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贾谊和杜牧

春秋战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① 五百多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②直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国打破七雄并立的格局，彻底终结华夏大地上延续两千余年的＂万邦林立＂，开启了中华文明史的新篇章。

然而这新篇章的第一页，只延续了短短的十六年。

公元前２１０年夏，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当时，秦朝的疆域已经拓展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回归线以南），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③ 版图之阔，亘古未有。但始皇绝对不会料到，他咽气才不过十一个月，＂戊卒叫，函谷举＂，这个正处于极盛期的辉煌帝国，竟在顷刻间土崩瓦解。

封建王朝兴衰更替，在中国历史中属于常态，本无足奇。怪就怪在秦国能以神话般的速度除灭势均力敌的六大强国，完成开天辟地的统一大业，又在倏然之间灰飞烟灭。其兴何勃，其亡何速，千古独此一例，究竟原因何在？

乍一看，这似乎是个多余的问题。

秦之速亡，亡于暴政。汉初贾谊所作《过秦论》，有一句经典的总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政之暴虐，紧随秦后而写成的《史记》、《汉书》，都言之凿凿。历代史评、政论家，亦莫不众口一词。秦始皇修长城、起阿房；醉心于领土扩张，无限制地赋役征求。。。总之是民穷财尽，民怨沸腾。

另外还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是为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内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阿房宫的豪华壮观，以证实秦贵族如何穷奢极欲。一面是高压恐怖下的国民，＂刑戮相望於道＂；一面是奢侈无度的贵族，"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如此＂不爱其民＂，诚如贾谊所言：＂（其）亡，不亦宜乎？＂

然而，结论真的如此简单吗？被古人写的史书糊弄得多了，越是盖棺定论的事，越是不敢轻信。遍翻青史，掩卷而思，就难免要疑窦丛生。

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汉朝以反秦起家，加之对法家的敌视，汉代人写秦代的事，究竟有多少出于政治立场，又有多少属于客观事实？

我们先来看看贾谊和杜牧的两篇美文，是为了搞历史研究么？不是；是为了抒情泡妞么？也不是。要知道，借古讽今可是古代人拿历史来搞政治的惯常手法，读者不能不留些小心。

贾谊是汉初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所处的汉文帝时代，正是黄老之术大行其道，儒家靠边站的时候。他自己也遭到元老周勃、灌婴的排挤，下放到长沙，满腹忧怨，郁郁而终。文帝、景帝两朝，＂清静无为＂的幌子下，贵族骄横不法，君主极权也趋于强化。贾谊故去不久，汉武帝便把皇权专制推向了极致。

了解了这段背景，再看《过秦论》中"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的言语，贾才子到底是在责秦之过，还是在针砭时弊，恐怕就只有会心者才知道了。

而杜牧的《阿房宫赋》，作于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正是统治上层麻木不仁，骄奢淫逸的晚唐时期。杜牧写作的动机，据他自己说，就是看到 “宝历大起宫室, 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 ，意在警钟长 鸣。

杜牧的文笔堪称美艳绝伦，可惜阿房仙境的盛景，完全出于想象－因为今天考古发掘已经证实，所谓＂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直到秦亡之日，还连台基都没有打好。

当然，象贾谊和杜牧这样的一代名士，总不好轻易冠以大忽悠之嫌。而汉朝人写史，也总不可能全凭空穴来风。毕竟历代史学观点，大都站在他们一边。时至今日，历史表述方法更加科学。关于秦之＂无道＂，主流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

一、《过秦论》所说的＂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
二、骄奢淫逸
三、穷兵黩武、
四、力役繁重、

问题是，就算以上的＂暴行＂皆为事实，可翻开二十四朝历史，又有几代君王不可以适用同样的评语呢？而他们却大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偏偏秦朝如此短命，良可怪也。

秦兵马俑出土的一件件兵器实物，向我们叙说着当年秦军装备何等精良、阵容何其强壮。在扫荡六合之后，他们雄风未减，＂南平百越，北驱匈奴＂，锐不可当。但面对＂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乌合之众，这支军队却一败涂地，三年间被消灭殆尽。这又怎么解释呢？

看来，到底是什么导致秦朝的速亡，谜团远未真正解开。更遑论，人们两千年来坚信不移的这些指控，其实掺有很大的水分。为了探寻云遮雾盖的真相，第一步，有必要先来逐条辩析一下这些＂暴政＂。

不过，我的目的既不是要为秦始皇辩护，也不是搞什么＂密闻揭露＂。倒是希望用我蹩脚的解说，庶几，能呈现给读者一个真实的秦朝。

①《孟子-离娄上》
②《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一部 说说秦的＂暴政＂

1. 骄奢淫逸？

根据贾谊的说法，秦始皇时代在政治上似乎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乖乖了不得－＂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

可是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纳闷：这样的状况，似乎总该出现在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象两汉、晚唐、北宋、明、清，就实例不少。但秦并六国之时，何等生机勃勃，建国才十几年，还是第一代领导人，就能乱成这样，这合常理吗？

而且，虽然《过秦论》被《史记》全文引述，但从《史记－始皇本纪》的记载之中，却看不出丝毫乱象，相反，当时的国家机器似乎是健康而井然有序的。这岂不是有点自相矛盾？

太史公＂求同存异＂，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日本学者藤田胜久指出：司马迁的思想，受到过汉初儒学天人感应说的浸染。因而他写史有个一以贯之的历史观，那就是注重人的作用，认为＂人主＂的德才优劣是决定兴衰的关键。

所以他很赞同贾谊说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而且他着重笔墨于秦二世胡亥和赵高两个人的丧心病狂，引致国破家亡。两人表述稍异，精神却是一致的。

但问题又来了 －历史上比胡亥更胡作非为的少年君主不在少数，能在一年之内把国家彻底搞垮的，却绝无仅有。

当时的政治状态到底怎样？由于秦帝国存在的时间实在太短，其本身的官方史料早已湮没无踪。一直以来，人们只能完全依赖于两汉时的典籍。

所幸从１９７５年到２００２年，相继在云梦睡虎地和湖南里耶发现出土了大批秦代简牍，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从秦人自己的视野来审视当时社会基层的实况。令人惊异的是，它与史书所告诉我们的大相径庭。

这些秦简包括官方文书、日志、档案、律令，此处仅举两例。在《田律》中，有一条有趣的规定，庄稼生长后的降雨，和谷物抽穗状况这样的细节，要由县级农官向朝廷报告。如遇旱涝、暴风雨、蝗灾及其他自然灾害，更须及时向中央呈递详细的书面报告。

另外，还有一份《厩苑律》，规定牧人所养牛马，要定期接受乡里考核，养得最好的，奖励牧者十天的工钱（里课之，最者，赐田典日旬）。

类似的秦简为数甚多。看起来，这是一个高效运作而组织严密的政府，它的管理细致到全社会生产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跟后代封建政权对生产放任自流的方式迥然不同。

此外，从秦简里许多其他资料显示，在那个交通并不发达的时代，秦人维持着一个相当完善的邮驿网络，遍及全国各个角落，远至西南、辽东的偏险之地，甚至还在蛮族包围中的两广。

为保障通讯交通的畅通无阻，秦人还开始修筑从陕西直达内蒙的＂直道＂，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至秦朝灭亡，＂直道＂还未完工。其毅力和创造力实在令人惊叹。

当然，管得如此之细，工作量的繁重可想而知。秦始皇本人就是个每天批阅一百二十多斤文牍的工作狂。各级官吏就更不用说，他们终日劳形于案牍，且需曝露风雨，奔波于乡间搞调查。整年不得稍息，还动辄得咎。

以一管窥之，这些真不象是亡国之相。假如这些秦简不是秦人故意埋藏起来，专为向后人作欺骗性宣传的话，那么它们同《过秦论》的描写实在是很难联系起来。

那么，关于秦朝统治者＂奢侈无度＂的传说，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真的是＂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①所以才＂陈胜大呼，天下响应。＂的吗？

可是且慢，要知道，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们穷奢极侈，生活糜烂，乃是司空见惯的。而且其中还不乏享有盛名的＂有道明君＂。

比如说那位光荣的汉武大帝吧。宋代司马光评价他：“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②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总结：＂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还有素来以＂节俭自律＂而著称的唐太宗，其人在位的中后期，也兴致勃勃地在长安、洛阳等地，＂大起宫室＂。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为了解暑，唐太宗在临潼骊山顶上建翠微宫，落成三个月，又嫌不够气派，于是重修玉华宫，不久后又加筑楼宇相望，极尽奢华。还有位于东都洛阳的行宫，那还是隋炀帝的杰作，本已够豪华壮观，唐太宗仍多次扩建，增修“飞山宫”。“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③。

有人可能会问，那秦始皇陵呢？ 世传秦始皇陵何等豪华工巧，《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形容是，＂宮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之。。。以水银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汉书-楚元王传》也说：＂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

奇怪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 －用了七十万徒役（连筑长城都不到四十万人），保密工作却相当到位。秦始皇陵到底在哪？里面藏了些什么？从来没人说得清，更没人见到过。司马迁对于秦始皇营造宫室记载甚详，而对其皇陵却一笔带过。虽然距秦亡不到百年，连他自己也承认，史记里秦始皇筑陵的信息，只能访自民间传闻。在他之后的《汉书》，恐怕就更靠不住了。

《史记》倒是还提到：＂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这样一个人，能有多大的兴趣大张旗鼓地给自己筑陵呢？而且秦始皇死得十分突然，在死前曾收到多次＂神迹＂的警告，他自己都还不相信。在他死后不到一年便天下大乱，他的陵墓能否真的能象传说中那样神形具备，颇堪疑问。

看来，秦始皇陵目前只能按传说处理了，可秦代以后的帝王陵寝，奢靡之状却有许多考古发现为实据。此处不一一赘述。单提一下还算不上皇陵的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１９８１年发现于时，就出土了自武则天到唐末僖宗时期两百年间所埋藏的数千件稀世珍宝。

汉武帝和唐太宗的奢靡，却无不敛自民财。晚唐经＂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尚能费资巨亿迎送佛骨舍利。那么秦灭六国，各国宫室数百年搜刮来的珍藏尽夺而有之，出手阔绰些，亦何可怪？

然而汉武帝和唐太宗死后，他们的王朝不但没有立时灭亡，反而成为后世称道不已的＂汉唐盛世＂。足征奢侈亡国之论，同样说明不了问题。秦朝所谓的＂骄奢淫逸＂，跟后世帝王比起来，也只不过算个小康生活罢了。

①《淮南子－兵略训》
②《资治通鉴》
③《资治通鉴·唐记》

第一部 说说秦的＂暴政＂

2. "虎狼之国＂ 与 ＂严刑繁诛＂

早在战国时代，人们就说秦国是＂虎狼之国＂。

但耐人寻味的是，从商鞅变法的公元前四世纪初，到公元前三世纪末统一中国，秦国不断攻城掠地。不管战事有多么惨烈，却基本没有过屠城滥杀之事。

唯一的例外，是公元前26１年那起著名的屠杀四十万赵国战俘案。固然骇人听闻，却非无缘无故。

长平之战结束之时，六十万秦军已经伤亡逾半，并且是＂逾云中、九原＂①，道远千里而来，本已粮草不继。要把四十万降卒押解回国，几乎是不可能的。把四十万壮丁交还给赵国，就更不可想象。而且这帮人已经饿了一个多月，饿急了什么事干不出来？也难怪白起害怕出事，要把他们全部作掉。

不过后来，白起被秦昭王赐死，临抹脖子前，到底痛悔万分地说：“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 ② 足见其良知未泯。
，
相比之下，公元前206 年项羽入咸阳，把已经投降起义军的秦王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全部杀尽，就当这算是＂阶级清算＂，倒也罢了。他还纵兵＂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③ 。残害完无辜民众，洋洋得意地满载着抢来的子女财宝回老家去当＂西楚霸王＂。

直到了项羽垓下被围，走投无路，还叨叨什么＂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全不念及自己的暴行孽债，＂是足以死＂。单从这一点上看，革命家项羽比反动军官白起要缺德多了。

项羽生就一副短命相，其他人可没有这么倒霉。象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一路从蒙古杀到欧洲，屠城无数，杀人如麻，居然把个横跨亚欧的蒙古大帝国维持了两百多年。

后来满清入关，嘉定屠城，扬州三日，真是血债累累，却也开创了近三百年的盛世。甚至到它垮台之时，人们还死活不愿意剪掉那根辫子。

有人可能会说，残暴不一定是指对外，对内也要算。

人们听到秦朝这个名字，总会联想到严刑峻法。象出了名的＂连坐＂之法，还有连＂弃灰于道＂这样的小事也要受黥刑。老百姓姓动不动就犯法，不是掉脑袋，就是整成残废，真是“劓鼻盈蔂，断足盈车”、＂赭衣塞路，囹圄成市＂④。

最吓人的是，商鞅变法时＂一日临渭而论（处决）囚七百人，渭水尽赤＂⑤。这些还不够残暴么？

问题是，我们可能又一次被史书给忽悠了。

首先，商鞅一天杀七百人这件事，《史记》中不见记载，却出现在其后西汉末刘向的《新序》里。而刘向著书，胡遍乱造的东西很多，可信度很有疑问。但是秦代的法治如何严酷，历来只能以汉代人的描述为定论，例如上面提到的写的《汉书．刑法志》。好在现代有云梦出土的秦简，又一次颠覆了我们的成见。

据秦简中的所见《秦律》，对于涉及金额六百六十钱以下的偷盗罪，只处以黥刑和劳役。

相比之下，魏国李悝所制《法经》里，连路上检到钱揣自己兜里，都要挖膝盖骨（“拾遗者膑”）。而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则规定，故意让自己的牲口偷吃别人牧草，要处以死刑。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的确，秦国从商鞅时代起，就出现了很多残忍的肉刑，例如黥、劓、刖、膑、宫、斩脚趾等等。不过云梦秦简中又显示，这些可怕的刑罚，原来却时常转换成罚款，或可通过交钱来赎免，称作＂赀钱＂或＂赎钱＂。盖因秦人并非傻冒，知道劳动力金贵，不能动辄把人搞残废。所以各种肉刑甚至死刑，都各有明码定价，童叟无欺。

那么是不是交不起钱的穷人就要受刑了呢？也不是。因为这种赎金居然跟现在买房一样，是可以分期付款的。关于这一点，一个更加有趣的现象反映在湖南里耶出土的秦简中。

话说里面有一批阳陵县催督下属乡邑追讨罚金的文书，欠款人多是现役戊卒，所欠的钱从一万钱到数百钱不等。从时间上来看，这批文书已经在各级政府间辗转数年之久，也没有讨回一文钱来。大概这些穷光蛋本就不名一文，交不起钱，徒然浪费几根竹简，官府居然也就莫可奈何，不了了之。

①《战国策－燕策一》
②《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③《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④《汉书．刑法志》－班固
⑤《新序》－刘向

第一部 说说秦的＂暴政＂

3. 谁比谁残暴

当然，说起秦朝暴政，不能不提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本人。不过奇怪的是，纵观《史记》，只有引叙贾谊评论秦始皇＂不信功臣，不亲士民＂之类，都是些空话。除了＂焚诗书＂、＂坑术士＂以外，却几乎找不到什么具体的暴行。

秦始皇在位时，除了坑了四百多儒生，最有名的只有两件大案：嫪毐的谋反被诛，和丞相吕不韦的获罪赐死。这两个都是秦始皇深恨之人，但嫪毐党羽只不过枭首二十余人，其余的四千余家夺去爵位，迁移入蜀，转年秋季便又全部赦免。

吕不韦门生宾客众多，也只是按律将其中五百石以下官员迁移於房陵，连爵位都还保留。六百石以上官员，敢于凭吊哭丧的，才夺其官爵，迁移於房陵而已。

由是看来，法令严苛也有严苛的好处。至少照章办事，一视同仁，君王也不能因个人好恶而任意胡来。反过来看看那位被捧得很高的汉武帝刘彻，搞政治迫害可算好戏连台，一出比一出热闹。

这位号称＂千古一帝＂的刘彻，又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概括道：＂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而且“用法严，多用深刻吏＂。刘彻用法严到什么程度呢？

元狩六年（前117年），一位“以廉直”而位“至九卿” 的大司农颜异，被酷吏张汤告以＂腹诽＂的罪名下狱论死。＂腹诽＂，就是在心里面诽谤。请问你拿什么证明自己在心里面没有诽谤？所以只要沾上这一条罪，你基本上是死定了。

就为了这位"忌刻寡恩"的皇帝，与他同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还专门添了一部《酷吏传》。而"酷吏"一词，最早就是从汉武帝的时代开始见于史册的。

汉武帝一生重用过酷吏张汤、赵禹、江充等十一人，屡兴大狱，每一次规模都堪比后来清代的文字狱。而且他第一次大开杀戒，还是先拿亲戚们开的刀。比如著《淮南子》的那位淮南王刘安，还有衡山王、江都王，都先后身首异处，株连万余人。

最为骇人听闻的，还要算他晚年掀起的那一场声势浩大的巫蛊案。汉武帝曾经很迷恋神仙方术，上行下效，民间搞巫神鬼道之风极盛。但是到了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老迈多病的汉武帝开始怀疑有人用巫术＂咒诅＂害他，便在长安大肆搜捕所谓行＂巫蛊＂的人，一时间草木皆兵，人人自危。

八年后的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发展到了高潮，从京师、三辅蔓延到全国各地。官吏带着匈奴来的胡巫抓＂坏人＂。凭胡巫的一句话，就随意捕人，＂烧铁钳灼＂。绅民百姓屈打成招，相互攀告，无辜牵连被杀的先后共达数万人之多。

权力高层也倒了大霉，丞相公孙贺家被灭门，汉武帝的亲生女儿阳石公主、诸邑公主，甚至大英雄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都未能幸免。到最后，连太子刘据也被逼造反，于长安城中同＂保皇军＂混战旬月，最后事败被杀。

数年以后，汉武帝又回过味来，深悔逼死亲生骨肉。对＂清洗者＂展开了又一轮＂大清洗＂。

于是，凡在巫蛊案中用＂鲜血染红顶子＂的新贵，全部被论罪处死，很多还被灭族。其中为首的司隶校尉江充，虽然本人早在太子刘据兵变时已被杀，本算是因公殉职的，结果其亲属竟也落得个＂族灭＂，而二号人物宦官苏文，则在长安的横桥被当众烧死。这一来，又是几千人头落了地。

如此种种，足见秦人的所谓残暴，远远不能望后人项背。秦始皇的＂威刑＂，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比起来，可是要慈祥多了。嚼情的是，汉武帝死后西汉依然兴旺发达，秦朝却二世而斩了。可见残暴亡国说，也盖不足道。

第一部 说说秦的＂暴政＂


4. ＂穷兵黩武＂之辩

现代人还有个流行的观点，认为秦朝的灭亡是由于秦始皇过于穷兵黩武。乍看起来好象还有点道理。

几百年血腥厮杀刚刚结束，急需休养生息，秦始皇不顾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却连起大军，北驱匈奴，南并百越。不但消耗财力，兵役之重亦令百姓不堪承受。史谓：“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秦民见行，如往弃市” ①。为防范匈奴而修筑的长城，更是害民不浅，古人有诗为证： “嬴政驭四海，北筑万里城，民命半为土，白骨乱纵横。” 怎一个惨字了得！

支持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似可信手拈来 －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首倡者陈胜和吴广，便是在被征赴戍所的途中鼓动戍卒揭起反旗的。

扫兴的是，我们又一次被史书给骗了。

首先，秦朝修筑长城是不是真的死了那么多人，任何史籍上都一字未题，倒是后来的文学作品里渲染得沸沸扬扬。有鉴于杜牧在《阿房宫赋》里的杜撰，只好先把这段无头公案放下不表，先就有史可查的东西辩个分明。

如果把秦朝当作一个片断割裂来看，主流的说法自然是天衣无缝。但历史就象挂历，翻来翻去，总能找到不少参照，问题也就一个个冒出来了。

中国历史上能称为＂穷兵黩武＂的君主并不多，其中隋炀帝算是个坏典型。他连续三年，三次远征高丽，前后征发军士两百多万，尚不计数百万民夫。结果死伤惨重，生还者十无二、三。弄得天下尽叛，身死国灭，自是理所当然。不过另外还有一位热爱战争的仁兄，运气却要好得多－ 没错，又是汉武帝刘彻。

刘彻此公，可是很了不得。灭匈奴，通西域，开疆拓土。虽然古代封建史家对他大多不感冒，但自从五四运动以来，百年积弱的中国人便把他奉为神明、中华民族的骄傲。＂犯我大汉天威者，虽远必诛＂这句话，现在还有很多人爱挂在嘴边。曾在CCTV热播的连续剧《汉武大帝》，那片头语还如同广告词般的来了这么一句：＂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假如你知道这种＂尊严＂背后是怎样的难堪，将会是非常沮丧的。

汉武帝征匈奴，始于元光二年（公元前129年）马邑之战，终于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广利降匈奴。旷日持久的战争直打了四十多年，其中十万人以上的战役就有十五次。然而其＂业绩＂如何呢？连武帝的子孙都不好意思替他粉饰，《后汉书·南匈奴传》一句总结之：“昔武帝殚极天下，欲臣虏匈奴，未遇天时，事遂无成。”

＂未遇天时＂算是留情面的话。＂事遂无成＂的主要责任者，就是汉武帝本人。他好大喜功，每次出兵都大张旗鼓，押上天文数字的粮草军资，深入草原沙漠，与机动灵活，时分时合的匈奴骑兵周旋。不但很难捕捉到他们的主力，还时常遭到伏击。就算无功而返，自己拖死的人马比战死的还多。到最后，匈奴之患也没有根本解决，终两汉时期一直困扰着中原民族。

提起征匈奴，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的辉煌战绩，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却极少有人注意为这些战果所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在此仅以第二次定襄之役为例。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春，卫青与霍去病将各五万骑出塞，俘斩匈奴约九万余级，自己的人员伤亡近五万。两路大军带出去总共十四万匹马，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了三万不到。

象这样的损失，在历次战役中算是还好的。大多数时候，情况要糟得多。出征归来，＂汉兵物故十之六七＂、＂人马百不余一＂的惨状常见于记载。宋人吴箕在《常谈》中就毫不留情地揭露道：＂卫青凡七击匈奴，斩捕五万余级。霍去病凡六击匈奴，斩捕十一万余级。然汉之所丧士马，殆不止此。定襄之师，马不返者已十一万匹。赵信，李广，李陵，李广利，皆全师陷覆，武帝之功微矣！＂

人马的损失是直观的，而每次远征匈奴所需的粮草物资，士兵的犒赏，四十年间花掉了多少，就更难以计数了。经济的消耗对西汉社会的影响更是深远而灾难性的。在此仅就匈奴战争开始前后，西汉社会状况作个对比，天壤之别，可见一斑。

公元前１４０年，汉武帝初即位之时，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司马迁如此描绘：“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

普通百姓几乎人人供得起马匹，甚至聚会时连骑母马的都要受到排斥，被谢绝入内。连街道传达室老大爷都能吃上＂粱肉＂。这是一幅多么美妙的家给人足的图景。

但是５３年过去，汉武帝殡天西去之时，由于长期战争，社会和经济都已经千疮百孔：＂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四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②。全国人口锐减了近一半。

这就是所谓的＂大汉天威＂的锦衣下，掩盖不住的窘迫。

说了这么多，那么现在来看看秦始皇的＂军事扩张＂，又是怎样一个状况。

秦军留给后人的印象是作风勇猛，攻击性极强。殊不知，秦军在战术上更注重防御。他们进攻，以防御性的进攻为主。即每临战阵，必先高筑墙，深设防。先立于不可撼动之地，发挥其最突出的远程弩箭的优势给敌巨大杀伤。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中，秦军就是这样以加大纵深防御，堵住赵国的优势骑兵，最终战胜了势均力敌的４５万赵军。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也是采用这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于当年就把匈奴赶出河套地区，＂秦遂取河南地＂（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南及伊克昭盟地）。第二年再次出击，收复原属赵国的高阙（今内蒙古狼山中部计兰山口），阳山（今内蒙古乌加河北的狼山、阴山）、北假（今乌加河以南夹山带河地区）。仅用两年时间便结束了战争。

关于对秦代兵役过重的指责，我们应该注意到：汉武帝时历次征匈奴的主力军多是征召＂良家子＂，主要成份是自耕农和中小地主。战争的消耗，几乎毁灭了这个作为社会核心基础的阶层，丁壮人口锐减。时人描写当时的惨状：“军旅数起，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防御工事），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 ③

而秦朝在南平百越的军事行动中，则＂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等等有案底或被打入另册的的人成军，基本没有触动普通农民阶层。而这些出征的人在平略两广地区后，便得以恢复平民身份，留在当地立户定居，建立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把蛮荒之野建设成帝国版图内的行政和经济实体。

由此亦可看出，秦人的对外战争并非是为了炫耀＂大秦天威＂，相反更注重实际的效益。首先，从对匈奴、百越的战争所得土地，大部分是可耕地。如对匈奴战争一告段落，便在河套地区设立九原郡，增置了十四个县，并＂徙谪，实之初县＂－安置罪谪之人到那里屯垦。两年后再＂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去落户垦种，还每人＂拜爵一级＂作为奖励④。

同时，把战国时代的燕、赵、秦原有长城连接起来，建成一条长达万余里的防线，把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广大地区包在国门之内。这样一来，新设郡县不再是拉锯的战场，可以进行正常生产，即便不能成为国家的＂粮仓＂，至少经济上基本可以自给。

与之相较，汉武帝为了打肿脸充胖子，在遥远的荒原大漠上设置戍所屯兵，依赖后方万里转输给养，劳民伤财。两者优劣高下，一望便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霍去病死后，匈奴已经请和。汉武帝仍派李广利远征大宛、灭楼兰，掳车师、屠轮台，所到之处烧杀抢掠。针对匈奴的民族自卫，到这时已演变成一场可耻的侵略战争。其与秦始皇相比，谁更配得上＂穷兵黩武＂这一称号呢？

①《汉书·晁错列传》
②《汉书·夏侯胜传》
③《汉书·贾捐之传》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一部 说说秦的＂暴政＂

5. 关于＂古＂的忽悠

从２０世纪开始，另外一种说法也开始得到广泛认同。即秦朝对人民的沉重压榨和残酷剥削，是它覆亡的主因。实际上，这种观点仍未跳出汉儒思想的桎梏。

汉代大儒董仲舒说，秦时＂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於古。＂，＂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①。这也是历代最普遍的认识－秦王朝横征暴敛，穷尽搜刮，以维持军事扩张和庞大的工程建设，老百姓温饱难继，＂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①，难怪＂海内愁怨，遂用溃叛" 了①。

历代政论家常引此为戒。从上个世纪中期，阶级历史观盛行于中国大陆以后，尤其喜欢公式化地把所有封建王朝之垮台归咎于它剥削压榨，激化了阶级矛盾。这种认识固然不能说全错，但是若把历史的视野放得更广大一些，就会发现它亦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

鉴于有些同学很喜欢问一个问题：＂你说别人说的历史不准，凭什么你说的就准？＂的确，咱们穿越不回秦朝去，也没有学术权威的帽子，不能随便就说董仲舒胡诌。不过，只就经不起推敲的地方质疑一下，总是可以的。

首先，说＂三十倍于古＂、＂二十倍於古＂ －这个＂古＂的标准从何而来？很奈人寻味。所谓的＂古＂，依孟子所能追述的周代＂井田制＂来说，大致是各个封建领主分给其部民耕种十块田，收取其中一块田的产出为己有，正如杜佑《通典·食货典》所云：“夏之贡，殷之助，周之籍（或彻），皆十而取一，盖因地而税。”

＂井田制＂看似负担很轻，实则在那种社会制度下，劳动者所有财产包括人身都属于领主，其身份更近似于农奴。而在秦代，则是以个人为单位直接向中央政府上缴赋税，与＂古＂代封建领主向上一级领主层层缴纳贡献，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根本无法相比较。

且不说＂井田制＂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反正到了孟子的时代是已经荡然无存。

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里一段对话当中，宋国大夫戴盈之就对孟子说：“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所谓"今兹未能", 只是婉转的说法罢了。事实上，别说＂什一＂了，《左传》里已经赫然记载着齐景公时： “民三其力，二入于公”。放在当今，就相当于66.7%的个人所得税，各位请想象一下那是个什么概念吧。

当时列国诸侯为了频繁战争和享乐无度的需要，盘剥之法无所不用其极，百姓丰年仅足温饱，凶年则＂强壮者流离四方,老弱即死于沟壑＂，难怪孟子也要痛责他们＂是率兽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看起来，＂古＂并不见得象汉儒们说得那么美好。那么秦以后的时代，是不是就好很多呢？既然儒家喜欢借古讽今，那么就先来看一看董仲舒所在的＂今＂是个什么样子吧。

董仲舒生活在汉武帝的时代。当时，由于军费浩繁、加上武帝＂遂纵嗜欲，用度不足＂，盘剥之法无所不用其极。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增收＂算缗钱＂，即对商人的存款征税。为防止商人隐瞒财产，还出台了“告缗令”，“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即以被告者的财产一半为赏格。此令一出，天下人民纷纷互相检举，甚至多有诬陷他人求赏者，结果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

倒了霉的不仅是有钱的商人，贫苦小民更加难过。由于对匈奴战争中马匹消耗过大，元狩四年(前119)起，按人头征收“马口钱”，并大幅增加供马匹草料的“刍稿税”。其他车船税、牛羊税等等，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连三岁的小孩也要交税，《汉书·禹贡传》里说，“武帝征伐四夷，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 有的穷人实在交不起，以至于不得不弄死新生婴儿，惨痛如斯。

这样的压榨无异杀鸡取卵，广大中小民户纷纷破产，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关东流民已达二百万人，还有四十余万人则没有户籍。天汉二年（前99）开始，南阳、楚、齐、燕、赵等地，农民起义频繁爆发，攻城掠地，诛杀地方官吏，统治几乎崩溃。武帝死后，整个两汉期间，虽然曾有过几次＂轻徭薄赋＂的短暂尝试，但大多数时侯盘剥有增无减。如此＂暴政＂，应比秦朝相差无几，依然得以延续汉家二百年天下，而秦王朝却＂二世而斩＂，命运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然而这不算什么，如果抛开成见，细察秦代之＂力役＂和＂田租口赋盐铁之利＂的实际情况，你就更加会感叹命运的不公了。

①《汉书·食货志》

第一部 说说秦的＂暴政＂


6. 细观秦代徭役有多重

看起来所谓的＂古＂并不是黄金时代，那么秦代＂力役三十倍于古＂，真相又是怎样呢？

古代平民除租税外，还要承担政府派给的无偿劳动，官名为＂徭＂，后来通称＂徭役＂。秦代的徭役繁重得出格－在大多数人眼里这几乎是常识，似乎在史籍记载中实证也不少。

秦在统一天下之后，短短十几年间完成了多项浩大的工程，动用的人力相当可观。据说修筑长城，征用了四十余万＂徒隶＂，筑阿房宫、郦山宫，＂发徒刑者七十馀万人＂，其他修＂直道＂、＂驰道＂、浚通水路，等等，调用上万＂刑徒＂的事经常可见。所以钱穆在他的<<国史大纲>>就断言：＂秦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之力逾量＂。

可惜，钱穆固然学问渊博，但他对＂科学史观＂不太赞同，所以在这里犯了个先入为主的错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参与筑长城，修宫室的这些人，并不是一般的平民，《史记》中说得很清楚－他们是＂刑徒＂，即是今天的＂劳改犯＂。

在＂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里，书生万喜良被抓去修长城，这是西汉时刘向在《说苑》及《列女传》里的编造。实际上，秦代所有见于记载的劳役，几乎都说明是用＂刑徒＂。这与钱穆说的＂使民之力＂的＂徭役＂是完全不同的。

上文曾经提到，出于对劳动力的需要考虑，虽然秦时有很多吓人的肉刑，但其实大多数都被转换成劳役或罚金。交不起罚金的，就当作欠政府的债，最后也只有通过劳役偿还。

这些＂劳改犯＂人名目繁多，不少到汉代还在依然沿用。按专业划分，有筑城（实际上负责所有建筑工程）的＂城旦舂＂、从事生产或家内仆役的＂隶臣妾＂（有时还被赏赐给有军功的人）、担当官府杂役、手工业生产劳动的鬼薪（男）和白粲（女）、以劳力抵债的＂居赀赎责（债）＂；还有其他＂役作＂、＂髠钳＂等等，不一而足。

他们的待遇并不完全一样， 但同时被征用去参与工程建设的时候，往往都被通称为＂刑徒＂。

刑徒，在秦朝是有别于普通平民的一个特殊阶层。秦代法网密布，老百姓动不动就获罪。所以＂刑徒＂在人口中占的比重相当大，成为国家可以集中掌控的巨大劳动力资源。由于刑徒阶层的存在，秦代得以迅速完成许多耗费几十万人力的浩大工程。这些项目有些当然是为最高统治者的享受，如＂大起咸阳宫室＂；但有的也为后世造福不浅。

例如为加强西北边防而修的＂直道＂，南起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北）、北抵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堑山堙谷，千八百里＂①，两年半即粗可通车；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开始修筑＂驰道＂，次年即可“东行郡县”②；还有通往西南夷地区的＂五尺道＂和沟通岭南地区的＂灵渠＂等一系列的水陆交通路线，都是不过数年即成 。

当然，大量平民获罪沦为苦役犯，不能不说是十分苛酷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劳改大多是有期徒刑，短则数月，多则数年，并非终身为奴。如东汉人卫宏写的《汉旧仪》就提到：“秦制，鬼薪三岁，女为白粲者，以为祠祀择米也，皆作三岁。” 服刑期满，还可＂复身＂为平民。

那么反过来再看看秦代通常意义上的＂徭役＂之繁重程度，在封建历史上，是否真象传说中的那样鹤立鸡群呢？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一方面迫切需要劳动力，另一方面要靠天吃饭。然而秦代前后的许多封建政权，滥用民力、“失农桑时”的现象，不绝于史书。“苛吏徭役”，“征发如雨”③，往往对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唐代杜甫的《兵车行》里，就有一段生动写照：＂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在这一点上，秦朝政府的态度如何？下面就谨例举一下从出土秦简中找出来的几处记录，窥一管可知全貌。结果可是相当令人惊讶的。

在云梦秦简中的《徭律》云：禁苑“其近田恐兽及马牛出食稼者，县啬夫材兴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缮之，不得为徭。” 意思是皇家禁苑的围墙，由县啬夫督促其旁田地主人，＂无贵贱＂，按拥有土地的多少出人力修缮，明确规定＂不得为徭＂。

另外在湖南里耶出土秦简中，发现了一则始皇二十七年二月，一个名叫＂礼＂的洞庭郡守向下属乡县传达的条令：“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徭）。” ④ 意思是运输物资的活计，要先使用刑徒，遇有紧急而情况人手不够，才能征民为徭。否则＂不欲兴黔首＂。（黔首为秦语，意即老百姓）。

即便有些活计非要征百姓劳役不可，郡守＂礼＂也严厉警告说：＂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⑤ 。意思是可以减省民力，而没有减省的，负责官吏要受到县府劾责，按＂律令＂惩处。足见当时对于使兴发徭役的限制是多么严格。

与此相反，仅以汉代为例，徭役就已经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官吏、豪贵都可以在国家本已沉重的徭役负担上，还随意征派民夫，简直罔顾小民死活，这在历史记载中十分常见。以至于汉宣帝于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不得不连下诏书呼吁，要“吏务平法”，不许“擅兴徭役”。

皇帝虽然三令五申，但是根本于事无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最高统治者本身。想当初，汉武帝为自己修筑茂陵，征发了数以万计的农民，耗费了整整53年的光阴。汉儒指责秦代＂力役三十倍于古＂，真象是在抽自己的嘴巴。


①《史记·蒙恬列传》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汉书·魏相传》
④ 湘西里耶秦代简牍J1［16］5号正面
⑤ 胡平生－ 《读里耶秦简札记》

第一部 说说秦的＂暴政＂


７. ＂二十倍於古＂牵出的真相

秦代＂力役三十倍于古＂，原来是一场忽悠。那么＂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於古＂呢？我们再来破解一下。

秦始皇时代征收赋税几何？ 除了汉代人一些粗略的议论，具体的数据已无从知晓。让我们姑且相信班固在《汉书·食货志》内所说，是“收泰半之赋” 吧。根据唐初颜师古的注解：“泰半－三分取其二” ，那么跟前面提到的春秋齐景公时代 “民三其力，二入于公” 一模一样。这么看起来，不是＂二十倍於古＂，应该是＂同于古＂才对。

当然，仅满足于揪语言上的小辫子是不够的。下面，就来逐条看一看秦代的＂田租口赋盐铁之利＂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朝向人民所征的基本税收，分田租和口赋两项。而班固所说“收泰半之赋”，则明显是把＂租＂和＂赋＂混为了一谈，或者说包在了一起。实则两者是有相当区别的。

＂田租＂就是以田亩为单位上缴的谷物。云梦秦简中的《田律》记载：＂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每）顷入刍二石，稿三石＂。＂刍＂指庄稼秆，＂稿＂是杂草，都是牲畜的饲料，并非正式的田租。作为正式田租的粮食应该交多少，可惜却没有提到。

“赋” 的本意指因战争或军事需要而征收的税。到春秋时期，列国通常还是依据纳税人所拥有田产的多少而征＂赋＂的。到秦孝公时，则＂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秦国便开始按户口征赋，后来秦惠王时吞并巴中，便规定：“其民，户出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 ① ，这就是“户赋”。

到秦昭王时，最终改成了按人头征赋，称为＂口赋＂。这时候的秦国已经囊有空前广大的领土，正处在大统一的前夜，然而赋税反有所减轻。秦昭王划巴蜀地区为黔中郡时，＂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 ② 这就是后代人头税的雏形。

虽然秦朝同时征收＂田租＂和＂口赋＂，但湖南师范大学冷鹏飞教授指出：＂秦代农业税收主要集中在人口而不是土地＂③ 。虽然我们在前文已经揭露汉武帝时也有＂口赋＂，而且还不轻。但这一按人丁纳赋之法，自董仲舒开始就一直被历代儒家所诟病。乍一看，批评者似乎还满有道理－人本来贫富不均，不根据财产多寡来取赋，却让每个人平摊同样数额，这不是诚心欺负穷人么？

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 《文献通考》就抨击说：“秦坏井田，任民所耕” ，对于每人占有耕地的多少，既无限制，又“无所稽考” 。结果还不拿土地占有量来衡量对个人“赋敛之厚薄” , 反而“ 舍地而税人”，简直是“ 其谬益此为甚矣。”

马端临不知道，“ 其谬为甚”的，恰恰是他自己。

从战国末期开始，以自耕农或地主拥有土地产权的私有制形态，成为中国农耕经济的核心，在华夏土地上延续了整整两千多年。马端临所生活的宋末元初，自然也包括在内。

所以他犯了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用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经验去认识古代社会。而秦，偏偏又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国度，它与马端临所熟知的那种社会经济形态迥然不同。

这话从何说起呢，就从上引秦简《田律》：＂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的＂受田＂二字说起。受田，即“授田”。“所谓授田，就是国家把国有土地以份地形式分配给农民” ④。

农民耕种＂授田＂，并缴纳＂田租＂－当时与＂口赋＂并列的另一项主要税收。要注意的是，秦代的＂田租＂与后代的＂田租＂意义大不一样。后世的＂租＂是税－对田产收获所征的税目。

但秦代的＂租＂，却与今天租房租车交的租金是一个意思。云梦秦简中有一篇《法律答问》，提到如何监督基层小吏管理授田，便有 “已租诸民＂一句，可知授田即等于国家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而收租。正如租来的房，住不住都要交租金，同理，授给的田，也不管你种不种，＂无垦不垦＂，该交的东西一分不能少。

这种授田制正是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基本田制，一直延续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⑤。从商鞅提出 “制土分民”⑥ ，按户授田开始，发展到到后来的＂计口授田＂，与秦国税制从按户征赋到计口征赋的演变恰恰吻合。而且田地既然按人丁来定额分配，那么田租实际上也是跟人走，秦国“ 舍地而税人”的原因，正在于此。

既然土地由国家授给，那么生产所须的其他东西又从哪里来呢？在《中国通史》一书中，白寿彝根据《秦律·仓律》中的记载作出了判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还为农民提供籽种、耕牛和农具等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国家出地，出工具、出成本，农民只出劳力，几乎相当于国家的雇佣工人。这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何其相似！只不过现在是交公粮，那时以交租的形式而已。

总之，是产出的大部分归国有，小部分自留，就丝毫不奇怪。而汉儒不通，竟责之曰＂见税什伍＂、＂收太半之赋＂，实在是出于无知。难道后来的封建时代里，自耕农在自己的私有土地上生产，交的税却几乎同样多，反倒还要公平些么？

说到这里，我们大致已可明白。秦朝那些所谓的残暴、奢侈、昏乱、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等等＂罪行＂，其实都经过了相当的歪曲和夸大。这些所谓＂暴政＂之端，秦朝与后来的诸多封建王朝相比，差之远矣，更不可能促使它如此迅速的覆灭。

这其中，以汉儒所书谬误最甚，而且由于后代研史多秉承汉代典籍为第一手资料，其流毒深远，误人多矣。

这时候，有的看官难免要不耐烦而发问了：任你说得天花乱坠，那秦朝毕竟是二世而亡了。你说别人说的都不对，那么你倒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吓？ !

莫慌，解释要合理，不是三两句说得清楚。现在先给出一个提示：秦朝之所以能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促使其成功的因素，也恰恰就是令其速亡的根源。

不信么? 接下来就让我慢慢道来。千言万语，追本溯源，还得要先从商鞅变法讲起。

①《后汉书·南蛮传》
②《七国考·食货志》
③《论中国古代农业税制的发展演变及其社会效应》
④ 白寿彝 －《中国通史·第三卷 上古时代》上册
⑤ 袁林 －《战国授田制试论》《社会科学》（兰州），１９８３年第６期。
⑥《商君书·徕民》

第二部 强国之路

1. 秦国的源起和困境

史记上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历事舜、禹，于商代已经显赫。有很多人据此便认定秦人属西迁的华夏族。但中国古代各民族包括匈奴，大都能从上古神话传说里攀上个祖宗，不足据此为凭。近来又有考古研究发现，秦人可能是商亡后被周室西迁的东夷、商的重要盟族 - 奄人的一支。

不管怎么说，后来秦国的发源地在陇西，深处戎狄杂居的化外之地，他们的民族成分甚有可疑。

尤其是在文化上，秦显然是周文化圈所排斥的化外之邦。直至春秋之末，原始野蛮的人殉习俗在秦国还相当普遍。春秋中叶秦穆公死时，曾用一百七十七人殉葬，其中还有当时三大名臣奄息、仲行、针虎。可见秦的宗教信仰与中原有明显差别。考古发现的秦国丧葬制度，也与东方六国截然不同，大多保留着东西向屈肢葬式①。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嬴氏族群最早有史可考的先祖是造父，被周穆王封于赵。他的侄孙非子，被周孝王封在秦地。这两人一个是驾车的，另一个是养马的，等于王室家奴，虽然有地，也不能算诸侯，而是和出身荆蛮夷的楚一样，只能称做＂子＂。

秦、赵原是同根同祖，都姓嬴而称赵氏，所以始皇嬴政又名赵政。然而到战国末期秦、赵间的厮杀最为惨烈，真是相煎何急。

造父一支后来成为三晋士大夫，更早地融入了华夏族文明，而秦族则地处西鄙，俗类戎狄。不得＂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② "翟"也就是狄。一直受着番邦的待遇。

秦的发迹，还要归功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攻破镐京，国破身亡。嬴族的赵开忠于周王室，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建立东周。周平王心一热，许诺赵开说只要＂秦能攻逐戎＂，就可以拥有西周故地 ② 。

这时秦才得以名义上正式成为诸侯，但赵开和他的子孙们还需要与西部的蛮族展开激烈争夺，到秦穆公时，才“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② 。

发是发起来了，但秦国文化上的落后并没有得到改观。穆公死后，秦国还进入了漫长的衰退期，逐渐被东方各国的迅猛发展甩在后面。而正当此时，崤山以东的中原大地上却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动荡与变革。

中国上古三代的国家制度，如吕振羽在《中国上古社会研究》一书中所指出，是直接脱胎于原始的氏族公社。血亲氏族的首领逐渐成为贵族领主，其领民和领地则是原来的氏族成员和氏族公社土地，也就是东周早期尚存的＂国人＂和＂公田＂的历史渊源。

西周初期，上承夏、商文化，完善了按亲族宗法关系分封诸侯领地的制度。但到了东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周王室的衰微，这套贵族领主制开始不可避免地趋向瓦解。贵族士卿之间的侵夺兼并，新兴工商业财富阶级的兴起，原有的封建等级关系无人再去遵守。这也就是孔子说的＂礼崩乐坏＂。

从此，占有财富和土地的多寡，越来越取代血统的高低，成为权力和地位的基石。在列国间，封建领主阶级在走向没落，经济生产方式向地主所有制转型。这固然是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后来一直折磨着历代封建王朝的不治之症－土地兼并。

在这个沧桑巨变的过渡期，地主虽然是一个新的阶级，但其主要成分却还是来自旧的贵族士卿们。这些人有特权的便利，得以摄取大量土地，那些不能顺时而动的领主贵族们和＂国人＂则纷纷破产失地，以至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③

掌握了土地，也就掌握了人口和财富。过去的贵族身份虽然已不再重要，但他们又成为强宗豪右，可以把持一方之政，有生杀予夺之权，使各国原有的君主受到严重的威胁。

公元前五世纪，鲁国卿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号称＂三桓＂，把持国政；公元前4５３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386年，几代前从陈国流亡到齐国而成为世卿的田和，废齐康公自立。

而秦国自秦穆公死后百余年间，国弱君微，氏族贵族废立国君的事屡屡发生。由世卿推翻旧君而建国的诸侯中，尤以魏国任用李悝、吴起，而迅速崛起，步步挤压秦国的生存空间。太史公总结当时的情况说：“秦以往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 ④

这对秦孝公来说，是个非常不好的兆头。虽说他颁布求贤令时说＂诸侯卑秦＂，＂耻莫大焉＂④，但实际上对稳固自己君主权的急迫，可能更超过对强邻魏国的恐惧。所以才重赏求贤，不惜＂与之分土＂。

秦国能走出时代的困境吗？ 还是会象当时许多非主流文化一样，逐渐衰弱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卫鞅从魏国来到了秦国。

①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文博》1990年第5期，页10。
②《史记－秦本纪五》
③汉, 荀悦－《汉纪·武帝纪四》
④《史记－秦本纪》

第二部 强国之路


２. 变法的版权

古今谈变法，始必称商鞅（原名卫鞅)。其实商鞅来到秦国的时候，渐进式的变革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变法也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名词了。

西周末，周宣王废止王畿内的籍田，结束了＂公田＂、＂私田＂之分。古代封建领主制下的＂贡＂、＂彻＂、＂助＂也已成昨日黄花。齐国于桓公十九年(前668年)用管仲之策， “相地而衰征” ① ， 只是氏族公田制的框架还依然保留。鲁宣公十五年(前594)， 鲁国“初税亩”，正式废除了井田制，承认私人对田地的永久占有，开始“履亩而税” ② 。

儒家一向是反对法家的，不过公元前554年，中国第一个进行系统改革的人，就是被孔子赞为＂仁人＂、＂惠人＂的郑国士卿子产。子产把土地私有制明文确定下来，并开始征收军赋。子产最至关重要的一项成就要算＂铸刑书于鼎＂，为后继改革者开法治先例。那时候，法家作为一种学说门派还未出生。

进入战国时代，杀伐攻战更加激烈了，各国都急于富国强兵。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国首先开始变法图强。反映当时私有制之普遍发展的的一个侧面，是魏文侯任用李悝，“以为王者之政莫急於盗贼” ③。于是＂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 ④ 。如前文所述，李悝所制刑法极为残酷，并且后来多被各国所仿效，不惟以秦独苛也。

魏国变法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其一乃统一掌握土地规划以＂尽地力之教＂。其二为＂平籴法＂，即政府囤积粮食，视年岁丰歉而收放，以稳定粮食价格，“取有馀以补不足”。既保障农业生产者，又防止饥荒。

参与李悝改革的，还有战国名将吴起。吴起独创了一套兵役选拔制度，使得魏国的士兵以擅长勇力技击而天下驰名。他们两人通力合作，“国以富强” ⑤。魏国在战国初最早崛起称雄，向西屡次重创秦军，夺取秦西河地区，封锁了关中同东方的交通，令秦国的处境窘促不堪。

李悝死后，吴起因受谗害而逃往楚国，受到楚悼王赏识，任为令尹。便依照李悝的改革妙方，在楚国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

楚国比中原文化落后，领主贵族还没有象中原各国那样日暮途穷。吴起便首先把矛头指向这些旧贵族阶层，制定“减爵禄之令”，“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 。⑥ 并且“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 ⑦。这些措施使楚国迅速强盛，北败三晋，南平百越，吞并陈、蔡，拓地数千里。

李悝和吴起在魏、楚开变法之先河，列国纷纷仿效。据考古发现，连夹在齐、赵、之间的小国中山，都建立了相当进步的政治制度。

但是前前后后的变法运动，或是人亡政息，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失效了。而私有制带来的土地兼并顽疾，到战国后期更加严重，并产生出更显赫的权贵势力，与变法加强王权的初衷背盗而驰。

战国后期的＂四公子＂就是典型的例子。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他们门下田庄无数，养士数千，他们可以窃虎符调军队，可以左右外交和战。权倾内外，交接诸候。他们各自的君主，都不得不生活在他们的政治阴影里。

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有一段记载：赵括的父亲赵奢早年任田部吏，负责收租税。平原君家一向是拒缴租税的，赵国当局也不敢管。但遇上赵奢这个硬茬，＂奢以法治之，而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奢＂。而赵奢也不能依靠王法的保障，只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才逃过一死。足见平原君拔扈之程度。

而从包山楚简之中亦可发现，楚国直到战国末年，依然存在国王与各大封君鼎足而立，分享政权的局面。

这些改革没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究其原因，在于它们既片面又不彻底。李悝的主要作品是刑法，而吴起的专长则在军事。＂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都只是经济调节型的政策，并未触及灵魂深处。

魏文侯在任用李悝的同时，还师奉孔子的门徒子夏。所以魏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个法家、儒家、兵家思想的奇怪的杂交品种。

李悝也好， 吴起也好，虽然都打击了＂世卿世禄＂的贵族们在土地和政治上的特权，把地主私有制进一步合法化，却都没有能够预见到由此产生的新问题。

七国变法，只有秦国坚持到了最后，那么商鞅究竟有什么秘诀呢？

①《国语-齐语》
②《春秋公羊传》
③《晋书卷三十刑法志》
④《唐律疏义卷一》
⑤《前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⑥《韩非子－和氏》
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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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商鞅的秘诀

人们谈到商鞅变法，总是分条列目，一二三四。好象这些都是各自孤立的政策，只分别在不同的领域产生作用。兹举出史策上大书特书的几样如下。

第一是“坏井田，开阡陌”。后人据此以为商鞅就是废除井田制的首创者。其实如上文所及，早在两百年前，从鲁国“初税亩”开始，井田制就已经在各国逐步废除。只不过秦国文化落后，到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才开始“初租禾”，亦即计农产多寡而收税。

第二是军功爵位制度。但这也是李悝、吴起变法时的老套路，并早被各国纷纷仿效。只不过到商鞅手里，将其更加具体和明细罢了。

第三样，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商鞅对于法律的狂热。好象那些繁复严密的法律条文，都是商鞅一手所制订。其实以最著名的＂什伍连坐＂之法为例，就并非商鞅首创。在孝公的前任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国已经开始“户籍相伍”，还是秦献公从邻居魏国抄袭而来。而连坐之法，更是从李悝的《法经》基本照搬。

事实上，从“徙木立信”以及太子犯法而刑其师公子虔的事例便可看出，商鞅更加重视的是法治原则，而不是细节。

宋代王安石有诗云＂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亦说：“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 。说明商鞅努力实现的是＂信＂，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有法必依＂。

所以，按照传统方法，割裂来看商鞅变法的各项政策，似乎都是炒李悝和吴起的冷饭，毫无新意。但实际上，商鞅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抄袭者，他的变法有一个核心的主题。

所有田制、军功、法律、户籍、重农抑商等方面的措施，实则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围绕着这个主题，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这个主题就是国有制经济。

商鞅来自中原， 对新的时代弊端深有体会：“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 ①。所以他的改革与前辈们是形同而实异，比时代的潮流走得更远。

商鞅 “开阡陌封疆” ，不但取消了旧贵族领主对土地的占有，而且连各国已经确立的私有制，也予以彻底的否定。所以“商鞅实行的田制改革，其实质就是土地国有化”，而并非私有化。②

土地国有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前文提到的＂授田制＂。战国时期的东方列国，以及后来的封建王朝，虽然也出现过＂授田＂，但那些田一经授给，即为私产。而秦国的授田，如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所指出：＂土地的所有权并不属于农民＂，既不能继承，也不能转让。

而且这些土地按人头分授，谁也不能多占。根据《商君书·徕民》里“制土分民”的原则，地方百里，约耕地五百万亩，“可食作夫五万”。所以董仲舒说秦代农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③, 完全是胡诌。秦代根本没有什么＂豪民之田＂。

那么土地既然不能买卖，岂不是成了平均主义大锅饭了吗？田种得再好，也没有了发家致富的途径，这样的秦国还有什么混头？且慢，出人头地的机会当然有，那就是商鞅之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军功爵位制度。

商鞅制定二十级爵位，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废除了领主贵族＂世卿世禄＂的特权。这大家都知道。爵位的高低，完全根据军功的大小而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④ 。通过奖励军功而提高了战斗力，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但是最最至关重要的作用，却不是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商鞅的爵位制度，不是为了仅仅有所“显荣”，而是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的。《商君书·境内》规定，军士能斩首一级的，“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益＂，就是在本来该授田的定额上再加一顷，并且，连宅基地都是拜国家所授。

也就是说有爵位者，所得＂授田＂可以比普通百姓高出很多。由初级的军功爵位上推，直至官僚阶级的上层，一律按此原则办理：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④。爵位高者不但获受田宅，还得到＂臣妾＂从事生产和家务。

但是以上情况下，个人也没有土地所有权。不管爵位多高，这些所＂名＂的田宅也不归私人永久占有，更不能买卖，而是要＂身死田收＂⑤。在云梦秦简中的《秦律杂抄》可见一条法规：“战死事不出，论其后” 规定：只有父亲战死，儿子才可以继承田产和爵位。而除非儿子也战死，否则就不能再传给下一代。

正由于这个原因，连大将军王翦这样功高爵崇的人，也只能在出征伐楚之前向秦王嬴政特别请求，＂请赐田宅为子孙业＂⑥ 。因为他待遇虽高，土地却是用钱财买不到的，也不能把自己的＂名田＂擅自留给子孙。

①《昌言·损益篇》－仲长统，东汉）
②《试论秦国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张金光，《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③《汉书·食货志》
④《史记·商君列传》
⑤《韩非子·诡使》
⑥《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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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面土改

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虽然已承认＂秦国的土地所有制。。。是一种国有制＂，但可能是圉于意识形态或学派所限，又说秦国土地私有制仍然广泛存在，前后有些矛盾。而董仲舒所说的，商鞅“废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① ，就更加荒谬。从近半个世纪来出土的秦代官方简牍之中，根本找不到任何有关土地转让或买卖的契约文书，也看不到一点土地私有制的痕迹。

而且秦代的土地国有制，所指的不仅仅是可耕地，连所有土地上的山川林木、矿产甚至野生动物，都属国家所有。对此，杨师群在《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一文中有过详细的论述，将在后面的章节提及。

汉儒曾指责秦代连＂山泽＂樵采，都要征税，那其实是在指桑骂槐地批评汉代的现实。在出土秦简中，并没有征山泽之税的数额，却能发现有许多专门的官吏和法令管理自然资源。

商鞅变法时，的确提出了＂壹山泽＂的政策，由国家“专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 ②。与此相映证，秦简中的《田律》规定，在春二月到夏七月间，不准砍伐山林，不准堵塞水道。夏季以前不准烧草作为肥料，植物刚发芽时不准采摘，不得捉取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③。这与现代国家的自然保护法如出一辙，假如土地属于私人的话，国家定出这样的法令就纯粹是多此一举了。

正是由于经过这样全面的土地改革，一种在秦代经常发生的特殊现象，看来便合乎情理了：秦统一前后，领土急剧变化，曾多次大规模迁徙民户。《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二十一年，“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 仅见于《始皇本纪》的，就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六国当时， “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始皇三十三年，北逐匈奴，占领河套以外地区，＂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徙谪，实之初县＂；三十五年，＂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三十六年，又＂迁北河榆中三万家＂。

在人民安土重迁的古代，秦王朝政府能够如此频繁大规模的移民，而未遇到太大阻力，正是因为根本没有土地私有的概念。另一方面，把新占领地的豪强富户迁往他地，再迁入新的居民，既打破了当地原有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又得到了可以重新授田的土地，从而进一步加强土地国有的制度。

后来在汉代武帝时期，由于土地私有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董仲舒也东施效颦，模仿秦制，提出要“限民名田，以澹不足”的限田制④。西汉末，师丹、孔光、何武等人又再次提出限田，不论贵族、平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以三年为期，到期过限部分没收为官。而且＂商人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⑤。以行政手段限制个人拥有土地的上限。

可是，这样的＂限田＂即便真的得到贯彻，也不可能长久坚持。由于土地私有制的存在，这样的努力只能是缘木求鱼。

① 《汉书·食货志》
②《商君书·垦令》
③《云梦秦简所反映的土地制度和农业政策》－ 杨宽
④《汉书·食货志上》
⑤《汉书·哀帝传》、《汉书·食货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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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消灭资本主义

然而商鞅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仅局限在土地上。

变法之后的秦国，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手段极为强硬，当时无出其右者：“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① －从事工商业的人，要依法没身为奴。

初看起来，这似乎同历代封建王朝重农抑商，以农业生产为重心的政策别无二致。然而商鞅的工商业政策实际上是非常特立独行的。

我们都知道，西汉昭帝时，曾经有过一场关于＂盐铁专卖＂的大辩论，还因此产生了著名的《盐铁论》一书。汉代从武帝时期开始的盐铁、酒类专卖，包括＂均输＂和＂平准＂两项政策，主要目的是由政府来控制盐、铁、酒等生产生活必需的流通和价格。

这一做法弊病甚多，在盐铁辩论中，被师承董仲舒的＂贤良文学＂派指责为＂与民争利＂，最终结果是“罢盐铁、酒榷、均输”，取消了专卖制度。

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也是盐铁官营，但比之汉代的专卖和价格干预可要彻底得多。以铁为例，从采矿、冶炼、到产品制造和流通运输，全部由政府经营，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国营＂。《史记·始皇本纪》中提到，商鞅死后的秦惠王时期，秦国攻占蜀地，就派张若在成都“置盐、铁市官及长丞”。

到统一天下之后，云梦秦简中的《秦律杂抄》还能见到负责采矿、冶铁的“右采铁、左采铁”等官职，管理生产的从高层有“右府、左府” ，到基层小吏有“啬夫、佐、曹长”等等，近百种职务，组织非常严密。

而且秦代的国营体系中，盐铁只是其中一项而已。杨师群在他的《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中，就指出了很多有趣的发现。现摘要如下：

其一，根据《商君书·垦令》中“重关市之赋”的规定，对私人交易的征税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秦简中的《法律答问》对于不经课税而偷运的定罪也十分严厉。但是另一方面，却由政府在各地直接开办市场，从事各类手工产品的买卖。

如蜀守张若在成都置盐铁市官的同时，“修整里、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可见在咸阳等秦国腹地的国营市场已十分发达。在秦简《关市律》中亦可见这样一条规定：“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 即官吏在收取营业所得的时候，必须要交易者现场监督，以防止贪污。可见这种国营市场之普遍和成熟。

其二，秦代于酒类的禁令，也远比汉代严厉得多。商鞅提出要“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② 果然在秦简中就有“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有不从令者有罪”这样的记载。但是又可以见到官营酿酒作坊的痕迹，只是对什么时候，什么人可以喝酒，也得依法而定。

其三，商鞅的法令，对私营工商业者打击的手段，竟细致到连雇佣劳动和私营水陆运输都予以禁止的程度。“百姓或之县僦及移输者，以律论之”③ ；“作务及贾而负债者，不得代” ③，严禁工商业者雇佣他人代服徭役。

①《史记·商君列传》
②《商君书·垦令》
③ 《云梦秦简 －效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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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石二鸟的工商业政策

土地的国有制，是为了防止豪强兼并，加强集权。而把工商业纳入国有化体系之中，除了对资本和劳动力的集中掌控，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动机。

春秋战国时代，既是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个丰富多彩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进步，旧制度的解体，商业资本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相比于新兴地主阶层，工商业者的崛起更加迅速。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记：“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同时出现的大商业家还有蜀山卓氏、山东程郑、宛孔氏、鲁国曹邴等，都是＂铁器千石，比千乘之家。＂

那时跟现在一样，金钱的魔力也是惊人的，其中之一就是商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如吕振羽先生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所说:"和商业资本一同出现的高利贷资本，渐次把在战争等重荷下感受财政困难的领主变成其债务者＂，领主们则以其领地上的赋税作担保，或甚至以土地偿债，变相地受到大商人的支配。进入战国时期，巨商们利用巨额资本，交结诸侯，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

如孔子的学生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① 。还有战国末期卫国商人吕不韦，用金钱替在赵国作人质的秦王孙异人铺路，最终扶持他即位为秦庄襄王。自己位至丞相，成了秦始皇的“仲父”。

这些都还只是典型人物，其实当时虽然还没有正式的行会、商团等组织，但商人已普遍成为共同进退的利益集团，甚至还有自己的武装。如《左传》载定公八年，“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常不为患。”

法家思想的核心要旨就是高度集权。当时工商资本阶级逐渐形成一个政治势力，是不可轻视的威胁，因而有必要采取严厉的手段打击。实际上其他朝代又何尝不如此，只不过没有做到罢了。用汉代晁错的话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②

而商鞅之法，不仅没有削弱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还极为有效地打消了战国末期正在兴起的工商资本阶级分享政治权利的可能。这种＂一石二鸟＂之策，不能不说是相当出色的。连富商吕不韦到秦国之后，以嬴政干爹的身份，也没有做＂官倒＂的机会。从此只能专心从政，多余的精力便花在招揽宾客写他的《吕氏春秋》，转行搞学术了。

秦国当局在经济上全面而高度的垄断，用汉儒的话来诠释，就变成了：＂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③，其实＂奉其政＂三字倒并没有全错。这种国有制经济体制，与后代许多封建政权盲目地重敛于民、涸泽而渔截然相反，它并非为了＂与民争利＂、＂夺民衣食＂来供统治阶级挥霍，而是为了藏富于国。

一方面＂收太半之赋＂ ④，尤其对行商坐贾＂关市重征＂，＂重其租，令十倍其朴（原价）” ⑤。另一方面，国家全权掌握土地，工商业生产，以及壹山泽之利，资源高度集中。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云梦秦简中的《仓律》里一条记录：“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不管什么时候，中央政府的粮仓都要保持这样储备。正因为如此，《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两段记载才显得不那么难以理解：

秦王嬴政三年，＂岁大饥＂，第二年又发生严重的蝗灾，继而是瘟疫。一般来说，国家遭此重创，本该元气大伤。秦军却依然生龙活虎，同时向韩、魏发动猛烈进攻，连陷篸、有诡等十五座城。嬴政十七年，又连续发生地震和饥荒，但第二年秦国仍能＂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围邯郸城＂，次年便一举灭亡赵国。

假如没有实行集中化的经济政策，把粮食、盐铁及大量劳动力掌握在国家手里，在频繁天灾之际，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军事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 西汉－晁错－《论贵粟疏》
③ 《汉书·食货志》
④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⑤《商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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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强制分居令

中国的史学研究直至当代，受封建史学的影响依然极深。西汉末开始，儒家思想指导着封建史学，它的历史观是用道德去衡量所有历史人物和事件。亦即一种道德史观，而不是科学史观。

不过今天的中国人倒也不好菲薄古人，因为即便是现代流行一时的马列主义史观，用阶级压迫去解释一切历史现象，其实本质还是一种道德史观。

正因为我们把东周列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上升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长期以来对对商鞅变法以后秦代社会的特殊性懵然无知。

现在我们知道了，商鞅改革之后的秦国，直到它的统一和灭亡，走的是一条全面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这对我们既往以来公式化的社会发展史观不能不说是颠覆性的。

但是，这一惊人的结论带给我们的，是更大的困惑。联想到２０世纪那场浩浩荡荡的土地革命，在两千年前的历史条件下，这样一场超越时代的变革是怎么可能取得成功的呢？为什么文化先进的其他六国就无法做到？

其实谜底显而易见，只是人们从来没有去注意它罢了。在这方面，秦国社会本身的原始性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这与后来共产主义革命能在俄国和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率先成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商鞅变法包含有一条看似十分次要的条款，简称“分异令”，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① 。据说，因为秦国文化落后，到秦孝公时还保持着父子兄弟、妯娌姐妹同居一室的陋俗，所以商鞅严令父子兄弟别室而居，是为了清正风俗。因此很多人谈论变法时，认为它可有可无，甚至干脆略过不提。

陋习自然是要改的。但大张旗鼓地在变法中提出来并载入史册，就绝不是＂改良风化＂那么简单。这条法令正是变法成功的关键之举，它还差一点改写了历史。

所谓“父子无别，同室而居。” 并不仅仅说明一种＂男女无别＂的生活方式。至于他们是不是真的睡一张炕上，也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对商鞅的“分异令”，汉时贾谊曾这样指责：“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 ②充分说明了这一条令所具有的经济含意。

秦国地处西鄙，社会结构的演变较中原晚很多，存在相当重的氏族公社制残余。这种“同室而居” 正反映出从氏族公社向家庭公社过渡的状况。即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以一个大家庭为单位，成年男子共同担当劳动生产，共享财产。这种家庭公社正是后世宗法宗族社会形成的萌芽状态。

中国的宗族宗法制度，直接脱胎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亲疏等级的社会网络。杨师群先生在《西周春秋时期平民血族组织初探》指出: “大部分国人家族属于贵族或国君的宗族”;“另一部分不属于各级贵族宗族的平民家族,也有自已的宗族组织……平民组织统属于国家，或可分封”。

这种制度在西周达到完善，“在某种意义上讲，父权制大家族或父家长家庭公社，实际上是周代社会的统治基础。”③ 。周代诸侯分封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

后来，领主分封制消亡了，但是以祖先崇拜维系起来的宗族宗法制度却与封建土地所有制一起发扬光大，可以说浸透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文明。如梁启超所说：“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 ④

然而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秦国，这一社会形态被商鞅扼杀在了摇篮里。

①《史记·商君列传》
②汉－贾谊－《治安策》
③葛志毅 －《西周春秋政制抉徽》,载《中国史研究》, 1988年第1期
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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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个穿越到未来的国度

春秋战国时代，恰好就处在新宗法制度形成的时期。但从那时起，其弊端就已显现出来。强宗豪右往往独霸一方，左右地方行政, 到西汉中期已成严重问题。汉武帝曾利用酷吏予以打击，但情况并未好转，自东汉直到两晋南北朝，门阀士族把持官员遴选，进可以左右朝政，退可以消极对抗。历代帝王都要对他们礼让三分。

而法家思想的主旨就是维护君主的极权，不容许宗法与国法并立，更不允许政权以外还有族权存在。于是国家主义者商鞅用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强制手段，拆掉了宗族社会的墙角。

商鞅的这一政策，把每一户变成只有一个成年男丁的生产单位。为＂计口为赋＂，＂计口授田＂，以及军功爵位制度的实行，铺造了社会基础。从而使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紧密结合。

此后，秦国的每一个成年男子成为独立个体，没有可能成为宗族势力的一分子，命运沉浮，也不再与他的宗族有任何关系，只能完全受国家赏罚的支配。这就象古代罗马和希腊的个体公民。只不过秦人没有相应的＂公民权＂，只有对国家负兵役和赋税的义务而已。

已故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倡导一种＂大历史观＂。其要义即在于：历史人物和活动，及其成败得失的原因，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的因素。商鞅变法之所以比其他列国，甚至比其后历史上各朝变法都更为成功，原因就在于他首先彻底改造了秦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其次才是政治的上层建筑。

此外，在那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商鞅还注意到了一个其他改革者都没有重视过的问题，那就是思想言论的统一。

话说变法以后，＂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所以＂秦民初言令不便者＂，也开始称赞新法，但“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後民莫敢议令”。① 这不免令人觉得商鞅似乎有些偏执狂，司马迁便说他＂天资刻薄＂。其实，这件事与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的倡议同出而异名，前者禁止言论，后者禁止民间思想学术的传播，都是为了建立他的政治制度而不可缺少的。

蒋介石曾经梦想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商鞅用他的“壹言”、“壹教” ②给实现了。这种做法的是非善恶，暂且不去讨论，反正荀子去秦国考察参观一趟之后，对这个连喝酒都被禁止的国家赞不绝口，认为它的政治、社会、军事各方面都是天下第一。

那时候的秦国，不论贵族血统还是普通百姓，既不能买田买地，也无法靠经商做工发家致富，知识分子的仕进之途更是无从谈起。在这个社会里唯一向上爬的途径，只有通过军功获取爵位，从而得到更多的田宅臣仆。甚至官吏的升迁也要走军功这条捷径。难怪出土云梦秦简的墓主人－小吏喜，就多次挂职从军，参与过同韩、魏、楚的作战。

通过商鞅的一番改造，一切经济资源都被君王为核心的政府所掌握；与政府平行或对立的政治势力不复存在；＂壹法＂、＂壹刑＂，法制虽然严密，但是既透明又标准化，没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③的区别。而且，法的内容不只是刑，还有赏。一套信用度很高，以军功为惟一标准的赏罚制度，对平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本来面目。他根本就不象教科书上说的那样，是什么＂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商鞅变法，也＂跟地主阶级没有任何关系＂④。那么这样的秦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相信读者们很容易在近、现代世界史中找到相似的例子。

对于秦国人来说，战争，就意味着机会，意味着财富、地位和荣耀。“名出于战，则民致死”。难怪在六国之民皆已被战争拖得苦不堪言时，《商君书》上却说，秦国之“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 这绝不是虚假的宣传，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已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

这样一个在经济、社会、法制各方面全方位并且有思想理论指导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政体，不论在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还是在２０世纪以前的全世界文明史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它是在那个剧烈变革的时代，百家思想得以在实践中争鸣和提炼的结晶。戏说一下，要是拿破伦能找到一个象商鞅这样的人，他也许就不会失败，亦未可知。

很多人认为中国当时的哲学成就远不如古希腊，甚至还算不上真正的哲学。其实，先秦诸子的思想多出于时代现实的迫切需要，更注重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并且很多得以在文化和政治上得到检验。从这一方面来说，古希腊哲学体系与之不可同日而语。

①《史记·商君列传》
②《商君书》
③《礼记》
④ 杨师群－《战国法家代表地主阶级吗》，《学术月刊》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第二部 强国之路

9. 统一前夜

商鞅主持变法只有短短的十八年，但这十八年已经注定了战国七雄的命运。

秦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经过彻底改造，任何人想复辟已是难于登天。虽然商鞅的仇人太子驷接替了秦国君位，并把商鞅五马分尸。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太子驷又是商鞅变法的直接受益者。他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秦惠王。

公元３３８年，太子驷初即位时称为惠文君。这个时候，秦国最迫在眉睫的对手，依然是曾把秦国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强魏。＂非魏并秦，秦即并魏＂① 。但两年前（公元前340年），魏国已在商鞅的接连两次军事打击下遭到重创，被迫交还秦河西故地，并东徙都于大梁。

惠文君趁热打铁，公元前330年，再次大败魏军，六年后，惠文君改称王号。秦之国势寝强，很快引起列国的警惕，韩、赵、燕、楚、魏纠合五国联军向秦国发起了一场浩大的攻势，随即挫败于函谷关下，无功而返。再过两年，鉴于东方列国实力尚强，秦惠王转向西南，完成了前几代人没能完成的宏愿，吞并巴、蜀，把秦国版图扩大了一倍多。

此时的秦国，象一列高速动车，在法西斯军国主义的轨道开始加速，横扫六合的统一战争，才刚刚开始。

变法之后到统一，秦国一直愈战愈强。这中间经过了一百多年，数代君王，史上实属少见。对此的解说是多种多样的。受传统史学观念影响的人会认为，这是秦孝公之后的历代君主个个砺精图治的结果，而其他六国的国王则能力不高。其实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会怀疑：世界上哪有这等美事呢？

另外有日本学者藤田胜久在《＜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中则认为，六国的失败在于外交策略上的失误，而秦国的成功是由于在＂连横＂外交上掌握了主动，此说亦不尽然。

秦国之胜利，关键胜在制度。人的智愚贤不肖，已经退为次要因素，这也正是法家思想以＂法治＂取代＂人治＂的初衷之一。

白寿彝在《中国通史》中提出，商鞅死后到秦统一六国，是一个制度上逐渐复辟的过程。但他并未提出确凿之据，令人觉得依然受汉代史籍之影响甚明。白寿彝还认为，到了秦始皇时期，秦王朝简直倒退至奴隶制度。说到底，还是他作为翦伯赞等人之同志，思想仍未脱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观之束缚。

实际上，湘西里耶、湖北云梦等地出土的秦简，所记载的正是秦统一前后的那段历史。这些记录中明显能看出，秦国的制度基本没有脱离商鞅既定的方针轨迹，并且在秦始皇时代还更趋于完备。那时＂虽然在官营工商业中使用着大量的奴隶和刑徒，但秦国毕竟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大国，在农业生产中主体劳动者是国家授田的农民 ”②。所谓奴隶制度，只是法西斯体制的折射罢了。

①《史记·商君列传》
②杨师群－《战国法家代表地主阶级吗？》，《学术月刊》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第二部 强国之路


10. 把改革进行到底

实际上，湘西里耶、湖北云梦等地出土的秦简，所记载的正是秦统一前后的那段历史。这些记录中明显能看出，秦国的制度基本没有脱离商鞅既定的方针轨迹，并且在秦始皇时代还更趋于完备。那时＂虽然在官营工商业中使用着大量的奴隶和刑徒，但秦国毕竟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大国，在农业生产中主体劳动者是国家授田的农民 ”②。所谓奴隶制度，只是法西斯体制的折射罢了。

即便是《史记》里的记载，亦多有证据可寻：秦国在后来的兼并战争中，不遗余力地在新拓展领土上实行郡县制，大量迁徙民众，实则都是为了＂授田制＂的继续推广。

如继续秦惠王之后的昭襄王二十一年，司马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二十二年，蒙武伐齐。河东为九县＂。＂二十七年，（司马）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

这里顺带提一下，上述的记载中，被迁者多是＂罪人＂或＂臣＂（即奴隶），虽然迁徙是被迫的，但都会＂赦罪人＂或＂免臣＂（给奴隶恢复自由），这又是对秦国政治的＂残暴＂一个有力的反证。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法家的后来者们如韩非、李斯等辈，在六国皆不得志，到秦国却如鱼得水（韩非虽然命背，但李斯给二世胡亥上书中，动辄称＂韩子曰＂，可见其在秦影响力之大）。连本非法家传人的范睢，由魏逃入秦以后，也成了法术的推行者。

当然，秦国法西斯体制的完善，并非商鞅一就之功，中间也有过曲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秦昭王统治之初，秦国也出现了象＂四公子＂那样把持权柄的贵族。范睢入秦后，协助秦昭王打击封君势力，贬逐穰侯、华阳君、泾阳君、高陵君。并制定“强干弱枝”的政策，彻底消除王室亲族干预王权的后患。

从范睢之后，君主集权更加绝对化了。不但宗亲贵族远离权力，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如何在频繁的战争处理军人势力膨胀的问题，秦国在历代封建政权之中也是比较成功的。甚至比２０世纪初的日本也不逊色。

以白起之威震华夏，部属故将遍及南北，昭王以一介信使，便令其伏剑自刎。而秦始皇死时，名将蒙恬与公子扶苏还正在北驱匈奴的三十万大军之中。胡亥一纸矫诏，二人即引颈就戮。这两个例子中，军政界都不见有任何异动，足见法治效率之高。

商鞅的法治，把秦国改造成一个有条不紊的机器。在他死之后，还在按设定好的程序自我完善，这正是商鞅之最卓尔不群之处。梁启超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都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丝毫也不过誉。

所以秦国在统一天下之后要想改弦更正张，按儒家思想治国，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非但商鞅的制度没有受到复辟的威胁，连改革本身也成了秦国政治的一个＂永恒主题＂。因为从秦惠王开始，秦国的疆土和人民逐年增加，六国对峙的局面在急剧变化，历代都必须在商鞅的基础上调整更新以适应之。

其中一个最成绩斐然的改革者，恰恰就是被白寿彝指为＂复辟者＂的秦始皇。当然，这也是因为他正好处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代门槛，倒并不只因其个人是个狠角色而已。

第三部 成功是失败之母

1. 秦国人与罗马人

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２３１年），秦国向东方六国发起最后一击，前后仅十年，连续攻灭韩、赵、魏、楚、燕、齐，就结束了长达五个世纪的血腥厮杀。统一了，胜利了，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

自盘古开天以来，这样的天下一统尚属首次。摊子已经铺得如许大，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对于没有任何前车之鉴的秦国人，成了比打仗更棘手的难题。

正所谓＂大有大的难处＂，无独有偶，在地球的另一边，大致与此同时的罗马帝国，也正在被＂大＂的问题所折磨。

晏绍祥、李隆庆合编的《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纪卷》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从台伯河畔的一个蕞尔小帮，变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罗马的疆域迅速扩大了，罗马的制度却没有尽快作出相应的调整＂，还是公元前三世纪那一套只适合城邦的民主共和制。

被罗马征服的人民遍及三大洲，文化传统、开化程度、生活方式均相去甚远。罗马的公民大会制不但难以被接受，更不可能让人们从遥远的西亚或非洲跑到罗马去投票。结果罗马帝国一扩张完毕就开始陷入政治上的混乱－在罗马实行民主共和制、行省则是带有强烈种族色彩的奴隶制。寡头、元首、军阀夺权轮流上场，直到灭亡，也没有找到济世良方。

这方面秦国人比罗马人要先进得多，对于他们来说，制度上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统一以前，秦国的兼并蚕食已近百年。起先，他们会驱逐占领区的原住民，从秦国腹地迁移人口过去充实。如＂惠文君十三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①。后来扩张过快，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秦民外迁了，便改为保留原居民，从新设立郡县，如＂惠十三年，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①，并在当地推行秦制度。

百余年间，并没有出现问题。秦国陆续占领赵、魏、韩、楚大片领土上，人民多迅速归化，极少反抗。并且还成为秦军的兵源。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中，赵括被秦军包围后，秦昭王亲赴河内郡＂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② ，用以狙击赵国援军和粮草。

而这个河内郡（河南省北部，今属新乡市）原来一直是魏国领土，著名的汲县魏墓《竹书纪年》，就是在这里出土的。秦昭王十九年（公元前2８８年），穰侯＂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余＂③以其地为河内郡，归属秦国才二十多年。

所以，象＂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推行郡县制度、统一法律等等措施，一直冠为秦始皇的＂功绩＂。其实在之前一个世纪的扩张过程中，早已多次重演过。而除此之外秦国已有的一套经济、社会政策，当然也在推广之列。

如前文曾提到，把各国豪强从其原有土地上强制移民关中地区，就是推行国有土地制度的手段之一。并且在统一后不久的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下令“使黔首自实田”④ ，也就是让百姓根据国家规定的数额自己占有田亩。

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土扩大数倍，以老百姓自行申报，节省政府丈量土地授田的工作量，同时也证明各国原有的土地所有权已不再被承认。这条法令中仅提到“黔首”，说明对有军功和官爵的人的授田依然是受国家严格控制的。

这样看起来，一切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 不是，问题不但有，而且还很严重。

①《史记·秦本纪》
②《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③《史记·穰侯列传》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三部 成功是失败之母

２. 那时的＂中国＂

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年里，中国曾经多次陷入分裂，再从新统一。但无论是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也好，还是五胡乱华，蒙古、女真人入侵时期也好，彼时的中国已经是个具有统一的核心文化的民族。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归根结底只是谁坐龙椅的问题，而于封建体制下的社会与文化，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

但是公元前２２１年＂六王毕，四海一＂以前的中国，可完全不是后来的那个样子。那时的中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她通常叫作＂天下＂，也就是当时人眼力所极的全世界，其状态颇似近代的欧洲。

在上古时代的语言中，＂中国＂一则指天子都邑，如南朝裴骃《史记集解》云：“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二则，乃西周封于黄河中下游地带的合法诸候国通称。荆蛮首领楚王熊渠就愤愤地说过：“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①。秦国也一样：“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②

虽然上古夏、商、周三代从来被称为＂王朝＂，但它们也不能作为中国的代称。夏代无信史可征，商、周时期裂土分封，许多受分封的领主，原本是土著氏族的首领。受封，也只不过如同＂奉子成婚＂，走个承认既成事实的过场罢了。

彼时万邦林立，各行其政。天子作为一位盟主，王令不出畿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过是虚饰的广告词而已。从甲骨文的出土，以及近年来试图证实传统＂王朝＂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得出的考古与研究结论，反而越来越引向相反的结论。

夏、商、周，与其说是按顺序排列的改朝换代，倒不如说只是文化上的传承。作为方国它们很可能存在于同一时期，只不过是在众多氏族方国中称王称霸的时代有先有后而已。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还分布许许多多文明程度与之相当的＂国＂，他们来源不同，文化差异很大，甚至人种也不太一样。

从新石器时代起，在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不少地域差别明显的文明中心。除黄河中游外，比较发达的有今天的内蒙、辽宁，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北甘青地区，西南地区，用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的话说，是如 “满天星斗” ③。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古蜀国文明，据研究是与夏、商同期，甚至更早的文化中心，虽然它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独立发展的特征更加显著。

古蜀国文明因为地处偏远，遗址得以完整保存，但它肯定不会是个特例，可以推断同样发达的文明应当不在少数。由于《春秋》这样的史籍出自周室近宗的诸侯国，对周文化圈外的民族基本不提或一笔带过，但其中还是有很多蛛丝马迹可寻。

两周时期，周文化向四周的扩张渗透，比夏、商时期更进了一步，但东夷、百越、南蛮、西戎、北狄等各种各样的＂非主流＂人群，依然定居在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在中原腹地也是＂夷夏杂处＂。

这些少数族裔，由于周室衰微，在春秋时期发展相当迅速。先后有立国称王的楚、吴、越，还有直到战国后期才灭亡的的中山国。这些＂化外番邦＂所带来的，首先是文化的冲击。连当时的文化经典《诗经》里都紧张地说：“《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衰弱）矣”。④

难怪，齐桓公一提出＂尊王攘夷＂，就引起巨大共鸣，使他成为霸主。而孔子也长出一口气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充分说明了当时多元文化竞争所带来的压力。

沧海桑田，春秋战国的兼并融合，持续了漫长的五个世纪。这期间，种族文化的差别逐渐缩小，以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意识却开始萌芽。战国七雄，基本都有从各自的源头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再加上先秦各种思想流派的兴旺，在文化基础上又形成了各自的政治意识形态，方方面面的因素，使得他们的国家认同感更加强烈。

所以，统一是历史的进步，是人心所向，此话诚然。可是用谁的制度来统一？是征服别人还是被别人征服？若穿越回去问六国之民，这个问题你至少能得到六种答案。而且战国末期一系列血腥残酷的战争，已足以说明：这可是个你死我活的问题。

①《史记－楚世家》
②《史记·齐太公世家》
③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④《诗经－小雅－六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