，领事在海上遭到了海盗的袭击，他当场开枪击毙了八个攻击者。1851年春季，在获知一艘法国捕鲸船在朝鲜外海遇难后，他毫不迟疑地登上一艘葡萄牙籍的小船，出发寻找遇难船员。最终，他战胜了暴风雨的狂澜和朝鲜当局的敌视，把水手们解救了出来。

敏体尼在外交活动中表现出同样的果断坚定。1848年6月，第一个期望在上海安家的法国人来到他的面前。这位年轻人名叫多米尼克?雷米（Dominique Remi），出生在法国贝藏松地区，经营钟表业。敏体尼利用这个机会，立即向中国当局提出租界领地的要求，理由是以便安置几十个大批发商。他的长官对其行为颇有微词，指责他不受束缚的性格和经常出现的随机性举措。敏体尼则不断地为自己辩解：“距离把我们隔绝了，通讯和联络也不正常……任何细小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在处理紧急公务时，这些客观困难总是妨碍上海和公使团之间的整体行动（遗憾的是这里所有的事务几乎都如此）。他终于在争执中获胜了。
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许多在上海担任公职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可以为自己做这样的辩护。上海，这座设有租界分界线的城市，地处清朝统治的边缘，和欧洲地区又相距遥远，所有冒险家，无论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都可以在这里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正是他们注定了这座城市的未来。上海的命运，这属于地缘政治新秩序历史中的一部分，当时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1843年后出现的外国人并不是首批到沪者。1832年，广东的英国人为了向中国北方扩展贸易，曾派遣胡夏米（Hugh H.Lindsay）乘坐“阿美士德号”船（Lord Amberst）前往上海，同行的除了货物外还有传教士。其他的传教士也跟随而来。其后，英国商船和军队陆续到达：在鸦片战争期间，1842年6月19日，上海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被四千名英国士兵占领。英军大肆掠夺了四天后，才继续北上。但从1843年起，来上海的外国人不再是为了贸易勘探或军事入侵，而是为了长久居住。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和结果。

从纳贡制到条约制
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与欧洲间的交流还十分有限。这并非仅仅由于引起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强烈不满的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和周边的亚洲国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根据纳贡制来运行的，而西方人则无法在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多少世纪以来，支配决定中国和外部世界关系的观念建立在儒家学说上。宇宙被视为清一色的整体，其间万事万物都按照精确的强制性的等级顺序排列。天子乃上天之子，施行必要的礼仪以维护天下之和睦。凌驾于文明社会顶峰的帝国君主，对其他国家也承担着家长的角色。在中国的传统上，对内和对外政策没有区别。同样的礼仪确定了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也决定了国家内部或国际社会间的关系。
既然皇帝统治整个世界，他的权力也就遍及文明社会和“蛮夷”地区。然而，“蛮族”的定义与其说是依据其种族或宗教的从属而确立．不如说更取头于其文化教养程度。不懂文明，尤其是不懂中国文明的就是“蛮夷”。只有采用中国的礼仪礼乐和习俗惯例，蛮旗才能够融人中华世界之中。在此过程中，中华帝国和邻邦民族的关幕由纳贡制支配。
这些纳贡国家对优越的中华文明的承认，体现在他们定期向北京朝廷派遣使节，赠送礼品。而中国皇帝表示对纳贡国的仁慈关爱和维持各民族和平的方式，就是赐予礼物。就纳贡制的实质而言，这是和逐渐进化的异族鸾人之间礼节性、象征性的交往方式。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制度有可能打开征服和控制的道路，同时也有利于贸易、文化等范围内的多种和平交流。它始终含有时“蛮族”的高度警惕．限制他们与中国百姓直接交往，以免中华文明美德受到污染的危险，以便维护和平和夭朝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是西方的“蛮夷”遵循的是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逻辑，来华的大多数人都聚集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他们对世界和国际关系持有与中国人不同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基础是承认各国之间的平等，以法律和条约主导国家间关系．以及确信通过相互间密切的接触能够避免可能出现的冲突。这些西方“蛮族”并不准备接受汉化．所以中华帝国也和他们保持着距离。
然而，自18世纪末起中英贸易还是有所发展的，不过这和两国政府间的接触无关，而且根据当时的法定制度，英国商人被限制在广州这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内。各种商品交易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可和中国的公行之间进行。公行的商人持有清政府赋予的特权，处理所有入港的外国船只的有关事务。把外国人隔离和限制在国家领土的边缘地区，实行监督管制和集体责任制：从这些措施中可以看到纳贡制结构的痕迹。
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以中华传统为主体的秩序还能在欧洲资本主义在华前哨阵地上维持，尽管“广州模式”已经逐渐受到日益扩张的欧洲资本主义的侵蚀，受到港脚贸易(country Lrade)代理商和走私者的挑战，同时也因中国官员的贪污腐败而削弱。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可在华贸易垄断权的取消引发了危机，因为英国方面为商人设置的在华贸易“通行证”需要中方也取消其对贸易的垄断。在肮运、武器和工业生产等领域取得了巨大科技进步的西方人认为他们有能力逼迫清王朝开放中国市场。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其主要目的就是迫使中国承认和接受世界资本主义的新秩序。
英国独自对华发动了这场战争。不久，当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法国也加人了英国的行列。但是欧洲其他主要列强以及美国．都是1840至1850年代接连签订的中外协议和条约的受益者。虽然这些都是双边协议，但由于条约的增加，尤其是在任何一个租界实施最惠国待遇条款都会牵涉到所有的列强，实际上是设立了一种多边条约制。
在近一个世纪中，这种条约制度一直左右着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从1842年起，所有重要的条约都在南京签订。因此，包括上海在内的五个口岸都对英国商人开放，他们可以居住在任何一个口岸，“贸易通商无碍”。根据条约，经商贸易自由必须受到尊重。英商不必再与清朝政府部门和指定的代理人打交道，不再受到不公强办，但一律要按规定缴纳适量的货物税，大量有关这项税款的信息资料由此而生。英国侨民享有治外法权，而且只受英国领事的司法管辖。奇怪的是，《南京条约》中没有提到鸦片走私问题，尽管这是引发1839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表面上，中国当局已经通过非正式的协议解决这问题，但鸦片走私仍旧猖獗。在开放口岸外的海面上，外国商船总是出现在那里：他们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抛锚，筑起了“浮动码头”，以确保向当地的中间商交付毒品。与其他外国列强签订的条约都重复着同样的条款。1844年签订的中法条约中还特别加入了有关传教士的条款，即清政府从此要接受来华的传教士。清廷因此取消了驱逐传教士的法令，同时还开始归还上个世纪没收的教堂财产。

双重误解
《南京条约》达成的协议是建立在双方误解的基础上的。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建立更为广泛的外交经贸关系的开端，犹如欧洲国家间的关系或与海外其他国家的交往。而对于中国人，这涉及到以租让零星土地来平息新到“蛮夷”的喧嚣和欲望，牺牲局部以保全局。
当中国对西方开放时，中西双方仍互不了解。由在于18世纪初清廷的法令，传教士被驱逐离华，因而中止了其文化传播者的角色。19世纪之交，伦敦皇家曾向北京派遣使团，也遭到拒绝接见的待遇。因此英国人只得从他们在广东的经验，从一些商业和宗教勘探结果以及最新的军事远征中获取情报。而清朝则不仅对西方主要列强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一无所知，而且连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也不清楚，甚至经常连国名都不知道。
在相互接触中，中英双方官员依据各自积累的经验和政治观念。选择他们认为比较容易处理未知事务的方法，同时试图把陌生的局势重新纳入熟悉的程序中。对于英国人来说，最辉煌和成功标志就是他们在印度建立的垄断地位。大部分派往中国的英国外交官和军事人员都在印度逗留过，在那里他们磨炼各自的性格和思想，培养充满自信的精英素质，即要把权威建立在个人的威望上，要具有杰出的军事能力和荣誉感，并在必要时能够迅速发挥这种能力。
在上海，英国领事阿礼国（John Rutherford Alecock）的行为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策略。1846年，阿礼国接替了巴富尔。与前任不同的是，他不是驻印英军的军官，而是由军医改行成为职业外交官。阿礼国依赖的是对条约的似是而非的解释，同时把黄浦江上停泊的英国军舰作为自己的后盾。首次发生的由传教士引起一系列冲突的青浦事件，使他的“大炮外交政策”享有盛誉，以致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它成为外国列强在华的外交方式。1848年，三名英国传教士前往距离上海西南40公里的青浦传教，遭到了一群失业水手和民众的攻击和痛打。青浦知县闻讯后，及时派员前去制止和相救。英国领事阿礼国要求善后处理和赔偿，上海当局则予以拒绝，并指出外国传教士无权前往位于外侨居住地以外的青浦县城，而且不应该到超出一日往返距离之外的地方去冒险。但是阿礼国坚持青浦县城就是在约定的距离之内，他下令英国军舰“奇尔德”号（Childers）阻止准备出海运送皇粮的1400艘船只离港。此后两周内，上海港在英军数十门舰炮的威胁下瘫痪了，一小撮英国士兵和数千名中国水手互相对峙着。英国领事的举措确实不乏勇气。他最终到南京两江总督处寻求辩解和仲裁，两江总督断然置上海地方当局于不顾，满足了阿礼国所提的一切要求。
英国领事借助的军事力量具有其象征性的一面。如此令人生畏的“奇尔德”号水兵的背后，显示的是大英帝国的国力，由此也解释了英国外交部对阿礼国的行为的某些保留意见：他被指责犯有超越权限的行为，只有在他成功后才得到上级的嘉奖。这里可以看出：一种冲突开始形成，它使得赞同“大炮政策”的移居国外人员多次反对本国行政当局处理问题时经常出现的迟疑不决。

迫于武力威胁下让步的中国当局，试图在领土谈判和操纵方面重新掌握优势。在和中亚各国的长期交往中清政府认为，当“蛮夷”在军事上占优势时，平息冲突的方式是租让部分土地，以善待安抚他们，挑动他们相互争斗以耗其能量．或者干脆把他们收编纳入清朝行政机构中。这项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被称为“羁靡”的怀柔政策，正是开放条约的谈判主持者所遵循的。从国际法观点来看．条约中的某些条款显然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尤其是治外法权，它剥夺了一个主权国家对其领土上一部分居民的司法管辖权，还有一贯执行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也剥夺了中国根据其自身利益调节外交的所有可能性。
如今看来是出格的特权，当年的中国官僚却并不如此认为。在缔结条约时，授予外国人治外法权被认为是习惯做法的延续。在中国，各行其事的概念超越了领土管辖权，所有居民或边境蛮族从来有权根据各自的习俗处理其内部事务。在执行“羁靡”政策的同时，清王朝竭力避免介入与它的直接利益无关的冲突。授权英、法领事让他们负责对各自侨民行使司法管辖的做法，使人联想到在中国当局面前对其社团成员的举止负责的部落首领。开放五口通商，可以理解为是限制中外经贸发展的策略。至于最惠国待遇条款，则是对所有的“蛮夷”展示皇恩浩荡和平等相待，同时也是分化这些民族的手段，以便更有效地控制他们。这些被外国人看作是“特权的宪章”，中国人却当成是“一系列限制性的措施”。
直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为止，清政府对西方人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定居没有过度的忧虑，只把它看成是维护海疆权益的小问题。在武力无法解决时，就把洋人放到地方领导精英中以挫其锐气。根据这种通行的政策，开放口岸内有关西洋人的管理事宜都由地方官员处理，并由他们负责和外国领事谈判协议，寻求和解。不过中西双方对此的政策观点截然不同：中国人认为这关系到如何治理那些惹是生非的外国人的隔离居住区，面欧洲人想的却是如何建立一个正在成为征服者的帝国主义的据点。正是在这种误解中，开放口岸开始发展。

为什么是上海？

咋一看，上海是五个开放口岸中最微不足道最不起眼的地方。为什么宁愿选择上海，而不是广州、福州、厦门和宁波？为什么这个被第一批西方移民描绘成积满污垢的城镇会成为条约制度的试验地？上海仅仅是县府所在地，而不是广州那样的省会。上海港也不是厦门和宁波那样位于海湾深处、有诸多岛屿保护的港口，她位于黄浦江左岸，距黄浦江和长江汇合口约18公里。上海四周的土地仅仅高出海平面，遍布纵横交错的河流和水道，水流随着潮汐变化而涨落，经常酿成水患。除了农业资源外，这片三角洲呈现出一片平淡无奇的景象，使得法国船长格拉维埃尔产生了忧郁的情感和奇怪的政治联想：“我们丝毫不能想象还有比这块巨大的冲积平原更平坦更乏味的地方，在这里，河流（黄浦江）的水经常涌出曲折的河道。和这片半淹的一望无际的空间相比，卡马尔格（法国罗纳河三角洲的一个地区--译者注）和夏朗德省（法国南部海边--译者注）算得上是风景优美了……这是一种恰如其分得民主（格拉维埃尔船长持有当时的一种观点，把民主理解成绝对平等，没有突出点--译者注）：农作物丰茂却没有树木，田野肥沃却毫无起伏，在农夫眼里这是最可靠的收获保证，而对诗人的灵魂却不能激发任何灵感。”
这座城市其貌不扬，然而也不是历来传说中的“渔村”。位于黄浦江边的上海拥有20--30万居民，城市和周边地区商贾活跃，环城修筑的城墙濒临坍塌，已有300年历史了。城中街巷纵横，最主要的街道有三四米宽，砖石铺成，破损累累。道路和水沟的网络互相交错，上涨的河水周期性地清洗这些积有泥浆和垃圾的污水沟。几处有棱有角的庙宇的屋顶高高耸立，俯视着四周用茅草、芦苇、和瓦片搭建的低矮民居。这里和中国北方城市排列有序的四方布局截然不同，找不到丝毫体现政治意愿的城市规划的影子，也没有象征传统礼仪或意识形态的痕迹。
直到19世纪初，上海并没有引起外国人的注意，不论是利玛窦时代的天主教传教士，还是后来东印度公司的经纪人。一直要等到1832年胡夏米乘坐“阿美士德”号货船远征考察后，有关上海的信息才开始在西方商人和传教士间传开。胡夏米吹嘘他的观察结果道，一周内从北方驶入上海港的装载大豆和面粉的漕运船就有400多艘。15年后，首任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上尉也称赞这座城市的战略地理位置，她扼守着辽阔的长江流域的出海口，是连接内地各省市场的通道。

在选择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英国人查顿。这位在1841年成为伦敦国会议员的鸦片批发商的所作所为，提示人们必须对当时上海港为国际贸易发展提供的前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作为致力于港脚贸易和鸦片贩卖的洋行老板，查顿早就在清朝官员懵然不知的情况下，与一些商人和私人企业达成贸易上的默契，而这些都是经常被定罪为海盗和走私犯的人。查顿充分评定了社会的能动性，这种活力就是利用清朝官员在控制整体经济结构上的无能而造成的失控点，而上海的命运将被这些失控的自治领域的发展所左右。
上海商贸的发展和她所属的江南地区的整体经济情况密切相关。自15世纪起，上海就成为一座市场城市。她的兴起得益于长江下游各省的经济发展，这些省份专门从事棉花种植，农产品丰富，手工业发达，有利于当地和地区间的物资交流。上海很早就开始向其他省份输出原棉、棉纱、棉布和丝绸，输入大米、茶叶和豆渣饼（做肥料用）。当1684年清朝皇帝下诏解除已实行了两世纪之久的禁海令后，上海的城市功能中又加入了主要沿海港口这一项。当时广州垄断者与西方的贸易，而上海则开始了和日本、南洋（东南亚国家）的商贸往来。不过，上海生产的部分产品，如丝绸和南京紫花布（染成蓝色的厚棉布）仍然要经过广州口岸输往欧美市场。
上海贸易的扩展经历了整个18世纪，直至19世纪初叶。那时，大运河航行的困难使得漕运船只改变航道，由海路北上，上海因此成为新的运输网络的龙头，沙船业主和船商也开始建造大型航海船只。上海的发展需要庞大的资金，银钱业就竭尽全力满足这种需求。18世纪末，上海已经拥有125家钱庄。根据在宁波商人中运行了几十年的信贷体系，钱庄发行的票据已经成为一种名副其实信用货币。在中国开埠之前，许多钱庄已经接受鸦片作为抵押品，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这种非法贸易。
在某种程度上，上海行政当局的地位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得到了加强。1725年，江苏巡抚上奏，请委苏松道监收上海的海关税。1730年，苏松道迁上海，上海由原先的县府升格为道台所在地。道台直属江苏巡抚管辖，控制二十来个县，此外还承担管理江海关的重任，负责征收对外贸易的关税。从苏松道移驻上海，到事理漕运的海运总局设立，这些措施显示了上海港在国内外贸易上的作用，并且促使其进一步发挥作用，实际上，清朝官僚更加关心的似乎是征收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利润税，他们的贡献可能就是在整个18世纪中执行了和平政策和维持了公共秩序。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私营企业，其业主成分复杂，有手工业者、流动商贩、小业主、市场勘查员、制造商、中间商、出口商、船主和银行家等等。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利用上海提供的致富的可能性，从或远或近的外省前来淘金。这些外地人都集聚在会馆这类地缘性商人社团组织的周围，1830年上海已经建立了21家会馆，由此可见上海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和凝聚力。最初的同乡会馆接纳社会各阶层成员，只要是来自同省或同地区的人均可加入。到了18世纪，会馆被商人控制了，并试图和行业公所结合并行，以体现各地区经营者的经营特色。比如，来自东北和山东的商人结伙从事蔬菜豆类和豆渣饼的批发买卖。宁波商人控制着银钱业生意，福建商人专门经营糖类和建筑木材贸易，而广东汕头的商人则走私鸦片。
这些会馆公所确保了各自经营范围内贸易的正常进行，在协调上海经济以及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会馆公所还承担社会责任，开展慈善赈济活动，有时在会员内部进行，有时则扩展到城市居民社区中。他们的能量和财富到处可见，这些团体购置了大片土地用以建造寺庙、会馆、殡仪馆、墓园和宿舍来满足会员们的需要，一般来说这些设施都建立在上海老城外。
依靠严密的组织结构和活动能力，上海的商人社会享有相对的自主性，但是面对清朝的官僚体系，他们并没有形成一种势力。政治上的弱势和经济上的活跃形成了反比，他们的财富并没能够改善他们的社会身份，其地位一直处于清朝官员和上等人阶层之下。他们不参与高雅的文化活动，尽管江南文化在清王朝内部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政治影响。他们与居住在苏州、以及江南主要市镇或乡村的文人精英之间存在着鸿沟。然而这道鸿沟也并非不可逾越，因为有些富商就成功地跻身于上流社会，成为清朝的正式高级官员，不过他们的官位一般都是用金钱买来的，或者是向公库大量捐款的报酬。这种异化了的机制继续遵循着儒家准则，并始终受到清朝当局的监控，以确保其政权的正统性。
因此，以清朝官员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和由上海各大会馆公所控制的社会经济势力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尽管商人团体通常力求合作，但构成公众权力一部分的会馆公所也常常成为棘手的压力集团，而清廷官吏则不得不表示谅解或者灵活处理。到上海来的西方人很难了解这个社会和这种官僚体制的运行方式，他们试图与上海的商人们结盟（如1843年11月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顾姓商人达成的协议就非常具有代表性），同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求官方的支持。

上海外国人特定居住区
开埠通商条约给了外国人居住权，但对他们的定居形式却没有明确规定。外国租界产生于一些地方性协议．这些协议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确定不动产的转让程序。此后，这些专用协定却被用来作为扩展名副其实的殖民飞地的依据。
在上海城墙外开辟洋人隔离居住区的主意出自上海道台官慕久。
事实上，随着口岸的开放，在道台承担的行政和税务职权中卫增加了掌管“夷务”的责任，即处理与外国人有关的事宜。宫道台是位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儒家文人，也是位称职的主管官员。如果他必须公正地执行条约规定和满足福建、广东商人与英商做生意的愿望，其最大的忧虑是耍避免发生任何中外冲突，因为这是清政府最不愿意昕到的事。在他看来，最佳方案就是采取隔离外国人的政策，因为，与商人不同的是，上海百姓憎恨这些“大鼻子”洋鬼子的出现，他们曾在1842年洗劫了这座城市，并轻率地使用可怕的洋枪。
因此，上海道台官慕久于1845年拟定了《上海租地章程》（Land Regulations），允许英国人在一片面积为832亩（约合56公顷）的地区居住，到了1848年，这块土地的面积扩了三倍，达2820亩（合188公顷）。该地区位于上海城以北和郊区之间，沿着停泊着军舰和商船的黄浦江边，北面和南面以苏州河和洋泾浜为界。至于最初以界石为跟的西面，在1848年则延伸至另一条河流边——周泾浜（护城河）。
《上海租地章程》对征用土地和不动产有十分详尽的规定，主要针对农田和沼泽泥塘，以及散布的农舍、窝棚和坟墓。在付给中国业主赔偿金后，外国人可以认为是得到了永久性的租约，然而土地所有权归大清帝国所有，所以租地者必须每年支付年度租金。这些交易都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的。但是，英国商人很快就被租地的繁杂手续和语言障碍搞得泄了气，他们宁愿请英国领事重新代表他们直接和以农民产业主的名义出面的中国行政机构交涉，同时通过领事作为中介人，向清政府交纳年度土地租金和货物关税。这样一来，英国领事在其同胞眼中就成了中国政府的办事员了。
在处理对外事务中，上海道台官慕久采取了一系列控制“蛮夷”的传统策略：隔离、集体责任制、接纳个别人进人中国行政机构等。就社会地位而言，安置在城外的英商和来自外省的商人没有什么区别，尽管后者不是“蛮夷”，但对上海人来说都是外来者。犹如福建、浙江、安徽和广东等地的商人，英国人聚集在获准居住的区域内建住宅造仓库，经营管理买卖，举行宗教仪式，说自己的方言土话，吃异国的食物，组织表演活动（如跑马），服从他们自己的法律。英国会馆，当时上海人对英商社团的习惯称呼，“在中国现存的商业组织的范畴内找到了适合她的位置”

《上海租地章程》中明确规定，华人不得在租界(Settlement)内购地置产，但没有具体说明非英籍的西方买主应该遵循的程序。英国领事巴富尔认为，租界应不折不扣地置于大英帝国的管制下，任何外国人要在那里居住，都必须经过她的介人，并服从其司法管辖。对于这些说辞，法国人和美国人则不能苟同。触及这一主题的争辩很快就促成了另一个新租界的建立。
1848年春，法国领事敏体尼一到上海就让法国国旗在屋顶上飘扬的那幢房屋，其产权属于天主教传教士。它坐落在中国政府管辖区内一个建筑稀少的区域，南面是上海老城，北面是英租界。敏体尼看中了这块地皮，因为它靠近当时的商业中心老城厢和东部城郊。当唯一的法国商人多米尼克·雷米表示有意购买土地时，敏体尼马上向上海道台提出设立法租界的正式要求。但谈判迟迟没有结果。为了分化外国人，行政机构建议敏体尼在英租界内置地，条件是要得到英国领事阿礼国认可。
敏体尼气愤地回绝了这种解决方式：“这是非常不符合礼仪的事，道台，您向我，伟大的法兰西民蔟的代表，建议购买一块属于英国的土地。”这件事最终还是得到了解决。1849年4月6日，一项公告确定了法租界的界址：南至老城护城河，北至洋泾浜，东至黄浦江，西部长度与英租界基本持平。法租界面积为986亩（约合66公顷），比英租界小很多。荚租界拥有宽阔的江岸，而法租界只拥有一处相对狭窄的黄浦江入口。
根据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的规定，法国领事像英国领事一样，享有向本国和其他西方侨民租售界内土地的专属特权，并对界内所有外国侨民行使司法裁判权。开放条约中赋予外国列强领事裁判权的行使条例，甚至成为敏体尼建立法租界的主要依据之一。开放口岸吸引了各国冒险家，包括水手、逃兵、赃物主各色人等，要在他们中维持秩序需要各国领事越来越频繁的介入，也增加了司法权限冲突的风险。敏体尼的做法和几年前英国领事巴富尔一样，主张“各方必须留在自己的领地内．在中国当局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是，美国领事祁理蕴(John N Alsop Criswold)强烈反对法租界的建立和其专属特权的存在。“设想上海有50来个外国领事，每位领事……都拥有一块和英国领事获得的一样大的地皮……谁能满足这些要求？”。在坚持“利益均沾”这一重要原则的同时，美国人没有就设立单独的居隹区进行谈判。他们中的许多人住在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美国租界。直到1863年，在与英租界合并前几个月，这个“租界灰姑娘”的存在和其居住地界才正式得到承认。

双重面貌的城市
18世纪商贸的发展已超出了上海老城墙的范围，东部城郊人口逐渐增长。到了19世纪，口岸的开放和租界的设立又使城市用地向北扩张。新居住区的形式和其间东西、南北走向的有规律的道路结构，与老城内纵横交错的小巷形成对比。向西扩展的这片四方形网状结构地带并非出自城建规划。因为遵照个人承租土地的规定方法，农村的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出租，于是租借地就沿着连接田野和小村的陈旧水道、小路的痕迹依次向西延伸。
这些新区的发展速度并不一致。当时的虹口还没有任何跨越苏州河的桥粱，美国商人因此而不满，他们更愿意住在英租界内。于是，他们把这片偏僻而泥泞的区域留给了那些身无分文的传教士。
法租界设立四年之后，还只是一个空壳。敏体尼的眼光似乎太远了：除了多米尼克·雷米外，没有任何商人提出新的安置要求。中国农夫依然住在那里，干柴泥巴搭建的茅房散布在空地、公墓和低矮的树丛中。西边有几处耶稣教传教士住地，他们早于租界建立之前就安顿在那里了。但是法国人的区域仅限于江南耶稣会的产权范围内，面积约有7公顷．其中包括敏体尼租用并改建为领事馆的那座房子。雷米买的土地就在旁边。周围是蔓延过来的贫穷手工匠和商人居住区。在洋泾浜边上，赌场、烟馆和妓院吸引了整个闽粤移民社群中的下层社会，使法租界成为“一处危险的巢穴”。1840年至1850年间，上海仅有的法国建筑就是巴洛克式的“带有中国塔顶的希腊庙宇”。圣沙勿略夭主教主教座堂(Cath6drale Saint-FraWoi8-Xavier即董家渡教堂)，和圣依纳爵天主堂(eglise Saunt-Ignace即徐家汇教堂）。不过这两座教堂分别位于法租界外的董家渡和徐家汇，建立在清政府归还或者卖给传教士的地产上。
穿过洋径浜上那座中间隆起的桥梁，就进入了英租界。这里住着英国大商行的老板和代理人，其中一些人已经在东亚地区经营了几十年，都是些中国人称为大班（Taipan）的“商业王子”。富有而奢华，他们给上海欧美殖民地的“传奇性时代”增添了光彩”，“这些经商的日子留有浪漫的色彩和东方式显赫的烙印”。他们是第一批在英租界租地并安置在黄浦江边的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et Matheson)得到了第一块地，而它的竞争对手颠地洋行（Dent)得到了南边不远处的第八、第九块地。几年之间．外国洋行成排的楼群就勾画出了黄浦江的曲线。
这批最早的建筑既简洁又不失庄严，从加尔各答到澳门到处可见的英印建筑风格，到了上海就被改变成“买办”风格。由于缺乏建筑师，设计图纸都是由那些不愁钱不缺地的商人自己制定的。主楼一般为两层楼．耸立在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大片土地上。围绕着楼房的是面向花园的宽敞的连拱游廊，园中英国玫瑰和中国玉兰，美国鹅章楸共聚一堂。楼房背后设有一些附属建筑．如厨房，仆人房，马厩和仓库、建筑物正面对着黄浦江，与江边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因为1845年的《上海租地章程》明文规定，在黄浦江和沿江建筑之阅必须保留-条通道。这是条宽十来米的纤道，如此的泥泞不堪，以致不穿长统靴无法前往冒险。各洋行和黄浦江的连接都靠桩基码头。后米，沿江通道被改造成外滩大道．成为上海城市规划的高雅和壮观的象征。

外滩的最北端是英国领事馆，自1852年起她就占据了这块面积达15公顷的绝好的地盘，似乎在那里看守着英商和大英帝国的利益。其他的公共建建筑就只有一座圣公会教堂和一个跑马场。租界的城建工程还只是从设法满足英的需要出发，并没有整体的殖民地建设规划。1846年成立的上海英租界道路码头委员会负责加固黄浦江堤岸，奠定未来外滩的基础，整修道路，同时填平一些残存的弯弯曲曲的水道（上海的许多道路就是依照这些河流的故道修的）．把“主要”干道的宽度扩大到三米。这些工程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往来于码头的货物的运输。但该委员会尽量避免增加开支，当时的经费来自微薄的码头税和土地税。
在开埠十来年后，上海的面貌变了，她的面积扩大了，因为增加了在理论上是保留给外国人的北部新区。尽管城市扩大很快．但外国居民并不多：1846年只有百来个人，1854年的人数增加了三倍，这个小小的社群占据着650公顷土地，已经使用的面积极为有限，而在上海老城的城墙内却拥挤着20多万人。建立在鲜花鲜花锦簇的花园中的欧式宽敞住宅．租界内规则有序的道路网，这些和中国城内拥挤的房屋及纵横交错的巷道形成了对比。
此时的上海存在着两座城市，她们被商贸利益联系在一起．但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是否应该思考和研究西方在亚洲建立的殖民城市中首批欧洲人定居的历史情况呢？从德里到西贡，人们都可以看到这类具有双重形态的城市，那里的当地人和殴洲人的居住区并存着。上海，中国当局可能比外国领事及商人更希望把中外杜团隔离开。对前者来说，目的是为了避免文化上的污染和外交上的纠纷；而后者则是出于保持他们舒适的生活和卫生习惯考虑。然而这种隔离不能抵制日后骚扰上海城的社会动荡，不能改进老城和租界的关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也不能改变清王朝和列强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地方外交和国家政治（1853--1864）

1851年中国南部爆发的太平军起义很快就蔓延到长江流域，开始了一个动荡时期。清王朝因此而衰败，中国的政治状况和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变化。由于传统起义的特色和基督教、西方科技以及某些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传播结合在一起，这次造反为中国现代性的开端奠定了基础。
在这场长达十来年的内战中(1851--1864)，上海经受的几乎只有逐渐恶化的暴力、动荡、屠杀、抢劫和镇压。1853年，秘密社团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县城。1860年和1862年，上海受到太平军的猛烈攻击。
十余年间，上海处于暴力之中。清王朝的权力机构在这里几乎不再运转。地方行政和社会都由清军管辖，以便组织抵抗或应付妥协。但是外国人的存在使得叛乱和镇压的习惯做法变得非常复杂。最初，外国人仅仅是这场冲突的观众，对于起义不乏同情，后来外国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逐渐介入和干预。到了1862年至1863年，外国人最终完全站在清王朝一边，井协助清军取得了胜利。在和上海道台及中国地方衙门达成协议后，外国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保障开放条款的实施以及有效地管理租界和确保治安。

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1853--1855）
1853年9月至1855年2月，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的起义基于当时普遍的混乱状况，同时也反映了开埠以后上海社会的动荡。这些起义和中国南方的秘密帮派有关联，在这些组织中，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也正在产生和发展。从太平天国的启示中，起义者汲取了其基督教的平均主义和普天下和睦的儒家乌托邦，尤其是主张推翻清朝政权。
随着太平天国大军挥师直捣南京并于1853年3月在南京建都，小刀会占领了上海县城。小刀会起义也有其特殊的背景。自上海成为中西关系的链接城市后，吸引了南方省份的大量移民。已经因西方国家的领事、商人的压力而衰弱的上海地方行政部门，还必须面对外省社团扩张的欲望。
在这些移民中，最有钱有势的是广东人。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就是中国唯一与西方通商的口岸，广东人有丰富的国际交往经验，在一开始的竞争中比宁渡人和江苏人更具优势。他们组织了势力强大的同乡会馆，聚集了一批经营鸦片、茶叶和丝绸的专业商人和随公司从广东前往上海的英国公司的买办，以及担任开放口岸“洋务”的官员。除了这部分精英外，上海还吸引了其他广东人和紧跟而来的福建人：包括内河航运水手、失业工人和汇集在各种帮会、会党中的流浪者、冒险家、无赖。在名人显贵和流浪汉之间，同乡会建立起互助的关系，增加了这些移民走私鸦片的冒险，也增加了共同分享的利益。
主持广东会馆的显贵们都是两面派人物，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由于这个社会还不太开放，他们随时准备协助当地行政部门在各种冲突中充当调停人角色，但在必要时，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地改变立场．依靠秘密社会来保护自身的利益。1853年发生的事件证实了这点。当时的上海道台叫吴健彰，这位广东暴发户花钱买了顶戴花翎，并利用官方职权帮助同乡做生意。为了强化行政部门和下属对他的忠诚，他招募了许多同省人甚至同村人，但这种上海的广东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9月7日，这些来自广东、福建的起义者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上海县城。吴道台也只能在美国商人的协助下，藏在一只箩筐里从上海城墙上放下去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