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秦朝覆灭之谜 - 引言
第三部 成功是失败之母
3. 统一以后的难题
秦的统一，之所以与后世王朝的统一性质迥然不同，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原因。
从前文我们已经了解到，秦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与东方六国正在兴起的，以地主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生态环境，有着天壤之别。所以秦向东方的扩张，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征服。从后来汉儒抨击法家的言论来看，与大陆解放以后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何其相似。这就更给秦的统一，抹上了一层侵略与征服的色彩。《史记·天官书》提到这段过程，语气上便很贴切：“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
意识形态的输出，必须与文化输出相配合。这在现代的世界中亦不难找到现实的例子。所以＂兵灭六国＂、武力统一，只是＂新长征的开始＂。真正的统一，必须是文化的统一。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上下两千年，华夏文明的典章文物，礼仪制度，不知同化了多少外来的征服者，把他们融化在大中国的土地上。要把六国的人民变成秦王朝的人民，也只能走同样的路。
可这一来就要了命了 －秦国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文化。
秦国早先“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会盟，夷狄遇之。” ① 野蛮落后，倍受歧视。之后来了商鞅，秦国在法律、经济、制度、行政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斐然。可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就是不让学文化。
这时候在东方，人们都在忙什么呢？ 齐威王在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所建＂稷下学宫＂，“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② 其兼容百家。其学术自由，言论开放的风气，与连酒都不许喝的秦国截然相反。
后来齐缗王时期，齐国势衰，文化中心移到赵国之都邯郸。“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③。从此“三晋不仅是法家的摇篮，而且也是名家和纵横家产生的地方。”④ 到战国末期，东方已经形成了儒家之＂礼＂为核心的齐鲁文化；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粗犷豪迈的燕赵文化；南方尚巫鬼、浪漫奔放的楚文化。
而秦国什么都没有，只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西斯文化，如果那也能算一种＂文化＂。百家争鸣的诸子，没有一个出在秦国。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学、思想、艺术上的成就，秦人一样也沾不上边。
所以也就难怪秦一直被中原各国视为＂虎狼之国＂，连同出于蛮夷的楚国人都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⑤ 人们普遍对秦国鬼子缺乏好感也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公元前２６３年，韩国把上党郡割让给秦国，就是因为“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 ⑥ 因此直接引发了惨烈的长平之战。
这种文化上的不认同，不可避免地令的亡国之痛更加刻骨铭心。《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一颗陨石坠落在东郡（今河南省东北部，故魏都大梁，濮阳、黎阳，并是魏之东地，故立郡名东郡－《史记索隐》）当地老百姓便偷偷在石头上刻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充分说明了六国之民对秦统一的离心力有多么强。
看来，战场上的厮杀是沉寂了，文化领域的成败依然使新王朝的命运悬于一线。怎么办？满清入关以后，以一个原始落后的游牧民族，能迅速吸收并融合到先进的汉文化里去。这一点更难不倒秦国人，打仗都不怕，还怕学文化？
在统一王朝建立之始，秦始皇对于解决文化差距问题采取了积极步骤。他“悉纳六国礼仪”⑦，还建立了一套＂博士＂制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 。这些博士官禄六百石，定额约七十人。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有 “稷下先生千有余人。” ⑧ 秦国博士人数差得很远，但“稷下先生” 是纯粹的学术职称，“不论职而论国事” ；而博士们有职责参与廷议，讨论宗庙典礼、功赏罪罚、法制民政、甚至大臣们的表现评估。
这些博士们的来源，籍可查考的，大都来自东方，尤以齐人为多。建议分封＂子弟功臣＂的博士淳于越是齐人，后来为汉高祖刘邦＂制礼乐＂的叔孙通，亦赫然在列。这一点反映出秦在统一之初，对盛兴于齐的礼教文化采取了吸纳和包容的态度。博士们要“掌通古今”，这原本是儒家之所长。可见从商鞅开始的“壹教”、“壹言”之法家原则，到此时出现了相当大的转变。夏增民在《博士制度与秦朝政治转折》一文中便指出：这种博士制度，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新的统治模式的尝试，他试图把东方六国的政治精华吸纳入行政体系，借此消弭东方的反抗情绪。”
但是秦始皇的一厢情愿，很快就碰了一鼻子灰。文化融合的努力归于失败，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么时髦的名词，只是被称为＂焚书坑儒＂。
①《史记·秦本纪》
② 司马光－《稷下赋》
③《战国策·秦策三》
④ 孙开泰－《论三晋文化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影响》，《河北学刊》，2000年第2期）
⑤《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⑥《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⑦《史记·礼书》
⑧《盐铁论·论儒》
3. 统一以后的难题
秦的统一，之所以与后世王朝的统一性质迥然不同，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原因。
从前文我们已经了解到，秦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与东方六国正在兴起的，以地主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生态环境，有着天壤之别。所以秦向东方的扩张，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征服。从后来汉儒抨击法家的言论来看，与大陆解放以后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何其相似。这就更给秦的统一，抹上了一层侵略与征服的色彩。《史记·天官书》提到这段过程，语气上便很贴切：“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
意识形态的输出，必须与文化输出相配合。这在现代的世界中亦不难找到现实的例子。所以＂兵灭六国＂、武力统一，只是＂新长征的开始＂。真正的统一，必须是文化的统一。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上下两千年，华夏文明的典章文物，礼仪制度，不知同化了多少外来的征服者，把他们融化在大中国的土地上。要把六国的人民变成秦王朝的人民，也只能走同样的路。
可这一来就要了命了 －秦国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文化。
秦国早先“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会盟，夷狄遇之。” ① 野蛮落后，倍受歧视。之后来了商鞅，秦国在法律、经济、制度、行政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斐然。可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就是不让学文化。
这时候在东方，人们都在忙什么呢？ 齐威王在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所建＂稷下学宫＂，“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② 其兼容百家。其学术自由，言论开放的风气，与连酒都不许喝的秦国截然相反。
后来齐缗王时期，齐国势衰，文化中心移到赵国之都邯郸。“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③。从此“三晋不仅是法家的摇篮，而且也是名家和纵横家产生的地方。”④ 到战国末期，东方已经形成了儒家之＂礼＂为核心的齐鲁文化；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粗犷豪迈的燕赵文化；南方尚巫鬼、浪漫奔放的楚文化。
而秦国什么都没有，只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西斯文化，如果那也能算一种＂文化＂。百家争鸣的诸子，没有一个出在秦国。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学、思想、艺术上的成就，秦人一样也沾不上边。
所以也就难怪秦一直被中原各国视为＂虎狼之国＂，连同出于蛮夷的楚国人都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⑤ 人们普遍对秦国鬼子缺乏好感也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公元前２６３年，韩国把上党郡割让给秦国，就是因为“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 ⑥ 因此直接引发了惨烈的长平之战。
这种文化上的不认同，不可避免地令的亡国之痛更加刻骨铭心。《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一颗陨石坠落在东郡（今河南省东北部，故魏都大梁，濮阳、黎阳，并是魏之东地，故立郡名东郡－《史记索隐》）当地老百姓便偷偷在石头上刻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充分说明了六国之民对秦统一的离心力有多么强。
看来，战场上的厮杀是沉寂了，文化领域的成败依然使新王朝的命运悬于一线。怎么办？满清入关以后，以一个原始落后的游牧民族，能迅速吸收并融合到先进的汉文化里去。这一点更难不倒秦国人，打仗都不怕，还怕学文化？
在统一王朝建立之始，秦始皇对于解决文化差距问题采取了积极步骤。他“悉纳六国礼仪”⑦，还建立了一套＂博士＂制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 。这些博士官禄六百石，定额约七十人。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有 “稷下先生千有余人。” ⑧ 秦国博士人数差得很远，但“稷下先生” 是纯粹的学术职称，“不论职而论国事” ；而博士们有职责参与廷议，讨论宗庙典礼、功赏罪罚、法制民政、甚至大臣们的表现评估。
这些博士们的来源，籍可查考的，大都来自东方，尤以齐人为多。建议分封＂子弟功臣＂的博士淳于越是齐人，后来为汉高祖刘邦＂制礼乐＂的叔孙通，亦赫然在列。这一点反映出秦在统一之初，对盛兴于齐的礼教文化采取了吸纳和包容的态度。博士们要“掌通古今”，这原本是儒家之所长。可见从商鞅开始的“壹教”、“壹言”之法家原则，到此时出现了相当大的转变。夏增民在《博士制度与秦朝政治转折》一文中便指出：这种博士制度，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新的统治模式的尝试，他试图把东方六国的政治精华吸纳入行政体系，借此消弭东方的反抗情绪。”
但是秦始皇的一厢情愿，很快就碰了一鼻子灰。文化融合的努力归于失败，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么时髦的名词，只是被称为＂焚书坑儒＂。
①《史记·秦本纪》
② 司马光－《稷下赋》
③《战国策·秦策三》
④ 孙开泰－《论三晋文化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影响》，《河北学刊》，2000年第2期）
⑤《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⑥《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⑦《史记·礼书》
⑧《盐铁论·论儒》
第三部 成功是失败之母
４. "焚书" 非一时兴起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作为＂暴君＂的罪行之一，本来是早已盖棺定论的。用郭沫若的话说：＂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① 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Cultrual Genocide" (文化屠杀）。
但是自从毛主席写下＂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名句以来，为这一＂罪行＂辩护的也日渐增多，至今不衰。所有的辩白归纳起来，要点不外乎两条：
第一，焚书只是焚的＂《诗》、《书》、百家语＂，其他实用技艺的书籍象农书、“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都没有烧。那些封建糟粕反正无用，烧了也罢。
第二，秦始皇坑的是术士、方士，而不是儒。经人考证，＂坑儒＂一说的始作俑者，是伪《古文尚书》里假冒孔安国所作的《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而这个伪作者，很可能是魏晋时期的大儒，西晋武帝的太傅郑冲。②
辨护方的出发点，是把＂焚书＂与＂坑儒＂分割成两个孤立的事件。＂焚书＂的起因，似乎是在一次“始皇置酒咸阳宫”的宴会上，博士齐人淳于越提出效法先王，分封“子弟功臣，并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③。从而引发了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弹，遂上＂焚书令＂，并获始皇批准施行。而＂坑术士＂则是因为是方士的长生药不灵，让始皇感觉上当，是以坑之。
司马迁写史，文学色彩颇浓，常不免渲染偶然性。但也是他从一开始就把＂焚＂与＂坑＂两件事相提并论：“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④ 这两件事虽然时间上有先后，却都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步骤，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动机。
淳于越的分封提议，与秦国实行了一百多年的法家集权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它使得包括秦始皇和李斯等秦朝的政治主流意识到，以儒为背景的东方文化，不但不能够适用于秦王朝的体制，而且还会对它根本否定，势将动摇一切现行制度的基础。文化融合的尝试，演变成了新一轮的儒法之争。所以李斯对淳于越的反应，不是一时兴起所为，而是矛盾积累的结果。秦始皇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焚书＂，说明也是早已成竹在胸的。
那么，＂焚书＂究竟焚的是什么书？李斯的上疏写得很明白：＂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③ 烧的第一是史书，第二是文化书，两者都是古代政治的理论依据所在，而＂百家语＂，则简直就是政治言论书。
郭沫若在他的《读〈随园诗话〉札记》里说：＂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此话是言不由衷的。事实上，至少诸侯国的史书基本烧绝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感叹缺少资料，＂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⑤
为什么要＂焚书＂？＂焚书＂既非秦始皇的创举，也非李斯首倡，而是其来有渐，势所必然。早在商鞅变法时，已经提出过要“燔《诗》、《书》而明法令”。只是当时天下纷争，百家争鸣，为了扩大人才来源，兼收并蓄，所以这一政策没有认真实行罢了。
虽然如此，先秦时代是一个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的时代。读书人对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⑥，法家人士对此是深为警惕的。孟子说当时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实际上还包括儒家。所以法家的思想敌人首推儒、墨。法家精神领袖韩非子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战国时代的＂侠＂，就是墨家信徒。
当然，与法家最势不两立的，还当属儒家。韩非子就明指儒术为“愚诬之学”，“贫国之教”，“亡国之言”，并把“儒者”直指为＂五蠹＂之一。商鞅所以要“燔”《诗》、《书》，就因为它们是儒家的＂圣经＂。李斯要烧诸侯史书，就是因为它们是儒者＂以古非今＂的武器。
从变法到统一，思想禁锢也经过了一个渐进成型的过程。《韩非子》一书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并非成书于一时，所以从其中可以看出法家对知识份子态度的演变。从一开始单挑儒家，发展到后来只推崇“智术之士”或“能法之士”，而摒弃所有其他学说，一切以法治思想为中心，“明主之国, 无书简之文, 以法为教” ⑦。随着秦国法家制度的一步步完善，对思想与言论的禁制也越来越严密。
虽然秦朝统治者曾一度试图与儒家思想妥协调和，但他们很快发现，奉行“礼、乐、诗、书”，主张＂崇古＂、＂复礼＂的儒家学说，与法家“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⑧的政治观点完全对立。而且儒家的宗族宗法观念，对于以法制国为灵魂的秦国制度也是最大的威胁。
所以细观李斯的＂焚书＂建议，基本上是对一百年来法家文化政策的总结和重申。但由于统一以后形势的变化，限制范围已扩展到了除儒学以外的＂百家语＂，而且惩罚更加严厉。＂坑儒＂的行动实际从这时就已经开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③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
② 朱渊雷－《“焚书坑儒”新说》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史记·儒林列传》
⑤《史记·六国年表》
⑥《孟子.滕文公》
⑦《韩非子·和氏》
⑧《商君书·更法篇
４. "焚书" 非一时兴起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作为＂暴君＂的罪行之一，本来是早已盖棺定论的。用郭沫若的话说：＂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浩劫。＂① 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Cultrual Genocide" (文化屠杀）。
但是自从毛主席写下＂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名句以来，为这一＂罪行＂辩护的也日渐增多，至今不衰。所有的辩白归纳起来，要点不外乎两条：
第一，焚书只是焚的＂《诗》、《书》、百家语＂，其他实用技艺的书籍象农书、“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都没有烧。那些封建糟粕反正无用，烧了也罢。
第二，秦始皇坑的是术士、方士，而不是儒。经人考证，＂坑儒＂一说的始作俑者，是伪《古文尚书》里假冒孔安国所作的《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而这个伪作者，很可能是魏晋时期的大儒，西晋武帝的太傅郑冲。②
辨护方的出发点，是把＂焚书＂与＂坑儒＂分割成两个孤立的事件。＂焚书＂的起因，似乎是在一次“始皇置酒咸阳宫”的宴会上，博士齐人淳于越提出效法先王，分封“子弟功臣，并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③。从而引发了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弹，遂上＂焚书令＂，并获始皇批准施行。而＂坑术士＂则是因为是方士的长生药不灵，让始皇感觉上当，是以坑之。
司马迁写史，文学色彩颇浓，常不免渲染偶然性。但也是他从一开始就把＂焚＂与＂坑＂两件事相提并论：“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④ 这两件事虽然时间上有先后，却都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步骤，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动机。
淳于越的分封提议，与秦国实行了一百多年的法家集权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它使得包括秦始皇和李斯等秦朝的政治主流意识到，以儒为背景的东方文化，不但不能够适用于秦王朝的体制，而且还会对它根本否定，势将动摇一切现行制度的基础。文化融合的尝试，演变成了新一轮的儒法之争。所以李斯对淳于越的反应，不是一时兴起所为，而是矛盾积累的结果。秦始皇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焚书＂，说明也是早已成竹在胸的。
那么，＂焚书＂究竟焚的是什么书？李斯的上疏写得很明白：＂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③ 烧的第一是史书，第二是文化书，两者都是古代政治的理论依据所在，而＂百家语＂，则简直就是政治言论书。
郭沫若在他的《读〈随园诗话〉札记》里说：＂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此话是言不由衷的。事实上，至少诸侯国的史书基本烧绝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感叹缺少资料，＂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⑤
为什么要＂焚书＂？＂焚书＂既非秦始皇的创举，也非李斯首倡，而是其来有渐，势所必然。早在商鞅变法时，已经提出过要“燔《诗》、《书》而明法令”。只是当时天下纷争，百家争鸣，为了扩大人才来源，兼收并蓄，所以这一政策没有认真实行罢了。
虽然如此，先秦时代是一个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的时代。读书人对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⑥，法家人士对此是深为警惕的。孟子说当时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实际上还包括儒家。所以法家的思想敌人首推儒、墨。法家精神领袖韩非子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战国时代的＂侠＂，就是墨家信徒。
当然，与法家最势不两立的，还当属儒家。韩非子就明指儒术为“愚诬之学”，“贫国之教”，“亡国之言”，并把“儒者”直指为＂五蠹＂之一。商鞅所以要“燔”《诗》、《书》，就因为它们是儒家的＂圣经＂。李斯要烧诸侯史书，就是因为它们是儒者＂以古非今＂的武器。
从变法到统一，思想禁锢也经过了一个渐进成型的过程。《韩非子》一书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并非成书于一时，所以从其中可以看出法家对知识份子态度的演变。从一开始单挑儒家，发展到后来只推崇“智术之士”或“能法之士”，而摒弃所有其他学说，一切以法治思想为中心，“明主之国, 无书简之文, 以法为教” ⑦。随着秦国法家制度的一步步完善，对思想与言论的禁制也越来越严密。
虽然秦朝统治者曾一度试图与儒家思想妥协调和，但他们很快发现，奉行“礼、乐、诗、书”，主张＂崇古＂、＂复礼＂的儒家学说，与法家“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⑧的政治观点完全对立。而且儒家的宗族宗法观念，对于以法制国为灵魂的秦国制度也是最大的威胁。
所以细观李斯的＂焚书＂建议，基本上是对一百年来法家文化政策的总结和重申。但由于统一以后形势的变化，限制范围已扩展到了除儒学以外的＂百家语＂，而且惩罚更加严厉。＂坑儒＂的行动实际从这时就已经开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③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
② 朱渊雷－《“焚书坑儒”新说》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史记·儒林列传》
⑤《史记·六国年表》
⑥《孟子.滕文公》
⑦《韩非子·和氏》
⑧《商君书·更法篇
第三部 成功是失败之母
５. 被＂坑＂者何人？
那么＂坑儒＂的受害者，又到底是些什么人？是否真象很多人说的那样，＂坑＂的是方术之士，而不是儒生呢？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现今我们对＂方士＂、＂术士＂的理解，以为他们只是求仙学道，算命打卦的那些人。但是在两汉以前，这两种人的定义跟后来是很不一样的。
＂术＂多指学业专长，或军政谋略。正如三国魏刘劭 《人物志·八观》所云：“术士乐计策之谋” 。在先秦时期，求官问禄的知识分子奔走于诸侯之间，推销治国之术。这些人皆称为＂术士＂。
象商鞅、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就自称：“法术之士” 。《韩非子·人主》有云：“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 以合纵连横而显达的纵横家，如张仪、苏秦等人，自然也是＂术士＂。连游说各国的孟子，也应该算作＂术士＂，因为他贩卖的是＂儒术＂。西汉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里，还在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说法。
而＂方士＂之＂方＂，原意为“方册”或“方策”。《礼记·中庸》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郑玄注：“方、版也；策，简也。” 所以“方”亦即书，“方士”也就是书生，与＂术士＂一样，从广义上代指所有持一家学说的知识分子，其中自然也包括儒生。只不过在汉以前，孔孟之道还并不以儒为名。那时的儒者，主要指精通古代礼仪者，并仅活跃于齐、鲁之地。
“方士” 、“术士” 一开始只是“同出而异名”，前者还稍带行些医术，然而很快演变为以炼丹采药、修仙不老之术为职业者；后者于汉代以后亦步其尘。要明白这一转变，不能不提到兴起于战国后期的阴阳五行家和他们的鼻祖邹衍。
战国时代诸侯争强，而儒者迂阔，多不周急务，所以不很受待见。孔子、孟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其他名不见经传者，前途暗淡可想而知。是以到战国后期，许多孔孟传人便已改换门庭，或转修左道，以图打开仕进之门。例如法家的韩非、李斯，就都是孔孟后学荀子的门徒。而阴阳家的始祖邹衍，早年也是在齐宣王的稷下学宫专攻儒术，因为没有出路，便改行创立了一套阴阳五行，德运终始的学说，果然发迹。
虽然汉以后的人直接把邹衍列入《方士传》，但西汉时人依然把他归为儒者，如《盐铁论·论儒第十一》云：“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 司马迁也说邹衍的著作：“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 ，根子里还是儒家那一套。
只不过邹衍善于拿天命、运程之玄虚作包装，而且还似乎会点小魔术，令到“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 ① 对他礼敬有加，顿时身价百倍。在齐宣王时，便“赐列第为上大夫”②，后来到燕国，“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③。“拥慧先驱” ，就是抱着扫帚在前掸尘开路。如此荣耀，若寒酸一世的孔、孟地下有知，岂不要以头撞柱。
邹衍的显达，令落魄知识分份子纷纷起而仿效。《史记·封禅书》记载说：“邹衍以阻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直接道出了后来的神仙方术之士，其实原本多是潦倒的齐鲁儒生。虽然司马迁极力为邹衍辩护，但是先秦之际有名的仙术家羡门子高就是邹衍的学生。可见儒家、阴阳家和方士之间的渊源有多深。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被秦始皇全盘接纳，以为秦代周是水德代火德。董仲舒更在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出＂天人感应＂说，对后代封建王朝和儒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身边都聚集了大量的方士，若说他们对政治没有任何影响是不可能的。如汉武帝时那场浩大的＂巫蛊之祸＂，便因方士而引发。
也就是说，不论术士的奇谋善术也好，邹衍的阴阳五行也好，方士们的神仙药方也好，都是知识份子们博取王侯青睐的手段。他们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争取参与政治的机会。所以，从汉代王符《潜夫论·贤难》中的“诛偶语而坑术士” 到孔传《古文尚书》里的：“焚书坑儒”，都并非古人胡乱攀附。倒是今人见浅识陋，望文生义，自误而不察。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术士这一称谓，包括除法家以外的所有企图参预政治的知识份子，而那些被坑的人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批着阴阳家或方士外衣的儒者。在“坑术士” 之后，公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④亦为明证。
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②《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③《史记·孟荀列传》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５. 被＂坑＂者何人？
那么＂坑儒＂的受害者，又到底是些什么人？是否真象很多人说的那样，＂坑＂的是方术之士，而不是儒生呢？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现今我们对＂方士＂、＂术士＂的理解，以为他们只是求仙学道，算命打卦的那些人。但是在两汉以前，这两种人的定义跟后来是很不一样的。
＂术＂多指学业专长，或军政谋略。正如三国魏刘劭 《人物志·八观》所云：“术士乐计策之谋” 。在先秦时期，求官问禄的知识分子奔走于诸侯之间，推销治国之术。这些人皆称为＂术士＂。
象商鞅、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就自称：“法术之士” 。《韩非子·人主》有云：“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 以合纵连横而显达的纵横家，如张仪、苏秦等人，自然也是＂术士＂。连游说各国的孟子，也应该算作＂术士＂，因为他贩卖的是＂儒术＂。西汉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里，还在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说法。
而＂方士＂之＂方＂，原意为“方册”或“方策”。《礼记·中庸》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郑玄注：“方、版也；策，简也。” 所以“方”亦即书，“方士”也就是书生，与＂术士＂一样，从广义上代指所有持一家学说的知识分子，其中自然也包括儒生。只不过在汉以前，孔孟之道还并不以儒为名。那时的儒者，主要指精通古代礼仪者，并仅活跃于齐、鲁之地。
“方士” 、“术士” 一开始只是“同出而异名”，前者还稍带行些医术，然而很快演变为以炼丹采药、修仙不老之术为职业者；后者于汉代以后亦步其尘。要明白这一转变，不能不提到兴起于战国后期的阴阳五行家和他们的鼻祖邹衍。
战国时代诸侯争强，而儒者迂阔，多不周急务，所以不很受待见。孔子、孟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其他名不见经传者，前途暗淡可想而知。是以到战国后期，许多孔孟传人便已改换门庭，或转修左道，以图打开仕进之门。例如法家的韩非、李斯，就都是孔孟后学荀子的门徒。而阴阳家的始祖邹衍，早年也是在齐宣王的稷下学宫专攻儒术，因为没有出路，便改行创立了一套阴阳五行，德运终始的学说，果然发迹。
虽然汉以后的人直接把邹衍列入《方士传》，但西汉时人依然把他归为儒者，如《盐铁论·论儒第十一》云：“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 司马迁也说邹衍的著作：“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 ，根子里还是儒家那一套。
只不过邹衍善于拿天命、运程之玄虚作包装，而且还似乎会点小魔术，令到“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 ① 对他礼敬有加，顿时身价百倍。在齐宣王时，便“赐列第为上大夫”②，后来到燕国，“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③。“拥慧先驱” ，就是抱着扫帚在前掸尘开路。如此荣耀，若寒酸一世的孔、孟地下有知，岂不要以头撞柱。
邹衍的显达，令落魄知识分份子纷纷起而仿效。《史记·封禅书》记载说：“邹衍以阻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直接道出了后来的神仙方术之士，其实原本多是潦倒的齐鲁儒生。虽然司马迁极力为邹衍辩护，但是先秦之际有名的仙术家羡门子高就是邹衍的学生。可见儒家、阴阳家和方士之间的渊源有多深。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被秦始皇全盘接纳，以为秦代周是水德代火德。董仲舒更在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出＂天人感应＂说，对后代封建王朝和儒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身边都聚集了大量的方士，若说他们对政治没有任何影响是不可能的。如汉武帝时那场浩大的＂巫蛊之祸＂，便因方士而引发。
也就是说，不论术士的奇谋善术也好，邹衍的阴阳五行也好，方士们的神仙药方也好，都是知识份子们博取王侯青睐的手段。他们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争取参与政治的机会。所以，从汉代王符《潜夫论·贤难》中的“诛偶语而坑术士” 到孔传《古文尚书》里的：“焚书坑儒”，都并非古人胡乱攀附。倒是今人见浅识陋，望文生义，自误而不察。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术士这一称谓，包括除法家以外的所有企图参预政治的知识份子，而那些被坑的人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批着阴阳家或方士外衣的儒者。在“坑术士” 之后，公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④亦为明证。
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②《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③《史记·孟荀列传》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三部 成功是失败之母
５. 被＂坑＂者何人？
那么＂坑儒＂的受害者，又到底是些什么人？是否真象很多人说的那样，＂坑＂的是方术之士，而不是儒生呢？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现今我们对＂方士＂、＂术士＂的理解，以为他们只是求仙学道，算命打卦的那些人。但是在两汉以前，这两种人的定义跟后来是很不一样的。
＂术＂多指学业专长，或军政谋略。正如三国魏刘劭 《人物志·八观》所云：“术士乐计策之谋” 。在先秦时期，求官问禄的知识分子奔走于诸侯之间，推销治国之术。这些人皆称为＂术士＂。
象商鞅、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就自称：“法术之士” 。《韩非子·人主》有云：“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 以合纵连横而显达的纵横家，如张仪、苏秦等人，自然也是＂术士＂。连游说各国的孟子，也应该算作＂术士＂，因为他贩卖的是＂儒术＂。西汉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里，还在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说法。
而＂方士＂之＂方＂，原意为“方册”或“方策”。《礼记·中庸》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郑玄注：“方、版也；策，简也。” 所以“方”亦即书，“方士”也就是书生，与＂术士＂一样，从广义上代指所有持一家学说的知识分子，其中自然也包括儒生。只不过在汉以前，孔孟之道还并不以儒为名。那时的儒者，主要指精通古代礼仪者，并仅活跃于齐、鲁之地。
“方士” 、“术士” 一开始只是“同出而异名”，前者还稍带行些医术，然而很快演变为以炼丹采药、修仙不老之术为职业者；后者于汉代以后亦步其尘。要明白这一转变，不能不提到兴起于战国后期的阴阳五行家和他们的鼻祖邹衍。
战国时代诸侯争强，而儒者迂阔，多不周急务，所以不很受待见。孔子、孟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其他名不见经传者，前途暗淡可想而知。是以到战国后期，许多孔孟传人便已改换门庭，或转修左道，以图打开仕进之门。例如法家的韩非、李斯，就都是孔孟后学荀子的门徒。而阴阳家的始祖邹衍，早年也是在齐宣王的稷下学宫专攻儒术，因为没有出路，便改行创立了一套阴阳五行，德运终始的学说，果然发迹。
虽然汉以后的人直接把邹衍列入《方士传》，但西汉时人依然把他归为儒者，如《盐铁论·论儒第十一》云：“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 司马迁也说邹衍的著作：“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 ，根子里还是儒家那一套。
只不过邹衍善于拿天命、运程之玄虚作包装，而且还似乎会点小魔术，令到“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 ① 对他礼敬有加，顿时身价百倍。在齐宣王时，便“赐列第为上大夫”②，后来到燕国，“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③。“拥慧先驱” ，就是抱着扫帚在前掸尘开路。如此荣耀，若寒酸一世的孔、孟地下有知，岂不要以头撞柱。
邹衍的显达，令落魄知识分份子纷纷起而仿效。《史记·封禅书》记载说：“邹衍以阻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直接道出了后来的神仙方术之士，其实原本多是潦倒的齐鲁儒生。虽然司马迁极力为邹衍辩护，但是先秦之际有名的仙术家羡门子高就是邹衍的学生。可见儒家、阴阳家和方士之间的渊源有多深。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被秦始皇全盘接纳，以为秦代周是水德代火德。董仲舒更在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出＂天人感应＂说，对后代封建王朝和儒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身边都聚集了大量的方士，若说他们对政治没有任何影响是不可能的。如汉武帝时那场浩大的＂巫蛊之祸＂，便因方士而引发。
也就是说，不论术士的奇谋善术也好，邹衍的阴阳五行也好，方士们的神仙药方也好，都是知识份子们博取王侯青睐的手段。他们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争取参与政治的机会。所以，从汉代王符《潜夫论·贤难》中的“诛偶语而坑术士” 到孔传《古文尚书》里的：“焚书坑儒”，都并非古人胡乱攀附。倒是今人见浅识陋，望文生义，自误而不察。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术士这一称谓，包括除法家以外的所有企图参预政治的知识份子，而那些被坑的人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批着阴阳家或方士外衣的儒者。在“坑术士” 之后，公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④亦为明证。
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②《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③《史记·孟荀列传》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５. 被＂坑＂者何人？
那么＂坑儒＂的受害者，又到底是些什么人？是否真象很多人说的那样，＂坑＂的是方术之士，而不是儒生呢？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现今我们对＂方士＂、＂术士＂的理解，以为他们只是求仙学道，算命打卦的那些人。但是在两汉以前，这两种人的定义跟后来是很不一样的。
＂术＂多指学业专长，或军政谋略。正如三国魏刘劭 《人物志·八观》所云：“术士乐计策之谋” 。在先秦时期，求官问禄的知识分子奔走于诸侯之间，推销治国之术。这些人皆称为＂术士＂。
象商鞅、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就自称：“法术之士” 。《韩非子·人主》有云：“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 以合纵连横而显达的纵横家，如张仪、苏秦等人，自然也是＂术士＂。连游说各国的孟子，也应该算作＂术士＂，因为他贩卖的是＂儒术＂。西汉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里，还在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说法。
而＂方士＂之＂方＂，原意为“方册”或“方策”。《礼记·中庸》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郑玄注：“方、版也；策，简也。” 所以“方”亦即书，“方士”也就是书生，与＂术士＂一样，从广义上代指所有持一家学说的知识分子，其中自然也包括儒生。只不过在汉以前，孔孟之道还并不以儒为名。那时的儒者，主要指精通古代礼仪者，并仅活跃于齐、鲁之地。
“方士” 、“术士” 一开始只是“同出而异名”，前者还稍带行些医术，然而很快演变为以炼丹采药、修仙不老之术为职业者；后者于汉代以后亦步其尘。要明白这一转变，不能不提到兴起于战国后期的阴阳五行家和他们的鼻祖邹衍。
战国时代诸侯争强，而儒者迂阔，多不周急务，所以不很受待见。孔子、孟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其他名不见经传者，前途暗淡可想而知。是以到战国后期，许多孔孟传人便已改换门庭，或转修左道，以图打开仕进之门。例如法家的韩非、李斯，就都是孔孟后学荀子的门徒。而阴阳家的始祖邹衍，早年也是在齐宣王的稷下学宫专攻儒术，因为没有出路，便改行创立了一套阴阳五行，德运终始的学说，果然发迹。
虽然汉以后的人直接把邹衍列入《方士传》，但西汉时人依然把他归为儒者，如《盐铁论·论儒第十一》云：“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 司马迁也说邹衍的著作：“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 ，根子里还是儒家那一套。
只不过邹衍善于拿天命、运程之玄虚作包装，而且还似乎会点小魔术，令到“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 ① 对他礼敬有加，顿时身价百倍。在齐宣王时，便“赐列第为上大夫”②，后来到燕国，“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③。“拥慧先驱” ，就是抱着扫帚在前掸尘开路。如此荣耀，若寒酸一世的孔、孟地下有知，岂不要以头撞柱。
邹衍的显达，令落魄知识分份子纷纷起而仿效。《史记·封禅书》记载说：“邹衍以阻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直接道出了后来的神仙方术之士，其实原本多是潦倒的齐鲁儒生。虽然司马迁极力为邹衍辩护，但是先秦之际有名的仙术家羡门子高就是邹衍的学生。可见儒家、阴阳家和方士之间的渊源有多深。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被秦始皇全盘接纳，以为秦代周是水德代火德。董仲舒更在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出＂天人感应＂说，对后代封建王朝和儒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身边都聚集了大量的方士，若说他们对政治没有任何影响是不可能的。如汉武帝时那场浩大的＂巫蛊之祸＂，便因方士而引发。
也就是说，不论术士的奇谋善术也好，邹衍的阴阳五行也好，方士们的神仙药方也好，都是知识份子们博取王侯青睐的手段。他们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争取参与政治的机会。所以，从汉代王符《潜夫论·贤难》中的“诛偶语而坑术士” 到孔传《古文尚书》里的：“焚书坑儒”，都并非古人胡乱攀附。倒是今人见浅识陋，望文生义，自误而不察。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术士这一称谓，包括除法家以外的所有企图参预政治的知识份子，而那些被坑的人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批着阴阳家或方士外衣的儒者。在“坑术士” 之后，公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④亦为明证。
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②《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③《史记·孟荀列传》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三部 成功是失败之母
６. 革掉文化的命
搞清楚了术士究竟是何等样人，另一个问题也就不难解答了，那就是秦始皇为什么要“坑术士” ？
知识就是力量。秦国统一以后试图在文化领域迎头赶上，所以“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 ①建立博士制度，把文化人搜罗来做宫廷顾问和御用学者，其作用就相当于今天的政协会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文化人士对政治的指手画脚，却一直正是秦朝法西斯体制所坚决杜绝的。
而对于方士、术士们来说，他们所满足的不仅仅是歌功颂德和炼丹采药。他们必须要更深入地参与政治，把自己的政治学说推行到国家管理的实践中去。因而双方的矛盾不可避免，蜜月很快就要结束。
秦始皇对于术士们由期望到失望，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携众官及七十名儒生博士登泰山，欲行封禅。此行儒生博士们的职责，是为了制定封禅大典之礼。秦始皇封泰山，本来就是受术士们的五德终始论所鼓动。但是到来泰山脚下，儒生谁都不清楚封禅仪式到底应该怎样，＂议各乖异＂，莫衷一是。皇帝一气之下，＂绌退儒生＂，自行带领高级干部上山去封禅。可巧遇上暴风雨，搞得一行很狼狈。这时被扔在山下的儒士们因“不得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②
“讥之” ，历来是封建文人改不了的习惯，但这一点犯了秦王朝的大忌。要知道＂焚书＂的时候，首先烧的就是列国史书：“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③ 秦始皇这次对儒生们的讥笑的反应如何，史书未提，应该是哑忍了。但他的忍耐显然是有限度的，当知识分子讥刺朝政之风愈演愈烈的时候，悲剧终于发生了。
其实在《史记》里，方士侯生和卢生逃跑的原因，有他们自己的一段对话说得明白：“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而秦始皇得知之后，最为震怒的就是他们私下针砭时政，“为訞言以乱黔首”， “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 告引什么呢？当然是诽谤言论而不是长生药的秘密。“坑术士” 实际上就是对文人议论政治的严厉惩罚，也是因为“以古非今者族”的法令没有起到足够的阻吓作用，而必须杀一儆百的措施。
所以，焚的是什么书、坑的是儒生，还是术士， 纠缠于这些细节，不如认清这场运动的实质。
秦国自孝公之后，限制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其方针是一以贯之，这也是一个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必然的需要。秦人统一天下以后，试图以文化调和来达到文化思想的和谐统一。结果此路不通，因为这种文化与它本身的法西斯制度背道而驰，亦为钳制思想的法家意识形态所不允许。只好回到《商君书》“壹教”、“壹言”的老路上去，把文化彻底扫除，这就是＂焚书坑儒＂的起因，与现代的＂破四旧＂颇有些遥相唱和的意味。
秦国作为征服者，没有自己的文化去同化被征服者，却又不能够象北魏拓跋氏和满清一样，迅速融入中原文化。在秦统一之前，文化毕竟还有避难所，例如上文所讲到的＂稷下学宫＂和赵都邯郸。一旦天下一统，＂焚书坑儒＂，文化就再没有了容身之处。文化的隔阂与冲突就只好在帝国的内部用强力压制住，这对削减人民的亡国意识自然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
不过，秦国毕竟有它制度上的优势，荀子不就曾在《强国篇》里盛赞秦国的政治清明，效率极高么？假如把稳定维持过一两代人的时间，是否能象满清的统治一样，有消除文化隔阂的可能呢？秦王朝清除了一切旧的文化，假以时日，它是否能够另僻蹊径，创造生出一种新文化呢？果真那样，其后两千年的历史就要会大大改写，今天的中国会不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
可惜命运最没有耐心，时间也不是秦王朝的盟友，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
原本，六国之民虽然都对秦朝的征服有深刻的亡国之恨，但战国末期六国之间也在尔虞我诈、血腥残杀。世代深仇和猜忌使得他们反秦的动力不可能整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在世的时候看不到任何有规模的反叛行动。但是秦始皇死后，一个契机出现了。
秦二世胡亥即位时很年轻，才二十岁左右。在他的赵高赵老师的鼓励下，大量宫室、皇陵、直道、禁苑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上马，导致劳动力的不足，于是开始＂发闾左之戍＂④。这一下，要了秦王朝的命。
“闾” 就是居住的里巷，或更近似于今日的＂小区＂。＂闾左＂的意思，据司马贞的《史记索引》：“闾左谓居闾里之左也” 。又云，“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者也。” 这也是望文生义的臆度。“闾左”为秦汉时代的楚语，并不是指真的住在左边，而是指没有任何职衔爵位的普通老百姓。泛指一个社会的基层民众。
上文提到，本来秦代力役虽不轻，但当局多使用刑徒，而尽量减少平民的徭役负担。此举既能保证劳动力的掌握，又能分化阶级矛盾。不知道为什么，这一诀窍竟没人传授给胡亥和赵高。这两个阿木林的愚蠢行为，一下子把广大刑徒和平民都推到了当局的对立面。使得本来各怀仇恨的六国遗民，因为共同利益联合在了一起。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封禅书》
③《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
④《汉书.食货志上》
６. 革掉文化的命
搞清楚了术士究竟是何等样人，另一个问题也就不难解答了，那就是秦始皇为什么要“坑术士” ？
知识就是力量。秦国统一以后试图在文化领域迎头赶上，所以“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 ①建立博士制度，把文化人搜罗来做宫廷顾问和御用学者，其作用就相当于今天的政协会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文化人士对政治的指手画脚，却一直正是秦朝法西斯体制所坚决杜绝的。
而对于方士、术士们来说，他们所满足的不仅仅是歌功颂德和炼丹采药。他们必须要更深入地参与政治，把自己的政治学说推行到国家管理的实践中去。因而双方的矛盾不可避免，蜜月很快就要结束。
秦始皇对于术士们由期望到失望，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携众官及七十名儒生博士登泰山，欲行封禅。此行儒生博士们的职责，是为了制定封禅大典之礼。秦始皇封泰山，本来就是受术士们的五德终始论所鼓动。但是到来泰山脚下，儒生谁都不清楚封禅仪式到底应该怎样，＂议各乖异＂，莫衷一是。皇帝一气之下，＂绌退儒生＂，自行带领高级干部上山去封禅。可巧遇上暴风雨，搞得一行很狼狈。这时被扔在山下的儒士们因“不得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②
“讥之” ，历来是封建文人改不了的习惯，但这一点犯了秦王朝的大忌。要知道＂焚书＂的时候，首先烧的就是列国史书：“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③ 秦始皇这次对儒生们的讥笑的反应如何，史书未提，应该是哑忍了。但他的忍耐显然是有限度的，当知识分子讥刺朝政之风愈演愈烈的时候，悲剧终于发生了。
其实在《史记》里，方士侯生和卢生逃跑的原因，有他们自己的一段对话说得明白：“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而秦始皇得知之后，最为震怒的就是他们私下针砭时政，“为訞言以乱黔首”， “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 告引什么呢？当然是诽谤言论而不是长生药的秘密。“坑术士” 实际上就是对文人议论政治的严厉惩罚，也是因为“以古非今者族”的法令没有起到足够的阻吓作用，而必须杀一儆百的措施。
所以，焚的是什么书、坑的是儒生，还是术士， 纠缠于这些细节，不如认清这场运动的实质。
秦国自孝公之后，限制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其方针是一以贯之，这也是一个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必然的需要。秦人统一天下以后，试图以文化调和来达到文化思想的和谐统一。结果此路不通，因为这种文化与它本身的法西斯制度背道而驰，亦为钳制思想的法家意识形态所不允许。只好回到《商君书》“壹教”、“壹言”的老路上去，把文化彻底扫除，这就是＂焚书坑儒＂的起因，与现代的＂破四旧＂颇有些遥相唱和的意味。
秦国作为征服者，没有自己的文化去同化被征服者，却又不能够象北魏拓跋氏和满清一样，迅速融入中原文化。在秦统一之前，文化毕竟还有避难所，例如上文所讲到的＂稷下学宫＂和赵都邯郸。一旦天下一统，＂焚书坑儒＂，文化就再没有了容身之处。文化的隔阂与冲突就只好在帝国的内部用强力压制住，这对削减人民的亡国意识自然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
不过，秦国毕竟有它制度上的优势，荀子不就曾在《强国篇》里盛赞秦国的政治清明，效率极高么？假如把稳定维持过一两代人的时间，是否能象满清的统治一样，有消除文化隔阂的可能呢？秦王朝清除了一切旧的文化，假以时日，它是否能够另僻蹊径，创造生出一种新文化呢？果真那样，其后两千年的历史就要会大大改写，今天的中国会不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
可惜命运最没有耐心，时间也不是秦王朝的盟友，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
原本，六国之民虽然都对秦朝的征服有深刻的亡国之恨，但战国末期六国之间也在尔虞我诈、血腥残杀。世代深仇和猜忌使得他们反秦的动力不可能整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在世的时候看不到任何有规模的反叛行动。但是秦始皇死后，一个契机出现了。
秦二世胡亥即位时很年轻，才二十岁左右。在他的赵高赵老师的鼓励下，大量宫室、皇陵、直道、禁苑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上马，导致劳动力的不足，于是开始＂发闾左之戍＂④。这一下，要了秦王朝的命。
“闾” 就是居住的里巷，或更近似于今日的＂小区＂。＂闾左＂的意思，据司马贞的《史记索引》：“闾左谓居闾里之左也” 。又云，“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者也。” 这也是望文生义的臆度。“闾左”为秦汉时代的楚语，并不是指真的住在左边，而是指没有任何职衔爵位的普通老百姓。泛指一个社会的基层民众。
上文提到，本来秦代力役虽不轻，但当局多使用刑徒，而尽量减少平民的徭役负担。此举既能保证劳动力的掌握，又能分化阶级矛盾。不知道为什么，这一诀窍竟没人传授给胡亥和赵高。这两个阿木林的愚蠢行为，一下子把广大刑徒和平民都推到了当局的对立面。使得本来各怀仇恨的六国遗民，因为共同利益联合在了一起。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封禅书》
③《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
④《汉书.食货志上》
@qweqwr 2012-02-01 22:54:37
顶一下LZ，顺便请教下LZ，假如秦帝国顺利交权给了大公子扶苏，秦王朝是不是能延长寿命？甚至渡过瓶颈？
-----------------------------
我个人的看法，即使传位给扶苏，也只是起义者不容易成功，秦朝的瓦解会晚一些而已。但统一的局面恐怕是维持不下去的。秦国的既定制度太强，并非哪个当权者容易改变的。
顶一下LZ，顺便请教下LZ，假如秦帝国顺利交权给了大公子扶苏，秦王朝是不是能延长寿命？甚至渡过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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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看法，即使传位给扶苏，也只是起义者不容易成功，秦朝的瓦解会晚一些而已。但统一的局面恐怕是维持不下去的。秦国的既定制度太强，并非哪个当权者容易改变的。
@漫游国际 2012-02-01 02:38:28
汉朝的贾谊和杜牧，就算再想着借古讽今，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杜撰出秦朝“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骄奢淫逸、穷兵黩武、力役繁重”等导致亡国的理由来的。他们的历史间隔如此之短，就算杜撰出来，也不能让人信服。倒是看到很多今天的人，寻章摘句，信口雌黄，以假乱真，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搞什么“秘闻揭露”抑或“掺杂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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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此文，还就是想较这个真的。秦朝有不少残酷的肉刑，在汉朝沿用了很长时间，文帝晚期才部分废除一些。至于＂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以什么为标准？依据是什么？ 汉儒从没有提出过具体数字，甚至大概的事例都没有。
汉朝的贾谊和杜牧，就算再想着借古讽今，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杜撰出秦朝“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骄奢淫逸、穷兵黩武、力役繁重”等导致亡国的理由来的。他们的历史间隔如此之短，就算杜撰出来，也不能让人信服。倒是看到很多今天的人，寻章摘句，信口雌黄，以假乱真，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搞什么“秘闻揭露”抑或“掺杂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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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此文，还就是想较这个真的。秦朝有不少残酷的肉刑，在汉朝沿用了很长时间，文帝晚期才部分废除一些。至于＂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以什么为标准？依据是什么？ 汉儒从没有提出过具体数字，甚至大概的事例都没有。
第三部 成功是失败之母
7. 秦末＂农民＂起义的真正性质
公元前209年夏，陈胜、吴广与九百戍卒征赴渔阳（今北京密云），途经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因道雨失期，按律当斩，遂揭竿而起，天下群起响应。同年九月，项羽、项粱于吴（今江苏省苏州）起兵，渡江北上。失职在逃的泗水县刑侦大队长刘邦，召集山中亡人刑徒，打下老家沛县，归并项梁。亡秦序幕就此拉开。
秦末大起义，大陆一直认为它是一场农民反抗阶级压迫的革命战争，封建史家则认为它是反对秦暴政的＂义举＂。然而这两种历史定位都很值得商椎。
从陈胜、吴广起义伊始，各地起义军从来没有提出过如后代农民运动中常见的那些＂均田分粮＂、＂铲除不公＂、＂废除除捐税＂等等符合农民利益的政治要求，他们唯一的口号就是＂诛暴秦＂。陈、吴起义首先立国“张楚”，并先后恢复魏、齐、赵的国号。项梁起兵，第一件事也是首先恢复楚国，复立楚怀王之孙为楚王。可见＂兴灭国＂是当时最有凝聚力的纲领。
从出土秦简中所见当时的经济状况，可以说还比较健康。秦朝的田租口赋即便不低，但比之其他时代的民不聊生，显然并不算太过分。而且，在长达百余年的兼并战争中，百姓的负担无论如何不会比统一之后更轻，而秦国在统一之前不见有农民起义的记载，为什么统一之后阶级矛盾无法调和，这也很难解释得通。
从前一部关于秦国制度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秦朝社会的阶级矛盾并不是主要矛盾。虽然秦末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线是秦二世＂发闾左之戍＂，但它本质上依然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复国战争。
单从起义爆发的地域分布，也能看出这一特征。秦统一后，楚地一直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谚。秦、楚当时同属华夏文明圈外的蛮夷，彼此间在文化上亦相去甚远。所以楚人的民族意识远超过中原其他各国，对秦的抵触情绪也最强。陈胜、吴广于大泽乡起义，之所以能头炮打响，群众蚁附。就是因为这里本属楚地。刘邦起于沛县，也是故楚之地；项梁、项羽起自江东，就更不用说了。
秦代刑徒数量甚巨，其中多有不堪重役而逃亡成为群盗者。连秦始皇本人都跟他们有过惊险遭遇。＂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今河南阳武县）为盗所惊＂。＂三十一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① 但是这些盗匪只不过为了生计，掀不起什么风浪。倒秦运动最积极的中坚力量，几乎全是故楚之民。而在原来秦国中心的关西三秦地区以及蜀地，基本看不到有人参加这场革命。
不但如此，在陈胜部将周文的数十万大军进抵戏（今陕西临潼东北），距咸阳只有百来里的时候，二世赦免骊山刑徒三十万，交少府章邯组成军队反击。这支临时拼凑的劳改犯军队居然还节节胜利，不仅大破周文军，“杀陈胜城父（今亳州），破项梁定陶（今曹州定陶县），灭魏咎临济（齐州县）。” ①
在章邯这支由最底层的被压迫阶级组成的劲旅主动投降项羽后，起义军对他们没有丝毫阶级感情，而是施以欺压凌辱，导致矛盾激化，最后"夜击坑秦卒二十万于新安城（河南渑池城东）南"。②项羽入关后，纵兵大掠，火烧咸阳，把关中捣成废墟。楚军的一系列行为，充分证明项羽和他的追随者们既不是反抗阶级压迫，也不是冲着结束＂暴政＂而来。楚军的目的，首先是赤裸裸的民族报复。
另外一件事，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证明秦末起义的性质。赵高杀死二世胡亥后，立即宣布：“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 ①便降格公子婴为秦王。足以说明他也以为承认六国复辟，就可挡住革命势头。的确，北方各支起义队伍见状立刻停止西进，开始自相残杀，争夺王位。只有楚人亡国之恨太深，必欲灭秦而后快，这倒是赵高始料未及的。
秦末农民战争的复国主义本质，近年来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但他们却简单地认为这是六国贵族残余势力的复辟。这也不尽其然。
其实六国的贵族阶级早在灭亡之前就已失去民心，这也是秦得以迅速统一的原因之一。在起义队伍中，贵族所起的作用很小。陈胜、吴广、刘邦皆出身平民，齐王田儋不过跟故齐王同宗，项氏在楚也仅为军人世家，都算不得贵族。燕王韩广，先后称赵王的武臣、陈馀，都是陈胜部将，最后扶持的赵王歇，同魏王咎、韩王成等人，都是起义将领拿来做招牌的傀儡。其中魏王咎在临济被围，旋即被民众抛弃，只好自焚。项羽在革命成功后，便也杀掉楚怀王，自封霸主了。
综合前面各章所述，可以看出，促使秦朝垮台的农民战争，既不带有多少阶级意识，更缺少贵族复辟的成分。基层民众广泛的复国情结，才是最根本原因。这种情结并非单纯的心理状态，而是与六国各自发展起来的特色文化和经济生产方式密切相联，所以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入民心的，因而起义在短时间内得以聚拢声势浩大的追随者。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项羽本纪》
7. 秦末＂农民＂起义的真正性质
公元前209年夏，陈胜、吴广与九百戍卒征赴渔阳（今北京密云），途经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因道雨失期，按律当斩，遂揭竿而起，天下群起响应。同年九月，项羽、项粱于吴（今江苏省苏州）起兵，渡江北上。失职在逃的泗水县刑侦大队长刘邦，召集山中亡人刑徒，打下老家沛县，归并项梁。亡秦序幕就此拉开。
秦末大起义，大陆一直认为它是一场农民反抗阶级压迫的革命战争，封建史家则认为它是反对秦暴政的＂义举＂。然而这两种历史定位都很值得商椎。
从陈胜、吴广起义伊始，各地起义军从来没有提出过如后代农民运动中常见的那些＂均田分粮＂、＂铲除不公＂、＂废除除捐税＂等等符合农民利益的政治要求，他们唯一的口号就是＂诛暴秦＂。陈、吴起义首先立国“张楚”，并先后恢复魏、齐、赵的国号。项梁起兵，第一件事也是首先恢复楚国，复立楚怀王之孙为楚王。可见＂兴灭国＂是当时最有凝聚力的纲领。
从出土秦简中所见当时的经济状况，可以说还比较健康。秦朝的田租口赋即便不低，但比之其他时代的民不聊生，显然并不算太过分。而且，在长达百余年的兼并战争中，百姓的负担无论如何不会比统一之后更轻，而秦国在统一之前不见有农民起义的记载，为什么统一之后阶级矛盾无法调和，这也很难解释得通。
从前一部关于秦国制度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秦朝社会的阶级矛盾并不是主要矛盾。虽然秦末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线是秦二世＂发闾左之戍＂，但它本质上依然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复国战争。
单从起义爆发的地域分布，也能看出这一特征。秦统一后，楚地一直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谚。秦、楚当时同属华夏文明圈外的蛮夷，彼此间在文化上亦相去甚远。所以楚人的民族意识远超过中原其他各国，对秦的抵触情绪也最强。陈胜、吴广于大泽乡起义，之所以能头炮打响，群众蚁附。就是因为这里本属楚地。刘邦起于沛县，也是故楚之地；项梁、项羽起自江东，就更不用说了。
秦代刑徒数量甚巨，其中多有不堪重役而逃亡成为群盗者。连秦始皇本人都跟他们有过惊险遭遇。＂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今河南阳武县）为盗所惊＂。＂三十一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① 但是这些盗匪只不过为了生计，掀不起什么风浪。倒秦运动最积极的中坚力量，几乎全是故楚之民。而在原来秦国中心的关西三秦地区以及蜀地，基本看不到有人参加这场革命。
不但如此，在陈胜部将周文的数十万大军进抵戏（今陕西临潼东北），距咸阳只有百来里的时候，二世赦免骊山刑徒三十万，交少府章邯组成军队反击。这支临时拼凑的劳改犯军队居然还节节胜利，不仅大破周文军，“杀陈胜城父（今亳州），破项梁定陶（今曹州定陶县），灭魏咎临济（齐州县）。” ①
在章邯这支由最底层的被压迫阶级组成的劲旅主动投降项羽后，起义军对他们没有丝毫阶级感情，而是施以欺压凌辱，导致矛盾激化，最后"夜击坑秦卒二十万于新安城（河南渑池城东）南"。②项羽入关后，纵兵大掠，火烧咸阳，把关中捣成废墟。楚军的一系列行为，充分证明项羽和他的追随者们既不是反抗阶级压迫，也不是冲着结束＂暴政＂而来。楚军的目的，首先是赤裸裸的民族报复。
另外一件事，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证明秦末起义的性质。赵高杀死二世胡亥后，立即宣布：“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 ①便降格公子婴为秦王。足以说明他也以为承认六国复辟，就可挡住革命势头。的确，北方各支起义队伍见状立刻停止西进，开始自相残杀，争夺王位。只有楚人亡国之恨太深，必欲灭秦而后快，这倒是赵高始料未及的。
秦末农民战争的复国主义本质，近年来也有不少人注意到了。但他们却简单地认为这是六国贵族残余势力的复辟。这也不尽其然。
其实六国的贵族阶级早在灭亡之前就已失去民心，这也是秦得以迅速统一的原因之一。在起义队伍中，贵族所起的作用很小。陈胜、吴广、刘邦皆出身平民，齐王田儋不过跟故齐王同宗，项氏在楚也仅为军人世家，都算不得贵族。燕王韩广，先后称赵王的武臣、陈馀，都是陈胜部将，最后扶持的赵王歇，同魏王咎、韩王成等人，都是起义将领拿来做招牌的傀儡。其中魏王咎在临济被围，旋即被民众抛弃，只好自焚。项羽在革命成功后，便也杀掉楚怀王，自封霸主了。
综合前面各章所述，可以看出，促使秦朝垮台的农民战争，既不带有多少阶级意识，更缺少贵族复辟的成分。基层民众广泛的复国情结，才是最根本原因。这种情结并非单纯的心理状态，而是与六国各自发展起来的特色文化和经济生产方式密切相联，所以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入民心的，因而起义在短时间内得以聚拢声势浩大的追随者。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项羽本纪》
@漫游国际 2012-02-02 02: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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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兴灭国是陈胜、吴广死后的事＂，好象与事实不太相符吧。隋炀帝的垮台，跟秦朝情况完全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吧。秦朝人心散了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我在这就是要指出最根本的原因。至于说牵强，我有史据推理得出的结论，敢问兄台是否也可以引据而证一下你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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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兴灭国是陈胜、吴广死后的事＂，好象与事实不太相符吧。隋炀帝的垮台，跟秦朝情况完全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吧。秦朝人心散了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我在这就是要指出最根本的原因。至于说牵强，我有史据推理得出的结论，敢问兄台是否也可以引据而证一下你的论点？
第三部 成功是失败之母
8. 没有基础的堡垒
好，现在我们知道了秦末都是些什么人在造反，和他们为什么要造反。那么接下来就该为最关键的问题寻找答案了－为什么一场农民暴动，就足以导致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呢？
客观地说，相比于后来的明王朝，秦朝在刚刚建立的十几年里，社会动荡并不算激烈的。
明初，由于朱元璋为政酷烈，盘剥苛重，他刚称帝三年（洪武三年，公元１３７０年），两广地区就爆发多起少数民族和农民暴动。从此一直到永乐、宣德年间，历经五任皇帝、七十余年，大小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遍及全国各地，总计竟有四百余起。其间的明王朝，还时刻面临着北方蒙古残余势力以及沿海倭寇的严重威胁，可真算是多灾多难了，可明王朝却并没有垮台，反而还走向强盛。这是为什么？
明朝可能算比较倒霉。通常农民大规模的造反，总是在承平日久，军政腐败糜烂，矛盾积压到了不能不爆发的时候，因而其破坏力也就惊人。象唐末黄巢起义、北宋末浙江方腊起义、明末流民大起义等；其中有的还有宗教基础的严密组织，亦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如汉末太平道的黄巾起义，元末白莲教起义，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等等。
中国古代，这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多不胜数，持续时间有时可长达十余年，席卷大半个中国。他们虽然严重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大多竟没有能够彻底推翻一个本已腐朽不堪的政权。反过来看陈胜和吴广，只是因为＂道雨失期，度法当斩＂，而一时情急。变起仓促，压根谈不上有什么思想和组织的准备，不过一伙逃兵而已，居然给一个强大的新兴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这又是为什么？
本文到此，其实谜底已经一一揭示了。归纳起来就是三点：秦朝政权，完全没有阶级基础；秦代社会没有封建宗法文化，而且这个国家没有知识分子。
缺少了这三大生命元素，一个封建王朝就完全没有免疫力和自我修复功能，立亡可待。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政权，不论何种形态，都必须以一个固定而广泛的阶级为基础。这种阶级基础又与经济生产方式不可分割。当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从前的法西斯国家则以垄断资本家为后台。而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中，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只能是土地占有者，用现在通俗的话说，就是地主。
一提起地主，人们脑子里就会联想起剥削长工的土豪劣绅。其实严格地说，地主包括所有拥有自己土地的人，不论多少，其中也包括自耕农。唐长孺先生在论南北朝土地制度时指出，中国封建皇权的主要统治基础是广大的自耕农。只是地主占有的土地越多，就越不用亲自劳动，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并且有更多的机会把子弟送去当官，参与国家管理。当然小自耕农也有这样的机会，象后来南宋高宗的权相秦桧，早年就是边种田，边读书考科举的。
除地主阶级外，封建社会里的工商业者也是一个不可小看的阶层。虽然中国整个封建历史中，商人总是受歧视的角色，实际上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重农抑商也从来没有真的实现过。比如汉初对代商人算是最严厉的，把他们打入另册，算“市籍” 。《史记·平准书》记载，“有市籍” 者不得做官，不得占有土地，连他们子孙也不行。
实际上呢？《汉书-食货志》云：“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一语道破了社会的现实。
地主们为了扩大财富，总是积极参与商贸活动、或由行商坐贾代理。不单普通地主，拥有巨额财产的皇亲公侯、官僚卿士更乐此不疲。而商人有了足够财富，也总是先购买田地，摇身变为地主。如曹操的家就是陈留大户，富甲一方。操父曹嵩还一次拿出一百万钱，买了个太尉的官职。没有商业活动而光靠土地产出，是不可能这么有钱的。
不可否认，大地主和商人纠结在一起，是多重矛盾的总根源。例如放高利贷、欺霸乡里、使小农破产而兼并其土地。他们参与的官僚阶层也是腐化低效，甚至贪赃枉法。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些人又形成封建国家中基本的有产阶级，他们也是最希望维护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在封建统治受到严重威胁时，往往成了顽强支柱。
中古历史中，凡遇有农民造反，或是发生五胡乱华、女真、蒙古那样大规模外民族入侵的时候，各地豪族地主就会自发组织武装，据山守险，与之对抗。而工商业者则为其提供财力支持。
汉末黄巾起义时，豪强地主阶级、大商业者、以及宗族宗法关系的力量，第一次充分展现出来。他们不但有财力，而且能聚集宗党、宾客、徒附，组织部曲私兵。这些武装修坞筑堡，“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①。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后来，当汉室政权已无法收拾，他们又纷纷推出自己的代理人，以图建立新秩序。
其中的代表人物袁绍，出于四世五公的汝南望族袁氏；取魏而代之的晋室司马氏是河内儒学大族；曹操的出身低一些，但宗族既大且富有，叔伯兄弟中有的家财“羡富”，“僮仆人客以百数”，有的光“家兵”就有千余人。
刘备很穷，但有中山县富商张世平、苏双等人资助他，组织民团与黄巾军作战的。别看刘备早年＂织席贩履＂，但是抖出＂汉室宗亲＂的金字招牌，连山东士族陈登、孔融也都把他奉若上宾。足见那个时代，宗族背景是多么的重要。
关于宗族宗法制度，前面已经讲到过。由于宗族宗法关系的存在，地主阶级不仅在天下多攘之际才突显其力量，其防患于未然的隐形作用才是最关键的。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扑灭造反派，而是防止造反的发生。
宗族，是封建时代社会的基层细胞，依赖宗法来管理族内成员甚至财产，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基层政权的职能，许多社会矛盾都能在宗族内部被消化掉。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天下多故，宗族社会滋生出来的门阀士族得到蓬勃发展，绝非偶然。
曹操曾经一度力图打破门阀士族对政治和经济的垄断，结果以失败告终，连曹魏政权也被士族代表司马氏所篡夺。直到公元１９世纪，严复还感叹说，中国人与其说是国家公民，不如说“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
而秦朝的状况，从前文我们已经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宗族宗法纽带，也早被商鞅给扼杀在萌芽之中。
统一前后的秦，由于国有制经济的全面发展，＂并不存在什么新兴地主阶级＂②， 更没有私营工商阶级。那时没有地主，没有奸商，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可怜的是，这样的政权不但得不到一个地主阶级的支持，而且统一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六国地主还成为颠覆它的主谋之一。
反秦起义中齐国的复辟者田儋和其堂弟田荣，就是在统一后失去土地的地主残余份子。而且短短十余年时间，原有的宗族隶属关系并没来得及完全消释，田氏兄弟的武装，核心成员就来自于他们的宗族，甚至奴客。
①《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
②杨师群－《战国新兴地主阶级说质疑》，《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8. 没有基础的堡垒
好，现在我们知道了秦末都是些什么人在造反，和他们为什么要造反。那么接下来就该为最关键的问题寻找答案了－为什么一场农民暴动，就足以导致秦王朝的迅速灭亡呢？
客观地说，相比于后来的明王朝，秦朝在刚刚建立的十几年里，社会动荡并不算激烈的。
明初，由于朱元璋为政酷烈，盘剥苛重，他刚称帝三年（洪武三年，公元１３７０年），两广地区就爆发多起少数民族和农民暴动。从此一直到永乐、宣德年间，历经五任皇帝、七十余年，大小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遍及全国各地，总计竟有四百余起。其间的明王朝，还时刻面临着北方蒙古残余势力以及沿海倭寇的严重威胁，可真算是多灾多难了，可明王朝却并没有垮台，反而还走向强盛。这是为什么？
明朝可能算比较倒霉。通常农民大规模的造反，总是在承平日久，军政腐败糜烂，矛盾积压到了不能不爆发的时候，因而其破坏力也就惊人。象唐末黄巢起义、北宋末浙江方腊起义、明末流民大起义等；其中有的还有宗教基础的严密组织，亦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如汉末太平道的黄巾起义，元末白莲教起义，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等等。
中国古代，这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多不胜数，持续时间有时可长达十余年，席卷大半个中国。他们虽然严重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大多竟没有能够彻底推翻一个本已腐朽不堪的政权。反过来看陈胜和吴广，只是因为＂道雨失期，度法当斩＂，而一时情急。变起仓促，压根谈不上有什么思想和组织的准备，不过一伙逃兵而已，居然给一个强大的新兴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这又是为什么？
本文到此，其实谜底已经一一揭示了。归纳起来就是三点：秦朝政权，完全没有阶级基础；秦代社会没有封建宗法文化，而且这个国家没有知识分子。
缺少了这三大生命元素，一个封建王朝就完全没有免疫力和自我修复功能，立亡可待。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政权，不论何种形态，都必须以一个固定而广泛的阶级为基础。这种阶级基础又与经济生产方式不可分割。当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从前的法西斯国家则以垄断资本家为后台。而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中，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只能是土地占有者，用现在通俗的话说，就是地主。
一提起地主，人们脑子里就会联想起剥削长工的土豪劣绅。其实严格地说，地主包括所有拥有自己土地的人，不论多少，其中也包括自耕农。唐长孺先生在论南北朝土地制度时指出，中国封建皇权的主要统治基础是广大的自耕农。只是地主占有的土地越多，就越不用亲自劳动，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并且有更多的机会把子弟送去当官，参与国家管理。当然小自耕农也有这样的机会，象后来南宋高宗的权相秦桧，早年就是边种田，边读书考科举的。
除地主阶级外，封建社会里的工商业者也是一个不可小看的阶层。虽然中国整个封建历史中，商人总是受歧视的角色，实际上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重农抑商也从来没有真的实现过。比如汉初对代商人算是最严厉的，把他们打入另册，算“市籍” 。《史记·平准书》记载，“有市籍” 者不得做官，不得占有土地，连他们子孙也不行。
实际上呢？《汉书-食货志》云：“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一语道破了社会的现实。
地主们为了扩大财富，总是积极参与商贸活动、或由行商坐贾代理。不单普通地主，拥有巨额财产的皇亲公侯、官僚卿士更乐此不疲。而商人有了足够财富，也总是先购买田地，摇身变为地主。如曹操的家就是陈留大户，富甲一方。操父曹嵩还一次拿出一百万钱，买了个太尉的官职。没有商业活动而光靠土地产出，是不可能这么有钱的。
不可否认，大地主和商人纠结在一起，是多重矛盾的总根源。例如放高利贷、欺霸乡里、使小农破产而兼并其土地。他们参与的官僚阶层也是腐化低效，甚至贪赃枉法。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些人又形成封建国家中基本的有产阶级，他们也是最希望维护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在封建统治受到严重威胁时，往往成了顽强支柱。
中古历史中，凡遇有农民造反，或是发生五胡乱华、女真、蒙古那样大规模外民族入侵的时候，各地豪族地主就会自发组织武装，据山守险，与之对抗。而工商业者则为其提供财力支持。
汉末黄巾起义时，豪强地主阶级、大商业者、以及宗族宗法关系的力量，第一次充分展现出来。他们不但有财力，而且能聚集宗党、宾客、徒附，组织部曲私兵。这些武装修坞筑堡，“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①。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后来，当汉室政权已无法收拾，他们又纷纷推出自己的代理人，以图建立新秩序。
其中的代表人物袁绍，出于四世五公的汝南望族袁氏；取魏而代之的晋室司马氏是河内儒学大族；曹操的出身低一些，但宗族既大且富有，叔伯兄弟中有的家财“羡富”，“僮仆人客以百数”，有的光“家兵”就有千余人。
刘备很穷，但有中山县富商张世平、苏双等人资助他，组织民团与黄巾军作战的。别看刘备早年＂织席贩履＂，但是抖出＂汉室宗亲＂的金字招牌，连山东士族陈登、孔融也都把他奉若上宾。足见那个时代，宗族背景是多么的重要。
关于宗族宗法制度，前面已经讲到过。由于宗族宗法关系的存在，地主阶级不仅在天下多攘之际才突显其力量，其防患于未然的隐形作用才是最关键的。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扑灭造反派，而是防止造反的发生。
宗族，是封建时代社会的基层细胞，依赖宗法来管理族内成员甚至财产，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基层政权的职能，许多社会矛盾都能在宗族内部被消化掉。汉末至魏、晋、南北朝，天下多故，宗族社会滋生出来的门阀士族得到蓬勃发展，绝非偶然。
曹操曾经一度力图打破门阀士族对政治和经济的垄断，结果以失败告终，连曹魏政权也被士族代表司马氏所篡夺。直到公元１９世纪，严复还感叹说，中国人与其说是国家公民，不如说“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
而秦朝的状况，从前文我们已经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宗族宗法纽带，也早被商鞅给扼杀在萌芽之中。
统一前后的秦，由于国有制经济的全面发展，＂并不存在什么新兴地主阶级＂②， 更没有私营工商阶级。那时没有地主，没有奸商，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可怜的是，这样的政权不但得不到一个地主阶级的支持，而且统一过程中失去土地的六国地主还成为颠覆它的主谋之一。
反秦起义中齐国的复辟者田儋和其堂弟田荣，就是在统一后失去土地的地主残余份子。而且短短十余年时间，原有的宗族隶属关系并没来得及完全消释，田氏兄弟的武装，核心成员就来自于他们的宗族，甚至奴客。
①《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
②杨师群－《战国新兴地主阶级说质疑》，《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第三部 成功是失败之母
9. 孤立的元首
秦代社会最广泛的基层，除了刑徒臣隶，就是广大自耕农。但自耕农的土地并非自己所有而是属于国家，所以拥有土地不代表有产权，相反只意味着义务，要根据土地份额交租，按人头缴赋，还要服兵役。他们当然不会成为这个政权的拥护者。而很多地方提到的＂军功地主＂，有军功爵位而获得较多授田，甚至还可以得到＂助耕＂的臣隶而不用劳动，问题是他们的地，也要＂身死田收＂。
所以秦朝的＂国有制＂，与现代国家的国有制概念完全不同。它的所谓＂国有＂，实质上就是帝王一人所有。它的＂法治＂，是＂王法＂而不是公民约法。秦代的皇帝，既不象分封时代的周天子，也不象后世的封建帝王。他不需要同诸候、士大夫、或任何利益集团分享权力。这就法家政治思想的宗旨－确保君主绝对极权。在这方面，他们的确很成功。
问题是，皇权是绝对集中了，可皇帝也绝对孤立了。
法家忽视了阶级基础，单纯强调法律和行政机构的功用。政权的维系，只有靠官僚和军队。
秦朝的军队虽然强大，但在起义烽火遍地的情况下顾此失彼，可见单靠武力是不足恃的。而且在统一以后，这支军队自身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从前打仗出征意味着军功和财富，当扩张达到极限，军人的任务变成在苦寒的边地屯戊。既无前途，又因为环境恶劣，“死于边”者甚多。从前“民闻战而相贺也”的情形再也不见，变成了“秦民见行，如往弃市”的悲戚场面。
秦王朝的官僚阶层，虽然有禀给制度，有受赐田宅，看似一个特权阶级。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得世袭，也不能买卖。他们不但不能扩大资产，甚至连有固定资产都谈不上。而且由于吏治森严，公务繁重，随时有可能因为犯错而得罪，不但所有一切要被没收, 自己也将沦为刑徒。在《史记－始皇本纪》中就赫然写着：＂三十四年，迁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他们的身份，充其量只是战战兢兢的＂打工仔＂，自然不可能形成一个有共同意志的阶级力量。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统一过于迅速，统治地域瞬间扩大几倍，不得不从被征服地区的士人选用官吏，从而使得官僚集团的成分良莠不齐，凝聚力大大稀释了。如刘邦，本身就是个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长），自不必说，他的得力助手萧何，原本也是县吏。项羽的叔父项梁，曾经在栎阳县犯法入狱，但他通过熟人写信，让栎阳县司法官吏司马欣人为地及早结束案件，让自己没事出狱。项梁出狱，又杀人，也没被逮着，带着项羽逃到吴中。
秦代官僚行政体制本身，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首先，虽然它严密、细致、高效，看起来完美无缺，但是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要保持这个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行，所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始皇本纪》中记载方士卢生和侯生的议论，就说＂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皇帝都如此辛苦，基层官吏可想而知。
其次，从出土秦简中可以看出，对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规程条令细致到令人咋舌的程度。官吏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按既定程序运行的零件。难怪秦代吏治清明，可麻烦在于，一旦程序稍有破坏，整个系统就会全面瘫痪。所以暴动一起，各地官吏便不知所措，非死即逃。以湘西里耶出土的秦代官府文简为例，湘西离秦末战争风暴的中心尚远，但是简牍记录于陈胜、吴广起义后仅数月间，便完全终止了。
9. 孤立的元首
秦代社会最广泛的基层，除了刑徒臣隶，就是广大自耕农。但自耕农的土地并非自己所有而是属于国家，所以拥有土地不代表有产权，相反只意味着义务，要根据土地份额交租，按人头缴赋，还要服兵役。他们当然不会成为这个政权的拥护者。而很多地方提到的＂军功地主＂，有军功爵位而获得较多授田，甚至还可以得到＂助耕＂的臣隶而不用劳动，问题是他们的地，也要＂身死田收＂。
所以秦朝的＂国有制＂，与现代国家的国有制概念完全不同。它的所谓＂国有＂，实质上就是帝王一人所有。它的＂法治＂，是＂王法＂而不是公民约法。秦代的皇帝，既不象分封时代的周天子，也不象后世的封建帝王。他不需要同诸候、士大夫、或任何利益集团分享权力。这就法家政治思想的宗旨－确保君主绝对极权。在这方面，他们的确很成功。
问题是，皇权是绝对集中了，可皇帝也绝对孤立了。
法家忽视了阶级基础，单纯强调法律和行政机构的功用。政权的维系，只有靠官僚和军队。
秦朝的军队虽然强大，但在起义烽火遍地的情况下顾此失彼，可见单靠武力是不足恃的。而且在统一以后，这支军队自身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从前打仗出征意味着军功和财富，当扩张达到极限，军人的任务变成在苦寒的边地屯戊。既无前途，又因为环境恶劣，“死于边”者甚多。从前“民闻战而相贺也”的情形再也不见，变成了“秦民见行，如往弃市”的悲戚场面。
秦王朝的官僚阶层，虽然有禀给制度，有受赐田宅，看似一个特权阶级。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得世袭，也不能买卖。他们不但不能扩大资产，甚至连有固定资产都谈不上。而且由于吏治森严，公务繁重，随时有可能因为犯错而得罪，不但所有一切要被没收, 自己也将沦为刑徒。在《史记－始皇本纪》中就赫然写着：＂三十四年，迁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他们的身份，充其量只是战战兢兢的＂打工仔＂，自然不可能形成一个有共同意志的阶级力量。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统一过于迅速，统治地域瞬间扩大几倍，不得不从被征服地区的士人选用官吏，从而使得官僚集团的成分良莠不齐，凝聚力大大稀释了。如刘邦，本身就是个亭长（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长），自不必说，他的得力助手萧何，原本也是县吏。项羽的叔父项梁，曾经在栎阳县犯法入狱，但他通过熟人写信，让栎阳县司法官吏司马欣人为地及早结束案件，让自己没事出狱。项梁出狱，又杀人，也没被逮着，带着项羽逃到吴中。
秦代官僚行政体制本身，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首先，虽然它严密、细致、高效，看起来完美无缺，但是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要保持这个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行，所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始皇本纪》中记载方士卢生和侯生的议论，就说＂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皇帝都如此辛苦，基层官吏可想而知。
其次，从出土秦简中可以看出，对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规程条令细致到令人咋舌的程度。官吏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按既定程序运行的零件。难怪秦代吏治清明，可麻烦在于，一旦程序稍有破坏，整个系统就会全面瘫痪。所以暴动一起，各地官吏便不知所措，非死即逃。以湘西里耶出土的秦代官府文简为例，湘西离秦末战争风暴的中心尚远，但是简牍记录于陈胜、吴广起义后仅数月间，便完全终止了。
第三部 成功是失败之母
10. 秀才的力量
从汉代以降，宗族宗法与农耕中国的自然经济相适应，与地主私有制相依存，而儒家意识形态正是它的思想核心。孔子所宣扬的礼教，实际上就是宗法秩序。
儒家思想的精髓－＂孝＂，就是把＂国＂变成＂家＂的延伸，如何对待父祖，也就如何对待君主、长官。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知识份子前赴后继，皓首穷经，从汉代儒学到魏晋玄学，从宋明理学到心学，根本上都没有脱出用伦理思想为封建统治秩序建立理论依据的轨迹。
古代知识份子，与现代广义上的知识份子不同，不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士，仅限于文史、伦理、哲学的范畴。这些人从前叫读书人，现在叫文化人。这个群体所扮演的一是文化的传承者，二是社会价值观的提炼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封建知识份子成为众矢之的，被指为奴性和腐朽，是＂东亚病夫＂积弱之源。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古代，他们对中华文明的完整和延续起过无比重要的作用，应当给予公正的评价。在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里，知识份子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的稳定，维持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重要性都是不可忽视的。
在和平时期，知识份子是维持社会和政治建筑的粘和剂；动乱年代，他们为各种武装势力提供导向。自然界物竞天择。古往今来，凡是在中国土地这块舞台上粉墨登场过的势力，是得逞其志，还是黯然收场，幕后都取决于知识份子的选择。
曾经入主中原的外民族，蒙古人把读书人定为＂臭老九＂，不到百年就被赶回大漠；满清完全继承封建的文化道统，开科取仕，所以能坚持近三百年。造反起义，如黄巢、李自成、洪秀权之流；黄巾、白莲教之类；没有读书人起主导作用，结果必定归于失败。而凡是成功实现改朝换代的革命队伍中，总能在其领导核心发现知识份子活跃的身影。
比如刘邦，这个在马上得天下的流氓无产者，善用萧何、张良一类读书人，懂得用＂文治＂的神通广大，得以开创汉王朝的一代盛世。而项羽虽出身世家，却仅有一范增还不能用，所以在政治上幼稚得像个儿童。最后走投无路，倒真象他自己所说，＂非战之过也＂。
还有一个从乞儿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地主豪强忌恨至深，曾对他们施以无情的打击摧残，这也是明初农民反叛行动长期控制不住的原因之一。幸运的是，朱元璋虽然文化不高，从称吴王时开始就极为重视收罗儒生，称帝伊始，就把朱熹的《四书章句》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学说。明朝初年能在内忧外患之中屹立不倒，并趋于稳固，此为一重要因素。
此外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东汉末年，政治非常黑暗，宦官、外戚垄断朝政，与文人士大夫集团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封建皇帝为确保独裁，常扶植宦官、宗戚，与文官集团相抗衡，这样的情况自汉武帝发端，在汉、唐、明、清之际多有。汉末桓帝、灵帝时代的文士集团被称做＂党人＂，成员为＂清流＂文官、太学生以及在野名士。他们数次谋诛宦官不成，最终败北，不但多人被杀，而且被一律免官禁锢，不得出仕为官，史称＂党锢之祸＂。
然而未几，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的态度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立刻下诏大赦，党禁全面解除。其原因，就是害怕这些知识份子倒向起义军一边。此举果然奏效，黄巾起义不过数年就被镇压下去。而立下首功的皇甫嵩、朱儁、卢植三位，就是在＂党人＂中声望颇高的代表人物。
但是，伟大的秦王朝偏偏没有这样一个知识份子阶层。
前文有叙，法家对于民间＂私学＂的控制是很严厉的。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便“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这里的“游宦之民”，所指的就是售学以求官的读书人。由于前面所提到的经济体制，秦国之平民被锁定于耕战，读书做学问几乎没有出路。这当然不是说秦国人个个都是文盲，当局还是鼓励学知识的，但只能学律法和行政。
商鞅禁游学之士，“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韩非也要禁＂私学＂， “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李斯在建议下焚书令时，亦重申：“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如破匈奴的名将蒙恬，早年就是因为精习刑狱法，从审理狱讼的文书吏而起家。秦朝的掘墓人赵高，也是一个出色的法律专家，才得以给胡亥当老师，教他判案断狱。但是法律专业人士，与广义的知识分子毕竟不同。而且他们依旧只是政府法律系统的执行者，并不能主导任何思想文化。
10. 秀才的力量
从汉代以降，宗族宗法与农耕中国的自然经济相适应，与地主私有制相依存，而儒家意识形态正是它的思想核心。孔子所宣扬的礼教，实际上就是宗法秩序。
儒家思想的精髓－＂孝＂，就是把＂国＂变成＂家＂的延伸，如何对待父祖，也就如何对待君主、长官。千百年来，中国古代知识份子前赴后继，皓首穷经，从汉代儒学到魏晋玄学，从宋明理学到心学，根本上都没有脱出用伦理思想为封建统治秩序建立理论依据的轨迹。
古代知识份子，与现代广义上的知识份子不同，不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士，仅限于文史、伦理、哲学的范畴。这些人从前叫读书人，现在叫文化人。这个群体所扮演的一是文化的传承者，二是社会价值观的提炼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封建知识份子成为众矢之的，被指为奴性和腐朽，是＂东亚病夫＂积弱之源。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古代，他们对中华文明的完整和延续起过无比重要的作用，应当给予公正的评价。在任何时代的任何社会里，知识份子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的稳定，维持一个民族的文化血脉，重要性都是不可忽视的。
在和平时期，知识份子是维持社会和政治建筑的粘和剂；动乱年代，他们为各种武装势力提供导向。自然界物竞天择。古往今来，凡是在中国土地这块舞台上粉墨登场过的势力，是得逞其志，还是黯然收场，幕后都取决于知识份子的选择。
曾经入主中原的外民族，蒙古人把读书人定为＂臭老九＂，不到百年就被赶回大漠；满清完全继承封建的文化道统，开科取仕，所以能坚持近三百年。造反起义，如黄巢、李自成、洪秀权之流；黄巾、白莲教之类；没有读书人起主导作用，结果必定归于失败。而凡是成功实现改朝换代的革命队伍中，总能在其领导核心发现知识份子活跃的身影。
比如刘邦，这个在马上得天下的流氓无产者，善用萧何、张良一类读书人，懂得用＂文治＂的神通广大，得以开创汉王朝的一代盛世。而项羽虽出身世家，却仅有一范增还不能用，所以在政治上幼稚得像个儿童。最后走投无路，倒真象他自己所说，＂非战之过也＂。
还有一个从乞儿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地主豪强忌恨至深，曾对他们施以无情的打击摧残，这也是明初农民反叛行动长期控制不住的原因之一。幸运的是，朱元璋虽然文化不高，从称吴王时开始就极为重视收罗儒生，称帝伊始，就把朱熹的《四书章句》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学说。明朝初年能在内忧外患之中屹立不倒，并趋于稳固，此为一重要因素。
此外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东汉末年，政治非常黑暗，宦官、外戚垄断朝政，与文人士大夫集团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封建皇帝为确保独裁，常扶植宦官、宗戚，与文官集团相抗衡，这样的情况自汉武帝发端，在汉、唐、明、清之际多有。汉末桓帝、灵帝时代的文士集团被称做＂党人＂，成员为＂清流＂文官、太学生以及在野名士。他们数次谋诛宦官不成，最终败北，不但多人被杀，而且被一律免官禁锢，不得出仕为官，史称＂党锢之祸＂。
然而未几，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的态度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立刻下诏大赦，党禁全面解除。其原因，就是害怕这些知识份子倒向起义军一边。此举果然奏效，黄巾起义不过数年就被镇压下去。而立下首功的皇甫嵩、朱儁、卢植三位，就是在＂党人＂中声望颇高的代表人物。
但是，伟大的秦王朝偏偏没有这样一个知识份子阶层。
前文有叙，法家对于民间＂私学＂的控制是很严厉的。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便“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这里的“游宦之民”，所指的就是售学以求官的读书人。由于前面所提到的经济体制，秦国之平民被锁定于耕战，读书做学问几乎没有出路。这当然不是说秦国人个个都是文盲，当局还是鼓励学知识的，但只能学律法和行政。
商鞅禁游学之士，“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韩非也要禁＂私学＂， “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李斯在建议下焚书令时，亦重申：“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如破匈奴的名将蒙恬，早年就是因为精习刑狱法，从审理狱讼的文书吏而起家。秦朝的掘墓人赵高，也是一个出色的法律专家，才得以给胡亥当老师，教他判案断狱。但是法律专业人士，与广义的知识分子毕竟不同。而且他们依旧只是政府法律系统的执行者，并不能主导任何思想文化。
第三部 成功是失败之母
11. 巨人的绝症
从春秋时期开始，知识文化已经不再是领主贵族的专利，而越来越向庶民阶层普及。到战国时代各国睁求贤才的刺激，已产生出广泛的平民出身的知识份子阶层。而正象苏秦“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告诉我们，寒窗苦读，真为了当隐士的，都只是传说。绝大多人还是为了要＂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踏上富贵之途。
汉代的东方朔曾一语道破：“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 ①。此诚如《史记－货殖列传》之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以，知识分子越多，他们的出路问题就越显著。
六国互争雄长的时候，可以说是先秦各家知识份子的黄金时代。如前文提到的齐稷下学宫，先秦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在那里得到优厚待遇，进行学术交流，探寻济世良方。当文化中心移到赵都邯郸时，文化人参与政治实践更加积极和直接，“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②，为一时之盛。
当时最活跃的角色是穿梭各国的纵横家们，如苏秦和张仪之流，此外还有法家和名家。这些人大抵来自秦国以外的地区，但其中许多到秦国当了＂客卿＂，对秦国的胜利做出过不小的贡献。如《史记·张仪列传》载：“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
不过统一以后，情况便急转直下了。纵横家们当然已经不再有用武之地。在禁＂私学＂、“禁游宦之民”的秦社会，其他各派学问也没有发展的空间。而即便在统一以前，法家的后来者也不再象李斯、范睢那样容易有出奇术以干禄的机会，韩非的命运即为明证。
当然，在吕不韦为相的时候，也曾召集门客三千，编著了一套《吕氏春秋》，包揽群说，“兼儒墨，合名法”《史记·吕不韦列传》）集文化之大成。吕不韦来自三晋，与法家没有渊源，对东方文化反更为热衷。然而他本是商人而不是学者，《吕氏春秋》对秦国的政治有多么大的影响，至少史书上看不出痕迹。
而且吕不韦虽然因扶立嬴政父子的大功而地位显赫，其思想却显然不为秦国主流政治路线所接受。他的失势实际上是与秦国当局的文化观相冲突的必然结果，所谓与太后的瓜葛只是借口罢了。吕不韦被谴之后，门客也都星散，其后再也没有步其后尘者。
虽然秦始皇亦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 ，但显然没有把他们的出路安排好。事后看起来，反倒象是把文化人士都召集到咸阳以方便监视而不全是＂欲以兴太平＂。而中央的博士官总共才七十人的编制，是大部分人无缘问津的。即使当上＂博士＂，也不过＂秩比六百石＂，级别既低，又无实权。大多数人除了炼丹采药、歌功颂德，就没有其他事可干，其地位等同于倡优弄臣。而吕不韦被诛后，官宦贵族养士的风气实际等于被禁止了。
综上所述，法家意识形态主导的秦国政治，对文化人士一贯是敌视和猜忌的，当时的情况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法西斯体制与言论和思想自由两者间水火不容，使得秦朝当局与知识份子最终翻脸。一场＂焚书坑儒＂，不但革了文化的命，同时也彻底革了知识份子的命。所以在秦朝社会，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消失了，不再能起任何作用。
＂焚书坑儒＂给秦政权本身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根本不是残暴二字所能概括。它不但使秦帝国在文化思想上失去了大统一的机会，也使得秦的统治完全失去了知识份子的支持。从焚书到坑儒，读书人的出路彻底断绝。难怪入汉近一个世纪以后，儒生们提起秦始皇还切齿痛恨。
秦末暴动风潮一起，知识界自然会积极参与到＂砸烂这个旧世界＂的革命行动里来。他们纷纷投靠起义首领，出谋献策。项羽还因为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被骂为＂沐猴而冠＂。
所以秦王朝的垮台，并非由于起义的力量多么强大，也并非由于自身的政权腐败无能，而是由于它没有自己的免疫和修复功能。没有阶级基础，没有文化的统一，也没有知识份子的思想凝聚，秦帝国就象一个畸形的巨人，力量强大到足以打垮任何对手，却因为体内一点小小的伤风感冒，就让它呜乎哀哉了。
①《汉书-东方朔传》
②《战国策·秦策三》
11. 巨人的绝症
从春秋时期开始，知识文化已经不再是领主贵族的专利，而越来越向庶民阶层普及。到战国时代各国睁求贤才的刺激，已产生出广泛的平民出身的知识份子阶层。而正象苏秦“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告诉我们，寒窗苦读，真为了当隐士的，都只是传说。绝大多人还是为了要＂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踏上富贵之途。
汉代的东方朔曾一语道破：“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 ①。此诚如《史记－货殖列传》之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以，知识分子越多，他们的出路问题就越显著。
六国互争雄长的时候，可以说是先秦各家知识份子的黄金时代。如前文提到的齐稷下学宫，先秦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在那里得到优厚待遇，进行学术交流，探寻济世良方。当文化中心移到赵都邯郸时，文化人参与政治实践更加积极和直接，“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②，为一时之盛。
当时最活跃的角色是穿梭各国的纵横家们，如苏秦和张仪之流，此外还有法家和名家。这些人大抵来自秦国以外的地区，但其中许多到秦国当了＂客卿＂，对秦国的胜利做出过不小的贡献。如《史记·张仪列传》载：“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
不过统一以后，情况便急转直下了。纵横家们当然已经不再有用武之地。在禁＂私学＂、“禁游宦之民”的秦社会，其他各派学问也没有发展的空间。而即便在统一以前，法家的后来者也不再象李斯、范睢那样容易有出奇术以干禄的机会，韩非的命运即为明证。
当然，在吕不韦为相的时候，也曾召集门客三千，编著了一套《吕氏春秋》，包揽群说，“兼儒墨，合名法”《史记·吕不韦列传》）集文化之大成。吕不韦来自三晋，与法家没有渊源，对东方文化反更为热衷。然而他本是商人而不是学者，《吕氏春秋》对秦国的政治有多么大的影响，至少史书上看不出痕迹。
而且吕不韦虽然因扶立嬴政父子的大功而地位显赫，其思想却显然不为秦国主流政治路线所接受。他的失势实际上是与秦国当局的文化观相冲突的必然结果，所谓与太后的瓜葛只是借口罢了。吕不韦被谴之后，门客也都星散，其后再也没有步其后尘者。
虽然秦始皇亦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 ，但显然没有把他们的出路安排好。事后看起来，反倒象是把文化人士都召集到咸阳以方便监视而不全是＂欲以兴太平＂。而中央的博士官总共才七十人的编制，是大部分人无缘问津的。即使当上＂博士＂，也不过＂秩比六百石＂，级别既低，又无实权。大多数人除了炼丹采药、歌功颂德，就没有其他事可干，其地位等同于倡优弄臣。而吕不韦被诛后，官宦贵族养士的风气实际等于被禁止了。
综上所述，法家意识形态主导的秦国政治，对文化人士一贯是敌视和猜忌的，当时的情况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法西斯体制与言论和思想自由两者间水火不容，使得秦朝当局与知识份子最终翻脸。一场＂焚书坑儒＂，不但革了文化的命，同时也彻底革了知识份子的命。所以在秦朝社会，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消失了，不再能起任何作用。
＂焚书坑儒＂给秦政权本身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根本不是残暴二字所能概括。它不但使秦帝国在文化思想上失去了大统一的机会，也使得秦的统治完全失去了知识份子的支持。从焚书到坑儒，读书人的出路彻底断绝。难怪入汉近一个世纪以后，儒生们提起秦始皇还切齿痛恨。
秦末暴动风潮一起，知识界自然会积极参与到＂砸烂这个旧世界＂的革命行动里来。他们纷纷投靠起义首领，出谋献策。项羽还因为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被骂为＂沐猴而冠＂。
所以秦王朝的垮台，并非由于起义的力量多么强大，也并非由于自身的政权腐败无能，而是由于它没有自己的免疫和修复功能。没有阶级基础，没有文化的统一，也没有知识份子的思想凝聚，秦帝国就象一个畸形的巨人，力量强大到足以打垮任何对手，却因为体内一点小小的伤风感冒，就让它呜乎哀哉了。
①《汉书-东方朔传》
②《战国策·秦策三》
结语 － 历史才刚刚起步 （全文完）
秦王朝是古代中国人建立统一国家的第一次、也是不成功的一次尝试。但它是个虽败犹荣的英雄，是世界国家制度史上的一朵奇葩。
秦代以政府直接主导生产部门的计划经济；细致周密、公平透明的法律系统；条令化、规范化的行政机制，无疑具有极强的现代性。秦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经济、律法、社会改造的综合手段造就的一个法西斯帝国。到２０世纪前的两千年世界文明史中，都难有望其项背者。
然而秦人走得太快太远，他们的创造远远超越了他们的时代，无法被一个正处在幼年期的农耕社会经济所长期容纳。因而在统一之后，当时的条件不允许它从军国主义向和平体制演变。而在目力所及的限度内已无可以征服的对象时，法西斯文明也就丧失了生命力。
秦王朝留下短暂而辉煌的一页之后灭亡了，但中华民族趋向＂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①的进程，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由于秦人忽视文化的努力，而把对全部的精力倾注于行政管理的完善，所以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技术样板。正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秦代的官制、郡县制、法律、等等被汉朝全盘接收，之后历代的发扬都没有脱离它的基本蓝图，使中国在近代以前一直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而秦人开创的中央集权的模式，依然影响着现代的中国。
任何一种文明的演进，都和人一样，有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秦朝亡国之惨，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但汉人不具备现代的科学研究手段，不能找出秦亡之根源所在。只得出于机械的观察，本能地反其道而行之。
汉初，经过秦末战争的血洗，地广人稀。凡登记在户籍內的编户， 可以依法佔田，即为私产。由秦代的＂授田制＂改为＂名田制＂，国有土地制度基本被抛弃了。地主私有制从此真正被确定下来，成为其后所有封建王朝的基本经济模式。此后土地兼并屡屡成为严重问题，只有通过改朝换代的重新洗牌来解决，任何内部的改革，如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都只能以失败告终。
秦以猛纠，汉以宽济。汉初政治崇尚黄老之道，政法务求宽简。在政府税收上，严守＂轻徭薄赋＂的原则。刘邦始定“十五而税一”，汉文帝、景帝时期，减至“三十税一”，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诸侯分封制度。
在政治及思想领域，首先是废除秦代“挟书律”，任诸子百家学说自由发展。②，“天下众书往往颇出” ③。汉文帝“欲广游学之路”，沿用秦代博士制度，广纳各派学说。周霸、衡胡、主父偃等人＂皆以《易》至大官＂④。同时积极为知识份子参与政治提供出路，汉武帝时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而之前＂文学＂已成为选官＂察举＂的标准之一。为广大平民阶层出身的知识份子打开了有进仕为官之门。
但是黄老之道的放任无为，亦暴露出它不可能成为维持统一所能依赖的长期路线。在汉兴七十余年之后，诸侯骄纵不法，元老功臣排挤皇权。“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⑤。
秦始皇的博士淳于越建议分封皇室亲族，以为枝辅。但刘邦时代异姓侯王的反叛、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皆证明诸候分封早已为时代所抛弃。但叛乱平定之后，情况依然不妙，“宗室有国，公卿大夫以下，争夺奢侈无限度。” ⑥
这时候人们重新意识到，高度中央集权乃大一统国家所必须。汉武帝一上台便着手改革。可贵的是，他的＂建元新政＂把思想文化政策作为首要措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统一政治思想，确立主流意识形态。＂儒术＂比起＂法术＂，显然更能担负起文化载体的重任。因为前者是一种哲学思想，而后者更偏技术。但儒学能被汉武帝看中，并为后代所有政权遵循，并不是偶然的。
儒家思想，归根结底是宗族宗法制度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也最适应中国农耕经济的社会结构。两千年来，儒家思想与宗族宗法制度、地主土地私有制相辅相成，把中国文化铸造成一个树大根深的体系，保证了这个文明的长青。葛剑雄说得好: “客观地说，儒家适合中国农业社会。汉武帝只是完成了儒家作为权威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如果儒家不适合中国社会，就算再有几个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没用。”
但是，“独尊儒术”，同时也是汉统治者重新捡起秦代思想禁锢的开始。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汉武帝初即位，曾下诏各地＂举贤良方正＂。丞相卫绾便上疏阻止：“所举贤良，或治刑名纵横之术，徒乱国政，罢之。”⑦
不难发现，这些言论，与韩非和李斯的法家思想如出一辙。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知识份子政策－秦朝不给知识份子任何出路；汉朝以后，给知识份子出路，但只有一条。
从汉代以儒家道德品行为标准的＂察举＂制度开始，到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天下平民知识份子的思想学术只能限制在一个标准大纲之内。自明初始，朱熹章句定为标准教材，连儒家范畴内的学术也＂标准化＂了。清康熙年间，思想界进一步僵化为理学独存，“钦定《紫阳全书》以教天下万世，其论遂归于一”⑧。这与商鞅所提倡的＂一言＂、＂壹教＂，又何其神似！
毛主席曾蔑视地说，秦始皇才坑了四百多个儒。其实真应该骄傲的不是他而是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他们以朱熹理学为锁链，埋葬了全中国的知识份子的灵魂。直到＂和平大一统的境界＂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
清末＂维新变法＂的失败，原因众说纷纭。然而对照秦统一后试图统一文化的失败，两者共通之点，皆因本身文化和社会基础根深蒂固，并且一贯适应原本的状态。所以改革几乎不可能。
从那以后的两百年来，中华民族曾多次被逼到命运悠关的转折点。正所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今后的中国，又当走向何方？
①钱穆－国史大纲
②《汉书·惠帝纪》
③ 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
④《史记·儒林传》
⑤《史记·平准书》
⑥《通鉴》卷16）
⑦ 荀悦《汉纪》
⑧ 民国《吴县志》）卷二十七
秦王朝是古代中国人建立统一国家的第一次、也是不成功的一次尝试。但它是个虽败犹荣的英雄，是世界国家制度史上的一朵奇葩。
秦代以政府直接主导生产部门的计划经济；细致周密、公平透明的法律系统；条令化、规范化的行政机制，无疑具有极强的现代性。秦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经济、律法、社会改造的综合手段造就的一个法西斯帝国。到２０世纪前的两千年世界文明史中，都难有望其项背者。
然而秦人走得太快太远，他们的创造远远超越了他们的时代，无法被一个正处在幼年期的农耕社会经济所长期容纳。因而在统一之后，当时的条件不允许它从军国主义向和平体制演变。而在目力所及的限度内已无可以征服的对象时，法西斯文明也就丧失了生命力。
秦王朝留下短暂而辉煌的一页之后灭亡了，但中华民族趋向＂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①的进程，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由于秦人忽视文化的努力，而把对全部的精力倾注于行政管理的完善，所以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技术样板。正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秦代的官制、郡县制、法律、等等被汉朝全盘接收，之后历代的发扬都没有脱离它的基本蓝图，使中国在近代以前一直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而秦人开创的中央集权的模式，依然影响着现代的中国。
任何一种文明的演进，都和人一样，有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秦朝亡国之惨，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但汉人不具备现代的科学研究手段，不能找出秦亡之根源所在。只得出于机械的观察，本能地反其道而行之。
汉初，经过秦末战争的血洗，地广人稀。凡登记在户籍內的编户， 可以依法佔田，即为私产。由秦代的＂授田制＂改为＂名田制＂，国有土地制度基本被抛弃了。地主私有制从此真正被确定下来，成为其后所有封建王朝的基本经济模式。此后土地兼并屡屡成为严重问题，只有通过改朝换代的重新洗牌来解决，任何内部的改革，如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都只能以失败告终。
秦以猛纠，汉以宽济。汉初政治崇尚黄老之道，政法务求宽简。在政府税收上，严守＂轻徭薄赋＂的原则。刘邦始定“十五而税一”，汉文帝、景帝时期，减至“三十税一”，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诸侯分封制度。
在政治及思想领域，首先是废除秦代“挟书律”，任诸子百家学说自由发展。②，“天下众书往往颇出” ③。汉文帝“欲广游学之路”，沿用秦代博士制度，广纳各派学说。周霸、衡胡、主父偃等人＂皆以《易》至大官＂④。同时积极为知识份子参与政治提供出路，汉武帝时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而之前＂文学＂已成为选官＂察举＂的标准之一。为广大平民阶层出身的知识份子打开了有进仕为官之门。
但是黄老之道的放任无为，亦暴露出它不可能成为维持统一所能依赖的长期路线。在汉兴七十余年之后，诸侯骄纵不法，元老功臣排挤皇权。“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⑤。
秦始皇的博士淳于越建议分封皇室亲族，以为枝辅。但刘邦时代异姓侯王的反叛、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皆证明诸候分封早已为时代所抛弃。但叛乱平定之后，情况依然不妙，“宗室有国，公卿大夫以下，争夺奢侈无限度。” ⑥
这时候人们重新意识到，高度中央集权乃大一统国家所必须。汉武帝一上台便着手改革。可贵的是，他的＂建元新政＂把思想文化政策作为首要措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统一政治思想，确立主流意识形态。＂儒术＂比起＂法术＂，显然更能担负起文化载体的重任。因为前者是一种哲学思想，而后者更偏技术。但儒学能被汉武帝看中，并为后代所有政权遵循，并不是偶然的。
儒家思想，归根结底是宗族宗法制度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也最适应中国农耕经济的社会结构。两千年来，儒家思想与宗族宗法制度、地主土地私有制相辅相成，把中国文化铸造成一个树大根深的体系，保证了这个文明的长青。葛剑雄说得好: “客观地说，儒家适合中国农业社会。汉武帝只是完成了儒家作为权威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如果儒家不适合中国社会，就算再有几个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没用。”
但是，“独尊儒术”，同时也是汉统治者重新捡起秦代思想禁锢的开始。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汉武帝初即位，曾下诏各地＂举贤良方正＂。丞相卫绾便上疏阻止：“所举贤良，或治刑名纵横之术，徒乱国政，罢之。”⑦
不难发现，这些言论，与韩非和李斯的法家思想如出一辙。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知识份子政策－秦朝不给知识份子任何出路；汉朝以后，给知识份子出路，但只有一条。
从汉代以儒家道德品行为标准的＂察举＂制度开始，到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天下平民知识份子的思想学术只能限制在一个标准大纲之内。自明初始，朱熹章句定为标准教材，连儒家范畴内的学术也＂标准化＂了。清康熙年间，思想界进一步僵化为理学独存，“钦定《紫阳全书》以教天下万世，其论遂归于一”⑧。这与商鞅所提倡的＂一言＂、＂壹教＂，又何其神似！
毛主席曾蔑视地说，秦始皇才坑了四百多个儒。其实真应该骄傲的不是他而是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他们以朱熹理学为锁链，埋葬了全中国的知识份子的灵魂。直到＂和平大一统的境界＂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
清末＂维新变法＂的失败，原因众说纷纭。然而对照秦统一后试图统一文化的失败，两者共通之点，皆因本身文化和社会基础根深蒂固，并且一贯适应原本的状态。所以改革几乎不可能。
从那以后的两百年来，中华民族曾多次被逼到命运悠关的转折点。正所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今后的中国，又当走向何方？
①钱穆－国史大纲
②《汉书·惠帝纪》
③ 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
④《史记·儒林传》
⑤《史记·平准书》
⑥《通鉴》卷16）
⑦ 荀悦《汉纪》
⑧ 民国《吴县志》）卷二十七
首先谢谢兄台的讨论和顶贴。
章邯率领的不是一帮做工的役夫，我文中已经着重指出了：他们是＂刑徒＂，是秦代社会最底层的＂次等人类＂。这一点很重要。
“由涉首事”自然不错，但是也要注意项梁一直在从事反秦的恐怖活动。即便陈胜没有“振臂一呼”，向项梁项羽这样的人物揭竿而起也很快会发生。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由涉首事”后全国各地极快地蜂起响应，也不能解释为什么陈胜吴广死后反秦运动更加高涨。陈胜只不过碰巧先走了一步而已。
章邯率领的不是一帮做工的役夫，我文中已经着重指出了：他们是＂刑徒＂，是秦代社会最底层的＂次等人类＂。这一点很重要。
“由涉首事”自然不错，但是也要注意项梁一直在从事反秦的恐怖活动。即便陈胜没有“振臂一呼”，向项梁项羽这样的人物揭竿而起也很快会发生。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由涉首事”后全国各地极快地蜂起响应，也不能解释为什么陈胜吴广死后反秦运动更加高涨。陈胜只不过碰巧先走了一步而已。
中国封建王朝的衰落，在经济、社会、吏制各方面有着深刻的原因。封建制度有其先天的痼疾，决定它一段时间就必然逐步走向崩溃。然后改朝换代，重新洗牌。以今天的人的见识，如果还跟古人一样，拘泥于“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等等这样表面的认识，那未免连古人都不如了。
中国封建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多大进步的原地踏步循环。这句话是不对的。从秦到清，中国的封建社会事实上一直在前人的经验上不断完善和改进。若不是通往世界的大门被强行打开，这套制度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对比一下中国的中世纪和西方的中世纪就很清楚，后来过时, 不代表当时不先进。您随便一句＂何必那么费力认真＂，难道这么多人在煮酒论史看和写, 都是吃饱了撑的？：）
中国封建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多大进步的原地踏步循环。这句话是不对的。从秦到清，中国的封建社会事实上一直在前人的经验上不断完善和改进。若不是通往世界的大门被强行打开，这套制度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对比一下中国的中世纪和西方的中世纪就很清楚，后来过时, 不代表当时不先进。您随便一句＂何必那么费力认真＂，难道这么多人在煮酒论史看和写, 都是吃饱了撑的？：）
@漫游国际 2012-02-03 10:07:37
@夏何 2012-02-02 07:18:08
@漫游国际 2012-02-02 02: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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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兄台洋洋洒洒万言书，哪能靠一两个证据说服，除非也象兄台一样下点功夫才行。所谓的义军的确不强，一个章邯率领一帮做工的役夫都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陈胜死后，要不是他所置遣而割据一方的诸侯竟相亡秦的话，的确也很难说，然一切的一切，都是“由涉首事”，若涉不“振臂一呼”，没看出来哪个诸侯有这个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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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贴是回复@漫游国际兄的。
@夏何 2012-02-02 07:18:08
@漫游国际 2012-02-02 02: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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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哈，兄台洋洋洒洒万言书，哪能靠一两个证据说服，除非也象兄台一样下点功夫才行。所谓的义军的确不强，一个章邯率领一帮做工的役夫都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陈胜死后，要不是他所置遣而割据一方的诸侯竟相亡秦的话，的确也很难说，然一切的一切，都是“由涉首事”，若涉不“振臂一呼”，没看出来哪个诸侯有这个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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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贴是回复@漫游国际兄的。
@zansan1 2012-02-03 22:49:10
这种形势的发展本身就充满着多种因素,应该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当我们用各种角度来观察他们,总能得到不同的片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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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不过各种因素里一定有一两个关键必要条件。我在文中得出的结论，就是我认为的关键因素。但是我不敢说我一定对，只能算是根据各种情况分析得出的一种看法，给各位有识者参考。
这种形势的发展本身就充满着多种因素,应该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当我们用各种角度来观察他们,总能得到不同的片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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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不过各种因素里一定有一两个关键必要条件。我在文中得出的结论，就是我认为的关键因素。但是我不敢说我一定对，只能算是根据各种情况分析得出的一种看法，给各位有识者参考。
@wwuugg 2012-02-03 17:50:53
这一块的研究确实太少了，秦作为第一个封建王朝。我们这个民族对他确实知之太少了。作为大一统华夏的奠基人，郡县制的实际执行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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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很好啊，一下子提出了这么多很有意思的话题。其中有些问题在文中试图解答过，有的没有。比如说北驱匈奴的数十万秦军精锐为什么突然消失了，这是很多人都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另一个发掘方向，只能留给高手为我们找答案了。在这里我谨提出一点个人看法。
首先，要提一下项羽和刘邦的差别。项羽是很愚蠢的，刘邦则比他更讲策略. 由于力量太弱小，刘邦入关中时很注意笼络关中秦民，不但约法三章，而且据近人研究，他没有触动当地既有的秦代制度和生活方式。这使得秦民对刘邦很有好感。
而项羽东归，把刘邦封在汉中，实际是帮了刘氏大忙。后来刘邦从汉中杀出，首先占据关中，也就是秦国故地，做根据地。为他出人出粮。这一点对他后来取胜起了很大作用。
回来再说秦北部边防军。任何一支军队再强大，背后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体系支撑，都会立刻瓦解。因为起义形势发展过快，很快杀入关中，而秦边防军大都是关中子弟，人心涣散很自然。
我在文中提到，由于秦的中央集权非常完善，领军者声望再高，对部队也没有个人影响力。那么在家乡沦陷、王朝覆没后，这支军队既不可能跟某一个统帅杀回老家去和起义军决一雌雄，那么各自逃散归乡是有可能的，后来项羽封在三秦的三个秦降将把他们收入自己的队伍里可能性也很大。
但不管怎样，在刘邦建立关中根据地后，这些旧秦军人加入汉军参与项羽的决战是最有可能的。我们大致记得，在刘邦被项羽屡次击败，陷入被动时。萧何从后方给他输送大量的兵员补充。这个后方，就是关中。
当然，目前这个想法只是通过推论得出，欢迎大家发表高见。另，秦末大起义造成了一次大倒退，这点我很赞同。
这一块的研究确实太少了，秦作为第一个封建王朝。我们这个民族对他确实知之太少了。作为大一统华夏的奠基人，郡县制的实际执行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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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很好啊，一下子提出了这么多很有意思的话题。其中有些问题在文中试图解答过，有的没有。比如说北驱匈奴的数十万秦军精锐为什么突然消失了，这是很多人都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另一个发掘方向，只能留给高手为我们找答案了。在这里我谨提出一点个人看法。
首先，要提一下项羽和刘邦的差别。项羽是很愚蠢的，刘邦则比他更讲策略. 由于力量太弱小，刘邦入关中时很注意笼络关中秦民，不但约法三章，而且据近人研究，他没有触动当地既有的秦代制度和生活方式。这使得秦民对刘邦很有好感。
而项羽东归，把刘邦封在汉中，实际是帮了刘氏大忙。后来刘邦从汉中杀出，首先占据关中，也就是秦国故地，做根据地。为他出人出粮。这一点对他后来取胜起了很大作用。
回来再说秦北部边防军。任何一支军队再强大，背后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体系支撑，都会立刻瓦解。因为起义形势发展过快，很快杀入关中，而秦边防军大都是关中子弟，人心涣散很自然。
我在文中提到，由于秦的中央集权非常完善，领军者声望再高，对部队也没有个人影响力。那么在家乡沦陷、王朝覆没后，这支军队既不可能跟某一个统帅杀回老家去和起义军决一雌雄，那么各自逃散归乡是有可能的，后来项羽封在三秦的三个秦降将把他们收入自己的队伍里可能性也很大。
但不管怎样，在刘邦建立关中根据地后，这些旧秦军人加入汉军参与项羽的决战是最有可能的。我们大致记得，在刘邦被项羽屡次击败，陷入被动时。萧何从后方给他输送大量的兵员补充。这个后方，就是关中。
当然，目前这个想法只是通过推论得出，欢迎大家发表高见。另，秦末大起义造成了一次大倒退，这点我很赞同。
@wwuugg 2012-02-03 17:50:53
这一块的研究确实太少了，秦作为第一个封建王朝。我们这个民族对他确实知之太少了。作为大一统华夏的奠基人，郡县制的实际执行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资料。
那支无敌于天下的秦军为什么20年内消失的风一样莫名？那架无比顺畅的政务机器为什么突然全部失灵？最后的抵抗居然是来自于一支刑徒军，秦军正规军就是不算在百越的赵佗部和驻守九原的边境军外。其余至少也要在20万以上的秦军怎么会突然消失了？这些都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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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扶苏也是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不光是宅心仁厚，而且对东方文化有浓厚兴趣，在秦始皇放宽文化政策的那段时间里，他似乎身边还有一些来自中原的文化人。而胡亥这时候正跟赵高学习律法，也就是秦国的法治文化。扶苏和胡亥活象一张牌的两面，预示着秦始皇死后秦朝的两个不同走向。结果是胡亥上了台。历史有时候看起来跟寓言一样。
这一块的研究确实太少了，秦作为第一个封建王朝。我们这个民族对他确实知之太少了。作为大一统华夏的奠基人，郡县制的实际执行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资料。
那支无敌于天下的秦军为什么20年内消失的风一样莫名？那架无比顺畅的政务机器为什么突然全部失灵？最后的抵抗居然是来自于一支刑徒军，秦军正规军就是不算在百越的赵佗部和驻守九原的边境军外。其余至少也要在20万以上的秦军怎么会突然消失了？这些都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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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扶苏也是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不光是宅心仁厚，而且对东方文化有浓厚兴趣，在秦始皇放宽文化政策的那段时间里，他似乎身边还有一些来自中原的文化人。而胡亥这时候正跟赵高学习律法，也就是秦国的法治文化。扶苏和胡亥活象一张牌的两面，预示着秦始皇死后秦朝的两个不同走向。结果是胡亥上了台。历史有时候看起来跟寓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