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 安县的减租退押片段

退押工作就是地主阶级从农民手中拿到手，吃到口的东西，要其吐出归还农民是件极为棘手的事情。政策性极强的工作。

安县有一个大地主是清朝湖北布政使、湖广总督护理李翰林即著名的李岷琛先生，拥有土地4000余亩,应退押金占全县押金的10%以上。

但李先生已谢世多年，而子女虽然委托管家在安县收租收押。但这是他们谋生的辅助手段。因为他们均有从商从教..等职业为主的生活来源。

按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团结重视教育工作者、医生等政策。如何运用好,既要依法减租和退押给农民佃户,又要不伤害不影响他们的现行职业。这是一项政策法令性很强的工作。就二十四川人说的是一个碳圆，搞得不好，捏在手上是很大的麻烦。


为了吸取永和县土改的教训，我亲自拜访开明绅士郑慕周先生(原川军混成旅长，袍哥龙头)说明减租退押反对封建剥削的意义、政策、任务。以及结合安县李家减租退押工作的意见。


郑先生听后，几经斟酌出人意外的称：他愿意参与这一工作.但要请晋政委伴我前往李家管事曾嘉瑞先生处动员曾先生为人民政府、为农民、为李家做好这一工作。


当天我与郑先生同行，工作获得圆满成功。在以后一年多的具体工作中，在川西区农协会和县农.协会领导下，郑、曾二位先生不辞劳苦反复灵活宣传了国家退押政策法令。

我的工作还有一个，就是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并且结合当地农民协会，动员说服了所属佃户，任何人都不准许前往李家子女工作单位与居住地方找他们说理退押，也就是跑到李家子女住处。

最后,终于在郑先生努力下如期超额8000元完成了李家出租4000多亩土地应退押金一亿多元旧币)的任务。

第三 高屋建瓴 建立安县人民代表大会和农会

在安县工作的期间，上级党组织给了我极大的支持。我到安县以后开始是采用晋绥分局老区土改办法。搞个别串联，访贫问苦的工作方法。

川西区组织部长夏明文同志见状亲自到安县督导，纠正。夏明文同志指出，现在已经是全国解放了，和当时晋绥分局的局面已经完全不一样。

土地改革需要使用高屋建瓴办法全面展开。具体的做法就是：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

大力宣讲党在新区的工作政策、法令、方针、任务。结合当地实际分小组进行讨论以及灵活的个别谈话。发现问题以后，再回头及时召开大会。

在会议上印发有关文件以利代表能更有效地学习领会,同时针对特殊思想认识和实际问题及时处理解决等一系列的方式方法，这样的工作方法收效极大。

因为是解放后首次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虽然可能出现鱼龙混杂的情况，在代表中混入地主狗腿子、反动保乡人员、土匪流氓、反动道会门头目,反动党团骨干甚至特务分子。

但是并不可怕,只要领导干部政治警觉性高，事前估计周到，把有关代表资格条件文件印发给代表。由代表自查自审和检举揭发不合格的代表,清除反动分子，纯洁了代表队伍，圆满完成会议任务。

第二次安县农民代表大会选举晋岳为农协主席。梁凯、李忖兴为副主席。各区、乡亦召开了农代会议。选举产生了乡、村农民协会。正式取代了旧乡、保甲长制度。全县人民政权从上而下的完全建立起来。

第四：留用人员政策

解放初期，落实好留用人员的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原安县中学校长余通灵先生，曾有人反映对其人解放以前克扣学生伙食以及学校的有关费用问题不清，有贪污嫌疑，要求对本人清算检查。

晋岳我和县委主要成员开小型会议再三讨论，旧社会的经济嫌疑可能有，也有可能或多或少，或有或无？然而余校长在政治上属中间状态，

例如在学校的三青团就没有搞出什么名堂，而在教学方面却有一定的业绩。因此我们要首先肯定余校长在学校教书事业方面的成绩，经过大家的统一思想，县委决定予余校长继续聘，任校长职务不变。

为了让余校长跟上时代的变化，我还要求相关的部门注意吸收他参加了新的各界代表会议，发挥其专长，担任秘书长等职务。这样使得余校长的的工作热情非常高昂，余校长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后来安县中学被列为四川省级重点中学，这与余校长努力是分不开的。我本人也为安县中学的做出了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毕竟我自己虽然非常向往有机会再到学校学习，但是因为很多原因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如果说我在安县就任中共安县县委书记所做的比较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顶着一些压力，为余校长继续留任安县中学的校长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一个贫苦县能够有一所省级重点中学，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另在旧政权的科长李泽泉，乡长罗利言，旧警察董××以及在工、商、文、教、医生……等各行各业中，我们中共安县委县都吸收培养了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


我赴安县任职时，地委组织部委托查究个别地下党员、县委成员、警卫营领导人的生活作风之嫌。那个时候的领导人生活作风有问题，还得了？不是一件小事。

想想当年我在晋绥分局永和县当公安局长，被打成了地主富农的孝子贤孙的事情，我已经感觉到了对干部的调查和了解一定要慎之又慎。

为了不扩大影响，影响干部的政治前途，我到任后决定不声张，秘密了解。我从各方面观察了解判定：

这个新区党员干部虽然比较开放，在某些形式上确有注意不够，有影响不好的现象。但是事出虽然有因，后来给地委组织部汇报查无实据，报告上级销案。


为了帮助新区的干部适应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工作作风。我在县委书记的位置上，也进行了新老区领导干部不搞特殊化的教育，调整了个别领导干部住房。

并进行了新老区干部纪律的教育，这一切都没有搞运动，在没有惊动任何人和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下，顺利完成使命，其效果很好。

安县民主改革依法没收土豪恶霸地主，叛乱匪首的文物古董等物，全部无一损失地送抵安县文化馆保存。

当时县委从上而下向干部宣讲学习了有关法令文件的政策及文物价值的重大意义，落实专人负责，专用经费搬运及制定了严格纪律。发现私拿、私买卖者一律严惩不贷追回原物……。

据县文化馆统计：共收到各种图书文献万余册、碑帖、字画、古瓷、诏书、清代科举试卷、石刻、木雕皮影千余件。其中有珍品、绝版……。为国家保留了万金难求的重要文物遗产。

第六节： 安县工作的不足和失误

人无完人，我在安县工作中的失误不少，如"三反"运动把老红军刘局长打成老虎。虽然刘局长在当时生活搞特殊化，纵容下级贩卖烟、酒、等调查属实。

但是划为敌我矛盾并以"老虎"对待之，实属一个错误的决定。所幸继任的解书记正确处理予以平反。

另外老资历和资历浅的正副两位县长均感到我对政府工作重视不够,遇事欠商量,有时言语过激。

同样上下左右朋友同事不同程度地对我，也存在一定的意见。我自以为直率坦白，无私无畏，言无恶意。但忽视了同事们的不同意见,或者有些事情在根本了解不全面情况下就随意发言……。


作为一把手,，应该发扬民主决策，应该虚心，谨慎，耐心诚恳多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一些事情即使是正确的，也要耐心说服战友和一班人。

即使有的问题经过少数服从多数做了决定，自己也应该心平气和，求同存异，顾全大局。这一些都是领导干部必要的修养，看来我的修养还是学习不够的。

我离开中共四川安县县委书记之后，80年代的安县党史整理工作中，对于我是否是中共安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的问题？据说有一些的争议，

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在四川档案馆或者绵阳档案馆里面，找出当年中共川西区党委的任命文件，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赵鸿图：52年底后任绵阳地委秘书长，成都重工业局局长，成都市人大副主任）

（解 满： 晋岳调离以后任中共安县县委书记 ，后任不祥）

（夏明文：后任西南无线电厂长,曾经到苏联学习过，后任不祥）

@whcbedu 2017-08-10 16:46:00
第四：留用人员政策
解放初期，落实好留用人员的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原安县中学校长余通灵先生，曾有人反映对其人解放以前克扣学生伙食以及学校的有关费用问题不清，有贪污嫌疑，要求对本人清算检查。
晋岳我和县委主要成员开小型会议再三讨论，旧社会的经济嫌疑可能有，也有可能或多或少，或有或无？然而余校长在政治上属中间状态，
例如在学校的三青团就没有搞出什么名堂，而在教学方面却有一定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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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的理工 2017-08-11 09:41:58
那个时候县委书记权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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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的县委书记有签字权，权力下放到县委

第三十三章 中共四川金堂县县委书记

随着全国民主改革完成，大批干部都转往工业部门工作。这在当时干部队伍中间是一个潮流，我当时也向往转向工业战线，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

但是请求报告上去以后非但没有转业,而被调任60多万人口的大县中共金堂县任县委书记。

按照中共的小县县委书记和大县委书记职务是不同的原则，我在安县的工作得到了中共川西区党委的肯定，职务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1952年11月26日我正式抵金堂县任中共金堂县委书记职。


当时虽然服从了组织的调动，但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安心。我心所指应该不是县委、地委，而是工业战线，到工业战线去，建设新中国。


所以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对前来传达我的任命的绵阳行政专员公署的李专员，发了一通闹骚，

主要是看见我的搭档，安县赵县长都调到绵阳地委当地为秘书长了，我虽然到了大县担任县委书记，但是连地委委员都没有碰上。

人家李专员就不一样，看见我发恼骚，并没有拍桌子甩板凳，而是耐心的等我发完闹骚，然后再讲解的相关的政策，

强调金堂县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县，希望我到新的领导岗位之后，要发扬在安县担任的县委书记的光荣传统，把工作做好。至于我到工业战线的要求，李专员说他会向上级反映。

你说我那个时候是不是胆子忒大了一点，太不专业一点呢？要是现在的干部怎么说：肯定是虽然心里不愿意，

但是嘴巴要说：坚决拥护地委行署的任命，一定要不辱使命，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吧工作做好，让行署放放心，让李专员放心。

闹骚发了一顿，也就上任了，这一回俺就注意了县委一班人的团结问题，特别注意了党政领导的关系。

工作中间注意多听不同的意见，和金堂县长马钰还有中下层的干部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

到金堂县以后，正逢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来到，到处都在尽快合作化，原来的互助组，还有一些的单干户的农民，都在被要求合作化。

省委、地委、县委纷纷派出工作组，要求没有成立合作社的地方，尽快成立合作社。合作化的本来是一个自愿的行为，结果后来搞成了强迫命令，出现了冒进的倾向。

基层的意见反映上来，我还是发挥的自己的老本行，深入到调查了解，并大胆的在工作当中做了一些调整的工作。这可是有相当的风险的事情哟。

在四川省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上，我根据在金堂县调研的结果，和我们采取的措施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公开阐述了合作化中，“化“的太快，“合”的太急的一些问题，

在当时宁左无右，宁快勿慢的气候下，我敢于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并在本县做了相应的调整。敢作敢为倒是痛快，但是也属于冒了很大风险的。


大家也许不会相信，你晋岳有这个胆儿？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四川档案馆县现在保存有“川西日报”，

时间是1952年12月的，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反正打开12月1日至12月31日的“川西日报”，就可以看见金堂县委书记晋岳在四川三级干部会议上发言的报道。

第三十四章 转业彭县铜矿，就任党委书记，进入地质行业

1953年1月，我本人接到调令，奉调到向往已久的工业战线，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四川彭县铜矿，职务是：中共四川彭县铜矿党委书记。

同年行政级别晋升十三级，十三级就是后来坊间津津乐道的高干级别。彭县铜矿定级为：中心县委级别。

到金堂县任县委书记，屁股还没有做热。就转入工业战线，看来这一次的调动也是不寻常的调动。

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估计就是两点：第一，还是我在安县县委书记的任上，干得不错。中共四川省委提拔我了。

第二就是：我在金堂县所说的合作化的运动的一些话，和采取的一些调整措施，引起了上级的注意。为了保护干部，采取了调动的措施。如果我在金堂县继续干下去，到了1958年的公社化的时候，说不定的要当右派的。

总之转业到工业战线满足了的我的愿望，但是面临的问题也不少，我在公安、情报、秘密战线，以及后来的县委书记党政干部已经工作了十四年，可以说对工作已经就轻驾熟。

但是到了彭县铜矿，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对什么机器掘进、人工掘进、坑道钻探、钻探、物理勘探、地质普查、勘探、矿石含量、富矿、贫矿诸如此类，看来时两眼一码黑，什么也不懂的白帽子。

我这个党委书记和当时很多党委书记一样，不懂专业。如果赶马混骡子的混，专心当好党委书记也不是不可以的。

当时的企业的有相当一批的这样的书记。但是我不是甘心戴白帽子的人，既然到了重工业部，我就一定要把企业的事情搞明白，

当然我不可能学习专业知识发展到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但是作为工厂行政部门负责人的基础知识，基本专业知识我一定要掌握。

我当时只有三十多岁，自己盼星星盼月亮，盼到了工业战线，不甘心当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外行。

我拿出了在晋绥分局中共沿黄河工委的秘密战线学习情报专业的劲头来，决定在短时间内成为一个内行。

彭县铜矿是前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的管辖的工厂之一，已经开采有数十年的历史。解放以后，我们留任了一大批的彭县铜矿的工程技术人员。

很多解放区的领导对这一批旧社会留用人员，总是看不顺眼，认为这也有问题，哪里思想也不对劲。

我正好反之，对这一批工程技术人员的十分友好，有形无形的拜他们为师。当时的彭县铜矿的总工程师游德陪，工程师王光，杜宗梁，江工程师，会计师胡耀远，都是我办公室的座上客。

遇到彭县铜矿有什么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我总会邀请以上工程技术人员来会诊。请他们出主意想办法。

在生活上我作为的彭县铜矿的党委书记，也尽量照顾这一些留用的工程技术人员。晚上的学习时间，我总是请以上的工程师们来我办公室，请他们讲解冶金地质的基本知识，

我成为十三级的高干以后，有好几个月的工资都是到成都购买相关的地质专业书籍。就这样我应该是最早摘掉白帽子的冶金地质的领导干部。

游德陪总工以后长期和我同事，以后在冶金部地质川鄂分局一直到冶金部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中南地质宜昌研究所。在工作当中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我的地质知识扫盲也是承蒙了游德陪总工的帮助。

苏联专家问题，我在本文前面说到过，彭县铜矿作为一个老矿山，重工业部也给我们派来了苏联专家，苏联专家名字叫毛伊谢耶夫。

这也是我转入工业战线以后，第一次和外国人打交道，为了接待苏联专家，重工业部和四川省有关的外事接待部位，首先给我普及了外宾接待的常识和若干重要的规定，当然其中也有安全保卫的方面的规定。


苏联的冶金和地质行业都是比较发达的，所以来到彭县铜矿以后，对我们的帮助是相当大。专家的工作作风也是妥妥的，一定要下基层，一定要到生产第一线。

为了提高我们铜矿的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我们有意识的安排了彭县铜矿的大学生和毛伊谢耶夫专家组一道工作，是这一批的大学生很快成为的彭县铜矿的技术骨干。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马力、唐瑞才、陈立军、朱清泉等人。这一批年轻的大学生后来都成了中国冶金地质的方面的专家和教授。

为了跟苏联专家的打交道，我第一次学会了喝啤酒 ，老毛子什么都好，就是酒量太大了，一上来就要死磕，一定要喝酒。

我发现这个毛伊谢耶夫比较喜欢喝啤酒，我第一次喝这个啤酒，那简直就和马尿一样，马尿也得喝，苏联专家喝了啤酒就是哈拉少。

苏联专家当时都比较喜欢穿皮夹克，为了在外事活动当中保持对等的原则，上级也给我们配置了西装，我对这个西装简直提不起劲，太麻烦了。

但是受苏联专家的影响，我发现皮夹克这个不错，方便、不用洗衣服、颜值高。当时的成都地区的物价相当低，我也买了一件皮夹克。

现在看来我还是不是山西那个土的掉渣的农民特工吗？与时俱进，我那个时候还是很时髦的。

苏联专家的接待保卫安全当时属于党委书记管，也就是我负责管理。虽然当时对苏联是一边倒，苏联专家的也是受到欢迎的。

但是苏联专家的安保和管理还是相当的严格的，我们规定了不能一个人和苏联专家在一起，有工作有事情需要见专家，必须两个人以上的，反之一样。专家外出，陪同人员也要二人以上，专家出去闲逛必须有我方人员陪同。

毛伊谢耶夫除了是地质行业的专家以外，还是联共党员，在卫国战争期间担任过苏军的团政委，

当他听说我也是参加的八路军的中共党员以后，我们两人的关系应该是处理的比较好的。双方的一些的重大的问题，都能够协商解决。

在苏联专家回国的宴会上，毛伊谢耶夫连连对我表示感谢，说他在彭县铜矿的工作非常愉快。毛伊谢耶夫回国以后，还数次写信给我，我是从来不接信件，马上委托机关有关人员上交组织。

这样，我和苏联专家打了三年的交道，学习了苏联专家的工作作风，也学会了喝啤酒，也穿了皮夹克。

但是在以后中苏交恶的时间，我没有在苏联专家的问题上有过什么麻烦？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为什么呢？这都要归功于我从事的秘密情报工作，曾经在晋绥日报从事过信检工作一年，你说我会不明白？

（唐瑞才： 中国著名地质学家，后任中南冶金勘查局教授级高工，有多篇论文发表）

（张 超： 中国著名的地质专家，后任冶金部桂林地质研究所所长）

（游德陪： 中国著名地质专家，彭县铜矿总工程师 后任中南地质研究所总工程师）

@whcbedu 2017-08-11 13:40:42
第六节： 安县工作的不足和失误
人无完人，我在安县工作中的失误不少，如"三反"运动把老红军刘局长打成老虎。虽然刘局长在当时生活搞特殊化，纵容下级贩卖烟、酒、等调查属实。
但是划为敌我矛盾并以"老虎"对待之，实属一个错误的决定。所幸继任的解书记正确处理予以平反。
另外老资历和资历浅的正副两位县长均感到我对政府工作重视不够,遇事欠商量,有时言语过激。
同样上下左右朋友同事不同程度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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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的理工 2017-08-13 22:16:36
这个夏部长当时就应该是副省级，到一个西南无线电厂没有副部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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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部长当时中共川西区组织部长，不过西南无线电厂也有可能是副部级，苏联老大哥援建的重要的军事无线电工厂。

@whcbedu 2017-08-13 10:23:49
第三十四章 转业彭县铜矿，就任党委书记，进入地质行业
1953年1月，我本人接到调令，奉调到向往已久的工业战线，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四川彭县铜矿，职务是：中共四川彭县铜矿党委书记。
同年行政级别晋升十三级，十三级就是后来坊间津津乐道的高干级别。彭县铜矿定级为：中心县委级别。
到金堂县任县委书记，屁股还没有做热。就转入工业战线，看来这一次的调动也是不寻常的调动。
什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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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的理工 2017-08-13 22:14:34
到工业战线也好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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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看个人的发展

第三十五章 差一点到中央党校学习

彭县铜矿在张超付矿长和全体职工努力之下，这个从原来的政府资源委员会接手过来的烂摊子，各项工作逐步全面恢复，走向了正轨。

一九五四年年底，重工业部鉴于彭县铜矿的储量问题，决定将彭县铜矿的工作重心，从挖掘开采转移到地质勘探为主。同时重工业部还决定削减投资。

这样一来，彭县铜矿的工作发生了巨变，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转型。由原来的生产型的企业变成了国家事业型的单位。转型期间的工作就没有以前那么忙碌了。这个时候我的那一颗心也开始不安分起来。虽然到彭县铜矿而年以来，我跟着游德陪总工程师等，学习了不少冶金矿山的知识，跟苏联专家毛伊谢耶夫，也学到了不少的皮毛。
但是这和系统学习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进学校学习就成了我的一个强烈的愿望，我当时刚刚三十四岁，应该说还勘深造。当时中央党校，正在全国招生，主要对象是参加革命以后的中青年革命干部，我的条件正好符合中央党校的条件，我不能老是背着一个小学的文凭到处晃吧。
我请示了中共西南局组织部的陈克，陈部长说愿意去学习是好事情啊，很多干部还不愿意去呢？因为去学校学习时间不短，自己的位置就没有了，回来是什么一回事还不好说？
你要是想去，首先就要把彭县铜矿的干部配备好以后在说。我一听有戏，干劲马上来了，连忙将原来的西南局配备的县级干部催办到位。这主要的干部就是
矿长：周永柏，
科长：贺晋梁、张永明、王毅、刘世静、徐兆坤。
以上干部，是我一一到省委组织部办理到彭县铜矿的调动手续。周永柏矿长是老红军，当时是川西行政公署盐务局副局长，我亲自安排小车到川西盐务局驻地将周矿长全家接到彭县铜矿也就是彭县白水河镇。

至于这一批的干部是为什么调动到到彭县铜矿来的具体原因，我都是不清楚，我作为彭县铜矿党委书记，上级党委和省委组织部调动的干部，都表示接受。因为当时的干部比较少啊，多来一个一个干部，对工作顺利那就是有保障的。

大家可能看到有一个县级干部叫刘世静，这个刘县长我是认识的，当年在晋绥南下干部审查团，我参加刘世静的一起冤案的审查工作，

刘世静南下以后，在四川一个县里面当副县长，现在来到彭县铜矿，我们是唯一的以前打过交道的人，我和刘世静的关系一直比较好，后来也一直是同事，在重工业部川鄂地质分局期间，刘世静是工会主席。

我个人认为将这一些干部调来之后，我就可以准备当中央党校学习去了，哪里知道事情发生了逆转，

周永柏矿长到了办公室以后看见我的申请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报告以后，立马将我的申请学习的事情给地委打了一个小报告，说我是想当一长制的矿长，没有当成，闹情绪要求去学习......。

你看你看，我这个秘密战线的情报人员，在和平时期自己居然自己给自己摆了一个乌龙，申请学习的报告，应该是个人的比较私密的文件，再交给上级之前应该属于保密的状态，我这个在秘密战线工作过七年的专业人员，这一般的警惕性也是太差了吧。

温江地委书记宋文斌接到我的申请到中央党校的报告以后，立即电话通知我，不予批准，还批评我是个人主义严重，闹情绪。

我本来就是党委书记，按照共产党的组织关系本来就单位是一把手，我这个一把手当的好好的，还想去当矿长这个二把刀，我是不是有病啊？

宋文斌书记也是从温江行署专员提拔到了地委书记的，从行政一把手到党委书记那叫提拔。从地委书记再到专员那叫降级。

当然我这个党委书记是很少坐在办公室里面，叽叽哇哇发号司令的。当时的彭县铜矿马松岭工地异常艰苦，我基本上是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工地蹲点，

和工地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次坑道探矿因为瞎炮造成两名工人因公牺牲，我在现场亲自为牺牲的同志包裹入殓。鼓励职工，坚守岗位，完成了当年的工作计划。

我离休回到彭县白水河镇，当年的彭县铜矿的职工纷纷来见了我还说：晋书记您当年在彭县铜矿的工作真是没有话说，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们的顶头上司温江地委，也经常有部长一级领导来视察彭县铜矿，但都是走马观花。没有人来过走马岭工地蹲点，来体验生活，来鼓励职工。

看见温江地委发的红头文件，要我见检讨个人主义等等，我鬼火冒三丈，真是拼命干活的受罚，偷奸耍滑的立功。我就是想到党校学习，继续革命至于搞这么大一个的帽子吗？

我也有一点意气用事，见到地委这一个红头文件，我还是应该到地委找宋文斌汇报工作，争取纠正莫须有的指责。说不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就是后来始作俑者彭县铜矿周永柏矿长也认为地委文件是无稽之谈。彭县铜矿科长王绍本同志专门对我说：地委这个文件就是瞎扯淡，后果就是干事情多的人倒霉，以后谁还多干事情？

我到中央党校学习的事情就这样无疾而终了，哎！不要怪别人，自己作为一名中共长期的秘密战线工作人员，可以称得上是半个情报专家，没有保管好自己的文件而导致失密引发的后果。

我自认当时不到34岁，如果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起码有一个正规的学习的机会，以后尽管自己边工作边学习，做了大量的补救，但是效果肯定没有集中正规的学习效果好。这一段历史告诉我：命运的改变往往就在一瞬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如果我到了中央党校学习，起码我学历就不是小学毕业了，现在很多的党政干部不都是有一个中央党校本科、硕士的文凭吗？我要是保密工作做得好，不也一样有中央党校的文聘了吗？起码是一个大专的文聘吧。

这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得罪了温江地委的宋文斌书记，宋书记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经常了解我的工作情况，最后在我重新挂职到温江地委担任县委第一书记期间，再次给予我沉重的教育。

（王绍本：山东黄县， 后任冶金部中南地质勘探公司604队党委书记，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总会计师，后任安徽冶金地质勘探公司经理。）

( 刘时静同志系山西离石人，生于1922年11月，1937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西省离石县韩家坡村公所、县“牺盟会”秘书，第四区青救会主席、区委宣传青年委员，离东县抗联主席、区委书记、青年武装大队大队长，中阳县土改工作团工作员、贺龙中学校部教导干事；随部南下入川后任四川省江油县副县长，剑阁专区粮食局局长，冶金部彭县铜矿科科长、政治处副主任兼工会主席，川鄂分局工会主席、机关党总支书记，省地质局党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成都修配厂副厂长等职务。1982年12月离职休养。)

（周永柏：老红军湖南澧县人，后任川西区盐务局副局长，彭县铜矿矿长，冶金部304地质大队队长，冶金部地质局川鄂分局局长，冶金部湖北矿务局局长，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党委书记，湖北省冶金局局长）

（贺晋梁：后任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副经理）

（张永明：后任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604地质大队党委书记）

（王 毅：后任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办公室主任）
（徐兆坤：后任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后勤部主任）

@mp5a5 2017-08-14 23:33:10
看完了，写的挺吸引人的，前期的感觉都可以改变剧本拍电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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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前期因为是秘密情报斗争和武装工作的亲身经历。很多人没有经历过这一段时期。改编剧本和拍摄电视剧还不敢想。

第三十六章 从304队到川鄂地质分局


一九五五年彭县铜矿正式改名为：《冶金工业部304地质勘探队》，张超任队长，晋岳任党委书记。

大概就在这一时期，冶金工业部304地质队，再次发生坑道探矿瞎炮事故，这次事故造成304队作业组组长贾正方同志负重伤，

按照惯例304队，党委立即安排304队小车送贾正方同志送彭县医院抢救，白水河镇距离当时的彭县还有50公里，小车一路狂奔，经过医院的及时抢救保全了贾正方的生命。以后党委又多次安排贾正方同志到成都医疗眼伤。

就是这位贾正方同志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四川宝山集团董事长，宝山村党支部书记，四川共产党员的一面红旗，全国劳动模范。

2003年我回到当年的彭县白水河镇，（这个时候已经改为彭州市龙门山镇）冶金工业部304队的旧址时候，见到了当年的职工、同事贾正方，两位书记的手仅仅的握在了一起。
一个是当年的304队党委书记，一个是现任的宝山集团党委书记。贾正方同志66年病休回家以后，带领大家艰苦奋斗，
利用304队掌握的探矿的本领，种田，开矿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宝山村建设成了中国的华西村，贾正方取得的成就不仅是彭县宝山村的人民的骄傲，这也是我们冶金工业部304队的骄傲。

从那以后，每年夏天贾正方同志都要邀请原冶金部304队的的同事到宝山村作客避暑。这也成为宝山村和冶金部304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九五六年晋岳和张超同时调往重工业部川鄂地质分局，我和张超均任副职，重工业部川鄂地质分局当时的编制是正厅级，

所以我和张超担任副职属于平级调动。不过我的副职已经是重工业部地质局川鄂分局副局长，主管生产和安全。

重工业部川鄂地质分局当时在重庆市，原来的聚兴城银行大楼。办公室那是相当的气派。我从1953年进入冶金地质行业到今天，已经由原来的白帽子变成了花帽子，

也就是基本懂的行业的业务的领导干部了。看看我买的有关地质方面的技术书籍整整二个大柜子，全部是当年的苏联地质行业书籍的中文版本。

不当一把手我也觉得轻松多了，工作顺利，敢当配角。但是在地质勘探的领导的方面，那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了，

领导干部特别是晋绥的南下的领导的领导干部当中，不是我吹牛，懂地质勘探业务的就是我一人，就是我晋岳一个人由白帽子变成了花帽子，其他还属于白帽子。

所以一把手在这方面也管不到我这里。说是副职其实活动的余地还是相当大。我一年365天，基本上50%时间都在野外地质队不在机关，一把手乐的高兴，我也乐的自由，这一段时间我经常出入云南、贵州、四川、湖北四省。

湖北长阳的铁矿、官店铜矿、万山汞矿等野外工地都留下我的身影。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当中，

机关工程技术干部里面总工程师游德陪，工程师王光，杜宗梁，丁工程师，朱清泉工程师等人， 被机关的职工贴了很多大批大字报，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在彭县铜矿的时候，就对知识分子干部比较重视。因此一些人对我的颇有意见，在开这一些所谓的右派的斗争会上，我对这个有看法，而采取了回避的不发言态度。

我心里倍儿清楚，如果我这次出来为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辩护，不等温江地委再发文，我可能就要被打成右派了。上次功亏一篑的教训，唤醒了我的秘密工作的经验的本能，再过二天我就下基层直接到野外队去了。

作为一贯的敢于发言的我，在这种政治高压的态势下面只能这样了。有人对我有意见，说我过于重视知识分子，

连重工业部304队肃清反革命的事情都拿出来了。其实就是在1955年肃反运动当中，有调查人员发现在旧政权花名册中有304地质队职工顶职拿薪水，同时在国民党名册中间也有某人的名字。

我在晋绥边区作为中共秘密情报人员，在闫统区多年潜伏，见过不少此类的吃空饷的情况，以及一些阎锡山的党务机构，为了凑人数到处报一些花名册的情况。

有很多都是一些十三、十四岁小娃娃，这一切无非是为了谋生，很多情况下都是自己的亲戚代为填报。一些13-14岁的小娃娃，属于未成年出现在敌伪档案里面。

我对这一样的一些304队的职工的情况，本着严格谨慎的态度，一般予以本人年幼无知免于追究了结此案。

整体来说，我作为党委书记在彭县铜矿和重工业部304队期间，对于涉及职工人事的案件都是相当谨慎。

但是另一方面，我对于工作吊儿郎当，拉稀摆带，对于完不成任务的人和事，又是相当的严厉，训人声色俱厉。

让很多的同志对我这个缺点相当不满意。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我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倒不是我有多少四清四不清，也不是我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

主要就是我在工作的当中的态度。我在工作当中是太过于认真，对于工作当中吊儿郎当的人和事批评起来是相当的厉害。

1953年至1958年当中，我在重工业部彭县铜矿和重工业部304队，以及后来的冶金部川鄂地质分局的当中，已经由原来的一个什么都不懂的白帽子，转变成了懂业务的，很厉害，跑基层最多的领导干部。

我所在单位累计向国家提交了铁矿矿产储量十亿顿，铜金属储量二十万吨，汞矿储量也有客观的数量。

但是在一些勘察项目当中，也存在花钱过多，而经济效益并不显著的情况。长阳铁矿勘探当中，仅仅公路建设就花费了人民币叁佰万元，

其中还被长阳县有关负责人变相挪用搞礼堂建设XX万元。鄂西铁矿的储量虽然已经被国家批准，但是知道今天还是没有投入工程施工。

这一些教训说明领导地质勘探的干部要懂得矿山建设以及生产的基本知识，懂的投入产出比，要计算的经济效益。

否则，尽心竭力搞出来的矿石不能为钢铁工业所用，不能投入国民经济建设，多花了许多的冤枉钱。这一切在五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局限所致。

例如鄂西官店铁矿，符合国家规定的富矿标准，含铁量达到45%，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铁矿，可以为武钢解决原来的大问题，但是不利的因素是铁矿含磷比重比较高，铁矿开采出来以后，还要经过选矿工艺降低磷含量才能使用。

由于矿层很薄，平均厚度不到3米，上亿吨的铁矿石呈地毯式分布广大的区间。铁矿要进行开采，就需要大量的采矿坑道，坑道建设需要大量的支撑枕木和钢架。这样下来就是一句俗话，豆腐盘成肉价钱了。坑道建设花费就要大大高于开采铁矿的经济价值。投入产出比严重不符。

鄂西铁矿之火烧坪矿区、官店矿区都存在类似大同小异的问题。同时还存在的问题就是矿区在清江水位以上，

清江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立项建设清江水库，如此一来，水位提高，建设铁矿的必须的铁路无法修建，矿石如何通过水库的水路运输也是一个难题。

所以鄂西的铁矿虽然含量丰富，但是基于以上问题很难解决，始终没有被钢铁行业启用开采。现在就更没单位愿意采用了。武钢已经全面使用澳大利亚铁矿。

一九五八年的中国最不平静的一年就要来到了。

第三十六章 风云突变，合并到四川省地质局

56年至58年在冶金工业部川鄂地质分局工作期间，我住家在重庆小龙坎，机关距离也不远。重庆比起白水河镇来说条件要好多了，我们的小孩就在重庆巴蜀幼儿园上学。

住家附近有一家重庆小面点名叫《跛子面》，其实就是店老板自己有一点脚跛，调侃自己取名而来，跛子面在小龙坎一带非常有名，价格便宜味道了得，连我这个山西人，都被跛子面折服了，每天上班之前必然一大碗跛子面，连店老板都认识我这个山西人。

1963年我调动工作从成都到湖北宜昌，路过重庆的时候，专门到小龙坎想吃一口跛子面，哪里晓得旧地重游，跛子面荡然无存，只有当年的余香依然绕梁三日。

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开始了，我们地质行业也是风云突变，原来准备在重庆安家的想法，没有过几天就不存在了。

时年我们接到了一个冶金部文件，文件全称是冶劳便字（1958）184号文件，文件的大意是：组建四川省冶金地质局，人员构成是在川的冶金地质从业人员。那意思就是以我们冶金工业部川鄂地质分局为主，要组建成为四川省冶金地质局。

我没有看过这个文件，估计是当年1958年钢铁元帅升帐以后，冶金部的成为飞机中的战斗机了，在四川省已经有一个地质局的情况下，还要组建一个四川省冶金地质局。

不久中共四川省委就针锋相对宣布，四川境内的所有行业的地质勘探队伍要统一，这里面有煤炭地质、核工业地质、石油化工地质、冶金地质，全部要归口到四川省地质局。这是两个老大要干架的意思了。

没有过几天，时任冶金工业部川鄂地质分局的党委书记贺风威，派我的成都市四川省委了解请示，我们这支冶金工业部川鄂地质分局的归属和去留的问题。

到了成都，见到了主管工业的书记杨超，关于这个问题杨超胸有成竹，大言不惭说到：是的，四川境内所有的地质行业队伍全部合并到四川省地质局，

这是省委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所有的原来的单位的领导干部，按照原来的任职到四川省地质局任职。那是必须的！

实际上派我到四川省委请示冶金部川鄂地质分局归属问题，就是一个大蛋子，因为这个问题的主管应该是党委一把手，也就是书记。

我本人不知道冶金部要准备组建四川有色地质局，把我派到省委请示归属，实际上是有一点居心叵测，里外不是人。

果然，面对省委书记杨超咄咄逼人的追问，我只能问答，我本人遵从省委的决议，但是这个问题我要请示贺风威书记的意见，因为我不是老大。

电话里面，贺风威书记的火气相当大，非常生气，急吼吼的说：你都同意了表态服从省委决议，我还能说什么？我也觉得委屈，反齿相讥既然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亲自到省委汇报，要派我一个行政副手去？电话里面吵了一个一塌糊涂。

57年反右派以后，党内的生活开始出现不正常的现象，上下级关系当中，对于上级的意见，一般无人冒险反对，人人都想当好人。

当然在面对杨超的提问时候，我也是有问题的，我应该打一个太极拳，对杨超书记说：杨书记您的这个问题，您看是不是这样，我是一个副手，我要请示我的上级贺风威书记。

这不是很好的吗？我干嘛得罪人？去留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话说：关我屁事。

冶金工业部地质局川鄂分局前全体机关干部

我回重庆以后，有关冶金部川鄂地质分局的归属和去留问题引起了滔天的巨浪。因为这关系到每一个职工的切身利益，

特别是中层干部的切身利益。有的因为人事关系，不想跟某某领导在一起混，有的不愿意离开重庆。

冶金工业部也对四川省委的决定不满意，在58年钢铁元帅升帐的强势中，冶金部是相当的强悍。冶金部和四川省委也是吵了一个一塌糊涂，

最后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之下，冶金部和四川省委达成一致意见，对于冶金部川鄂地质分局采取一分为二的措施，通俗的说就是分家，

50%的职工队伍到四川省地质局，另外50%的职工还是归冶金部，冶金部组建冶金部鄂西矿务局，离开重庆到宜昌安家。TMD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分家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领导干部里面，经过冶金部和四川省委协调，由我晋岳带领2000余人的川鄂地质分局职工到四川省地质局，

由周永柏带领余下的职工到宜昌，成立新的冶金部鄂西矿务局。贺风威书记选择留在重庆市，到重庆市委工作。

宜昌当时就是也很小的城市，完全不能和重庆和成都这样的大城市相比。一时间谁到那里去，

又闹了了一个沸沸扬扬，能力强的干部、职工个个都想要。我对到四川省的地质局的职工无所谓，组织安排，愿意去的就去。

四川省地质局坐落在成都市人民北路，距离火车站不远。当时的局长是李亚民。晋岳我任四川省地质局副局长，同时我还兼任核工业部四川铀矿地质队党委书记。

实践证明地质行业的大统一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地质都是地质，但是主攻的方向不同，找矿的方法也不同，

铁矿和铀矿和石油的探勘以及设备都是完全不同的，硬要栽在一起，不利于地质行业的发展，违背地质行业的本身的规律。

就好像钳工，钳工里面细分有机修钳工、模具钳工、装备钳工、维修钳工等等，工作性质不同的，假如要把武钢的钳工全部统一在一起，成立钳工大队，估计连一天都活不下去。

我到任没有几天，就发现李亚民对我是相当的有意见，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的工资比李亚民高出整整一个级别。

李局长经常拿这个话题来挤兑我，我跟李老大多次解释，这是国务院制定的行业工资标准，我就是套用了这个标准，冶金部当时的国家的发展的重中之重，工资高出别的行业同级。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李局长对一个副局长的工资高出他整整一级，始终不能释怀。看来冶金地质和四川地质，我们两个是不能尿到一个壶里的。

李局长对我有意见也就罢了。但是李局长决定采取断然的措施，将原来冶金部川鄂地质分局2000名职工的每年应该升级的工资比例，强行扣下不予增加工资。

把这一部分的工资名额全部加到四川省地质局职工身上，这不是引火烧身，生怕事情闹不大吗？

果然原来冶金部川鄂地质分局的职工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不满的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告状的信件像雪片一样。很多职工无比愤怒的跑来找我。我一看事情不好，唯恐引起更大的争端，决定跳出这个是非圈子。

我不是还在二机部四川核工业地质大队兼任书记吗，我立马到二机部四川地质大队就任去了，实际上我在四川省地质局五年期间，在省局的时间不到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铀矿地质大队。

（贺峰威，后任重庆市渝中区党委书记）
（李亚民，63年调离四川省地质局，就任西安地质研究所党委书记）